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锡麟
徐锡麟：洒在曙光里的滚烫热血
徐锡麟出生在绍兴东浦的一个名门望族。他的父亲徐凤鸣秀才出身，当过县吏，家有田地百余亩，在绍兴城里开有“天生绸庄”和“泰生油栈”两家商铺，是当地颇有声望的士绅。徐锡麟兄弟六人，姐妹四人，他是长子。他自幼“器物过手，辄破坏之”，常常遭到父亲的叱责处罚。12岁那年，为了找和尚“学武功”而钻进深山一去无踪，家里费大力气将其找回，严加约束。1903年他在日本东京出资赞助浙江留日学生会和营救章炳麟出狱，回国后毫无顾忌地宣传排满，吓破了他父亲的胆，与他断绝了关系。
但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的叛逆者，同时也拥有着极高的天赋，中过秀才，又在乡试中被列入“副榜”。他喜欢读书，特别喜爱天文数理，常常拿着自制的“望远镜”夜观天象，绘有不少天象图，并自己动手做了个浑天仪，直径有三尺，上缀群星，十分精细。后来在担任绍兴府中学堂副监督期间，还亲自教授代数、天文、地理等科目，是中国最早开始自编教材教授自然科学知识的教师之一。
“按照这样的家庭出身与资质，徐锡麟如果没有参加革命，完全可以是一个锦衣玉食、前途光明的人。但他却为了民族大义放弃了家庭，成为了一个义无返顾的旧民主主义激进革命家。”绍兴文史专家林文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徐锡麟。
创办“热诚学堂”
保卫大善寺
1903年，在日本接受了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教育，并逐步确立起“反清革命，民主共和”志向的徐锡麟回到绍兴后，认识到革命应该从创办学堂、培育人才入手，随即在家乡东浦创办了一所新式学堂，并为学堂写了一副对联：有热心者可与共学，具诚意者得入斯堂。取上下联各一字，命名为“热诚学堂”。除文化课外，专门增设兵式体操课，进行军事训练。
当时，他一面在绍兴府学堂任教，一面在热诚学堂兼课，每天往返于绍兴和东浦之间，十分忙碌。早上晨操毕，去绍兴府学堂教课和处理校务，午后回热诚学堂，步行往返，风雨无阻。他在授课时，经常介绍时事政治，宣传革命，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后来热诚学堂一度成为绍兴光复会的活动基地。
除了热心办学，徐锡麟还亲身参与了一场保卫大善寺的革命活动。那是1904
年夏天，法国天主教会勾结绍兴官府，私订“契约”，企图强占大善寺改建为教堂，绍兴百姓群情激愤，但“绍兴名族士大夫皆怒，弗敢言”。徐锡麟得知这一消息时，正身患虐疾，卧病在自己开设的“特别书局”，但他不顾一切，跃身而起，身裹棉被，立即赶往大善寺，并沿途号召人们到大善寺集会抗议。“从大江桥至清道桥止
之商号，全体起而响应”，人们纷纷拥向大善寺，清朝官府和法国传教士见群情激愤，知众怒难犯，不得不退缩了，大善寺才得以保全。
先加入光复会，再创办“大通学堂”
1904年底，长江下游第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光复会成立，蔡元培任会长。徐锡麟闻讯后前往上海拜访蔡元培，当天陶成章也在蔡住处。蔡和陶向徐介绍了国内的革命动向，以及光复会的组织经过和奋斗目标。徐当场表达了自己投身革命的决心，同时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加入了光复会。
当时浙江各地的会党十分活跃，在反清统治和“仇洋灭教”的斗争中显示了巨大力量。但这些会党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如何把分散的会党组织、联络起来，引导到光复会组织中来，实现民主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摆在光复会面前的重要课题。于是，徐锡麟从上海回来后，马上召集志士、挚友一起商量，收集会党情况，并不顾严寒，亲自带领几名学生到各地会晤会党首领。历时两月，徒步寻访了嵊县、诸暨、东阳、金华、缙云等各地会党，结识了竺绍康、王金发等会党首领，联络进步人士，发展会员，扩大了组织，使光复会成为浙江反清革命的领导核心。
在与各地会党联络中，徐锡麟发现，虽然会党众多，也有一定势力，但明显素质偏低，要想联合各派并发挥作用，必须加以培训和教导。因此，徐锡麟萌生了创办一所“武备学校”以培训会党骨干的想法。“应该说，从成立大通学堂的创意、选址、说服富商许仲卿出资，到后来邀请秋瑾主持大通学堂，都主要是徐锡麟的功劳。”绍兴文史专家林文彪认为，大通学堂的创立，是辛亥革命史甚至是整个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十分耀眼的闪光点，它的历史贡献可以与后来的黄浦军校相媲美。而在徐锡麟等人的努力下，大通学堂成了当时的革命指挥中枢，徐锡麟也成了光复会的实际领袖之一。
打进官场闹革命
策划“安庆起义”
为了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徐锡麟与陶成章等革命志士反复讨论，寻求良策，最后议定“捐官学习陆军，谋握军权”，“捣穴覆巢”之计。因为近视的原因，徐锡麟去日本军校学习计划受挫，只得改走“打入官场”之路，于是便通过表叔俞廉三（曾任山西巡抚，安徽巡抚恩铭曾是俞手下任职）捐得“道台”衔。
1906年，徐锡麟赴安徽候任。恩铭一直对俞廉三执门生礼，读过老师的信，就毫不迟疑地给这个通过“纳捐”而获得道员身份的徐锡麟在武备学堂安排了一个“会办”的管理职位。但恩铭哪里能知道，这个徐锡麟的名字今后将和他恩铭的名字紧密连在一起，以“徐锡麟刺恩铭”的历史故事代代流传。买官进入体制内，为的是在内部找机会推翻这个体制。徐锡麟及他的几个同志，算是历史上最独特的买官跑官者了。
到达安庆后，徐锡麟在武备学堂会办的岗位上卖力经营校务，以图恩铭信任、提拔，取得更加有利的位置，一边暗中紧锣密鼓地筹备起计划中的大事。因他是老师俞廉三推荐而来，恩铭对他自是毫不怀疑，还很欣赏他的办学成绩。1907年初，徐锡麟如愿以偿地被恩铭提升为巡警学堂会办兼巡警处会办。巡警学堂对安徽省来说十分重要，负责这个学堂，不愁没有机会接触恩铭这个皖省头号大员；另外，这个学堂的学生都是带枪的，教育好了他们，就是起事的基本力量。
1907年7月6日（农历五月廿六），一场震惊中外的革命风暴爆发了。安徽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上，安徽巡抚恩铭在礼堂居中落座，藩、臬、学、道、府、县各官员分坐两旁。徐锡麟上前行礼，并大声报告：“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一旁的革命党人陈伯平即上前向恩铭扔去一颗炸弹，未炸。徐锡麟随即从靴统内拔出两支手枪向恩铭射击。一阵枪战后，恩铭身中七枪而亡。徐锡麟率陈伯平、马宗汉带领起义学生，直奔抚署。途中遇敌阻击，转而前往安庆军械所。由于起义仓促，准备不足，激战四五小时后，寡不敌众而失败。
在审讯中，代理巡抚冯煦问徐锡麟；“恩抚台待你很好，为什么要谋害他？”徐锡麟的回答是：“恩铭待我很好，这只是个人私恩，而我杀恩铭是排满公理。”当晚，在安庆抚院东辕门外刑场，徐锡麟被剖腹挖心。挖出的心脏先祭祀恩铭的“在天之灵”，再由恩铭的卫兵们将这颗心脏炒熟下酒。
徐家立下家规
子孙永不得从事政治
“起义失败，爷爷惨遭杀害，消息传到家里，亲人们悲恐交加。因为当时流传株灭九族之说。太爷爷连夜遣散家人，四处逃匿。奶奶（王振汉）带着刚满周岁的我爸爸（徐学文），在三爷爷（徐锡麒）的护送下逃往日本，才幸免于难。太爷爷而后自行去县衙投案，后在众多富绅联保下获释。”今年87岁的徐乃英是徐锡麟的长孙女，她告诉记者，爷爷牺牲时，她爸爸（即爷爷唯一的儿子）当时离满周岁还差3天，很多有关爷爷的事情大多是小时候听长辈说的。险遭灭族之灾的徐家从此立下家规：凡我徐家子孙永不得从事政治，只求学问，会一技之长。并留下一副家训对联：“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并作为她爸爸一代起的辈份字（名字中第二个字），代代传承，不得忘怀。
皖浙起失虽然失败了，但激起了各地革命党人的斗志，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在日本东京，革命党人隆重举行追悼会，章炳麟宣读了亲自撰写的悲壮悼辞，介绍烈士光辉的革命业绩。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亲来杭州致祭，他说：“光复会有徐锡麟之杀恩铭，其功表见于天下”，并亲写一副挽联哀悼：“丹心一点祭余肉，白骨三年死后香。”蔡元培为徐锡麟烈士墓撰写《碑记》，颂扬烈士的英雄壮举。而绍兴文史专家林文彪也认为，皖浙起义是辛亥革命时期最重要的起义之一，其意义和影响不亚于黄花岗起义。它不仅大大激励了人们推翻清朝的斗志，使得清朝高官人人自危，更使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离死期越来越近了。
徐锡麟行刑前神色平静
光复会领导人以及在日本的部分会员（右一为徐锡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