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关系2
中欧关系未来发展的两项关键因素
中欧关系的未来发展，受诸多因素影响。这里只提出两点来进行简短讨论：一是关于中欧关系中的不对称性、对称性与互补性问题，二是关于如何理性对待国际经济贸易摩擦问题。
（一）减轻中欧关系中的不对称性，扩增和加深双方之间的对称性和互补性
1.中欧关系中的不对称性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历史文化三个方面。中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对称，首先表现在双方各处的发展阶段高低悬殊这一点上。
欧洲特别是欧盟主要国家是当今世界经济最发达、最先进的地区之一，而中国尚属于发展中国家，其发展阶段相对还比较低。其次表现在双方经济规模的巨大差距上。2010年，欧盟27国的GDP 为16.28万亿美元。中国约为6.04万亿美元，世界GDP 总量619634.29亿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目前欧盟的进出口总额（包括区内外贸易）约占世界的40%，而中国为8%左右。最后表现在双方发展水平，即经济“质量”明显属于不同档次。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对称使中欧优先发展和保护的产业有所不同，发展的方式和策略也有所不同。在中欧经贸关系中，欧洲的很多产业和产品都占据优势地位。这些差别一方面固然有可能提供某些合作机会，另一方面也不时在引起种种利益分歧。这些分歧反映在知识产权、产业保护、农业政策、社会标准等诸多方面。WTO 坎昆会议无果而终，就是以欧美为一方的农业保护主义等“单边强迫性”损害了巴西、印度、中国等众多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结果。欧洲人还在WTO 和亚欧会议等场合竭力主张把包括最低工资标准、人权问题、环保措施、竞争法等内容在内的“社会条款”写入WTO 规则，这将使很多发展中国家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使它们仅存的一点优势——比较廉价的劳动力价格也丧失殆尽，其后果将是剥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平等机会。
中欧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对称，集中体现在中欧双方都一再承认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理念的不同上。尽管中欧双方领导人都每每声称这不会影响合作关系，但事实上，这些差异和不对称还是可能会不时地对中欧关系的良好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欧盟近些年发布的历次对华政策文件中，依然一直十分“关切”中国的民主自由。欧盟至今并不承认中国属于民主世界和市场经济，除了实际的物质利益，可以从这里找到政治思想根源。
考虑到中国、欧洲都有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中欧历史文化方面存在差异本不为奇。在这些差异中，重要的不是五千年、三千年或者一千年以前谁领先、谁辉煌的问题，而是近、现、当代大约三五百年来中国和欧洲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积淀下来的文化不对称性。
“欧洲文化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一直是以一种自我认定的强势文化态势向
世界各地扩张，欧洲人更是将他们对于社会和事务的理解带到世界各地。直至二战之后，这种文化强势地位才部分地随着商业文化的兴起而转移到了美国。不过，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和欧洲认同感的增强，欧洲文化重新树起了自己的旗帜，表现出和美国文化的差别和相对于美国商业文化的优越感。”“比较而言，中国文化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处于自我批判的弱势地位，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西
学为用’，总是中国向西方学得多，张扬或扬弃自己的文化少，从而形成了中欧之间历史文化的不对称性.欧洲人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思维模式来观察、评论中国的事务，中国人也从中国的角度来评论欧洲。但是由于文化力量的不对称，中国人很少会像欧洲人评论台湾、人权、西藏问题那样去评论北爱尔兰问题、极右翼问题和反犹问题。
2.探寻更多更大的对称性与互补性。为了推进中欧关系更好地发展，中欧双方都应从上述诸多的不对称性中探寻更多更大的根本利益的对称性和局部利益的互补性。
（1）使中国对欧的战略外交取得实质进展。在这方面，通过近几年中欧领导人的频繁互访以及中国和欧盟各自和共同发表的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建立起来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经做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开端，但还需从认识与途径两方面着力予以巩固与发展。
在思想认识上，中国和欧盟都应该真正认识到双方之间存在着一种突出的对称性，即中欧双方都把对方视做现存世界格局中不容忽视的力量，而且都是对国际事务发挥重要影响的积极力量，认定在中欧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对于世界和平与繁荣有共同的责任，同时在一种合力的国际秩序下，通过合作维护各自的利益诉求。在达标途径上，中欧双方须继续强化高层战略共识，建立并有效运转双方对话、合作机制，把“扩大范围”的思路实际体现到外交行动中，使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延伸到各个具体的领域和项目之中。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和多国家的合作结构可以有效地抵消中欧之间在社会和政治制度等单个领域中所存在的不对称性。
（2）重视开拓欧洲市场，同时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让中国力量在欧洲人心中的分量加重。在这方面，长年来人们总是习惯于认为，欧洲拥有资本和技术优势，中国拥有人力和市场优势，这些要素根据市场的规律在中国和欧洲之间流动，使双方取长补短、互利互惠、共同发展。而迄今基本上由西方制定的市场规则是保障这种交流的条件。在这些认识下，中欧经贸关系一般都被看成是高中端与中低端之间的交流。这种看法应该开始改变。中欧经贸关系将日益走向建立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为此，中国积极主动地开拓欧洲市场和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这具有非同一般的战略意义。
（3）在制度观念问题上的沟通点要逐渐增多。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建设进程，中国与欧洲在不少思想观念问题上的共同语言在增加，这将为减轻中欧政治文化不对称提供一个新的动机。加之相对于美国文化来说，中国和欧盟都强调文化多样性，这就使本不对称的中欧文化有了另一个对称的基础。中欧通过对话与合作，在人权、民主、法治等问题上正在日益增进了解与理解。这种了解与理解，相比政治层面上的进一步交往，其根基更为深刻。
（4）中国应抓紧时机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这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依然是中国不断扩大发挥其影响力的主要源泉。加速提高自己的经济实力，也是中国在同欧盟的关系中追求可靠对称性和平等互补性的真正关键所在。同时，我们还应认真关注不少欧洲人对中国迅速崛起、经济可能出现波动、“世界工厂”、出口激增、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缺乏或执法不力、政策“暗箱”、“入
世”履约等问题的担忧，其中有的并非全然无理。
（5）中国应积极致力于使自己也拥有一定的地区力量依托，首先是成为东亚的一个重要角色。欧盟的重要力量源泉之一是它有强大的集团依托，而中国迄今为止基本上还没有这类可靠的借助力量。为此，我们要重视朝鲜核问题多方会谈、亚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还要冲破“历史牢笼”、推进加强亚洲团结、在东南亚国家投资、在亚洲及其次级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实施货币合作等工作。
（7）逐渐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无意无形之中成为欧美之外的另一种可供参考的社会经济模式，特别是对一些发展中国家。鉴于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许不会接受“社会主义”这四个字，但中国经济的实际巨大成就，认真实施“五个统筹”的可持续发展，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重视政府有效调节作用，在强调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保护弱者的利益……所有这一切，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公众来说，中国模式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建设成功，这将是对人类文明史的一项极其伟大的贡献。同时也将有利于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二）在世界经济更加需要合作，又有更多矛盾冲突的背景下，中国应如何理性对待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经济贸易摩擦问题
首先，我们应对当今国际经济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原因有一个恰当的认识。它们首先来自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动。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它一方面固然给国际贸易投资带来了新动力，但另一方面又使各国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与利益不一致日益显得更加突出，其结果是从产品、领域到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摩擦也日趋激烈。我国所遇到的经济贸易摩擦可以说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难免的伴生物。历史一再表明，一个大国的兴衰，往往会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中国的崛起必然会面对各种阻挠和挑战。我国经济贸易摩擦的增多与我国经济贸易的迅速增长发展、对外交流的急剧扩大加深不无关系。这同样适用于中欧经济关系。
其次，我国遇到的国际经济贸易摩擦，为我国的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反思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包括企业和政府。
最后，针对中欧关系中存在的各种经济贸易摩擦，中国特别需要加紧全面深入地了解、掌握并且参与制订相关的国际规则。中欧经济贸易摩擦大致可分五类，即微观经济摩擦、宏观经济摩擦、投资摩擦、制度摩擦和技术性贸易摩擦。它们的生成原因和解决方式各不相同。
微观经济摩擦的解决方式主要是自愿限制出口、自愿扩大进口和提高竞争力扩大出口等；宏观经济摩擦的解决方式往往通过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主要旨在减少贸易顺差或贸易逆差，解决双方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而制度摩擦的解决主要是通过规制缓和和规制改革，建立一套适应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国内外协调的制度和机制；技术性贸易摩擦的解决不仅需要各国标准的相互认证，而且更要依靠提高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努力使其逐步达到先进的国际标准。按照各方都能接受的国际规则，首先是WTO 的规则，妥善处理以上各类不同的问题，将有助于促进未来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这也要求中国不仅要了解、掌握，而且还要积极参与制定WTO 等国际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