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解决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二)的应用
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二）
我国需要多少法官?对此无法给出标准答案，只可作粗略匡算，因为法官的数量不仅涉及到法官与国民人口总数比，还涉及到人民利用法院解决纠纷的传统以及案件的审理程序等诸多无法量化的指标。笔者按台湾的标准对我国所需法官数进行了粗线条的测算。测算从法官与国民人口比、法官每月办结案件数、法官所占法院雇员比三方面进行：从法官与人口比例来衡量。台湾的法官与人口比为1:18,348。我国1998年末人口总数为123626万人，按此测算我国约需67378名法官。从法官的工作量角度来衡量。以结案率较高的1998年计，我国法官平均年结案为34.5件，月结案2.88件，而台湾地方法院法官的月民事结案达35.9件，为大陆法官的12.5倍。按此，我国仅需13600名法官即可审结现在由17万法官所审理的案件。从法官占法院雇员总数比角度衡量。按台湾的比例15.6%计数，我国28万名法院雇员中，法官数应为43680名。
按我国现在的案件量，约有30000名法官即绰绰有余。这一数字貌似苛刻，然而比起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已是相当宽裕的了。
我国法官队伍虽然庞大，但法院人员并非太多，问题主要在于法院内部人员配备及分工极不合理。法官所占比例太大，辅助人员过少，法官承担了许多司法辅助性工作。鉴于这一现状并为减少改革的阻力，笔者认为，可对多余的法官实行就地转岗，充任法官助理或其他司法辅助人员，但不再享有审判权，主要从事调解、调查等辅助性司法工作，从而形成一名法官拥有约二至三名法官助理协助办案的局面。改革的具体操作是从现行的法官队伍中通过一定的挑选程序，提拔优秀的人员充任法官并大幅度地提高其物质待遇，至于其余法官则一定程序，剥夺其法官身份和审判权，在生活待遇上及行政管理上，比照与政府公务员供养和管理，即法院人事改革的主要任务在于撸权和下课，而不是下岗。大幅度地削减法官名额，对法院现行的工作人员进行重新分工对于我国的司法改革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建构现代司法的必由之路：
(一)吸引优秀人材，提高法官品质。法官人数减少，使法官高薪成为可能，高薪当然不能解决司法中的所有问题，但没有高薪，不能保证优秀的人才进入法院，则一切都成为问题。物质上的激励之所以必要
是基于人类追求幸福天性。幸福的生活是需要金钱、财产来维系的。没有财产就没有文明、道德的生活，这是法官高薪制的一个基本理由。高薪未必能够养廉，然而高薪却可以养尊。 [19]法官实行高薪制的最根本理由是保障法官的独立性。为了让法官独立，必须让其生活无忧，“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 [20]。法官如为了生活不得低三下四地求人办事，则当别人请求通融时，作为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法官只好投桃报李，司法权演变成法官交易的资本。庞大的法官队伍不仅使高薪成了痴人说梦，而且最终还可能使改革的理想虚化为泡影。
(二)保持法律适用的统一。保证法律统一的方法是限制法官尤其是终审法官的数量，在保障每一位法官独立解释法律权力的同时，通过上诉制度对法律解释进行整合，将法律的最终解释权赋予为数极少的终审法官。就英国而言，由四个法院的大约123名法官掌握上诉审判权——即上议院、上诉法院、高等法院和巡回刑事法庭，这实际上意味着整个英国的法律制度是由这123名法官控制着，这123名法官集中在伦敦。这种制度虽然带来诸如组织、费用和诉讼迟延方面问题，但英国一个皇家委员会调查后认为：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判断，还是为我们提供有关此问题的证据的所有人的一致意见都使我们确信，高等法院法官在伦敦和各省之间穿梭审理较重要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有着极大优点并且已经形成了一致性
的司法标准。在伦敦，法官们参加律师学院的集体生活，有机会和同行及律师们交换意见。在巡回区，法官们能够完全摆脱地方性的偏见实施正义，同时了解全国各地的风俗习惯，从而使他们形成更开阔的视野以更好地胜任工作。正是法律实践者，在应付身边人性的异常和弱点的同时保持公正这一点上比其他任何职业显得尤为重要。人们期望高等法院法官体现法律的尊严、权威和公正，并且法官不得不接受生活上的大量限制。我们认为高等法院法官必须视为处在一种特殊的、享有特权的地位。这可能导致其脱离世事、眼界变得狭隘、专横，但通过不断的环境改变和刑事、民事工作结合所强加的灵活性，这种危险就会消失。法官的巡回办案还能避免其久居一地而导致性格上的怪癖，因为这些缺点会随着法官住址的改变而消失，不会成为在其他地区发怒或娱乐的源泉。 [21]
(三)实现法官巡回轮转，促进司法独立。法官在本土任职，不仅在人、财物上受制于地方，而且时时受到错综复杂的人情网、关系网困扰，为世态人情所苦。法官定期轮换制可以从根本上切断法官与地方以及下级法官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法官巡回制是实现审判独立的前提，而巡回的前提则又成倍地削减法官名额。让十七万法官拖儿带女在全国巡回，如何可能?
(四)实施有效监督。对一定的人群控制需要由另一人群来进行。法官人数过多，控制对象加大，不仅造成控制成本上升，而且因为防不胜防，最终出现失控局面。
三、程序再造
随着国家法治化进程的演进，堵塞人民进入法院的藩篱将会次第打开，各类纠纷将如潮水般涌入法院。法官队伍的成倍压缩更使得法院案件负担雪上加霜。法院程序再造将是应对这一病症的一济良药。
(一)准备。一起纠纷之所以久拖不决，一个原因在于当事人存在误解或妄想，准备程序通过对纠纷事实和法律问题的整理，令双方尽早摊牌，消除误解，打消妄想，使纠纷在庭审前解决，减少法官庭审负担。此外，准备程序使争议明确化、集中化，使庭审有计划、有目标地进行，防止法庭审理“东一榔头，西一棒”，出现“漂流审”。域外诸国近来的程序改革中，准备程序成为重中之重。详言之，准备程序具有以下功效：一、节省司法资源，避免程序上的不利益。由于准备程序的非正式性和非格式化，当事人和法官省去了正式性、格式化所带来的“手续上的麻烦”，省却了当事人和法官开庭负担。二、准确认定事实。准备程序为当事人发现事实和提出证据提供各种机会和手段，尽可能将证据材料以及其它信息资料“一网打尽“，使诉讼充实、饱满，以提升裁判的品质。三、赋予当事人平衡追求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的机会。当事人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对各种利益关系和可能性进行衡量，从而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纠纷解决程序和结果。四、促进言词审理、直接审理、公开审理等诉讼原则功能的发挥。言词审理是指有关的事实材料和辩论理由应尽可能地以言词为之，使裁判官对案件产生直感。直接审理主义要求做出裁判的法官应直接参与案件审理，不允许进行书面审或听汇报定案。公开审理主义的目的在于使法庭审理在公开的场合进行，以便于对司法行为实行民主监督。准备不足，法庭审理漫无目标，庭审成了闹剧，言词原则、直接原
则以及公开审理原则皆无实质意义。五、提高审理之计划性，促进法院及律师之业务管理合理化。完备的庭前准备程序可以使法官、当事人、律师对庭审中将要发生的事项有一合理的预测，从而规划自己的诉讼行为，以免措手不及，手忙脚乱。六、和平解决争端。现代诉讼理念从强调诉讼的抗争性转变为强调诉讼的合作性，诚信原则在诉讼法上的引入即为例证。当事人之间的对抗应受诚信原则的约束，法庭并非一个弱肉强食的战场。 [22]庭前准备程序被视为双方基于事实和法律之上的一个有理有据的谈判过程。丰满、完备而又宽松的准备程序为当事人提供和平解决争端的良好氛围。
检阅我国三大诉讼法可以发现，有关准备程序的规则不过几点：一、送达起诉状、答辩状;二、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三、组成合议庭并告知当事人;四、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证据;五、追加当事人。揭开这些规定空洞的面纱，可以发现其间几无实质内容，表现为：一、法院将原告诉状送达给被告时，并不将原告起诉的证据同时送达被告，被告仅能就诉称的事实进行辩解，无法就证据事实展开答辩，答辩缺乏针对性。二、从被告方面而言，答辩被视为一种无任何约束的权利，被告可以选择在15天内答辩，也可以选择不答辩，被告不会因此受到任何不利的法律后果。实践中被告在答辩期内基本上不提交答辩状，使原告方对被告的抗辩理由无法预知，无从准备，被告从而获得一个突然袭击的效果，结果是争点难以形成，诉讼无法框架。三、由于我国诉讼理论强调诉讼法律关系仅存在于法院与当事人之间，不承认当事人间存在诉讼法律关系，诉讼行为皆须通过法院为之，当事人间缺少直接沟通过的渠道，无法直接为诉讼行为，相关准备行为必须通过法官“转个弯”。法官因过于繁忙，难以在当事人间进行有效之沟通，大量的准备工作是通过不断重复的开庭审理完成。开庭成为证据和争点沟通的形成手段，形成“准备—开庭;开庭—准备……”重复进行的格局，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当事人徒增讼累。四、我国诉讼采自由顺序主义，允许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随意变更诉讼请求，提交新的证据，法庭审理目标不确定，“漂流审”的现象屡屡发生。
我国完全可以步德国、日本和台湾之后尘，以美国的庭前准备程序为模本对准备程序进行全面翻新。。日本学者小岛武司在1992年发表的题为《纠纷解决制度和法文化》文章中称，起诉到美国法院的1800万件案件中，只有2-3%的案件进入正式审判阶段。其中联邦法院系统的比例较高，对美国五个联邦地区法院
和上诉法院的调解表明，进入审判的比率是9%。在州法院系统通常较低。德克萨斯和俄亥俄州0.3%，佛罗伦萨1.1%，新泽西1.7%，北卡莱罗纳1.9%，佐治亚1.2%，明尼苏达0.5%。最高比率是印第案纳州的马丽恩县法院的15.1%。
我国1998年全国法院民事一审结案3360028件，其中调解结案1540368件，维持1115849件(按：应指维持原告请求。——笔者)，驳回22382件，撤诉及其它的681429件。由于以调解、维持及驳回等形式结案的，依法律规定必须经开庭审理，故此通过正式开庭审判的民事案件比率高达79.7%。如果通过准备程序完善，将我国的案件开庭率降低到30%甚至10%左右——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则法院的办案效率将会有长足的进步。
完善我国的准备程序应着重设立以下制度：一、设立不应诉判决制。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对于被告不应诉行为都有设置对应的措施。在英美国上，当事人不应诉或不按法律规定提出抗辩的，分不同情况可以书记官或法官做出不应诉判决。在大陆法上当事人不依法答辩的，视同自认，亦可直接做出不利于被告之判决。二、完善争点和证据整理程序。当事人之间的攻击和防御证据和方法原则上应在准备程序提出，以确定双方之争点。对于当事人在准备程序中未提交的证据或未提出的攻击和防御方法，发生何等之后果，各国法律规定不一。在英美法系，审前裁定对于当事人具有拘束力，审前裁定没有确定的争议和证据，法庭审理时不得提出，发生失权之后果。德国法上与此基本相同。日本法上基于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的衡平，规定逾期提出证据或攻击防御方法的，是否采纳由法官裁量。 [23]鉴于我国律师制度尚处于初建阶段，多数当事人是在没有律师参与的情形下进行诉讼，诉讼经验不足，而且实质正义理由根深蒂固，如果采纳严格的法定证据制度，规定逾期提出一律发生失权的效果，势难为人民所接受。故此，可比照日本及台湾之相应立法，采适时提出主义，即当事人逾期提出的，是否发生失权的效果，由法官裁定。
三、引入美国法上之发现制度，设立当事人收集证据制度。我国行政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上皆有举证责任制度之设，负有举证责任之当事人未完成举证责任的，面临败诉之风险，然而法律并未同时赋予当事人以收集证据之权利和手段。有责任而无相应的权利和手段，责任势难完成。当事人既无调查证据之手段，必依赖法院调查证据。法院为保证案件之质量，亦不得不依职权调查证据，此不仅加大法院的责任负担，而
且职权滥用现象无法扼制。当事人调查、收集制度之设立不仅事关公民之正当程序保障这一宪法原则，而且直接影响司法之审判效率。四、限制当事人变更、增加诉讼请求以及提出反诉之时间。为使准备程序实质化，我国应采适时提出之主义，限制当事人变更、增加诉讼请求以及提出反诉之时间。要求双方当事人在准备程序终结前，完成上述行为。当事人未在准备程序中完成上述行为而当庭提出的，原则上不予准允。当事人若有正当理由的，可由法官裁定是否准许。
(二)调解。调解原是人民司法的一大传统，历史上曾提出“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口号。由于片面追求调解率，实践中出现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诱压调以至于以骗压调等现象。近年来出于对调解弊端的反思以及对程序正义理念的强调，调解受到冷遇，以判决的方式结案受到追捧。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从1989年69.3%下降到1998年的45.8%;经济案件调解结案率从1989年为76.7%下降到1998年的43%。 [24]相对于前介的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庭前和解率而言，我国的庭前和解率相当低下，调解这种“东方经验”上演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一幕。为此，重整我国的诉讼调解机制应是解决法院案件压力的重要一策。
1、调审分离。法院的调解阶段与开庭审判阶段应予分离，调解主要在庭前准备程序中进行。韩国大法院2000年2月公布的“21世纪司法发展计划”称，将在民事诉讼中建立“调解前置”制度，希望将相当数量的案件在一审判决前引导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以缓解社会纷争，减少审判费用，提高工作效率。
[25]证诸他国与地区，调审分离业成主流，其背后的机理在于：法院的裁判程序虽然也解决纠纷，但更主要的是一个树立准绳、确立规则的程序，而法院调解程序是一个解决纠纷的程序，——调解以情，听讼以法。裁判必须严守法律，给予社会以准确的信号。调解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程序，可以随机应变。 [26]裁判严守之形式之正义，调解追求实质之公正。调解的正当性源于当事人自愿，法律适用并非调解主要目的。调解仰仗于调解人的生活经验，而不是法律知识，故此调解可由法官助理或法院聘请的人民调解员进行。实践表明，一些多年从事司法工作的“老同志”虽然法律知识不及“高学历”法官，但调解起纠纷来，如鱼得水。法院人员重新定位、分工后，“高知”法官将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官，对疑难案件进行法律上的判断。实行调、审分离还可防止审判人员以拖压调、以判压调等诸现象的发生。调解本身不属于诉讼程序，不以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准确为要件，属于非讼程序，可由法官监督而无需法官主持，可以由法官
助理或其他人员在开庭审理前进行，那些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法律知识水平有限法官可以转任法官助理或专职调解员。由于这些人员不掌握审判权，故此可以有效地避免“以判压调”、“以拖压调”等现象发生。此外，将调解结合在准备程序之中可以实现一种“在准备中调解，在调解中准备”的机制，实现诉讼效率的最大化。在准备过程中，案件事实和法律争议逐步明确化，和解的机率将会随之加大。调解不仅可由法官助理进行，而且可以借鉴台湾、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做法，由法院将辖区内具有一定学识、身份和威望的人员聘请为调解委员将并名单公布。法官可以根据个案情况决定将案件交付给某一位或几位调解员调解。双方当事人也可指定调解员。这一制度的实质是让民间调解员在法官的监督下进行调解，将民间调解这种非正式纠纷解决机制与司法审判这种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熔为一炉，二者互为补充。民间调解得以规范化，法院僵硬的诉讼得以适当软化。这种制度设计既可以通过调解制度来追求实质正义，同时也可以有效地防止民间调解放任自流后，过于随意化，形成弱肉强食局面。应该说这是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其与国外的诉前强制仲裁、强制调解等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27]
2、扩大调解的范围。不仅民事诉讼应加强调解之适用，而且还应将调解的疆界在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领域内拓展。据台湾学者蔡志方研究，法国和德国的行政法皆明文规定，可以有限度地进行调解。德国行政法院法第87条规定：“审判长或其指定之法官，为使争讼尽可能一次言词辩论终结，于言词辩论前有权为必要之命令。其有权试行使参与人为争讼之善意解决之和解。” [28]日本、瑞士及台湾法律虽未明确规定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可以进行调解，但从有关法律条文中仍可以推知，允许法官为一定程度的调解，日本司法实务上承认当事人间的和解制度。蔡志方认为，由于行政诉讼负有权利救济和维护法律的双重任务，而且一般行政程序在依法行政之法治国家要求之下，机关不得随意处分其权限。因此，在法定事实及法律要件明确的情况下，应当承认法院及行政机关皆不得进行调解和和解。但如果案件事实主、客观皆不明确，法律适用亦非清楚的情况下，应当允许行政机关在其处分权范围内，在不损及社会公益的情况进行和解、调解。在案件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不允许双方和解而要求法院依职权探知事实，不仅难以实现而且不合诉讼经济的目的。 [29]
由于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对行政案件进行调解，故国家公布之统计数据中无调解结案一项，但事实上，行政诉讼中原告撤诉行为大量发生。1998年行政诉讼一审结案98390件，撤诉结案的47817件，撤诉率高达48.6%%。行政诉讼撤诉率如此之高的一个原因是诉讼双方达成案外和解。案外和解由于没有得到法院的确认，没有确定力和执行力，行政机关一旦反悔，原告无法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行起诉，从而丧失了请求司法保护的最终权利。行政撤诉大量发生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这些大量发生的案外和解，法律是否仍应置若罔闻?我国行政诉讼法之所以禁止当事人进行和解，主要基于公权不可处分的理论，认为行政权是国家公权，其行使涉及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故此行政机关不得自行处分，法院不得居间调解。这样的学理无视了某些行政行为并不具有公共性或者公共性极其微弱这一客观事实。考虑到轻微刑事犯罪案件，在自诉过程中当事人都可以和解，法院实际上也经常调解，何以比犯罪行为更轻微的行政治安案件一旦进行诉讼即不准许双方和解?行政诉讼中禁止调解与和解，迫使双方以案外和解这种非规范的形式解决问题，反而使这种行为失去司法的监控。从一般的常理而言，一起行政纠纷在未诉诸法院前，行政机关可以处分;在诉讼结束以后的执行阶段行政机关也可以处分，惟独在诉讼中不可处分，确实违反了法理和人情。据此，笔者认为，行为诉讼中应当允许双方和解，法院也可作适度调解。这不仅充分尊重了行政权的自主性，并可使行政自主处分权受到司法权的监控，以免放任自流。当然，行政诉讼毕竟不同于民事诉讼，它以监督行政为主要目标，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任意为处分，故此调解不宜作为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刑事诉讼法上应斟酌美国之辩诉交易制度，将调解从刑事自诉案件扩大到一定范围内的刑事公诉案件。由于学识及本文范围所限，在此不置多言。需要重点提出的是，辩诉交易制度不仅广为英美法系国家采用，而且大陆法系国家也正在逐步引入。辩诉交易不仅可以减轻法院的案件负担，而且可以减轻公诉机关的案件压力，使公诉机关及侦察机关可以应对日益上升的刑事犯罪，集中力量处理重大刑事案件。人民司法史上，陕甘宁边区曾规定：除23种刑事罪不许调解外，其他刑事犯罪均可以调解。冀南区在《冀南区民刑事调解条例》则规定：除17种刑事罪不准调解，余者皆可以调解。 [30] 除了辩诉交易以外，刑事政策上的非罪化也是减轻法院案件负担的重要途径。国家从减轻法院案件负担以及行政执法机关的工作
负担角度应考虑对一定范围内的逸轨行为进行除罪化，即将一些没有必要确定为犯罪行为的逸轨行为不认其为犯罪，进行非罪化处理，以“民事的”而非“刑事的”方式解决此类纠纷。某一类行为应否定为犯罪，不仅应考虑社会情势之变更，更应考虑国家司法之能力。定罪面过广、打击面过宽而国家司法机构实际上又无能为力，使法律徒成具文，法律的威慑力直线下滑，人民的道德感淡化。除罪化的实质在于以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制度代替刑事责任制度来调适现代人的行为。 [31]
3、调解前置。现行的诉讼调解程序启动权操于双方当事人之手，有一方不同意的，调解程序无法启动，此亦为各国历史上惯例。然而，近年来各国为因应法院的案件负担，对此原则已有所修正。许多国家规定，一定范围内的纠纷在诉讼开始以前，必先经过调解程序或仲裁程序，否则不予审理。美国加州法院规定，对于10万美元以下的案件实行强制仲裁。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依事件的性质、居住环境、一定亲属关系、标的金额多寡、有无非讼色彩等因素，对大量类型的纠纷实行调解前置。当事人未提出调解申请而直接起诉的，将当事人的起诉书视同调解申请。 [32]台湾修法的这一举措主要基于两项考虑：其一，法官被案件压得喘不过气，为此不得不加大调解的范围和力度以减轻工作负担;其二，上述类型的纠纷属于“应当向前看”的案件，应以调解这种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诉讼程序的特点是“瞻前而不顾后”，只追求以前发生的事实和法律的适用，无关乎当事人之间将来关系的培养。我国社会现正发生着与台湾社会类似的变迁，且我国与台湾有着共同的法律渊源，有着共同的调解社会基础和历史传统，为此在将来修订有关法律时应考虑汲取台湾的做法，对一定范围内的家庭纠纷、相邻纠纷和商业纠纷等实行调解先行制度，以扩大调解之功效。在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健全后，可以考虑对特定类型的案件如土地使用权纠纷、相邻关系纠纷、家庭关系纠纷实行调解先行。从统计数据来看，1998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纠纷为约527万件，其中婚姻纠纷95万件，继承28万件，赡养39万件房屋宅基地55万件，邻里纠纷80万件，合计297万件，占全部纠纷的56.4%。 [33]这说明家庭关系、邻里关系案件占民间纠纷的一多半，此类纠纷皆属于应当“向前看”而不宜“一刀切”类型，宜用调解方式解决。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工作制度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工作制度 1、定期排查制度。各村居（社区）每周集中上报管区矛盾纠纷排查情况；各管区每周一例会，将各村居矛盾纠纷集中梳理分析，落实调处措施。对本级无法处理或有重大稳定隐患的，及时上报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 2、受理登记制度。村级调委会、管区调处中心对不同渠道收集的矛盾纠纷进行审查分类登记，受理矛盾纠纷实行一案一记。 3、分流指派制度。街道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对所有受理的矛盾纠纷进行分类汇总和分析研判，按照“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归口管理、分级负责、依法调处、限期办结”的运作方式，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视情况分流指派或直接组织调处。 4、联动联调制度。涉及到多部门或跨领域、跨单位的矛盾纠纷，由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进行联合调处；矛盾纠纷涉及到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相关部门要加强宣传教育，其他部门应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宣传、教育、疏导和化解工作。 5、突发事件应急调处制度。对于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等，党委政府成立突发事件应急调处工作小组，相关部门按要求迅速抽调人员积极参与，密切配合，做到及时化解。 6、限期办结报告制度。各相关部门、单位对分流调处的矛盾纠纷，应在7日内与信访人或当事人见面，了解具体情况，应在20日内办结，上报信息整卷归档。特殊情况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批准后可适当延长办理时间，但最长不得超多一个月。 7、联席会议制度。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多元化解中心主任召集，街道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成员单位参加，每半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统筹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协调联动、效力衔接等问题，并研究制定相关措施，协调调处疑难复杂案件，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特殊情况，可以临时召开。
矛盾纠纷多元化调解机制
七、矛盾纠纷多元化调解机制 (一)工作原则。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坚持调解优先、公正高效的原则依法调解德、法、情相结合的原则引导调解与自愿调解相结合原则平等调解与公正调解相结合原则优势互补、联动联调原则。 (二)调解组织建设 1、各乡镇和村社必须建立人民调解组织企事业单位、医院、大型集贸市场等应当结合当前社会管理的新形势新任务建立人民调解组织人民调解组织必须选配一定数量的为人公道正派、具有一定知识、热心调解工作的人员担任人民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人民调解组织要在继续做好婚姻、家庭、邻里、房屋宅基地、生产经营、损害赔偿等常见性、多发性纠纷调解工作的同时不断拓展调解领域积极做好土地承包、环境保护、劳动争议、医患纠纷、征地拆迁等社会热点、难点纠纷的调解。 2、县行政机关都要成立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开展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组改制、劳动和社会保障、环境资源保护等领域问题发生的矛盾和争议的调解工作各级公安机关特别是乡镇派出所要结合治安案件查处建立健全以公安民警为骨干、吸收城市社区、农村村委会干部参加的调解组织开展调解工作。 3、县人民法院和基层法庭结合案件审理活动在相关法庭推行建立调解机制按照“调解优先”原则由审案人员兼职
开展诉前、审前、庭外等环节的调解工作解决争议做到能调则调。 (三)建立联动调解机制 1、实行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衔接联动 (1)诉前告知人民调解。人民法院在立案时对案情简单、争议不大双方当事人均在同一辖区的民事纠纷经当事人同意的应暂缓立案告知当事人选择所在地所在单位或纠纷发生地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以人民调解组织名义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调解不成的再由人民法院审查立案。对于不符合起诉条件、不予受理的民事纠纷法院应及时将案件转移至当事人所在地所在单位或纠纷发生地的乡镇司法所转交相关人民调解组织做好调解息诉工作。诉前经人民调解组织主持调解达成协议的制作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对一方当事人到期不履行义务、且符合《民事诉讼法》申请支付令条件的案件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起诉请求履行协议。 (2)诉中委托人民调解。人民法院在庭审前或审理中对有可能通过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民事案件经当事人同意应中止诉讼将案件委托当事人所在地所在单位或纠纷发生地的乡镇司法所转交相关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调解组织将《委托人民调解反馈函》及《人民调解协议书》一并移送人民法院备案协议不成基层调解组织应当将《委托人民调解反馈函》及证据材料移送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基本
互联网金融的纠纷解决机制
互联网金融的纠纷解决机制 在很多互联网金融纠纷中，缺乏成熟的纠纷解决路径，有的参与者不知道该如何维权，这使得探索互联网金融的纠纷解决机制显得很有必要。根据《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互联网金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包括在线解决、现场接待、监管受理投诉、第三方调解、仲裁、诉讼等。而本文认为，最适合解决互联网金融纠纷的机制是在线仲裁，也称为网络仲裁。 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 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互联网金融涉及人员数量众多、分布极为广泛、交易发生在互联网上，法律关系复杂。在缺乏完善的信用环境和监管规则的情况下，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风险事件频繁发生。个体网络借贷机构（P2P）跑路、支付乱象、众筹失联等诸多纠纷也常见于媒体报道。 互联网金融的业务特点 梳理互联网金融的纠纷解决机制，先要了解互联网金融的业务特点。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是金融，但其业务操作却更凸显互联网的特点。 首先，是平台化。运营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企业基本上是通过搭建一个平台，来连接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需求者和供应者。如P2P业务中，一端是资金提供者（投资人），另一端是资金需求者（借款人），中间便是P2P平台及平台上的相关服务方，如支付服务、托管服务、担保服务等。从法律角度看，平台提供中介服务，平台与其他参与方签署的是中介服务合同或顾问服务合同。 其次，是网络化。互联网金融平台本身即是一个网络，可以是个人电脑（PC）端，也可以是移动应用软件（APP）端。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参与方通过互联网与平台、其他参与人进行联系，发生交易，并进行资金转移。他们通过网络签订电子合同，形成借贷法律关系、投资法律关系、支付服务法律关系等。
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五)发展与协调
公司诉讼 理由 是什么？ 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五） 四、法院外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仲裁 一、现状及成因 《仲裁法》实施以后，仲裁机构的组建取得长足进步。至2000年6月，全国依《仲裁法》组建的仲裁机构共148家，包括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海事仲裁委员会共有150家。现有仲裁委员会委员2100多人，工作人员1300多人，仲裁员17000多人。但新组建的仲裁机构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与立法时的预期相距甚远，最明显的表征是新设的仲裁机构受案极少。据2000年6月在昆明召开的第五届全国百市仲裁工作会议公布的信息，《仲裁法》实施五年来，全国各地仲裁委员会共受案17000多件，标的额257亿元。其中受案最多的为1999年，全国150余家仲裁委员会共受理经济类型案件6353件。而据29个省市工商局1992年统计，该年全国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共受理经济合同争议案件279167件，结案283368件(含前期未结案9777件)。其中调解结案261363件，占结案数的92.2%;裁决结案5520件，占总数的1.9%。将1999年仲裁机构的受案数与1992年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的受案数相比，令人顿生今不如昔之叹。当然，此处未对两者间的质量进行比较。 南通市仲裁委员会的两位仲裁委员称：“这实在是一个令仲裁界和所有仲裁人微不足道更是难以自豪的数字。” [67]据业界人士分析，影响仲裁工作开展有四大障碍：1、社会障碍。表现为：部分企业、经济组织和公民对仲裁根本不了解。据南通市仲裁委员会1998年8月在南通地区所进行的调查，受访多个大中型企业中，只有4%的人表示对对仲裁制度比较了解，而这4%的受访人均为企业的法律事务负责人，其余的人对仲裁的实质性内容一无所知。2、司法障碍。表现为法院消极对待仲裁和积极对抗仲裁。消极
民族地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
民族地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处理民事纠纷中形成了多样的纠纷解决机制，加之传统的“无讼”理念深入人心，民间纠纷解决在过去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社会的发展和法制的传播，对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民族地区更是有其特殊性。民事诉讼制度和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应怎样处理呢？诉讼制度和传统机制都存在着不同的缺陷，想要在民族地区建立一个和谐的现代法治社会，不能一味追求“法治”，必须将不同的纠纷调解机制协调起来，共同发挥其职能。 民族地区民事纠纷传统机制诉讼 一、民族地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现状 “在中国，民间普通人还是害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推行下乡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一般地处偏僻，民风相对淳朴，那些不容于乡土伦理的人物却从此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民族地区人数较少，经济不发达，人们根据习惯法的自觉遵守以及权威人士的调解，能够妥善化解民事纠纷，然而这仅仅能在人口较少、相对封闭的社会适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普遍联系程度加深，经济往来成为极为普遍的现象，民族地区原先相对落后、封闭的环境被打破。相应的，原先自给自足的纠纷解决机制也面临着危机。 “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他破坏了
原有的礼制秩序，但又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如果这些方面不加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经发生了。”民事诉讼制度究竟有何缺陷，致使其在民族地区难以得到试用呢？第一点，诉讼成本较高。民事诉讼首先要缴纳诉讼费用，尤其在涉及金额较大的经济纠纷案件中，诉讼费用也很可观。第二，民事诉讼经历的周期较长，效率低下，造成诉讼正义额迟延。正义迟延不仅使少数民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保护降低司法裁判的质量。第三，诉讼程序复杂。当事人大多对程并不了解，诉讼程序的复杂性给很容易将当事人拒之门外。第四，我国民族地区司法资源严重不足，现代法治普及以来，尚未与其他纠纷解决方法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导致出现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剧增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法院处理诉讼纠纷的效率和能力。第五，诉讼与非诉模式衔接不合理。构建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创建和谐社会法治的重要条件，但在实践中存在许多矛盾，成为诉讼制度合理运行的障碍。 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立的必要性 当下我国还处在经济转型的时期，少数民族地区也正由传统的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传统人际关系模式也遭遇挑战，很难有“权威人物”能够解决纠纷，传统纠纷解决机制正在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而传统的“礼”治观念也逐渐淡出人们的思维，传统纠纷解决机制正在失去其思想基础。传统的纠纷调解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制度
潘津乡中心学校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制度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上级有关文件精神为依据,特立本制度,为打造“平安校园”提供有力保障,切实做到“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好,处理得了”,确保教育教学工作顺利推进和教育大局的稳定。 二、矛盾纠纷排查方式 认真做好老师的思想建设工作，利用政治学习时间，除对国家方针政策进行集中学习外还要搜集案例对教职工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教职工能在相互融洽的关系中团结合作，理解支持。对教职工之间的矛盾纠纷进行调解，采取召开民主生活会，个别谈心等方式把矛盾纠纷处理在萌芽状态。我校利用家长会、学校开放日、家访等形式积极向家长宣传学校教育，争取家长及社会人士对教育的更大支持，创“家长放心，人民满意”的学校。 妥善处理校园周边关系，教育好学生不破坏周边群众设备设施，不损坏群众利益。虚心听取周边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如周边环境中存在对学校校产和师生安全极大隐患的人事，要时刻提高警惕，不能解决的及时报告上级部门和公安机关。 三、重点疑难纠纷报告制度 对发生多次或重大纠纷不能妥善解决的，要及时报告有关部门进行解决，报告要做到及时，真实逐级上报。每次情况的调查和协调要做好相关记载，以备上级部门参考和检查。调查情况必须有当事外的
两人以上在场。
四、领导轮流值班制度行政领导实行24小时开机，包括节假日。在上班期间，行政人员轮流值班，保证办公室有人值班，对来访者进行接待。对来访电话进行登记、答复、处理和汇报。 五、接待登记制度 学校实行关门上课，对来访者由门卫进行登记。开门登记之前对来访者要进行盘查，盘查内容为姓名、住址、身份、来意等，在盘查时要察言观色，保证不放可疑人员进入校园，盘查还要注意文明礼貌，做到文明值勤，礼貌待人。学校全体教职工对来访者要热情接待，对来访者提出的重要意见和建议要做好记录，并及时报告学校行政。 六、限期处理制度 对校园内发生的师生有关人员的矛盾纠纷进行处理，坚持及时、逐级处理原则对本班内发生的学生之间、科任教师间的矛盾原则上由班主任进行协调处理。班主任不能处理的交由教导处主任和负责安全的副校长处理。校内外其它纠纷交由分管领导先进行调查处理。不能解决的矛盾纠纷要及时报告调解主任。全体教职工必须做到不推诿责任，不把小纠纷都推向领导，不把矛盾上交，在处理中，还应兼顾学校及其它教师利益，做到以人为本。 七、督查回访制度 对校内外矛盾纠纷进行调解处理后，要定期进行检查、了解现状，要找当事人谈心，听取当事人意见反馈。如果当事人在心里还有不服或不满，要进行开导与说服教育。以达到彻底化解矛盾，增强内部团结的目的。
实用文档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
实用文档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内涵" （一）纠纷解决机制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纠纷解决机制：指一个社会为解决纠纷而建立的由规则、制度、程序和机构（组织）及活动构成的系统。狭义的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指国家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建构或界定的、由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或程序构成的综合性解纷系统；广义的纠纷解决机制，还包括非制度化的临时性、个别性纠纷解决活动，以及民间社会自发形成的各种私力或自力救济。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由各种性质、功能、程序和形式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构成的整体系统，在这种多元化的系统中，各种制度或程序既有其独立的运行空间，又能形成一种功能互补，以满足社会和当事人的多元化需求和选择自由。 纠纷解决机制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区别：纠纷解决机制存在于人类发展的任何阶段，在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纠纷解决机制。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晚于纠纷解决机制而产生，社会越复杂，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也越丰富，不同的纠纷解决机构、方式或程序共同构成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针对不同的社会需求，根据社会主体的选择，建立适应本国或本地需要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机制：是指一个社会中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包括诉讼与非诉讼两大类型）以及特定的功能相互协调、共同存在，所构成的一种满足社会主体多种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调整系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既包括非诉讼机制，也包含司法和诉讼机制，在理论上，强调以一种综合视角研究诉讼与非诉讼、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国家司法权与社会自治、公力救济与社会以及私力救济之间的关系；在制度和实践方面，注重构建司法与非诉讼程序协调互动的解纷机制。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又称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该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区别：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既包括非诉讼机制，也包含司法和诉讼机制。而ADR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为基本内涵，同时亦关注与司法制度及诉讼程序的衔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外延要大于ADR。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时代意义及其要点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时代意义及其要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涉及到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抽象层面和具体层面、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决策层面和操作层面、确定性层面和探索性层面等方方面面，而这些亮点，恰成为构筑和打造国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法治化框架的重点、要点和关键点。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时代意义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的发布具有重大意义，比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有助于破解法院正面临的案多人少的矛盾，有助于确保当事人行使更为广泛的程序选择权，有助于社会团体和组织的发育成长，有助于民事纠纷得到更具针对性的类型化解决，有助于彰显司法为民、便民、利民的更加丰富的内涵等等。这里仅就以下两点做重点阐述：第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拓展了司法改革的覆盖范围，指引了司法改革的新型领域，明确了司法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所在，同时启迪着更深层次的改革诉求。长期以来，诉讼或审判被视为民事纠纷解决的唯一途径，国家通过法院几乎将纠纷解决权全盘垄断，诉讼由此陷入公力救济唯一化的泥潭之中，诉讼中的弊端日益凸显，诉讼成本高昂，诉讼迟延普遍，诉讼中的不公和腐败问题多发频发，诉讼的过程和诉讼的结果很难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于纠纷解决的期待与愿望，由此所造成的诉讼难题不断产生，比如诉讼难、公正及时审判难、执行难、申诉难等等，也造成了纠纷化而不解、案结事难了以致纠纷大量外溢、信访上访等现象。这也导致了司法最终解决原则难以实现，司法既判力脆弱，司法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司法公信力大受损伤。与此同时，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则日趋式微，比如人民调解功能萎缩，民事纠纷的行政解决不再行之有效，社会团体和组织化解纠纷的机能生成困难。这就形成了诉讼高耸、非诉讼矮化的非协调性制度现象。非诉讼机制的弱势低能势必制约和影响诉讼机制功能的充分发挥，这就形成了双输而非双赢的尴尬局面。 因此，从纠纷解决的视角而言，目前司法改革面临着三大任务：一是“去库存”，将法院大量积压的案件（包括被排除在法院立案大门之外的案件）进行外化分流解决，尽快消化；二是“降成本”，不仅要大幅降低国家投入于纠纷解决领域中的成本，使稀缺而宝贵的司法资源均衡分布于公力救济与社会救济领域，同时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降低当事人行使诉权、使用法院的时间成本、物质成本和机会成本，切实增强纠纷解决机制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三是“去短板”，要强化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和作用，使之与诉讼机制比肩而立，同频共振，形成解决纠纷的管用、完整并具有内在有机关联的制度体系，使之产生出纠纷解决的整体功能和规模效应，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通过上述三个方面司法供给侧改革，便有助于将局限于诉讼和法院领域的司法改革延伸至整个社会纠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之欧阳音创编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内涵 （一）纠纷解决机制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纠纷解决机制：指一个社会为解决纠纷而建立的由规则、制度、程序和机构（组织）及活动构成的系统。狭义的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指国家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建构或界定的、由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或程序构成的综合性解纷系统；广义的纠纷解决机制，还包括非制度化的临时性、个别性纠纷解决活动，以及民间社会自发形成的各种私力或自力救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由各种性质、功能、程序和形式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构成的整体系统，在这种多元化的系统中，各种制度或程序既有其独立的运行空间，又能形成一种功能互补，以满足社会和当事人的多元化需求和选择自由。纠纷解决机制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区别：纠纷解决机制存在于人类发展的任何阶段，在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纠纷解决机制。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晚于纠纷解决机制而产生，社
会越复杂，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也越丰富，不同的纠纷解决机构、方式或程序共同构成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针对不同的社会需求，根据社会主体的选择，建立适应本国或本地需要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机制：是指一个社会中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包括诉讼与非诉讼两大类型）以及特定的功能相互协调、共同存在，所构成的一种满足社会主体多种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调整系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既包括非诉讼机制，也包含司法和诉讼机制，在理论上，强调以一种综合视角研究诉讼与非诉讼、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国家司法权与社会自治、公力救济与社会以及私力救济之间的关系；在制度和实践方面，注重构建司法与非诉讼程序协调互动的解纷机制。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又称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该概念源于美
财产安全制度和纠纷解决机制
【】私募基金财产安全监管制度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建立健全【】及所发行私募基金财产安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资产业务的规范发展，防范经营风险，保护资产的安全与完整，促进各项经营活动的有效实施，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本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制定。 第二章公司资金监管规范 第三条公司应当按照企业的风险隔离和财产隔离制度和相关要求，对私募基金的财产进行独立管理，按照防火墙隔离原则，公司自有资产与基金资产和其他资产之间、各基金资产之间严格分离、分别管理。 第四条公司不得将私募基金财产归入其固有财产。公司因私募基金财产的管理、运用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和收益归入私募基金财产。 第五条公司自有资产必须以本公司的名义进行独立管理，不得假借他人名义或者以个人名义进行管理，不得转借给他人使用。 第六条为防范利益输送及其他有损客户利益的行为，企业自有资产、不同的基金资产之间均应独立运作，账户管理、投资运作、信息传递等方面保持相互独立。 第七条公司以其固有财产承担法律责任，其债权人不得对基金财产行使请求冻结、扣押和其他权利。公司因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等原因进行清算的，基金财产不属于其清算财产。 第八条公司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擅自将基金资产用于抵押、质押、担保或设定任何形式的优先权或其他第三方权利。 第九条基金财产产生的债权不得与不属于基金财产本身的债务相互抵消。
非因基金财产本身承担的债务，公司不得主张其债权人对基金财产强制执行。上述债权人对基金财产主张权利时，公司应明确告知基金财产的独立性。 第十条当基金份额持有人与公司基于基金财产而发生争议时，由公司对基金财产的独立性承担举证责任；各方基于争议应寻求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照约定的纠纷解决方式解决；没有约定的，各方均可按照法律规定寻求司法途径解决争议。 第十一条公司应当妥善保管基金财产及基金财产投资运用产生的相关文件资料，以便投资者审阅。 第十二条公司应当严格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投资限制、投资禁止行为进行投资。 第三章基金托管 第十三条除非基金的全体投资人一致同意，公司业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全体投资人要求选定符合条件的机构作为托管机构（以下简称”托管机构“），对基金的资产进行托管。 第十四条原则上，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人应具有独立性并符合以下条件：（一）成立时间在三年以上的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二）具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基金托管资格； （三）具有基金托管经验； （四）具有专门服务于基金管理企业的内设机构； （五）最近3年无重大过失及行政主管机关或司法机关处罚的不良记录 （六）与基金的主要出资人、管理机构及其成员无股权、债务和亲属等关联和利害关系。
试论多元化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试论多元化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论文摘要所谓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当中，运用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达到各种解决方式能够发挥他们各自特定的功能，以及运用他们自己的运作方式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并且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于社会主体的多元化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多元化解决体系是相对于单一化解决体系而言的，其最大的意义在就在于避免把纠纷的解决方法单纯寄予某一种程序，如诉讼，从而导致将其绝对化；以适应人类多元化的社会价值和多元化的手段为基本理念。 论文关键词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一、建立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原因 一方面，伴随着社会分工比原来越来越专业化和以及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的深入和发展，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在商品经济的时代，中国已经开始逐渐有“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过渡，这也造成了由原来的传统依靠宗法制度解决问题向主要依靠法律来解决问题，这也就造成了现在社会上法院受理案件的不断增多，人民法院解决纠纷和社会矛盾的任务也越来越重。这就造成了传统的非诉讼解决机制逐渐萧条，丧失了其应有功能，致使一些民事纠纷难以及时解决，民众涉法涉诉信访不断上升，从而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1.“法律万能论”观念的过犹不及，因为我国几千年就是一个主要依靠宗法制度和血缘关系来处理和解决纠纷的国家，再加上历代统
治者“重刑轻民”的观念，造成了人们对权力的崇拜和“厌讼”的心理。驶至近代，中国选择了向西方学习，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和法律思想。而要学习西方就不可避免的要人们放弃传统的利用宗法来调节人们解决纠纷的方式和方法。这必然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国家机关利用自己掌握的媒体，大肆的宣扬“法律至上”，同时也会对传统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冠以“封建“的恶名，随着法治思想的深入，近代的中国人逐渐摆脱了“厌讼”的心理”，但是却又走向了另一极端，盲目的崇尚法律，这当然也有“对权力”崇拜的思想在作祟，过分相信法官的力量。因为“法官”也是“官”，这就造成了法院那边“门庭若市”而像调解、仲裁等机关却是“门可罗雀”的局面，这也直接导致了一个后果，那就是法院任务量大，这就很难保证案件判决的质量。另一方面，仲裁、调解、和解由于人们的长期的冷落，这些机关的作用在一步步的退化中，这也造成了诉讼的单一化的局面。 2.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缺乏应有的保障制度。老百姓为什么不太愿意选择那些“非诉讼”的调节机制呢？我想大概是有以下几点吧。（1）随着普法工作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沉睡了几千年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这些明白了自己掌握权利的人们，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是就会对保护自己的权利跃跃欲试。（2）非诉讼解决机制在执行上缺乏强制性。老百姓看到自己经过仲裁或者调解、和解的案子最后的执行却依然依靠法院来解决，这就使非诉讼机关在人们心中缺乏一定的权威性，这也造成了人们不太信任“非诉讼解决机制” 3.法院自身考核机制导向偏离。从目前法院的审判业务考核分
矛盾纠纷处理制度
矛盾纠纷处理制度 为进一步落实学校安全工作，创建“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建立不稳定因素和矛盾纠纷的排查、分析机制，并及时调处、化解学校各类矛盾，全力维护校园的安定稳定特制定本制度。 一、矛盾纠纷集中排查调处领导小组： 组长：常志清（学校校长） 副组长：申玉龙王永红韩志刚杜海林（学校副校长）成员：学校各行政管理人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学校行政办公室负责人负责日常工作，事故及隐患报告电话为：3189600。 二、领导小组成员职责： 常志清校长：主抓学校各类矛盾排查、预防、处理的全面工作。 申玉龙、王永红、韩志刚、杜海林副校长：主抓各类矛盾排查、预防、处理的具体实施，并承担各部门的协调工作和家长与学校之间的协调工作。 张庆华：协调处室各类矛盾。 刘雪梅：协调教学人员之间矛盾。 田永红：协调后勤各部门、各员工之间矛盾及学校人员与校外人员之间的矛盾。 三、工作制度： （一）加强领导、明确职责 学校实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责任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分级负责，归口到处，责任到人，定期排查，限期解决。学校各部门党政主要领导是维护学校稳定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可能影响学校稳定的重大矛盾和突出问题，亲自协调，
督促解决；对可能引发群众性事件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要千方百计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内部，解决在萌芽状态；对因排查工作不细致，调处工作不到位导致矛盾激化，发生群体性事件，造成恶劣影响的，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 （二）信息畅通、加强矛盾预测、预防工作 为了把各种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学校广开信息来源，拓宽信息渠道，及时发现“萌芽”。通过谈心、交流及情报信息报送制度和节假日各部门领导值班制度等形式广泛获取有关内幕性和预警性信息，切实做到上下联络畅通，信息传递及时准确。 此外，学校各部门要注意掌握广大师生员工的思想动态，通过定期召开有关的座谈会、分析会，了解各种动向，研究应对措施；通过领导深入基层和校长信箱、学生座谈会、家长意见二十四小时回复等制度，广泛听取师生员工的意见和要求，认真解决问题。对于反映出来的各类矛盾和纠纷落实化解责任，做好疏导工作。 （三）齐抓共管，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 学校各职能部门在对本单位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必须从学校的安定稳定大局出发，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沟通和协调，齐抓共管，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充分发挥党办、工会、队部、保卫等职能部门的作用和基层单位处理本单位矛盾纠纷的优势，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努力把矛盾和问题化解在本单位。以党委办公室为主，负责调解党员干部之间的矛盾；工会负责调解校内教职工之间的矛盾；保卫处、德育处负责调解学生之间、学生与校外人员之间发生的矛盾纠纷。 （四）抓好经常性与重要时期的排查调处 按照抓早、抓小、抓苗头的要求，加强预测、预防、化解工
社会纠纷及其解决机制(龙宗智)
社会纠纷及其解决机制 龙宗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上传时间:2006-3-24 社会纠纷是指发生于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妨害正常社会秩序的各种权益或权力冲突。社会纠纷的发生与存在是社会和谐的负面因素；有效解决社会纠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 一、我国社会纠纷的类型、成因及发展趋势 （一）我国社会纠纷的类型一常规性纠纷与非常规性纠纷的划分。 常规性纠纷是指发生在个别社会成员或社会组织之间．在正常民事、经济生活或行政管理活动中所发生的规模较小、冲突方式较为和缓、影响较轻的社会纠纷。 非常规性纠纷是指具有下列某一种或某几种情况的社会纠纷： （1）群体性纠纷。即纠纷主体一方或各方为多个自然人或组织机构； （2）政策诉求型纠纷．即由某项重大社会政策的出台及实施所引发，或以反对某项政府政策及其实施为诉求的社会纠纷： （3）涉及基本政治制度以及民族和宗教问题的纠纷。 （4）涉及国家对外大政方针、影响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的社会纠纷； （5）采用特殊动员与对抗方式的纠纷，即静坐、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网上签名等激烈方式的社会纠纷； （6）与境外敌对势力相勾连、受境外敌对势力控制与影响的社会纠纷。 非常规性纠纷是我国现实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影响我国社会稳定与安定和国家大政方针实施的重要因素，非常规性纠纷的解决也是我国实施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与目标． （二）非常规性纠纷的性状与特征． 非常规性纠纷具有下列一些性状与特征： 第一，非常规性纠纷的社会危害程度较大． 第二，非常规性纠纷的一方或各方往往是多个主体． 第三，非常规性纠纷通常难以在司法、仲裁等常规性专门机构或程序中得到解决． 第四，非常规性纠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我国现实社会中阶层之间的紧张与对抗。
开展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开展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一项事关社会经济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作，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置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重要战略位置。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注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主线，以治安防控体系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建设为重点，以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活动为核心，深入开展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战略目标，全社会高度重视，并把它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重点工作，在工作中坚持全面排查与重点化解相结合，一般纠纷与定期排查相结合，以点带面，全面推动社会多元化矛盾纠纷调解组织形式、工作机制的运转，实现“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社会稳定”的目标，真正呈现出社会稳定、民族和睦、治安良好、群众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现就如何建立“多元化调解矛盾纠纷机制”浅谈如下认识： 一、X X社会矛盾基本状况 X X乡位于县城东南部，地处哀牢山和X X山中部，位于东经100°28'—100°40'，北纬24°42'—24°56'之间，东接X X县和X X州X X县，南连X X地区X X县，西界X X镇，北邻X X镇。全乡总面积
251.95平方公里，境内最高海拔2790米，最低海拔1446米，平均海拔2118米，年平均气温15℃，全年无霜期300天，年平均降雨量1250毫米。全乡有13个村委会，222个自然村，290个农业小组。居住着汉、彝、白、哈尼、傣、苗、傈僳、佤、纳西、回、布朗11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17377人，占总人口的48.8%；2015年末，全乡共有居民9561户，农业户8776户，总人口35720人，农业人口34799人，人口密度142人/平方公里；现有耕地面积28148亩，农民人均占有耕地0.81亩。农村经济总收入8865.5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414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35万元，全年粮食总产量1138.46万公斤，人均占有粮318公斤X X乡境内有X X X、X X X、X X X三个集贸市场，境内干湿季分明、雨量充沛，雨热同季、霜期短、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15℃，年降雨量平均在1250毫米，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上市交易的主要农副产品有粮食、蔬菜、大白芸豆和早蚕豆、碗豆等作物，是烤烟、泡核桃、茶叶等经济作物适宜种植区。 ——烤烟产业稳步发展。全乡大部分地区均适宜种植烤烟。主要品种有红花大金元，属清香型山地生态烟，所产烟叶色泽金黄，内在质量较好，2015年，全乡共种植烤烟7200亩，实现产量1.73万担，产值983.6万元。 ——茶叶种植历史悠久。全乡有茶园面积18300亩，可采摘面积17233亩，茶叶总产73万公斤，产值1095万元。主要品牌
论民事诉讼与其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
论民事诉讼与其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 法学四班20157652 摘要：民事纠纷是指基于民事违法行为而产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法律争议，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是指缓解和消除民事纠纷的方法和制度。本文通过对比和分别联系，将民事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自决、和解、调解、仲裁等）衔接起来，研究不同纠纷解决机制的协同运作，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充分发挥各自的最大作用，以满足社会主体多样的纠纷解决需求，提高诉讼效率、改善司法实际，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关键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民事诉讼、公平与效率、非诉讼纠纷解决 正文：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社会、文化不断发展，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我国民事纠纷的数量激增，纠纷的内容、性质和形式日益多样化。面对激增的社会各类纠纷，大量的案件涌入法院，使法院的负担加重，案件与日俱增，大量案件囤积，导致司法效率不高，审判质量也下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因此有效地利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此危机，减轻法院的压力。 此外，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机制”1。因此，对于多元化纠 1在2015年10月13日结束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
纷解决机制2的研究成为经济发展和司法现实的迫切需要。 一、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劣对比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定社会中实行的，用以缓解、消除民事纠纷的一整套制度和方法。我国现行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概括起来主要有：自力救济——自决与和解；社会救济——调解与仲裁；公力救济——行政裁决和诉讼。 前两种可概括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国外则称其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英文是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即用多种诉讼外的方式来替代诉讼解决纠纷，又称法院外纠纷解决机制。 二者各具特点，优劣不一。民事诉讼的优点包括： 其正当合理的程序有助于案件事实的澄清和民事纠纷的公正解决。具有强制力，成为公民权利实现的有力屏障。 而其缺点在于： 诉讼是一种极具职业专门性的技术性活动，不易为一般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当事人在心理上与诉讼保持一定的距离，妨碍了对诉讼的利用。程序复杂繁琐、时间持久、成本高昂。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以下优点： 成本低、迅速、便利；程序简单明了；高度的意思自治。 其缺点体现在： 在追求低廉和迅速解决纠纷的同时，可能导致一些非正义的结果，例如，当事人的妥协使自己的权利不能全面实现；抹煞和淡化当事人的权利意识和实现权利的意愿；在运作中可能出现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过分发展或强调ADR 2“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的学术研究语境中，其分界并不是非常清晰，其往往与源自美国的ADR运动联系在一起。是故，实践中其翻译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等等不一而足。但是，严格说来，ADR 本身是否就是“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的缩写形式，这也是有争议的; 另外，其中的“alternative” 替代的是谁，同样是有疑问的。 对于这些用语上的区别，西北政法大学赵旭东教授就认为，“‘多元化’的概念不能准确反映这种有机统一体系的内部关系，也不是‘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同义词。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应当建立在以司法为中心的法治主义理念之上”。参见赵旭东: 《纠纷解决机制及其“多元化”与“替代性”之辨析》，载《法学杂志》2009 年第11 期。客观地说，以协商、调解、仲裁等为典型的ADR，不宜用列举的方式呈现，可以概括其特点。可以预想到的是，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还将出现更多、更新的ADR产品。
关于建立矛盾纠纷调处和化解机制的实施方案
关于建立矛盾纠纷调处和化解机制的实施 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长效机制，切实加强全市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积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明确目标任务，进一步认清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重要性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建设“平安马鞍山”、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对于维护群众利益、密切联系群众、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市的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现实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相互交织，信访总量仍在高位徘徊，越级上访和突发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社会内部矛盾解决仍然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各级党委、政府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充分认清当前解决社会矛盾，特别是信访、维稳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在大趋势、新起点上严肃对待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切实提高对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认识，努力增强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真正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紧密结合我市实际，按照集中决策、分散处理的方针，通过强化领导责任，整合基层力量，健全工作网络，加强制度建设，做到人性化和规范化，努力化解社会矛盾，真正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当地、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实现“小矛盾纠纷调处不出村（社居委）、单位，一般矛盾纠纷调处不出乡镇（街道）、系统，重大矛盾纠纷调处不出县（区）”的工作目标要求，为加速改革发展步伐，加快实现“两个率先”目标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强化基层基础，进一步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网络 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基层，要进一步整合资源，健全排查调处工作网络，确保层层有人负责、有人抓、有人干，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工作网络。 （一）健全市、县（区）、大单位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领导机制。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各级综治委组织协调。市、县（区）要建立由党政领导挂帅，综治委牵头协调，信访、司法部门具体负责，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处理、组织协调本辖区有关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解决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各企事业单位、市直各部门也要确定相关工作机构或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组织，确立由主要领导负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的领导机制。 （二）健全乡镇（街道）、单位、系统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组织。各乡镇（街道）要建立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维稳、综治组织协调，以司法所为依托，纪检、综治、信访、土地、妇联、共青团、武装、公安派出所等部门参加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统一负责受理、调处辖区内的矛盾纠纷。各大单位、大系统要结合实际，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负责本单位、本系统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三）健全基层单位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队伍。村（社居委）、基层厂矿、集贸市场、流动人口聚集区、居民小区等基层单位要依托各类基层群防群治组织，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站（小组）和信息员（调解员）队伍，努力把工作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切实提高全社会矛盾纠纷信息预警和调处化解能力。 三、坚持防控并举，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
社会纠纷及其解决机制
社会纠纷是指发生于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妨害正常社会秩序的各种权益或权力冲突。社会纠纷的发生与存在是社会和谐的负面因素；有效解决社会纠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 一、我国社会纠纷的类型、成因及发展趋势 （一）我国社会纠纷的类型一常规性纠纷与非常规性纠纷的划分。 常规性纠纷是指发生在个别社会成员或社会组织之间．在正常民事、经济生活或行政管理活动中所发生的规模较小、冲突方式较为和缓、影响较轻的社会纠纷。 非常规性纠纷是指具有下列某一种或某几种情况的社会纠纷： （1）群体性纠纷。即纠纷主体一方或各方为多个自然人或组织机构； （2）政策诉求型纠纷．即由某项重大社会政策的出台及实施所引发，或以反对某项政府政策及其实施为诉求的社会纠纷： （3）涉及基本政治制度以及民族和宗教问题的纠纷。 （4）涉及国家对外大政方针、影响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的社会纠纷； （5）采用特殊动员与对抗方式的纠纷，即静坐、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网上签名等激烈方式的社会纠纷； （6）与境外敌对势力相勾连、受境外敌对势力控制与影响的社会纠纷。 非常规性纠纷是我国现实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影响我国社会稳定与安定和国家大政方针实施的重要因素，非常规性纠纷的解决也是我国实施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与目标． （二）非常规性纠纷的性状与特征． 非常规性纠纷具有下列一些性状与特征： 第一，非常规性纠纷的社会危害程度较大． 第二，非常规性纠纷的一方或各方往往是多个主体． 第三，非常规性纠纷通常难以在司法、仲裁等常规性专门机构或程序中得到解决． 第四，非常规性纠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我国现实社会中阶层之间的紧张与对抗。 （三）我国社会纠纷发生的趋势与规律 从近些年的现实看，我国社会纠纷的发生、发展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趋势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