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库

最新最全的文档下载
当前位置:文档库 > 简述中央苏区时的反腐败经验

简述中央苏区时的反腐败经验

简述中央苏区时的反腐败经验

从1932年2月起到1934年10月,局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领导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并取得重大成效。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的成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认真学习、研究、总结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搞好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央苏区面临的反腐败任务及反腐实践

1931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建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成立后的苏维埃政权由于处在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的侵蚀骚扰之中,又加之苏维埃制度上的不完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在苏区出现,其主要表现在:一是贪污,“各级政府工作人员随便可以乱用隐报存款,吞没公款,对所没收来的东西(如金银物品等)随便据为己有。” [1]二是浪费,1932年以前“各级政府浪费的情形实在惊人,一乡每月可用至数百元,一区可用数千元,一县甚至用万元以上。”[2]三是任用私人,以权谋私。“干部的提拔引进,不是经过一定的组织系统,从政治上斗争中工作表现上去选择,分配工作无原则与标准,而是派别观念,感情关系,地方主义,往往许多来历不明的分子,可以由一个负责同志的‘保荐’甚至不经过任何手续,而随便拉到党的机关里来。”[3]

腐败行为的发生破坏党群关系,危害着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如不引起高度警觉,势必因自腐而脱离群众,失去存在的基础和应有的战斗力。因此为克服苏维埃政权中出现的腐败现象,保持政府的清正廉洁,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苏区领导开展了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以反对贪污腐化为

主要内容的反腐倡廉运动。

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大致分三个阶段进行的。1932年2月至12月为发动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了许多文件,如《帮助红军发展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的第3号通令(1931年2月17日),《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的14号训令(1932年7月)等。文件揭示了腐败行为的表现、危害,阐明了反腐败的意义,表达了中央政府反腐败的决心,由此揭开了苏区反腐败的序幕。1933年1月到12月为深入阶段。在这一阶段临时中央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检举运动,号召群众检举清除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另外在继续建立健全各项法规、制度的同时,还加强了对腐败现象的监督,包括舆论监督、审计监督等。1934年1月至9月为高潮阶段。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同时在《红色中华》发布为信号,中央苏区掀起了反腐败斗争的新高潮,一批腐败分子从快从重受到了处罚。

二、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的经验

中共在苏区经过历时2年零8个月的反腐败斗争,不仅取得了重大成效,同时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1.强化思想教育,在思想上提高防腐反腐的能力

腐败现象的滋生繁衍有其思想根源,强化思想教育,调动“人”的内在积极性,使勤政廉政、

历史老照片不能说的秘密慈禧军阀明末清初文革晚清

反腐防变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是消除这一根源的治本手段。苏区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拒腐防变的能力。

1932年3月2日,人民委员会发布《政府工作人员要加紧学习》的第6号命令,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尤其是主要负责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政府制定的制度和法规,学习文化知识,尽快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化程度,为此,临时中央政府开办了多期培训班,培训县、区、乡苏维埃干部,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反腐倡廉的思想教育,敲响“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的警钟。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3年3月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苏区党校),同年8月,又创办了苏维埃大学,毛泽东、洛甫、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等都在苏大和党校讲过课,分别对苏区党、政干部进行系统的政治理论灌输和思想教育,大大提高了苏区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增强了拒腐防变的能力,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反腐倡廉运动的发展,形成了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光荣,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可耻的政治环境。

2.从严治党,对腐败分子不手软

中央苏区除进行思想教育外,还严厉惩处腐败分子。1932年7月,中央苏区政府发布训令,指出“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予严厉的制裁。”[4]为严厉惩处贪赃枉法者,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发了由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

6号训令。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同时,对上述犯罪者还得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并追回其贪污之公款。对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对于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1个月以上3年以下的监禁。[5]

根据此训令,一些公职人员或因贪污或因浪费,分别被判处死刑、坐牢、监禁、撤职、严重警告、强迫劳动等处分。据统计,仅在中央机关贪污分子共42人中,遭法庭制裁的29人,开除公职的3人,包庇贪污送法庭1人,撤职改调工作的7人,给严重警告的2人,警告的4人。在反腐败斗争中,苏区中央还严厉查办了一些大案、要案,特别是中央苏区政府处决苏维埃工程所主任左祥云,中央总务厅长赵宝成,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谢是中华苏维埃枪毙的第一个贪官)等贪污腐化案的行动,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也充分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苏区中央政府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所具有的高度警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通过对腐败分子的严厉打击,也表明中共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侵蚀党和国家健康的机体,决不会听任腐败分子败坏党的千秋伟业。

3.放手发动群众,把检察部门的工作同群众的检举揭发有机地统一起来

中央苏区十分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注重依靠群众的力量来克服政府中的贪污腐败现象。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在《反对浪费,严惩贪污》一文中,严厉谴责贪污浪费是“反革命罪恶”,“是苏维埃政府的耻辱”,号召工农群众起来帮助政

府,“驱逐各级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红色中华》报号召各级政府把一切贪污浪费的罪恶行为公之报章,昭示天下,以群众的力量来肃清一切贪污浪费的罪恶行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颁发了第三号训令,

要求各级政府要通过各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反贪污反浪费斗争的意义。要广泛开展检举运动,并吸收积极分子,组织检举委员会,使检举运动成为广大群众的斗争行动。随后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检举揭发运动。各级工农检察机关组织了临时检举委员会,由工农检察部长任委员会主席,吸收军事部、职工会、雇农工会、少先队等部门的代表参加,对各级苏维埃政府委员、各级政府委托的工作人员和各军事机关、地方武装、独立师团、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等指挥人员进行全面考察。同时,在各地悬挂控告箱,以便于工农群众检举揭发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组织群众性的监察组织——突击队,对政府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进行突然检查;设立工农通信员,由他们将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事情及时报告给各级检察机关,许多案件就是“由于群众的参加与揭发”[6]被查处的。

发动群众进行检举揭发不仅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使腐败分子陷入人民群众反腐败的汪洋大海之中,使其无藏身之地,而且也使党的群众路线在这场运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4.建立民主监督机制,约束权力

苏区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中还十分重视运用各种监督形式对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广泛监督。一是加强行政监督,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中央、省、县、区四级工农检察部(后改为工农检察委员会)。各级工农检察部既是各级苏维埃政府机关的组成部分,受同级执行委员会或主席

团的领导,同时又接受上级工农检察部的命令和指挥。这种双重领导的监察体制,更有利于充分发挥各级检察部门的作用,工农检察部的主要任务是:监督苏维埃政府法令、政策和其他指示的执行,检举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中工作人员的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行为。为了强化工农检察部反腐化的职能,还在各工农检察部下面设立了控告局,专门负责接受工农群众对苏维埃机关或国家经济机关工作人员的控告,并派人对其控告事项进行调查。二是开展舆论监督,当时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在“发刊词”中明确表示:“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到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红色中华》和《斗争》、《红星》、《青年实话》等苏区的主要报刊,经常刊登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惩治腐败的文件,报道各地区反腐化斗争的消息。另外,报刊上还开辟了“突击队”、“警钟”、“自我批评”等专栏,集中火力抨击各种腐败现象。三是加强党内监督。中央苏区党的一大明确指出:“为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党必须严格的执行纪律。”“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对于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比非党员的工农分子受更严厉的革命纪律制裁。”[7]为了加强党内监督,193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党的监察机构,并作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对其职责、权限作了明确的规定。

三、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的启示

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是获得局部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如何防止***腐化变质、保护共产党人廉洁问题上的一次可贵探索。虽然在这场斗争中存在一些缺陷,如有斗争扩大化、某些政策过激等现象,但总的来说,通过这场斗争教育了苏区干部群众,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极大地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威

信。

回首往事,立足现实,我们从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中不难看出,虽然我们现在的

反腐败斗争与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的背景、条件、环境、基础等不尽相同,但这两次反腐败斗争的实质、斗争的必要性、急迫性和切实性似乎并无什么两样。因此,我们应该从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取得成功的历史经验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启示之一:要始终把反腐倡廉作为邓小平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党组织和人民政权内部出现的某些腐败现象是与党的奋斗目标、党的性质和宗旨根本不相容的,必须与之作坚决的斗争,早在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就向全党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知》,它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一份反腐败斗争文件。中央苏区政府建立后,针对党内的腐化现象,苏区中央提出必须“同贪污浪费、官僚腐败作无情的斗争。”在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面临着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繁重任务,党要经受长期执政的考验,就要抓住反腐败这个重要环节不放松。反腐败斗争应强化预见性,增强主动性和实效性。要充分估计到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党内腐败现象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它的解决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不能幻想通过几次“彻底”行动就会把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扫除干净;在取得一些成效后不能有丝毫懈怠,要作经常的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打算,要警钟长鸣。同时,惩治腐败要象苏区中央处理左祥云、谢步升等那样态度鲜明,雷厉风行,措施严厉,决不姑息养奸,贻害国家和社会。

启示之二: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加强党的建设要靠教育,但更根本的是

要靠制度。我们之所以长期同腐败现象作斗争,而腐败现象又在滋生蔓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正如***所说:“制度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在党内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8]因此必须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强化各种监督制度机制,既要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党和国家干部行使职权,又要使他们在运用权力时受到党纪国法的制约和人民群众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现象发生。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要深化组织领导制度改革,完善以党员民主权力为基础的民主集中制;要深化干部选任制度的改革,完善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原则的干部选任制度改革。

启示之三:思想建党这个传统不能丢。中央苏区反腐败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注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正是由于我们党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才保持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纯洁性和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才使我们党能够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战胜艰难险阻,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历史不断进步。思想建设是党的各项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是贯穿于党的一切建设的中心环节,其他各项建设都离不开思想建设。当前,我们党所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员队伍的构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加强思想建设更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我们要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环境和党的队伍状况变化给思想建党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按照“三个代表”要求,积极做好思想建党的各项工作,努力把思想建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启示之四:要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重视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充分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毛泽东所提出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也唯有如此,才能将***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使权力受到有效的监控。没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而是“以官治官”,反腐败是不能取得实效的。当然,我们重视人民群众的参与作用,但我们坚决反对搞群众运动,不搞群众运动不等于不依靠群众,只有探索

出一条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既扎扎实实又有一定声势的群众监督的新路子,才能使反腐败斗争获得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