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河西市场的织品_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相结合的丝绸之路考察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５期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５ ２０１５
汉代河西市场的织品＊
———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相结合的丝绸之路考察
王子今
［摘要］ 汉武帝时代占有河西、列置四郡、打通西域道路之后，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意义更为显著。
对于汉代丝路贸易实际情形的考察，限于资料的缺乏，推进颇有难度。结合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
了解河西地区民间市场的中原织品，可以增进对当时丝绸之路经济与文化功能的认识。士卒贳卖衣财物，是中原织品流向河西的特殊形式。出土汉简简文与汉代遗址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可以证实相关现象。河西“市”的繁荣为织品贸易提供了便利。活跃的西域“贾胡”可能亦对这些商品继续向西转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河西毛织品的发现，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丝绸之路贸易的认识。
［关键词］ 丝绸之路；河西；织品；民间市场；汉简；发掘资料
［作者简介］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在张骞“凿空”之前，丝绸之路已经发挥着联系中原与中亚、西亚地方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的作用。［１］［２］汉武帝时代占有河西、列置四郡、打通西域道路之后，这条东西通路的历史意义更为显著。正如俄罗斯汉学家比楚林（Бичурин）评价西域丝绸之路开通的意义时指出的，这一历史进步“在中国史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洲之发现在欧洲史上的重要”［３］（Ｐ２２４）。对于汉代丝路贸易实际情形的考察，限于资料的缺乏，推进颇有难度。结合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了解河西地区民间市场的中原织品，可以增进对当时丝绸之路经济与文化功能的认识。
士卒贳卖衣财物，是中原织品流向河西的特殊形式。出土汉简简文与汉代遗址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可以证实相关现象。活跃的西域“贾胡”可能亦对这些商品继续向西转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河西毛织品的发现，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丝绸之路贸易的认识。
一、“戍卒贳卖衣财物”与“吏民”
“贳卖”现象
“戍卒贳卖衣财物”是河西汉简社会生活史料和社会经济史料中常见的现象。居延汉简可见如下题名的简册：“●第廿三部甘露二年卒行道贳卖衣物名籍”（Ｅ．Ｐ．Ｔ５６：２６５），“甘露三年戍卒行道贳卖衣财物名籍□□”（Ｅ．Ｐ．Ｔ５３：２１８），“●不侵候长尊部甘露三年戍卒行道贳卖衣财物名籍”（Ｅ．Ｐ．Ｔ５６：２５３），“甘露三年二月卒贳卖名籍”（Ｅ．Ｐ．Ｔ５６：２６３），“第十七部甘露四年卒行道贳卖名籍”（Ｅ．Ｐ．Ｔ３：２），“□年戍卒贳卖衣财物名籍”（Ｅ．Ｐ．Ｔ５９：４７）［４］等。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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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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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写作得到杨继承、李兰芳、杜晓的帮助，谨此致谢。
外简文可见“戍卒贳卖衣财物爰书名籍一编”
（１０．３４Ａ）
［５］，“戍卒自言贳卖财物吏民所定一编”（Ｅ．Ｐ．Ｔ５３：２５
）［６］。我们还看到有《亭卒不贳买名籍》。例如：“元康二年三月乘胡隧长张常业亭卒不贳买名籍”
（５６４．２５
）［７］
。有简文说明，这类“贳卖”行为是受到禁止的：“案戍田卒受官袍衣物贪利贵贾贳予贫困民
吏不禁止浸益多”（４．１）
［８］
。按照官方文书的说法，戍田卒“贳卖衣财物”的出发点似乎主要是
“贪利”
。然而，简文则又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句：“辞贫急毋余财独有私故练
袭
”（１８０．２３）
［９］
。所陈说的似乎是因“贳卖衣财物”受到责罚者的
辩解之词，自称其动机只是“贫急毋余财”，不得不变卖所“独有”的“私故练袭”
。居延汉简简文又可见参与类似“贳卖”“贳买”行为的主体是一般“
吏民”的情形，如：“□行禁吏民毋
贳卖”（
２３９．１１５），“□平吏民毋
贳买”（２５５．２６）［１０］
。似乎“吏民”“贳卖”“贳买”也是常见的经济交易现象。“禁吏民毋贳
卖”简文，体现这一情形也受到禁止。［１１］
有学者
曾经指出“买卖双方均非军职人员”的情形，以为“以往说边塞衣服的买卖均在军事系统吏卒之
间进行，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１２］
。然而所举简例“元康二年十一月丙申朔壬寅居延临仁里耐长卿贳买上党潞县直里常寿字长孙青复绔一两直五百
五十约至春钱毕姚子
方”（Ｅ．Ｐ．Ｔ５７：７２）
［１３］
，并不能确证“买卖双方均非军职人员”
。几则简文说到“平”的情形引起学者关注。如“第五隧卒马赦贳卖□□袍县絮装直千二百五十第六隧长王常利所，今比平予赦钱六百”
（Ｅ．Ｐ．Ｔ５６：１７
）［１４］
，有的学者认为：“这里‘比平’即平抑物价。”论者分析这则简文以为：“士卒一件装了丝絮的冬袍原值一千二百五十钱，结
果被砍价一半多，物主最后只得到六百钱。
”［１５］
今按：“物主最后只得到六百钱”的解说或可商榷，“今比平予赦钱六百”也许是说王常利又补付马赦“钱六百”。简文“平”的具体含义还可以继续讨论，但是这种形式限制“贳卖衣财物”的意义却是大体明确的。
“吏”予以“禁止”的，首先是“戍田卒受官袍衣物贪利贵贾贳予贫困民”现象。这些简文，似乎原本属于所谓《卒居署贳卖官物簿》
（２７１．１５Ａ）［１６］
等文书。有学者认为，“居署贳卖”与“行道贳卖”形成对应关系：“戍卒的贳卖
（买）活动或发生在‘居署’，或发生于‘行道’
，‘居署’与‘行道’相对而言。”［１７］（Ｐ１３８
）认识“贳
卖官物”情形，可以参考《汉书》卷六一《张骞传》有关汉使团西行的记载：“妄言无行之徒皆争相效。其使皆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
利。”［１８］
颜师古注：“言所赍官物，窃自用之，同
于私有。”“所市之物，得利多者，不尽入官
也。”［１９］（Ｐ２６９５－
２６９６）以“官物”“贱市以私其利”
，虽然为法令和军纪禁止，但仍然是普遍的情形。
我们又看到戍卒私人衣物即所谓“卒所赍衣
物”（５６．１６）
［２０］
以“贳卖”方式进入市场的普遍情形。邵台新曾经指出，这些简例反映的“都是布匹、衣物的买卖，价值不高，在买卖的过程中
还有证人，买卖完成要以沽酒酬劳证人”
［２１］（Ｐ２０８
）。“戍卒贳卖衣财物”是丝绸之路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据简牍文字提供的信息，除成衣之外，邵台新所谓“布匹”实即作为衣料的成匹的织物也成为买卖对象。
二、简牍记录：织品的“卖”和“转”
在相关交易与债务记录中，可以看到买卖对象并非成衣的情形。衣料的“贳卖”“贳买”在简文中有所反映。例如：“收
虏卒丁守责故隧长石钦粟桼斗皁布亖尺”（Ｅ．Ｐ．Ｔ５９：１１４），“白素五尺
□□
，白素五尺十
七
”（Ｅ．Ｐ．Ｔ６５：
５２４
）［２２］
，“吞远隧卒夏收自言责代胡隧长张赦之赦之买收缣一丈直钱三百六十”（２１７．１５，２１７．１９
）［２３］
。这种交易，已经并非“衣物”。贳卖成匹的织品，在简牍资料中也可以看到“贳卖”
织品数量可观的记录。如：“毋尊布一匹”
（Ｅ．Ｐ．Ｔ５１：３２９），“元赤缣一□”（Ｅ．Ｐ．Ｔ５１
：３３８）［２４］，“皁练一匹直千二百”（３５．６
），“八稯布一匹直二百九十”（２８７．１３
）［２５
］，“布一匹直四百”（Ｅ．Ｐ．Ｔ５９：６５７），“缣一匹直六百”（Ｅ．Ｐ．Ｆ３１：
３４），以及诸多“帛一匹”的简例（Ｅ．Ｐ．Ｔ６５：６３）、（Ｅ．Ｐ．Ｔ６５：６５）、（Ｅ．Ｐ．Ｔ６５：１０７）
、（Ｅ．Ｐ．Ｆ２２：２９３）、（Ｅ．Ｐ．Ｔ６５：１６０）［２６］
。多数以“一匹”为计的织物交易均为士兵个人私物买卖。
—
２３—
典型例证有额济纳简：“第九隧卒史义角布一匹贾钱五百约至八月钱必已钱即不
必
”
（２０００ＥＳ９ＳＦ４：２２）
［２７］
。此简例织物“一匹”已经完成交易过程。简文有“贾钱”记录，并说明
“约至八月钱必已”。这是典型的“贳卖”形式。
又有记录“匹”数更多的简文：“布二匹直千五百”（Ｅ．Ｐ．Ｔ５９：７０
），“七稯布三匹直千五十”（Ｅ．Ｐ．Ｔ５６：１０
）［２８
］，“九稯麴布三匹匹三百卅三凡直千”（２８２．５），“缣三匹”（１５５．１３Ａ）
［２９］
，“阁帛布各五匹”（Ｅ．Ｐ．Ｔ５９：１１３）［３０］
，“八稯布八匹匹直二百卅并直千八百卌”（３１１．２０
）①［３１］。肩水金关简有如下简例：“出钱千八百毋尊布三匹匹四百黄缣一匹直
□□
”（７３ＥＪＴ２４
：３８９
）［３２］，“帛四丈九尺尺九直百卌四，□三丈尺九直二百七十，素六尺尺十直六十，□□□匹直百九十……”（７３ＥＪＴ２９：２６）
［３３］
，“出帛七匹三丈一尺七寸直
千八百”（７３ＥＪＴ９：５５）［３４］
，“□縑十三匹
□”（７３ＥＪＴ２１：２５９）
［３５］
，“布十三匹二丈其五匹□定见八匹，出二匹□
取”（７３ＥＪＴ２４：７４５Ａ）
［３６］
。又有一例多至“卌九匹”者：“今余广汉八稯布卌九匹直万一千一百廿七钱九分”（７３ＥＪＴ１０：７２
）［３７］
。简文还可以看到织品数额更大的情形：“始元三年三月丙申朔丁巳北乡啬夫定世敢言
之
，
□□二百卌七匹八尺直廿九万八千一
百”
（４７．３）［３８］
，“入七稯布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直六十万八千四百，率匹二百一十七钱五
分”（７３ＥＪＴ２６：２３
）［３９］
。前一例据价格“直廿九万八千一百……”，可知“□□二百卌七匹”应
为“一千二百卌七匹”。后一例“入七稯布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
，这样的数量，当然有满足部队被服制作需求的可能。我们看到有涉及“袭”的数量的简例，如甲渠候官简：“受正月余袭二百卌二领，其二领物故，今余二百卌
领”（Ｅ．Ｐ．Ｔ５１：１９２）
［４０］
。“袭”显然是部队军装。“二百卌二领”仅仅只是“余袭”
，可知军需数量确实是可观的。我们还可以分析以下简例：“最凡吏九十七人，其十四人已前出，定受奉八十三人，用绛一匹，用布十八匹，用羊韦八十三
件，交钱五万九百八钱”（Ｅ．Ｐ．Ｔ４０：６Ｂ）
［４１］
。现在不能确定“用绛一匹”、“用布十八匹”这两
项织品消费的具体用途，但推想可能是“吏”“定受奉八十三人”制衣所用。汉代尺度规格，每匹四丈。《说文·匚部》：“匹，四丈也。八揲一匹。”段玉裁注：“按‘四丈’之上当有‘布帛’二字。《
杂记》曰：纳币一束，束五两，两五寻。郑曰：纳币谓昏礼纳征也。十个为束，贵成数，两两合其卷，是谓五两。八尺曰寻。五两，两五寻，谓每两五寻则每卷二丈也。合之则
四十尺。今谓之匹。犹匹偶之云与。”［４２］（Ｐ６３５
）今
按：居延汉简（１６８．１０）“
三楪□长三丈三尺以直钱三百五
十”［４３］
，“楪”似应即《说文》“八揲一匹”的“揲”。《急就篇》卷二：“贳贷卖买贩肆便。资货市赢匹幅全。”颜师古注：“四丈为
匹，两边具曰幅。”［４４］（Ｐ１０７－１０８）《汉书》卷二四下
《食货志下》载：“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
为匹。”［４５］（Ｐ１１４９
）参考前引简文“八十三人，用绛一
匹，用布十八匹”，合计十九匹，平均每人０．２２８ ９匹。那么，前引简文“入七稯布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
，按照这一比例，可以满足“吏”１２
２２０．３６人“用绛”“用布”数量需求。制作成衣使用衣料的数量，还有另一参考值：“□□□五练袭一领表裏用帛一匹糸絮”
（２０３．４５）［４６］
。即言“表裏”，所说应为複袭。“一领”“用帛一匹”，则前引简例“七稯布二千七百九十七匹”可以制作这样的“袭”２
７９７领。简文“入七稯布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直六十万八千四百”，有总价值数字，“率匹二百一十七钱五分”
，每匹的价格也是明确的。如果推测这批“七稯布”之“入”与河西织物市场直接相关，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敦煌汉简中有关于“出牛车转绢如牒毋失期”（１３８３）的记录［
４７］
，可知河西地方织品供应成为重要运输内容。“毋失期”，说明“转绢”运输任务有严格的绩效规定和时限要求。
以上所举简例，大致织物“一匹”者，很可能由戍卒自家乡携带至边地。如肩水金关简所见情形：“广野隧卒勤忘贳卖缥一匹隧长屋兰富昌里
—
３３—①
简文为：“戍卒魏郡贝丘坷里杨通贳卖八稯布八匹匹直二百卅并直千八百卌卖郑富安里二匹不实贾知券常利里淳于中君”
（３１１．２０
）。
尹野所”（７３ＥＪＴ２３：９６５）［４８
］，可能具有典型性。大庭脩曾经分析居延破城子出土的这一木简：“■右南阳私衣物橐百一十一”（
Ｅ．Ｐ．Ｔ５２：８４
），推断当时内地各郡国是将戍卒的衣物橐以郡或国为单位，集中数十或上百个运往居延地区
的。［４９］今按：简文所见“私橐”（Ｅ．Ｐ．Ｔ６１：１３，
Ｅ．Ｐ．Ｔ６５：１３９）［５０］
，可能也属于同类情形。可参看有关“衣橐”、“衣箧”的简文。［５１］（Ｐ９５）萧璠
赞同大庭脩的认识，并举例以为补证：“Ｅ．Ｐ．Ｔ５８：１１５号衣物橐封检是一件所谓的圆
锥火山形封检，中央封泥槽两边的文字书写的方向正好相反；一边写的是：‘戍卒陈留郡平丘里赵野
裘
橐，封以陈留太守章’
，另一边则记载各类衣物及其数量。戍卒本人当然是不可能取得太守印章的，那么这很可能是表示戍卒个人的衣装橐在集中起来之后，由官府来执行封缄，再交
付运输的。”［５２］①这样说来，前简文（３１１．２０）所见普通戍卒多至“八匹”加“二匹”共计十匹或
者更多的织物作为“衣装”是怎样封缄运输至于
河西的，显然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②三、边塞织品文物遗存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七记载了“天都”地方汉章帝章和时代（８７—８８年）“木简札”的发现：“崇宁初，经略天都，开地得瓦器，实以木简札，上广下狭，长尺许，书为章草，或参以朱字，表物数，曰：‘缣几匹，绵几屯，钱米若干’。皆‘章和’年号。松为之，如新成者，字遒古若飞动，非今所畜书帖中比也。其出于书吏之手尚如此。正古谓之‘札书’，见《汉武纪》、《郊祀志》，乃简书之小者耳。张浮休《跋
王君求家章草月仪》云尔。”［５３］（Ｐ２１３
）《宋史》卷八
七《地理志三》：“天都砦。元符二年，洒水平新砦赐名天都，东至临羌砦二十里，西至西安州二十六里，南至天都山一十里，北至绥戎堡六十五
里。”［５４］（Ｐ２１６１
）“天都”在宋与西夏战争前线，据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地在今宁夏海原。［５５］（Ｐ２０－２１）［５６］（Ｐ３０７）也应相当汉代北边。看来，
“缣几匹，绵几屯”简文传递的信息在宋代已经为学者关注。
甘肃考古学者在总结敦煌西部汉代长城烽燧遗址出土实物时，列言“生产工具、兵器、丝
绸……”
［５７］
，丝绸位居第三。据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的考察，许多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织品遗存。如烽燧Ａ６与汉代封
泥、木简同出有“敞开的、织造精美的覆盖有黑色胶质的丝织品残片；丝质纤维填料；细股的红麻线”等文物。通称“破城子”的城障Ａ８与诸多汉代文物同出“天然丝，丝绸纤维填料”，“植物纤维织物”，“天然褐色和其他颜色的丝绸残片”，“不同颜色的丝织物、丝绸填料、植物纤维材料残片”。烽燧Ｐ１发现“黄色天然丝绸的小块残片和羊毛纱线”，烽燧Ａ９发现“一块红丝绸”。障亭Ａ１０发现包括“褐色、红色、绿色和蓝色”的“不同颜色的丝绸残片”。台地地区“地点１”标号为Ｐ．３９８的遗存，发现“（天然）褐色、黄色、深红色、深蓝色、浅蓝色、深绿色、浅绿色”的“小块丝绸残片”。“地点７”标号为Ｐ．４４３的遗存也发现丝织物，“色泽有褐色（天然）、黄褐色、浅绿色、深绿色、蓝绿色、和深蓝色”
。金关遗址Ａ３２“
地点Ａ”发现“有朱红色阴影的鲜红丝绸残片”，“地点Ｂ”发现“玫瑰红、天然褐色丝绸和丝绸填料残片”，“地点Ｃ”发现“天然褐色、褐色和酒红色丝绸残片”，“地点Ｅ”发现“丝质服装、丝绸填料和纤维织物残片”，“部分缝补过的丝绸为天然褐色、绿色、蓝绿色、蓝色和红色”。地湾遗址Ａ３３“地点４”发现的丝绸残片，色彩包括“褐色、浅红色、深红色、绿黄棕色、黄绿色和黄色”，又据记述，“色度为：接近白色、褐色、红色、绿色、普鲁士蓝”。大湾遗址Ａ３５地点１、地点２、地点５、地点１２发现“丝绸残片”，地点４、地点６、地点７、地点８、地点９、地点１０发现“纺织物残片”。“地点１”标号为Ｐ．６６的遗存，发现“各种颜色（浅黄色、灰色、褐色、绿色和玫瑰
红
色
）
的
丝
绸
残
片”
。［５８］（Ｐ３４－３５、６０、８６、９４、２８４、２８８、３３３－３３４、３３９、３５０、３７６－３７７）有的丝绸残片是在鼠洞里发现的。［５９］（Ｐ２７５）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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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①②
今按：居延汉简可见“戍卒
箧
”（Ｅ．Ｐ．Ｔ５２：６６７
），可能封缄形式有所不同。据杨继承提示，参考睡虎地秦简“黑夫”与“惊”私信，河西织品是否有自原籍邮寄的可能，思考这一问题，或许应注意居
延这一简文：“自言行道到县索官寄一
匹练绔
城北□里男子王子高家”（１３５．１３
）。简文所记录的情形，很可能是近距离寄出。
济纳河流域汉代遗址的丝绸遗存普遍经过鼠害破坏，因此每多残碎。但是台地地区“地点７”标号为Ｐ．４０２的发现，据记录：“黄色（天然）丝绸残片，其中一块的整体宽５１．５～５１．７厘米。”［６０］（Ｐ２８８）地湾遗址Ａ３３“地点６”发现的丝绸残片中，“第２件和第１９件保留了完整的宽度，其宽分别为４５厘米和４０厘米”［６１］（Ｐ３５９）。
对照前引《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关于“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的规格，“广二尺二寸为幅”以西汉尺度通常２３．１厘米计，应为５０．８２厘米，“整体宽５１．５～５１．７厘米”的形制与此接近。而以东汉尺单位量值２３．５厘米计①，“广二尺二寸为幅”恰好为５１．７厘米。
以５１．７厘米为幅宽，前引记载织品数量最多的简文“入七稯布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总面积达１３ ５９４平方米。
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纺织品１４０件，其中丝织品１１４件。“品种有锦、罗、纱、绢等”。所谓“绿地云气菱纹锦”，“以绿色作地，黄色为花，蓝色勾递，基本纹样为云气和菱形几何图案”，“织锦的工艺技术要求是相当高的”。“马圈湾出土的四经绞罗，是一个不多见的品种，其经纬纤度极细”，“轻薄柔美，是少见的精品。”“黄色实地花纱”１件，“是目前我国所见最早的实地花纱，在丝绸纺织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绢９２件，研究者分析了其中６１件标本，“其特点是经纬一般均不加拈，织物平挺、紧密，色彩丰富、绚丽”。“颜色有：红、黄、绿、蓝、青、乌黑、紫、本色、青绿、草绿、墨绿、深绿、朱红、桔红、暗红、褪红、深红、绯红、妃色、褐黄、土黄、红褐、藕褐、蓝青、湖蓝等二十五种”［６２］（Ｐ５４－５５）。
贝格曼考察额济纳河流域多处遗址发现的织品均颜色鲜丽，特别引人注目。瓦因托尼一线的“障亭１０”试掘出土“各种颜色的丝绸”制作的“丝质缝缀物”，“９块丝绸衬里的颜色为：深酒红色、绿色、浅灰绿、深蓝、蓝绿色；３块丝绸面子的颜色为：深红色（主要的两部分）、深天蓝色（三角形的角）”［６３］（Ｐ９３－９４）。鲜艳华美的织品竟然在以“寒苦”为生活基调，甚至往往“至冬寒衣履敝毋以买”（Ｅ．Ｐ．Ｔ５９：６０）［６４］的边塞军人身边发现［６５］［６６］，使得我们不得不注意导致这种异常现象发生的特殊的织物市场背景。
汉代制度礼俗，色彩的使用依身份尊卑有所不同。如《续汉书·舆服志下》：“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縠缯，采十二色，重缘袍。特进、列侯以上锦缯，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练，采九色，禁丹紫绀。三百石以上五色采，青绛黄红绿。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黄红绿。贾人，缃缥而已。”自“采十二色”、“采九色”、“五色采”、“四采”至所谓“缃缥”，形成了等级差别。“缃缥”是极普通的单一之色。刘昭注补：“《博物记》曰：‘交州南有虫，长减一寸，形似白英，不知其名，视之无色，在阴地多缃色，则赤黄之色也。’”［６７］（Ｐ３６７７）这种“贾人”服用的所谓“缃缥”，在有的条件下显示“赤黄之色”，通常则“视之无色”。很有可能就是不加漂染的原色织品，即前引文字所谓“黄色（天然）”、“褐色（天然）”。有学者注意到：汉代墓葬发掘资料中织品衣物色彩品种的多少，也依地位高下有所不同。［６８］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河西边塞遗址发现的织品之色彩纷杂绚丽，如果以为普通军人自身所服用，也是不好理解的。
考古学者发现，边塞遗址发现的织物质量，竟然可以看到对可能用以满足远销需要的设计美学品级追求。前说“障亭１０”发现的丝绸残件中，可见这样的作品，“华丽的复合经线棱纹丝绸残片，底色为苔藓黄，简单的斜纹菱形图案的交叉处有蓝绿色和浅绿色条纹，缝缀在一块普通的灰绿色丝绸上”。又如，“２块华丽的复合经线棱纹丝绸残片，有蓝色、绿色、灰白色，其中一块缝缀在另一块上面”。有学者认为，“其制作水平从技术和艺术两个方面来讲都很高。图案属于很特别的类型，堪与欧亚地区流行的动物风格相媲美。”［６９］（Ｐ９６）
有经济史研究者注意到：“至今仍不时在沿丝路沙漠中发现成捆的汉代丝织品。”当时丝路交通形势十分复杂：“所谓通西域的丝路，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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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计量史学者考论：“西汉和新莽每尺平均长２３．２和２３．０９厘米，二者相差甚微，考虑到数据的一惯性，故厘定为２３．１厘米。而东汉尺的实际长度略有增长，平均每尺长２３．５厘米”。为了尊重实测数据，故东汉尺单位量值暂定为２３．５厘米。参见丘光明编著：《中国历代度量衡考》，５５页，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上是在亭障遍地、烽墩林立和烟火相接的严密保护下才畅通无阻的。”［７０］（Ｐ４４０、４３９）而河西烽燧遗址发现的大量的“汉代丝织品”，也成为丝绸之路贸易史的生动见证。
四、“禄帛”“禄布”“禄絮”
汉武帝控制河西，“移民开发河西”，“变河西游牧之区为农业定居之区”，对于丝绸之路交通有重要意义。［７１］（Ｐ３０７）不过，河西地区距中原经济重心地区路途遥远，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一些财政收入缺乏的地区，要仰赖中央或其他地方发来钱币，有时便不能如期发放俸钱”。于是，“汉简中常有官吏数月未能领取俸钱的记录，甚至以实物计价发给官吏替代俸钱”。例如：“始元三年九月四日以从受物给长中帛若干匹直若干以给始元三年正月尽八月积八月奉”（５０９．１９），“出河内廿两帛八匹一丈三尺四寸大半寸直二千九百七十八给佐史一人元凤三年正月尽九月积八月少半日奉”（３０３．５），“入布一匹直四百，絓絮二斤八两直四
百，凡直八百，给始元四年三月四月奉，始元
四
”（３０８．７）［７２］［７３］（Ｐ４７－４８）。简文涉及作为“奉”的“替代”的实物，有“帛”“布”“絮”。
居延汉简中又多见政府用中原织品支付军人俸饷，即应用所谓“奉帛”（８９．１２），“禄帛”（３９．３０，９５．７，２６６．９，３９４．１［７４］，Ｅ．Ｐ．Ｔ６５：７９［７５］等），“禄用帛”（２１０．２７，２６６．１５，４８０．１１）［７６］，“禄布”（Ｅ．Ｐ．Ｔ５９．２９７），“禄县絮”（Ｅ．Ｐ．Ｔ６：８１）［７７］的情形。边地军队指挥部门和地方行政机构可以提供充分的织品，提示我们关于这种特殊物资供应体系之工作效能的信息。
“帛”“布”“絮”作为“禄”的形式为军队官兵所接收，也反映了当地市场交易条件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对于相关商品的社会感觉和价值知识。内地出产的织物成为交换各种商品的等价物，对于河西地方市场的丝绸流通无疑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载：“（天凤三年）五月，莽下吏禄制度，曰：‘予遭阳九之阨，百六之会，国用不足，民人骚动，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禄十繌布二匹，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尝不戚焉。今阨会已度，府帑虽未能充，略颇稍给，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赋吏禄皆如制度。’”［７８］（Ｐ４１４２）有学者指出：“现知居延简中以布帛充奉的只有始元三年、四年以及元凤三年等年号”以及“新莽时以布帛充奉”现象，论者特别指出：“凡以布帛充奉各简，并无赋奉未到的记载”。［７９］（Ｐ７－８）由此似可反映河西地方“府帑”储备中“布帛”比较充足的情形。
五、河西的“市”与织品贸易
上文所说戍卒与吏民之间的私人“贳卖衣财物”形式，属于民间交易。而“赵丹所买帛六匹”（１６８．１３）［８０］则可能通过市场。又前引“今余广汉八稯布卌九匹直万一千一百廿七钱九分”，“□□二百卌七匹八尺直廿九万八千一
百”，“入七稯布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直六十万八千四百，率匹二百一十七钱五分”数例可以称作大宗的买卖，大概也应如此。
我们看到，也有“贩卖衣物于都市”的情形：“甲渠言部吏毋铸作钱发冢贩卖衣物于都市者”（Ｅ．Ｐ．Ｆ２２．３７）［８１］。
有学者根据出土简牍资料分析“投入居延市场的货物”中，有“衣服类”和“布帛类”：
衣服类，计有：
皂布衣、韦绔、皂袭、皮绔、皂襜褕、布复襦、绛单襦、皂练复袍、布复袍、皂
襦、缥复袍、白紬襦、袭布绔、皂复绔、单
衣、缣长袍、皂绔、裘、绉复襦等。
布帛类，计有：
七稯布、八稯布、九稯布、练、缣、皂练、白素、皂布、布、絣、鹑缕、廿两帛、白缣、絮巾、缇绩、系絮、丝等。［８２］
“衣服类”中“韦绔”、“皮绔”、“裘”等大致不属于我们讨论的对象。“布帛类”中可能“絮巾”不宜列入。“系絮”应为“糸絮”之误。由于新出土简牍资料的陆续发表，现今我们看到的“衣服类”和“布帛类”的品种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的统计。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说河西四郡风俗：“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８３］（Ｐ１６４５）“谷籴常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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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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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言及这一地区的市场形势。《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记述：“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调任的“河西守令”，往往“财货连毂，弥竟川泽”。对于所谓“市日四合”，李贤注：“古者为市，一日三合。《周礼》曰：‘大市日侧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
’今既人货殷繁，故一日四合也。”［８４］（Ｐ１０９８
）河西地方
的富足和市场的繁荣，得到史籍的明确记录。有学者指出：“居延地区靠近汉代中西交通大道，有条件发展转运贸易，这也是居延的商业市场具
有一定水平和商业得以发展的有利条件。”［８５］
这
样的判断是有根据的。正是在“市日四合”，“人货殷繁”的情况下，织品实现了“通货羌胡”的贸易程序。
居延汉简可见“为官市”简文（４５６．２）。［８６］
又有“居延市吏”称谓（Ｅ．Ｐ．Ｔ５９：６４５）
，这一职任似乎亦参与织品交易的管理。
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禽寇燧卒冯时贳卖衣物契约券”，亦出“所买布疏”：“所买布踈：大□郭成买布三尺五寸直一石四斗，始乐尹虎买布三尺五寸直一石四斗，万贳范融买布一丈二尺直四石二斗，长生赵伯二石，凡九斛前付卿
已入，索
卿
”（７７．Ｊ．Ｈ．Ｓ：１７Ａ．Ｂ）
。［８７］
“布”的“直”以谷物计，或许体现了河西市场在特殊
情况下特殊的交换方式。
六、河西军人消费生活中的毛织品
马圈湾烽燧遗址发掘出土毛织品１３件，“品种有罽、褐、缂毛带、毡垫、毡靴等”。有“图案非常精美”的“方格罽”１件。又有“晕繝罽”１件，“花部依次由黄向蓝变化，呈晕色效果。这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晕繝毛织物，它对唐代晕繝锦的产生，无疑起过重大影响”
。又有“红罽”２件，“深红罽”２件，“莲紫罽”１
件，“黄罽”１件，“青褐斑罽”１件。
［８８］（Ｐ５５－
５６）贝格曼考古报告中也有许多关于毛织品发现的记录。
河西出土麻织品可能多来自中原地区，而毛织品，特别是质量较高的毛织品不能排除来自西域地方的可能。河西汉塞的毛织品遗存可能经由匈奴传入①，活跃的西域商人或许也曾经直接促成了这种商品在丝绸之路沿途市场的流通。
西域商人曾经有非常活跃的历史表演。如《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记载：“（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
见。”［８９］（Ｐ２９４６）②“西域诸国胡客”和匈奴使团同
行“与俱献见”，值得我们注意。班彪为汉光武帝刘秀起草的“报答之辞”将“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写作“欲率西域诸国俱来献
见”［９０］（Ｐ２９４６－
２９４７）。“胡客”的身份被隐去，似乎
“西域诸国胡客”可以看做“西域诸国”的代表。此外，又有《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的说法：“超遂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及
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焉耆。”［９１］（Ｐ１５８１
）可知西域
“贾客”亦参与战争。有学者以“游牧民族商业化的倾向，也就愈益显著”的说法概括匈奴对
“贸易权益”的追求。［９２］（Ｐ１１１
）其实西域诸国可能更
突出地体现出“商业化的倾向”
。《后汉书》卷五一《李恂传》写道：“后复征拜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所谓“贾胡数遗”“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
，应是一种贿赂行为。也许这种行为曲折体现了匈奴占领时期特殊经济形式的历史惯性。其中“罽”正是西域特产。“贾胡”身份，应是西域商人。李贤
注：“贾胡，胡之商贾也。”［９３］（Ｐ１６８３－
１６８４）西汉中
期，即有西域商人活跃于北边的史实记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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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①
②有学者指出：“僮仆都尉驻准噶尔盆地直通塔里木盆地的天山南麓焉耆、危须、尉犁三个小国之间，征发三十六国亘于农、
牧、工、矿各方面的产品，以及草原大道之外的沃洲大道上商业利润，构成匈奴经济面不可缺的一环节。”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国》，７６页，台北，三民书局，１９８１。
《太平广记》卷四○二《鬻饼胡》：“但知市肆之间，有西国胡客至者，即以问之，当大得价。生许之……将出市，无人问者。已经三岁，忽闻新有胡客到城，因以珠市之……”可知“胡客”多是“贾胡”。参见李昉等编：《太平广记》，３２４４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
陈连庆所说：“在中西交通开通之后，西域贾胡迅即登场。”［９４］以敦煌汉简为例，所见乌孙人（８８，９０，１９０６），车师人（８８），“知何国胡”（６９８）［９５］（Ｐ９，２０２，７１）等等，未可排除来自西域的商人的可能。《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篇末有以“论曰”形式发表的对于西域问题的总结性文字，其中说到“商胡贩客”：“论曰：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籝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９６］（Ｐ２９３１）因军事控制实现贸易的繁荣，其中“商胡贩客”的积极表现引人注目。
据斯坦因的考察记录，在敦煌地方的烽燧遗址中，“得到半段木简，上书古撒马尔干同布哈拉通行的古窣利语；这半段显然是作为符节之用。”“在这一段长城一座烽燧尘封堆积的室中发简历八封干干净净用古窣利文字体写在纸上的书函……其中有些找到时外面用绢包裹，有些只用绳缠住。这种字体因为过于弯曲以及其他缘故，极难认识，现在知道这是中亚一带商人到中国以后发回的私人通讯。他们显然很喜欢用新发明的纸作书写材料，而不喜用中国人所墨守着的木简。”经造纸史权威学者考察，“证明这些书函的材料是现在所知道的最古的纸”［９７］（Ｐ１２８、１３３）。邵台新据此认为，河西“有胡商居住且与中国商贾贸易是不容置疑的”［９８］（Ｐ２１２）。如果这一发现正确不误，这些书信遗存应当反映了“中亚一带商人”在河西活动，而他们的书信也通过汉王朝驿传邮置向远方转递的事实。斯坦因河西汉代烽燧考察记录中写道：“所得诸有趣的遗物中有一件是古代的绢，头上书汉字同婆罗谜文，这是古代绢缯贸易的孑遗。绢头上面备记产地，以及一疋的大小重量等项。这块即是从那疋上割下来的。”［９９］（Ｐ１３４）这当然是丝绸之路上“绢缯贸易”正确无疑的文物实证。而烽燧戍卒也参与了“胡商”积极从事的这种贸易，值得我们关注。
据《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记载，对于马援南征进击迟缓以致“失利”，有“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的指责。李贤解释说：“言似商胡，所至之处辄停留。”［１００］（Ｐ８４４）《马援传》说“西域贾胡”，李贤注称“言似商胡”，可知“商胡”和“贾胡”称谓大致指代相同的身份。可能正是由于“商胡”“贾胡”的活跃，促成了“罽”等毛织品流入内地，进入了河西军人的消费生活。这种商品继续向东转输，应当是丝绸之路贸易活动中很自然的情形。
《史记》卷三○《平准书》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１０１］（Ｐ１４１８）《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的记载较为具体：“（八年）春三月，行如雒阳。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
絺纻，操兵，乘骑马。”颜师古注：“，织毛若今毼及
氍之类也。”［１０２］（Ｐ６５－６６）《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载：“狗马被缋罽。”颜师古注：“罽，织毛也，即
氍之属。”［１０３］（Ｐ２８５８－２８５９）《说文·糸部》：“，西胡毳布也。”段玉裁注：“毳者，兽细毛也。用织为布，是
曰。亦叚罽为之。”［１０４］（Ｐ６６２）《太平御览》卷八一六引《说文》曰：“，西胡毳布也。”［１０５］（Ｐ３６３１）班固《与弟超书》说西域方向贸易，言及毛织品的输入：“窦侍中令载杂彩七百疋，市月氏马、苏合香。”“窦侍中前寄人钱八十万，市得杂罽十余张也。”“月
支大小相杂但细好而已。”“今赍白素三百疋欲以市月支马、苏合香、闟登。”［１０６］《太平御览》卷八一六引班固《与弟超书》“市得杂罽十余张也”，作“市得
杂十余张也”。［１０７］（Ｐ３６３１）可知中原人对“罽”、“”、“闟登”等毛织品有热切的需求。“杂罽”西来，也是丝绸之路贸易活动繁荣的表现。曹植《辩道论》写道：“（甘始）又言：‘诸梁时，西域胡来献香、罽、腰带、割玉刀，时悔不取也。’”［１０８］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断句作“西域胡来献香罽腰带、割玉刀”，注释：“香罽，具有香气之毛织物。”［１０９］（Ｐ１８８、１９３）《太平御览》卷八一六引曹植《辩道论》曰：“甘始谓王曰：诸梁时西域胡来
献，悔不取也。”［１１０］（Ｐ３６３１）说明“罽”传入中原，“西域胡”的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盐铁论·力耕》载“文学”曰：“今骡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鼲貂旃罽，不益锦绨之实。”［１１１］（Ｐ２８－２９）“西胡”之“骡驴”与中土之“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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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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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西胡”之“鼲貂旃罽”与中土之“锦绨”，彼此形成对照。而很可能在丝绸之路上，正是“锦绨”与“旃罽”作为产地各在东西，品质亦显著不同的商品，经历辗转历程实现了交换。在当时特殊的商运程序中，河西地方似乎发挥了重要的中转作用。而汉简文字与烽燧遗存提供的信息，反映来自内地的戍防军人也在一定意义上曾经积极参与了这种文化交流，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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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ｂｒｉｃ ｉｎ Ｈｅｘｉ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Ｈａｎ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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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 Ｚｉ－ｊ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ｙ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Ｈｅｘｉ ｂｙ ｔｈｅ Ｈ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ｗｈｉｃｈ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ｓｅｔ ｕｐ ｆｏｕｒ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ｉｅｓ，ａｎｄ ｏｐｅｎｅｄ ｕｐ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Ｗｕｄｉ．Ｈｏｗｅｖｅｒ，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ｄａｔａ，ａｄｖａｎｃｅ ｉｎ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ｎ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ｔｒａｄｅ ｉ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Ｈａｎ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ｓ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 Ｚ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ｆａｂｒｉｃ ｉｎ ｆｏｌｋ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ｆ Ｈｅｘｉａｒｅａ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ａｔ ｔｈｅｔｉｍｅ．Ｔｈｅ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ｃｌｏｔｈ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ｓ ｏｎ ｃｒｅｄｉｔ ｗ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 ｔｈａｔ Ｚｈｏｎｇｙｕａｎ ｆａｂ－ｒｉｃ ｆｌｅｗ ｔｏ Ｈｅｘｉ．Ｔｈｅ Ｈａｎ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ｓ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ａｎｓｉｔｅｓ ｃａｎ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ｘｉ“ｍａｒｋｅｔ”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ｆａｂｒｉｃｔｒａｄｅ．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Ｇｕ Ｈｕ”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ｇｏｏｄｓ ｔｏ ｔｈｅｗｅｓｔ．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ｘｉ ｗｏｏｌ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ｔｒａｄ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Ｈｅｘｉ；ｆａｂｒｉｃ；ｆｏｌｋ ｍａｒｋｅｔ；Ｈａｎ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ｓ；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责任编辑 张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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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兴衰
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兴衰 “丝绸之路”海上行 据说古代西方人最喜欢中国的两样东西，一是瓷器，一是丝绸，而后者更是被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用以冠名西域商路，即人们熟悉的“丝绸之路”（1877年首次提出，后为世人所公认）。中国丝绸走向世界大约在秦汉时期，在西方，它被称为“赛里斯”（希腊文），当时的罗马贵族妇女都以穿上这种高贵典雅的中国丝织衣裙为荣，以至于丝价竟与黄金价格相等，丝绸也成为罗马帝国最知名的奢侈品之一。在丰厚利润的驱使下，商人们竞相前往中国贩运丝绸及其他物品，这条贯穿西域的“丝绸之路”也由此繁荣一时。 由于古代交通落后，长途贩运物品利润高，但风险也极大。以路程而言，当时的这条陆上商路从中国长安（今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穿越帕米尔高原，然后通往土耳其或伊拉克、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最终才达到罗马帝国。唐中期后，由于受到中亚国家崛起并控制商路等因素的影响，陆上“丝绸之路”也几度中断而日渐衰落，最终埋没在无边的黄沙之中。 陆上“丝绸之路”兴盛的同时，海上也有一条“丝绸之路”通往世界。在前者不断衰落的过程中，随着国内造船及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海上的贸易商路逐渐上升为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据《新唐书》记载，当时东南沿海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道，即所谓“广州通海夷道”，这大概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 一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隋唐时期，具体而言，有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条主线路。由于距离较近，中日两国通过海路交往十分便利，传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药，曾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船员、百工等数千人东渡日本，但船队出发后杳无音信，有一说法是到了日本，所以日本至今仍有尊祀徐福为“蚕神”的做法。唐朝时期，日本遣唐使和僧侣频繁往来中国，中土物品包括丝绸也都大量从海上运往日本，如今的奈良（当时日本国都）正仓院俨然成为保存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的很多丝织品即使在大陆也很难见到。直到明清时期，日本仍把从中国开往长崎贸易的商船称之为“唐人船”，而这些船大多从江浙出发，顺风三日（一般七天）即可抵达日本，并在次年春天顺风返航。 另外一条商路则以广州为起点，以南海为中心，其间途经百余国，全长共两万八千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当时的广州港，“大舶参天”、“万舶争先”，唐代诗人刘禹锡惊叹之余，曾留下“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 在秦朝以来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海上丝绸之路发生很大的变化。总体说来，大致可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一）秦汉时期—形成期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发展很快。当时番禺地区已经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南越王墓出土的具有波斯风格的银盒、两河流域工艺制作的金珠泡饰、非洲原支象牙等珍贵文物，见证了当时以“番禺都会”（今广州）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实况。 西汉史书明确记载海上丝绸之路。公元前111年，汉朝平南越，汉武帝派使者前往南海地区。《汉书·地理志》记载，其航线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目前可见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 这样，从中国广东番禺、徐闻、广西合浦等港口启航西行，与从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出发往东航行的海上航线，就在印度洋上相遇并实现了对接，标志着贯通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打通，广东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此后，远至印度、罗马帝国的外国商人、使节，都沿着这条航路，往来沿海地区，进入中国内地。 （二）魏晋南北朝—发展期 这一时期南方政权（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因为与北方对峙，更注重向海洋发展，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航海经验的积累，也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提供良好条件。
魏晋以后，开辟了一条沿海航线。这条航线自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南海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波斯湾。 这条航线穿越印度洋后，向西延伸到了阿拉伯半岛。那时，中国南方与斯里兰卡之间已经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官方联系。不少前往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也取道海路。东晋高僧法显沿陆路到印度，由海路返回中国。 （三）隋唐时期—繁荣期 隋唐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中国与西方的交通以陆路为主转向以海路为主，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大发展时期。广州成为唐朝最大的海外贸易中心，朝廷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 唐朝的“广州通海夷道”是最重要的海上交通航线，具体走向为：从广州启航，沿东南方向航行至屯门山（今广东深圳南头），然后西行，经海南岛东部海面，越过西沙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抵印度南部后，沿半岛西岸北上，再沿海岸线西行直达波斯湾，从波斯湾沿阿拉伯半岛西南行可到非洲东岸。这条海路是八世纪至九世纪间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在南海，东南亚诸国基本上进入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海海洋贸易圈内。考古发现显示，唐代广州极可能已开辟直航菲律宾的航线。唐朝陶瓷开始成为主要出口商品，湖南长沙窑、河南巩县窑、河北邢窑、浙江越窑、广东潮州窑等地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因而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陶瓷之路。 （四）宋元时期—鼎盛期 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更重要的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远超前代，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
关于汉朝的海上丝绸之路
关于汉朝的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下面分享了汉朝的海上丝绸之路，一起来了解吧。 关于汉朝的海上丝绸之路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少见的盛世之一，农业、手工业生产力水平都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对外交往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此时，不仅在西北陆路出现了一条连接欧亚的陆的繁忙的“丝绸之路”，而且在东南海上也出现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在“处近海”的交趾、日南(今越南)，“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另外，书中还记述了一条中国商船去南海和印度洋一带的航线。 众所周知，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中国丝绸经阿拉伯人之手大量转运到罗马帝国。实际上，当时中国丝绸也有许多是经过海上贸易而转运到罗马的。中国商人将丝绸等中国物品运到印度南部，一些罗马和阿拉伯商人再将这些商品经红海运至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等地，然后经地中海运至罗马。 罗马帝国当时被称作“大秦”，其商人“与安息，天竺交布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易，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这是中国与罗马帝国
直接交往的最早记载，而且是通过海路进行的。学者们认为，来者很可能不是罗马使臣，而是罗马商人。他们可以直接见到中国皇帝，而且以前素未通中国，可见汉王朝对海外使者或商人都持欢迎态度。 在汉代，不仅与南海诸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而且与日本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日本多次遣贡使来中国，期间自然都有一定数量的物品交易。东汉时，日本还接受了汉王朝颁赐的“汉委(倭)奴国王”金印。此金印至今尚存日本。不难想见，两国之间的还是贸易一定有所发展。东汉末，不少汉王室成员为避乱逃到日本，受到良好安置，史称“归化人”。据相关报道，日本的“原田”氏即为汉刘邦后裔。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政权更替比较频繁，但海外交往和海外贸易还是有所发展。尤其是南方相对较为安定，这类交往和贸易更为频繁。孙吴政权曾派一支万余人的船队横渡台湾海峡，到达“夷州”(今台湾)，充分表明当时的造船和航海技术都有了明显提高。孙吴政权还派朱应和康泰出访南海诸国，对各地物产都做了详细记述。这些地方当时都和中国保持着贸易往来。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罗马商人秦伦这时来到孙吴政权的首都，还受到孙权的接见。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与罗马帝国也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贸易往来。 在两晋南北朝时，这种海外贸易活动也一直没有中断。据《唐六典;互市监》注文载：“汉魏以降，缘边郡国皆有互市，与夷狄交易，致其物产也。”尤其是南梁时期，海外贸易还一时显得颇为活跃。“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职
海上丝绸之路2019尔雅答案
…………………………………………………^_^………………………………………………… 千里的旅途：唐宋时代的东亚海路（一） 1 【单选题】 ()是影响人类航海活动的最重要的因素。答案：季风 A、 温度 B、 季风 C、 经济因素 D、 政治因素 2 【单选题】据学者研究,()技术就是史前的中国人通过黄海、东海传至朝鲜半岛,再由朝鲜半岛传至日本的。答案：稻米耕作 A、稻米耕作 B、造纸术
C、航海术 D、纺织术 3 【单选题】东亚各地区从史前时代开始,已经以()为媒介建立起了紧密联系。答案：海洋 A、信鸽 B、书信 C、马车 D、海洋 4 【多选题】东亚主要由亚洲大陆最东部的()所构成。BCD A、印度 B、中国 C、朝鲜半岛 D、日本列岛 5 【多选题】下面选项中属于关乎古代航海的三大要素的是()。ABD A、海风 B、海流 C、交通工具 D、航海距离 6 【多选题】黑潮北上形成的两股支流指的是(),它们是影响中日韩三国航海的最重要的海流。AB A、黄海暖流 B、对马暖流 C、北太平洋暖流 D、南赤道暖流 7 【填空题】()是东亚最重要的海流之一,它来自菲律宾北部,温暖而迅速。答案： 黑潮
8 【判断题】东亚其间由黄海、南海、日本海所环绕。答案：× 9 【判断题】东亚各国家地区的人们穿越大海所形成的的路线被称作“古代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答案：√ 10 【判断题】迅速发现和选择航线,是古代航海活动中最基本的安全保障。答案：√ 11 【判断题】南风和北风是东亚地区最典型的季风。答案：√ 12 【判断题】日本海,水位较深,海岸线相对简单,适合航海活动。答案：× 千里的旅途：唐宋时代的东亚海路（二） 1 【单选题】到了(),位于今天朝鲜的高丽首都开城附近的京畿湾的礼成港是往来使臣或商人出发时所利用的主要港口。答案：宋朝 A、唐朝 B、明朝 C、宋朝 D、清朝 2 【判断题】前期的隋唐使出发时正值朝鲜半岛战争频发之际,其出使带有浓厚的政治外交色彩。答案：√ 3 【判断题】海洋在东亚交流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和重大意义在于推动东亚各国携手共建更加完善的海洋合作体系。答案：√ 4
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2
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合浦港的调查与研究 广西文物考古工作队课题组 内容提要：《汉书》记载二千多年前西汉中期前后的一条从合浦郡始发通往印度、斯里兰卡的最早的国际贸易航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团，那就是作为始发港的合浦港在今天的具体地理位置。最近，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经过课题组全体成员的不懈努力，该项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发现了合浦第一个相当于西汉早中期的一个文化活动区，包括有大浪古城、双坟墩墓葬在内的文化遗存，结束了当地这一段有史载而无考古物证的历史；证实大浪古城为西汉城址，而且应该就是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所设的合浦县县治；在古城北约一公里的双坟墩村旁发现、勘探予以确认两座大型汉墓。这一发现把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浦汉墓分布的北界往北移四公里多，而且通过今后的考古发掘，极有可能填补合浦汉墓西汉早中期的缺环；发现应是《汉书》所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码头遗迹，这是目前仅知的世界上第一个西汉时期的港口遗址。它的发现，为深入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的航海史、对外贸易史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一关于课题组 本课题是广西文物工作队实施的五大课题之一，在区文化厅文物处的直接关心和大力支持下，于2002年3月成立，由四人组成： 熊昭明课题组组长，副研究馆员，主攻方向为秦汉考古。 韦革文物队队员，馆员，国家水下考古第二期培训班学员，主攻方向为秦汉考古。 覃芳文物队队员，副研究馆员，主攻方向为文化人类学。 王伟昭合浦县博物馆馆长，文物专家，对合浦汉代文化和古代建筑尤有研究。 二相关背景史料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 《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合浦郡，户万五千三百九十八，口七万八千九百八十。县五：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将岭南原来的三郡扩充为九郡，其中合浦郡辖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五县。按现代地理度之，汉之徐闻县相当于今之广东海康、徐闻、遂溪等县地，高凉县相当于今广东阳江、阳春、电白、化州、吴川等县地，合浦县相当于今广西合浦、北海、浦北、灵山、钦州、防城港、博白、陆川、北流、容县及广东廉江等县地，临允县相当于今广东新兴、开平等县地，朱卢县相当于今海南琼山等地。 《汉书·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来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廪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国，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景祜、殿本作“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黄门”是汉代皇帝近侍内臣的衙门，以宦官为主，设有“给事内廷黄门令、中黄门”诸官。在这支由官方派遣使者率领的船队中，也有一部分是敢于冒险的商人“应募者”。可见，当时积极探寻海外市场已是官私双方的殷切要求，加上汉代通往西域的道路不是很畅通。因此，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即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地名考证：都元国在马来半岛，或在今苏门答腊岛 邑卢没国在今缅甸萨尔温江入海口西之直通 谌离国缅甸蒲甘城附近悉利，或在南端之那悉林 夫甘都卢国在缅甸旧蒲甘城即太公城附近 黄支国在今印度东南海滨之康契普拉姆 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 皮宗今马来半岛西南端的甘蔗岛 新莽公元9年—24年
对汉唐“丝绸之路”与“对外主要交通路线图”的解读
对汉唐“丝绸之路”与“对外主要交通路线 图”的解读 河北/姚益红 汉朝与唐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两个十分重要的朝代，两朝的对外交往都比较繁盛，交通都比较发达，主要路线都是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对《中国古代史》第45页的汉朝“丝绸之路”图和第89页唐朝“对外主要交通路线图”的比较，我们会得到以下认识： 第一，两朝图中路线经过的国家有许多一样的地区，但当时的名称却有很大的区别。如印度在汉朝时被称为“身毒”，唐朝则叫“天竺”；伊朗在汉朝时叫“安息”，唐朝时称为“波斯”；阿拉伯地区在汉朝时称为“条支”，在唐朝时则称“大食”；汉朝图中的“大秦”是历史上的古罗马帝国，唐朝图中的“拂菻”是历史上的东罗马帝国，也是原来的古罗马帝国分裂出来的国家之一。 第二，从两朝图中路线可得出结论：汉朝对外交通路线以陆路为主，唐朝则水陆并举。 第三，从图中观察，两朝最远到达的地点明显不同。从陆路看，汉朝从长安往西最远可达欧洲的大秦，唐朝从长安不仅可往西走，还可往东走：往西最远可达现在的西班牙、葡萄牙，往东可达现在的朝鲜。从水路看，汉朝海上丝绸之
路从广东沿海出发，往西最远可达印度半岛南端；唐朝从广州出发往西可达波斯湾地区，从登州、扬州出发，往东可达现在的韩国、日本。 从图中所反映的信息以及我们所学的知识，还可进行以下推测： 第一，从交往方式看，汉朝对外交往以商贸为主，唐朝则是使臣、商贸、文化全面展开。 第二，从进行贸易的物品看，汉代对外贸易中以丝和纺织品为主，唐朝除此之外，瓷器、纸张、茶叶等商品大为增加。 第三，从影响上看，汉代商贸具有单向性，唐朝中外交往具有双向性，不仅传播文化，而且广泛吸收各国经济文化的成果以促进唐朝的繁荣。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汉唐在对外交往上有很多不同之处，之所以各有特点，主要是由于两朝所处的历史朝代不同，当时的生产力和科技文化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元代海上丝绸之路
元朝海上丝绸之路 1258年，曾为“海上丝绸之路”劲旅的西亚阿拔斯王朝，被旭烈兀率领的元朝西征军推翻，强大的阿拉伯帝国的帆船队宣告衰败，元朝商船队在海上丝绸之路上获得空前机遇，元海外活动的范围也远远超过了前代。这其中，亦黑迷失、杨廷壁和杨氏家族可为元代远洋航海家的杰出代表。 亦黑迷失四下南海 亦黑迷失四下南海 据《元史》卷131亦黑迷失传记载，亦黑迷失是元朝杰出的远洋航海家、外交家兼水军将领，除率水师攻打过爪哇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南巫里（今苏门答腊岛中部）、苏木都剌（今苏门答腊岛中部以外部分）、不鲁不都、八剌等岛国外，还率官方贸易船队四次奉旨出航南亚。 亦黑迷失精于船艺，1272年，亦黑迷失第一次出使印度马拉巴海岸的八罗勃国前，监吏察看了船队整体情况。元朝《松乡先生文集》（任士林著）卷四记载元远洋船：“舶挂十丈之竿，建八翼之橹，长年顿指南车坐浮庋上，百夫见鼓
番休整，如官府令。碇必良，纤必精，载必异国绝产。”监吏检视船底舱桅座的稳固程度，桅杆的材质是否坚实且垂直竖起，桅杆是否支撑得住船帆、横杆和吊杆的重量；监吏查看船上罗盘针的精密度，测试指南车在船只摇摆情况下的指向误差，以换算成精准的航向，元朝的船用指南针盘已刻有精确的航向方位，如元朝《真腊风土记》（周大观著）就记录了：“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航向202.5°）…到占城”，“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航向232.5°），过昆仑洋入港”。 监吏还勘验船舵状况，元朝远洋船舵多在船尾，近海时用正舵，而进入深海后，则“从上插下二棹”（《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徐兢著）），一正舵二副舵同时使用，“随水深浅更易”。监吏检看锚碇质量，以免“铁质船锚也难以抛抓”（元初《海道经》）的情况出现；监吏还检看锚绳的结实程度，防止水流过急情况下断缆或走锚。元时远洋锚碇分重量大的石碇与泥沙底质用的木，以便靠重力或抓力抛锚靠岸。 亦黑迷失率船队到达八罗勃国，完成外交使命，并接受和购买了大量异国珍稀财宝，“以珍宝奉表来朝”（《元史》卷131），历时两年于1274年返回中国，得到忽必烈“金虎符”的赏赐。 1275年，亦黑迷失属下的监吏再次查勘船队情况后，元船队第二次出使印度八罗勃国，这年，该国国师随亦黑迷失船队回到中国，就政经与宗教问题和元高层展开了交流。亦黑迷失因精于船务，1277年升迁为兵部侍郎，主抓水军作战。 1284和1287年亦黑迷失又奉旨率船队分别前往斯里兰卡的僧珈剌国和印度的马八儿国，这两次出行前，监吏都察验了远洋船队的船只状况。当时中国的四桅远洋海船风靡南洋与印度洋一带。监吏主要察视主船桅的安装位置是否准确，若位置出现偏差，遇到暗流，船就会左右不停摇摆；监吏还察视副船桅的安置位置是否固定牢靠，避免船上所有蓬帆张开后桅杆因承重过大而折断或塌斜。 1294年，作为水军统帅之一的亦黑迷失，率船队远征位于苏门答腊东南的爪哇国，忽必烈将船务和船况检勘的一切“海道事付亦黑迷失”，可见亦黑迷失很精通船术业务。恰逢忽必烈去世，远征水军随即撤军，亦黑迷失回国后家资没收1/3，后来“复还之”。另两位将军则都被杖打17，家资没收1/3。亦黑迷失“告老家居”。去世后，元朝第四任皇帝孛儿只斤“念其屡使绝域”，四次率船队出使南洋，而被“诏封吴国公”（以上见《元史》卷131）。 杨廷壁出使具蓝
海上丝绸之路2019尔雅答案
千里的旅途：唐宋时代的东亚海路（一） 1 【单选题】 ()是影响人类航海活动的最重要的因素。答案：季风 A、 温度 B、 季风 C、 经济因素 D、 政治因素 2 【单选题】据学者研究,()技术就是史前的中国人通过黄海、东海传至朝鲜半岛,再由朝鲜半岛传至日本的。答案：稻米耕作 A、稻米耕作 B、造纸术 C、航海术 D、纺织术 3
【单选题】东亚各地区从史前时代开始,已经以()为媒介建立起了紧密联系。答案：海洋 A、信鸽 B、书信 C、马车 D、海洋 4 【多选题】东亚主要由亚洲大陆最东部的()所构成。BCD A、印度 B、中国 C、朝鲜半岛 D、日本列岛 5 【多选题】下面选项中属于关乎古代航海的三大要素的是()。ABD A、海风 B、海流 C、交通工具 D、航海距离 6 【多选题】黑潮北上形成的两股支流指的是(),它们是影响中日韩三国航海的最重要的海流。AB A、黄海暖流 B、对马暖流 C、北太平洋暖流 D、南赤道暖流 7 【填空题】()是东亚最重要的海流之一,它来自菲律宾北部,温暖而迅速。答案： 黑潮 8 【判断题】东亚其间由黄海、南海、日本海所环绕。答案：×
【判断题】东亚各国家地区的人们穿越大海所形成的的路线被称作“古代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答案：√ 10 【判断题】迅速发现和选择航线,是古代航海活动中最基本的安全保障。答案：√ 11 【判断题】南风和北风是东亚地区最典型的季风。答案：√ 12 【判断题】日本海,水位较深,海岸线相对简单,适合航海活动。答案：× 千里的旅途：唐宋时代的东亚海路（二） 1 【单选题】到了(),位于今天朝鲜的高丽首都开城附近的京畿湾的礼成港是往来使臣或商人出发时所利用的主要港口。答案：宋朝 A、唐朝 B、明朝 C、宋朝 D、清朝 2 【判断题】前期的隋唐使出发时正值朝鲜半岛战争频发之际,其出使带有浓厚的政治外交色彩。答案：√ 3 【判断题】海洋在东亚交流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和重大意义在于推动东亚各国携手共建更加完善的海洋合作体系。答案：√ 4 【判断题】后期隋唐使正逢隋唐帝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和谐安定之时出发,出使的目的主要是输出本国先进的文明制度。()答案：× 海上的王国：张保皋的贸易世界
海上丝绸之路路线-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海上丝绸之路路线?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丝绸之路是当时对中国与西亚、中亚、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统称，实际上并不是只有一条路。除了陆上交通以外，还有一条经过海路到达西方的路线，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主港起点是泉州，广州，宁波。其中，泉州是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运输丝绸，因运送其他货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 在隋唐以前，海上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海上丝绸之路又代之而兴起。到唐宋两代，伴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活跃以及中国造船、航海技术的长足发展，中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有多条航线。 1.南海航线 早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时，中国海船就携带大批丝绸、黄金，从雷州半岛起航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半岛、缅甸等国，远航到印度的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Kancipuram）去换取这些国家的特产。由于中国丝绸对世界各地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欧洲各国都派使节到中国通好，献礼品以求赏赐丝绸和进行贸易交换。自此便有中国丝绸传入今印尼、印度和缅甸，并通过缅甸传到欧洲的大秦（罗马）的这一条途径。 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泉州，宁波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古港，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 2、东海航线 东海起航线最早始自周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时，他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由此通过黄海最早传到了朝鲜。 附件列表：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辟的原因与航线123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辟的原因与航线 摘要：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物质与文化相互传播、接纳与融合的产物。它不仅是古代世界经济交流的重要渠道，而且是东西方人类文明交流传播之路。重新审视历史、探寻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秘密,正确评价其历史价值，对我们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友谊、合作与共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汉武帝极力开辟海上交通，致力于海上各国往来。在汉武帝的努力下，汉朝终于先后开辟三条重要的海上航线。 1.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白仑河口南北沿海航线。 2.从山东沿岸经黄海通向朝鲜、日本。3.海上丝绸之路：徐闻、合浦航线。 关键词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的原因：1、经济的发展，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基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政治上安定，经济上实行货币、文字、度量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对秦朝的生产发展和科技交流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实行残暴的统治，秦朝只存在了短短十四年。针对秦朝的弊政，汉初统治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将农桑视为一切之本，大力扶持和发展农业。伴随着汉代农业的飞速发展，汉代的纺织业也得到了显著发展，官营、私营纺织业这时皆已颇具规模。在农业和手工业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出现了商业的勃兴。汉王朝稳定的社会环境、发达的水陆交通，促进了各地经济、文化更加便捷、迅速地交流，为地
区性、全国性商品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2、航海技术的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了保障 首先,中国在燧人氏时代就已经开始木筏时代，战国时期,以橹桨驱动的楼船为代表，中国战船的性能已逐步赶上和超过了当时的地中海国家；两汉时期引入风力作为船的驱动力，当时的帆船已有桨、橹、锚、舵、帆、水密隔壁等设施，可以在海上远航[1]。其次，中国很早就以风作动力，用帆助航；东汉时，利用季风航海已有文字记载，把每年梅雨后出现的东南季风称为“舶风”。唐、宋以后，利用季风航海十分广泛。另外,在独木舟时代，航海者们就已经懂得观察日月星斗来确定方向对；此后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并将其用于航海。指南针带来的新航线更加快捷方便，贸易成本大大降低，地球突然之间被缩小了。 依靠先进的航海技术，自汉武帝时代起，中国商人就在南中国海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些帆船从广州或北海出发，最远到达罗马帝国区域，主要运送丝绸、珠宝、香料、矿物等大宗货品。从技术上来说，明朝初期郑和耀武扬威的航海工 程集中了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最高成就，包括罗盘、计程法、测深器、牵星板、针路和海图等。 3、古罗马人积极探索海上贸易之路，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海上丝绸之路既是中国本身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东西方需求加强联系的产物。我国丝绸传入古罗马以后，迅
海上丝绸之路的三大著名港口(优质参考)
海上丝绸之路的三大著名港口 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开辟了国际间文化与物质交流渠道，加速了世界经济、科技与社会的发展，增进了各国人民的瞭解和友谊。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中国南方港口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承认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便是泉州。 广州：史上唯一逾二千年长盛不衰的大港 广州古称番禺，位于南海之滨，凭借自身拥有的海上交通中心的优越条件，成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惟一的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 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在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历史中，相对其他沿海港口，广州被认为是唯一长期不衰的港口。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 目前保存在广州市内各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址共有20多处，包括南海神庙、怀圣寺（光塔寺）、光孝寺、清真先贤古墓、莲花塔、沙面西式建筑等，其中怀圣寺就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清真寺。中山四路的秦代造船工场遗址。光学寺，它是中国古代四大佛教翻译基地之一，有宋代羊城八景“光孝菩提”。位于下九路的西来初地、是印度名僧达摩首登广州的地方，建有西来庵，是今华林寺的前身。南海神庙，是古代扬帆出海前要祭拜的海神庙，历代皇帝都派人前来祭海，留有许多御碑。建于唐代的怀圣寺与光塔是古代阿拉伯人来广州经商的重要遗址，在唐宋时期这里曾居住过12万阿拉伯人，是盛极一时的“蕃坊”所在地。相关的文化古迹还有六榕寺与花塔、琶洲塔、赤岗塔、莲花塔、海幢寺、荔枝湾、长洲岛竹岗外国人公墓、琐罗亚斯德教徒墓地等，文化遗产之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广州港无疑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最重要的港口，世界上亦属罕有。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可以称为“历久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发祥地”。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要点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 2014-01-05 07:48作者：徐素琴来源：南方日报编辑：常磊 在秦朝以来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海上丝绸之路发生很大的变化。总体说来，大致可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一）秦汉时期—形成期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发展很快。当时番禺地区已经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南越王墓出土的具有波斯风格的银盒、两河流域工艺制作的金珠泡饰、非洲原支象牙等珍贵文物，见证了当时以“番禺都会”（今广州）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实况。 西汉史书明确记载海上丝绸之路。公元前111年，汉朝平南越，汉武帝派使者前往南海地区。《汉书·地理志》记载，其航线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目前可见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 这样，从中国广东番禺、徐闻、广西合浦等港口启航西行，与从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出发往东航行的海上航线，就在印度洋上相遇并实现了对接，标志着贯通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打通，广东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此后，远至印度、罗马帝国的外国商人、使节，都沿着这条航路，往来沿海地区，进入中国内地。 （二）魏晋南北朝—发展期 这一时期南方政权（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因为与北方对峙，更注重向海洋发展，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航海经验的积累，也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提供良好条件。 魏晋以后，开辟了一条沿海航线。这条航线自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南海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波斯湾。 这条航线穿越印度洋后，向西延伸到了阿拉伯半岛。那时，中国南方
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和影响
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和影响 实际上，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东方和西方国家之间经济、文化交流道路的一个代名词。 从秦汉时期开通海上丝绸之路之后的两千多年中，这一通道一直是连接东西的交通要道，也是我国与世界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渠道。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海洋贸易的主要通道。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中国产品历来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的东西方贸易，其进出口商品结构因时而变。唐代以前，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丝绸和黄金。进口的商品，主要是香料、珠玑、翠羽、犀角、象牙、玳瑁、琉璃、玻璃、玛瑙及各种宝石等奢侈品。唐代以后，陶瓷受到海外市场青睐，成为丝绸之外另一种主要的输出商品。明末，茶叶传入欧洲，成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进口商品除了传统的南洋诸地土特产外，增加了西洋货物如毛织品、棉织品、钟表、香水、皮毛、金属等。东西方各国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等渠道进行经贸交往，丰富彼此间的经济生活，分享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 其次，“海上丝路”还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如唐朝的政治制度、文字艺术、宗教信仰、礼仪服饰等向韩日的传播，主要就是通过“东方海上丝路”实现的。而高丽乐、天竺乐也是通过“海上丝路”进入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世界的贡献更是通过“陆海丝路”得到广泛传播。同样，西方文化特别是宗教也是通过“海陆丝路”影响着中国的。隋唐时期，日本通过“东方海上丝路”向唐正式派出19次每次约400人的遣唐使团来华学习、交流；新罗国与唐朝的关系更为密切，据统计，新罗国以各种名义向唐派出使节126次，唐向新罗国派使节34次。明代郑和从西洋返回时，许多国家都派使者甚至皇帝本人，乘郑和宝船并带来特产珍奇，返程时又带回更多的“礼物”。他们与我国保持了长期友好联系和贸易往来。 总之，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沿线各国在物质上互通有无的“商贸之路”，也是各国文明交流的“文化交流之路”，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共同繁荣与发展，符合沿线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 1/ 1
海上丝绸之路
在北京闭幕的2014年APEC会议上，中国提出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构想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话题。“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丝绸之路”一词，最早由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旅行记》中提出，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我国同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欧洲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尤其是在陆上丝绸之路不断衰落过程中，随着中国造船及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作为海上贸易商路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上升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分两条主线路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东海起航线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箕子于是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路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秦始皇兵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 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日本海环流水路，中日交往十分方便。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6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3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在浙江台州获得青色绫，带回日本作样板，仿制彩色锦、绫、夹缬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国唐代的名称，如：绞缬、腊缬、罗、绸、绫、羽等。
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兴起原因 汉朝商业勃兴丝绸产量大 汉承秦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且历时久远的封建大一统帝国。鉴于秦朝的弊政，汉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扶持和发展农业。伴随着农业的飞速发展，汉代的纺织业也得到了显著发展，官营、私营纺织业这时皆已颇具规模。汉朝政府设置官营丝织作坊，西汉设有东、西两织室，在山东淄博设立三服官，这些官营工场人数众多，具有大规模生产能力。汉代纺织业更普遍存在民间纺织品生产。政府一年间就在各地征收丝帛达500余万匹，足见汉代丝绸产量之大。在农业和手工业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出现了商业的勃兴。这些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古中国造船技术高超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广泛使用了独木舟和筏。春秋战国时代，我国造船技术已有了很大发展。春秋时吴国战船已有大翼、桥船、戈船等多种。秦汉时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造船技术的飞跃。1975—1976年在广州发现了规模宏大的造船工场遗址，考古研究结果表明这工场是当时能成批生产内河和沿海船只的大规模造船中心，可造宽6—8米、长20—30米，载重数十吨的大型船只，适合内河和沿海航行。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思考讲解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思考 陈家义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丝路”)它的始发港之争已成为热门话题，中国“海丝路”始发何处?是番禺?徐闻?还是泉州?笔者认为，中国“海丝路”始发地点争论不休，史学界各抒已见，但始发朝代比较一致公认始发于汉朝，而汉朝已经是两千年前的年代。两千年前的事，虽然有考古史料供参考，但要说得十分准确、清楚也很困难。 一、关于“海丝路”的始发朝代和概念被认识 探讨问题，最重要的大前提是概念一致，才有共同的语言。研究问题，有意见分歧，这是正常的，但从形式逻辑的思维形式上说，只有共同的概念，才有可能判断、推理出共同的结论。关于“海丝路”的始发港问题，也只有确定讲的是哪个朝代的始发港，才会有共同的认识。 (一)丝绸之路与“海丝路”的始发朝代 据我国辞书注释：丝绸之路，亦称“丝路”。它是自(西)汉武帝时起，我国丝织品经甘肃、新疆，越过帕米尔，通过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和地中海东岸各国而运往欧洲。这条交通大道，历史上被称为“丝绸之路”。我国大型权威辞书《辞海》(1980年版)写到，丝绸之路是古代横贯亚洲的交通道路。“约自公元前第二世纪以后千余年间，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皆经此西运，故称丝绸之路。其他的商品以及东西方各种经济和文化交流，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时亦多通过此路。丝绸之路的支线，亦有取道今新疆天山北面的通道及伊犁河流域西行者，亦有取道海上者，或自中国南部直接西航，或经由滇、缅通道再自今缅甸南部利用海道西运，或经中亚转达印度半岛各港再由海道西运。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法国汉学家沙畹(1865～1918)在他所著的《西突厥史料》中就提出，“丝路有海陆两道”。中国史学家姚楠说：“‘海上丝绸之路’事实上早已存在。《汉书·地理志》所载的西汉海上交通线，实为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海舶载运的‘杂缯’，即各种丝绸。”可见海陆两道丝绸之路，都是始发于汉代。 (二)“海丝路”的概念被共识较迟 史实证明，中国常说的丝绸之路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不是特指某时某地的唯一的通道。它包括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不过，“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是近年才在中国兴起的。据1996年3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陈炎教授著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以下简称《交流》)一书，是作为陈炎教授80寿辰的贺礼而由新加坡南洋学会和泰国研究会的两个学会联合资助出版的。陈教授在《交流》自序中写道：“十年前当我在国内最早提出‘海上丝路’时还有人怀疑它是否会被学术界所接受，今天它不仅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所承认，而且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十年研究规划’。” 法国学者、日本学者较早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已有研究，香港学者饶宗颐教授对“海丝路”的研究也比较早，但内地学者在这方面的较早研究，当推陈炎教授，他对“海丝路”研究达40多年之久，写过多篇论文，并首先提出一条从中国西南部海道再经缅甸入海的西航的路线。他的观点直到1981年在厦门举行的“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才被大多数学者共识。此后，相关的沿海城市都先后召开过一些有关“海丝路”的研讨会。例如，1992年4月7日至10日，就在广东省海康市雷州城举行了“雷州古城历史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会后，1995年5月由北京海洋出版社出版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雷州城》的论文汇编，使“海丝路”的概念得到更广泛的流传。 二、“海丝路”始发港之争论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及启示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及启示 作者：朱艳《光明日报》（2015年03月22日07版） “海上丝绸之路”（也称海上丝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的统称。相对于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对“丝绸之路”的命名来说，“海上丝路”的提法出现较晚，直到1913年才由法国的东方学家沙畹首次提及。从此之后，有关“海上丝路”的使用和研究越来越多，划分也越来越细。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讨论，一般对我国海上丝路的划分大概归为两条比较重要的线路：一条是东海航线，也叫“东方海上丝路”，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的“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直至东南亚的黄金通道；另一条是南海航线，也称“南海丝路”，是西汉时始发于广东徐闻港到东南亚各国后延续到西亚直至欧洲的海上贸易黄金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 “海上丝路”是在大陆文明东渐与河海文明相互影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经历了漫长而且线路不断变化、反复的过程，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 “东方海上丝路”航线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开始萌芽，到秦汉时期开始成熟的。它是黄河文明与海洋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期间秦始皇派徐福从琅琊郡东渡大海寻仙药、汉武帝派五万大军从山东半岛渡海对朝用兵，都与“东方海上丝路”的拓展成熟有关。而胶州板桥镇古港口在唐宋时期成为北方唯一、也是最大的市舶司，承担着日韩等国派遣唐使来华的主要海上运输任务，使“东方海上丝路”达到辉煌。 “南海丝路”起源于西汉时期广东的徐闻港，兴盛于隋唐时期的广州港。到元朝，泉州成为当时全国的第一大港，也是“南海丝路”的典型代表。“南海丝路”航线最早是从徐闻、合浦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今天的斯里兰卡。唐宋时期，南方沿海诸多港口都开通了通往东南亚、南亚、直到西亚的航线。 “海上丝路”的南北航线在元明时期达到最大程度的交融。元明时期的中国，经济中心在南方而政治中心在北方，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使得南北方之间的海运成为保证南方粮食、丝绸、瓷器等北上的重要运输方式。在对外贸易上，明朝中期的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更是开创了中国远洋航海的新时代。 明末清初的海禁政策，使“海上丝路”一度被阻隔。南线“海上丝路”在海禁的同时，“朝贡”贸易仍在进行，民间商贸和文化往来也一直没有间断，因此明清时期仍在广州设市舶司。康熙十二年以后，朝廷开海禁，但由于清朝整体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所以，整个“海上丝路”并不繁荣。 “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和影响 从《竹书纪年》中记载了夏帝芒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就“东狩于海，获大鱼”，到秦皇汉武多次派人或军队探索海洋和拓展海外，表明“东方海上丝路”的形成在时间上可能要早于陆上“丝绸之路”很多年。“海上丝路”首先是古代中外进行商贸往来和军事战备的通道。通过“海上丝路”，中国向韩、日、南洋和西亚等地运送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进入中国的主要有栗子、香料、玉米、番薯、洋葱、药物、奇禽异兽等。日韩向中国学习制铜、制陶技术；中国从印度学习熬糖（蔗糖）法；印度从中国学习造纸术；中国的火药、指南针、丝织等技术又传入大食。 “海上丝路”还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如唐朝的政治制度、文字艺术、宗教信仰、礼仪服饰等向韩日的传播，主要就是通过“东方海上丝路”实现的。而高丽乐、天竺乐也是通过“海上丝路”进入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世界的贡献更是通过“陆海丝路”得到广泛传播。同样，西方文化特别是宗教也是通过“海陆丝路”影响着中国的。隋唐时期，
海上丝绸之路
与陆上丝绸之路一样，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中、外贸易通道，但后者自西汉初期形成一直沿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在这2000多年的中、外贸易历史中，中国的主要输出品有时是丝绸，有时是瓷器，或其他；而外国的贸易商品更是五花八门，因此有的学者也称之为瓷器之路，或皮货之路，或丝香之路，等等。既然丝绸之路已约定俗成，也就径称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演变 （一）、先秦南越国时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先秦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岭南先民已经利用独木舟在近海活动。 距今5000～3000年期间，东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阳平原，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并通过水路将其影响扩大到沿海和海外岛屿。 通过对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铜鼓和铜钺的分布区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时期的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 根据出土遗物以及结合古文献的研究表明，南越国已能制造25～30顿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了相当的交往。 南越国的输出品主要是：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输入品正如古文献所列举的“珠玑、犀（牛）、玳瑁、果、布之凑。”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今徐闻）。 （二）、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 《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说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汉武帝灭南越国之后。东汉（特别是后期）航船已使用风帆；大秦（罗马帝国）已第一次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中国带有官方性质的商人也到达了罗马。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随着汉代种桑养蚕和纺织业的发展，丝织品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输出品。乳香（薰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