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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民间话语与政府话语的博弈

互联网时代民间话语与政府话语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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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刘芋艺

从2003年到2007年,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MC)统计,2003年12月,中国网民数达到7950万,而到了2007年12月,这个数字飙升到2.1亿。2007年更被网友称为“网络公共元年”。“《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一个舆论超强磁场。截至2010年6月30日,中国的网民达4.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1.8%,继续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在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的背景下,很多偶然性事件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呈现出爆炸性地扩散,并且一旦发生则直接指向官民矛盾。在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指出:“某个突发事件在网上刚一曝光,即可迅速引爆全国舆论,把地区性、局部性和带有某种偶然性的问题,变成全民“围观”的公共话题,甚至变成需要中央政府出手干预的公共事件。在中国社会,互联网无疑己经成了主要的民问话语表达载体,也无疑成为了公共事件发酵、放大的主要场所。在传统媒体因为种种顾虑而缺席或反应迟钝的情况下,互联网孤军深入,成为网民自发爆料和集结舆论的平台。

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何舟也看到了这一现象,并将它概括为当下中国存在一个“双重或多重话语空间的传播现实”两股力量一一政府话语与民间话语在公共话语空间中就话语权利(right)和权力(power)进行着激烈的交锋和碰撞。可以说,在今天的舆论场中,政府话语与民间话语往往围绕公共信息进行着“博弈”,争夺公共话语空间中的中心舞台,话语权在全媒体的背景下实现了再分配,话语秩序己然改变了。

在目前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体验和观察中,所谓“政府话语空间”,主要由党和政府传达公共政策、发布权威信息而形成,以政府文件公告、法律法规、新闻发布会、大众媒介等为传播载体。而所谓‘‘民间话语空间”,是“长期积聚的各种民间思潮(如自由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犬儒主义、拜金主义等),由于个人言论相对的宽松形成了一个与官方话语相对独立并有一定交错的民间话语空问,要以互联网、手机短信和各种人际传播播渠道为载体。大众媒介往往同时承载着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而随着媒介融合的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官方话语的发布也不再完全依赖于传统媒体,幵始向网络等新媒体平台延伸。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很难将这两个话语空间完全隔绝、区分开来,从“政府”和“民间”的语汇来区别,也绝不是要将“官”和“民”对立起来。事实上,两个话语空间并不是也不应是相互对立、互不兼容、互不作用的,相反,舆论在两个话语空间中交错、互动,同时也存在着博弈。在公共舆论场中,言论会在扩散中经历多次变异,占主导位置的言论也常常在官方话语空间和民间话语空间之间流动。这是我们今天中国公共舆论的新生态,也是我们促进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信息传播更加健康所必需重视的事实。

民间话语的这种冲击和挑战往往是借助新兴媒介平台,并且形成了新的媒介文化和行动方式。从最初的BBS发贴、转贴到网络围观、个人博客、微博,从网络恶搞、网络献花到网络请愿、大规模“卧室抗议,虚拟政治动员的表现形式日新月异。一些新兴的网络行动开始出现,网络抗争、网络行动、网络泄愤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等不断涌现,有的将线上和线下结合起来,最终形成实际的线下集体行动,它们有的造成了舆论引导的困境,对政府话语进行了消解、解构,主流媒体被边缘化;有的最终让事件的解决让好的方向转变,实现了政府和公民的一致意见;有的则借用新兴技术进行煽动,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意味着,公民借助各种传播手段参与政治的形式和能力在不断提高,而它所生发出的政治力量必须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