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济公其人

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济公其人

提到济公（亦称道济）这个人物，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80年代游本昌主演的电视剧《济公》，他好打不平，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彰善罚恶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独特而美好的印象。尤其是那首主题曲《哪里不平哪有我》更是在一夜之间响彻江南塞北、大街小巷。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济公这个人？

笔者根据有关资料得知，历史上的宋代确实曾有一位法号称为道济的和尚，根据有以下五点：

其一、据清乾隆年间被收入《四库全书》的《武林梵志》记载：宋道济，台州李氏子，年十八赴考，因过灵隐，适瞎堂远公开席，其间济以宿缘求度，遂为沙门。（杜洁祥主编

《中国佛寺志》第八册，《武林梵志》卷九。台湾明文书局1980年版）

其二、《净慈寺志》亦称：济字湖隐，天台李茂春子，母王氏梦吞日光而生，年十八就灵隐瞎堂远落发。（《净慈寺志》卷三）

其三、《灵隐寺志》也有相类似的记述：济颠禅师，名道济，台州李氏子，初参瞎堂远，知非凡器，然饮酒食肉，有若风狂。（《灵隐寺志》卷三）

其四、《天台山方外志》亦说：济颠禅师，天台人，父李茂春。……母王氏梦吞日光生师，年甫十八二亲继丧，投灵隐寺出家。（《天台山方外志》卷五）

其五、据宋《北磵禅师论文集〃湖隐方圆叟舍利铭》记载：叟天台临海李都尉文和远孙，受度于灵隐佛海禅师，狂而疏，介而洁。……叟名道济，曰湖隐，曰方圆叟，皆时人称之。嘉定二年（1209年）五月十四日死于净慈。

综合上述五点佐证，足以说明历史上确有济公其人。

据宋《北磵禅师论文集〃湖隐方圆叟舍利铭》记载：济公，生于南宋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卒于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浙江台州人，出生于天台山永宁村，是南宋禅宗高僧，法名道济。他的高祖李遵勖是宋太宗驸马、镇国军节度使。李家世代信佛，他的父亲李茂春和母亲王氏住在天台北门外永宁村。李茂春年近四旬，膝下无嗣，虔诚拜佛终得此子。济公出生后，国清寺住持为他取俗名修缘，从此与佛门结下深缘。

他虽是临海都尉李文的远孙，却没有染上纨绔子弟的劣习。少年时就读于村北赤城山瑞霞洞，受到释道二教的薰染。父母双亡以后，他先是进国清寺拜法空一本为师，在当过国清寺住持的高僧瞎堂慧远的门下，受具足戒，取名道济，嗣其法衣接着又参访祗园寺道清、观音寺道净，最后投奔杭州灵隐寺。

在他一生的行径中，被民间渲染的离奇古怪。事实上，济公是一位性格率真而颇有逸才的名僧，他的师父就是著名的瞎堂慧远禅师。济公佛学造诣颇高，但其一生行径与一般出家僧人也确有不尽相同的地方。济公一生怡然飘逸，喜好云游，出行四方，足迹遍及浙、皖、蜀等地。他常常衣衫不整，寝食不定，为人采办药石，治病行医，解忧解难，常常灵验，广济民间疾苦。因此，其德行广为人们所传颂。

浅论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理及其影响

浅论巴黎和会与中国山东问题 摘要：1914.6到1918.11,人类历史上爆发了第一次世界规模的重大战争，史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两个帝国主义同盟（同盟国和协约国）为争夺世界霸权、地区霸权，进行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以协约国的获胜而告结束。作为协约国成员之一的中国虽未正面参战，但仍派出大量华工作后勤帮援。为讨论分赃及重新划分世界版图问题，战胜国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召开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意欲借此机会收回德国抢占的后转手日本的山东权力，然事与愿违。本文将浅论巴黎和会始末关于中国的山东问题。 关键词：巴黎和会中国山东问题五四运动 一、会议背景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1919年1月18日到6月28日，一战的战胜国和战败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在“十四条”宣言中说道，这将是一次公开的、和平的大会，并要组织国际联合会来维护世界公道。在《大公报》1月22日的新闻报道中也提到“欧和议会之宗旨——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又云和议会之宗旨即世界之和平，吾人应努力从速进行云云”。会议名义上拟定对德和约、标榜通过媾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实际上是一场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帝国主义战胜国

分配战争赃物，重新瓜分世界，策划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会议。 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代表团参加会议。代表团由北京和广州派官员联合组成，有北京外交总长陆征祥﹑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及广州的王正廷等。 其实，早在和会召开之前，北洋政府就规定了中国代表团此行的主要任务。因为1914年8月，日本不顾中国反对，悍然在中国领土上对德宣战，强行控制了山东，并占有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还迫使北洋政府签定了有关条约。所以此次会议对于中国来说，重中之重是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省内的一切利益，这些利益不得由日本继承。 中国舆论界也一直对于和会表示密切关注。《大公报》1919年1月7日登载的《巴黎和议会之期》谈到：“一月十三日业经公认为英法美意在巴黎外交部举行和议预期讨论会之日期，以便解决条件。巴黎第二次开会时即与敌国及其他协约国之代表商议协约国之条件，最后决定时即于维尔萨勒和议会提出交与敌国和议会之事，现益简单易于解决……”1月8日，大公报刊发《西报论我国应提出之和平条件》指出：“日本现抱有一种信心，以为彼能在欧洲和会推翻中国欲保其领土完全与主权独立之计划与希望，此殆无可疑者。……日本与会允许中国赞助其取消合约之提议，惟日政府以二十一要求所夺取中国之种种让与权则需中国助日本取得列强之承认以为酬报。”

浅谈中山舰事件

浅论中山舰事件 班级：2011030455 姓名：党鹏举 学号：20110330455

浅论中山舰事件 2011级历史七班党鹏举2011030455 摘要：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第一个阴谋政变。是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第一个讯号。是国共联合战线破裂的开始。在中国革命史上，中山舰事件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他对国共两党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对国民党内部，蒋介石成功排挤汪精卫，开始了独掌大权的“蒋介石时代”。对共产党、则大面积屠杀和迫害共产党人、对大革命造成了深刻的打击，使国共两党对于北伐的态度都发生变化、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关键字：中山舰事件原因排挤限制共产党谣言个人独裁陈独秀思想转变经验教训工农武装壮大力量 正文： 一、中山舰事件出现的原因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国民党内部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都渐渐的显现出来。国民党内部大体上分化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以蒋介石为核心，汇集了所谓的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以及孙文主义的成员。另一部分则是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国民党左派集团。但事实上此时的蒋介石并非是国民党的领袖，事实上汪精卫才是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不过负一部分或可以说是大部分军事责任的一个将领。最初汪蒋之间还显得比较和谐，但是自廖仲恺死了以后，

汪精卫做他的主席，蒋介石搞他的军事，就有些貌合神离的样子。这是隐藏在中山舰事件后面的第一条主要矛盾。第二条主要矛盾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蒋介石表面上宣称坚持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主张，但是实际上蒋介石是要排挤和压制中国共产党，并将俄国共产党的势力范围从中国境内驱赶出去。 两党及国民党内部的暗流冲动，表现出来即可看出导致中山舰事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主要因素是蒋介石的阶级性，是他独揽军权、政权、党权的野心。因为蒋介石野心，决定在国民党内部他不允许有威望、地位高于自己的汪精卫的存在。也不允许异己势力存在。故此、蒋介石做了诸多的准备。首先，为了清除党内的异己势力，蒋介石以及追随的孙文主义协会等组织做了丰富的舆论工作，包惠僧在回忆中写到“他们（孙文主义）常为蒋介石发出不平之鸣：常说：“中国的历史没有武人打天下，文人坐天下的先例”他们天天制造谣言，向蒋介石做情报，这是三月二十事变的导火线之一。”除了做舆论工作一事，这其中还包括李之龙兼任中山舰舰长一事，中山舰这只兵舰原为永丰舰，因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先生曾在永丰兵舰避难，改名中山舰，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蒙难的。他是国民政府唯一的一只装备完全的兵舰，也是水上走私的一个堡垒。自从李之龙兼任中山舰的舰长，对于大大小小的走私军警机关和人员，都是一个威胁，在蒋介石看来也不顺眼。所以在三月二十日事变蒋介石首先逮捕了李之龙，这也是爆发中山舰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

浅谈清王朝封建统治衰败的原因

浅谈清王朝封建统治衰败的原因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开始了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为了保证这个过渡的顺利实现，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在政治上使国家由君权主义的社会步入到民权主义的社会，即在彻底清除封建的政治制度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的、统一的和民众广泛参与的现代国家政权，并使之沿着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运行。对清政府来说，如果它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及时而有效地对其政治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中国就会较为顺利的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反之，就会严重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会使自身的统治出现全面的危机，并最终导致其垮台。事实上，清政府面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现代化挑战，不仅没有能够采取有效的回应措施，相反，其政治统治却不断呈现出日趋衰败的迹象。 在清王朝的统治下，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各族人民不断进行反抗斗争，特别是鸦片战争前的四、五十年间，农民起义的次数增多，斗争规模也在日益扩大，这些起义大大震撼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同时，也表明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已经开始逐步走向它的尽头。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内部现代化因素的不断增长，中国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但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因素并不是通过自身生产力的发展积累起来，而是由外国的殖民侵略带来的。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在受到外部现代化挑战时所做出的一种被动的反应和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中国在政治领域内，就不可能像原发现代化国家那样，拥有足够的时间，以使其政治的发展接受现代化因素，并逐步对其政治制度加以调整，以适应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加上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制度本身固有的封闭、保守和僵化的没落属性，直接削弱了中国对现代化挑战做出积极而有效反应的能力。这样，政治衰败就必然会成为近代中国封建政治统治最显著的特征。 首先，政治结构本身的衰败。自19世纪初以来，清政府政治结构变化的一个显著之处就是向过分专制型集权的发展。而这种趋势的加强，不仅损害了职能部门的权力和效能，而且打破了权力体系的平衡与稳定。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权力的纵向关系中，权力越来越集中到中央(皇室)，从而导致省这一级的中层政权和县一级基层政权的萎缩，后来当地方势力发展起来的时候，则表现出相当明显的离心倾向。二是在中央政权内部，内朝的皇帝和亲信集团的权力在不断加强，而外朝内阁的权力不断受到削弱。由于清政府权力运用的直接目标是获得下属和人民的臣服，而不是去积极地推动社会发展。因此，尽管权力在不断集中，政府动员和配置资源的能力却并没有相应增强。特别是当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失去了久已存在的均衡之后，中央对社会的支配能力也就不断丧失了。 其次，从权力体系的运作来看，上述政治结构的变化产生了极其明显的消极结果。权力不断专制型地集中，以及过于强调权力体系中各部分间的消极牵制，必然会泯灭官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和进行工作的积极性。因此到19世纪中后期时，官员们玩忽职守的例子已经比比皆是。因为在动辄得咎的情况下，积极和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很容易给政敌们留下把柄。而在由互相牵制的罗网所形成的官员互相倾轧的官场风气中，防范政敌的倾轧不能不成为官员们的头等大事。由此，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事实上成为官员们共同信奉的哲学。但是，虽不求有功，却不能不求升官晋爵，于是，粉饰太平、层层相助就成为普遍的为官之道。敷衍塞责和虚夸假报之风的盛行，极大地损害了当时中央政权治理社会和统治国家的能力。 最后，19世纪中国的官场腐败、官员的贪污、受贿等现象日趋广泛和严重。这种趋势在l8世纪即已开始。后来虽有嘉庆时代的改革，但腐败之风不仅没有根除，反而愈演愈烈。

论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论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浅析中国近代史（1911-1921） 第一节辛亥革命的“侥幸” 在奔腾不息的人类历史长河中，20世纪是空前伟大的世纪，是变化的世纪。在这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所经历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观念更新、政治动荡以及革命和战争的变幻风云，与中古世界崩溃近代世界形成过程中所曾经历过的巨大变化相比，更加广泛、更加深刻，也更加伟大。正是这涉及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革命性变化，使人类社会告别近代时期，进入现代世界。① 而在世界的东方，小国寡民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顺利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自上而下的改革使其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后逐渐带上了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特色，这也使得其必须通过军事侵略实现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的发展。显然，老气横陈的中国是日本最合适的战略目标。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的战略野心从幕后走向了前台，也正是这两次战争中日本人的胜利，是中国人逐渐意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对于先进的知识分子而言，清政府无疑是直接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腐朽之物”。 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黄花岗起义到辛亥革命，每一场群众运动的爆发无疑都在摧毁清政府本已风雨飘摇的统治基础。辛亥革命本身就兼具了历史的必然与偶然。以当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来看，辛亥革命的爆发是由风险性的，其政治上的胜利可以说是带有侥幸成分的。在一个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得并不算很出色且饱受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摧残的国度，要想通过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推翻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其难度可想而知。 从以往的历史结论来看，四川的保路运动无疑对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基础，也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保路运动这一“突发事件”导致了辛亥革命得以在武昌首先进行。然而保路运动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吗？ 清政府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一方面与列强的侵略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清廷本身的挥霍无度有关。恰如亚当·斯密所言，“就尊严一点而言，一国君主君临于其臣庶，比之共和国元首对于其同胞市民，更要高不可攀，望尘莫及；所以为要维持这较高的尊严，势必要较大的费用。总督或市长的官邸，自然是不能与国王宫廷，比其华丽的。”②这也是人民急于推翻清政府的重要原因，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列强的侵略。慈禧的纸醉金迷不仅葬送了北洋水师，更让中国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而清政府自身无力填补国库的空虚，只好“先把猪养肥，再杀猪吃肉”了，所以铁路民营化到铁路国有化的政策转变，催生了保路运动，而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又使清政府不得不紧急抽调湖北新军，诚如后人所做结论，湖北的兵力空虚是武昌起义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而保路运动所暴露出的清政府的持续腐朽又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增添了必要性。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将“辛亥革命”定义为1900年到1911年之间爆发的所有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总称。在这个维度上，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但辛亥革命的胜利却是历史的偶然。就当时国内的发展状况来看，汉口并非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当然，如果以GDP之类的指标来衡量，汉口的经济总量的确是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至于作为湖北省府所在的武昌，其政治氛围也并不算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然而，恰恰是因为突发事件提前进行的武昌起义，最终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形式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形态。这应当是历史的偶然 史学界都认为清朝的覆灭是大势所趋，不过这并不能印证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

浅谈徐志摩是散文家

浅谈徐志摩是散文家 浅谈徐志摩是散文家 摘要：“爱”是徐志摩诗作的动因和基本主题，他的诗作集中反映了他的罗曼蒂克的思想情调和创作风格，他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诗人、作家。他的一生是短暂的，文学生涯也是短暂的。他的思想和艺术比较典型的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动向和艺术趣味创作，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艺术风格，犹如矛盾所说：“徐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笔者认为，徐志摩不仅是资产阶级的伟大诗人，而且他还是一个优秀的散文家。诗和散文对徐志摩来说，犹如是鸟的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成其为徐志摩，因而笔者从徐志摩的散文的内容和风格来洞察徐志摩的思想，以此来说明他不仅是诗人，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 关键词：象征比喻想象爱国散文诅咒 （一） 徐志摩出生于1896年，死于1931年，时年36 岁，名章序，初字夕森，后更 字志摩，****县人，出生于一个封建色彩浓厚的富裕资产阶级家庭。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诗人，作家，他的著作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散文集《落叶》、《自剖》、《巴黎的鳞爪》、《秋》，信札日记有《爱眉小札》；小说集有《轮盘》等。此外还有未收入集子的诗歌和各种形式的散文，散文和诗歌散见在各种报刊杂志上。 徐志摩作为一个诗人，不管对他的评价如何的不同人们都是认同的，但作为一个散文家，在卞之琳的《徐志摩序》中却说还有待确认，其实早在二三十年代，对徐志摩的散文家地位，不仅确认过，而且还把他作为一种散文流派的代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和一些散文、小品选集、都把他的作品作为一家选进去。他的散文曾经引起过研究者的普遍注意。徐志摩在世时就有人说“他的散文和诗歌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陈西滢的作品《闲话》，《现代评论》1926年2月20日）。“在散文和诗歌方面，所成就的华丽局面，在国内 还没有相似的另一人”。（沈从文的《轮盘的序》）。徐志摩逝世后，不少人在悼念文章里都谈到他的散文。“新月社”的人和他的学生，固然竭力推崇，说“他写起文章真是痛快淋漓，使得读者开不得口，只有微笑，只有倾服的份儿。”（梁实秋的《谈徐志摩的散文》；《新月》四卷一号）有的赞扬象他那样“文采华丽，连吐一长串珠玑的散文作家，在现代还找不到第二个。”**景琛的《志摩师哀辞》《新月》四卷一号）徐志摩的朋友也**称赞，有的说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也不小，有的甚至认为他的散文比诗歌的成就还大，“他的散文远原是诗歌的扩演。”有的赞美其散文“象夏云的层涌，春泉的潺湲，他的文章的确有独特的风格，在散文里不能不让他占一席之地。”（杨振声的《与志摩最后一别》。显然这样的高度评价，

浅谈民国铁路发展

浅谈民国铁路发展 铁路，作为近代先进的交通运输工具，从19世纪后期在中国大地上最初出现，到现在已经有一百余年的历史了，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有七十余年历史了。 旧中国的铁路史，是帝国主义列强巧取豪夺中国的主权，与封建统治者和官僚买办勾结在一起，掠夺中国资源，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也是铁路作为先进的运输工具，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因素逐步增长，从而使中国从封建社会转化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的铁路职工在近代工业的大生产活动中，逐渐提高阶级觉悟，与帝国主义侵略者、清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的历史。研究这一段历史，不但可以使我们懂得过去，也将使我更加深刻地现解今天，使我们从历史的实践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自觉地为振兴中华，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贡献力量。 一、清政府时期铁路发展总述 中国大地上最先出现的铁路，是1876年以英国怡和洋行为首的英国资本集团擅自修建的吴淞铁路。这条铁路长15km，是窄轨轻便铁路。在上海至江湾近的线路通车后，发生了火车轧死行人的案件，引起当地人民激烈的反对。经中英两国政府商定，该路由中国政府备款赎回，但仍准许该路继续施工，修建到吴淞镇，全线通车营业，到了次年，将赎款付清续回后，随即予以拆除了。五年以后在洋务派的主持下，开平矿务局于1881年创建了唐青铁路，从此揭开了中国自己修建铁路的序幕。比之英国在1825年修建的斯多克顿至达林顿铁路—世界上第一条公开营业的铁路晚了半个多世纪。 这时中国业已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国势日趋衰败，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正处在从自由资本主义开始过渡到垄斯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阶段，不但向国外大量倾销而品，还输出财政资本和瓜分殖民地。它们在中国已经夺得了相当庞大的权益，从事掠夺中国资源和奴役中国人民。 从上世纪70年代起由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产生的洋务派所开展的洋务运动，进人80年代以后，已由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民族资本也开始投放到近代工业上来了。因此，中国铁路建设一开始，款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和带有微弱的民族资本主义倾向的开明人士之间的斗争。在铁路建设

浅谈邵飘萍的新闻思想

浅谈邵飘萍的新闻思想 摘要：邵飘萍是中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著名的记者、报人，杰出的文化战士、著名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开拓者。他一生在两个方向上做出建树。一是政治上，以新闻舆论为武器，宣传真理,抨击邪恶，锐意改革，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做出杰出贡献并最终成为无产阶级战士、共产党员。一是在完善中国新闻事业方面，他的贡献是开创性的，独创性的，综合的。他所著的《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等,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理论著作。邵飘萍在新闻事业上改革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他毕生积累的新闻思想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关键词：邵飘萍新闻思想现实意义 邵飘萍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在14年（1912年----1926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他涉猎了新闻事业的大部分领域:当过记者、编辑、主笔、社长；创办了当时北方颇有影响的通讯社“北京新闻编译社”和北方进步报纸《京报》;参与开创了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事业的工作，出版了我国早期的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的新闻思想既具有时代特点，又具有独特风格，在我国新闻史中占有一席重要位置。 一、邵飘萍的基本新闻思想 （一）独立的办报方针 邵飘萍指出, 报业应该是超然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因素, 负有教育、指导社会舆论的责任。那么, 什么是报业的独立：即在信仰、组织、经济以及报纸公职人员的精神品格方面全部独立。 信仰是独立的：惟有信仰事实与真理，不为党派和个人左右。它判断非的标准是社会公益。组织上是独立的：不受任何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控制。 邵飘萍认为新闻事业具有不同于其他事业的特殊性质, 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他认为, 新闻事业传递消息应该是“一切利害有关之消息”，它与全社会发生联系, 是“国民舆论代表”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的报业, 应该能基本反映出国民的思想要求，新闻舆论也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是非善恶的标准。 经济上是独立的：既不仰仗官方豢养，也不依赖党派津贴。应该有自己赖以生存发展的独立经济。 报业经济, 应该摆脱资本的控制, 经济独立的途径是扩大报纸的发行量, 使“社会中人人皆属股东”。报社公职人员同样应该“保有职务上精神上之自由”，要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独立的思想和纯正的道德品质。记者是“布衣之宰相, 无冕之王”持正确的立场和判断是非的标准。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邵飘萍确立了独立的办报方针。一是监督政府,“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二是唤醒民众。他认为, 挽救纷乱时局的力量是国民,“时局纷乱极点, 乃是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因此, 报纸要“从政治教育入手, 树不拔之基, 乃百年大计治本之策”。三是“顺时代进步之潮流” , 表达报纸“对于解决时局的意见”。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旧中国, 历来是实行封建言论专制的, 无所谓思想民主、言论自由。但是, 辛亥革命以后, 相当部分的资产阶级报刊,或沦为反动党派、军阀派系的报纸或者磨灭了以往激烈的政论锋芒, 扼杀了以往追求领导革命的精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邵飘萍于1922年10月5日在《京报》创刊时, 提出了“监督政府” , 教育民众的办报方针。他的办报思想在顺应新文化潮流、冲击封建言论专制方面,作用是积极的

浅谈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浅谈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唐茂川（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专业，10143901205） 近代中国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决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的重要依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产生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然而，有人曾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也有人说：“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推动了现代化进程”，还有人甚至说：“没有西方的殖民侵略，东方将永远沉沦”。 帝国主义的侵略究竞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化地给予解答，而应该将理论和历史事实相结合，从正反两方面进行深入、具体的剖析。 首先，我想浅谈一下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近代发展带来的客观好处。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与贸易输出，瓦解了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并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前提。再者，帝国主义的侵略客观上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让许多有识之士看到了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激起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浪潮，所以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变为现代政治体制国家。当然，西方侵略者在进行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部分西方科学思想，并激励许多中国年轻人留洋海外，加速了中国旧思想的覆灭。 但是，从主观动机来看，毫无疑问，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是要掠夺、压迫中国，企图把中国变成 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完全是由他们“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的”，而决不是为了给中国带来“近代文明”，帮助中国变成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所以，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更多地是带来灾难，这种灾难不仅是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也是中国人民从内心不愿意接受的。 下面，我将就“弊”进行具体阐述。 第一，帝国主义侵略者用武力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方式，主要是它们在用军舰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从而取得种种特权，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对中国进行掠夺和榨取，开始把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它们首先是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通过1842年《南京条约》首先开放五口，至1895 年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陆续开放的条约口岸已有40 多处。在这些通商口岸里，外国人享有种种特权，控制当地的工商、金融事业，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殖民统治，成为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基地。其次是剥夺中国的海关主权。通过“协定关税”把进口税率压低到5％左右。外国商品倚仗特权和低关税，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倾销，排挤中国本国工业产品和手工业品，以此获得高额利润。 外国资产阶级凭借各种特权，把中国变成了它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取得廉价原料的基地。中国对外贸易从1865 年开始出现入超，1877 年以后始终入超，并越来越严重。洋货的大量倾销，使得中国的民族工业和传统手工业遭到排挤和打击。外国资产阶级还直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洋行，带垄断性地经营进出口贸易。并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在中国办工厂、银行，修铁路、开矿山等，以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掠取高额利润，并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总之，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在经济上丧失了独立性，成为列强的经济附庸，它一方面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除了沿海沿江少数城市的经济得到畸形繁荣以外，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经济都濒临破产。所以，正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导致了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贫困。

浅谈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浅谈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1840年的枪炮声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侵略者走进了中国的大门，肆无忌殆地进行侵略，先后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系列战争，割国土，开通商口岸，要战争赔款。获取关税司法主权等等，中国的主权一步步沦丧，国家日益贫弱，中国人民的灾难由此加深。中国由一个封建大国开始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 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最直接和赤裸裸的方式是军事侵略。它们倚仗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特别是军舰和大炮，或者进行武力威胁，或者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干涉中国的内政，直至出兵镇压中国革命。这种军事侵略是逐步升级的，从骚扰、蚕食中国的沿海、边疆，到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直到企图瓜分全中国。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侵华战争，从1840年至1919年的近80年间，较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就有10多次。在历次侵华战争中，外国侵略者屠杀了大批中国人民，迫使中国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掠夺中国的大片领土，勒索赔款，掠夺财富。这些自称为“西方文明传播者”的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充分地暴露了资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的不文明的野蛮本性。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统治中国，在政治上采取的主要侵略方式是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的内政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当然这种对中国的政治控制是逐步实现的。在鸦片战争时期，外国侵略者还只是通过中国内部的妥协投降派贵族大臣，如琦善等人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法，在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同时，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才终于使清政府基本屈服。列强的公使是以战胜者的姿态进驻北京的，他们不是普通的外交官，而是一步步成为了清政府的“太上皇”。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还享有领事裁判权，把持中国海关行政权，并勾结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爱国运动。同时列强还特别注意在中国政府中扶植收买自己的代理人，如支持通过北京政变掌权的恭亲王奕欣和洋务派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等，鼓励他们实行媚外妥协的外交方针。到清末民初又支持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段祺瑞等人，并扶植各派系军阀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支持他们割据地盘和进行混战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方式，主要是它们在用军舰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从而取得种种特权，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对中国进行掠夺和榨取，开始把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它们首先是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通过1842年《南京条约》首先开放五口，至1895年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陆续开放的条约口岸己有40多处。在这些通商口岸里，外国人享有种种特权，控制当地的工商、金融事业，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殖民统治，成为资本一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基地。 其次是剥夺中国的海关主权。通过“协定关税”把进口税率压低到5%左右。外国商品倚仗特权和低关税，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倾销，排挤中国本国工业产品和手工业品，以此获得高额利润。从19世纪50年代起，外国人逐步控制了中国海关的行政权。中国海关不仅不能起到抵制外国商品倾销、保护民族经济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对华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工具 外国资产阶级凭借各种特权，把中国变成了它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取得廉价原料的基地。中国对外贸易从1865年开始出现入超，1877年以后始终入超，并越来越严重。洋货的大量倾销，使得中国的民族工业和传统手工业遭到排挤和打击。外国资产阶级还直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洋行，带垄断性地经营进出口贸易。并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在中国办工厂、银行，修铁路、开矿山等，以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掠取高额利润，并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勒索中国巨额赔款，而且迫使中国举借外债来偿付这些赔款。列强的政治贷款常常附有苛刻条件和高额利息，并要求以中国的关税和盐税为担保，这实际上扼住了中国财政的咽喉。而外国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成为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枢纽，凭借各种特权和雄厚势力，逐步控制了中

浅谈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

陈明敏：浅谈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 《评新文化运动》这篇文章被章士钊公开演讲过多次，在正式刊物上发表过两次。文中指出“愚在长沙、南京、上海、北京等处，为此说者屡矣”，但他也表示只是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然批评之学，吾夙无之”。第一次是于1923年8月21日~22日发表在《新闻报》上，主要针对胡适在《国语周刊》上所发表的“不值一驳”这个论断。第二次是于1925年9月5日。针对章士钊自7月《甲寅》复刊以来，频频发文反对白话文这一举动，8月30日胡适写下《老章又反叛了》予以回应，并在文中宣言“我的受降城是永远四门大开的。但现在改定我的受降条例了：凡自夸‘摈白话弗读，读亦弗卒’的人，即使他牵羊担酒，衔璧舆梓，捧着‘白话歪词’来投降，我决不收受了！”。章士钊看后较为气愤，当即在9月5日出版的《甲寅》周刊上发表《答适之》，9月12号又再次刊登了《评新文化运动》，随后还写出《评新文学运动》。 章士钊一生坚持文言文写作，虽有白话习作，但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白话文，是一位纯粹提倡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在二度游欧之前，章士钊曾在自己所办的《甲寅》月刊上宣传过西方文化。而在二度游欧后，他发现西方文化本身存在很多弊端，不应当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大肆普及，且新文化运动将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抛置一旁而不顾的举动让他担心新文化运动会使中国文化丧失自己的特性，造成中国在文化上的亡国，使中国人丧失自己的文化标识，变成“无所归类”的人，因此开始反对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化运动》里的观点一经发出，使得章士钊在当时的新青年们眼里变成彻头彻尾的“新文化运动的拦路虎”，但在当下看来他的有些观点还是很有建树，思考颇有深度。因此，21世纪的我们应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以平视的姿态，用平和的心态去面对那个处于变革年代里的各派言论和观点。 《评新文化运动》全文共七段，脉络清晰，从“文化、新、运动”三个方面阐述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理由。 一是文化具有特殊性，文化离不开人、地、时三要素。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一个民族有专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化，西方文化也有不足，不应抛弃自我，大肆去学西方。因为“吾人非西方之人，吾地非西方之地，吾时非西方之时，诸缘尽异”。他指出新文化运动者苦求东西、今古间的“共相”，“因虚拟一的，群起而逐之”这种做法很可能带来中国自身的文化“变其种”“无所归类”。 二是“新”这个观念是“大误谬”。因为“新者早已孕育于旧者之中，而决非无因突出于旧者之外”，“新”派生于“旧”，新旧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两者之间的衔接“其形为犬牙”，“新新旧旧盖诚不知往复几许”。今天所谓的“新”，就是过去所谓的“旧”，“今人之言即在古人之言之中”。章士钊针对新文化运动而提出的“新旧循环论”是源于中国传统的“平陂往复”、“物极必反”的循环变易观，把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归结为循环变易。这种循环论把“新”与“旧”看作单纯的、静止的两个对立面，它们之间的斗争是一种此消彼长的斗争，否定了整体的向前运动。如今我们所认可的马克思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新事物不断战胜旧事物的过程”，和章士钊有所不同，马克思认为新旧事物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是不断向前进的。马克思哲学观念里的“新”是不断出现的“新”，“旧”是不断被淘汰的“旧”，每个阶段的新旧都有不同的内涵。 三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方式提出了批评。他一直主张文化精英论，以“精英主义”，对抗五四的“平民主义”。文化是“阳春白雪”，不指望为大多数人接受，而且甚是担心由少数人所传续的“精英文化”被“下里巴人”的文化所同化。而新文化以“运动”的形式，求文化为一般民众所共喻，这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只能是“欲进而反退，求文而得野”。在章士钊看来，“运动”是大众集体所为，“要之文化运动，乃社会改革之事，而非标榜某种文学之事”。“运动”是可以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但“文化”是精英主义，本就曲高和寡，它的传续途

浅谈梁启超的善变

浅谈梁启超的善变 摘要：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重要人物,尤以其“善变”著称。在戊戌变法后的三十余年里,其政治思想历经几次重大变化:时而改良、时而开明专制、时而又是君主立宪,令人眼花嚎乱。正因如此,其师康有为批评他“流质易变”,孙中山更是以“一人持二说,首鼠两端”斥之。 梁启超尤为欣赏日本政治家吉田松荫和意大利政治家加富尔,对他们善变的政治策略倍加赞扬,称他们为善变的豪杰。他说:“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也。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在中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变革进程中,梁启超顺应时代前进的潮流,“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所谓我操我矛以难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 保皇.革命.保皇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极力宣传维新理论。他认为几千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已到了“去陈用新,改弦更张”的时候,变法已成为历史的必然。那么,又如何来变法呢?他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所谓“变官制”,就是首先要从体制上实行变革,将封建君主专制变为君主立宪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虽然悲愤但并不消沉,仍然孜孜不倦地求索救国之路。《尊皇论一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中,他驳斥了戊戌变法失败后三种救国言论:一是冀望于慈禧、荣禄,二是冀望于各省督抚,三是民间的革命军。尤其对于第三种方式,他更加反对:“此事虽屡行于欧美,而不切于我中国今日之事势也。西国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也。今中国尚孩提也,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他认为,“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日尊皇而已。”到了夏秋,梁启超与革命党人孙中山交往甚密,逐渐有了赞成革命的倾向,并商榷两党合作的问题。同时,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力争革命共和。但对于革命,康有为、徐勤、麦孟华等都是极力反对的。一方面是革命党人对他的吸引,另一面则意味着对师友的背叛。梁启超陷人了进退维谷的两难中。但是,从保皇到革命,梁启超姿态的转变只经历了短短几个月。 在这几年里,梁启超时常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徘徊。到了1903年,他赴美归来后,言论大变,完全放弃了曾主张的“破坏主义”、“革命排满”的论调,重新回到保皇立场。梁启超这一次彻底变换了他的姿态。但剧烈的变动更显示出他不变的思维。当时,革命排满的论调正蓬勃不可抑制,他相当于与舆论唱反调。他自己也深知这点:“反抗于舆论之最高潮,其必受多数之唾骂,此真意中事”。《新大陆游记》记述了梁启超游历美国的见闻和感想。 在日本的最初几年里,他因为撰文抨击清廷而被誉为“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此时扮演的是社会前沿阵地引领者的角色。但几年之后,他却要与舆论作战,被舆论抨击。这种姿态的转变似乎暗合了“激进一保守”、“前沿一落伍”的二元对立划分。然而实际上,这种简单的二元划分贬损了梁启超思考的深度。民主共和是一样好东西,梁启超对之赞叹有加。但他同时又异常冷静。通过亲临实地的考察,经过细致的分析对比,他认识到中国当时的情况不适合实行民主共和。他的思考建立在充分考虑国情、民情的基础上,从革命到返回保皇,并非倒退,而是显示出他独立、睿智的思考。他姿态的转变仍然贯穿着其思维的不变:时刻关注着中国的问题。 和袁、慰革,逼满服汉 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梁启超虽然不赞成民主共和政体,

浅谈《阿Q正传》的悲喜剧色彩

浅谈《阿Ｑ正传》的悲喜剧色彩 鲁迅先生曾经给悲剧和喜剧下过定义，他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阿Q正传》的形式和风格并不是单一的，是喜剧艺术还是悲剧艺术，这就值得研究。 艺术的悲剧总是现实生活中悲剧性事件的反映。鲁迅生活和创作的年代，就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悲剧时代，那时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和深刻，时代的悲剧气氛必然在文学中反映出来。但“五四”时代有些作家的作品中明显带有倾诉个人痛苦和忧虑的特征，鲁迅却不然，他对时代的悲剧感受却“更广大、更深远了”，他所想的不是自己而是为千百万劳苦群众的悲剧命运而忧虑，为人民大众的命运而呐喊。先生卓越的地方，在于他的悲剧观点和广大人民的思想情绪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他总把普通的被压迫群众认作是最美的、最善良的，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于是对他们的悲剧命运最关切、最同情。 初读《阿Q正传》，对于阿Q身上是否存在“有价值的东西”似乎难以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因为这个人物似乎没有优点。但如果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回答是肯定的。鲁迅先生在塑造这一形象时，注重了人物命运的双重悲剧，阿Q作为一个雇农，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他身上有的勤劳吃苦的劳动人民的优点以及他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无疑是“有价值的东西”；他一生备受剥削，人格屡遭污辱，最后又惨死于冤案，这样的命运遭际更加令人同情。他的死会令人痛心，这是阿Q性格上的悲剧。然而，鲁迅先生对阿Q的悲剧性描绘并非停留在这个上面，而是挖掘出更深刻的悲剧性的东西——精神胜利法。在鲁迅先生看来，这种悲剧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弊端和黑暗势力造成的。不仅造成了他们生活的艰难，更进一步造成他们的精神上的弱点，使他们缺乏革命觉悟。悲剧的双重性质反映了鲁迅先生悲剧的深度和广度，这是鲁迅先生探索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产物。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历史事件，这次革命暴露出来相当多的问题，革命失败以后种种事实使鲁迅极为愤慨，曾引起他深刻的苦闷和探索。他曾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好事；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奴隶主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更“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这样，就使他揭示了辛亥革命的悲剧，在《阿Q正传》中完成了革命悲剧的创造。 鲁迅的小说充满了沉郁浓重的悲剧气氛，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很少写一篇“纯粹的”悲剧。强烈的喜剧性的兴奋、讽刺和幽默总是不可抑制地表现出来，并且同悲剧性有机地交织在一起。《阿Q正传》是要暴露社会的病态和国民精神的畸形，这就决定了作品的主要方面，具有讽刺喜剧的特色。 “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生活中有些东西本来是丑恶的、荒谬的，却偏想装成或说成为美好的东西，有的甚至是真诚地自以为光荣的。作家把这种现象和实质的矛盾暴露出来，就使人感到可笑。笑，正是讽刺作家特有的武器。阿Q本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丑，不在头上的癞疮疤，更不在贫穷、屈辱、失败，而在于他用种种的瞒与骗的手段，使自己永远得意，永远自以为胜利。总之，他的主观精神状态与实际生活地位，是那么不调和。因此，阿Q这个人物就主要不是使人觉得可怜而是可笑了。 鲁迅在作品中用讽刺的火光去照见人物心灵深处的腐烂，用幽默的笔尖划破社会上的肿毒。作者对赵太爷、秀才、举人以及依附于他们的赵白眼、邹七嫂等，对社会的种种偏见、恶习，燃烧起憎恶的怒火，这是无须赘述的。至于阿Q（还包括王胡、小D、吴妈等）这样有着严重精神弱点的人物，作者虽对他们被压迫的处境是哀其不幸，但因作品的主旨在于暴露国民性的弱点，仍着重写其思想性格上的假、丑、恶的一面，因而讽刺幽默是作品的基调。作品前几章对阿Q的讽刺很明显，很集中。即使是最后一章《大团圆》，写阿Q的悲惨结局时，也不是用悲剧的艺术手段，而是用喜剧的手段写出。阿Q被抓到大堂上受审时，一见上

浅谈成舍我办报思想的现实价值

《新西部》2008.16期浅谈成舍我办报思想的现实价值 权　波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西安　710062) 【摘　要】　成舍我坚持独立办报的原则,看重新闻的迅速、新鲜、准确,关注特定读者群,强调内容的娱乐性,这些主张为报纸增添了极大魅力。而特有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又使他的大众化办报理念具有了特别的风貌和新鲜的内容。当然,成舍我的报纸大众化并不仅仅是把报纸办成通俗的、畅销的小报,而是使报纸承担起唤起民众的重大使命,达到“立己”、“立人”、“立国”的目的。 【关键词】　成舍我;报刊;活动思想 我国现代著名爱国报人、新闻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成舍我(1898-1991),湖南湘乡人,原名成希箕,又名成勋,成平,笔名舍我。在现代中国新闻发展史上,成舍我是一位声名显赫、成就斐然的“报业大王”。他凭着创业时的200元资本先后于1924年在北平创办《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1927年在南京创办《民生报》,1935年在上海创办《立报》。并于1938年在香港再办《立报》,在陪都重庆再办《世界日报》。成舍我的主要办报经历虽然多在20世纪上半叶,正值中国新闻事业起步未久之时,但其报业经营主张和新闻思想却相当先进,他实用性的新闻理念,大众化、平民化的办报思想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多是今人所不能及的。尽管成舍我办报也有局限和过失之处,但其办报经验不仅在中国现代新闻史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而且对繁荣我国新闻报刊事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各种宣传手段扩大报纸的影响力 宣传手段之一广告的运用。主要有三种手段:一是派出广告人员外出招揽生意,由他们灵活掌握广告费;二是从别家报纸上直接选取广告,未经业主同意便登上自家报纸,然后再派人去收取广告费;三是自编广告以吸引商家注意。 宣传手段之二借助具有轰动效应的事件传声扬名。最突出的事件是报道顾竹轩案。那时《立报》正在试版期间,正值上海“大亨”顾竹轩因与巡捕房分赃不均,被翻出过去杀人的旧账,遭逮捕送交法院,《立报》认为这是个一炮打响的好机会,于是尚在试版期间就派出记者四处采访。《立报》刊登的开审顾案的报道以耸人听闻的手法和早先的充分调查而轰动一时,销售量升至70000份,而且还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追踪报道,从此名气直升,成了畅销报。[1] 宣传手段之三以打笔墨官司来吸引读者注意。成舍我曾以《北京晚报》为对象,抨击该报的新闻有的失实,有的纯系造谣,又揭露该报与某派某系有勾结,对方不免大力反击,形成对峙开骂的热闹场面。他还有意找一些权势之人进行攻击,如段祺瑞的儿子及教育总长章士钊等,不仅可以哗众取宠,又可博得敢言美名,提高报纸声望。 二、知人善任,不拘一格育人才 成舍我非常爱惜人才,也非常注意网罗人才。先后被他聘请来参加办报活动的张恨水、张友渔、萨空了、恽逸群、谢六逸等,都是当时中国新闻界的一时之选。在选聘人才问题上,他用人惟贤,不拘一格,也从不搞什么论资排辈。以大众化新闻事业的发展作为选聘人才的依据。 当初《立报》在上海没能如愿打响,成舍我考虑走马换将,就找到二十七八岁的萨空了,鼓动其创业热情,允诺让他独当一面,出任《立报》总编辑和经理。一个有事业心的青年难以拒绝这种吸引力,萨空了接办《立报》后,果然不同反响。对有进步倾向的张友渔,成舍我不仅将他安排在重要位置上,作报社的主笔,而且让张友渔撰写社论等重要文章,甚至其他人撰写的社论也可以由张友渔来审查,决定取舍、修改。从这点来说,成舍我确可以称得上是旧中国新闻界的一位重才爱才也善于保护人才的伯乐。 三、大众化报刊理论及实践 成舍我坚持独立办报的原则,看重新闻的迅速、新鲜、准确,关注特定读者群,强调内容的娱乐性,这些主张为报纸增添了极大魅力。而特有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又使他的大众化办报理念具有了特别的风貌和新鲜的内容。 1935年9月20日,成舍我在上海创办新型小报《立报》,正式提出“报纸大众化”、“以日销百万为目的”的口号,标志着成舍我大众化办报思想的成熟。《立报》宣扬“只要少吸一支烟,你准看得起;略识几百字,你准看得懂”、“五分钟可知天下事,一元钱可看三个月”,[2]其主要内涵是:文字浅显;价格便宜;内容有趣。成舍我摒弃了美国报人赫斯特的庸俗化做法,将那种夸张、渲染的新闻手法,斥之为“报之小品,不足一道”,并提出了四项办报原则,以表明自己的立场。这四条原则是:①凭良心说话;②用真凭实据报告新闻;③除国家币制及社会经济有根本变动外,永远保持“一元钱看三个月”廉价报纸的最低价格;④除环境及不得已原因外,终年为读众服务。[3] 当然,成舍我的报纸大众化并不仅仅是把报纸办成通俗的、畅销的小报,而是使报纸承担起唤起民众的重大使命,达到“立己”、“立人”、“立国”的目的,我们认为不仅立己立人不能分开,即立国也实已包括在立己的范围以内。我们要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国家,我们就必先使每一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于国家的关系。因此,《立报》较之于西方的大众化报纸多了许多社会责任感。 四、结论 成舍我的报刊活动思想是多方面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很多思想是矛盾的、复杂的,这源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局限性。成先生的宣传手段是变化多端,宣传手段之新颖、独到让人称奇,很多技巧值得我们现代人借鉴。成先生能够慧眼识珠,敢于启用年轻的报界人才为我所用,但往往由于待遇的问题而留不住人才。同时成舍我先生的报刊活动思想指引着他办报前进的道路,迈出了中国报刊大众化的第一步,他所创办的《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世界画报》、《民生报》、《立报》等报刊以其内容丰富、版面新颖、报价低廉而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总而言之,成舍我的报业活动取得了辉煌的业绩,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杰出的报业活动家。 【参考文献】 [1]　张钰.〈立报〉和〈新民报〉的两条社会新闻.新闻研究资料,总第十一辑. [2]　周海波.论成舍我与中国报纸的大众化趋向.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 [3]　我们的宣言.立报,1935.9.20. 【作者简介】 权波(1982-),女,陕西三原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方向:媒介经营与管理. — 9 3 2 — 浅谈成舍我办报思想的现实价值图书与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