浅析苏轼与辛弃疾词风异同

浅析苏轼与辛弃疾词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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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词的发展史上，由于苏轼、辛弃疾打破了晚唐五代和宋代文人惯用的用词佑觞，遣兴，娱宾，写那女恋情和离别惆怅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拓宽了词的艺术领域，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辛弃疾的词都以“豪放”为特征，人们谈论诗词，总喜欢将二人以“苏辛”并称。纵观苏、辛二人的词风，作为豪放派的杰出代表，苏轼奠定了基础，随后辛弃疾把豪放派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可同为豪放派却又不尽相同，就是说，苏辛在词的创作上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有共同性和连续性。但由于作家所处年代，个性，个人经历和和艺术修养不同，因而艺术风格貌似而神异。苏辛二人的作品描绘内容相近；在词语言的使用上都善于用典；词风大抵皆气势清雄，神彩俊迈，纵横挥洒，跌宕昭彰。但是由于二者生活的时代、个人经历、思想性格和内在情感等的不同，他们的词作又显示了鲜明的个性差异，苏轼之旷，辛弃疾之豪，作家的个性风格表露无遗。词风格多样，豪放与婉约各领风骚，作为豪放词风的代表性作家，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辛弃疾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作为豪放词风的开山鼻祖和集大成者，他们的词风有不同的特色，在创作手法、意境、豪放特点以及意象的使用上各有千秋。

关键词：苏轼；辛弃疾；词；豪放派；异同

在词的发展史上，由于苏轼、辛弃疾打破了晚唐五代和宋代文人惯用的用词佑觞，遣兴，娱宾，写那女恋情和离别惆怅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拓宽了词的艺术领域，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辛弃疾的词都以“豪放”为特征，人们谈论诗词，总喜欢将二人以“苏辛”并称。

纵观苏、辛二人的词风，作为豪放派的杰出代表，苏轼奠定了基础，随后辛弃疾把豪放派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可同为豪放派却又不尽相同，就是说，苏辛在词的创作上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有共同性和连续性。但由于作家所处年代，个性，个人经历和和艺术修养不同，因而艺术风格貌似而神异。

苏辛二人都是至情至性的人，他们的作品中有大量词作描绘了当时的农村生活、山河景色、人生情感、文人雅兴，其内容之冲实丰富，情感之饱满飞扬，显示了词人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除了内容相近之外，苏、辛词语言丰富多彩而独具个性，皆善于用典。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如苏词中《江神子·密州出猎》具有较浓厚的叙事性和纪事性，但写射猎打虎的过程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形尽相，而作者用孙权射虎的典故来做替代性的概括描写，就一笔写出了太守一马当先、亲身射虎的英姿。词的下阕用冯唐故事，既表达了作者的壮志，又蕴含着历史人物和自身怀才不遇的隐痛，增强了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如辛词中《虞美人·赋琵琶》列举了“昭君出塞”、“贺老定场”许多有关的典故，且所用典故中情事都与词人内心的情感和生活经历有关，与当时时代特点有关，故典故虽多，却不为事所累，且抒情气氛浓郁。辛词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

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苏、辛词大量运用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苏、辛词风大抵皆气势清雄，神彩俊迈，纵横挥洒，跌宕昭彰。苏、辛两人皆摆脱音律之束缚，畅所欲言，不以曲害意，扩充词之领域。苏、辛的词作都可以遵守词的规律，但也能跳脱。例如东坡词作的断句，以词的句式断或者是依据文义断有不同的味道。苏、辛两人皆突破诗、词界线，援诗入词；亦即俾「词体诗化」也。所谓「以词为词」是指将作诗时使用的体裁、句法也用于作词，使词体诗化，突破了诗词的界线。东坡所作的词全面性的诗体他，以诗入词，内容、形式皆是诗的味道。任何文学最早都是起于民间，如词的原始风貌是质朴的，写风俗民情的，与文人化后词不同。

但由于二者生活的时代、个人经历、思想性格和内在情感等的不同，他们的词作又显示了鲜明的个性差异，苏轼之旷，辛弃疾之豪，作家的个性风格表露无遗。词风格多样，豪放与婉约各领风骚，作为豪放词风的代表性作家，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辛弃疾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作为豪放词风的开山鼻祖和集大成者，他们的词风有不同的特色。苏轼、辛弃疾同属豪放派词人,但苏词在豪放中蕴有清旷之意,较偏于洒脱疏朗,旷达雄放;而辛词则在豪情之外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具体如下：

首先,创作手法不同。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首先将奔腾的长江与飞逝的历史相交织，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引出对雄伟江山的赞美和对英雄人物的追怀。飞逝的流水自古就与流逝的时光紧密相联,而苏轼在此将二者相交织,在空间的壮阔和时间的纵深中,通过写景营造出惊心动魄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引出英雄人物周瑜,追忆其生前事迹,更加衬显出周瑜的风流潇洒、雄姿英才。当年周瑜年仅三十四岁,却已奠定三国鼎立的局面。而此时作者已是四十七岁,华发早生,理想尚未实现,而且又被朝迁贬谪。作者在与英雄的对比中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痛苦之中。但禀性开朗、超脱的苏轼却不愿过多地用痛苦来折磨自己,于是一句“人生如梦”,使他澎湃的内心情感得以平静。词中通过写景来营造氛围,突出英雄形象,再通过两相对比表现诗人的情感。而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重点用叙述的笔法,将千百年来曾在此地出现过的风云人物一一追忆,他们或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或兵败身亡、无所建树。追古思今,以英雄自期的辛弃疾,面对满目疮痍的山河和历史上的成败兴亡,更加觉得责任重大,不由得豪气冲天,道一声“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抒发了自己长期受到压抑的慷慨情怀。词中重点是用叙述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虽然也有写景,但同样是面对长江,作者没有突出去写景,而只是用白描的手法简单地勾勒景物,以千百年不变的景串起千百年变化了的人,而不是像苏词中那样写景是为了大力渲染氛围。前人说“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是对苏、辛二人的创作手法差异性的绝佳评价。

其次,意境不同。由于两者创作手法不同。形成两词在意境上也存在明显差异。苏词中,无论是描写景物,还是追忆英雄事迹,都是为作者抒情服务。雄伟的江山,英雄的伟业,激发了作者的豪情壮志。然而在理想( 历史) 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作者的豪情却化成了一种悲怆。作者在词中把景物描写与人物感情的抒发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雄伟开阔、慷慨悲凉的意境。我们读这首词,仿佛仍能听见作者那催人泪下的叹息声。苏轼这种借景抒情、融情入景的作词方法,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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