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秋冬行刑看中国古代法律思想。

中国法律思想史期末论文

10级法英一班

马丹妮

1008015

从秋冬行刑看中国古代法律思想

导言：在当今司法实践中，我们常听到“缓期执行”、“死缓”等名词，对于刚刚执行了死刑的药家鑫，之前我们也一直高呼“拒绝死缓、拥护正义！”，这都是对于刑罚执行的一种时令限制。中国司法时令制度的最初渊源是“秋冬行刑”。这一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提出，在汉代得到确立。那么关于它的起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又对后世有什么影响，吸引了本人的注意。因此我选择这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独有的时令制度作为论题，并希望通过对此论题的讨论发掘其深厚的内涵和历史作用，并由此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法律思想。

摘要：秋冬行刑的司法时令制度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项司法制度，秋冬行刑制度从思想萌芽，到定型，再到完善、延续、变化发展到其消亡，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司法时令制度，在中国古代绵延了数千年。而这一司法时令制度反应的不仅仅是法律制度，更多的则是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本文查阅了相关资料，结合大一上期的中国法制史知识，以汉代为典型，通过梳理秋冬行刑制度的萌芽和发展脉络，从秋冬行刑制度的现实、思想基础，综合各方面谈其利弊，阐述该制度对后世的影响，从而发掘其深厚的内涵和历史作用。

关键词：司法时令天人合一德治封建法制思想

正文：秋冬行刑”的制度，在我国汉代时发展到顶峰。统治者根据“天人感应”理论，规定了春夏不执行死刑。该制度是指除了谋反大逆等大罪之外，一般死刑都要秋天霜降以后，冬天以前执行。秋冬行刑制度，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唐律规定了立春后不决死刑的制度，而明清律中的“朝审”“秋审”制度也渊源于此。

秋冬行刑制度到汉代才固定下来。《周礼·秋官》中要求了刑杀必须选择适合的日期。西汉有“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狱讼”①的说法。当时确定的刑杀时间是孟秋、仲秋、季秋三月。即是农历的七、八、九月，正是秋季。到了汉代，董仲舒把天道四时与庆赏罚邢相配，发展了秋冬行刑思想。其后，秋冬行刑思想与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德治思想进一步结合，对封建法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代秋审制度也是秋冬行刑制度化的典型形态。

探及秋冬行刑思想的产生原因，我想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现实基础。我国自古以来便是农业大国，农业是社会的根基。而春夏一般为农务繁忙之时，秋冬则为农闲之日。一般来讲北方的农作物每年只耕作一次，秋后就进行农作物收割。统治者认为在夏秋农事繁忙之际大力进行案件审查，对罪犯定罪判刑与行刑，是对人力的分散，直接导致对农业生产的耽误。如《月令》中记载：“孟夏断薄刑，出轻系，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熟”。另外，正因为农业是国家发展的基础，统治者向来很重视农业与人的和谐，讲究顺从天意。春天象征新生，夏季万物正蓬勃生长，因此不适宜取人性命。秋冬百物萧条，荒凉肃杀，亦是进入一年的尾声，此时行刑，是顺应天意。

二．思想基础。由于思想和科学文化的落后，古代人们不能正确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某些现象，总认为上天有能力支配一切。灾害还是祥瑞都是上天赐予的，因而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符合天意。那么刑杀也不能与天意相违背。春夏是万物滋育生长的季节，秋冬是肃杀蛰藏的季节，古人认为，这就是宇宙的秩序和法则，人间的司法也应当适应天意，顺乎四时。而在四时五行中，秋季刚好对应四时五行中的“金”，金的本性冰冷，从五行中讲这时生命沉寂，一年四季中生命力最低，因此人们便更确信秋季是执行死刑的最好时节。

①：《礼记·月令》。

三．政治基础。封建社会统治者总是倾向于利用天意、神学、宗教等超自然力愚昧群众，和控制百姓思想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董仲舒曾用“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①诠释自己的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它适应了封建统治集团的要求，是与儒家民本、德治结合易于麻痹大众很好地为神劝化皇权服务。秋冬行刑说便为天人合一的部分重要思想。

因此，秋冬行刑思想既是源于生产力不高的情况下发展农业的需要，也更是神权思想和儒家思想的体现和统治者控制人民的手段。那么，我们不仅思考：这一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了数千年的时令制度到底有何利弊，它对当时的中国以及后世法制又有何影响呢？

首先，我们谈谈秋冬行刑制度的积极之处。

一.正如上文我们谈到现实原因时所说，秋冬行刑制度对农业生产的确有保护性。古代生产力较低，农业工具设备也落后，农物生长主要还是取决于气候与人力。而只有在春夏农作物才有可能较好地生长，这个时期也需要较多的人力投入。在春秋时节尽多地将人力集中于农务上，确是保护农业、忧念万民的体现。反之，此时期过多关注于审案与执刑，不仅直接造成百姓对于农务的耽搁，也使国家疏于对农业的管理和扶助。该制度实行前曾有官员抱怨说：“在春季的三个月当中，官府审理了大量的诉讼案件，以致耽误农事”；这名官员认为，官府在春季忙于审案，将可能造成歉收的不良后果。秋冬行刑保证了农业劳动力，农业得以持续发展，百姓的生活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也才有最基本的保障。

二.在一定时期内对人们的违法犯罪有所遏制。据记载，该制度实行之后，官府在秋冬季节所采取的严厉的法律手段取得明显的效果，以至于“年终之时，鸡不鸣，狗不吠，没有一个盗贼”②，虽然此记载存在夸张的成分，但的确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一定时间内犯罪率的下降。而等到春季来临，官府停刑，犯罪活动增加，官员叹息：“如果冬季再延长一个月，决不会发生如此多案件。”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秋冬行刑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首先就其实质来看，秋冬行刑就是神权思想的演变发展和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思想手段之一。它是以“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理论为依据的一项司法时令制度。到汉代之后，“天人感应”已经成为正统封建思想，秋冬行刑只是其具体体现之一。在自然科学本就不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它将历代百姓禁锢在该神学和封建思想的束缚之下，大大阻碍了思想的进步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促使封建统治根基越扎越深。

二．我认为该制度在实际的司法工作中来说，也造成了些多的不便之处。在全国各地繁杂的司法工作中规定仅在秋冬行刑，未免太因循守旧，拘泥时令。长期如此，造成春秋之际各种案件的积压拖沓，违法犯罪行为不能得到及时公正的惩罚。而在此时期，相关官吏工作量大大减少，造成官府人员的闲置，从实质上讲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相反的，进入秋冬之后，过多积压的案件需要处理，工作量大便容易造成工作的不细致，我们也知道，秋冬行刑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清朝的秋审，几乎占据了整个封建社会，而宋代以后各地死刑均需报请中央，上报到审批再下达到各级各地，这样的工作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程序的，各种案件要在秋冬短暂的时节内解决，那么很有可能会对司法工作的质量造成一定影响。

事物都有两面性，有上述可看出秋冬行刑制度的利弊都对社会发生着作用。从法制角度来说，该制度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它既是影响了当时的司法实践工作，司法部门的实际操作程序等等也深深影响着后代历朝的司法制度。例如唐律就规定了“立春后不决死刑”。而明清律中的“朝审”、“秋审”制度也是来源于此。

①：《春秋繁露阴阳义》。

秋冬行刑思想也曾受到当世和后世的质疑和批评。隋文帝曾说：“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①柳宗元也以“夫圣人之为赏罚者非他，所以惩劝者也。赏务诉而后有劝，罚务速而后有惩。必曰赏以春夏，邢以秋冬而谓之至理者，伪也。”②来否定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神学化的内容。但就整体来说，所有的批评与反对并没有对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支配地位造成影响，也没有改变秋冬行刑的封建法制传统，这一时令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了数朝历代。

结语：通过大一上期对中国法制史和下期对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学习，我们对中国古代法制有了初步的了解。虽然很多中国封建法律思想终是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它们会永远投影在中国法律思想的长河中。我想，不管现在的社会如何发展，也不管封建社会的法制思想存在哪些落后与阻碍的因素，它们都是我国法制一步步发展的根基和烙印。我们应记得这些在中国漫长历史长河中的点滴，记得在广博深邃的土地上那些历史的印记，也用一颗期待的心去等待中国法制的进一步发展。就如同我们去对待一位迟暮的老人，对他年轻时犯的错释怀地笑笑，对他曾作的贡献心怀感恩，并展望在他的身后，会有更多新兴的生命带给我们更美好的明天。

①：《汉书》。

②：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下册。

参考书目：

1.刘广安，《中国法律思想简史》（第二版）。

2.董仲舒，《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3.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下册。

4．李贵连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关于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略谈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产生至今不过三百多年的时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成果，也是社会进步，特别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我们对“法治”的深刻认识，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之后。但就“法治”一词而言，我们都知道在我国并不是今天的首创。其明确提出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它的产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旧势力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同样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然而，中国古代的“法治”与今天我们所倡导和实践的法治并不能相提并论。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经济体制基础不同;二是政治体制不同。现代法治的产生有两个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即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这两个条件是中国古代“法治”所没有，也是无法具备的。除此之外，从法治的对立面来讲，当今的法治，主要是相对于“人治”而言，并强.调“德法兼治”。而中国古代“法治”除强调与“人治”对立外(不对抗君主权威)，主要是针对古代的“礼治”和“德治”.正是通过这样的对立而使中国古代“法治”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彰显。首先是“法治”与“礼治”。礼是西周以来维护奴隶主贵族宗法等级制、分封制的法律和制度(包括伦理道德、宗教祭祀等行为规范、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荀子给“礼”下了一个定义:“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富贵轻重，皆有称者也。”它内容体系庞大，涉及到政治、宗教、军事、饮宴、嫁娶等。其对我国以宗法、血缘为核心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而漫长的影响。并对清除奴隶主阶级内部分歧，维护统治秩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礼治”则成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并一直承传。自孔子起，儒家建立了一套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秩序为核心内容的“礼治”思想体系。它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统治者都安于名位。位既定不得逾越。对此，孟子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札则不宁。”主张牺牲“法”而保全“礼”，即“为国以礼”。如果说“礼治”代表的是奴隶主贵族的政治思想，那么“法治”在春秋战国时代则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法治”与“礼治”的对立在当时实际上就是奴隶主贵族与新兴地主阶级的对立。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把他们反对奴隶主贵族世袭各种特权的宗法等级制和分封制而提出必须以功劳为标准来授官予爵，让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地主们也能和贵族平等地享受特权等主张，说成是公正的、客观的。并要求各诸侯国制定统一的法令，予以公布，强制推行。因此，所谓“以法治国”，实质上就是要求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建立起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保证其贯彻执行，从而实现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利。由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相国李埋编纂的中国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法经》的诞生标志着传统奴隶主贵族政治的终结，催生和强化了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代表了新的历史发展方向，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社会“礼治”的根基。当然，也开始孕育着封建的“德治”。[!--empirenews.page--] 其二是“法治”与“德治”。这其实是在统治方法上的不同政治主张。在中国古代，坚持“德治”的儒家主张用统治阶级的道德感化来统治人民，反对过重地增加劳动人民负担，提出“使民以时”“博施于民”“薄税敛”;反对赤裸裸地一味镇压，而主张“导之以德”，特别强调道德感化的作用。他们认为残酷的暴力必然激化阶级矛盾，加剧被压迫者反抗。《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政(刑政)只能起镇压的作用，德礼则可以笼络人心。当然，儒家并不是绝对排斥暴力，而是要在教化不起作用时才诉诸刑罚。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反对“不教而杀”。上述思想被儒家后人归纳为“德主刑辅”，并发扬光大。由于“德治”思想要求统治者要受惜民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有利于国家的稳定，故多被历代统治者所采纳，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君主专制王朝的治国基本原则。与儒家“德治”强调“以德服人”所不同，坚持“法治”的法家认为治国光靠说教不行，强调“以力服人”。只不过法家所讲的力不单纯指暴力，而是指以刑罚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强制力，包括财力、物力、人力和兵力等，法家认为法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的治国手段，提倡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文化初探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文化初探 论文关键词：法律制度法律思想主导地位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曾经盛极一时，影响深远，囿于其产生于专制主义制度之中、法律与道德的结合等原因不适应现今社会的发展，因而被世人所摒弃。但其相对于当时的社会是进步的，它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要对其进行客观分析以取其精华。 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对中国人的影响无处不在，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了中国人的法律观，决定了中国人的行为习惯。然而在这种种精巧的制度设计背后，必然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做支撑。 一、中国法律思想文化的特征 首先，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是多种法律思想学说竞争与融合的产物，即使是某一种学说在某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其内部也涌动着分化对立的暗流。因此把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归结于某种特定学说的支配影响，得出某种法律学说思想大一统的结论是需要认真推敲的。在这背后反映的正是中国传统学术多元并立、相互渗透的特征。这在中国法律史中多有表现：法家得势时在追求严刑峻法的同时，并未忽视对“礼”的尊崇，其对君主“势”的强调中正包含着君臣等级高下已分，贵贱不可僭越的观念，秦代之礼经孙叔通等人之手略加损益，为汉代以后礼制的源头：董仲舒在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同时，却用阴阳五行之说为“天人感应”制造理论依据：庄子虽主张清净无为，却还是在《外物篇》中承认“谋稽乎玄，知出乎争”，与法家一样认识到物竟相争的现实。这些思想的碰撞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完善

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就像马老师在《礼与法》当中提到的，中国法律制度的精髓是礼治，而礼治又有两种法律思想路径作为支撑：一条是儒家所重的“礼义”，强调亲亲尊尊，追求教化促人内省，从而正人之心：另一条是法家所推崇的“礼制”，主张以外在的风俗制度来规范约束常人之行。二者既相克又相生，今人常常只重一端而妄加评论，自然不能把握礼治之魂。与之相应，如古今文之争、宋学与汉学之辩、理学与心学之分，旨趣不同，却常常同出一脉，最终也殊途同归。正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不相悖”，这种法律思想的多元化，对中国法律制度构建的影响，需要人们细细品味。 其次，中国的传统法律制度背后的法律指导思想，与第一点相对应，始终处于变革之中，以图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同时中国法律思想文化是中国民族品格和民族心理的体现，是中国法律实践的合理结果，反映了中国的国情，是中国文化这个完整的思想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是不能割裂开来进行孤立的分析研究的。这从“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法律神秘主义思想向“铸刑鼎”的成文法传统转变，从商鞅“变法为律”所体现的急功近利的法家传统向强调“亲亲尊尊”的法律儒家化主张的转变，从儒家传统的“德主刑辅”、“先教后刑”等理念向“明刑弼教”思想的变化当中，都得到了映证。而中国传统法制的解体，正由深受传统法律思想浸润的沈家本、张之洞等名儒推动(尽管他们也存在争论)，这都说明了中国法律思想文化的生命力和适应社会变革的能力，这是法制现代化潮流无法割断的。如果今人不从中国法律思想的整个发展逻辑和所处的社会实际情况出发，片面抽象地割

古代法律之起源

古代法律之起源集团档案编码：[YTTR-YTPT28-YTNTL98-UYTYNN08]

学号：13 摘要：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之途径，特征 其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途径 （与“礼”“刑”之间的关系） “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其二.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 3．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界限不清。 4．刑事法规相对发达，而民事法规相对落后。

正文： 浅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 一．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与“礼”“刑”之间的关系，即“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一）刑起于兵 一方面，“师出以律”，中国古代最初的刑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中产生的军法。另一方面，“兵狱同制”。军事战争需要及时处置敌人、俘虏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某些军法同时就是定罪量刑的刑法。 （二）法源于礼 1.礼产生于祭祀，在祭祀过程中，仪式得到强化和系统化，随着阶级的分化，祭祀的仪式等级不同而不同，此时“礼”成为等级的标志。随着阶级的划分，上层阶级演化为统治阶级，他们借助政治势力手段将“礼”上升为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 2.至此，“礼”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具有了法律的内涵，直至周公之礼，“礼”得到规范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中国古代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总称。 3.礼是中国古代法的重要渊源，中国古代法的最初表现形式主要以礼表现出来。 二．中国法律起源的基本特征: 1．浓厚的宗法氏族血缘色彩。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初，虽然在外观上基本具备了国家的各种特征，但在统治阶层内部，仍在相当程度上按血亲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人们的社会的地位，并按氏族家长制的传统统治方式来组织和管理社会。 2．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与浓厚的宗法血缘特征相联系。夏朝实行“家国相通、亲贵合一”，君主启是所有臣民的最高家长，各贵族又是各家族的家长，并任有官职，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家长制式的管理。这导致了古代中国在国家形成之初便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由此，古代中国的法律也日益专制化。

中国法律思想的历史变化和发展

中国法律思想的历史变化和发展 中国法律思想史学作为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经历了最近一个世纪复杂、曲折的过程，已经获得了可喜的发展。基于这一总的原则，现特就管见所及，对我国法律思想的发展，试作如下六个阶段的划分： 第一，萌生时期。这个时期一般认定为原始社会末期分别以黄帝、蚩尤等为部落联盟首领的传说时代。根据有关历史文献所载传说与考古所获资料印证，当时，在古老的神祗观念和部落意识的支配下，随着部落联盟的出现和适应军事征战与维护传统祭祀的需要，逐渐萌生了具有一定强制力、甚至包括某些处罚方式在内的社会行为规范。这种原始的社会行为规范逐渐形成习惯，为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神判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第二，形成时期。约当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770年属于奴隶社会的夏、商、西周时期。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主要是利用君主“受命于天”的神权思想和以“亲亲”、“尊尊”为指导的宗法、等级原则作为统治工具，此后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出现，在法律上即以这两种思想为主宰，神化当时的阶级统治，把体现奴隶主阶级意志的行为规范美化为神的意志，把对战俘、奴隶和违反社会行为规范的人的

惩罚神化为“天讨”、“天罚”，从而形成了后人所称的神判法或神权法。到了西周，神权思想开始动摇，著名政治家周公姬旦汲取商代末年统治者暴虐无道遭致覆亡的教训，强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倡为“礼制”，在法律方面采取“明德慎罚”的方针和德刑并用、反对滥刑、乱罚乱杀等一系列明智的政策，于是开始形成了中国法律史上由野蛮走向文明初期的法律思想。 第三，争鸣时期。约当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属于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亦即公认的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提高，奴隶起义和国人暴动的不断兴起，出现了“礼崩乐坏”，政治权力下移，诸侯异政，学术思想上异彩纷呈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法律思想方面，以儒、墨、道、法四家为代表的各家各派各抒己见，纷纷就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与时代需求、社会经济、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乃至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等等基本问题，发表见解，其中很多都超越前人，大大丰富了古代中国以至世界法学的内容。这些学派，通过自由的学术讨论，共同铸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光学灿料的百家争鸣的时代。 第四，定型时期。这个时期是指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时起至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止的整个封建时期。这两千多年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秦统一中国，经两汉、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形成的原因

首先，中国低处东亚大陆，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北部是浩瀚的戈壁和干旱的草原，东部上一望无际的大海，西南部上号称世界屋脊的连绵山脉。这种与外界相对隔绝、封闭的地理环境容易造成与海洋民族或山地民族不同的大陆民族特有的心理和观念，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一统”的观念，“天圆地方”、华夏居中的“华夏中心”观念，优于异族。同时，与希腊文化、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等古老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交往与彼此渗透不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流生于斯，长于肆，其形态既有一元和内向的特征，又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同化功能。 其次，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人力耕作为主的自己自足的农业经济。“民以食为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古代中国人的主要生活方式；“国以农为本”，“重弄抑商”成为古代中国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和小生产方式孕育出一种与海洋民族商业文化热衷冒险、求华求新所不同的重视民生、崇拜君权、追求和谐统一、提倡“中庸”稳定和质朴无华的观念心理。 第三，在中国古代，与小农生产力相适应的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社会关系。宗法制源于原始社会的父系制家长制，是处理家族内部关系的习惯准则，后来与国家政治相结合，家国一体，君父合一，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古代法制维护的重要内容。它注重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伦常关系，以“亲亲”的血缘合同，以“尊尊”的等级差别，强调大宗对小宗的支配，小宗对大宗的服从，尊长对卑幼的仁爱，卑幼对尊长的侍奉，以及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不仅被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法伦理色彩，而且一直以体现宗法等级的纲常礼义作为中心和指导原则。 第四，广阔的地域、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是集权与专制政体的基础。建立在宗法等级关系上的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这种政治制度要求法律文化与之适应，因此，确立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维持界限分明的官僚等级机构和对民众的控制，即“治国”、“治吏”、“治民”成为传统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虽然古代也不乏否定个人独裁否定个人权威的思想主张，但其主要倾向却是主张君主专制，认为“礼”与“法”在实质上是集大权于一身的君主治理国家的工具。换句话说，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传统法律思想的起点和归宿。 第五，传统法律思想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其形成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中国传统文化根植在大陆的、农业的、宗法的土壤里，世代延续，形成了与希腊、罗马等海洋的、商业的、宗教的古代文化不同的民族特色。它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法结合，儒道互补，经历了经学、玄学、道学、理学诸阶段，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凝聚力的来源。在其影响之下，传统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连为一体，本身始终未能独立，而且其原则原理与价值取向也都以传统文化的基本宗旨为依据。因此，二者是同体同质，表现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欲探求传统法律思想的奥秘，必须把握传统文化的真髓。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征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征(2008-09-08 20:18:47) 标签：文化 1 引言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源远流长，自夏代步入阶级社会以后，中国的法律文化就在以往的氏族、部落的原始习俗文化的基础上开始生长发育。经历夏、商而至西周，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基本格局和特点初步奠定。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文化思想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两汉时期，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正式确立了儒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已基本形成。经历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遂进入成熟与发达状态。唐代《唐律疏议》代表着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高成就。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基本上是在唐代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有所损益。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古代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文化特征，在世界法律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迅速发展，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已成为中国社会整体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社会主义法制正朝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奋进，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如何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成分，进而为世界法律文明发展提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现代化模式，这将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研究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揭示其特征，使我们更明了地知晓其内容，也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看到现实中尚未显现的端倪，研究和探析我国法律文化的形成，有利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作出贡献。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在外部形式、价值取向和发展过程上具有不同的特点。 2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具有的形式特征 2．1 法自君出 “法自君出”君主不受法律的约束。法律只是一种治国工具，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集权专制世代相传，皇帝是国家的代称，封建皇帝始终是最权威的立法者和最大的审判官。皇帝的话是“金科玉律”，其言出法立。皇帝发布的“敕”、“令”、“诏”、“谕”，凌驾于法律之上，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同时，“狱由君断”，皇帝握有最高的司法权，一切重案、要案、疑案皆需皇帝裁决、批准。封建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以施恩，赦免任何罪犯。如创建专制集权皇帝的秦始皇，其命令就有专门的称谓，命曰“制”，令曰“诏”，拥有最高立法权。同时，“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悬石之一。”[1]又如宋朝，崇宁五年，宋徽宗明令宣布：“出令制法，重轻予夺在上”。不执行皇帝的御笔手诏，就是犯了欺君大罪，将受到严厉制裁。在中国古代，权力是大于法律的，主张权力是法律产生的依据和法律存在的基础，法律受权力的支配和制约，是实现君主个人专制的工具。古代中国的基本政体形态是君主专制，皇帝处于政治结构的金字塔顶峰，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乃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切法律制度的基本目的之一，不仅如此，在法律与皇权之间，法律成为皇权的附庸而丧失独立存在的地位，法律的至高无上性被皇权的绝对神圣所代替。

唐律疏议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唐律疏议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唐律疏议》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法典，也是中国古代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代表作，在世界法律史上有很高声誉和地位。就其法律思想和其历史地位来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法律思想 一、“德礼为本，政教为用 唐代，统治阶级在认识上把礼义道德的作用和法律的作用，在儒家思想原则上统一起来，大大丰富了儒家礼法结合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礼主刑辅、礼法结合的思想体系。 《唐律疏议》总结了历代关于德刑关系的理论，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集中系统的体现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的德主刑辅观 礼法结合在《唐律疏议》中已达到十分完备的程度，这标志着中国古代礼治的法律化已接近完成。 二、封建纲常的法律化 （一）“君为臣纲”及其在唐律中的反映 在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中，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凡侵犯皇帝与皇室的犯罪皆为“十恶”，受到法律最严厉的制裁李唐王朝在法律上作了严格规定，凡属违反“君为臣纲”危害皇帝的犯罪，均属罪大恶极，这些犯罪主要有谋反、谋大逆，危害皇帝安全，大不敬等三类。 （二）“父为子纲”及其在法律上的反映 唐律规定，凡违反“善事父母”者，均构成不孝罪，要受制裁。唐律“一准于礼”，“父为子”在法律上反映得最全面、最具体。凡属违犯“善事父母”者，均构成不孝罪。 （三）“夫为妻纲”及其在法律上的反映 “夫为妻纲”也是唐代立法的根本原则之一，唐律中有不少规定。这些法律规定都极力维护夫权，歧视和压迫妇女。根据礼制的规定，在婚姻家庭上，丈夫对妻子有绝对的统治权，妻子处于从属的地位，“七出”便是歧视妇女的直接表现 三、维护等级特权的立法思想 唐律始终贯穿着以礼为主、礼法结合的精神。唐律维护等级特权的内容很多，这里只着重谈谈贵族、官吏有罪无刑以及良贱异法的问题。 （一）贵族、官吏有罪无刑 唐律依照人们的社会身份、地位、职业等分成几个等级。皇帝至高无上。在皇帝之下,依次分成贵族、官吏、平民、贱民几个等级。当贵族、官吏触犯国法时，唐律制定了议、请、减、赎、官当等减免刑罚处分的规定。 （二）良贱异法 良，指良人，即平民；贱，指贱民。凡是贱民，法律规定他们在政治、经济、诉讼、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地位都与良人不同。在婚姻方面，禁止良贱通婚。

中国法律思想史形成性考核答案(2011秋)

中国法律思想史作业1 一、单项选择题 1．天命、天罚的神权法思想最早出现于（B） A．西周B．夏C．东周D．商 2．先提出“明分使群”的国家与法律起源论的思想家是（A） A．荀子B．孟子C．管子D．孔子 3．先诸家流派中，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是（B） A．农家B．墨家C．兵家D．法家 4．最早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先思想家是（C） A．始皇B．斯C．非D．商鞅 5．被始皇利用的“五德终始”说出自（D） A．儒家B．道家C．法家D．阴阳家 6．“皇天无新，惟德是辅”所反映的法律思是（C ） A．天命无常B．致天之罚C．以德配天D．天下 7．西周宗法等级制的核心是（C） A．嫡长继承制B．世卿世禄制C．分封制D．君权神授制 8．春秋时期，（B ）提出“宽猛相济”的主。 A．管仲B．子产C．邓析 9．商鞅认为必须确立法令至高无上的地位，做到（B ） A．“治不听君，民不从官”B．“皆有法式”C．“一同天下之义”D．“不务德而务法”10．我国最早的自然主义法律观念产生于下列哪位思想家（Ｃ） A．周公Ｂ．周文王Ｃ．老子Ｄ．孔子 二、多项选择题 1．道家提倡实行愚民政策，消除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主( ABC )。 A．“绝仁弃义” B．“绝圣弃智” C．“绝巧弃利” D．“立公弃私” E．“弃礼废道” 2．朝“法治”思想的容有( BCD )。 A．礼B．法C．术D．势E．义 3．西周宗法等级制度包括（BCD ） A.礼制 B.分封制 C.世卿世禄制 D.嫡长继承制 三、名词解释题 1．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这是西周时期礼治的基本特点之一，。所谓“礼不下庶人”，是指礼主要是用来调整奴隶主阶级部关系的，各级贵族按礼规定所享受的各种特权，奴隶和平民一律不得享受。“刑不上大夫”是说刑罚的锋芒指向劳动人民，而不是指向奴隶主贵族，而是指向广大平民。2．“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3．不法先王，不是礼义 这是邓析思想的主要倾向，也是他主改革、反对周礼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主旨。意思是说：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资料讲解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 思想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我国的儒家思想就是在尖锐的社会现实中应运而生，它对我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有着重大的影响，其范围包括思想，文化，道德，宗教，政治，法律等。 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持手段，是所有文明共有的现象。儒家思想不仅在道德层面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且它特有的法律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封建法律的制定及其有效地实施。 一、儒家思想的起源 儒家思想创立于春秋末年的孔子，当时社会正处于激烈的社会动荡与变革之中，孔子一向推崇的西周宗法等级秩序和礼乐典章制度全面崩溃，因此他当仁不让的充任了旧制度的继承者和卫道士，提倡“礼治”，“德治”。 二、儒家的基本法律观 儒家思想中的法律观以“礼治”和“德治”为出发点。“礼治”是对西周政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建立家庭为本位的大一统的宗法制秩序；“德治”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以德服人，先德后刑，德主刑辅。 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向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贯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及其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春秋决狱是儒家打破法律领域的法家统治的第一步，作为一种盛行于汉、波及魏晋南北朝的司法现象，它开启了中国法律以礼入律从而走向礼法合一的先河。所以，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三，随着法律儒家化的逐步深化，至隋唐法律同儒家思想的礼高度融合，法律儒家化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唐律疏议》，从而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 （二）中国法律儒家化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1、儒家法律指导思想的确立。孔子主张“为政以德”，礼刑并用的法律观，汉儒董仲舒根据孔子的“仁学”与“正名”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将

儒家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儒家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为国以礼”的礼治论。 “礼治”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法律文化思想。“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的习惯，起源于原始人的祭祀。但一经儒家渲染之后，“礼”已不是最初始祭神、拜祖意义上的礼了。而成为“治天下”的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这样的礼，实质上是法。以礼为根据，衍生出各种行为规范，老百姓必须严格遵守。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西周的“礼治”要求以“亲亲”、“尊尊”原则来立法，严格维护“礼”所规定的井田制、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以及贵族的各种世袭特权，同时主张“明德慎罚”，“罪疑惟轻”等等。到了春秋时期，儒家坚持和发展了“礼治”思想，他们视“礼”为根本的国家制度和主要统治方法，作为制定法令的指导原则与基本纲领，从而；使“礼治”具有了法律的性质和内容。儒家的这种改造，经历了五个阶段：1，孔丘以仁入礼，突出了礼的伦理性和强制作用；孔子主张“为国以礼”，实行礼治，使“君子”与“小人”各自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为了维护宗法等级特权，在法律上孔子主张“为亲者隐”，“为尊者讳”，并反对使贵族的法律特权受到一定限制的“铸刑鼎”。2，孟轲倡导仁政，使礼成为国家意志的表现；他认为，“无礼义则上下乱”，主张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各守其礼，他的理想社会仍然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宝塔式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强调维护封建贵族的特权。3，荀况对儒家的礼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它以封建等级制的内容。他认为；礼

是“强国之本”，人们都顺严格按照礼所规定的等级各分分享权利和物质利益。“使有贵贱之等”，“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他引法入礼，将礼治系统化、理论化、制度化。4，董仲舒根据儒家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仁义道德心及“阳尊阴卑”的理论，提出了一套维护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论，董仲舒用阴阳学说对“三纲”加以附会和解释。在他看来，“三纲五常”论是天意的体现。“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三纲五常论体现整个封建统治的各种关系，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5，礼学发展到宋代，融入当时的佛道思想，又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朱熹。朱熹认为“存天理，灭人欲”而三纲五常即是理的最主要内容。他认为，三纲五常是“天理”的体现，谁要是违背它，或违犯以它为指导原则的封建法制的制度。就是“逆天”，就为天理国法所不容。 （1）以“五伦”为中心，强调“正名分” 儒家熔伦理与法律于一炉，一方面赋予主要的伦理原则以法律的性质和效力，另一方面强调法律为维持论理原则服务，使伦理凌驾于法律之上。儒家归纳的伦理原则，主要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孔丘首倡“正名”，主张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名分，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要求立法必须“名正言顺”，用强制手段纠正各种违反等级名分的混乱现象。孟轲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荀况则明确指出：“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

浅议中国传统法律思想

浅议中国传统法律思想 WHR 摘要：中国古代思想流派众多，百家争鸣，其中以儒、法两家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影响较为显著。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均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这些传统的法律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传统；法律思想；内涵；借鉴意义 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基本内涵 但我认为在其法律思想上影响较为显著的大体说来主要是儒、法二家。也正是这两家对于法律思想的主张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儒家对于传统法律思想的影响 先秦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他在继承西周以来的思想文化的基础之上，提出一个以仁、礼为核心，包括孝悌、忠恕、智、勇、义等内容的道德规范体系，初步建立起儒家伦理学说。随后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继续对儒家思想进行继承发展，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官方确认的正统思想，其影响经久不衰，蔓延至今。 孔子提出一系列注重伦理纲常，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礼治”，倡导统治者要“为政以德”，强调“为政在人”的法律观点。正是孔子的一系列主张为中国社会的“人治”奠定了理论基础，深刻影响着中国法律思想的发展。在孔子看来，所谓人治，就是强调统治者个人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先决作用，即“为政在人”。孔子首先强调作为最好统治者的圣贤明君的作用。他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孔子其次强调统治集团中其他个人(臣民)的作用，主张“尚贤”，即以“亲亲”为基础而倡导“贤贤”。他的所有主张都是建立在以人为基础之上的，强调通过一种“道德”规则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利用客观的法律规范。这种思想也直接影响到他所提出的另一个主张，即：无讼是求。

中国古代法制(原创)

9、古代法律制度的演变和中华法系的兴衰 （1）夏商西周时期：中国早期法制，一般是指夏、商、西周的法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奴隶制时代的法律制度。中国早期法制的突出特点，是以习惯法为基本形态，法律不向民众公开，法律和司法审判的神权色彩浓厚。 夏商两代的立法，属于早期习惯法的确认和改造阶段，以源于夏商两个部落的传统习俗和伦理规范所构成的早期习惯法为主要法律渊源。此外，夏王、商王的命令或指示也是一种重要法律渊源，而且法律效力高于其他法律形式。 中国早期法制的鼎盛时期是在西周。在中国历史上，西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在西周政权存续的三个多世纪里，中国传统的统治方式、治国策略以及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已经初步形成，作为传统文化基石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等思想文化因素也都在此时发端。从法律上看，西周法制的形式和内容都达到了早期法制的顶峰。在西周时期所形成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老幼犯罪减免刑罚、区分故意和过失等法律原则，以及“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都是具有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法律制度，对中国后世的法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变革时期，是一个有破有立的伟大时代。 “破”的对象即西周所建立的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受到否定和挑战。郑国子产“铸刑书”、邓析著“竹刑”及晋国“铸刑鼎”等，都是这一法制变革运动的代表性成果。自春秋以后，中国开始有了向全社会公布的成文法，从此，中国的法律开始由原来的不公开的状态，过渡到以成文法、刑罚为主体的状态。 战国时期，早期习惯法向成文法进一步转变。继春秋后期取得公布成文法的立法成就之后，在法家倡导的重刑主义“法治”思想指导下，战国时期各主要诸侯国先后对旧有法律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变革，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一批成文法典（如魏国李悝制定的《法经》）。另外，法家的主要政治法律思想，也都在这一时期内成熟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广泛的影响。 （3）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成文法法律体系全面确立时期。 在指导思想上，秦代奉行的是法家学派的“法治”、“重刑”等理论，而且在实践上贯彻得比较彻底，秦代的法律制度很自然地带有明显的法家色彩，并与君主集权制度的建立相适应。在法律实施上，坚持轻罪重罚、严刑酷法。 两汉时期，中国古代法制在秦代法制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总体上看，汉代的法律制度从风格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指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前，主要是“汉承秦制”，就是在秦代留下的法律框架内进行局部改造，形成了一套与秦代法制有根本差别的法律体制。后期则是指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在指导思想上接受儒家的理论，使儒学成为官方的、正统的政治理论，从此，汉代的法律制度在理论、制度上开始“儒家化”。经过“儒家化”以后的法律制度，在许多方面不同于秦代及汉初的法家化的法律。 （4）隋唐时期：代表性的法典为《唐律疏议》，标志着儒家礼教与法家“法治”的融合、中国古代法治的完备与成熟。 （5）宋元明清：法典与案例相结合、经济立法 到清朝末年，在修律的过程中中华法系宣告解体，同时建立了中国近代法制的雏形。（6）特点：①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糅合了法家、道家、阴阳家学说的精华，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维护纲常礼教成了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 ②体现了浓厚的纲常伦理色彩。主要是儒家思想法律化和法律儒家化双向运动。前者指将儒家的德礼思想、规则、原则引入法律，并以此作为解释法律和审案断案的依据，使礼法逐渐融合。后者指法律逐渐具有儒家人伦道德的特性，法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和主要内容。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演讲范文

从传统法律思想看中国的----意识演讲

从传统法律思想看中国的****意识演讲 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底有没有****思想，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压迫文明，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等级观念无处不在，特权思想仍然是国人心中无法抹去的阴影，至今屡见不鲜；神权、君权、族权、夫权的幽魂飘荡在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至今仍束缚着某些国人的一举一动。但当我们带着客观的眼光再次审视这段漫漫长路时，我们惊喜的发现，四处闪耀着的 ****的光芒也能耀人眼目。 ****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是没有的，它是17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反抗封建****制度的产物XX年美国《独立宣言》中提到的****的，即“ HUMAN RIGH”我以为，如果我们简单的把****的概念局限在“ HUMAN RIGH”那么，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存在****思想这一问题便无从谈起。 ****就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或应该具有的基本权利。首先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一个人首先要活下去才能谈及其他；其次是人应该享有的其他基本权利。这是我国普遍赞同的观点。从****理论上看，****思想应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意识，这是****思想得以成长的阳光和水；第二个层次才是法律意义上的****，即把****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并予以保障。****意识是****思想的雏形，它指的是一

种文化氛围，一种深植于民族骨髓的文化底蕴。下面我们就从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来讨论一下中国的****意识。 提到中国的传统的法律思想，就不能不提到儒。儒家思想几乎是整个封建社会立法的指导思想，它的精髓是“仁” “克己复礼谓之仁”，礼即周礼，而周礼的核心是一种“明德慎刑”的理念，提倡德，舍弃恶，以德待人，善莫大焉，把德、善视为最重要的品行，这就为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提出提供了一片饶土。仁说的核心是“爱人”，孔子“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孟子“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像尊重自己的父母一样尊重别人的父母，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别人的孩子，这是一种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孟子同时强调了“民本”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思想的。儒家文化不仅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而且尊重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到汉朝大儒董中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升华为一种集道、法、儒诸家思想于一身的新的文化。它承袭道家思想的精髓，讲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其基本观念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仁的德行出发，人不仅要尊重他人，而且要尊重他物，即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以至无生命的存在物都必须加以尊重，这种以义务的形式表现****思想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生态文化。这种文化内涵的外延是一种同情心。同情心是一种伟大的情感，对

中国古代环境法律制度及其时代意义

中国古代环境法律制度及其时代意义 环境问题是人类面临的重大社会性问题之一。人类在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伴随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人类也无时不刻地向大自然进行索取和交换。今天的人类社会，依然存在着环境问题，仍然要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更好地解决当代的环境问题，处理好发展和环境的关系，中国古代环境法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 一、中国古代环境法律制度 法律规范是构成法的整体的基本要素或单位。研究中国古代的环境法，主要是研究存在于各种法律形式中的环境法律规范。中国古代环境法的基本规范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规律认识的进程，由浅入深，由零散到集中，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 （一）简单而基本的环境法律规范 1、古代的环境禁令是最早的环境法律规范 根据史料记载，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就有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机构和官员，也颁布了一些生态禁令，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西周所设的环境官员主要有山虞、泽虞、林衡、川衡等，《周礼·地官司徒（下）》载：“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之守禁，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这些官职在春秋战国时期依然存在。正如《管

子·小匡》叙述的那样:“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其职责也和前代大体相同。战国时期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生态管理官员，这些官员的名称在《周礼》和《礼记·月令》及《吕氏春秋·十二纪》中都有记载。 西周颁布的《崇伐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逸周书·文传篇》也有记载周文王叮嘱太子发要注意保护环境。有学者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环境保护立法，也有学者认为这还不能认为是环境法，只是一种环境禁忌。梅因认为人们研究时往往忽视了法律出现的特定实践以前很遥远的时代中，法律实际上究竟是怎么样的，他在《古代法》中提出，对法的研究“应该从最简单的社会形式开始，并且越接近于原始条件的一个状态越好”。另外，从法律的实质内容分析，上述条文均表现为调整人与自然关系内容上的人与人的关系的规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就出现了环境法。古代天子每个月初都要颁布一些禁令，规定每个月份不能做什么，这就是月令制度。根据《吕氏春秋·十二世》记载：孟春之月，“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无卵”；仲春二月，“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季春三月，“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无有障塞，田猎毕弋，四且罘罗网，喂兽之药，无出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思想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夏、商、周得资料不多,从零星记载瞧,夏、商主要就是宣扬“受命于天”得神权法思想。周实行宗法制度,宣扬“尊尊”、“亲亲”为核心得宗法思想。西周初年政治家周公旦总结商纣王残酷镇压人民导致灭亡得教训,提出“明德慎罚”,对后世影响深远。 春秋战国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分化、大变革时期。史称:礼坏乐崩,权力下移,诸侯、大夫异政。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得政治家、学者纷纷发表政见,形成了“百家争鸣”得局面。由于留下得史料较前代为多,不少著述表述得主张较为系统,成为思想史、也就是法律思想史得重要源头。史称“百家”,主要就是儒、墨、道、法四家。 第一,儒家得法律思想。儒家创始人就是孔丘,代表人物有孟轲与荀况。孔丘得代表作就是《论语》,贯穿其中得就是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目得得思想体系。她主张“礼制”、“德治”与“人治”,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得伦理等级秩序。她说:“道(导)之以政,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她还说:“为政在人”。孟轲就是仅次于孔子得儒家代表人物。其代表作主要有《孟子》。其发展了孔子“仁”为核心得“德治”理论,明确提出“仁政”。她说“仁者无敌”,“以德行仁者王”。统治者只能“以德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她得重民思想很突出,在孔丘爱人思想得基础上,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过,她也主张“人治”,在先秦思想家中首先提出“贤人政治”。她说:“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不贤者在高位,就是播其恶于众也”。荀况被列为儒家,留有《荀子》一书,但其内容与孔丘与孟轲得主张不完全相同。她主张“隆礼重法”,礼法结合。她说:“礼者,法之大分(本),类之纲纪也。”意思就是以礼作为立法与类推得根本原则。她以“性恶论”为出发点,论证应以刑罚惩治犯罪。她得两个学生,韩非与李斯就是战国末期著名得法家代表人物。荀况得学说开创了汉代礼刑(法)合一,儒法合流得先河。 第二,墨家得法律思想。墨家创始人为墨翟,著有《墨子》。她就是先秦最早对儒家学说提出不同见解得人。这个学派认为,当时之所以“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原因就是“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因此,提出人与人之间要“兼相爱,交相利”。墨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有法,法如“百工为方以距,为圆以规”,“法若(顺)而然也”。至于以什么为法,她主张“以天为法”,因为“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德”,《群书治要》作“息”)。墨家主张得“天”,部分学者理解为“自然”。为实现其主张,她提出“壹同天下之义”,即要以“兼相爱,交相利”统一思想,选天下之贤者为天子、正长。人们要服从她们,凡“受利天下者”,“上得赏之”;“恶贼天下者”,“上得罚之”,并要公正执法,“不党父兄,不偏富贵”,“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第三,道家得法律思想。道家得代表人物就是老聃与庄周,现存有《老子》与《庄子》。老聃生于春秋战国之交,庄子生于战国后期。老子得法律思想就是“道法自然”,她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治理国家以自然为法,主张无为而治。道家既反对儒家得“礼”,也反对法家得“法”,主张无为而治。老子一书中说:“为无为,则无不治”,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她还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就是说治理大国要像烹调小鱼那样小心,不要折腾百姓。越折腾百姓,国家越难安宁。她得这种思想对汉初统治者有相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