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答复
解读十二五规划：加强社会建设 保障改善民生
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途径。“十二五”时期，我们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在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近年来，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重视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果；全面实行真正免费的义务教育；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制定和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教育、人才规划纲要，等等。但同时也要注意到，相对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言，社会事业发展仍相对滞后。
社会建设是一举托两头的大事，既有利于改善民生，又有利于发展经济。我国发展到今天，社会事业这块“短板”如不尽快补上，就会拖经济发展、扩大内需的后腿。现在，我们既需要也有条件加强社会建设。我们一定要把推进社会领域发展改革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和公共财政支出的优先方向，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与全面进步，增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能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我们必须坚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要把促进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均等化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和内容。要把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提高政府保障能力，建立健全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符合国情，就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要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相适应，把握好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关系；比较完整，就是这一体系应该包括涉及基本民生保障的各个主要领域；覆盖城乡，就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既覆盖城镇居民，也覆盖农村居民，特别是社会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要实现城乡全覆盖，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和个人账户跨省域可接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持
续，就是制度的设计和财力的保障，要形成一种常规的、长效的机制，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随着国力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应当区分“基本”和“非基本”两类性质的服务。保基本，应做到广覆盖、可持续，使保障范围逐步覆盖城乡全体居民，在保障标准上，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刚开始可以低一些，以后再随着发展而逐步提高，增强政策的可持续性，使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能够长期运行下去。非基本的部分，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逐步完善调控办法，通过发展相关行业，满足多层次、个性化的需求。
加强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应当从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推进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重点民生工程，着力构建社会保障安全网。近年开始实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必须深入推进。要坚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促进充分就业。要加强政策支持和就业指导，着力做好重点人群就业工作。要发挥政府、工会和企业作用，努力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建立和谐劳动关系。要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都能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要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基本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扩大覆盖范围、提高保障水平、提高统筹层次和实现制度统一等方面迈出更大的实质性步伐。要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逐步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要重点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等改革，让人民群众享受医改工作的重大阶段性成果，增强他们对医改的信心和满意度。要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和水平。要强化各级政府职责，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继续推进廉租住房建设，加快棚户区改造，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给，通过建机制做到保基本、促公平、可持续，形成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加强社会建设，保障改善民生，还要着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建设是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加强文化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要适应群众文化需求新变化新要求，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使精神文化产品和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立足当代中国实践，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提高文化产品质量，创作生产更多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精品；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手段，引导人们知荣辱、讲正气、尽义务，形成扶正祛邪、惩恶扬善的社会风气。与此同时，还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文化发展活力。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的必然选择
1.供求格局变化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市场供求格局的变化是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因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市场供求格局经历了两次深刻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市场供求格局基本上处于“供不应求”或者称为“卖方市场”的状况。这个格局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重点是增加供给，尽可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在“供不应求”的市场供求格局下，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都可以卖出去，都能够赚到钱，使转变增长方式和提高经济效益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的扩大，经济的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市场供求格局发生了第一次深刻变化，绝大部分商品由“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但是，这时的“供过于求”是一种低水平的“买方市场”。人民群众和各项事业并不缺少“购买愿望”，而是缺少“购买能力”。出现低水平“买方市场”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我国的经济实力弱，居民收入水平低。例如，在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的1995年，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只有5.98万亿元，国家财政总收入只有6242.2亿元，国家外汇储备只有735.97亿美元，分别仅相当于200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总收入、国家外汇储备的17.7％、9.1％、3.1％，许多想办又应该办的事情受国家财力的制约而办不了。199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5049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仅相当于605美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分别只有3538元和1310元，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0.1％和58.6％，绝大多数居民除了购买基本生活用品以外，还买不
起更多的其他商品。这就造成国内需求严重不足，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经过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逐步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加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积累购买能力。要做到这点，必须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大力发展经济效益相对较高的工业；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开拓需求规模巨大的国际市场。实践表明，这种发展方式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1996年到2008年期间，虽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向，但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6％，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4月22日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的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15美元。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1978年只有190美元，1997年达到750美元，2001年突破1000美元，2008年达到2770美元。在世界银行209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我国居世界的位次由1997年的145位提升到130位。2009年我国的国家财政收入达到6.85万亿元，是1995年的10.9倍；外汇储备2.4万亿美元，是1995年的32.5倍；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59.77万亿美元，是1995年11.1倍。国家经济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7175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5153元，扣除价格变化因素后，分别是1995年的3.1倍和2.2倍，居民生活大幅度改善。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市场供求格局的第二次变化，不仅主要商品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国内的资金也出现“供过于求”。1993年我国金融机构的存款还不能满足贷款的需要，存在一定的存差。1994年实现存贷款基本平衡。1995年出现少量存差，只有3338亿元。之后，存差不断扩大，2009年达到19.8万亿元。
如何认识大量存差存在?从需求角度分析，一方面表明，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了比较雄厚的国内购买力，为扩大国内需求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表明，大量国内需求没有得到有效利用。2008年，美国、印度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分别为92％、88％，而同期我国这一比重仅为72.8％。在内需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过多地依靠外需，开拓越来越广阔的国际市场。例如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90年只有29.8％，1995年提高到38.7％，2007年达到64.4％。2008年和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n向，这个比重略有下降，但仍然在60％以上。总体来看，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非常高.而外需的扩大主要依赖工业产品的出口。在货物出口总额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2008年为94.6％，如果
加上初级产品中经过工业加工的产品，如非食用原料、燃料、饮料及烟草等，工业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更高。
从供给角度分析，一方面表明，我国生产规模已经居世界前列。另一方面表明，我国生产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例如，第二产业发展很快，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1990年为41.3％，1995年以后始终保持在45％以上，2008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48.6％。而第一产业仍然比较薄弱，第三产业发展不足。2009年我国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6％。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近年来，中等收入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为53％，高收入国家第三产业比重为72.5％，低收入国家第三产业比重为46.1％，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明显滞后。即使发展较快的第二产业，也存在内部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非常突出。不仅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产能过剩，多晶硅、风电装备等技术含量较高行业的产能也出现明显的过剩倾向。这些产能在国内消化不了，只能在国际市场找出路。
从发展角度看，对外依存度提高和工业的快速发展，都是经济水平提高的成果。但是，对外依存度过高、工业发展过快，必然导致内外需之间、各产业间不协调，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严重)中击了我国经济发展，暴露出发展方式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稳定性，就必须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2.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要求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和信息网络技术发展迅猛，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推进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加快了国际产业调整和资本流动。这一轮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调整的最大特点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分别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转移。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环节，如研发、设计、销售、资本运作等属于服务性行业的生产环节在发达国家得到迅速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如一般零部件加工、成品组装等属于制造业的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推进了全球经济发展，并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国际经济格局出现上述变化的时期，也正是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加快经济发展，积累经济实力的时期，为我国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我们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把握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机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正是由于我们把握住了这个机遇，我国在吸引外商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加快经
济发展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2009年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中击，我国货物出口额仍然达1.2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货物进口额达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
但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调整形成的“美欧研发、亚洲制造”、“亚洲生产、美欧消费”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也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对我国来说，遇到的突出问题之一是，虽然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生产基地。截止到2008年，已经有210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其中，粗钢产量占世界钢总产量的1／3，煤炭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8％、水泥产量超过45％。但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和世界名牌。我国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我国纺织服装出口占全球纺织服装贸易总额的24％，但自主品牌不足1％，且没有一个世界名牌。我国彩色电视机、手机、台式计算机、DVD播放机等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但是关键芯片依赖进口。我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一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低端，承接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资源消耗量大，污染排放较多的产业、产品和生产环节。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强国。
由于研发、设计、销售特别是资本运作等服务环节过于集中在发达国家，给他们带来丰厚收益的同时，使越来越多的资金从实体经济游离出来，并与金融衍生品结合，形成巨大的虚拟资本。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减少了本国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增加了就业困难。这种格局造成全球经济失衡，加大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有的世界产业格局和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各国开始着手调整世界经济格局。发达国家在加强金融监管，稳定发展服务经济的同时，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不惜利用各种手段，包括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推动本国制造业发展，以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国内社会矛盾。例如，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统计，截止到2009年11月19日，2009年美国采取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共17起，其中针对中国的有15起。延长期限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7起，其中针对中国的4起。针对的产品主要是不锈钢管、草地维护设备、厨房用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我国已经成为美国贸易保护的最大受害国。同时，我国也是欧盟国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首位受害对象。发达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时，进一步调
整产业和科技发展战略，增加科技研发投入，试图在后危机时代继续保持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有利地位，进一步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例如.美国推进绿色复苏计划，奥巴马政府对汽车工业进行救助时，要求企业必须改进技术，加快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欧洲国家实行绿色技术研发计划，把发展可再生能源和低碳经济作为刺激需求的重点。
从历史经验看，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促进科技的发展，也会加快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利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机会.尽快提高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科技水平，尽快摆脱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则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处于被动的地步。我们要想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有利位置，赢得创新优势，就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3.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要求转变发展方式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加快经济发展，主要借助低价格、低成本赢得市场，包括利用低价的资源、低标准的环境保护吸引投资和工业项目，加快发展。这种发展方式在经济规模较小时，在一定时期内我们还可以承受。但是，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发展水平的提高，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目前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程度。主要由于：一是我国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我国人均土地面积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35.9％，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25％，铁矿石、石油、天然气等重要战略资源的人均水平更低。国内已经探明储量的铁矿、铜矿等一些重要战略资源的矿山中，相当一部分开采条件不好，矿石品位低，加工难度大。资源分布不均。例如煤炭资源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山西、内蒙古、新疆等省区，其他地区的资源不足以满足当地经济发展需要。水资源南方非常充沛，北方大部分地区水资源紧张。资源分布不均必然带来运输和调度成本较高。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资源消耗量越来越大，2008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达29.14亿吨标准煤，为1990年的2.95倍。2009年消耗钢材6亿多吨，水泥16亿多吨、平板玻璃近6亿重量箱、10种有色金属3000万吨左右，乙烯2000万吨左右。这种状况使国内资源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价格上涨不可避免。二是国际市场资源价格上涨。为了缓解国内资源短缺的矛盾，必须进口资源性产品。近年来，我国资源性产品的进口量快速增长。2009年进口原油2.04亿吨，成品油3696万吨，铁矿石及其精矿6.3亿吨，氧化铝514万吨，铜及铜材429万吨，分别比2000年的进口量增长了1.9倍、1.05倍、8.0倍、1.7倍和1.8倍。有些重要资源的对外依存度相当高。例如，铁矿
石、原油的进口量已占国内消费总量的50％以上。而国际市场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持续上涨，例如近年铁矿石每年提价幅度都在50％以上，与其相关的海运价格也随之上涨。国际市场资源价格的上涨必然推动国内资源价格的上涨。三是我国资源价格改革势在必行。以往我国能够凭借低成本的资源吸引外资的重要原因是，资源价格不仅没有反映资源供求关系，更没有包括资源开采和使用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以及用于修复生态环境的成本。资源价格的不合理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浪费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排放二氧化碳较多的国家，在环境和气候问题上面临着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尤其是人口和工业高度集中的东部沿海一些地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极限，经济发展同资源环境的矛盾非常突出。四是人民群众要求改善生态环境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人民群众过上小康生活后，希望生产生活在优美宜居的生态环境中，获得清洁的水、清新的空气，绿色的空间。而低价资源和过度开采、使用浪费，严重恶化了生态环境，与人民群众的愿望相悖。
4.人民群众需求的变化要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我国经济发展不仅依赖于过低价格的资源环境成本，还依赖于过低工资水平的劳动力。低价的劳动力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形成这个优势主要由于我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数量供过于求。城镇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1000万人以上，再加上失业人员、退役军人等，需要就业的城镇劳动力超过2000万人。近年来，这些新增加的劳动力中，大学毕业生就有500多万人。农村还有1.5亿人以上的富余劳动力需要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但每年新增加的就业岗位只有1000多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况决定了我国相当长时期内还会保持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
但是，在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后，以往维持劳动力成本低的条件开始发展变化。一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要求已经发生变化，不仅要求进一步提高收入水平，还要求公平地分享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拥有平等参与工资协商的权力。二是农民工素质发生根本性变化。大量农民工的存在是以往能够维持低劳动力成本的重要社会基础之一。但是，近年来，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80后”、“90后”农村青年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追求平等、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较强。他们不希望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忍受屈辱和不平等的待遇，在城里挣钱后返回农村生活，而
是希望成为一个平等的城市居民，公平享受公共服务，有尊严地生活。三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政府不断完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并先后出台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这些措施必然推动企业工资的上涨和收入分配向劳动者倾斜。四是沿海地区的企业为了解决招工困难问题，稳住职工队伍，陆续提高职工工资。有的企业提高幅度达到30％以上。这些措施的示范效应将可能带动职工收入水平的提高。
上述变化，归根到底是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利用低工资、低社会成本提高竞争力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劳动力成本上升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要坚持以人为本，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必须改变以往依靠低劳动力成本发展经济的方式。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我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正在逐步被新发展起来的国家所代替。由于我国地域广阔，低成本的优势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是，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提高后，这个优势仍然会逐步转移到其他国家。需要我们利用现在的时机，推进经济发展方式从依靠低成本劳动投入向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变。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重点
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着重推进三个方面的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 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 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
经略海洋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新时期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重大战略举措。目前，我国海洋经济形势和安全形势都面临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在海洋开发和海洋资源利用需求空前增大的同时，海洋权益争端也愈益突出，经略海洋的全局谋划显得更为重要。在这方面，如何认识和处理好与东盟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无疑是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
我国与东盟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主要集中在南海，且涉及六国七方。近年来，我国在“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的指导下，积极改善与东盟国家关系，双方有了更多共识，取得了显著成果。2002年，中国和东盟共同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在南海开展务实合作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中菲双方签署了在双方争议地区共同勘探油气资源的协议。最近，中国、菲律宾和越南的3家石油公司又在马尼拉签署了《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这些都是对“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主张的有益实践，也是落实中国与东盟《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
然而，历史遗留问题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南海争端不仅涉及有关国家重大的经济利益，而且涉及重大的战略利益，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争端，尚需时日。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南海的海洋权益争端，在新形势下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需要我们从战略的高度重新加以认识，并采取妥善的处理办法。
一、南海争端已成为战略伙伴之间的争端
随着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不断发展，南海争端的主体关系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这对解决相互争端的方式带来了更多的限制，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中国和东盟在政治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十分活跃，取得重大进展。1999年~2000年，中国与所有东盟成员国分别签署了面向21世纪的双边关系框架文件。2002年11月，双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基本缓解了双方在地区安全上的最大争端。2003年10月，中国作为东南亚区外大国第一个正式加入了东盟的政治条约《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同时双方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国第一次同一个地区结成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意味着中国同东盟将永做好邻居、好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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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盟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标志着双方的政治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并要求彼此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当然，这种关系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双方历史遗留问题“一风吹”，而是在解决包括海洋权益争端等具有重大纷争的问题上，需要更多地考虑双方的政治利益和长远战略利益，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共赢”的解决方案。
长期以来，中国在睦邻友好政策的指引下，始终坚持通过谈判和协商的方式，妥善解决与周边邻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和边界领土争端。对于东盟国家而言，中国表现出更大的诚意、耐心和忍让，这种付出最终赢得了东盟国家的信任，并开拓了双方关系的新局面。中国与东盟从普通对话关系，逐步发展成为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国长期奉行睦邻友好政策的必然结果。这种关系的确立，也使得南海争端的解决必须纳入双方进行战略合作的范畴来加以考虑，必须在平等、互利、协商、互信的原则基础上加以解决。
立足于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解决南海争端，对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有着重大影响。最近几年，随着台湾政治局势的变化，“台独”的危险性明显上升，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受到严重挑战。前些时，台湾国民党和亲民党高层领导相继访问大陆，虽然对缓和两岸
一触即发的形势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台湾当局并未对此作出应有的回应，“台独”势力依然嚣张。在此情况下，台湾当局推行所谓“南向政策”，将东盟国家作为对外交往重点，以“扩大台湾在国际的生存空间”的图谋不会改变。也鉴于此，巩固和发展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大局出发，妥善处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南海争端，显得尤为重要。
最近，***主席在出访印尼、菲律宾和文莱三国时，再一次重申了中国解决南海争端的原则立场。强调要使南海成为“友谊之海”“合作之海”，这是对中国解决南海争端政策的重大宣示，也是在新形势下推进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之举。只要双方着眼于发展战略伙伴关系这个大局，共同在南海开展务实合作，就能有效缓解和逐步解决双方的海洋权益争端。
二、南海经济利益纷争需服从整个区域经济合作大局
海洋权益争端往往与经济利益纷争紧密联系，南海的情况同样如此。南海所蕴藏的丰富的油气资源，既是南海周边国家关注这一地区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南海权益争端的主要诱因。20世纪70年代以前，南海相对来说是“平静之海”，周边国家并没有提出自己的主权要求。然而，随着南海油气资源的发现，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南海周边国家开始纷纷染指这一海域，最终使南海成为“争议之海”。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南沙西南直到沙捞越的广大地区，是亚洲大陆架３个最大的贮油地区之一。南海地区的曾母盆地、沙巴盆地、万安盆地的石油储量丰富，估计总储量将近200亿吨，是世界上尚待开发的大型油藏之一，其中有一半以上储量分布在中国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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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周边某些国家自从涉足这一海域后，短短十几年时间，已从南海获取了重大经济利益，有的甚至从贫油国变成了油气资源出口国。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周边国家已经在南沙海域钻井1000多口，发现含油气构造200余个和油气田180个（其中油田101个、气田79个），1999年年产石油4043万吨、天然气310亿立方米，分别是我国1999年整个近海石油年产量和天然气产量的2.5倍和7倍。
毋庸讳言，中国在南海同样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在中国加速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南海的丰富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对中国这样一个逐步迈向工业化的大国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然而，经济利益取舍也有一个两权相衡取其重的问题。中国和东盟在南海存在经济利益纷争，但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又有着重大的共同利益，这就需要我们作出必要的抉择。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经济
合作发展迅速，成果喜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于今年全面启动，并计划于２０１０年如期完成。它将以拥有２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和１．２万亿美元贸易总额成为继北美、欧洲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同时，最近几年中国和东盟在双边贸易、相互投资、承包劳务等领域也取得了长足发展。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３年，双边贸易额达７８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２．８％。2004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突破１０００亿美元。东盟已连续１１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
１０００亿美元，这意味着可为双方创造数百万个就业岗位，为各自国家的ＧＤＰ做出重要贡献。由于优势互补，东盟国家与中国的互利互惠的经济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力。东盟国家的石油、天然气、橡胶、木材及木制品、矿产、棕桐油和热带水果等丰富的自然资源，将有力地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中国许多物美价廉的商品，也十分适合这个具有５亿人口的大市场。随着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双方的经济合作领域也将不断向纵深发展。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应从国家整体利益和地区经济合作大局出发，把南海的经济利益纷争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来加以解决。政治上我们主张求同存异，经济上也应“抓大放小”。当然，就南海的情况看，这种部分的“放”是不得以而为之，“小”也是相对于整个区域经济合作的整体利益而言。积极促进南海共同开发，目的也是在于立足现有条件努力获取这一地区的最大经济利益。
三、采取可行措施促进南海共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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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南海的共同开发进程已经启动，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涉及有关国家经济利害关系的问题，不会顺顺当当地解决，其间必然会有曲折和反复。这就需要我们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争取把已经启动的共同开发进程稳步推向前进。
一是要坚持循序渐进的方针。共同开发不可能在全部海域和所有相关国家间同时展开，应以双边合作为主，重点海域为主，突破一点，逐步推开。在此基础上，通过谈判和协商方式，把共同开发领域扩展到双方存有争议且由对方控制的海域，逐步扩大共同开发的规模。
二是要从相对便于合作的领域开始。可以先从共同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海洋资源调查、海洋环保、海上勘探等领域入手，实现资源、资料共享，提高双方的信任度和依存度，为最终实现共同开采创造条件，打好基础。
三是要积极引入国际合作机制。南海争端的现状，早就超出了任何一国可以控制、可以改变的局面，
南海开发“国际化”态势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应当顺势而上，积极引入国际合作机制，不仅当事国之间开展合作，而且要吸引国际上大的财团、油气资源勘探和开采公司介入南海的共同开发，成立多边、多国和多方的合作实体，造成共同开发的有利氛围，形成集约化的生产、开采规模，从而带动整个南海海域的共同开发。
四是要争取“以我为主”的进行共同开发。目前，我国在南海的石油资源开发仅限于近海海域，距离南海有争议的海域还很远。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南海石油开发受制于技术、资金和后勤保障的制约。因此，国家应当加大这方面的投入，积极扶持“中海油”等相关公司逐步提升远海石油开发能力，使其成为南海共同开发的重要力量，从而为全面推进这一地区的共同开发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