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记录与革命的反思--《人与国家》(广西大学人文)
历史的记录与革命的反思
单世联
(1962-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周实、王平
编《天火》，长沙，岳麓书社，2000。
1917年寒冷的冬天，身陷囹圄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①听到了十月革命的惊雷，她用诗一般的语句描绘着：“每天有一块地方沦陷，每天有新的崩裂，每天有新的天翻地覆。”对于正在从事颠覆活动，意在开创历史新纪元的西方革命者来说，俄国的成功既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又给了他们巨大的鼓舞。但是，激进的“红色罗莎”的惊人敏锐在于，她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东方同志的赞扬上，她最早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批评布尔什维克党的专政。还在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她就确认革命的理想主义者的专制性格：“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卢森堡文集》，下册，504页，人民出版社，1990)这一论断是具有高度预见性的，从军事共产主义到斯大林主义，苏俄革命的非民主性不但给俄国、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极大伤害，它理所当然地要为社会主义在欧洲实验的最后失败负责。
卢森堡确实是一位先知，尘封了几十年的《论俄国革命》作为对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直到苏联、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进入自我改革的世纪末，其不祥预言才得到真正重视和充分理解。似乎令人惊讶的是，西方经验主义、自由主义有关革命的千言万语，从波普尔到哈耶克，在许多方面都与卢森堡相通。
警惕的还有“革命的海燕”②。在我们都很熟悉的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革命领袖和伟大作家曾就革命和人道、专制和自由展开过一场争论。这并非艺术虚构，1917年5月1日到1918年7月16日，正是在俄国天崩地裂的日子里，高尔基却在《新生活报》上就当时的政治情势和民众的精神状况发表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文章，批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揭露“罗斯人”的野蛮和残忍。在严密封锁了80年后，这些文章以《不合时宜的思想》为名重见天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岁月无情，但对于真正的思想却是无能为力的。
彻底的革命改变了俄国的一切，也激活了无数的思想创造，从流亡贵族到反革命军官，从东正教神学家到文学家，20世纪俄国思想史的主题就是对革命的反思。高尔基的特殊性在于，他始终是他极端厌恶、尖锐批判的布尔什维克的朋友和同盟，他始终是沙皇专制不妥协的反对者，以至列宁在无情拒绝他的求情，下令关闭《新生活报》时还说“高尔基是我们的人，很快会无条件地回到我们这边的”(《不合时宜的思想》，304页，下同)。但是，高尔基并未因此就无视革命中的无序和血腥。作为人道主义的知识精英，他不只是在政治制度更替的意义上理解革命，而更多是从文明和文化的视角看待革命。旧制度的分崩离析也意味着此前一切道德理性、社会规范、文明体制的解体，于是生命中古老而残忍的兽性喷涌而出，一切阴暗的本能，如报复、仇杀、凶狠之类全都释放出来。“世界历史的所有强大的力量都动作起来了，所有的兽人都已挣脱了文化的锁链，撕碎了披在身上的那一层薄薄的文化的圣衣，无耻地亦裸着身体。”(51页)高尔基反复描绘了两种类型的野兽化，一方面是革命家以
人的(肉体)生命体做试验，“很有气魄地屠杀”，“这不久前的奴隶在他获得了充任别人的主宰的可能性之后，就变成了最肆无忌惮的专制者”(137页)；另一方面是民众中无顾忌的公开仇杀，恐怖蔓延，私刑盛行，从革命领袖到普通民众，都不区分谁是革命原则的敌人，谁是他们非理性行为的敌人。在震撼世界的革命中，生命的廉价也足以令世界震惊。高的描述是：“是可耻的事，也是犯罪的事”(99页)，“良心死了”(106页)，“是盲目的残酷，是血流成河，是鼓动起兽性的本能”(130页)，“一场阴暗的情欲的暴风雨”(216页)，等等。
然而，高尔基也只是“不合时宜”而不是反革命。他认为民众中深藏着的兽性正是沙皇专制腐蚀和折磨的结果，正是民众长期缺乏自由的反映。他们在怨恨、劣迹、污秽、流血中生活，也是在不受惩罚的罪恶的氛围中生活，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也从来没有思考过自由的意义，他们把在其中受难的丑陋现象和观念系统接受了下来，感染了蔑视人、毒害人的恶劣品质。因此一俟砸碎身上的镣铐，他们只能利己地、牲畜般地、愚蠢而丑陋地享受着自由，除了刺刀和子弹、杀戮和复仇，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手段来表达他们的翻身解放，来实现社会正义。高尔基沉痛地说：“你们摧毁了君主
制度的外部形式，但是它的灵魂你们却不能消灭，看吧，这灵魂活在你们心中，迫使你们失去了人的形象，而像野兽似的咆哮。”(110页)沙皇被赶下台了，但暴虐的专制精神却在革命者身上存留并获胜利；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但反抗本身也带有压迫的印记，革命的起源决定了革命的本质。不是革命使人下降为动物，而是人的动物性本能通过革命才得以释放；而人之所以沦为动物，是因为此前奴隶制度从未培养起人性意识，从而即使革命的目的是要脱离人的动物般状态，要借助、要依靠的也只能是动物般的人。严格地说，没有一场革命会彻底摆脱过去。高尔基尽管对革命写下了最尖锐的批评，但却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否定革命、拒绝革命，理论原则的赞同与具体行为的否定，使他的思想始终存在着一种内在紧张，并通向他后期对暴政的妥协。
这种紧张可以用目的与手段的矛盾来解释。高尔基赞成革命者的崇高目的，但反对革命过程中的残暴手段；他颂扬革命的理想主义，但身临其境，他看到的是人类动物性本能的可恶的粗野、病态的残酷，而真善美、理性智慧、道德良心、精神创造力、文化艺术等均被践踏在地。革命并未在精神上、心理上矫正或治愈俄国，并未激活起理想主义。这一点，是高尔基批评革命的根本立场。他强调“政治生活的新制度要求我们有一种心灵新制度”，这种心灵新制度就是体现了美好的感情与思想的“社会理想主义”。革命打破了原有的外在规范，使一切行为都变得可能，要遏制公开的无法无天，只能靠主体的自我规范，靠心灵深处的理想主义。“正是革命的时代才最需要社会理想主义。我这里指的当然是那种健康的、使感情能够变得崇高的理想主义。没有这样的社会理想主义，革命就会失去它那使人变得比革命前更具有社会觉悟的力量，它就会失去为自己辩护的道义的和审美的理由。”(130页)理想主义不是根据主观的设想彻底改造社会，不是以未来的乌托邦来否弃当下生存的利益和权利，而是一种人道理想，是心灵和头脑的全部力量，它可以对抗生活中卑鄙肮脏的东西，永不疲倦地、顽强地追求生活的正义和美，追求自由。高尔基不是在要不要革命这个问题上不合时宜”而是在革命的方式和手段上与现实的革命行为不相符合，他之所以“不合时宜”是因为革命不合理想；他之所以要公开地“不合时宜”是因为他要为革命灌注理想主义，使革命能够在历史法庭和道德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而不是物质和权力的重新分配的算术题，更不是把人降
低为动物。“如果我们不把我们心灵里最美好的东西倾注到革命中去，如果我们不消灭，或者甚至不减少那些使群众忘形并败坏俄国工人革命者的残酷、凶狠，那么革命就会是无力的并将会死亡。”(149页)
在革命必须被赋予理想的意义上，文化显示了它的意义。高尔基是以革命和文化的关系展开其“不合时宜”的思想的，因为当时的革命就是要把人蹂躏为一种材料，他们越没有灵性，使用起来就越方便。”政治——不管是谁搞的政治——永远是令人厌恶的。因为与之相伴的不可避免地会有谎言、污蔑和暴力。”(229页)“哪里的政治太多，哪里就没有文化的位置。”(107页)良心、正义、人的尊严，等等，在革命看来是一种“感伤上义”，就像列宁对高尔基说的。但在高尔基看来，没有这一切，人类是无法生活的，走向自由的人不应当把对人的爱和关心抛到一边。文化在政治之上，面对革命过程中的普遍的兽性化，“文化的任务是发展和巩固人的社会良心、社会道德，培养和组织人的一切本领、一切才能”(66页)。“生活的意义和对生活中一切卑鄙的东西的纠正就在于发展我们的一切精神力量和能力”(25页)，发展我们的个性和社会的自我意识，发展人性化的力量，把优秀的智慧和意志全部呼唤到现实生活中来。所以在疯狂的日子里，高尔基超越混乱，“站在政治之上”，利用他的特殊身份，组织科学活动，维护言沦自由，保护文物，关心卫生，尽可能地让“罗斯人”看到美好的东西，让美好的东西唤起人的尊严的感情、思想和行为，让俄国人变得更像一个人。在“祖国处于危难之中”的可怕呼喊中，高尔基却认为更可怕的是：“公民们!文化处于危难之中!”
革命是裹挟一切、呼啸向前的狂飙，容不得犹豫，容不得诗情，更容不得说不，列宁说它不是在涅瓦大街上散步，毛泽东说它不是请客吃饭。他们的真理在于指出了革命是现实行动而非文化理想。所以高尔基的“不合时宜”使得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季诺维也夫多次想报复他，《真理报》屡屡指责他“背叛人民”、“背叛革命”、“不合时宜”，他还经常受到生命威胁。幸亏“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高尔基认为“他是一个天才的人，他具有‘领袖’的所有品质，还具有这一角色所必需的无道德和对待人民群众的生命的老爷式的无情态度。他认为自己有权拿俄国人民做一次预先注定的失败的残酷的试验”(208页)——一直保护着他。但就是一直喜欢高尔基的列宁，也不认为他这一套是“合时宜的”。1918年的革命到底无视高尔基的警告而惊人地成功了。革命无情，但历史也是无情的，仅仅80多年的时光，“不合时宜的思想”被证明是具有永恒意义的思想。这样看，历史倒是有情的：它否定了无情的行动，而肯定了有情的思想。道是无情却有情，但无数鲜血和生命换来了高尔基的一册小书和一些素朴话语，代价是太大了。我看过几张高尔基的照片，没有一张是欢愉明媚的，他总是眉头凝锁，双唇紧抿，眼光下沉，一副忧思冥想担承负荷的样子——也许应当改动一下涅克拉索夫的诗名：在俄罗斯，谁能幸福?
风云激荡的革命时代早已结束，民主和人道也成为社会主义的口号，高尔基的思想在今天应当是“合时宜”的。复杂性在于，成为世纪末注意中心的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我们有了告别革命的呼声，有了对现代政治思想的痛切反省，我们固然会激动于、震惊于高尔基的写于世纪初的短章，因为它记录。呈现了一幅与教科书、与文艺作品不一样的革命场景，但我们更会认同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我们已不难理解高尔基当年的所思所感，但“不合时宜的思想”未必在今天就都“合时宜”，比如高尔基倡导的理想主
义。其实，领会高尔基不是要否定卢森堡，革命是一场非常复杂的社会运动和历史事变，对它的理解和反省需要多方面的展开。如果说理想主义的乌托邦精神是革命的动力和旗帜，那么，革命的具体手段和现实进程则是非理想的力量的较量，它要动员起人所有的一切资源甚至是粗野的动物能量。作为俄国革命的同志，卢森堡批评了它的领导人过多的精英主义、理想主义；作为俄国革命的朋友，高尔基则揭发了革命者的兽性主义、现实主义。他们在当时都是“不合时宜”的：革命者把他们的书封锁了几十年，只是在狂热冷却之后才作为革命的批评流布开来。实际上，即使就俄国革命而言，《论俄国革命》和《不合时宜的思想》也不是非革命或反革命的，它们是真正的革命遗产。从而在总结革命走向新世纪的今天，它们较之自由主义著作有特殊意义：它们更同情，更真切地显示了革命如何偏离理想，启示我们注意革命理想和革命行为的非同一性。
①卢森堡：罗莎·卢森堡(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②此处指高尔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