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淮阴侯列传》的文章学解读
《史记?淮阴侯列传》的文章学解读
作者：余祖坤
来源：《古典文学知识》2015年第01期
在文本的细读方面，中国古代文章理论家、评点家的敏锐和细腻，非常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可惜的是，中国古代文章学传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遭到了批判和抛弃。就拿《史记》的研究来说，今人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富，但象凌稚隆所辑《史记评林》、吴见思《史记论文》、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牛运震《史记评注》、程馀庆《史记集说》、李景星《史记评议》那样深入文章的肌理、节奏、声调、字句乃至无字句处的精妙分析，现在已成绝响。而当前中国古代文章研究中最突出的问题恰恰就是文本细读的缺乏。因此，为了推进古代文章研究的深入开展，避免结论的模式化和浮泛化，必须充分借鉴中国古代文法理论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尤其是在建构本土化中国文学理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呼声日益增强的情形下，更应如此。
如果运用中国古代文法理论来剖析历来备受争议的《史记·淮阴侯列传》，就足以说明中国古代文法理论的长处和价值。
关于韩信到底有没有反叛刘邦，历来就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他与陈豨密谋反叛，最终被吕后设计逮捕，夷灭宗族，《史记》中记载得明明白白；一种看法则认为韩信没有反叛，《史记》所载韩信与陈豨密谋叛汉不合常理，其真实性值得怀疑，韩信之死实出于刘邦和吕后的迫害，所谓谋反其实是他被强加的罪名。两种意见长期交锋，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形成定论。在前者反驳后者的论据中，极具力量的一点就是：韩信受到知遇之时未反刘邦，并不能说明他在被刘邦猜忌之时不反。王立群先生在“百家讲坛”上讲到这段历史时，就是持这种观点。
为了消除这种争议，必须首先明确一点：“历史”一词一般有三种含义，第一种是指过去的事；第二种指对过去的事的记载；第三种是人们意识中的过去（宁可《史学理论研讨讲义》，鹭江出版社2005年版）。历史著作属于“历史”的第二种含义，而“所有的历史著作（即使是其中最出色的那些）都是对过去的高度简化和浓缩”（[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如果争论的双方都仅据几件有限的历史事件，恐怕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双方都有支撑自己观点的证据。过去的历史事件永远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复原，所以比争论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是，通过细读文本，把握司马迁意识中的那段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大家还承认司马迁是一位负责任的良史，那么他意识中的历史就可以认定为接近真相的历史。
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不同，中国古代文法理论是从几千年中国古代文章创作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关于文章的命意、谋篇、运笔、修词、调声等方面的写作技法理论。古人在行文时，讲究宾主、开阖、详略、虚实、奇正、正反、顺逆、显隐、断续、吞吐、抑扬、浓
淡、疏密、轻重、疾徐等各种艺术辩证法的巧妙搭配。《淮阴侯列传》正是通过“正反”、“详略”、“虚实”等文法范畴的运用，来隐寓其微言大义的。
第一，“正反”是中国古代文法理论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中国古代文章作家十分注重“正”、“反”之间的巧妙搭配，甚至认为反言比正言直叙更具有出奇制胜的效果。《淮阴侯列传》的反言笔法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思想。司马迁在该篇的论赞中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这段话若无痕迹地运用了反言见意的笔法，如果读者仅仅拘泥于字句，那就难免辜负司马迁的一腔苦心。从字面上看，司马迁表达了对韩信的批评，称他背叛朝廷，所以被夷灭宗族是其罪有应得；实际上在该篇的正文中，司马迁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巧妙剪裁和搭配，含蓄隐微地暗示了韩信根本没有反意的事实。清人王又朴指出：
汉王入蜀时，楚强汉弱，而信乃舍楚归汉，登坛一对，胜负之形，如烛照数计，是明于天下大势者，孰如信？虏豹伐赵，击齐败且，无不计定行师，如推枯拉朽，是知己知彼者，又孰如信？乃楚汉相持，数年未解，而信之能，实无有出其右者。两主之命，悬于其手，两利俱存，鼎足可成。此等事机，明哲如信，反有不知之者乎？乃武涉说之，蒯通复说之，信不于此时反，迨天下已集，乃谋叛逆耶？是以于武涉、蒯通两段，皆备述无遗，而于赞内点明此意。曰“不亦宜乎”，盖反言之耳。（清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卷二，清乾隆诗礼堂刻本）
这就是说，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以韩信之才，他完全可以拥兵自立，与项羽、刘邦成鼎足之势，但他没有这样做；而且当武涉、蒯通连番劝其叛汉时，他却断然拒绝，没有动摇。既然韩信在手握重兵、刘邦势力尚弱或面临艰险时都没有反叛，那么他为何偏偏要在汉朝统一天下之后，手中并无兵权之时谋反呢？王又朴又进一步指出：
前叙信寄食南昌亭长、漂母饭信、及受辱于少年诸琐事。后叙信之相报，一一详写，不少遗者，正为信不反汉作证。见信一饭尚报，况遇我厚之汉王乎？以少年之辱己，尚不报其怨，又岂以汉王之厚己，反肯背其恩乎？此亦史公之微意也。（清王又朴《史记七篇读法》卷二，清乾隆诗礼堂刻本）
也就是说，韩信对漂母的一饭之恩尚且终生牢记，并最终予以厚报，他怎么可能忘记刘邦的知遇之恩呢？那个曾使韩信受胯下之辱的少年屠夫，韩信做了楚王，不仅没有杀他，相反却任命他为自己手下的军官。胯下之辱，对于一位军人来说，可谓奇耻大辱，然而韩信尚且以德报怨，以如此宽厚的胸怀，他怎么可能反叛刘邦呢？按照一般的解读模式来看，《史记》中的琐事和细节，乃是颊上添毫之笔，目的是为了刻画历史人物的鲜明性格，将人物写活。这种解释显然过于宽泛。而在王又朴看来，这两个细节的描写，主要还是为了暗示韩信根本不可能反叛刘邦，同时也暗示了作者在论赞部分对韩信的批判，只不过是以反言掩饰内心的难言之隐罢了。
其实，除了王又朴所言之外，尚可补充两点：一是韩信在灭齐之后，向刘邦讨封齐王一事。既然是讨，则表明他并无反志；如果要反，那他还用得着向刘邦讨封吗？二是韩信在与刘
邦讨论诸将统兵之才时，自负地声称自己带兵多多益善，这深深地刺到了刘邦内心最敏感的神经。虽然韩信接着又说刘邦“不能将兵，而善将将”，给刘邦留了颜面，但这显然于事无补。韩信的这番话，表明他虽然用兵如神，但在政治权谋上却是多么单纯，同时也暗示了他内心对刘邦死心踏地，没有防范。透过情节的安排和文本结构的设置，可以发现，司马迁的真实立场是：韩信根本就没有反意，高祖、吕后称其反叛，实为畏惧韩信威胁自己的统治而强加给他的罪名。
其二，文章的“详略”安排，也是解开文本奥妙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于韩信这样一位叱咤风云、功业显赫的将军，可以大书特书的战绩自然是很多的。但是司马迁对韩信的生平事迹，大如定三秦、击楚、破代，奇如以罂缻渡军、以囊沙破齐，只用略写、虚写；却不惜以一千九百余字、几近全文四分之一的篇幅，不避繁复地记载武涉和蒯通对韩信的轮番游说。其目的正是为了暗示，韩信在非常有利的形势之下都没有叛汉自立，怎么可能偏偏要在统一之后背叛刘邦呢？而且，文章巧借武涉和蒯通的劝诱之辞，引出韩信斩钉截铁的回绝之言：“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这些话，正是为了反照论赞中对韩信的“批评”之语，从而暗示读者：韩信为人坦荡，甚至近于单纯，他对刘邦深怀感恩之心，没有造反之意。
其三，“虚实”也是中国古代文法理论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其基本内涵包括化实为虚、化虚为实、虚实相生等文章观念。古人认为，为文如用兵，虚虚实实，神鬼莫测，方能称为高手。一个高明的作家在记载事实时，故意卖个破绽，以虚为实，那么他肯定是别有用意的。这个破绽，乃是一种巧妙的暗示，其目的是提醒读者思考作者难以言传的弦外之音。《淮阴侯列传》中有两处记载是产生争议的关键所在：一是刘邦巡狩云梦时，韩信“欲发兵反”；二是韩信被降职为淮阴侯之后，与陈豨密谋叛汉。这是有的学者认为韩信确有反叛之实的依据。然而，这两处记载恐非事实的真相。关于前者，读者不要忘了，刘邦虽然设计擒了韩信，但很快就放了他。这一事件，明显表明所谓韩信“欲发兵反”纯属子虚乌有。如果真有其事，刘邦岂能放虎归山？至于后者，司马迁在文中交代韩信与陈豨是密谋。既是密谋，他人何以听见？所以这处记载也是不太可靠的。其实这两件事，司马迁自己肯定是不信的，而他之所以那样记载，只不过是迫于专制的淫威，假意站在汉王朝的立场上，借以掩饰自己内心的真实意图。所以，这两处细节，与司马迁力主韩信未反的深层心理并不矛盾。如果读者明白这是一种自掩笔墨的文法，那么就不至于被字面的假象所误导了。
此外，古人常将文体比作人体，认为文章的各个部分，就像人体的各个部位一样，是血脉贯通、息息相关的。《史记》善于运用旁见侧出之法，将此处不便明言之语，通过彼处之文映射而出。对于韩信究竟有无反叛之事，不能仅仅拘泥于韩信本传，还必须从《史记》的全局着眼，寻找事实的真相。《季布栾布列传》中记载，刘邦借谋反的罪名杀了彭越之后，栾布说：“今陛下一征兵于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为反，反形未见，以苛小案诛灭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这番话，可谓将刘邦的阴暗心理揭露无遗，但刘邦不仅没有降罪于他，相反任命他为都尉。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彭越之死，实出于刘邦猜忌功臣的狭隘心理和刻薄寡恩的残酷本性。刘邦既然容不下彭越，那他当然也容不下本事更大的韩信。栾布之言，其实也从侧面透露了韩信之死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