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 祝总斌

“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

八王之乱, 爆发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作者：祝总斌

“八王之乱”[1]是西晋统治集团之间一场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开始是宫廷政变，后来演化成大规模的屠杀战争。在这之前，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本来并不尖锐，社会秩序是比较稳定的。干宝描述说：“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2]《晋书?食货志》也说：“平吴之后，……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这些话虽有极大夸张，却并非子虚乌有。而从“八王之乱”开始后，情况就大不同了。规模比较大的少数民族起义和流民起义，接踵而起，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不过二十几年，一个强大的帝国就土崩瓦解了。很明显，“八王之乱”是西晋灭亡的一个关键性事件，所以古今论述它的不乏其人，笔者在这里想仅就爆发的原因谈一点粗浅的意见。

一

不少人认为，“八王之乱”是晋武帝大封同姓诸王，建立了许多王国所造成的。这种看法符不符合历史情况呢？

大家知道，曹魏王朝控制诸王十分严厉。封国小，地方穷，户口少，所谓“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3]。特别是诸王没有实权，“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4]。而且“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诸王行动没有自由，“游猎不得过三十里”[5]。有一次曹植与曹彪从洛阳回封国，兄弟二人因为很久不见，“欲同路东归，以叙隔阔之思，而监国使者不听”。曹植气愤地写了首诗咒骂[6]。然而也只是骂骂而已，丝毫无济于事。由于曹魏王朝控制诸王如此之严，“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7]，因而西晋初年一些大臣都把这看成是曹魏之所以轻易被取代的根本原因，认为这种制度使得诸王毫无力量藩卫中央，中央太孤立了[8]。正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晋武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9]，前前后后大约封了几十个同姓王。要是单从这个指导思想看，赋予诸王的权力应该很大，然而事实不然。因为一项政治制度的建立不可能超越它的时代条件。在西晋，这些条件主要是：第一，从秦汉以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适合于封建经济基础，已经逐渐完备，不可移易。王国的

权力不可能摆脱这一羁绊。第二，经过东汉末年的战乱，社会经济一直未能完全恢复，全国人口到太康元年，包括吴、蜀在内，也才只有1,616万[10]，和西汉末年2,900多万比，相差甚远。王国的规模和制度必然要受它制约。由于这两个条件，尽管西晋诸王极受尊重，行动也自由得多，然而就实权看，比起曹魏诸王来，却没有也不可能有根本的变化。

西汉初年，“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11]。而西晋只不过“封诸王以郡为国”[12]。而且这个“国”并不全部属于他，“名山大泽不以封，盐铁金银铜锡，始平之竹园，别都宫室园囿，皆不为属国”[13]。而对封给他的地区，也无权收取全部民户的赋税。如中山国有户32,000，中山王睦食户只有5,200；平原国有户31,000，平原王榦食户只有11,300；梁国有户13,000，梁王肜食户只有5,358；太原国有户14,000，太原王瓌食户只有5,496；东平国有户6,400，东平王楙食户只有3,097，等等[14]。同时，即使诸王所食之户，大部分剥削收入也要归晋王朝，诸王只能到手一部分，大体是三分之一[15]。由于财权太小，于是便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中山王睦“遣使募徙国内八县受逋逃、私占及变易姓名、诈冒复除者七百余户，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诱逋亡，不宜君国”[16]。招诱逋亡，汉魏以来屡见不鲜，是贵族、官僚和豪族大地主与封建王朝争夺劳动力的惯用伎俩，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中山王睦招诱的是自己封国内的劳动力。表面看来，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其实，正好反映诸王财权太小，王国范围内的赋税剥削大部分被晋王朝攫去了，诸王不够挥霍，所以要另谋生财之道。挖，实际上是挖晋王朝的墙脚。

在官吏的任用上，王国也受极大限制。西晋刚建立时，曾允许诸王“皆自选其文武官”[17]。然而说是“自选”，其实并不能随心所欲，而要受晋王朝的监督。《晋书?梁王肜传》：“时诸王自选官属，肜以汝阴上计吏张蕃为中大夫”，因为蕃“素无行”，犯了法，结果肜“为有司所奏，诏削一县”。所以有些王也就不敢、不愿自选官吏。《晋书?齐王攸传》：齐国“长吏缺”，攸拒绝自选，下令说：“至于官人叙才，皆朝廷之事，非国所宜裁也”。《晋书?琅邪王伷传》：封东莞郡王，时晋武帝“特诏诸王自选令长，伷表让，不许”。在这种情况下，诸王官属的任命权大概不久又交还了晋王朝。《晋书?吾彦传》：吴平后归晋，“时顺阳王畅骄纵，前后内史皆诬之以罪。及彦为顺阳内史，彦清身率下……。畅不能诬，乃

更荐之，冀其去职”。这是内史由晋王朝任命的明证。如果顺阳王自选，显然就不会发生“乃更荐之，冀其去职”的问题了。《晋书?段灼传》：泰始、咸宁间上书，建议诸王除特殊情况外，“每十五以上悉遣之国。为选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辅佐之”。中郎或即中尉之误[18]，是王国三卿之一；“傅”即诸王师，因避晋景帝司马师讳，有时称傅；“相”即王国相[19]。段灼的话，反映这些主要属官已全由晋王朝配备了[20]。《晋书?刘颂传》：太康年间上书建议赋予诸王以实权时说：“至于境内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内史、国相命于天子，其余众职及死生之断，谷帛资实，庆赏刑威，非封爵者，悉得专之。”这段话反过来也就证明当时诸王已被取消了从内史、国相到“其余众职”的任命权了。

至于军队，王国的数量并不多。《晋书?地理志》记载是大国五千人，次国三千人，小国一千五百人。而且是由晋王朝配备的。《晋书?职官志》称：诸王“其未之国者，大国置守土百人，次国八十人，小国六十人”。及至议遣诸王就国，荀勖又说：如诸王就国，“国皆置军，官兵还当给国，而阙边守”[21]。这里曰“置”，曰“给”，而且要动用边防军，可证不是诸王自行豢养的私兵[22]，而应是晋王朝调拨的官军。这些官军调拨给诸王后，和晋王朝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史无明文，但根据以下事实，可以作一个推测。第一，曹魏诸王国的军队虽然少，也是由中央王朝调拨的，而他们常常被征发调走。《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注引《魏略》：“是后大发士息，及取诸国士。”曹植因为原来得到的士兵才一百五十人，后来士兵的子弟已被调走三批，“其遗孤稚弱，在者无几，而复被取”，所以上书抗议，方才免除征发。但这只是一种特恩，按制度是可以调走的。第二，西晋的高级文武官员常常由皇帝“加兵”，作为一种荣宠[23]。如《晋书?杜预传》：“以预为安西军司，给兵三百人、骑百匹。”《晋书?卫瓘传》：迁司空，领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骑，鼓吹之府”。《晋书?汝南王亮传》：为太宰，录尚书事，“给千兵百骑”。《晋书?杨骏传》：“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千人”。《贾充传》：“给……兵万人、骑二千”。这种加兵与王国军队有不少共同点。首先，赐给时也是曰“置”，曰“给”，与调拨军队给王国的提法相同。其次，主要任务是护卫长官，与王国军队护卫诸王相同。如《晋书?杨骏传》；贾后发动政变，“殿中兵出，烧骏府，……骏兵皆不得出”。《晋书?汝南王亮传》：楚王玮攻亮府，“帐下督李龙白外有变，请距之。……长史刘准谓亮曰：……府中俊乂如林，犹

可尽力距战”。骏、亮府中之兵当即晋王朝所加之兵[24]。然而这些加兵并不属于私人，长官一离任，就和他不发生关系了。如上引卫瓘“加千兵百骑”，后告老免职，所加之兵也就撤销了。至惠帝时方才作为荣宠，“复千兵”。甚至未离任时，晋王朝也有权免去这部分军队。如《晋书?齐王攸传》：迁骠骑将军，“后骠骑当罢营兵，兵士数千人恋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武）帝乃还攸兵”。西晋骠骑乃虚号，并不主兵[25]。罢营兵当即罢所加之兵[26]，故下面说“帝乃还攸兵”。然还兵乃特恩，可罢所加之兵乃制度。这些说明，“加兵”的最后支配权仍属晋王朝。第三，当时吴国实行领兵制度，由君主赐给将领以士兵，死后子弟继续统率，形成世袭。但这些士兵并不属私人，仍属孙吴王朝，君主有权夺回，改赐他人[27]。所赐诸王之兵似乎也是如此。《三国志?吴书?孙晧传》：天纪二年，“立成纪、宣威等十一王，王给三千兵”。而陆抗上书反对，认为“诸王幼冲，未统国事，可且立傅相，辅导贤姿，无用兵马，以妨要务”[28]。要求孙晧收回，交他统率，抵御西晋。可见按制度是可以收回的。从以上曹魏、西晋、孙吴的三项制度来推测，西晋王国的军队恐怕必要时同样可由晋王朝调动。

总之，西晋的诸王无论财权、政权、军权都受晋王朝的限制和控制，实际只不过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一种特殊的地方机构而已。所以诸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留在京师陪伴皇帝，而不乐意就国。后来实在不得已被迫就国时，“皆恋京师，涕泣而去”[29]。“就国”有时甚至于成为削弱权力、勾心斗角的一种手段。如晋武帝因为弟齐王攸威望高，怕他留在京师自己死后会夺太子之位，便下诏一再催促他“就国”[30]。又如楚王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汝南王亮和卫瓘“以玮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议使与诸王之国，玮甚忿之”[31]。这样的王国，用刘颂的话就是“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他认为建立这样的王国“适足以亏天府之藏，徒弃谷帛之资，无补镇国卫上之资也”[32]。既然起不到“镇国卫上”的作用，难道能掀起“八王之乱”的大风浪吗？所以我认为，说晋武帝大封同姓诸王是“八王之乱”的原因，理由是不充分的。

二

有的人认为，“八王之乱”虽非晋武帝大封同姓诸王所造成，却是他任诸王以方面重镇，赋予权力过大的结果。这种看法也值得商榷。

我们知道，咸宁三年（277年）晋武帝在泰始初年已任命了一些王为都

督的基础上，采纳了杨珧“异姓诸将居边，宜参以亲戚”[33]的建议，增封诸王为都督，并调换封国，使与都督所在地相近，以扩大其权力[34]。到太康十年（290年），晋武帝临死前，为了防止叛乱，加强帝室，他再一次增封诸王为都督，任以方面重镇[35]。这是不是“八王之乱”爆发的主要原因呢？这就需要首先探讨一下都督制度。

都督最早建立于魏文帝曹丕之时[36]。它们的正式名称是都督某州诸军事或都督某地（如淮北）诸军事。在中央则叫都督中外诸军事。其中资历深、威望高的，加号大都督。西晋沿此制度而更完备，“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37]。都督的权力比起诸王来的确扩大了许多。就地方上的都督言，根据官职的不同，可以统率一个州或几个州的军队。大家知道，曹魏及西晋初年地方上的军队分为两类。一是驻扎在地方上的中央军[38]。一是当地的州郡兵即地方军。前者驻扎在某州固然归该州都督直接统率，并且是他的主力；后者由州郡长官直接统率，按制度也归都督指挥。《晋书?羊祜传》：为都督荆州诸军事，有一次与吴将陆抗战，“遣荆州刺史杨肇攻抗，不克”，“有司奏：祜所统八万余人，……乃遣杨肇偏军入险……”。这条材料说明了三个问题：（一），刺史的州郡兵归都督指挥[39]。（二）州郡兵不是都督手下主力，只是“偏军”，主力应是驻扎于荆州的中央军。由此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平吴后晋武帝罢州郡兵而不担心统治受到削弱[40]。（三），都督统军竟多到八万人。当然，在这后一问题上有点特殊情况，即荆州都督处于和孙吴对峙而且交锋最激烈的前线，加上羊祜本人有才干，极受晋武帝信任，或许军队稍多一些[41]，但一般都督所统，相差也并不悬殊[42]。

但是，都督权重只是就制度的一个方面说的。必须看到，魏晋的都督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都督，建立这种机构并赋予它以重权的目的是要它为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服务，而不是起危害作用，因此限制与防范也很厉害。

第一，都督没有治民权。太康以前曹魏、西晋的都督与东晋南朝的都督不同，后者都督必兼刺史，统军兼治民[43]；而前者都督往往不兼刺史，刺史另由晋王朝委任。特别是平吴后，一般“都督知军事，刺史理人，各用人也”[44]。在不兼刺史的情况下，都督仅仅在军事上可以指挥刺史的州郡兵，而在行政上、财政上，刺史按制度是独立的。也就是说，都督没有治民权。大概和这种制度有

关吧，刺史有时甚至连军事上也不服从都督。如《晋书?杜预传》：为秦州刺史，都督秦州诸军事石鉴命预出兵击鲜卑，预拒之，“陈五不可，四不须”。“鉴大怒，复奏预……稽乏军兴……”。《晋书?陈骞传》：为都督扬州诸军事，“时（牵）弘为扬州刺史，不承顺骞命”。这样，都督的权力当然要大受限制。

第二，都督没有任命属官的权力。其权归晋王朝。如《晋书?孙楚传》：石苞为骠骑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孙楚为参军[45]，“负其材气，颇侮易于苞，初至，长揖曰：天子命我参卿军事”。当然，从孙楚开始，参军与长官的关系有所变化。“初，参军不敬府主，楚既轻苞，遂制致敬，自楚始也。”然这只是形式上的更改，任命权归晋王朝则不变。《晋书?何攀传》：益州刺史王濬辟攀为别驾，平吴前夕濬升为监梁、益二州诸军事，遣攀见晋武帝面陈伐吴之策，“帝善之，诏攀参军事”。说明州刺史僚属可以自辟，而参军之任命必须经过皇帝。《晋书?羊祜传》：“咸宁初，除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得专辟召”。然所谓“专辟召”，仅指辟召一般文职掾属，至于掌管军事之长史、司马、参军并不在其内。故《晋书?职官志》称：将军开府位从公者，“置长史一人，秩一千石”；加兵者（加兵见前），“增置司马一人，秩千石”；为持节都督者，“增参军为六人”。据文义都不在辟召范围内。故羊祜死后，“故参佐刘侩、赵寅、刘弥、孙勃”称：“昔以谬选，忝备官属，各得与前征南大将军祜参同庶事。”此处之参佐应指长史、司马、参军，据其语气，显然不是羊祜辟召的，而是皇帝选任的。所以他们下面推崇羊祜谦虚不辟召，“虽居其位，不行其制”，临死前“始辟四掾，未至而陨”。杜预也说：“祜虽开府而不备僚属”[46]。所谓“不备”，应指象“四掾”这样的掾属，而不是参佐。否则羊祜为荆州都督十年，统军八万，而不备长史、司马、参军，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即使这些地位较次要的掾属，羊祜也不辟召，其原因主要恐怕不是如本传所说的“谦让”，而是和前述齐王攸拒绝自选属官相仿，是为了尽可能避免皇帝的猜忌（参见下石苞事）。这从他“嘉谋谠议，皆焚其草，故世莫闻。凡所进达，人皆不知所由。或谓祜慎密太过者”[47]一事，亦可窥其端倪。事实上在中央集权的西晋，不慎密就可能带来大祸，因为晋王朝派来的参佐，同时也负有监视的使命。《晋书?唐彬传》：为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参军许祗密奏之，诏遣御史槛车征彬付廷尉……”，虽“以事直见释”，却不能不在都督心中投下极大的阴影。

第三，都督无权自行发兵、募兵。《晋书?李熹传》：除凉州刺史，加扬威将军，领护羌校尉，“羌虏犯塞，熹因其隙会，不及启闻，辄以便宜出军深入，遂大克获，以功重免谴……”。大家知道，护羌校尉地位虽低于都督，但作为一级军事长官，统率大军镇压叛乱的性质是基本相同的[48]。西晋凉州治姑臧，即今甘肃武威，距京师洛阳一、二千里。二地相去如此之远，而护羌校尉发兵竟需先启闻皇帝，否则就要受惩罚，可见晋王朝控制之严[49]，李熹免谴只是一个特例而已。《晋书?唐彬传》：任监幽州诸军事，为参军许祗密奏（见上），其原因也是因为鲜卑叛乱，“彬欲讨之，恐列上俟报，虏必逃散，乃发幽冀车牛”。得到的罪名恐怕也是擅发兵。又《资治通鉴》卷七十泰始八年条：王濬为监梁、益二州诸军事、益州刺史，为伐吴，大作舟舰，别驾何攀建议：“宜召诸郡兵万余人造之，岁终可成”。“濬欲先上须报”[50]。“攀曰：朝廷猝闻召万兵，必不听，不如辄（专）召，设当见却，功夫已成，势不得止。”这又说明即使发州郡兵，也得上请，而且数量稍多，就不准确。王濬这次擅发兵，不知为什么没有受到追究，但可以肯定是不合法的，是违反制度的。不仅发兵权，连募兵权都督也没有。《晋书?马隆传》：自称能平羌患，晋武帝问其方略，对曰：“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率之鼓行而西，……丑虏何足灭哉！”“帝许之。……隆……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又《通鉴》卷七九泰始八年条：监梁益二州诸军事王濬为了给平吴作准备，“虽受中制募兵，而无虎符；广汉太守敦煌张敩收濬从事列上。帝召敩还，责曰：‘何不密启而便收从事？’敩曰：‘蜀汉绝远，刘备尝用之矣。辄收，臣犹以为轻。’帝善之”。两条材料合在一起就可看出，募兵必须皇帝批准，而且十分慎重，要有虎符。因为怕擅自募兵，发生象三国的刘备那样的割据。王濬无虎符，所以军事上归他指挥的广汉太守（属梁州）也有权扣押他的从事，而且最后博得皇帝赞扬。这还不说明为了防微杜渐西晋制度的周密吗？

由于都督权重而又受到上述种种限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下情况：

首先，在晋武帝一代，无论异姓都督或诸王兼都督，起的基本上是巩固西晋统治的积极作用。例如平吴的主力就是徐州都督琅邪王伷、扬州都督王浑、沔北都督胡奋[51]、荆州都督杜预、梁益二州监军王濬、巴东监军唐彬。其中王濬军“旌旗器甲，属天满江”，最先进入吴都建业[52]。再如西北边境，氐羌鲜卑多次侵扰。泰始年间秦州刺史胡烈、凉州刺史牵弘先后败死。靠都督雍凉等州

诸军事汝阴王骏“善抚御，有威恩”，多次给侵扰者以打击，方才出现了“遣入质子”，和“二十万口又来降”的局面。汝阴王骏因此徙封为扶风王，使王国与都督所在地相近，并且一直在这里当了十八年都督，直到死去[53]。

其次，在晋武帝一代没有一个异姓都督或诸王兼都督敢于叛乱。因为他们很清楚，权力是皇帝赋予的，权力虽大，限制极严，一旦用来反抗巩固的中央集权，自己只会落一个可悲的下场。《晋书?石苞传》：为大司马，扬州都督，“镇抚淮南，士马强盛，边境多务，苞既勤庶事，又以威德服物”。但当晋武帝听信谗言，派大军掩袭时，石苞不敢作丝毫抵抗，立即“放兵步行，住都亭待罪”。石苞如此驯服，绝非偶然。在曹魏时期，也就在淮南，发生了三次叛乱，反对当时掌握了中央大权的司马懿父子。第一次是王凌，为扬州都督，外甥令狐愚为兖州刺史，“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54]。第二次为毌丘俭，也是扬州都督，文钦为扬州刺史，二人手下有兵五、六万[55]。第三次为诸葛诞，仍是扬州都督，拥有“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56]。军队都不可谓不多，但由于司马懿父子挟中央集权之势，调动全国兵力来镇压，三次叛乱很快都失败了。另一事例是钟会和邓艾。钟会为镇西将军、关中都督，邓艾为征西将军、陇右都督。二人奉命统大军伐蜀，很快灭亡了蜀国，立下大功。但由于邓艾居功骄傲，反对司马昭“事当须报，不宜辄行”的指令，想要专权，被密告“有反状”；而钟会更是“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卒皆在己手，遂谋反”。结果都得不到部下的支持，先后送了命[57]。这些不能不成为西晋石苞以及其他都督的前车之鉴。

再次，在西晋初臣子心目中，都督地位虽高，权力虽重，因远在边地，很容易在皇帝面前遭人离间（石苞即一例）而大祸临头，远不如在京师作官，接近皇帝，讨好皇帝，来得保险，并易于飞黄腾达。请看：

《晋书?羊祜传》：为荆州都督，“贞悫无私，疾恶邪佞”，得罪王戎、王衍，“并憾之”。二人后任职京师，“每言论多毁祜。时人为之语曰：二王当国，羊公无德”。

《晋书?杜预传》：继羊祜为荆州都督，平吴时功高勋重，然“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或问其故，预曰：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又“累陈家世吏职，武非其功，请退……”。

《晋书?贾充传》：为尚书令，“专以谄媚取容”，侍中任恺等“咸共疾之”。时氐羌侵扰，晋武帝十分忧虑，任恺乘机推荐贾充，诏以充为使持节、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尚书令三品，持节都督二品，这是升迁。诏令还十分信任地说，有贾充镇关中，“则吾无西顾之念，远近获安矣”。但贾充并不高兴，“自以为失职，深衔任恺”。最后采荀勖策，将女儿嫁给太子，方才免除了都督职务和关中之行。

《晋书?张华传》：为尚书，“名重一时，……有台辅之望焉。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间言遂行，乃出华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

《晋书?汝南王亮传》：为太尉、录尚书事，及晋武帝病重，“为杨骏所排”，被任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出镇许昌”。

《晋书?齐王攸传》：晋武帝逼攸就国时，除了齐王衔，还封他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但这丝毫不能增加他的兴趣。王浑上书武帝谏阻说：这是“假以都督虚号，而无典戎榦方之实，去离天朝，不预王政”[58]。“榦方”即总管一个方面之意。《晋书?王沈传》：“出榦监牧方岳之任。”此其省语。但这里并不是说不统率军队，毫无权力，而是说，和在中央辅政比起来，当都督是有名无实的。

以上六条材料，通过前两条，可以看到都督受到中央何等大的牵制和影响。象杜预，既是外戚（娶晋武帝之姑），又立有大功，极受武帝信任，尚且如此忧谗畏讥，小心谨慎，其他都督可想而知。通过后四条材料，又可看到，出任都督如同诸王就国一样，在西晋初年也成为统治集团间相互排挤的一种重要手段了。

综上所述，可以概括成这样一个看法：魏晋建立都督，从制度上说，即赋予重权，又极力限制与防范，目的是既要让它为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王朝服务，而又不致变成分裂割据力量。从晋武帝统治实践看，无论异姓都督或诸王兼都督都基本符合这一要求，二十六年中立功累累而无一叛乱事例就是证明。晋武帝认识到这是个成功的经验，所以在世时广泛推行。后代封建统治者也认识到都督制度的作用，所以不仅东晋南北朝继续沿用，而且隋唐至明清的“总管”、“节度使”、“巡抚”等等，也都是以此为楷模而进一步发展建立的[59]。把这样一个

显然有利于中央集权王朝的制度，看成是“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恐怕是过于强调了它权重的一面，而忽视了对它限制、防范的一面，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那末，“八王之乱”的爆发主要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我以为就是晋武帝在世时安排的皇位继承人及辅政大臣不得其人。

我们知道，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统治机器的有效运转，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比较缓和的情况下，主要靠两个因素。第一，要靠中央集权制度特别是其中皇帝与宰相，皇帝与地方长官，皇帝与统兵大臣相互关系等具体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备。第二，要靠拥有一个能够认真实行这一制度的统治集团，尤其重要的是，拥有一个有威望、有才干的皇帝。二者缺一不可。皇帝有威望、有才干，统治集团也愿意为皇帝鞠躬尽瘁，如果中央集权制度尚未臻于完备程度，则无论如何认真实行，也超越不了历史阶段而高度集权。臣属、地方必将保有相当大的权力。反过来，制度不管如何高度完备，如果统治集团不能认真实行，特别是没有一个有威望、有才干的皇帝（皇帝年幼时则为辅政大臣）控制大局，督促实行，一切就都会落空，制度就等于具文，高度集权的目的同样无法达到；不仅如此，根据皇帝和统治集团的无能状况，中央集权制度将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爆发政变或分裂割据战争，造成持续的政局混乱。

西晋初年，上述两个因素基本具备。晋武帝建立新王朝，统一全国，本人有统治才干，威望也比较高，所以能够推动整个统治集团继续实行汉魏以来的制度，把至高无上的权力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保持住政局的稳定。同时，当时“土广人稀”[60]，土地问题不严重；晋王朝颁布了占田法、户调式，罢免了州郡兵，赋税徭役也不十分沉重，所以整个社会生产是向前发展的。前引干宝《晋纪总论》和《晋书?食货志》的话就是证明。当然，如所周知，晋武帝和他下面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比较奢侈腐化[61]，会不断加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但从现有史料看，到晋武帝死为止，这些矛盾还远没有达到激化或接近激化的程度。如果晋武帝死后继位的皇帝不十分愚蠢，是个中人之才，

或者接受顾命的辅政大臣具有相当的威望与才干，能够基本上控制政局，西晋王朝肯定还将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直到统治阶级进一步腐朽，生产关系死死地束缚住生产力使之无法发展，各种矛盾激化时为止。

然而继位皇帝和接受顾命的辅政大臣的情况远非如此。

晋武帝在世时，根据当时的制度和舆论，可供选择的继位人有两个。一个是惠帝司马衷。他是晋武帝杨皇后所生，上面有个哥哥早死，下面诸弟又都太小，所以泰始三年被立为太子，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但他是个白痴。因而从晋王朝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不少大臣主张废掉他，比较突出的是卫瓘与和峤。《晋书?卫瓘传》：“惠帝之为太子也。……瓘每欲陈启废之，而未敢发。后会宴陵云台，瓘托醉，因跪（武）帝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谬曰：‘公真大醉耶？’瓘于此不复有言。”又《晋书?和峤传》：“峤见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62] 另一个可作为继承人的是齐王司马攸。他是晋武帝的同母弟，按照传统制度，是不该他继位的。但他在统治集团中比较有威望、有才干。《晋书》本传称他“才望出武帝之右”，过去晋文帝司马昭多次要立他为太子，因晋武帝是长子方才作罢。所以到晋武帝晚年，“诸子并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即便不作为皇位继承人，也希望能留齐王攸在京师辅佐惠帝执政。《晋书?王浑传》：上书甚至说，如嫌齐王攸一人辅政权太重，为防万一，可“与太尉汝南王亮、卫将军杨珧共为保傅，榦理朝事。三人齐位，足相持正，进有辅纳广义之益，退无偏重相倾之势”。考虑总算很周到了。

在这二者之间，晋武帝如何选择？

一方面对齐王攸十分猜忌，从太康三年起，接连下诏逼齐王攸就国，离开京师。这就不但表示决不以他为皇位继承人，而且也把他排斥于惠帝辅政大臣之外。对这一措施，当时一些有见识的大臣不论同姓异姓，如征东大将军王浑、扶风王骏、光禄大夫李熹、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甄德，都曾极谏。《晋书?王济传》：他还使妻常山公主及甄德妻长广公主入宫见武帝，“稽颡泣请帝留攸”，以至武帝大怒说：“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将王济贬了官。因为听说赶走齐王攸是杨珧出谋划策的，羊琇和北军

中候成粲甚至“谋欲因见珧而手刃之”[63]。这都说明这场斗争非同小可，十分激烈。齐王攸本人当然不愿意走，“愤怨发疾”。于是以此为理由，“乞守先后陵”，请求不就国。晋武帝又不许。虽然表面上装作友爱，派御医去诊视，但“诸医希旨，皆言无疾”。结果攸“疾转笃，犹催上道”，终于“欧血而薨”[64]。这既表明晋武帝一意孤行，决心极大[65]；同时也表明当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高度发展时，即使君主干的事明显地会危害整个封建统治利益，周围大臣都看到了，但谁也阻拦不住。

另一方面晋武帝又想方设法为惠帝稳稳当当继承和巩固皇位作准备。

第一，为太子护短：一次在平吴前。《晋书?惠贾皇后传》：由于卫瓘等主张废太子，晋武帝便召集东宫官属，举行宴会，“而密封疑事”，送东宫太子处等他回答。太子不会，贾妃竟命给使张泓起草答案，由太子抄一遍交卷。晋武帝看后很高兴，“先示太子少傅卫瓘，瓘大踧踖”。我们知道，东宫官属包括卫瓘经常与太子见面，太子水平如何应了如指掌，有何必要考给他们看呢？而且既要考试，为何不当面进行，而竟让太子在东宫里回答？很明显，这是纵容弄虚作假，以便炮制出一篇考卷来塞群臣之口。其所以要考给东宫官属看，就因为他们最了解太子情况，太子的笑话多半是他们透露出去的，需要公开考这么一下，暗示他们今后不要乱说了。这一点恐怕东宫官属都清楚，晋武帝也知道他们清楚。但这一层薄纸谁也没捅破。这就是卫瓘为什么“大踧踖”的真正原因[66]。另一次护短是在平吴之后。《晋书?和峤传》：因为曾说过太子“不了陛下家事”，有一天晋武帝便对他以及荀顗、荀勖说：“太子近入朝，差长进，卿可俱诣之，粗及世事”。然而见了太子回来，“顗、勖并称太子明识弘雅，诚如明诏”[67]，而和峤仍倔强地说：“圣质如初耳”，“帝不悦而起”。其实，太子肯定没什么变化，所以晋武帝自己也说得很不理直气壮：“差长进”，“粗及世事”。他希望的是：三个人能“希旨”，说两句好话，造造舆论，谁知和峤仍直言不讳，使自己下不了台，然而这是事实，无可奈何，只能“不悦而起”了[68]。这两件事说明，晋武帝为了坚持传位惠帝，不惜自己哄自己，还要求群臣和自己相互哄骗，已经顽固到了何等程度！

第二，宣扬皇孙聪慧：《资治通鉴》卷八二太康十年条称，皇孙司马遹（惠帝子）五岁时，一次宫中夜失火，晋武帝站在楼上观望，“牵帝裾入中，曰：‘暮

夜仓猝，宜备非常，不可令照见人主。’帝由是奇之。尝对群臣称似宣帝（司马懿），故天下咸归仰之”。据说，“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遹明慧，故无废立之心”。姑且不论失火时五岁小儿说这番话是否可信，即便宫廷薰陶加上本人聪明真说了这番话，也终究只是一个孩子，对惠帝的统治济得甚事？何况长大后很不成材，“不好学，惟与左右嬉戏……”，“爱埤车小马，令左右驰骑，断其鞅勒，使堕地为乐”。官属杜锡谏，竟“使人以针著锡常所坐毯中而刺之”。这种品行，晋武帝在世时应已多少有所暴露[69]，这个皇孙究竟可恃到什么程度，恐怕晋武帝自己也会打问号的。然而“恃皇孙”这一思想其所以始终不变，除了可作为一种自我安慰外，恐怕就是晋武帝要以此给自己坚持传位白痴多找一个借口吧。

第三，替太子安排辅政大臣：这本来是十分必要的，托付得人，或许不至于发生后来那样的风波。然而晋武帝托付的却是杨骏和汝南王亮[70]！杨骏是晋武帝的岳父，侄女皇后杨艳是惠帝亲母，杨艳死后，女儿杨芷又继为皇后。《晋书?杨骏传》：“素无美望”，但却被晋武帝“超居重位”，任为侍中、车骑将军，和两个弟弟珧、济一起，“势倾天下”。尚书褚、郭奕上表警告说“骏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晋武帝不听。病危时杨骏又被任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成为辅政大臣。他在晋武帝死后“为政严碎，愎谏自用，不允众心”，“又多树亲党，皆领禁兵，于是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固然，据本传，晋武帝愿意托付汝南王亮和杨骏两人，由于杨骏和杨后乘晋武帝病危之际耍了手段，方才专任杨骏一人。但汝南王亮是什么人呢？是否他若参与辅政，局面就不会象后来那么糟呢？恐怕未必。因为汝南王亮也是个庸才。据《晋书》本传，在他的历史上战无不败。曾仕魏为东中郎将，“讨诸葛诞于寿春，失利，免官”。入晋为都督关中、雍凉诸军事，又在抵御羌族的战争中指挥无能，再次免官。大概因为是晋武帝的叔父，辈分高，所以后来又当了“宗师”，专对司马氏宗室“训导观察，有不遵礼法，小者正以义方，大者随事闻奏”。显然这是个无法安插而又不能不安插的无能之辈！这从晋武帝刚死时他对杨骏的态度也可看到。《资治通鉴》卷八二永熙元年条：亮为杨骏所排，由太尉、录尚书事出为豫州都督，出镇许昌。尚未离京，武帝死，“畏骏，不敢临丧，哭于大司马门外”，后听说杨骏要讨伐自己，“问计于廷尉何勖。勖曰：‘今朝野皆归心于公，公不讨人而畏人讨邪！’亮不敢发，夜，驰赴许昌，乃得免”。一副软弱无能的样子，暴露得相当充

分。这样的人，即使不为杨骏所排，恐怕同样对当时政局无能为力，这从杨骏死后他被推出辅政而又轻易为楚王玮所杀[71]，也约略可以推测到。从杨骏和汝南王亮的情况，必然要发生这样一个疑问：晋武帝为什么要找这一对宝贝辅政呢？是不了解他们的情况吗？恐怕未必。因为无能的汝南王亮是晋武帝亲自处理安排的，绝不可能忘掉。而就杨骏说，不但早已有人进谏说他“小器”，不可重用（见上），而且他“以后父超居重位”后的十多年中，未对西晋的文治武功出一谋，划一策，立一功，这一点晋武帝应该也是清楚的。所以我认为晋武帝用这二人辅政，不是糊涂，而是有意识这样安排的。对于杨骏，晋武帝看中的可能正是他的“素无美望”和无能，因为在“宗室殷盛”的西晋，尤其在晋武帝作了周密布置之后[72]，杨骏除了老老实实辅佐外孙惠帝之外，还敢有什么非分之想呢？当然，“宗室殷盛”而让外戚辅政，肯定会引起宗室的不满与愤怒，所以又拉上汝南王亮。亮当过“宗师”，平庸无能而辈分又很高，晋武帝取他恐怕也正在这两点。因为这样既可抚慰司马氏之忿，而又不必担心象齐王攸那样可能发生篡夺的危险。《通鉴》卷八一太康三年载，晋武帝在下诏逼齐王攸就国的同时，马上任命汝南王亮为太尉、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这一方面固然为了平息舆论对逼走齐王攸之不满，另一方面恐怕就已打算今后让汝南王亮当辅政大臣了，所以要以他为“太子太傅”。在晋武帝心目中，安排这样一个宗室来与外戚杨骏互相配合，而不偏任，惠帝的江山就十分稳固了。后来当杨骏独揽大权，排斥汝南王亮时，傅咸曾建议说：“夫人臣不可有专，岂独外戚！今宗室疏，因外戚之亲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为援，所谓唇齿相依，计之善者”[73]。虽然强调的是二人应和衷共济以趋吉避凶，却从另一角度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晋武帝安排的意图。然而晋武帝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万没有想到“愎谏自用”的杨骏竟敢于排斥汝南王亮，连弟弟杨济的话也听不进[74]；而懦弱的汝南王亮也就听其摆布，束手无策。更没有想到，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西晋统治集团中，怎能容许由两个庸才来给白痴皇帝辅政实际上等于掌握全部皇权，而不觊觎，而不争夺？何况杨骏又排斥了汝南王亮独掌大权，给了人以口实？

就这样，晋武帝出于偏心，继位人选错了，辅政大臣也挑错了，一场丑恶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便不可避免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晋武帝这一措施的后果：

杨骏执政才一年（290年3月—291年3月），就被惠帝野心勃勃的皇后贾南风利用宗室和群臣的愤怒，轻轻易易地杀掉了。随后汝南王亮被请出来辅政，然而庸懦的汝南王亮又怎能压得住阵？不过三个月，贾后又利用楚王玮与汝南王亮的矛盾，使玮杀亮，然后又设计杀玮，把全部大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由于任用了“儒雅有筹略，为众望所依”而又“无逼上之嫌”的庶姓张华以及裴頠为宰相[75]，在此后数年中勉强维持了一个和平局面。但根本矛盾并未解决，强大的司马氏宗室又岂能甘心听“昏虐”的贾后摆布呢？恰好后来贾后杀了愍怀太子司马遹，于是以此为借口，赵王伦便于公元300年起兵杀掉贾后，幽禁惠帝，篡夺了皇位。不幸赵王伦又“素庸下，无智策”，不足以控制大局，头上又有一顶“篡夺”的帽子，所以不久即被齐王冏、成才王颖、河间王颙推翻。这时斗争也从宫廷政变演化成大规模兵戎相见。随后诸王又因为年纪轻、资历浅、威望低或是惠帝的疏属，彼此互不相让而动兵，“八王之乱”便更加激烈地展开，形成所谓“骨肉相残，四海鼎沸”的局面[76]。西晋王朝也就在这一次次的斗争、屠杀、破坏中，由盛而衰，每况愈下了。

从这一次次斗争中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即登台表演的主要人物：杨骏—汝南王亮—贾后—赵王伦—齐王冏等，没有一个是有威望、有才干，控制得住大局的，而在一个时期内他们手里掌握的却是极度膨胀了的君权，这就不能不启人以觊觎、争夺之心。晋武帝死后“山陵未干”[77]变乱即相继而起，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晋书?文六五传》史臣曰：如果齐王攸不死，“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光辅嗣君，允厘邦政，……何八王之敢力争，五胡之能竞逐哉！”王夫之甚至说：“西晋之亡，亡于齐王攸之见疑而废以死也。攸而存，杨氏不得以擅国，贾后不得以逞奸，八王不得以生乱。”[78]这正是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历史真相。

王仲荦先生说：八王之乱是由于“使诸王出专方面重镇所致”，“如武帝末年，用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都督荆州，淮南王允都督江、扬二州，汝南王亮出镇许昌。惠帝即位，用梁王肜、赵王伦、河间王颙先后镇关中，成都王颖镇邺。赵王伦擅政，用齐王冏镇许昌。……一切割据称雄与举兵向阙的事情，也均由此而起”。[79]

这个看法是有可以商榷之处的。

首先，如前所述，诸王出专方面重镇本来对中央集权制度起的作用主要是巩固而不是破坏，其所以会发生转化，关键在于晋武帝死后出现了皇位继承人及辅政大臣不得其人这一决定性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晋武帝早已任诸王以方面重镇，而他在世时却始终没有发生过一起诸王叛乱的事件。

其次，诚然，“八王之乱”的爆发和军队是分不开的，但和军队分不开是否就意味诸王手中掌握大量军队就是“八王之乱”爆发的主要原因呢？这却不然。如果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王先生所列举的诸王，就会发现秦王柬并未参加混战，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就死了。楚王玮、淮南王允、汝南王亮、赵王伦之“乱”，都不在他们出专方面重镇之时，而是在免去都督职务之后，调到京师任职之时。梁王肜附和赵王伦为乱的情况相同。只有河间王颙、成都王颖、齐王冏发动战争时是都督。然而他们主要也不是靠手中兵多起事、取胜的（虽然不能说没有关系）。我们试把晋武帝死后历次政变和战争包括这三王发动战争的情况综观一下。

公元291年贾后杀杨骏：先指使殿中中郎孟观、李肇启惠帝，夜作诏，“诬骏谋反”。杀骏后，又“矫诏”囚禁杨太后。

公元291年贾后杀汝南王亮和楚王玮：“（贾）后使惠帝作手诏”，赐北军中候楚王玮，命他带兵免辅政大臣汝南王亮官。玮因与亮有私怨，于是借此“矫诏召三十六军（驻在洛阳城内外保卫京城宫城的军队）”，杀亮。可是随后贾后听从张华之计，不承认惠帝曾赐玮手诏，并当众宣布“楚王矫诏”，于是“众皆释仗而走”，不但三十六军散掉了，连楚王玮北军中候的兵也散掉了。“玮左右无复一人，窘迫不知所为”。

公元300年赵王伦杀贾后：“矫诏”命军兵入宫。贾后看到来抓她的齐王冏时，惊曰：“卿何为来？”对曰：“有诏收后”。后曰：“诏当从我出，何诏也！”并求救于惠帝。可是白痴能有何作为，何况他也落入了赵王伦手中！贾后终于被“矫诏”赐死。

公元300年淮南王允攻赵王伦：本来手下兵不多，但他大呼曰：“赵王反，我将讨之”，“于是归之者甚众”，并连连得胜。而后来失败又是因为支持赵王伦的伏胤“诈言有诏助淮南王”，允“下车受诏，胤因杀之”。

公元301年齐王冏等灭赵王伦：虽然冏当时是都督豫州诸军事，但和赵

王伦比，兵力甚弱，其力量主要来自宣布赵王伦“篡逆”（时伦已废惠帝自立），争得了人心。当新野公歆得到讨伦檄文时“未知所从”。嬖人王绥说：“赵亲而强，齐疏而弱，公宜从赵。”但参军孙询大言于众曰：“赵王凶逆，天下当共诛之，保亲疏强弱之有！”“歆乃从冏”。当檄文到达扬州时，刺史郗隆犹疑不决，部下皆说：“赵王篡逆，海内所疾，今义兵四起，其败必矣！”隆仍观望，不公布檄文，为愤怒的部下所杀。当齐王冏的使者至邺时，卢志对成都王颖说：“赵王篡逆，人神共愤，殿下收英俊以从人望，杖大顺以讨之，百姓必不召自至……。”颖乃出兵讨伦，“羽檄所及，莫不响应。至朝歌，众二十余万”。

公元302年长沙王乂又杀齐王冏：起因是河间王颙长史李含从洛阳逃出，诈称受密诏，使颙诛冏。颙借此“檄长沙王乂使讨冏”。时乂正在京师任职，得檄后立即驰入宫中，“奉天子”攻冏。冏派人宣布乂“矫诏”，乂又称冏“谋反”。连战三日，掌握惠帝在手中的乂得到胜利。

公元303年河间王颙、成都王颖、东海王越杀长沙王乂：讨伐的借口是乂“专擅朝政，杀害忠良”。颖派陆机率军二十余万由邺指向洛阳。而乂则让惠帝下诏宣布他们是“奸逆”，并“奉帝与机战于建春门。……机军大败”。颙又派张方率精兵七万讨乂，乂同样“奉帝攻张方，方兵望见乘舆，皆退走，方遂大败”。乂后又屡胜的原因是：“未尝亏奉上之礼，城中粮食日窘，而士卒无离心”。只是由于东海王越暗中与殿中诸将勾结，夜里捉住了乂，控制了惠帝，“启帝下诏免又官”，随后才杀了乂。[80]

以上史实说明什么？

它说明“八王之乱”之所以爆发，其力量主要不是来自出专方面重镇之诸王的军队（有的政变、战争且和诸王出专方面重镇风马牛不相及），而是来自反对篡逆、拥护皇权的旗号，或者来自‘矫诏”。这正是“八王之乱”的一个突出特点。

如所周知，东汉末年进行过激烈的混战。但那是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力量经过黄巾大起义的沉重打击极大削弱情况下爆发的，除少数人外，一般不打什么拥护皇权的旗号，也不“矫诏”，而是凭借手中兵力赤裸裸地实行割据和争夺地盘、财富与劳动力。“八王之乱”则不同。由于晋武帝二十六年的统治，形成了强大的皇权，虽然继位皇帝和辅政大臣不得其人，但在一个时期内过去的影响

仍是强烈的。赵王伦一“篡逆”，立即遭到全国反对，惠帝被请回复位时，路上“百姓咸称万岁”[81]，都是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八王之乱”的各个发起人（包括开始发动政变时的赵王伦）都懂得，要争夺就得争夺中央大权，争夺对全国的统治权，就得打着反对篡逆、拥护皇权的旗号，必要时就得“矫诏”。也就是说，必须借助强大的皇权来达到个人目的。否则，单纯依靠手中的兵力发动政变和战争，或不去争夺中央大权，径直保地自守，实行封建割据，公开与强大的皇权对抗，都将无异于以卵击石，只会自取覆亡。

但这一策略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采用。如果晋武帝死后继位皇帝和辅政大臣得人或基本得人，中央政局稳定，这一策略就很难采用，即使采用，也很难得逞。因为很快就会被揭穿。所以问题又回到晋武帝临死时的安排上。即由于惠帝是白痴，是“土木偶人”[82]，辅政大臣又无能，它不但如前所述启人以觊觎争夺之心，而且另一面还给他们采用这种“奉土木偶人之孱主以逞”[83]的策略，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贾后明白这一点，所以敢于“使惠帝作手诏”命楚王玮杀汝南王亮，随后又毫无顾忌地宣布对方“谋反”，自称受“密诏”，甚至“奉天子”讨伐对方，玩惠帝于股掌。就这样，强大的皇权实际上变成挑起战乱，破坏皇权的有力工具了。而这一切很显然都根源于晋武帝临死时的安排。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安排，不但“八王之乱”爆发不了，而且诸王或诸王兼都督必将继续有力地巩固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西晋王朝。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要讲一下：晋武帝时形成的强大皇权的影响并没有持续很久。道理很简单：惠帝太不争气。本来人们对惠帝期望甚高，支持他，拥护他，希望他成为一个稳定因素，结束混乱局面。谁知在一次又一次的丑恶斗争中，他不但不能结束混乱，反而一而再，再而三被人利用来发动战争。特别到了“八王之乱”的末期，一方面诸王之间的战争更加频繁，破坏性更大[84]；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局混乱招致的全国统治危机也进一步发展[85]。在这种情况下，惠帝的号召力逐渐削弱了，晋武帝留给他的一个时期内的威望慢慢消逝了。到后来，他甚至被人看成是恢复和平的一块绊脚石，希望赶快由一个英明的皇帝来代替了。这可以由以下之事得到证明。公元306年，惠帝食饼中毒而死。《晋书?惠帝纪》称：“或云司马越之鸩。”没有定论。事后也没有任何人追究此事。另一面，《晋书?怀帝纪》载：初即位，“于东堂听政，至于宴会，辄与群官论众务，

考经籍。黄门侍郎傅宣叹曰：‘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两相对照，就可看出傅宣的话，绝不仅代表他一个人，而是反映了统治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人对惠帝愚昧的不满，迫切要求一个象晋武帝那样的君主来挽救危机的心情。王夫之就惠帝中毒事评论说：“恶有天子中毒以死，而不能推其行弑之人者哉？惠帝之为司马越鸩也，无疑。越弑君，而当时天下不能穷其奸，因以传疑于后世，而主名不立。当其时，司马模、司马腾皆唯恐无隙而不足以逞者，然而胥中外为讳之，而模与腾不能借以为名，史臣于百世之后，因无所据以正越弑逆之罪，何也？天下胥幸惠帝之死也。”又说：惠帝死，怀帝立，“天下且如释重负而想望图存之机。故一时人心翕然，胥为隐讳……”[86]。惠帝“昏而不虐”[87]，落到这样一个下场当然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的制造者不是别人，就是晋武帝。但惠帝死去并不能解救危机，因为当时的局势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已超越了任何英明君主、统治集团所能控制的范围，不用说怀帝即位，即便晋武帝再生，也将无济于事，西晋的覆亡已经指日可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晋武帝不但断送了他的儿子惠帝，而且也断送了西晋的江山！当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时，封建君主个人的作用是何等地巨大呵！

洪涝灾害形成的原因与防治措施

洪涝灾害形成的原因与防治措施 山洪灾害基本概念 山洪灾害 山洪灾害是指由于降雨在山丘区引发的洪水灾害及由山洪诱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的自然灾害。 山洪灾害的成因 地质地貌因素 山洪灾害易发地区的地形往往是山高、坡陡、谷深，切割深度大，侵蚀沟谷发育，其地质大部分是渗透强度不大的土壤，遇水易软化、易崩解，极有利于强降雨后地表径流迅速汇集，从而形成山洪灾害。 降雨因素 山丘区不稳定的气候系统，往往造成持续或集中的高强度降雨。发生山洪灾害主要是由于受灾地区前期降雨持续偏多，使土壤水份饱和，遇局地短时强降雨后，降雨迅速汇聚成地表径流而引发溪沟水位暴涨、泥石流、崩塌、山体滑坡。从整体发生、发展的物理过程可知，发生山洪灾害主要还是持续的降雨和短时强降雨而引发的。此外，气温升高导致冰雪融化加快或因拦洪工程设施溃决也是形成山洪的主要因素之一。 人类活动因素 具体来讲，人类的不当行为有以下几种： ①、毁林开荒。毁林开荒致使暴雨后不能蓄水于山，加大和加快了地表径流的形成，使灾情加重。同时毁林开荒又加重了水土流失，使水库淤积，河床抬升，降低了水库、河道的调洪和行洪能力。 ②、城市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小城镇面积扩大后，不透水地面积增加，暴雨后地表汇流速度加快，洪峰流量成倍增长。另外，新增城镇多向低洼处发展，由于必要的防洪排涝设计跟不上，行洪河道演变成排水沟，必然加重洪涝灾害的损失。 ③、违背自然规律的盲目开发。由于不顾地质条件，不合理的开挖，弃土弃

渣和盲目与河争地，挤占行洪河道，造成山洪泛滥，诱发滑坡、泥石流等，从而加重山洪危害。 山洪灾害发生的前兆 强降雨的前兆 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墨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雷雨发生；多日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岭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夜或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夜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一般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状云或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山洪灾害的危害性 山洪灾害来势猛，成灾快，一旦发生往往会造成河流改道、基础设施毁坏、耕地冲淹、房屋倒塌、人畜伤亡等危害。 避灾躲灾常识 1.防范 每个人在平时应尽可能多学习了解一些山洪灾害防御的基本知识，掌握自救逃生的本领；建房、修路要远离河滩、沟谷、低洼地带和不稳定山体； 无论是在居住场所还是在野外活动场所，都必须首先观察、熟悉周围环境，预先选定好紧急情况下躲灾避灾的安全路线和地点；要多留心注意山洪可能发生的前兆和广播、电视等媒体提供的洪水预警信息，动员家人做好随时安全转移的思想准备； 严禁涉水行走，更不要乘交通工具涉水过河；不要在山崖、涵洞、沟道、危房、低洼地里，危墙、高墙、高压线下避雨；一旦认定情况危急时，除及时向相关责任人和邻里报警外，应先将家中的老人和小孩及贵重物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 2.报警 一旦险情来临或山洪初发，监测责任人或第一个发现的村民，要采取喊话、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知识点与课后练习题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 一、教材知识掌握 1. 法国大革命以前，社会等级森严。全体社会成员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包括资产阶级和农民在内的都属于第三等级。 2. 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线是1789年国王为解决财政危机而召开三级会议。 3.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封建专制统治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4.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标志是1789年7月14日法国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 5. 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之后发表了反映资产阶级利益和主张的《人权宣言》，其内容是宣称人生来自由，权利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6. 1792年，法国废除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这是法国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之后共和国处死国王路易十六。 7.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以后，欧洲封建国家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对法国的侵略战争，法国国内形势也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巴黎人民起义，罗伯斯比尔等人掌握了政权。 罗伯斯比尔等人掌权后，为克服严重的革命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措施，其主要内容包括：限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管制粮食买卖，把没收来的逃亡贵族的土地以分歧付款的方式卖给农民；同时以恐怖手段严惩反动分子，但也伤及了无辜。 对罗伯斯比尔政策的评价：这些政策帮助法国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它打退了外国军队的进攻，平息了国内的叛乱，把法国大革命推向了高潮。但是有些政策过于严厉激进，所以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1794年7月，罗伯斯比尔等人在政变中被处死，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高潮结束。 8.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封建统治，传播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9. 法国大革命高潮结束以后，资产阶级要求稳定的统治秩序。但是对外战争依然继续，人民处于困境，政局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军人出身的拿破仑登上历史舞台。 10. 拿破仑的主要活动和事迹：1799年，拿破仑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1804年，拿破仑称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在帝国统治时期，拿破仑对内巩固资产阶级统治，颁布《法典》；对外多次打败欧洲反法同盟，扩大了法国疆域。 对拿破仑战争的评价：拿破仑的对外战争维护了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也沉重打击了欧洲的封建势力，但是也严重损害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利益，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并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灭亡。 拿破仑帝国的灭亡：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失利，元气大伤；1814年，拿破仑下台，法国封建王朝在欧洲反法联军的保护下复辟。 二、课后练习 （一）单选题 1.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标志是 A. 三级会议的召开 B. 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 C. 共和国的成立 D. 路易十六被处死

王维研究论文

王维研究论文 系别：文学院 专业级别：06级汉语言文学2班学号：20065021133 学生姓名：王会芳 授课教师：

浅析王维晚年的佛诗 摘要：唐代诗人王维晚年时写下了大量的集山水风景与禅宗哲理于一体的诗篇, 不仅为他博得了“诗佛”的美誉，而且引起了无数后代文人的共鸣和极度推崇；不仅在唐朝文坛上占有极大的分量，更对后来的诗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论文拟通过安史之乱后、即王维进入晚年时他的佛诗的风格进行具体的论述，并进一步探索促使这种风格形成的原因，从而对王维晚年的佛诗能够有一个更为清晰的了解。 关键词：王维佛诗超然避世 佛学虽然源出印度，但是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推炼，已经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禅宗，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畴而延伸至生活和文学的领域，这种影响在王维的身上表现尤其突出。王维幼年时即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信奉佛学。据说他出生时，他的母亲梦见维摩诘进入室中，所以让他名维，而把他的字取为摩诘。正因如此，王维年轻时即信奉佛教，并且“笃志奉佛，食不荤，衣不文彩”①。但这时的信奉只是一种基于环境熏陶而形成的爱好，而没有成为一种主动追求的信仰。并且由于前期的仕途相对而言比较顺畅，自身多才多艺，“不仅能诗，而且精通书画和音乐。”二十一岁即中进士，也可以说是少年得意。此后虽然因为署中伶人舞黄狮子犯禁，受了牵连而谪为济州司仓参军，但不久就受到当时宰相张延龄的提拔，任右适宜，监察御史，吏部郎中，一直作到殿中传御史。所以他在这一时期虽然对社会上的不合理显现表示了不满，但仍旧保持着对开明政治的热情。因此这一时期他的诗歌中虽然也有禅宗哲理，但是基本上还是以积极的色调为主。比如较能代表他前期创作风格的《观猎》，其中描写野外景致时的“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②两句。仔细品味时固然也有佛家空旷寂寞的味道，但丝毫不缺一个大国文人所特有的气魄。再如他的《使至塞上》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③，景物虽然过于寂寥，但在整体意境上却给人以开阔、壮丽之感。 ①（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七.文艺中》，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卷一二六，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278页。 ③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卷一二六，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279页。

新版名校专递：高考地理特色专题讲练(11)河流洪涝灾害的成因分析(含答案)

新 版 地 理 精 品 资 料 2019.4 名校专递：高考地理特色专题讲练（11）河流洪涝灾害 的成因分析（含答案） 思维建模 [2013·新课标全国卷Ⅰ] 阅读图文资料，完成下列要求。 图11－1所示区域位于我国江南丘陵区。 图11－1 上游地区集水面积较广；暴雨时流水在谷底汇集，河水暴涨，易淹没农田和房屋。 措施：将居民点迁向合理的位置(地势较高，地形起伏和缓，既不受洪水威胁又无地质灾害隐患的地方)。或修建水库拦蓄洪水，修建沿河防洪堤。 规范演练

1．[2013·海南卷] 洪泽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其湖底比东侧大堤外的平原高出数米，被称为“悬湖”。历史上，洪泽湖上游的淮河流域多次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图11－2示意洪泽湖及其相关水系的分布。 图11－2 分析洪泽湖成为“悬湖”的原因及其与上游流域洪涝灾害的关系。 2．图11－3为两区域示意图，读图完成下列问题。 图11－3 (1)从图(a)到图(b)，同纬度区域沿途主要自然景观的变化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指出图(b)所示区域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2)指出图(b)中A—B沿线年等降水量线的分布特点及其原因。 (3)图(a)所示的地区易发生洪涝灾害，试简要说明其危害有哪些。 3．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图11－4为欧洲某流域地形、水系分布示意图(单位：米)。

材料二图11－5为我国东部地区局部水网略图。 图11－5 (1)在下面表格中列出甲、乙两河流干流流向、水量的异同点，并作出合理解释。 不同点 相同点 原因 (2) (3)据图分析乙河流域内多洪涝灾害的主要自然原因。 类型11 河流洪涝灾害的成因分析类 1．原因：洪泽湖上游流域面积大，河流输送的泥沙量大；洪泽湖湖面宽广，水流速度 极慢，泥沙在湖底大量沉积；受东侧大堤约束，湖底逐渐抬高。 关系：(淮河干流直接进入洪泽湖，)“悬湖”抬高上游河流水位，使上游河流排水不畅， 加重上游流域的洪涝灾害。 2．(1)由森林到草原再到荒漠主要生态问题：土地荒漠化。

高考晋朝历史知识点：西晋灭亡

高考晋朝历史知识点：西晋灭亡 八王之乱：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其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惠帝。惠帝是个白痴，皇后贾南风荒淫凶残，是个政治野心家。惠帝初即位，外祖杨骏辅政。贾后为了掌权，即召都督荆州诸军事楚王司马玮入京，杀掉杨骏。这是“八王之乱”的开始。杨骏死，朝廷推举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guàn灌）共同辅政。贾后因仍未掌权，心中不甘，又让惠帝密令楚王玮杀掉汝南王亮和卫瓘，贾后又以“擅杀”的罪名杀掉玮，从而夺得大权。此后，赵王司马伦又捕杀贾后，废掉惠帝而自立。齐王司马颙在许昌，成都王司马颖在邺（今河北临漳），河间王司马颙在关中，相继起兵讨伦。于是战火从洛阳迅速燃遍大河南北和关中地区。 在战争中，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乂、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先后被杀。东海王司马越于永兴三年（公元306年）毒死惠帝，另立皇太弟司马炽为帝，是为怀帝。前后混战了十六年的“八王之乱”至此结束。 “八王之乱”是一场大破坏，再加上天灾不断发生，瘟疫流行，广大劳动人民或死于战火，或流离失所。 “五胡”亡晋：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内迁至黄河中下游，四川、甘肃的民族也在川、甘、陕间移动。内迁的主要民族有匈奴、羯（jié杰）、氐、羌、鲜卑，史称“五胡”。内迁民族群众饱受汉官、地主的剥削和奴役，生活十分痛苦。在“八王之乱”时，他们又多被利用于争战，死亡很多，因之不断发动武力反抗。 惠帝元康四年至六年（公元294年至296年），匈奴人在谷远（今山西沁源）、氐和羌族在关中先后起义，众至数十万人。永康二年（301年），賨人在李特的领导下起义，大败晋军，攻占广汉，进围成都。太安二年（303年），李特自称益州牧，建立革命政权。李特战死，其弟李流率领部众继续战斗。李流病死，李特之子李雄为首领，攻下成都，自称成都王。永兴三年（306年），改称皇帝，国号大成。

谈王维和佛教禅宗的关系

谈王维和佛教禅宗的关系 王维生活的盛唐时朝，正处在封建社会上升的高潮期。这个时代激发了知识阶层的情感，引导他们寻求完美的人生。他们当中有的鄙弃狭小的书斋，企图摆脱读书、科举、仕宦的传统人生模式和劳碌逢迎、无所作为的官场生涯，渴望投身于金戈铁马的战斗，以建立永垂青史的功业。有的厌倦和鄙视纷争不息、倾轧机诈、屈从强者意志的政治舞台，渴望寻求一处能够自由呼吸的精神乐园。朝气蓬勃的时代气氛既促成了他们对传统人生模式的不满，而国威的远扬、边塞战争的胜利和社会的安定、交通的通达、物质生活的丰足，又给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条件。于是，有人投身于边塞，走向大漠；有人拥抱自然，皈依“仙境”。总之众多知识分子都在努力摆脱平凡的、更高境界的人生。 王维早年，也曾有过高昂的政治热情。只是，几次重大变故的打击，逐渐消磨掉了他身上的锐气。王维是一个禀性极高的诗人，才华横溢，仕途亦较顺畅，后来因伶人舞黄狮子被贬，中年时期又接连丧妻丧母，特别是开元二十四年恩相张九龄被黜，李林甫执政，王维的政治理想破灭了，内心的苦闷可以想见。于是他将精力投到了对佛教的信仰和研究上，希望由此获得精神自由。 禅宗弘忍以后，分为南北两派，南派以惠能为代表，北派以神秀为代表，时称南能北秀。王维正是生活在这个时期，他受母亲影响，一直与北宗禅师有着广泛的联系，并潜心研究和接受北宗的佛教思想和禅文化。到了晚年，才转而信奉南宗。 然而与一般的信徒不同，王维对佛教的接受表现出他自身的特点： 1．他对佛教的接受是多宗派，他并不恪守某一家的宗旨，他兼收并蓄，并且还与儒道思想相结合。 王维是博学兼收的佛教学者，他不仅不局限于禅宗南北之界，还广泛吸收儒道思想。如：《能禅师碑》文中，广引儒道二家经典，以描述弘忍对慧能的传法：“皆日升堂入室（《论语》），测海窥天。谓得黄帝之珠（《庄子》），堪受法王之印。大师心知独得，谦而不鸣。天何言哉（《论语》）圣与仁岂敢。子日赐也，吾与汝弗如（《论语》）。”以黄帝与象罔、孔子与其生徒的关系及事迹，比附弘忍与慧能，义过于通，但我们能感受到的是，王维所具有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修养，在对外来文化和新的思想接受过程中那种顽强的表现。与此同时，我们也能领略到异质文化思想的冲击与融合过程。 中华传统文化给王维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涂上了浓重的底色。王维的佛学思想是从这一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我们探究王维的佛学思想、亦要透过这层浓重的底色。 儒家思想,主张在成就功名的过程中体现其主体的价值。实质乃是主体的人生价值消融于客体对象世界之中，主体价值由客体而得以实现的过程恰恰也是其主体性失落的过程;而道家则是以“无为”之态的消极出世态度应对世事。王维由儒而道，最终到佛，是封建士大夫命运的一个典型，从一定程度看，王维是在追求一种高士风范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走向虚空境地的随缘。于是形成一个矛盾而又和谐的统一，这实质上亦是儒道佛的相互激荡而爆发的。儒道佛被王维很自然的化为一炉，在山水田园诗中流溢出来而不露痕迹。 2，他的接受是多层次的。他奉行佛教戒律，他树立佛教信仰，而他最热心的是佛教思维方式； 王维非常尊祟禅家的生活方式。据《旧唐书》载： “维兄弟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有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在京师日饭数十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约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 王维的高妙之处在于，他将佛教的清静生活和中国文人的高雅情调结合起来，日子过的有

隆安县洪涝灾害原因分析及对策

隆安县洪涝灾害发生成因分析及防御对策背景 摘要：该论文通过对广西隆安县的地理位置，气候环境进行相关介绍，并通过对其发生的自然灾害进行简单小结，分析发生灾害的原因，并对广西隆安县的洪涝灾害防御措施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隆安县洪涝灾害发生成因分析防御对策 一、隆安县基本概况 （一）地理位置 隆安县位于广西西南部，南宁市西部，地处东经107°21′—108°06′，北纬22°51′—23°21′，隶属南宁市管辖，东部与南宁市西乡塘区、武鸣县相连，南部与崇左市扶绥县、江洲区交界，西部与崇左市大新县、天等县接壤，北部与百色市平果县毗邻。东西长77.5km，南北宽56.2km。县城距南宁市区80km。 （二）地形地貌 隆安县地势由东北和西南向中部右江线倾斜。主要地貌类型有台地、丘陵、低山和岩溶地貌。县境内最高点为西大明山系脉的小明山最高，海拔973米，最低点为白马河口，海拔81米，据统计，低山丘陵地貌占全县土地面积的49.1%,岩溶地貌占31.2%, 平原台地貌占17.7%。 （三）山系水系 隆安县西南部以峰林、峰丛石山（喀斯特地貌）为主，南部边缘山地为西大明山系脉，属低山、丘陵。主要山脉有小明山，海拔973米，为全县最高点，地要山海拔807米，平付山海拔726米，空林山海拨715米。东北部土山丘陵和石峰兼而有之，海拔多在200-700米，其间敏阳乡三宝山海拔721米，六暖山海拔742米，为东部最高点。中部右江沿岸以平原、阶地、低丘为主，并有一些石灰岩孤峰和残丘点缀其间，其海拔多在200米以下。

全县主要河流有右江、绿水江、罗兴江、丁当河、驮玉河、百朝河、大滕河、布泉河等8条，共有地表水11.08亿立方米，全县有地下水源12个，地下河18条，集中分布在都结、布泉、屏山、杨湾、乔建等乡镇，共有地下水3.94亿立方米。全县有中型水库3处，总库容量为5758.3万立方米，有效库容为4263万立方米；有小型水库55处，总库容3183.4万立方米，有效库容2392.8万立方米；小型塘库251处，总库容3806万立方米，有效库容3763万立方米。 （四）气候 隆安县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属南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热、水同季，干湿季节明显，多雨期与高温期一致。全县年平均降雨量在1300毫米左右，受地形影响较明显，气温分布特点是由东北和西南向中部右江递增，雨量分布特点是由东南和向西北逐渐增高。降雨量年际变化大，年内分配极不均匀，汛期五月至九月为主要降雨期，一般可占全年降雨量的70.0%~85%左右,十二月至次年三月为少雨期，降雨量占全年的10%左右。 二、洪涝灾害的发生及对国民生产的影响 隆安县洪涝灾害发生频繁，特别是山洪灾害，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灾害出现。由于我县都属亚热带季风区，地形地貌类型多样，全县的河流都是典型的山区河流，河床陡，洪峰形成时间短，持续时间也短，经常发生山洪暴发，几乎年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从洪涝灾害统计中，每年汛期各乡镇均有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发生，给我县的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民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危害。2001年7月我市受当年三号台风“榴莲”的影响，从7月2日晚上开始，全县局部出现降雨，后扩大成全县大面积降雨，造成山洪暴发，全县江河水位暴涨，至使右江发生八十年一遇的特大洪水，隆安县水文站出现了自1937年建站以来的最高洪水位和最大流量，从7月3日4时起，隆安县水文站水位从111.40米涨起到4日23时30分达到最高洪水位123.86米，超警戒水位9.45米，洪峰流量8270立方米/秒。右江沿岸的一些地势较低的村庄被淹。“7.4”洪灾，是我县有史以来淹没面积最大，淹没损毁民房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经济损失最大的一次洪涝

精品教案——第17课 西晋的短暂统一和北方各族的内迁

第17课西晋的短暂统一和北方各族的内迁 1 教学分析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了解西晋的建立和统一及八王之乱，使学生能正确评价著名历史人物，提高全面看问题的能力；知道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内迁的史实；知道东晋十六国对峙的史实 过程与方法了解西晋的治国方略，分析八王之乱的原因；识读《西晋内迁少数民族分布图》，获取有效历史信息，并分析北方游牧民族内迁的影响；通过对“西晋为什么是一个短命王朝”的分析，培养学生综合归纳史实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分析西晋统一全国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这一时期在我国历史上民族大交融方面的重要地位，认识到历史上各族人民在进一步交往中，加深了解，共同书写着中华民族的历史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八王之乱；少数民族的内迁 教学难点：理解少数民族内迁的原因 2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视频链接导入） 有一年发生饥荒，百姓没有粮食吃，只有挖草根，食观音土，许多百姓因此活活饿死。消息被迅速报到了皇宫中，晋惠帝坐在高高的皇座上听完了大臣的奏报后，大为不解。“善良”的晋惠帝很想为他的子民做点事情，经过冥思苦想后终于悟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曰：“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百姓肚子饿没米饭吃，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 晋惠帝如此昏庸无能，在他执政期间引发了“八王之乱”。那么“八王之乱”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给西晋王朝带来怎样的影响？由此导入新课。

二、新课讲授 目标导学一：西晋的建立 1.背景 【图片展示】 2.魏灭蜀、西晋建立、西晋灭吴 【图片展示】分别展示魏灭蜀、西晋建立、西晋灭吴等图文材料，引导学生阅读教材。 3.学生自主学习：阅读教材，复述魏灭蜀、西晋建立和西晋灭吴统一全国的经过。 4.教师简述： （1）三国后期，魏国实力增强，吴、蜀两国日益衰落。263年，魏灭蜀。 （2）魏中期，司马懿逐渐控制了魏国的军政大权，司马懿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相继专权，魏国皇帝形同傀儡。 （3）266年，司马炎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晋，以洛阳为都，史称西晋。司马炎就是晋武帝。（4）280年，西晋灭吴，统一了全国。 5．腐朽的统治： 【材料研读】 材料一：钱之为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凡今之人，惟钱而已！”还说钱“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 ——《钱神论》材料二：西晋贵族、富豪用斗富的方式炫耀财富。大臣石崇和国舅王恺斗富，王恺用麦糖洗锅，石崇就用白蜡当柴烧；王恺用紫色丝绸做成长40里的步障，石崇就用织锦做出更华丽的步障50里。 设问：上述材料反映了当时怎样的社会风气？ 提示：（1）西晋王朝制定了一系列优待大地主、大贵族的政策，以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缺乏雄才大略，处处维护自已家族权势。（2）生活上以豪华奢侈为荣，追求享乐。 目标导学二：八王之乱 （一）背景 1．多媒体展示：八王之乱示意图，分析八王之乱的背景。 提示：（1）晋武帝大封同姓诸王，又陆续派遣诸王据守州郡重镇。这些宗室诸王，既手握重兵，又掌管民事，势力日益强大。 （2）西晋统治腐朽，向内迁各族人民收取重税，征兵派役，掠卖少数民族人民为奴婢。这些暴政激起内迁各族人民强烈反抗。一些少数民族首领乘机起兵反晋。

王维,心中有座佛

王维，心中有座佛 本文是关于王维的文学文章，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在王维的诗中，经常看到“空山”这个意象：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居秋暝》)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柴》) 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淄。(《积雨辋川庄作》) “空”有许多解释：空虚──穷尽──空间──无──穿透──使空虚──浮泛而不实际──廓大。这里的“空”是什么意思呢?应选择那一个义项呢? “要懂得诗歌，一定要会知人论世。孤立地看一首诗词，有时就很难把它懂透”(朱光潜《谈白居易和辛弃疾的词》)。王维，唐代山水田园诗人，其创作大约以四十岁为分界线，象许多诗人一样，王维前期也写了一些游侠、边塞诗来表现盛唐的文治武功，其中《少年行》写游侠少年的意气风发，《老将行》写老将的雄心勃勃。 后期的诗大多写隐居终南山、悠居辋川别墅的闲情逸致。这里提到的几首诗就是他晚年的代表作，诗人笔下的“空山”,想来应该是作者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从这约友人同游的短信中，王维描绘的“辋川别

墅”周围的山水景物，应该是流水轻漾沦涟，春山林深木茂，“轻鲦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垅朝”，“有深趣也”。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这么一个有着明月、青松、清泉、修竹、莲花、浣女的幽闲去处，一个王孙也可留居的高雅所在，你无论如何都不会想象成一个光秃秃的穷山。 那么，这个“空”似乎就应该理解成“茂盛”、“清空”、“空灵”、“寂静”了。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人是清闲的，心是静穆的，惟有心的澄净，才能真切感受落花的倏尔飘逝，和春山之夜的幽静清空。而山鸟的惊鸣，似乎搅扰了春山的梦，可转念一想，王维却是用以静写动的手法，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环境的清幽。这座“空山“，有桂花随风飘零，有山鸟翩飞鸣叫，有清泉潺潺流淌。 在《竹里馆》里，王维就换了一种说法：“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样，“深林”、“幽篁”等就成了“空山”的代名词。 既然如此，王维为什么不用“深林”这样简单的词汇，而偏要用“空山”这样艰深难懂的字眼来表示诗歌的意象呢? 原来，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大问题! 我们先从王维的人生历程来看： “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他早年就信奉佛教。贬官济洲时已有了

城市洪涝灾害原因分析与防灾减灾探讨

城市洪涝灾害原因分析与防灾减灾探讨 摘要：本文对城市洪涝灾害产生的原因进行客观的分析并提出了防灾减灾的应对办法,还论述了城防规划、建设、预报、预警、应急预案等工作的重要性.同时提醒人们:人类来自自然,生存于自然环境之中,应热爱自然,保护环境,才会有美丽的家园、安宁的城市. 关键词：城市；洪涝；原因；防灾；减灾；探讨 一、前言 最近几年我国城市洪涝灾害问题日渐突出，很多城市不同程度的遭遇了暴雨侵袭，引发洪涝灾害，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正常生活，有的甚至造成人员伤亡及巨大的财产损失。城市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财富集中，一旦遭受洪灾，将造成政治影响和经济损失，因此探讨城市洪涝灾害原因及对策显得十分重要。 二、城市洪涝灾害形成的原因 城市洪涝灾害的产生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但造成洪涝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气候，特别是受极端降雨天气的影响如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南方地区因遭受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轮番袭击，人员、财产损失惨重。暴雨刷新了许多地区降雨量的历史记录，暴雨所到之处江河暴涨洪水泛滥成灾。多座城市出现水围城、车泡水以及交通中断、工厂关门、商店停业、学校停课、生活停水、停电等灾情。 2、城市防洪标准普遍偏低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开发建设也随之愀然兴起。在历经几十年的城市区域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大，城市防洪工

程体系建设理应有更高标准的要求和建设，可是大多数城市建设者思想意识上侧重于城市的开发建设而忽略了城市防洪规划和防洪工程建设。因此，城市防洪从规划、建设到资金的投入均显不足。据报载，目前全国有一半左右的城市还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可见城市防洪工程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其防洪排涝能力无法与快速发展、扩张的城市相适应。所以，这样的城市在灾害面前自然要吃亏。 3、城市地面排水规划、建设滞后城市区域的快速扩张使城区内高楼大厦、房地产、工厂企业、商店有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所占有的不透水面积和地面道路硬化面积骤然增加。而相对的城区内透水面积却随之减少，地面下渗能力便大幅减小。在同等降雨量的条件下，城区地面雨水汇集速度就加快。城市泄水排涝设施又没有相应的规划建设，遇上大暴雨、强降雨排水不畅就必然导致街道成河道、地下车库成水库，要是遇上持续强降雨街道还可行舟。 4、与水争道，作茧自缚。一些城市或企业在扩大发展过程中，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打着各种冠冕堂皇的幌子，非法填、堵、占用或出卖城市周边上下游河道、河沟、滩塗、低洼地带和有限的极为宝贵的湿地搞房地产开发或另作它用，盲目扩大城市区域建设，与水争道，历史所形成的自然流态、自然调蓄洪区、生态环境人为破坏殆尽。人类如此作茧自縛，老天爷稍一发怒，自然灾害也就来了。 三、防灾减灾探讨 城市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人口密集、社会财富集中，一旦发生洪涝灾害将造成人员、财产的巨大损失。

我国洪涝灾害基本特征及成因分析

我国洪涝灾害基本特征及成因分析

中文摘要： 中国人口庞大，领土面积广大，河湖众多。特别是中国处于亚欧大陆和太平洋之间，季风气候盛行，降雨时程分布不均。自古以来，洪涝灾害不断，而且往往比较严重。解放以后，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水灾的防治，先后修建了许多防洪除涝工程，大大减少了洪涝灾害的损失。但我国幅员辽阔，洪涝灾害的损失仍很大，还有不少河流需要进一步治理，全国彻底防洪涝还需要更多的工程和采取有效的运筹措施，另外，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对防洪必然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因此，今后的防洪任务还很重。

Abstract: China, with a very large population and broad land area,has numerous lakes and rivers.Since China is between the Eurasis and the Pacific ,where monsoon pervades,the season of precipitation in China distributed unevenly.From of old the disasters caused by government paid much mention to the defense of the flood ,and loss caused by the flood had been decreased .however ,there are a great many of rivers need to be reformed. Besides,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 requires the higher standards for counteracting the flood, so the task of fighting against the flood is a long rough road to go.

浅谈西晋灭亡的原因及历史教训

浅谈西晋灭亡的原因及历史教训 ——读《资治通鉴?晋纪》历史的悲剧总是一次又一次的重现，大乱之后的王朝大都延续了“短命”的悲情色彩，西晋王朝便是既短命而亡的秦帝国之后，又一个“朝生夕死”的王朝，“冬，十一月，乙未，帝乘羊车，肉袒、衔璧、舆榇出东门降。群臣号泣，攀车执帝手，帝亦悲不自胜。”（1）晋愍帝留给我们的除了昏庸无能的斑斑劣迹可能就只有他而群臣们悲伤的背影。而探究其灭亡的原因，却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总的来说，原因有内部及外部两个方面。 西晋建于公元265年，乃曹魏权臣司马炎夺权篡位所创。晋武帝前期，西晋南有孙吴之患，北有匈奴、鲜卑之危，司马炎或许是于形势所迫，尚能做到矜矜业业，勤于政事，选贤任能，勤俭节约，由此也带来了“太康之治”的繁盛局面。然而，随着东吴的覆灭、国家的安定，后期的晋武帝一改节的俭朴素之风，好大喜功，在朝廷内外掀起一股奢华之风，自上而下遍及群臣。“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2）晋武帝帮助晋朝权富王凯与石崇斗富的经过便是最鲜明生动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晋武帝在最重要的立储之事上听信谗言，犯下致命的错误，立痴傻的司马衷为太子，由此埋下了西晋此后历代君主或昏庸无能或浮华奢侈的祸端。由是观之，作为西晋的“第一任领导人”，晋武帝司马炎不仅没有以身作则，反而开不正之风之先河，而且在几次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决策中屡屡犯错，他的表现可能就已经注定了西晋短命而亡的悲剧命运。“武皇既崩，山陵未干而难变继起”（3）的局面也就不足为奇。 上梁不正下梁歪，由晋武帝开创的奢华腐败之风并没有随着武帝的离世而消失，反而愈演愈烈。而沿用了曹魏时期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更是起了对波助澜的作用。“初，（曹魏）群臣以吏部不能审复天下之士，故令郡国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为之，使铨次等级为九品，有言行修著则升之，道义亏缺则降之，吏部凭之以补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

法国大革命的特点有哪些

法国大革命的特点有哪些 法国大革命，法国特定历史时期，是1789年7月14日在法国爆发的革命，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波旁王朝统治下的君主制在三年内土崩瓦解。下面是分享的法国大革命的特点有哪些，一起来看看吧。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得法国持续了多个世纪的君主制在短短的三年就土崩瓦解，这段时期的法国经历着一个史诗级的转变。而今天我们便来说一说法国大革命的特点。 法国大革命的特点大致可以分为四点。法国大革命特点一，是法国资产阶级和底层的人民联手进行反封建的战斗。在法国的封建时期，资产阶级虽然赚取着大量的金钱开设工厂，却在政治上毫无权力因此在经济上受阻。而底层的劳动人民，同样不但要背负着沉重的税收，同时也毫无政治上的权力。所以法国的资产阶级就利用这点，将劳动人民拉到己方阵营，一同进行反抗。 特点二，完全的抛弃了宗教的外衣，光明正大的以政治路线进行斗争。当时以自由、平等作为旗帜进行反抗，开始提倡科学、无神论等思想一次打击当时属于法国社会最上层的天主教。 特点三，当时的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彻底的，典型的革命;革命的爆发直到最后的结束，就像是一把扫帚，彻底扫除了封建主义的垃圾。它将封建主义的特权、贵族、制度完全废除，为法国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建立了广阔的前景，并且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的统

治。 法国大革命的最后一个特点，则是当时的法国大革命势头之猛，行动之迅速;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封建制度中的统治者，给予了整个欧洲的封建势力的沉重的打击。 法国大革命产生的影响一七八九年七月，法国大革命正式开始，法国大革命重创了当时的君主制，使得法国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形成了民主思想。那么法国大革命究竟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是君主制度对穷苦人民的压迫，致使人民决定反抗，以推翻“吃人”的君主制度。法国大革命虽然经历了五年，但其所产生的影响却十分巨大。从对法国国内而言，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这次大革命中法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推动了革命的发展;二是大革命使得法国的君主制度瓦解，人民形成了民主思想，结束了法国的封建统治;三是这是大革命是资本主义胜利的第一次起义。 从对世界而言，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这次大革命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革命，共经历了五年的时间;而是这次大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使得欧洲的封建主义地位受到威胁;三是这次大革命使得资本主义思想在欧洲其他国家得到传播，各国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思想;四是这次大革命为欧洲各国的革命起了一个引领性作用，鼓励了各国的劳动人民。因而这次大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影响。法国大革命是下层阶级反抗君主以及贵族阶级压迫的表现，大革命也使得法国的封建主义的地位受到威胁。

王维儒、佛思想的圆融

王维儒、佛思想的圆融 本文是关于王维的文学文章，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王维是我国著名诗人，他的思想深受儒家和佛教的影响。以下是小编分享的王维儒、佛思想的圆融，欢迎大家阅读! 历代的研究者，都格外重视佛教思想在王维身上发挥的作用，特别是佛教思想在王维诗歌中发挥的重大影响。笔者认为，在王维一生中，他扮演的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角色，而佛教思想只是他人生的装扮，在他遇到挫折，才发挥辅助作用。 一、王维实现儒、佛圆融的条件 (一)统治者的提倡 在中国文化中，宗教始终服从与受制于王权。特别是在一个大一统王朝里，统治者的政策往往决定了宗教的发展前景。唐王朝顺应大一统社会的现实需要，加强对民众思想上的控制，对当时活跃在社会上的儒、道、佛三家思想采取了兼而用之的政策。统治者的提倡和支持使各家迎来发展的良机，它们激烈的论辩，相互攻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相互借鉴，积极完善自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局面。这样的社会背景，为王维接受多种思想的影响奠定了社会现实基础。 (二)儒、佛思想的相互借鉴 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想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站住脚

跟，必须向中国本土思维作出妥协。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影响而中国化，产生了中国佛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家思想一直成为中国人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心理文化背景。”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能否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就要看它能否与儒学相调和。佛教经过最初的传入阶段后，儒家许多的基本思想被逐渐融入到佛教教义中。中国佛教不仅承认了纲常名教的规章制度是合理的，而且他们不只祈求彼岸世界，也更加关注现实的幸福，并由完全脱离世俗生活转变为在世俗生活中追求涅成圣，从而其政治与社会事务的参与意识得到增强。在三教合一的风潮下，作出妥协的不止是佛教，儒家也吸收了佛教的积极成果，对自身理论进行了改造。在安史之乱后，儒家更是借鉴佛教思想，构建新的道德论和心性论等理论。儒、佛思想的相互借鉴和融合给了王维贯通儒家、佛教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王维自身境遇的决定作用 一个人是哪种思想，他信奉怎样的信仰，在很多时候，是由个人的遭遇所决定。作为一名传统的士大夫，王维从小就受儒家伦理道德的熏陶，仁义道德已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 唐代的考试分进士科与明经科两种，明经科专习儒经，进士科也需要学习儒经。所以“凡有意于‘选官’的士人，无不倾心儒门，而一般士大夫的思想，也大抵都受儒学的深刻影响。王维开元九年举进士，走的是一条由进士科入仕的道路，他所受到的儒学影响，总的说来也是比较深的。”

王维诗歌的落花”意象

王维诗歌的“落花”意象 导语：维山水诗中的“落花”不同于中国中的传统意象，它受到佛源禅典的淫染，具有异质性。在诗人“空观”的审美关照下，“落花”超越了自然“物”的形质，以花体禅，花已非花，成为“虚空花”，是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写照，同时透映出诗人在静与寂的艺术实境中，寻求空明本体，达到一种刹那永恒的人生体悟和审美境界。 一似花非花：妙契禅境，语出有自 “落花”是中国诗歌中的传统意象，其源远，其流长，仅王维同时代诗人中就有不少写“落花”的名句：刘希夷“洛阳女儿惜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等。这些中的“落花”明显着色于诗人的情感，或以落花吟咏人生悲哀，或借落花示愁畅兴，或点染心绪，或托物寄志。花是自然之实体，客观之具象。即使如刘长卿诗中“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中无声无息的落花，也并未消融于诗人的意识之野，依然是诗人耳听目遇的结果，物与人明显两“隔”，花还是花，我还是我。诗人观到色，听到声，兴味所至，发为诗情，“落花”是表情达意的符号。而王维诗中的“落花”意蕴就迥然不同。 《辛夷坞》一诗是王维《辋川集》的第十八首。这首诗乍读辞浅意直，“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写的就是芙蓉花山中开落。可是，稍一联系“木末”“无人”“纷纷”的词意，立时就会在眼前映现一幅有强烈冲击力的画面。自古以来，以诗言志，以诗传情，那么，王维借这空谷红花热烈地开，纷纷地落，要传达何情何志呢?在这里，芙蓉花开落纷纷的生意与所处山坞的幽寂交织出奇异的诗境，令人遐思。宗白华先生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万物静观皆自得。过着幽居生活，深谙佛理禅趣的诗人由这一树芙蓉落蕊自得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王维将诗歌审美体验与宗教审美体验融合为一。自开自落，自生自灭的空谷红花的独特意象，让人联想起“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禅家境界。 《鸟鸣涧》一诗向以空灵虚静、禅趣幽妙脍炙人口。前两句“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写春山空廓，桂花雨飞，自然界幽丽生动;后两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写月出鸟鸣，光与影移动，动与静互映，客观世界朗然静照。这静寂悠远的境界，是王维此时此刻心境极“闲”的真实投射。唯无一丝俗尘浮念，“虚空生汝心内”，宇宙万有，一花一石，一响一动，才能如此纤毫不遗，大千世界皆纳入一毛孔中。在王维的世界里，桂花纷纷，不落六欲，是“妙好天花”;春山落桂，月出鸟飞，宗在自然生命的律动中刹那顿悟了永恒的意义，这也正为禅的第三重境界“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生动譬喻。 王维诗中的落花，已不是泛泛的述景语辞，落花妙契禅境，显示一派“真如一如”的禅趣。那么，“落花”如何落入了禅语，营构出花禅一体的妙谛?虽是微言，按之佛典，也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陶渊明和王维对苏轼隐逸思想的不同影响

陶渊明和王维对苏轼隐逸思想的不同影响摘要：陶渊明是苏轼穷极一生未能实现的理想，而王维虽然在对宇宙飘渺的认识上和苏轼达成一致，但是苏轼是对人生意义的探寻，而王维是对现实的逃避。 关键词：陶渊明、王维、苏轼、隐逸 一、陶渊明和王维隐逸思想的比较 隐逸思想古已有之，最早的隐士应该追溯到许由、巢父的尧舜时代，然而最早对隐逸思想有系统论述的是儒家的孔子， 《论语》中提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道不 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言 则逊”（《宪问》）；继而道家的庄子在其著作中论述了与儒家隐 逸思想不同的另一种观点，两者隐逸观相比较，儒家的隐逸体 现的是在阶级统治极其黑暗腐败、有志之士报国无门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说儒家的隐逸只是暂时远离 世俗，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等时机成熟后，还会选择出 世做官。道家的隐逸思想主要表现在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当 现实社会与自己的理想相矛盾的时候，便很容易产生消极避世 思想，这实际上是对现实的逃避，隐逸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个人 的“绝对自由”，顺应其自然的发展，对现实采取冷漠的态度，因此称道家的隐逸思想为“忘世”。 陶渊明的隐逸思想是以儒家式的隐逸为主，也就是说他是

由于不满朝政而放弃作官，但他一生都战争不断，所以在做了 几年官后，毅然决定隐居，只能说他是生不逢时。但儒家济世 思想仍然贯穿其一生，如“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杂诗 十二首》其四），“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 其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拟古九首》其八）这些诗都寄托诗人的理想和抱负。由于当 时玄学的盛行，因此其诗文中又体现出道家追求个人精神自由 的一面，如《归园田居》体现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主要还是为 了追求精神自由。可以说，陶渊明隐逸思想是以儒家式的隐逸 为主导，兼有道家成分。 王维由于受当时禅宗的影响，隐逸思想中更多地体现了佛家的隐逸，佛教追求的最高境界称为“涅槃”，是指消除烦恼、超越生死的解脱境界。把现实社会的一切认为是虚无飘渺的东 西。王维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对此深信不已。可以说，王维的 隐逸思想是以佛家、道家为主导。如：《黎拾遗昕裴秀才迪见过 秋夜对雨之作》写道：“白法调狂象，玄言问老龙。”体现诗人 佛、道兼学的思想。 陶渊明对苏轼归隐的影响 陶渊明对苏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苏轼被贬谪的时候。 苏轼初次被贬黄州期间，曾在黄州的东坡筑雪堂，过了一段“身耕妻蚕”的生活，虽然获得这种生活的手段是很不相同的。陶渊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