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建国后郭沫若写作的三种身份

综述建国后郭沫若写作的三种身份

摘要：目前学界对建国后郭沫若的研究相对忽略郭沫若文化身份和社会角色的复杂性，往往将郭沫若建国后的多重身份归拢到“政治家”这一核心身份上，似乎建国后郭沫若的多重身份只不过是其“政治家”这一核心身份在不同社会角色下的

不同表现而已。故而，郭沫若建国后的各种表现，或显性或隐性，或真或假，或真心流露或假意敷衍也都难逃“政治”的魔咒，而所谓郭沫若的复杂性其实也只是一种政治的复杂性。郭沫若建国后的多种身份曾被以往研究者深度挖掘和多次展示，如：中国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中国文联主席等……这就相应地使他成为当时政界主要领导、科学界首席领袖、外交界知名使者、文坛著名作家、文教界资深名流等。同时，在这些身份中除了官方形态明显的“政治家”之外，还存在一种与之相对的“非政治家”身份，这些身份赋予郭沫若相当的知名度，使他成为炙手可热的“公共人物”。鉴于郭沫若“十七年”时期写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虽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但它们却具有文学的形式，并且与以文学家名世的郭沫若在当时所出任的各种不同职务相呼应。本文将从科学界、文化界和人文学界三个方面来概述郭沫若的文学创作。

一．郭沫若作为科学界领导人的写作

首先科学界领导人是郭沫若“十七年”最为显著的职务之一，而且科学主题的诗文写作同时还具有时代延展性，所以文章最先对郭沫若这一显著但尚未被学界全面认识的“非政治家”职务进行研究。郭沫若建国后诗作审美性缺失。1950年代他虽然写了不少科学诗作，但这些诗作与“《女神》时代”诗歌写作水平出现严重脱节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与其在1920、30年代形成的“为大众”理念不无关系，同时又能和1940年代形成的“人民本位”观合理对接，这就充分证实了其科学诗作具有隐性的时代延续性。应分两个层面继续探寻潜伏在此类诗作底层的其他用意，即具体到国内层面，形成了两种教化知识分子的方式：一种是警戒性的，即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告诫科学工作者要时刻警惕“科学官老爷”态度的腐化和侵蚀作用，自觉抵制自满情绪；另一种是劝勉性的，即以苏联这个科学先进国为参照，借助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和火箭等科技成果来鼓励本国科学工作者，主动加快科技创新步伐。而就在这一劝勉的过程中，郭沫若注意到先进科技给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存在被美国等居心叵测的国家恶用的可能性，表现在其作品里便是不断强调用“科学”来争取世界永久的“和平”，这种不分国界“为全人类谋福利”的观念，其实正是郭沫若所坚持的“为人民服务”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表现，而这也恰是郭沫若科学诗文在国际层面的用意。既然科学事业是一项世界性事业，而科学研究工作又是一项长期性的艰辛探索工作，所以必须重视对科学事业接班人的培养。不管是对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代表的科学后进力量的关怀与鼓励，还是对钱学森为代表的科学精英的提携，尤其是对钱三强和陈明远等科学青年的勉励和警示，都饱含了郭沫若作为科学界资深长辈对晚辈后生的热忱期望与赤诚寄予。

二．郭沫若作为外交界领导人的写作

作为一名“公共人物”，郭沫若在外交界名声显赫，不仅是因为他积极处理和开展各种外交事务，还因为他以建国后外交界领导人的身份写了大量歌颂政治领袖的作品。首先，郭沫若建国后写了许多引发学界高度关注的、以歌颂政治领袖为主旋律的外交诗。这种歌颂旋律背后存在一个情绪消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其实是以谁的名义写作的探索过程。借助其外交诗作中频繁出现的“太阳”意象可以发现，郭沫若在写作过程中通过排序、指代、人称等写作方式，将最初歌颂苏联领袖的指向最终转变到赞美本国政治领袖上来。如果把这种转向搁置在世界外交这一国际平台上，又能挖掘出郭沫若两个维度的用心：一方面，用贬斥情绪含量最多的诗文传递他对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帝国的敌视，同时为防止一己爱憎情绪的过量释放，巧妙地借助拟人化和变化人称的写作方式加以应对；另一方面，在面对和国家相对的“人民”时，不管是借助黑人事件对美国人民的感情连系，还是以温情路线对日本人民的积极动员，都展现了郭沫若灵活多变的外交手腕，与此同时，还展露了他作为外交界领导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除此之外，郭沫若的游记诗还有其他的用途：一方面承载了郭沫若因从事外交工作而焕发出来的青春和激越的诗情，寄托了其愿为中国外交事业奋斗终身的豪迈情怀；另一方面，对国内、外风土人情进行描摹与记录，以故事入诗的形式激励和警惕人们不忘抗暴除恶的优良传统，这样不仅能使国外友人了解中国拥有除恶扬善的历史传统，而且还能实现为中国创造更广泛盟友和更宽松外交环境的潜在效果。

三．郭沫若作为人文学界领导人的写作

建国后，郭沫若在文化界和学术圈担任的各种不同官职可能已经被不同程度研究过，但是这些看似零散的文化要职具有的共性却鲜为人知，而要了解这些首先必须全面认识郭沫若独特的“官员型学者”风范。在国际上，他认为“文学”有维护世界和平的正面力量，要在世界范围内加强这种力量才能有力地抵御文化垄断和文化侵略；在国内，要实现学者干预和服务社会的目的，必须选好“教化”方式，而“鲁迅”的“榜样”力量便是一种有效的教化手段，借助这一力量可以实现在全社会范围内对民众的教化。作为中国建国后文化事业发展的“监护人”之一，郭沫若有责任对诸如电影、出版编辑以及文学创作等各个领域进行引导，而就在郭沫若诸多具有引导指向的作品中，多出现以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方式收尾的现象。因为“公共人物”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有责任让渡个人利益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所以郭沫若借助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变相地满足了社会公众对社会名人隐私的占有权和分享权，发挥了“公共人物”具有的巨大社会影响力。

浅析郭沫若的浪漫主义特征

浅析郭沫若的浪漫主义特征 他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一个无畏的战士，一个热血的青年。他就是开一代诗风的新中国预言诗人——郭沫若。 “五四”运动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刷新了中国的历史，郭沫若的创作激情也在此时找到了喷火口，于是开始了“诗的创作爆发期”。 他热爱诗人的美，崇尚哲人的真，这种双重追求形成了他的独特的浪漫主义诗风：火山爆发式的激情、狂飙突进的气势、怒涛震海般的节奏、昂扬急骤的旋律、浓烈明丽的色彩。其浪漫主义诗歌理论从主情的自我表现与主利主义目的为两翼，卓然一家。 郭沫若的浪漫主义以直抒胸臆为主要表达方式，《凤凰涅槃》语言夸张，色彩绚丽，音调高昂，旋律急促，直抒胸臆。他的浪漫主义抒情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表现自我，歌唱自我和情感的“自然流露”。 郭沫若是一个偏于主观、极富激情的抒情诗人，他把直觉与情感直接联系在一起，而撇开了理性。他主张“诗的创造贵在自然流露，以自然流露为上乘”，并用“诗=直觉+情调+适当文字”这一公式来表示他对诗的审美认识。《凤凰涅槃》中诗人对黑暗中国的愤怒和诅咒的感情通过“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他的浪漫主义重主观，强调自我表现。《女神》是“自我表现”的诗作，其中的代表作《凤凰涅槃》把五四时代的祖国、民族、包括诗人本人比作凤凰，象征经过五四烈火的熔炼，旧我的毁灭和新我的诞生，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激情和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诗中的“自我”主观精神是强烈的反抗、叛逆的精神，是追求光明的理想主义精神。关于这一主题，诗人曾说：“那诗是在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 二、运用丰富奇特的想象。 郭沫若独特的想象取材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的形象，在这些形象中熔铸了现实生活内容，注入新的生命，新的精神。在《凤凰涅槃》中诗人将“天方国古有神鸟‘菲尼克司’，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的传说略加想象，并赋予他们新的象征意义。这里的“凤凰”是中外合璧，并非是中国传说中的凤凰。“凤凰”象征祖国，“烈士”象征革命斗争，“群鸟”象征社会上各种卑劣的人物，这样“凤凰的更生”象征着祖国的再生。运用奇特的想象表达诗人憧憬的理想。 三、激越的情感和急骤的旋律。 文章创作都需要激情，郭沫若把这种情感用喷发式宣泄的表达方式抒发出来。《凤涅槃》为了达到对火山喷发式情感的宣泄，大量采用设问、排比、重复、反复等修辞手法使全诗洋溢着热烈的破旧立新、追求自由、创造理想的激情。 在《凤凰涅槃》中郭沫若以复唱的形式使得感情抒发强烈，节奏感强，旋律急促，富有音乐美。最为典型的是“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翱翔！翱翔！欢唱！ 欢唱！”这是贯穿始终的旋律，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感情色彩和音乐美，于是表现出强劲的力度和宽宏的气势。这种力度和气势使诗歌具有阳刚之美，呈现出崇高和壮美。 四、崭新的放逸的形式——自由体诗 这种自由体诗不受格律约束，根据诗人抒发情绪的不同自由排列。如《凤歌》这一节短行多，表达紧张、欢快的感情；而《凰歌》则是长行多，抒发舒缓、沉郁的感情。 这种自由体诗结构严峻、宏伟，节奏感强烈，更容易再现奔腾的力量和磅礴的气势，渲染一种浪漫主义的情境。 在我看来，浪漫主义精神对郭沫若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或是一种审美追求，而是凝结为他的文化个性。这大概就是这位“天才诗人”的独特之处吧!

文化全球化研究文献综述

THE SOUTH OF CHINA TODAY 2009.11 今日南国2009年11月（总第139期） 今日南国 THE SOUTH OF CHINA TODAY NO.11，2009（Cumulatively ，NO.139） 一、研究背景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凸显的一种新现 象，反映了当代时代的总体特征和主要 趋势。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 心、包含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 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 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 自吉登斯提出了全球化的完整理论之后，国内外学者对此的关注度越来越 高，学者关注的角度和程度都不一样。这 些研究所涉及的面很广，很少有学者对 这些研究进行整理，因此，本研究就这些 研究的一个方面进行整理是必要的。 二、文献搜索在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方面，本文主要采用的是文献法。国内文献搜素中，首先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 系列数据库”中以“全球化文化”为“主题”或“关键词”或“题名”，限定学科为社会学和统计学进行搜索。因为关于“全球化文化”的文章最早出现在1993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所以搜索年限是从1990年以后开始的。由搜索的结果整理可以看出：各学科对全球化文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各年份的研究成果呈现上升趋势。三、研究内容在所学者对此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研究。1.文化认同。认同就是主体对自己身份、角色、地位和关系的定位的一种认识和把握，即一种自我意识。文化认同即对自身文化身份和地位的一种自觉和把握。文化认同表现在众多方面，政治、经济、伦理、宗教、语言和观念凡同人类的活动有关的一切领域几乎都是文化的领域，因此都存在文化认同的问题。 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即使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在21世纪并不会随大流，丧失自己的文化个性，而是以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文化魅力在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中显示出独有的地方性。麻国庆站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认为文化的 选择性使得族群的认同、地方文化的认同与跨国文化圈———华人文化圈的认同在一种良性的状态下展开。民族文化的“无意识的传承” 传统，进行着“有意识的创造”，这种创造的过程，正是一种“文化的生产”与“消费”的过程。这种“生产”和“消费”并没有脱离固有的文化传统。同 时，这一过程，也从单一的民族文化的领 域进入到地域共同体之中。 张卫东教授选择中国饮食和西方麦当劳在饮食目的、饮食的制作和饮食的 选择三个方面的碰撞和互动的案例，证 明了中国饮食并没有被西化，但是另一 方面也没有阻碍西方快餐。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正因为文化认同，致使我国传统文化的丧失。吕传庭等学者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出发，提出由于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侵入，我国城市规划工作者在文化认同的背景下，所获取的外来文化都是肢解的、片断的直观印象，并非是真正的文化内涵。2.文化冲突。刘晓研和胡永辉指出全球化已对各国的很多社会活动产生了不同影响，尤其是西方霸权文化伴随这 一浪潮不断扩张，使人们的文化意识逐 渐“西化”。同时，他们也批判了在东西方 文化交流与碰撞中失却自己民族身份的 作者和批评家。他们提出民族国家在推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同时，应坚持自己 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性。从历史来看，伴随经济、军事、政治而来的往往是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在全球化时代，不同的价值取向在文化碰撞的过程中会产生冲突。强势国家会借助经济、军事、政治上的优越地位，迫使他国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文化 本身的异质性也是产生价值冲突的重要 根源。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对国家集体利益重视的差别，对人性善与恶的不同认识，对人的私利行为与利他行为的不同评价，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等不同的文化传统都隐含着自己的价值系统，并显示在社会风俗和社会政治制度层面，这标志着文化及其价值的异质性差异。 霍志钊在他的研究中，阐述在乡村都市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在发展中造成文化变迁二者所产生的矛盾，探讨了在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的关系，提出了文化自觉是文化保护的思想基础。 四、对研究现状的评价 尽管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了很多的探讨和研究，但是就社会学这一领域来说，对此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广泛，大多都是围绕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对待西方文化侵入的反应和表现，同时他们提出了应对“西化”的措施。但是却很少有学者从更深入的角度分析这种现象。 其次，文化包括很多方面，在这些研究中，有少数的学者提到了休闲和消费文化，对文化的其他方面研究得不够，甚至是没有。 最后，在这方面的研究方法上，大多都是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以文献为主的研究方法占绝大部分。 全球化仍然对各国各个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是怎样的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文化如何保持自己的地方性、本土性，这些都值得学者关注，以个人、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领域对此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参考文献] [1]韩勇.全球化背景下的青年社交[J].青年探索,2006,（4）. [2]王金宝.吉登斯全球化理论的深度解读及其批判[J].哲学研究,2007,(6). [作者简介]符琼（1985-），女，湖北恩施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8社会学专业硕士。 文化全球化研究文献综述 符琼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都 610064） [摘要]全球化已经是当今世界的一种趋势，国内外学者对此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本文从中国知识资源总库里 索所有关于文化全球化的文章，对所有文章进行简单地梳理。在梳理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冲突两方面。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认同；文化冲突[中图分类号]G1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190-（2009）11-0236-01 236

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述评

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述评 作者：赵亚夫;郭艳芬来源：外国教育研究发布时间：2006-1-23 11:06:40 1994年，美国颁布了第一个《国家历史课程标准》（以下称《标准》）。这是美国历史教育史上一次具有突破意义的改革实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面对公众提出的诸多争议性问题，美国教育界和历史学界的专业人士又对《标准》的学术价值进行了重新审视和深入探讨，最终于1996年公布了《标准》的修订本。 一、研制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的由来 美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向来比较自由，20世纪90年代以前没有统一的国家课程标准，州和地方政府在课程的设置和处理上有很大的自主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并确保了州和地方的权力，但由于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原因，致使这种教育体制下的历史教育有时会出现因地而异、甚至截然相反的现象。比如，有关美国内战的问题，南方各州和北方各州的学校就可能因历史因素而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对于共享美国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的学生而言，这不利于他们得出全面而客观的判断，从而削弱了他们同为“美国公民”的身份认同。 除了教育体制的客观障碍之外，20世纪后半期社会史等新史学的兴起，成为推动历史教育改革的根本动力。新史学提倡“从下往上看”的历史，主张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审视历史，将史学研究从体现政治精英人物活动的政治、军事、外交领域，扩展到平民百姓日常的经济、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来，从反映政治精英人物活动的历史事件，扩大到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上来。新史学提倡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主张把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人口学、数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历史学，从而使史学研究方法得以丰富更新。就在史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同时，美国的历史教育却仍在原地踏步，继续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这种现象引起了美国公众的极大不满，历史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历史教育的滞后，不均衡、不合理的教学现象，最终引起了美国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重视，从而促成了“确保美国所有学生都享受同等优质的教育”的改革。 1989年8月，在弗吉尼亚举行的会议上，布什总统与各州州长首次想到并提议由联邦政府出面，研制全国性的教育目标，对中小学教育中的重要课程实行全国统一的教学标准。 1990年，布什总统提出“需要给有教养的公民研制一份新的标准，我们的国民必须跟其他国家的国民一样，信息灵通、有良好的教养、能干、善于发明创造”。“只有全社会共同致力于教育的复兴大业，美国才能迎接这种挑战。”国家基础教育改革的中心目标是：“到2000年，读完4年级、8年级和12年级的美国学生必须有能力挑战如下学科：英语、数学、科学、历史与地理，而且美国的各所学校都需要确保所有学生都知道如何极好地运用他们的头脑，从而为成为负责任的公民、终身学习和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能够高效率地工作做好准备。” 1991年4月，布什总统在综合性改革文件《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中呼吁：应该研制以上五门学科的“世界水平”的标准，并研制“美国成就测试”，以评价该目标的发展情况。这两个提议均得到了美国公众的大力支持。 1992年10月，总统候选人克林顿也宣称自己有义务去“设定世界水平的标准（尤其

浅谈郭沫若早期的诗歌特征

郭沫若(1892年～1978年）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市观娥乡沙湾镇。乳名文豹；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剧作家、革命家。郭沫若的早期诗歌理论与他的早期诗歌创作的时间基本重合，是指五四到二十年代中后期。作为现代诗歌的领军人物，白话诗歌的最早践行者之一，在现代诗歌史上拥有重要的作用。而他的诗歌评论以他本身的诗歌创作为基石，融汇东西，博古通今，自成一家，在许多问题上有许多自己的独到而精辟的见解。 一.诗歌内核的情绪特征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起因是感性的创造，诗歌的内涵也包含着感性的因素，感性在诗歌的创造和诗歌的内容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并且是诗歌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首先，对什么是诗进行了新的定义。郭沫若对诗歌的独到见解集中体现在他最著名的一个公式中，这个公式对什么是诗进行了新的阐释和解读。即：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在这个公式中，可以清晰的看出，郭沫若认为，直觉，情调，想象是组成诗歌的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是诗歌的主要组成内容,而直觉，情绪是属于感性因素，这与中国传统诗歌以诗言志为核心的诗歌本质的看法大相径庭，而这与他吸收西方歌德式的浪漫主义有关，也是其倡导的主情主义在诗歌创作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在这个著名的公式之后，郭沫若还进行了补充和更为详细的解释，诗人底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诗人是感情的宠儿，诗的原始细胞是些单纯的直觉，浑然的情绪。因此，我们可以清晰的找到其中的关键词即直觉，情绪，想象类的关于思维活动的词语。从这些词语的反复出现中可见郭沫若十分重视直觉，情绪等感性情感，并且把这些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位置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不同于古代诗歌理论对诗歌创造持有缘志抒情的功利性的取向，而是把自身的情思融入其中，提出诗歌创作是作者情感的自然流露，是因情而发非因志而发，从而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那就是以直觉为核心的诗歌本质的感性内核说。这种思想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就是如《女神》那般狂飙突进的爆发式的感情，从《女神》的组诗中，可以轻易的在文字的表象下找到作者深刻激昂的的情感，可以感受到作者在感性的爆发中，疯狂的宣泄着自己无比激动热烈的感情。 其次，对诗歌创作中灵感的重视也从另一方面展示了他对诗歌创作中感性因素的重视。他认为，诗人的努力到应该是怎样诱发伟大的灵感吧。强调灵感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把诗歌的起因归于灵感的迸发。而灵感在本质上是属于感性的范畴的，它与直觉，情绪有着同样的本质，所以对灵感的重视实际上也就是对感性的重视，也就是对情绪的重视。在郭沫若的诗歌理论中，他强调直觉、灵感、情绪等非理性因素对创作尤其是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感性倾向。 二、文学本质的诗性内涵

认知领域研究综述

认知领域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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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认知发展领域研究综述 本研究报告中对学前儿童认知发展领域的综述从两个角度来阐述：学前儿童和早期教育。在学前儿童认知发展中，早期科学教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本研究综述中也会把早期科学教育的研究成果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和概括。 一学前儿童认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 （一）有关学前儿童认知发展的主要研究成果 1、儿童的书面数符号表征能力研究： 研究表明：个案儿童的书面数符号表征能力在两年中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表现出较大的个别差异。儿童的书面数符号表征能力在两年中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中班上学期的书面数符号表征能力得分高的儿童在大班末时得分仍然偏高。儿童的基数概念、书面数符号表征能力以及书面加减运算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高得分组与低得分组的儿童表现出明显的个性差异，如在学习兴趣、注意力、自控力与坚持性方面高得分组有明显的优势。高得分组与低得分组的儿童的家庭教育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周欣，黄瑾等，4－6岁儿童书面数符号表征和理解能力发展的个案研究） 2、儿童运算能力发展研究： （1）该研究表明，幼儿6岁时的加减能力比5岁时有显著提高；在5-6岁期间，幼儿解决三种不同呈现方式加减问题能力的发展速度不同，符号加减题的解决能力发展最快。幼儿园数学教育应改变以往过于注重技能训练与口诀背诵的教法，而更为重视幼儿数概念的形成与数学思维能力的发展。(许晓晖，庞丽娟，陶沙，韩小雨，不同任务呈现方式下幼儿加减能力的发展） （2）在现有研究文献中，大多数是关于测量估算和计算估算的研究。许多研究已分析了计算估算所使用的策略种类，也有研究已经接触到计算估算技能与其他能力之间的关系，但关于数量估算的研究很少。根据现有的研究，估算能力不是一种整体的能力，即不同类型的估算任务，如数量估算和计算估算似乎需要不同的能力，并且在各种估算任务之间似乎不容易进行能力的迁移或转化。一个好的计算估算者并不必然是一个好的数量估算者。估算任务的多样性和儿童在这些任务上的表现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赵振国，儿童估算发展研究综述） 3、儿童排序能力研究： 该研究发现，4－6岁幼儿的排序有一个不断精确的发展过程，其排序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幼儿的排序能力受到排序对象数量、正逆排序方式等因素的影响。此外，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在排序策略的运用及数字排序能力方面有较为明显的年龄差异。（戴佳毅，王滨，4-6岁幼儿排序能力发展特点的初步研究） 4、儿童数学问题解决研究： 从生态观的角度研究儿童早期数学问题的解决过程。数学问题解决是儿童早期数学教育的基本目标。从数学问题解决的生态观来看，儿童早期数学问题解决具有显著的文化特征，其数学问题解决的过程是认知加工与情感态度交互作用的过程，也是一个知识提取与知识建构的共生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开放式的循环渐进过程。（魏勇刚，庞丽娟，儿童早期数学问题解决的生态观） 5、数感研究： 从数感的定义、教感的发展、数感的评佑及教学四个方面对国外学前儿童数感发展进行详细综述。（浦晓黎，国外学前儿童数感研究综述） 6、儿童科学、数学能力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研究： 家庭与儿童数学能力发展的关系：该研究从近年来相关的实证研究出发，进一步证明家庭对儿童早期数学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是通过父母的教育观念、教养方式、为孩子提供和

关于人际传播的研究综述

关于人际传播的研究综述 【摘要】：人际传播作为传播类型研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可以说在传播学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自20世纪以来被专家学者们广泛应用于各自学科的研究中，甚至将其作为学科与学科间思想交流的纽带。人际传播作为人类最本能最直接的社会互动方式，满足了人们生存与发展的信息需求，成为个人社会化的基本条件。随着肢体交流到语言交流到文字交流，再到现如今以网络为依托的信息交流，人际传播在各个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性。本文通过查找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和知识点，梳理出一条关于人际传播研究的发展脉络，介绍国外人际传播研究的理论积淀以及国内对于人际传播的研究现状，通过对比研究方向，对未来中国关于人际传播的研究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人际传播发展脉络研究综述 人际传播最直观的解释是指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作为一门学科，它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至今不过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关于人际传播的研究却源远流长。人是生活在传播世界中的，人的一生都摆脱不了传播关系，人类的交流问题一直都是人类社会存在的重要方面。在后工业社会，人际关系成为生活世界的主要矛盾，研究人际传播，对于理解现实生活中的交往困境，更好的实现与他人和谐相处，有重要的启示。 人际传播有着许多学科的背景，所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十分丰富的。本文先对人际传播逐渐理论化、体系化的过程进行梳理，再列举一些代表性国内学者的研究现状，对人际传播的研究进行一个简单的综述。 一、国外对于人际传播问题研究的理论积淀 纵观人际传播的发展演进，我们可以发现人际传播是朝着人性化的方向发展的。正如传播学者A·哈特对传播媒介的分类一样:首先，人类经历了语言、肢体等面对面传播的“示现的媒介系统”。其次，传播者需要借助媒介进行交流，诸如文字等“再现的媒介系统”。最后，人类正在经历着“机器媒介系统”，像电影、电话等传受双方都需要借助的媒介系统。人际传播的发展也遵循着这样一种规律。 人际传播的知识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谈论修辞或作为参与市

浅谈郭沫若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

浅谈郭沫若诗歌文学创作，以《女神》为例 09文秘姚毅 2011年11月6日 【摘要】郭沫若，作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在众多学术领域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同郭沫若史学题材相比，郭沫若的诗歌直抒胸臆和大胆描写手法的运用进行了分析论述.我们既不能用浪漫主义去定性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也不能用表现主义去规范它，而将它视为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的水乳交融的泛表现主义更符合实际。郭沫若表现主义具有对内表现心灵，对外担负社会使命的二重性格，又因它同浪漫主义与中国民族审美观念的结合，因而使它具有了全新的带有中国特色的表现方式与表现活力，这样，郭沫若就可以借助这种全新的表现精神，既与世界文学保持了基本一致的步调，又紧紧应和着五四的节奏与旋律，从而使表现主义与中国的时代主潮取得了共同的方向。 【关键词】：破旧立新、精神的现代性、“五四”新时代美好想象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诗歌的先驱。他的早期诗歌创作量丰富，主要有《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复》等。这些作品依照风格可分为三类：豪放类：气势宏伟，境界开阔，充满了无所畏惧的破坏精神和顶天立地的创造精神。婉约类：风格阴柔。革命类：大多写于壮怀激烈的革命运动之中，诗人以诗歌作武器，进行革命的斗争。《女神》是郭沫若诗歌的代表作。主题内容：爱国主义的主题；表现了反抗、叛逆、破旧创新的五四时代精神。对光明、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对大自然的歌颂。大胆地抒写自我；有着泛神论的精神和个性解放的思想。 1破旧立新的观念贯穿始终 《女神》的成功在于时代的需要于使人创作个性的统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需要用高昂热情的浪漫主义来表现。《女神》是五四时代诗的宣言。在艺术上，诗句想象大胆奇特，色彩瑰丽。大量采用历史和神话题材，境界开阔，文化韵味深厚而神奇。大胆借鉴西方近代自由体诗，做到形式自由奔放，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大量采用设问、排比、反复、重奏的手法，使诗情酣畅淋漓。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女神》的艺术想象与形象体系建筑在泛神论的思想基础上。郭沫若是从布鲁诺、斯宾诺莎为代表的西欧16、17世纪泛神论哲学及中国、印度古代哲学里吸取泛神论的思想。泛神论的思想使诗人思绪飞腾，产生了《女神》式奇特想象大自然被充分的人化。《女神》的艺术网络是多样化的统一。激情如闪电惊雷，火山喷发；柔情如清风明月，涓涓流泉。 《女神》中的代表诗篇《天狗》其艺术风格当属前者。这首诗写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正是青年郭沫若情感最炽烈的时刻。这首诗的风格是强悍、狂暴、紧张的。一开始诗人便自称“天狗”，它可吞月、吞日，吞一切星球。而“我便是我了”则是个性获得充分张扬所带来的自豪感。所以它是诗人在五四精神观照下对个性解放的赞歌，也正因有了冲决一切束缚个性发展的勇气后，个性才得以充分发扬，五四新人才具有无限的能量：“我是全宇庙底总量！”这样的五四新人将会改变山河、大地、宇宙。“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诗句所释放出的情感力量像猛烈的飓风、奔腾的激流，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我飞跑”则是令人振奋的呐喊，充分展示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痛苦历程。总之，《天狗》是五四时期奏起的一曲惊心动魄的精神赞歌。是五四时期人们第一次从诗歌中听到的勇猛咆哮的时

政治学理论研究综述

政治学理论研究综述 高建、佟德志 2009年，我市政治学理论研究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批政治学理论的重大立项取得进展，并逐渐形成系列成果，这包括公开发表的系列论文，也包括专著、教材、译著等多种成果。限于篇幅，仅选其中部分相对集中的主题做以研究综述。 一、政府管理研究 政府管理研究是我国政治学界研究中极为重要，具有很强应用性的主题，一直是我市政治学、行政学学者研究的重要主题。在政府改革、政府过程、公务员比例、政府职能等多个方面，我市学者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在《回顾与建议：政府机构改革三十年》一文中，朱光磊、李利平回顾了政府30年来的机构改革，提出应努力通过适当拉大改革周期、重新确定机构改革目标、加强政府职能分类分层次指导等途径，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向更具实质的阶段发展。 在《从“利益综合”环节入手深化中国政府过程研究——对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技术性分析》一文中，张彬、朱光磊从比较的视角和技术的层面分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府过程的利益综合问题。作者认为，中国的利益综合是一个多方参与、多渠道输入、多层级过滤、综合平衡考虑多方利益需求的有序化统合过程，这一过程对中国政府过程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①在《公务员占人口的适当比例问题刍议》一文中，朱光磊、李利平认为，中国目前公务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一直维持在接近1%的水平上，基本符合公务员规模配置的一般规律，中国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公务员的总量，而是其内部存在着的某些结构性和功能性难题。② 在《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合作》一文中，杨龙、彭彦强从行政管辖权让渡的视角，对中国地方政府的合作做了深入的研究。作者认为，从中国地方政府合作的实践来看，地方政府间让渡的行政管辖权主要涉及关于经济要素在辖区间流动的行政管辖权、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规划的行政管辖权、跨界公共问题治理和区域公共物品的提供权。地方政府合作过程中对于合作收益的讨价还价，最终都要通过地方政府间行政管辖权让渡达成共识，并通过形成文本的方式将利益分配方案固定下来。③ 在《论管理性政府形态的管理模式和理论的演化》一文中，仲崇盛将管理性政府形态可以区分为统治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和治理型政府三种基本类型，与此相应的政府管理模式和政府管理理论分别为统治行政模式与专制统治理论、公共行政模式与公共行政理论、治理行政模式与治理理论。这三种管理性政府形态、政府管理模式和政府管理理论类型之间有联系，更有区别，各自的内涵和时代特 ①张彬、朱光磊：《从“利益综合”环节入手深化中国政府过程研究——对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技术性分析》，《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01期。 ②朱光磊、李利平：《公务员占人口的适当比例问题刍议》，《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09期。 ③杨龙、彭彦强：《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合作——行政管辖权让渡的视角》，《政治学研究》，2009年04期。

浅谈郭沫若之《女神》

浅谈郭沫若之《女神》 郭沫若简介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号尚武，沫若是他留学日本时根据家乡乐山县的两条河流—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雅河）而取的名字。他出生于地主兼商家庭，从小广泛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并接受维新思想的启发，培养了浓厚的爱国民主思想和与众不同的思想意识。1913底，郭沫若留学日本，在此期间拜读了泰戈尔，歌德，海涅，雪莱等人的作品；1916年，与安娜相恋，《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等是写给其恋人的情诗；此时他也深受王阳明“万物一体”的宇宙观的影响，开始接受西方泛神论的影响。 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下半年，在五四运动狂潮的激荡下，进入他的“诗的创作爆发期”，《凤凰涅槃》，《天狗》等都是此时期创作的；1921年《女神》的出版，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史上的文学地位，使之成为与鲁迅一样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 1921年7月，郭沫若与郁达夫等成立了新文学社团“创造社”；1923年4月离日返国，致力于前期创造社的文学活动，创作《星空》等诗集；1924年，赴日本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26年创作的《革命与文学》标志着其文学思想的巨大变化，并于1927年写出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在党的安排下，亡命日本达10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社会史和古文字的研究，并写了《我的童年》，《创造十年》等作品；1937年抗战爆发，其代表作《屈原》，《棠棣之花》显示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参加国家行政领导工作和社会活动，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等重要职务；1978年6月1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女神》介绍 《女神》是郭沫若的创作的第一本诗集，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突书局出版。全书除《序诗》外，共3辑。第1辑收《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等3篇诗剧，合称“女神三部曲”，主要是歌颂反抗专制独裁，创造民主和平的“女神”这一圣洁形象；第2辑收《凤凰涅槃之什》，《泛神论者之什》，《太阳礼赞之什》各10首；第3辑收《爱神之什》10首，《春蚕之什》8首和《归国吟》5首，这23首诗不如一、二辑那样情绪高昂，反映了诗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全书包括《序诗》共有诗歌54首，诗剧3篇。这些诗写于1916-1921年，其中绝大部分创作于五四运动时期（1919-1920年）。《女神》一问世便以其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积极浪漫主义特色，以及情感的大解放，诗体的大解放宣告诗坛上“胡适的时代”的结束，和真正的现代自由诗体的到来。与中国传统诗歌和早期白话新诗相比，它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创造了一个体现五四时代精神的现代自我体现，这个形象借助于“泛神论”将自我第一次提高到本体和神的地位。“泛神论”是流行于16-17世纪西欧的一种哲学思想，表现为“本体即神，神即自然”。郭沫若自己的解释则为“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 《女神》特点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 郭沫若的戏剧，虽然数量不多，但在其全部作品中所占地位的重要性却不因之减少。他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6部剧作，在历史剧领域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他的这些戏剧不仅抒写个人的情思，而是有意识地将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斗争武器来使用。他的几个取材于历史故事的剧本在形式上好像远远背离于现实，但内容却完全显示出“借古喻今”的作用，较之那些虽然取材于现实而表现肤浅无力者，其效果反而显得深沉而巨大。 郭沫若创造史剧，是由于当时国统区的文网森严，动辄得咎，反动统治者欲把大后方造成为“无声的中国”，在那样阴云密布的幕盖下，文艺家们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借用历史题材以求更有效地达到“借古喻今”的目的。采用这种战斗方式，就更能击中敌人的要害而不致受到敌人的反击。郭沫若即是以自己的史剧来实践这种精神的。他以丰富的想像，对材料的精细钻研，与对现实的深刻体会，数者相互渗透地来写作历史剧。因此：他的史剧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说它是历史的，是它的内容“不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说它是现实的，是他没有把“现实”二字看得很狭窄。这种创作史剧的手法是‘失事求似’。 郭沫若历史剧的第一创作季节是20到40年代，他写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剧是继《女神》之后在他的文学道路上出现的第二个高峰。在这一季节的后半期即40年代，《屈原》、《高渐离》和《孔雀胆》与其说展现的是古代主题还不如说是政治斗争的主题，作者以其作品表达出为“皖南事件”中被当局打压的中国共产党伸张正义的政治动机。1959年至1962年，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再起高潮，迎来了他同类文学体裁的又一个黄金时代。1959年2月完成《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武则天》，1962年10月完成《郑成功》。 注意历史剧创作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效果，是郭沫若一贯坚持的史剧观。早在20年代初期，他就说过：“我要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不过他前期的历史剧,只借历史的影子来驰骋自己的创造，而不是严格地根据历史文献对古人的精神面貌作深刻的理解和切实的描绘。后来郭沫若强调作家要研究历史、熟悉历史,“优秀的史剧家必须得是优秀的史学家”。郭沫若影响最大的、最震撼人心的剧作是《屈原》，《屈原》是抗日民主运动中影

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综述

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综述 【摘要】：法国大革命一直在中国史学界争论颇深，本文就对大革命的分期、大革命中各党派的地位作用以及对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做一个概述。希望能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做一个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革命分期地位作用经验教训 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其影响广泛深远，但是其争论也激烈异常，虽然它不像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不像美国建立自由民主政治，但它阐释了现代性的最重要主题即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而在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中，人们更多的关注了英美，却往往忽视了法国，因此本文就对中国学者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做一个综述。 一、大革命分期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起祉时间及过程分期，中国学者的最初观点认为大革命开始于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结束于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但是在1977年以后，更多的学者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见解。例如关于起祉时间，有人提出应以1787年贵族反叛为开始，也有学者认为应该以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召开为起点，也有学者认为以1789年6月17日成立国民议会为标志①。但史学界多以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作为大革命的开始。关于内中分期，传统观点将法国大革命的全过程分为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三个统治时期。当然王养冲学者的将大革命的全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即：立宪君主国时期、吉伦特共和国时期、雅各宾共和国时期、热月党的执政府共和国时期、督政府共和国时期和拿破仑帝国时期。而这种分法反映了大革命曲折坎坷的全过程，并且为中国多数学者所认同。虽然拿破仑帝国时期破坏了大革命的民主成果，甚至践踏了大革命期间确定的民主、平等的原则，但是拿破仑毕竟继承和完成了大革命的事业，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政体，因此作为大革命的一部分也是有一定依据的。关于大革命的下限，有人认为1799年雾月政变是大革命的终点；但也有从现代化的观点出发，将大革命一直延至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认为七月革命才是法国大革命的终点。但多数学者同意把大革命终点定在1814年4月6日或1815年6月22日拿破仑两次退位，即法兰西第一帝国结束。因为拿破仑帝国的存在，表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初步完成并确立了一类影响深远的法典。总之，中国多数学者己经从传统的三个阶段分期法中走了出来，并且把拿破仑统治纳入了法国大革命之中，因为这样的分期不仅可以更加完整系统地反映出法国大革命波澜壮阔和曲折①参见林贤报、程镇芳《略谈法国大革命的分期问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廖士虎：《关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问题》，《西南民族学研学报》1983年第1期。

浅谈郭沫若创作中受到泰戈尔的影响

浅谈郭沫若创作中受到泰戈尔的影响中印皆是世界文化的发源地，在历史上很早就有了接触，相互交融、吸收，共进。其间曾因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而偶有中断，但彼此间一直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青年》杂志的创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时期，中印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的高潮，而这个时期的中印交流中心人物即是世界著名的诗人泰戈尔。1913年，泰戈尔因自己的伟大诗作《吉檀迦利》声名鹊起，并将诺贝尔文学奖纳入囊中。他的影响波及范围十分广阔，先是在欧洲引起一场轰动，掀起一阵“泰戈尔热”。随后传至日本，，不久进入中国。在五四时期这个特殊而又敏感的历史时期，一切带着新生命和新鲜感的文化都会让国内的文人们振奋不已。这个时期很多作家都受到泰戈尔影响，郭沫若自然不在话下。郭沫若是我国新诗界最早受到泰戈尔影响的诗人，泰戈尔对他的影响能够说是开掘式的，泰戈尔激发了郭沫若新诗的意识觉醒，激发了他创作的源泉。郭沫若深深为泰戈尔着迷，他会在静坐的时候沉浸在泰戈尔的诗里。泰戈尔对郭沫若创作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短暂，它能够说是激发了郭沫若的诗的发声练习。 泰戈尔对郭沫若的影响主要在以下方面： （一）清新隽永的散文笔调诗风，激发新诗的觉醒 郭沫若最开始接触到的，是泰戈尔的儿童诗。当时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在他的《我的作诗的经过》中提到“当时日本正是泰戈尔热流行着的时候，所以我便和泰戈尔的诗结了不解之缘。…在他的诗里面，我感受着诗美以上的欢悦。”[1]p201在泰戈尔的心中，他把儿童比作新月，像儿童一样干净，纯美。泰戈尔的《新月集》中绝大部分诗是从儿童的口吻、视角和想象方式出发的，赞美了儿童世界的美丽。郭沫若为何会被这种诗吸引？很大的原因是其诗歌风格清新、语言亲切平和且易懂，以及其中散文式的笔调。例如《新月集》中《孩子的世界》“我佑道那儿有星星对他讲话，那儿有天空弯下腰来在他脸上用痴云和虹霓逗他微笑。”[2]378这样的诗是郭沫若以前所没有接触过的，异于中国传统的唐诗宋词。这样的诗歌，给了他极大的新鲜感，他一下迷着了，“清新”“没有韵脚”“多是两节或三节对仗” [1]p201的诗让他“吃惊”。郭沫若在这种不同于中国旧体诗的新诗中发现了诗歌“内在韵律”的新的美学规范。由此他也获得了不同于同期白话诗人的起点，他所注重的不是白话入文本身，而是白话内在的异于传统的韵律美。不在于平仄起伏，不在于高低起扬，更重在于内在情绪感情。由此郭沫若创作了一些风格清新的作品，且开始学习借鉴泰戈尔的散文式笔调。比如《晚步》《春蚕》，以及后来的《星空》。

辽海文化的内涵与特点研究综述

辽海文化的内涵与特点研究综述 对“辽海文化”这一概念，虽然国内很多同行对此也下过一些定义，但是往往局限于某一个方面，所以难免有些偏颇和疏漏。而且对辽海文化的内涵和特点研究也还不够深入，本文试图通过对前人的论述加以整理和归纳，从中找出其共性或者达成一定的共识，为以后辽海文化的内涵和特点深入研究奠定基础。辽宁作为经济大省地位，早就毋容置疑，不过辽宁要想成为文化大省，还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通过对辽海文化深入研究，不断扩大辽海文化影响，深度发掘辽宁省的历史文化资源，从而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步伐。同时，也能为辽宁省老工业基地的复兴和“五点一线”对外开放战略顺利实施，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标签：辽海文化；内涵；特点；研究综述；文化强省；智力支持 一、辽海文化的内涵 （一）文化是什么 《辽宁文化通史》总主编曲彦斌基于“大文化”的理念“就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提出了四个层面的概念：1.物质文化层面：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实在的事物，如人们的衣食住行等。2.制度文化层面：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规范的自身行为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3.行为文化方面：指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它是一种社会的、集体的行为，不是个人的随心所欲。4.精神、心理文化层面：指人们在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①这种提法，在辽宁的地域文化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者本人也比较认同此观点，把它作为研究辽海文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二）地域文化与区域文化 2007年，程琳曾给地域文化下过这样的定义：“地域文化是指生活在该地域的成员，在既定的时间、空间，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承、社会制度，以及民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② 2012年张亚冰对地域文化与区域文化作过辨析，他认为：“地域文化与区域文化也是两个不同的命题，地域文化重在研究自然环境和历史传统，其所包含的境界是模糊的、动态的，不受国家行政区域甚至疆域的限制；区域文化论述的范围是依从于国家的行政区划，具有人为的规定性。”③ （三）辽海文化与辽河文化 2004年10月，辽宁省历史学会等单位在大连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对于“辽海”一词的概念，学者们大多赞同以其作为“辽河流域黄渤海以北广大地区”的代表性的区域文化符号。④此即辽海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上，顾奎相、陈涴、董守

见素抱朴——《古船》人物形象综论【文献综述】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题目：见素抱朴——《古船》人物形象综论 专业班级：汉语言 一、前言部分（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概念，扼要说明有关主 题争论焦点） （一）张炜简介及其创作 张炜，山东龙口人，原籍栖霞。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在省档案部门做过四年历史档案资料编研工作，现为专业作家，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万松浦书院院长。 张炜自1973年以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木头车》登上文坛，他便携带着具有清纯、优美、健康韵味的描芦青河系列给人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继以《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引人注目，以《古船》引起轰动，又以《九月寓言》刷新了自己的面貌，并以《我的田园》、《家族》、《柏慧》树立了自己家族小说的坚实形象。新世纪伊始，他更是给文坛奉献了《你在嵩原·西郊》、《丑行或浪漫》、《刺猬歌》等几部传奇式的作品。小说创作思想丰富深邃，关涉到新时期文学和当代文化发展中的诸多前沿课题，几部重要的作品当代文学史都给予他高度评价。因此，研究张炜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至今，共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柏慧》《家族》、《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刺猬歌》等，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蘑菇七种》、《瀛州思絮录》等，短篇小说《玉米》、《声音》、《一潭清水》等，散文《融入野地》、《夜思》、《筑万松浦记》等，诗集《皈依之路》、《家住万松浦》等。有《张炜自选集》(6卷)、《张炜文集》(6卷)、《张炜文库》（10卷）等多种文集出版。部分作品译有英、法、日、德等多种外文版本。 （二）选取张炜小说作品为选题的原因

翻阅资料后我们可以发现，基本上张炜的每部作品都会引起很大的反响，他似乎始终是一位倍受争议的作家，往往成为评论界关注的焦点。当下对张炜作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必然也会存在一些些缺失和不足之处，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之前评论者大多关注张炜作品的主题和思想内涵，剖析张炜所秉持的道德立场和人道主义情怀，对于他持续性地关注和思考人的生存苦难并寻求解救之途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至于我自己，初读张炜作品是在大二，一部《古船》让我爱上了这个作者，也爱上了洼狸镇上那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芦青河畔三四十年的历史不算太长，但也着实不短。当年被埋入河床底部的古船虽然被重新挖掘出来，也重新焕发出了其当年的风姿与雄壮，但是能否重新远航却是一个让所有人难以启齿的问题。而同样生活在这河畔的人们也同样经受着这份时代变迁带来的“折腾”。隋抱朴的隐忍、孤独，隋见素的热血复仇之心和勇于对世俗及封建道德观的反抗、隋含章的悲剧人生……可以说老隋家的新一代深深得吸引了我。当然，作品中也不乏赵多多，赵柄这样的卑鄙之流，但正是这样的人物安排让故事变得有血有肉，也让我爱上了他们。而之后风格诡异的《九月寓言》再次让我坚定了写张炜小说作品中人物的决心。 （三）张伟作品蕴含的精神及其中人物的突出特点张炜是一位有着独立写作精神的当代作家，他始终在自己的天地里创作，并且保持着高度的写作热情。从八十年代至今，他创作了大量的长篇小说，成为当代文学界的领军人物。自从开始城市生活之后，他的写作目光就开始关照着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他对城市工业文明和乡村得真实生活怀着复杂与思索的心态，他的作品中更多地体现了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而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作者对“拯救之路”的寻找。对从乡村走向城市生活的张炜来讲，他更多的是看到了物质主义对人的精神腐蚀。作为一名作家，他的写作充满了对人的关怀。童年记忆、城乡对比、文学的还乡传统以及作家的身份认同危机使他把自己关注的目光又策略性的投向大地。虽然乡村中残存的封建思想意识对人们的生存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作家抽取了野地的自由自在的精神和孕生的强大生命力来作为填补人们精神世界空虚的精神食粮。而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律和精神坚守则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