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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三个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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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三个向度作者:宋晓轩

来源:《西部论丛》2017年第09期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践行这一理论倡导需要对“为人民”范畴的当代衍变进行价值重构,厘清“为人民”创作服务的对象,确立“为

人民”创作的正确方法;需要精英意识与平民意识的有效整合,在二者的平衡中实现文艺审美价值的最大化;需要以理性平和的心态与开放包容的胸怀看待先锋探索与亚文化的繁荣,将其纳入现代性的问题范畴内进行考察。三个向度相互贯通,最终指向实现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奋斗目标。

关键词:为人民精英意识平民意识理性平和开放包容

一、“为人民”范畴的当代衍变与价值重构

众所周知,最早系统性阐释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是毛泽东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隔70余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召开文艺座谈会,核心指向依旧是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因此不免容易引起人们对两次座谈会精神的混淆,甚至单方面将北京座谈会视为延安座谈会思想的延续、重述、激活与回潮。其实,两次会议在相似外表下有着重要不同,如果简单粗暴地将二者等同,不仅遮蔽了本次座谈会的重要思想理论资源,阻碍了对当前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过程中凸显问题的深入挖掘与探寻,更限制了对深层次痼疾的反思,进而影响对讲话精神的深入领会与全面贯彻。通过仔细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时代背景、现实需求、学理建构、理论倡导、价值取向等方面,两次会议存在细微差异,而这些差异是考察当前文艺的重要文化因子,折射着时代变迁背景下中国文艺的历史流变与现实转向。

在这些差异中,最显著的是“人民”范畴的衍变及其价值的重构。具体来说,按照毛泽东的阐释,延安时期文艺服务的对象是“人民”,这个“人民”范畴的核心指向是“工农兵”,而当前文艺服务对象的“人民”则囊括社会各个阶层,后者的范畴明显大于前者。在不同范畴的统摄下必然导致更为深层次的差异:延安时期注重文艺的战斗性和宣传作用,把文艺作为鼓励战斗的武器,“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1]而当前,文艺的作用更专注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2]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换言之,前者注重文艺的工具性,后者倾向文艺的人文性,前者把文艺作为民族解放的思想武器,后者则把文艺视为提升国民素质的精神源泉;前者凸显着浓郁的功利性色彩,后者是以功利性为前提的非功利审美价值追寻;前者把文艺投射到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中,后者把文艺置于民族复兴的时代任务下;前者致力于把文艺纳入到为政治服务的统摄之下,后者专注于文艺的自由发展,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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