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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流浪与放逐谈白先勇《台北人》中的女性形象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本科毕业论文

灵魂的流浪与放逐——谈白先勇《台北人》中的女性形象

学号:200512020322

学生姓名:许珊珊

指导教师:高直

所在学院:文学院

所学专业:汉语言文学

2009年5月

声明

我声明,本论文及其研究工作是由本人在指导老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在完成论文时所利用的全部资料均在参考文献中列出。我对论文的原创性负责。

签名:

20 年月日

摘要

白先勇是倍受大陆读者关注和欢迎的旅美华人作家之一,被称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近年来,关于白先勇的《台北人》的主题探讨和对女性形象的论证众说纷纭,而本文主要是从《台北人》中那些并非能以常态生活的“非台北人”的女性形象以及白先勇本人孤独漂泊的成长经历双管齐下来探讨小说集“心灵的流浪和放逐”的主题,用以表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之内,人们所表现出的无常感与落寞感,并借此深刻挖掘《台北人》的内涵,展现它的创作价值。

关键词:白先勇;台北人;女性;心灵流浪;放逐

Abstract

Bai xianyong, the genius on short stories nowadays in China, is one of the Chinaman wri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is much noticeable and welcomed by readers at home.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all kinds of discussion on both the theme of Taipei people and evaluation of feminine image. This article mainly talks about the theme “wandering mind and exile” through the feminine image of “non-Taipei people” who can’t live in a normal way and lonely, wandering life experiences of Bai Xianyong in order to express the people’s sense of abnormality and loneliness during the history of a particular period of time. Its aim is to deeply study the meaning of Taipei people and show its value of creation.

Keywords: Bai Xianyong, Taipei people, female, wandering mind, exile

目录

一、女性的灵魂控诉 (1)

(一)流浪女性的乡土情结 (1)

(二)歌女的人性回归与心灵丧亡 (3)

(三)交际花、舞女的“坚强自我” (6)

(四)豪门夫人的今不如昔 (7)

二、女性形象折射出的白先勇的故园心结 (10)

(一)离乡背井 (10)

(二)今不如昔 (11)

(三)悲伤孤寂 (12)

结论 (13)

致谢 (15)

参考文献 (16)

白先勇是倍受大陆读者关注和欢迎的旅美华人作家之一,被称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他的创作在台湾文学,华文文学乃至在中国文学中都享有很高的地位。《台北人》全集由十四篇短篇小说构成,是白先勇于1965年至1971年旅美期间所作,作者在小说集中塑造了形象各异、血肉丰满、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由于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就是从“灵魂的流浪与放逐”这个主题去探究这些随着渡海迁台而来的大陆各省女性身上所反映出的大陆情结,关注“外省人”这个特殊群体的悲欢离合,了解这个被称为“台北人”的女性群体的低贱生活,无奈人生。

一、女性的灵魂控诉

(一)流浪女性的乡土情结

由于历史原因,乡土情结在台湾有它特殊的意义,尤其在女性身上所反映出的“乡土”,且由于她们本身具有敏感特质的原因,就更能把这种情结抒发得淋漓尽致。然而,在作品集中这种情结表现得近乎完美的,要属《花桥荣记》中的老板娘。这个曾经桂林城的“米粉丫头”虽然在文中只是个起着贯穿全文作用的配角,但对于乡土主题的塑造却是功不可没,其独立性也是十分重要的。

欧阳子曾在《王谢堂前的燕子》中评价这个“中产阶级饭店老板娘”为“好一个有血有肉、逼真实在的女人”。[1]329《花桥荣记》是以第一人称

叙述的视角来写的,在文章的开端就呈现了老板娘高高在上的“排他”心理:“提起我们花桥荣记,那块招牌是响当当的。当然,我是指从前桂林东门外花桥头,我们爷爷开的那家米粉店。”[1]112老板娘从刚出场便产生强烈的怀旧之感,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则变本加厉。老板娘年轻时,爷爷家在桂林城开米粉店,生意做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谁知军人出身的先生在战乱中下落不明,她作为眷属便撤到台湾,也开起了米粉店,同样取当年的名字“花桥荣记”,却再也不得与先生相见。在她店中吃饭的顾客中有很多广西同乡,但她却不太看好这些“广西佬”,独偏对桂林同乡非常照顾。她认为桂林姑娘“净净扮扮、端端正正的”,也对包饭客人里的桂林小同乡卢先生偏爱有佳,直到后来卢先生“心脏麻痹”而死,老板娘因他还欠饭钱,便到派出所拿了许可证到卢先生家“拿点有用的东西做抵押”,在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搜不出”的情况下,便拿走了背景为桂林花桥和漓江的照片,打算挂在店里面。

通过以上情节,便可透析出老板娘的乡土意识。首先,老板娘把台北米粉店名定为“花桥荣记”,就可见她对故乡的无法释怀。在她心中,那早已建立起来的桂林花桥荣记与顾客之间的顾主关系,是台北米粉店永远望尘莫及的。同为米粉店,桂林却拥有她原初的记忆和家族的根,这里存在着永远无法替代的乡土情结。她多年来四处打听失踪先生的消息,十年未再嫁,是她始终无法对过去遗忘,也从心里无法接受再嫁的事实,因此,只愿活在对先生的想念中,可见她恋旧之深。其次,她对桂林人的赞扬简直达到了爱屋及乌的地步。她认为外乡“那些角落头跑出来的,一个个龇

牙咧嘴”,“哪里拼得上我们桂林人?一站出来,男男女女,谁个不沾着几分山水的灵气?”她因为秀华和卢先生做媒不成,便对卢先生爱理不理的,最终也因“到底算他是我们桂林人”而原谅了他。老板娘以身为桂林人而骄傲和自豪,不仅是因为土生土长于彼,在文化上,更算是一种寻根。最后,她在卢先生家中并不值钱的东西中选择了照片,也是她寄托乡愁的一种方式。她从未说过她想家,可是她的种种做法已经欺骗了她人的本身而显现出了那种浓浓的背井离乡之苦。除此之外,笔者认为有必要强调其中的一个细节,那就是,老板娘到巷口纳凉,偶遇卢先生独坐石凳上拉“桂林戏”的一节,突然间兴起的乡愁,在主题探讨上也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老板娘就是一代没有“根”的异乡游子的代表,她对桂林的人和事不断回望,多少带有对旧日繁华所感受到的悲凉与在异乡飘零的痛楚。这也同样表达了白先勇的心声,他不仅在《台北人》中塑造的女性身上表现了这种异乡情怀,也清晰地表达了本人对中华大地,对故乡的浓浓深情,这除了有沉重的乡愁悲歌以外,还具有与乡土的紧密牵连。

(二)歌女的人性回归与心灵丧亡

在白先勇笔下,这些被损害被侮辱的下层女性虽说表现出的人生态度不尽相同,但是她们心灵深处所反映出的东西是值得探讨的。作者所赞扬的人性的回归与所批判的心灵的丧亡,并不是读者表面看上去的赞扬与批判,就如娟娟和朱青,这两个同样经历世事变迁却选择不同道路去面对现实的女性。

《孤恋花》中的娟娟“三角眼”,“苍白消瘦”,“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

薄命相”。她先后成为父亲和柯老雄发泄性欲的工具,一直遭受着非人的蹂躏。当“总司令”提醒她反抗时,她却“摇摇头,凄凉的笑一下,十分无奈的说道:‘没法子呦,总司令——’”。她起初一直都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最终却像一只“发了狂的野猫”,把柯老雄的天灵盖给敲开了,从此,她便疯了,然而“她那张小小的三角脸,显得愈更苍白消瘦,可奇怪得很,她的笑容却没有了从前那股凄凉意味,反而带着一丝疯傻的憨稚。”而《一把青》中的朱青刚刚出现时,“是一个十八九岁颇为单瘦的黄花闺女”,“头发也没有烫,抿得整整齐齐的垂在耳后”,“腼腼腆腆,很有一股叫人疼怜的怯态”。这时的她青涩,纯洁,全身心的爱着飞行员郭轸,但是时代和战争使她不得不接受生离死别的痛苦。当闻之心爱的丈夫的死讯时,她抱着丈夫的制服哭喊着要去寻找丈夫,最后“一头撞在一根铁电线杆上”。然而来到台北之后她便成了歌女,“一头蓬得像只大鸟窝似的头发”,整日沉迷于玩牌赌博的另一番粗俗面目了。朱青在她的新相好小顾遭到与她原配丈夫郭轸相同的不幸命运时,她的表现却大不相同:“穿了一身粉红色的绸睡衣,捞起了裤管跷起脚,在脚趾甲上涂蔻丹,一头的发卷子也没有卸下来”,还在家里炖糖醋蹄子,来了人忙着凑一桌麻将。

娟娟和朱青完全是向两个极端塑造的女性形象,她们的极端表现也完全是灵魂不能回归躯体,心灵无处安放所导致的。在《孤恋花》中,娟娟的命运从小就与无法选择的肉欲连在了一起,她曾经一度隐忍,逆来顺受,把一切都归罪于天命,但她当真忍无可忍,选择反抗之时,也真正的懂得了天命的不可违。她毁灭了柯老雄的人生,也毁灭了自己的人生。鲁迅先

生说过:“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2],朱光潜也曾在《悲剧心理学》中说:“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怯懦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的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3]娟娟最终选择了灭亡,却更是选择了永生。虽说娟娟最终疯了,但“笑容中却没有了从前那股凄凉意味”了,因为娟娟始终流浪的灵魂终于回归了躯体,精神也得到了寄托。对于她本身来说,疯掉,远比那些风流卑贱的生活要有意义得多,疯掉,才看到了更完美的世界。并且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死去的五宝实际上就是娟娟的“前身”,这个来自上海的歌女身上多了一层失去根的失落。因此,白先勇对此进行叙述,不仅是对娟娟一类人的悲悯,更是在表现人生的无常和灵魂的漂泊与回归。

白先勇曾表示自己师传于《红楼梦》,因此,创作中的个别姓名也做了类似的精心安排,就如《一把青》中“朱青”的寓意,作为两种刺眼却难以混合的颜色混合在一起,可见她性格中的矛盾。朱青的命运强于娟娟,拥有过幸福的生活和真挚的爱情,但是,当这一切结束后,她便形同行尸走肉,失去灵魂,只存在于物欲社会中。小顾虽为她的新情人,当他坠机而亡之时,却勾不起朱青的半点心痛,因为朱青早已心死。在曾经强烈的精神刺激下,在背井离乡,物是人非的环境中,她选择了自觉的心灵丧亡为自己疗伤,白先勇也正是要通过这些女性近乎变态的心理去表现人的渺小与脆弱,向人们传达了一种人生的无奈与苍凉,也是借女主人公的心灵流浪表现自己对大陆的深情向往。

(三)交际花、舞女的“坚强自我”

在《台北人》所有女性中,笔者认为尹雪艳和金大班是塑造得最丰满的两个女性形象,两个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的“台北女人”,她们努力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却永远无法逃脱“笑中藏泪”的事实。

作为小说集开篇的《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在欧阳子的评价中则是一个能够掌控人生死的人:“尹雪艳,以象征含义来解,不是人,而是魔。她是幽灵,是死神。”她始终“有她自己的旋律”、“有她自己的拍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她是一个既能迷男人,又能迷女人的上流社会交际花。有学者认为她是“妖女人”,有人认为她是“命运之神”,原因就是她在恶劣的环境中依然可以找到自我,为了自我“为所欲为”。她整天笑吟吟的“以悲天悯人的目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的相互厮杀,相互宰割。”自己却犹如一条鱼在这肮脏的社会中游刃有余。可见,尹雪艳是整部作品集中活得最逍遥的一个人。可是,很显然,她始终是同这些“头上开了顶”、“两鬓添了霜”的人们搅在一起的,对于一个妙龄女郎来说,难道她会甘心和这样一群人混在一起吗?作品中曾提到“尹雪艳从来不肯”把现在的公馆“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由此一点就可以看出,尹雪艳并非冷血,而是作为一个女子,她只能选择现在的方式维系自己的生活,维持那早已逝去的记忆和无法丢弃的大陆情结。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金兆丽也是如此:她抱怨台北的夜巴黎舞池还没有当年上海百乐门的厕所宽敞;她回忆在上海像陈发荣那样有点根

基的拜倒在她玉观音裙下的人,扳起脚趾头还数不完;她怀念那个能给她完美回忆的月如。她总是让自己在记忆的空间无限穿梭。同月如的恋情,让金兆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也是这样一种经历,使她变得更加实际,金大班就是金大班,虽然多年的肮脏交易使她养成老练、放纵、嘻笑怒骂的性格,但她不消极反抗,也不随波逐流,而是在尽量寻找虽然已经注定残破却又充满希望的归宿,她要别人认定自己存在的价值,她清楚自己如何掌控自己的命运。她明白一个四十岁的女人需要什么,她知道自己的年龄已经不适合在舞场厮混下去,她必须放弃回忆和花天酒地去追求安稳的生活,所以她义无反顾的做出了“下嫁”的决定,尽管她早就清楚即使“下嫁”也不可能有从前那样的排场,从前的荣华富贵。对于金大班来说,她始终不能忘记自己“流浪者”的身份,虽然表面上还是趾高气昂,实际上早已接受了实则不想接受的现实。

坚强自我的尹雪艳和金大班,在社交上坚决不屈服于男人,在男人面前找足了自己的面子,可是,作为有着大陆根的女人,当她们无法与强大的历史与男人群体抗衡的时候,她们选择用“笑”来面对,不更是对自己灵魂的放逐吗?灵魂没有躯壳安置,始终游走与现实和回忆中。

(四)豪门夫人的今不如昔

白先勇在作品中运用了西方意识流创作手法创造了一系列中国传统人物形象,深刻诉说了人生的无奈和苍凉这一主题。此中包括嫁入豪门的女子,她们远离市井,生活与命运往往被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让人充满羡慕之情。然而事实上,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谁又能逃离命运的束缚与摆

布拥有真正的幸福生活呢?即便生活在大陆,歌女舞女的生活性质可能都没有变化,排场对于她们来说只不过是物质生活的一部分,空虚的精神生活是多了对故园的思念,而对于豪门夫人来说却造成了强大的物质生活上与心理上的落差,渡海迁台对于她们来说,不仅是行动上的一次迁徙,更是地位骤降的一种表现,在这种情况下,睹物思人,相望于大陆便成为这一类人的无奈之举。作品集中的《游园惊梦》和《秋思》在这个问题上给了读者答案。

《游园惊梦》中的女主角钱夫人,曾是南京昆曲名角,本名蓝田玉。钱鹏程钱将军曾因听了她的“游园惊梦”把她娶回家,觉得能有她在身边,没事唱几句“昆腔”,便“下辈子也就无所求了”,并且“怕她念着出身低微,在达官贵人面前气馁胆怯,总是百般怂恿着她讲排场,耍派头”。因此,蓝田玉着实过了一段风风光光、荣华富贵的生活。可是,一个清唱女一夜间变成了贵族夫人,她又要牺牲多大的代价呢?其他方面无需赘述,光是青春年华就已经损失殆尽了。若干年后,台北的窦公馆举办了一次聚会,此时钱将军早已经过世,钱夫人却是来宾中唯一坐计程车来的,身上的旗袍竟然也是多年前的箱子底儿,料子都旧了。她举手投足都变得畏畏缩缩,比如“用眼角扫了窦夫人两下”,“又朝窦夫人瞄了一下”等等。原本当年姐妹,无需客气,可是由于身世的变化,使蓝田玉的行为也不似先前那么自如了,没有钱鹏程的撑腰,繁华生活恍如隔世,她的名利地位,锦衣玉食连同她的青春年华都变成了过眼烟云,曾经用青春换来的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家族的兴衰与世事的变迁都通过这一场宴会清晰的展现在我们眼

前。白先勇先生曾说过:“《游园惊梦》的主题跟《红楼梦》也相似,就是表现出中国传统中世事无常,浮生若梦的佛道哲理。”[4]这一切再现了中国文学中感伤情怀的艺术魅力,也真切的表现了嫁入豪门的无奈与悲凉,她们向往曾经奢华的生活,同时也向往大陆,却不得不在记忆的洪流中被放逐。

接下来就是《秋思》,人的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可华夫人却能“永葆青春”。华芸香与蓝田玉一样同为将军夫人,她年轻时也是丈夫事业最辉煌的时候,就连同那年秋天的“一捧雪”,“也开得分外茂盛起来——”。事隔多年,此时的华夫人看上去却还是“台北这起太太们”皮肤“要数第一”的,当然这一席话都是从美容师林小姐口中得出的,华夫人也便这样认为了。然而,当华夫人再次看到园中起死回生的“一捧雪”开得娇艳欲滴之时,走进却赫然发现“原来许多花苞子,已经腐烂死去,有的枯黑,上面发了白霉,吊在枝丫上像是一枝枝烂馒头,有的刚委顿下来,花瓣都生了黄锈一般,一些烂包子上,斑斑点点,爬满了菊虎,在啃啮着花心,黄浊的浆汁,不断的从花心流淌出来。”虽说作者只是在客观的叙述,但可以从中看出它的象征意味来,华夫人怎么可能永葆青春呢?只是像那“一捧雪”一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罢了,而且是事实的残酷使这位豪门夫人一直都不敢面对而已。华夫人对衰老的恐惧和无奈通过花朵凋残的象征手法与美人迟暮、今不如昔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把这种小的侧面轻而易举的放入了时代的洪流中,任凭岁月的定夺。这些豪门夫人与舞女歌女不同,她们曾经一直享受着上等人的生活,豪门贵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衰落,必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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