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风暴五年来亚洲主要国家

亞洲金融風暴五年來亞洲主要國家

經濟改革成效及對我國的啟示

一、經濟改革措施成效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至2001年亞洲各國，中國及越南除外，再度經歷全球經濟成長減緩，以及全球電子產品需求大幅減少的衝擊，各國經濟成長又普遍陷入低迷狀態。此一環境變化對自金融風暴以來持續推動經濟改革的各國，帶來不確定性，而可能影響其經改執行成效。

由於東協五國及韓國承受金融風暴的衝擊不一，且各國當時所處經濟環境也不完全一樣，各國之經濟改革作法因之也不盡然相同，因此，本文擬分別檢討各國五年來的經濟改革措施及其成效，並歸納出對我國當前經濟環境之啟示。

印尼

印尼是1997年7月亞洲金融風暴的重災區。其中，印尼盾匯率更是風暴衝擊的標的。1997年印尼盾的貶幅接近50%，1998年貶幅更達71%，至1999年後方漸趨穩定，而2001年又再度急貶18%。

印尼盾匯率不僅位處金融風暴的核心，而且呈劇烈的動盪，又因印尼政府對匯率的激烈波動因應無方，風暴更加擴大與惡化。究其原因，風暴伊始，印尼盾受區域貨幣影響急遽貶值，導致印尼公、民營企業無力償還債務，銀行體系的呆帳陡增，且資金周轉出現問題。於是，印尼中央銀行乃對銀行體系提供緊急融資，雖然名為維持支付系統的正常運轉，但由於金融監理制度不健全，許多銀行利用印尼央行的緊急融資窗口，套借大筆資金轉貸給關係企業炒買外匯，而加速印尼盾的貶值，並形成惡性循環。金融監理工作的不確實，擴大金融危機的範圍，並增加政府善後處理的成本。

1997年10月印尼政府和IMF達成援助貸款協議，開始整頓銀行體系，希望重獲資本市場信心，穩定印尼盾匯率。在IMF的堅持下，金融體系重建和企業債

務重整是金融風暴後印尼政府的經濟改革重點。然而，由於政治不穩定，以及司法不健全，經濟改革工作進度緩慢，加上國際金融機構提供貸款附帶條件太多、撥款緩慢等，迄今未竟全功。例如，印尼銀行重整署（IBRA）從1998年初成立迄2001年12月底（占IBRA法定存續期間的五分之三），總共才完成13.5%的不良資產清理工作。至於企業債務重整方面，截至2001年12月底，印尼公、民營企業（含外資以及合資企業）的國外負債餘額約551億美元，其中約有307億美元是為呆帳。另外，至2002年9月6日止，已進行庭外和解的國外負債總額約294億美元，其中已簽署債務和解備忘錄的國外負債總額約125億美元，和解比例迄今只有42.5%，可見債務重整速度也極為緩慢。

另外，IBRA負責重整國內企業債務方面，截至2002年7月26日，在總帳面價值（包括累積積欠的利息）約305兆盾的不良放款資產中，只有64.5兆盾已簽署債務和解備忘錄或已經換約，亦即，國內企業債務重整的比例迄今約只有21%。

然而，為了重建金融體系所發行的大量公債，已經讓印尼中央政府的總負債占GDP比例，從金融風暴前的25%激增至接近100%，是金融風暴帶給印尼人民最顯著的後遺症。2001年印尼中央政府的國內外利息支出占印尼名目GDP的6.1%，占中央政府總支出的26.3%，占中央政府經濟發展支出的197%。沈重的財政負擔將是未來印尼經濟發展的阻力。

韓國

1997年發生金融風暴後，外匯存底的嚴重不足，使韓國面臨著國家破產與經濟凋敝危機，失業率急速攀昇、消費者物價飛漲、銀行支票退票率暴增、韓元也大幅貶值、股票市場萎縮、外國人投資減少、進出口業績惡化、經常帳收支銳減，各種經濟問題接踵衝擊韓國經濟。為根本解決外匯存底不足，以及挽救瀕臨破產的國家經濟，韓國經濟改革的重點有四：

企業方面：為整頓與改善企業財務結構、強化企業經營的透明性、確保競爭公平性，而訂定「企業構造調整促進法」，以淘汰體質不良企業，

同時進行企業合併。2001年7月在金融監督院成立「會計監理

局」，加強會計監督，採取大規模有償增資方式，以降低企業負

債比率。其結果，韓國30大財團的負債比率從1997年底的512.8%

降為2000年171.2%。另一方面，由於韓國政府一直著重扶植大企

業，疏於照顧中小企業。大企業的「以債養債」經營方式，又容

易引發企業與金融機關的連鎖破產倒閉。因此，應用「適者生存」

的淘汰法則，清查企業，並迫使企業進行重整係為正確作法。反

觀我國，雖然以中小企業為主，但是也有一些體質不良的大企業

超貸，造成銀行呆帳問題，應該及早因應。勞資糾紛是吸引外國

投資最大的絆腳石，若勞資和諧氣氛不能形成，將影響外資投資

意願。

金融方面：要求不良金融機關退出市場，但可改善的金融機關，則利用國家基金支援，由政府概括承受或給予停止營業處分或拍賣由外國銀

行團接收等。韓國於1998年4月成立金融監督委員會，負責修改金

融法規、健全金融監理架構，並監督與評估金融機構重整、合併

及增資案。另設立「金融監督院」，負責執行金融監督委員會的

決策。同年9月，制訂「有關改善金融事業構造法律」。四年來投

入156兆韓元公共資金，以推動金融重整。2001年韓國全體銀行逾

放比已由1999年的12.9%降為3.4%。又於2000年12月30日修訂「存

款人保護法」，保障存款戶的權益。

行政方面：促進公營企業改革，加速民營化，並促進公營企業效率，淘汰冗員降低人事費用，改變員工大鍋飯心態，同時委聘專業人士經營

等。整頓既有61個公營企業中的30家分公司，截至2002年為止，

再追加整頓20家分公司。11家準備民營化的企業中，有6家已經完

成。精減人員方面，1998年至2001年裁減公務人員14萬名。中央

政府裁員2萬2,000餘名，佔全體公務人員的17%。地方政府裁員5

萬6,000餘名。公營企業與其分公司共裁員6萬2,000餘名。同時大

幅度修正政府不必要干涉民間經營的法規。1998年至2001年間共

廢止8,121件，並修正6,065件法則。

勞資方面：改善勞動市場條件，採取工資與雇用量由市場決定策略，以避免勞資糾紛，並創造勞資合作的雙贏局面。1998年2月6日實施「雇

用保險」，2000年7月實施「職災保險」及「職場醫療保險」，以

增加勞工福祉，保障勞工權益。勞動時間縮短為每週工作時數40

小時，每年工作時間2,000小時，並按照業別與企業規模分階段實

施週休二日制度。

在韓國政府與人民共同努力下，經濟改革已初步具有成果。金融危機時，韓國向國際貨幣基金（IMF）貸款的195億美元，已得以提早三年償還。另外，從1997年底外匯存底不足40億美元，到2002年7月底止，外匯存底已超過1,000億美元，排名世界第四。外匯存底不足情形已不再出現。韓國經濟體質已有明顯地改善。五年間韓國也吸引了520億美元的外人投資，是1997年以前累計總額246億美元的兩倍，顯示企業體質改善，與經濟環境好轉已提高外資的投資意願。

馬來西亞

自1997年年中金融風暴爆發以來，馬國曾實施多項經濟改革措施，如藉調降利率，以協助負債較高之企業得以較低的成本取得資金來度過難關，並藉此刺激景氣；但此等措施一經公佈，經濟非但未見好轉，更引來投機客對馬國匯率之攻擊，以較低利率介入馬幣而於外匯市場賣出，導致馬國匯價趨貶，更進而促使外資撤出而影響外來投資之進行。馬幣匯率自金融風暴初期的1美元兌2.64馬幣，跌至1998年7月底的1美元兌4.14馬幣；而且馬幣貶值同時也帶來外債的壓力，對馬國經濟影響很大。

在經濟負成長、失業率攀升、股價暴跌等多重壓力下，馬國遂決定採取固定匯率（1美元兌3.8馬幣），以制止日益猖狂之國際投機行為，並讓馬國政府利用低利率支援工商企業活動時，不須顧慮匯率的可能影響，更可避免進一步之外匯流失以及外債之增加。

採行這種資本管制制度，得以隔絕海外金融資本市場波動對本國的影響，而使國內市場能維持在穩定狀態，進出口商也不會為了匯率的起伏不定而遭受龐大的匯兌損失。再加上馬國政府為刺激國內景氣，持續採行擴張性貨幣政策，使得該國利率下降，有助於融通有生產相關的活動（如製造業之生產），並提高消費意願。

此外，馬國政府也藉此機會，對該國金融部門與資本市場進行結構改革，制訂一致性的貨幣政策與匯率制度，以便日後能維持較長期的經濟成長。這些措施包括：成立Danamodal（金融監理基金）與Danaharta（資產管理公司）以分別調整銀行的資本結構與改善集團逾期放款（NPLs）、進行企業與金融重建工

作、更新破產相關法律條文與制度、實施公司治理，以及一連串與銀行部門有關的監督與規範計畫。因此在這些領域內，馬來西亞的表現都較鄰近東協各國來得突出。

然而，資本管制也帶來了不少的潛在成本。外匯管制使得外國投資者於投資時因不確定性的存在而採取觀望的態度，同時也增加籌措資金的成本。雖然在1998年8月俄羅斯金融風暴爆發後，幾乎所有的開發中國家皆面臨了借款價差(spread)大幅增加的情形，但馬國政府借款的價差卻由金融風暴前的低於50基準點(basis point)大幅提高，中間之差距遠超過泰國、韓國與菲律賓等其他國家，這種情形大幅增加馬國政府籌資時的成本負擔。

另外受到資本管制的影響，外人直接投資在1998年、1999年與2001年皆大幅下降，只有在2000年為增加的局面。不過由於在風暴發生前馬國即有過度投資與產能過剩的情況存在，也可能影響外資之投資意願。

此外，1999年9月馬國政府宣佈對獲利所得課徵10%的出境稅。這對於馬國而言，為一大劣勢，因為對外國投資者來說，若要將投資所得匯回母國，尚須增加額外的一筆支出，相較之下，於他國投資或許是較好的選擇。不過該項稅率並不適用於房地產、第二類股（second board stocks）等項目，所以從此項政策實施之後的經濟表現來看，資本外流的情況只有在當年9月份短暫出現，且金額並不大，之後皆維持淨流入的局面。

除實施資本管制外，為抑止存款流向外商銀行。馬來西亞央行於1997年10月下令降低放款年增率，1997年底不得超過25%、1998年第一季不得超過20%、1998年則限定在12~15%之間。這項措施減少了對企業的放款，同時減少了壞帳發生的可能，放款金額因之也從房地產、股市漸漸轉流回生產性事業。

同時，為避免銀行間的惡性競爭，馬國政府也鼓勵金融機構合併，以減少銀行倒閉的可能，1998年初馬來西亞央行曾令39家金融機構合併為5至6家。雖然如此，仍有許多銀行不願被合併。

綜合而言，馬國在金融風暴後所採行的措施，與其他受創國家頗有差異。除了不接受國際貨幣基金（IMF）之奧援外，亦採行固定匯率制度，並對國內金融體系積極的重整。總體說來，成效還算不錯，目前金融市場穩定許多，同時

經濟在金融風暴後維持不錯的成長。

菲律賓

金融風暴初期菲律賓採取了嚴格的緊縮政策，提高利率、緊縮信用、減少政府支出和提高部分稅收，而造成國內需求的劇減。為了避免經濟情況的持續惡化，菲國政府與國際貨幣基金決定同步放鬆部分緊縮政策，同時改採新經濟政策。

新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就是要恢復國內的產出，穩定經濟的發展和保護基層貧窮的人民，因此要改採擴張性財政政策，改變租稅誘因和結構；採取降低通貨膨脹和穩定披索匯價的貨幣政策，從而擴展調降名目利率的空間，並要修改中央銀行法給予央行免稅身分以提高政府稅收；追尋銀行、公司、政府、電力、農作物等部門更廣泛的結構性革新，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則按計劃進行。

菲律賓經濟在2001年再度面對強勁的挑戰，在全球資訊通信產業萎縮之下，造成出口大幅下滑，911恐怖攻擊事件更進一步造成全球風險的趨避和景氣下跌，然而菲律賓仍然維持3.73%的經濟成長率，即可歸功於政府的努力推動新經濟政策，達成財政目標，中央銀行謹慎採取平衡披索匯率和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政府順利推動能源改革法案產生良好的改革氣氛，及國際市場景氣轉佳等因素。另外，從產業角度來看，服務業和農業均出現快速的成長。

展望未來，菲律賓仍然要強化總體經濟和減少負面衝擊因素的影響；逃漏稅收嚴重影響財政情況，並造成政府債務的持續上升；金融部門不良資產過高已經造成社會的負擔，這些都需要立即進行改革。另外，在行政改革方面，如恢復選擇性的貨物稅，增加石油貨物稅，提高附加價值稅率；限制政府只對首要工作項目進行支出，以降低財政缺口；強化銀行體系的健全等也須加緊進行。

除此外，雖然菲律賓國會在2001年9月通過了取締洗錢法（anti-money laundering law），但是巴黎金融行動任務小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仍然將菲國列入不合作觀察名單之中，未來菲國是否能訂定合理的取締洗錢施行細則，將會影響到菲國自國際貸款的能力。

新加坡

由於地理位置與經濟規模不同於其他東協國家，使新加坡在經濟與產業結構的發展上也明顯異於其他東協國家。貿易（特別是轉口貿易）是新加坡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撐力，因之，市場的開放是新加坡政策之重心。有鑑於此，新加坡政策上，一直推動產品的自由進出，資金的流動也無管制的開放政策。因此，金融危機並未在新加坡本土爆發，而是間接受鄰近馬來西亞、印尼與泰國的波及，這也說明新加坡得以早於其他國家最快脫離風暴陰霾的原因。

對星國政府而言，金融風暴的衝擊主要來自匯價貶值幅度相對較小，致影響星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造成出口與生產活動的停滯，以及經濟成長的低迷。由於在物價穩定狀態下，星國政府原則上是不會干預匯價變動，而由匯市自由浮動，因此，面對相對升值的競爭力衰退情形，星國政府的基本經濟振興對策係著眼於競爭力的提升。1998年底的競爭力報告書中，強調利用降低資方公積金負擔，減輕廠房與土地租金、降低外勞稅捐以及調降公共費率等租稅措施，以降低企業生產成本，刺激經濟重返成長軌道。

同樣的，在2001年間，由於全球性不景氣，以及全球電子產品需求劇跌，新加坡經濟再度陷入嚴重衰退局面，降低企業營運成本再度成為政府振興景氣之重大對策。在2001年7月份的22億新元緩和衝擊配套措施中，加速經濟和社會基礎設施之建設，擴大技能提升計畫，以及降低企業營運成本為三大主軸。除了擴大技能提升計畫項目具有新意外，其他兩項都為過去政策之延續，其執行成效因之頗受質疑。另一方面，由於景氣持續衰退，加上美國911恐佈事件之衝擊將逐漸浮現，可能加重經濟負擔，因此，同年10月間星國政府再提出高達113億新元的預算外援助配套措施，希望藉此刺激景氣復甦。主要的措施包括減稅、降低政府規費、提供企業紓困貸款、加強在職訓練，以及發給國民經濟再造股票（Economic Restructure Shares）等。據新加坡政府估計，此一配套措施將使星國2001年的財政收支出現40億新元的赤字，而2002年也大約會出現10億新元的赤字。不過，新加坡政府認為自1997年以來所累積的財政盈餘，應可足夠支付整個配套方案所需投入的金額。

對小型開放經濟體的新加坡來說，政府採取景氣對策激勵經濟成長的效果可能有限。另外，由於新加坡經濟的命脈係於外資的持續流入，增進外資對新

加坡投資的吸引力與改善投資環境方是新加坡經濟政策之主軸。面對經濟的持續低迷不振，在金融危機時期及2001年的衰退期間，新加坡卻得以持續吸引外資進入，正說明星國的振興景氣對策是有一定的成效。

泰國

自從1997年泰國率先引爆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泰國政府即積極配合國際貨幣基金（IMF）的援助貸款計畫，採行各項經濟金融改革政策。此期間，泰國政府一方面對外大幅調降進口關稅，並加速推動東協區域經濟整合，以促進東協各國相互間的貿易發展關係；同時並大幅修訂各項外人投資相關法令，如包括移民法（Immigration Act）、外資企業法（Foreign Business Act）、土地法（Land Code）與外人就業法（Alien Employment Act）等，以放寬外人投資限制及獎勵外人直接投資。另方面對內則委由泰國中央銀行與財政部共同負責，持續推動金融部門改造與民間企業的債務重整，以強化金融機構的經營體質，進而逐步恢復國內金融市場的正常運作，此外為了振興國內經濟景氣，泰國政府更配合採行寬鬆的貨幣及財政赤字預算政策。

在泰國政府積極推動各項經改政策下，近年來泰國整體經濟情勢可說已逐漸擺脫金融風暴的陰影，其國內各項經濟金融指標亦普遍明顯趨於改善。如在外債方面，泰國外債總額由1997年底最高的達1,093億美元（占GDP比重72%），逐年下降至2001年底的671億美元（占GDP比重59%），其中民間部門外債更由1997年底的850億美元，鉅幅縮減至2001年底的388億美元。在國際收支帳方面，泰國經常收支餘額不但早自1998年開始即持續呈現順差狀況，其淨資本移動更一反1997年後的持續淨流出，而於2002年第二季開始轉呈淨流入，且隨國際收支的持續改善，泰國官方持有的外匯準備亦大幅累增，截至2002年7月底其累積外匯存底高達378億美元，已遠超過短期外債總額。至於泰國其他經濟及金融指標，如包括泰銖匯率、股價指數、民間借貸利率及一般物價水準等，近年來亦均得以維持相當平穩局面。這些有利情勢的發展，或足以充分反映泰國經濟改革已獲相當程度的具體成效，因此在去年（2001年）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泰國總體經濟仍有1.8%的成長表現，預估今年（2002）全年泰國經濟成長幅度甚至更可能會高達4.0%。

不過若進一步檢視泰國當前總體經濟情勢，顯然尚存在有若干亟待解決的

金融危機後遺問題，首先是泰國政府部門的公共財政急劇惡化問題。近年來由於泰國政府背負沈重的金融重整成本，且在持續多年採行財政赤字預算的擴張政策下，其政府部門的債務負擔有明顯加重趨勢，如中央政府負債與金融機構發展基金（FIDF）債務負擔合計的總公共負債金額占GDP比重，已由1996年的14.5%急劇擴增至2001年的57%，且增加的公共負債有將近7成係來自政府部門直接承擔的金融重整成本。雖然相較於韓國與馬來西亞而言，泰國政府所投注的金融重整成本負擔並不算特別嚴重，其公共債務負擔比例亦尚處於可容忍的範圍，惟有鑑於維持穩健的財政收支乃為泰國政府的傳統作風，因此如何妥善因應急劇增加的公共債務負擔，成為當前泰國政府亟須謀求解決的重要課題。為了有效扼止急劇擴增的公共債務負擔，泰國政府已於2001年中修訂公共債務管理法（Public Debt Management Act），並積極進行租稅及公共支出改革方案，同時加速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預期未來隨經濟景氣復甦，泰國公共負債比例將可望逐漸回降。

泰國金融體系的壞帳處理係另一後遺問題。雖然在政策引導下，泰國各金融機構已積極打消呆帳，並將不良放款債權大量移轉至各公民營資產管理公司（AMC），因此其整體金融機構放款呆帳占總放款比率（Non-Performing Loan；NPL），乃由1999年第二季最高達47%，持續下降至2002年第一季的近10%。不過此僅反映會計帳面上的金融統計數據，若加計銀行體系移轉至AMC的不良放款債權（據統計截至2002年元月份，其移轉AMC的不良放款，占銀行體系總不良放款債權比重65%），則其實際NPL比率仍高達35%。有鑑於放款呆帳問題，仍嚴重影響金融體系貸放業務的正常運作，成為阻礙泰國經濟景氣重建復甦的關鍵，泰國政府針對此問題於2001年中已仿效韓國及新加坡作法，正式立法設置國營資產管理公司（TAMC），以統一收購處理國內金融體系的不良放款債權。如依TAMC設置條例，其收購對象除了公營銀行外尚包括民營銀行與民間AMC 所移轉的NPL，截至2002年5月份TAMC已完成處理357件NPL案，其總帳面價值為1,576億泰銖，其中42%乃為民間企業的債務重整案。未來TAMC是否能在原訂營運期限的5至8年內，順利完成收購不良放款債權的處理工作尚未可知，惟如何不產生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問題，並在完全公開透明化的運作原則下，同時達成資產回收極大化、政府損失極小化與協助民間企業重整的政策目標，對TAMC而言仍為一項高難度的挑戰。

二、對我國之啟示

除新加坡外，東協各國與韓國之經濟改革措施，主要強調金融體系重建與企業結構重整，但各國國情不同，成效也各有差異。從各國之經改措施執行情形，以不及其產生之後果，可綜合整理對我國之啟示如下：

（1）銀行體系重建是大多數國家在金融危機後之重大經濟改革措施，動用大量的公共資金挹注銀行資本，同時建立特殊機構協助銀行處理不良資產。五年來，各國的銀行體系雖然已恢復穩定，但是從銀行放款成長、呆帳比例和獲利情形研判，各國銀行體系很難說已經恢復金融危機前的活力。究其背後因素，主要是因為處理不良放款必然牽動企業債務與營運結構重整。如果陷入營運困境的企業無法迅速重整，則不僅企業積欠銀行的不良債權便無法清理，而且企業也不可能再成為銀行的優良客戶和利潤來源。韓國的金融體系重建成效之所以優於印尼、泰國、菲律賓和馬來西亞，主要原因就在於韓國在企業財務與營運結構整頓方面成效優於其他各國。

（2）我國財政部最近提議將金融重建基金規模擴增9,000億新台幣，各界頗感咋舌。然而，如果這樣做真能使我國銀行體系永遠健全無虞，即使金融重建基金規模高達1.05兆新台幣，也不過僅占我國2001年名目GDP之10.8﹪，和印尼政府為了重建金融體系而發行約占其名目GDP之50﹪的公債相比還算輕微。只不過金融重建與相關的企業債務重整工作勢必牽動某一程度的社會階級地位重組，我國的政治文化是否允許，值得深思。

（3）無論各國重建金融體系的成效如何，金融危機的善後處理成本都造成各國政府嚴重的財政負擔。因此，各國無不師法先進國家加強金融監理制度，防範金融體系危機復發。在這方面，根據銀行體系的呆帳比例研判，韓國的經驗似乎也較其他各國成功，因此它的作法也許最值得我國參考。換言之，為了防範系統性的金融危機，我國似可仿照韓國成立金融監督委員會，將銀行、證券、期貨和保險等金融事業的監理權責從政府財政機關分離出來，實施金檢一元化，統合金融發展政策，並提升金融紀律行政處理時效。

（4）各國的經驗都清楚顯示，沒有健全的企業生態就沒有健全的金融體系。

金融危機發生後，在改善企業生態方面，也以韓國的成效最值得我國借鏡。韓國於金融危機後，為整頓與改善企業財務結構、強化企業經營的透明性、確保競爭公平性，訂定「企業構造調整促進法」，以淘汰體質不良企業。同時，在金融監督委員會之下，成立「會計監理局」，加強監督企業會計，提高企業財務報表的透明度，並增強企業外部董監事功能。此外，還修正勞動基準法，廢止終身雇用制，實施彈性工時制，掃除勞動市場的僵固性。凡此種種完善「公司治理」的制度創建，使企業經營的透明度大幅提高，股東權益與投資環境獲致改善，失業率大幅下降，勞工階級也因而得利。

（5）新加坡採取租稅政策振興景氣，確可降低生產成本，但卻也可能造成財政赤字。星國政府認為其過去經濟成長累積之盈餘，足以彌補差額，不致造成財政負擔。以我國目前財政收支狀況，採取相關措施可能須慎思。

（6）星國振興景氣對策中，強調失業勞工之再訓練，以及終身學習等技能提升計畫。此一措施有助於星國朝知識經濟體轉型，頗值得我國學習並加強之處。

（張少文博士及本刊研究人員）

FRM金融案例分析

2007年北岩银行挤兑事件 每一次经济恐慌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但都有一个相似之处，即它们都紧接着一段表面上的繁荣期之后发生，从而暴露出这种繁荣的空洞。这种顺序屡试不爽，每当我们发现可以不必通过艰苦缓慢的实干，就能轻松大发其财之时，就可以十拿九稳地断言，恐慌时期即将来临。 可能过去就有人讲过这样的话。事实上，在1859年，它已被写进1857-58年商业危机的历史。金融动荡感觉上各不相同，但大多数几乎如出一辙。 让我们从一个显然极为相似的案例开始。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是英国自1866年欧沃伦格尼银行(Overend Gurney)关门以来第一家倒闭的大型银行。两家都是久负盛名的机构，有着审慎且令人敬佩的财务历史：北岩银行的前身是东北部一家共同所有的建房互助会，欧沃伦格尼银行则在东安格利亚贵格会拥有深厚根基。 渴望增长的新一代高管接掌了两家银行的领导权，他们急切想要迅速扩大他们的贷款规模：北岩在房价泡沫的顶峰陷在房屋抵押贷款里，而欧沃尼栽在一些显然有问题的企业上，包括造船、谷物贸易、铁路融资行业及许多其他行业的企业。这些企业都犯了致命错误，即依赖短期借款为他们快速扩张和风险越来越大的贷款账目提供资金。与北岩一样，欧沃尼为其有缺陷的业务模式付出了代价。一个重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英国央行让欧沃尼倒闭了，导致其他一些企业在接着引发的恐慌中倒闭。 最近，两位美国经济学家——马里兰大学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哈佛大学的肯?罗格夫(Ken Rogoff)发表了一份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分析报告，在文中他们找出了二战以来发生在工业国家的前18次银行业危机，把当前的金融危机放到了这一背景下加以研究。他们发现了把单个事件转化成金融繁荣和萧条的整体图景的共同主题，他们称之为“诸多标准金融危机指标上惊人的定性和定量相似点”。他们重点对美国进行了研究，但如果你观察相关数字，他们分析中的大部分内容也适用于英国。 在每次重大金融动荡之前，住房价格都会快速上涨，股票价格也是如此。由于直到危机发生的前夜，资本流入加速，经常账盈余迅速扩大。公共债务上升是战后危机中一个几乎普遍的前兆。当问题隐约浮现时，总体经济增长开始逐渐放缓。此外，以往的金融冲击发生前，通常有一段放松金融管制的时期。 作为一位见识颇多的记者，我见证了1973年至1974年的次级银行危机，我们最强大的金融机构险些被拖垮。现在，我还仍然保留着由四大清算银行之一发布的否认它们身处困境的新闻稿。那次事件有几个不同的触发因素：其中之一是1971年底开始实施的《竞争与信贷管理条例》(Competition and Credit Control)，它放开了贷款的上限，降低了对银行的流动性要求，并终结了利率同盟。之后的两年里，对英国居民的信用垫款总额增加了2.5倍。 放松管制也在今天的事件中扮演着角色。引用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Paul V olcker)的话，过去25年间“我们从一个以商业银行为中心的、高度监管的金融体系，转变为一个经过了高度设计、复杂得多的体系。今天，众多金融中介发生在有效的官方监管和监督之外的市场，全都装在不知有多少万亿规模的衍生品工具里。” 另一个共同特征是，资产价格泡沫通常接在一段时期的价格稳定后发生，最近英国《金融时报》一篇由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和阿维纳什?佩尔绍德(Avinash Persaud)撰写的文章指出了这一点。他们引用了1929年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1997-98年的亚洲，以及2007-08年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作为案例。 低通胀导致低利率和真实资产的积累，继而导致投资者为了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而去冒更大风险。20世纪70年代就有一个经典案例，当时石油美元涌入国际资本市场并推动利率走低。银行流动性充足，正四处寻找新的出口。他们在中欧和拉美的发展中经济体找到了正在找寻

案例：东南亚金融危机与香港金融保卫战

东南亚金融危机与香港金融保卫战 一、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东南亚经济 在1994年12月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后，一些经济学家就指出东南亚可能发生金融危机：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鲁格曼（P·Krugman ）指出，东亚奇迹并不是来源于总生产能力的增长，而是由于过度的投入、过高的投资、过速的资本流入、过量的人工资本输出，这种模式下形成的所谓“经济奇迹”是不会长久的。 1995年9月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刘遵义（Larry·Lau）、1996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戈尔斯坦（M·Goldstein）都指出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可能会发生金融危机。 遗憾的是这些中肯的意见并未受到有关国家的重视，经济问题未能得到有效、及时地解决，经济不平衡现象愈演愈烈。 因美元对日元升值不已，使得与美元挂钩的泰铢强劲，导致泰国贸易账户恶化。同时，被地产市场泡沫掩盖的泰国银行体制坏账问题十分严重。泰国经济高度依靠外资特别是日本资本的大量流入，刺激了股市和地产市场上扬。日本经济衰退，亦严重影响到泰国。一方面日资大量撤出泰国，另一方面，泰国对日本的贸易出口大幅减少，贸易账户更趋恶化。外贸赤字持续上升。其他东南亚国家也大致相同，

Development Economes（TOKYO）：EIU Country Report，1996年、1997年为预测数。 1996年时，光在曼谷就有相当于200亿美元的房子卖不出去，房地产价格的崩溃其实无可避免。令人担忧的是，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据银行业贷款总额的50％。到1997年，一半以上的房地产相关贷款是坏账！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坏账从1990年的770亿铢猛增到1996年的1420亿铢。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办公楼宇的空置率达 25%，还有大量的在建项目。 同时，东南亚各国的外债迅猛增长，短期外债比重过大。 二、金融危机的爆发 1997年5月，国际货币投机商（主要是对冲基金及跨国银行）开始大举沽空泰铢。炒家沽空泰铢，分为三个步骤：（1）以泰铢利率借入泰铢；（2）在现汇市场卖出泰铢，换入美元；（3）将换入的美元以美元利率借出。当泰铢贬值或泰铢与美元利率差扩大时，炒家将获利。 一开始，泰国央行与新加坡央行联手入市干预，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动用120亿美元吸纳泰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投机商、大幅调高利率以提高炒家资金借贷成本，等等。但对泰铢汇率的攻击潮水般地袭来，货币投机商狂沽泰铢，泰铢兑美元的远期汇率屡创新低。1997年6月19日，坚决反对泰铢贬值的

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案例

一、案情 1998年俄罗斯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继5月19日股价和债市价格大幅下跌后，8月份，国内经济恶化，8月17日，俄罗斯政府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被迫宣布实行新的卢布“汇率走廊”，使得俄金融市场投资者的心理防线崩溃，最终引发了一场俄独立以来积蓄以久的、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 1998年8月17日，俄政府及中央银行发表了“联合声明”，对俄国内出现的金融危机采取“三大措施”，具体内容包括： 1.扩大卢布汇率浮动幅度。放弃1997年11月11日宣布的1998～2000年“外汇走廊”，即6.2卢布兑1美元，浮动幅度正负15%。从8月17日起，这一走廊扩大到6～9.5卢布兑1美元，卢布在此范围内浮动。外汇市场当天的成交价，即是央行的官方汇率 2.延期清偿内债。1999年12月31日前到期的国家短期债券转换成新的国家有价证券，期限和收益率等条件另行公布。在转换手续完成前国债市场停止交易。前些时候，俄政府曾号召国债持有者在自愿基础上将债券转换成7年期和20年期的外汇债券，利率在12%以上。但在700多亿美元的内债市场上，响应者寥寥，同意转换的债券，仅有44亿美元，没能解决内债问题。 3.冻结部分外债。俄商业银行和公司从国外银行、投资公司等处借到的贷款、用有价证券作担保的贷款的保险金，以及定期外汇契约，其支付期冻结90天。同时禁止国外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偿还期在一年以内的卢布资产。政府强调，“冻结”不涉及政府借的外债。 “三大措施”出台后，俄国内金融危机并未得到缓解，相反，对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1.金融市场上出现汇市乱、股市跌、债市瘫的局面。卢布同美元的比价由8月17日的6.3:1暴跌为9月9日的2 2.4:1，贬值257%，6天后又反弹为8.9：1。升值150%。俄罗斯交易系统股价综合指数从上年的230点跌为约40点；日交易额从危机前的近亿美元跌至最低时期的数十万美元。进入欧洲企业500强的俄罗斯14家工业企业的股票总市值由一年前的1140亿美元缩水为160亿美元。俄债市停业近4个月，4360亿卢布国债券的重组方案迟迟未能实施，政府债券在国际市上的市值仅为面值的6%。 2.受冲击最大的是尚处于“婴幼时期”的银行系统，其总资本、存款和贷款均减少了1/3。1998年第三季度，俄1500家银行中有590家亏损。在即将开始的银行系统重组中，近一半银行将被迫宣布破产。 3.金融危机使卢布贬值70%，失业人数大幅上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由年初的1/5增至年底的1/3，90%以上的居民生活水平下降。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 20132182 13数学1班韩荀 1997年7月，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拉开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序幕。在亚洲大部分国家都过分依赖于世界市场的经济形态下，由于美国为了自身经济利益和政策以及一些国际投机商的行为，使得当时发展势头迅猛的亚洲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而中国由于对资本性项目的严格管制，国际短期资本流入的情况并不多见，成为中国能够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在亚洲金融危机席卷各国的时候，中国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同时，采取努力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保持了国内经济的健康和稳定增长，对缓解亚洲经济紧张形势、带动亚洲经济复苏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国虽然在亚洲金融危机遭受巨大冲击，但中国通过一系列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经济逐渐走向复苏。我国首先采取了扩大国内需求，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经济政策。具体措施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以支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同时中共中央发出了指导性文件，强调要调整投资计划，扩大投资规模。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由原来的10%调整到15%以上，集中力量建设铁路、公路、通讯、环保、农林水利等基础设施，同时加大投资力度和扩大投资领域。我国实行扩张型财政政策与扩张型货币政策，以增加个人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达到增加产出和促进就业的目的。中央银行一边下调存款准备金，仅98年一年就下调了5个百分点，从13%降至8%；另一边，降低银行利率，在98年至03年期间，利率一连降了九次。不仅如此，为刺激消费，1999年起央行又推出消费信贷，鼓励人们购房买车，同时还加大了出口信贷力度，扩大出口。 我国政府为了稳定人民币的汇率，中国人民银行对外汇市场进行有力的干预，在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下中国的经济开始增长。然而，2006年12月，按年计算的CPI已上升至2.80%，我国出现通货膨胀加速的苗头。政府为降低固定资产投资率、抑制房地产泡沫、维持价格稳定，国家开始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一方面，紧缩的货币政策意味着较高的利率，而较高的利率则意味着资本流入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另一方面，为了维持人民币的稳定与紧缩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实施大规模冲销操作，使得央行持有国债面临枯竭的局面。 中国人民银行从2003年开始已经8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以减轻冲销的负担。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冻结了大量流动性。2003年以来，面对经济中出

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 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强行管制并非能将金融危机完全屏蔽于国门之外，危机对大陆的外部帐户和某些国际金融指标的负面影响是显著的。就外部帐户而言主要表现为出口的下降，外资流入的减缓。 （一）金融危机对出口的影响 对出口增长给予充分的重视，是由于外贸出口在1997年已占GDP的20.3% ，如果外贸出口下滑，外需减少，对总需求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就较为严重1。亚洲经济危机导致中国出口的下降，可以从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人民币对周边国家货币的升值，抑制了这些国家对国内商品的进口，削弱了中国国内产品在第三方市场上的竞争力；其次，周边国家经济的衰退所产生的财富效应会直接降低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消费需求除了受价格水平的影响外，还决定于该国的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的衰退无疑会降低个人的财富及其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同时经济萧条也抑制了企业的投资需求。 图2：中国出口和进口的月度同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海关统计，1997－1999年各期。 从1998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国的进出口增长率同时出现下滑（见图2）。1998年的出口基本上没有增长，而负增长的趋势在1999年的头两个季度之中 1 1990-1997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年均7.5%(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1999)。

仍未得到缓解。出口的结构方面，1998年对欧洲和北美的出口仍然保持了增长的势头，在亚洲市场上却全面败退2（见图3）。对东亚国家或地区外贸出口增长幅度的下降主要是源于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的双重作用，但对欧美国家的出口增长却可以说明，1998年出口增长率的下滑并不主要是由于东亚国家的汇率贬值提升了这些国家外贸出口竞争力，挤占了我国的出口市场而引起的。 汇率贬值在短期内并未给这些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带来好处。东亚国家的出口产品中绝大多数是“来料加工”型的，进口成本约占这些国家出口总值的百分六十。货币贬值会引起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抵消了出口价格下跌所带来的利益。而且，由于金融秩序的混乱，许多企业根本借不到资金，甚至连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开出的信用状，外国银行都不愿接受，因此，企业缺乏流动资金，无法进口原材料进行生产。对于外国购买者来说，按时交货的因素至少和货品价格的因素同等重要。即使汇率贬值使东亚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稍微下降，许多外国购买者因担心不能按时收到货而不敢把订单下给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企业。因此，东亚国家在金融危机时的大幅贬值并未给我国在1998年对欧美的出口上造成直接的威胁。 图3：1998年中国对亚洲和其他主要国家的出口增长率 数据来源：海闻，钟凯锋（1999）。 从1999年5月以来，中国的出口形势开始趋于好转，尽管1－8月的累计 出口额仍为负增长。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对第一大的贸易伙伴亚洲和第三大的贸易伙伴欧洲的出口同比增长率为负（见表5）。东亚经济的复苏无疑会导致其进口需求的增加，中国对东亚各国的出口恢复程度各异，其中对日本、印尼和韩国的出口尤为显著，对亚洲其它国家则仍旧低迷。对欧洲的出口比去年相对下滑，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欧洲1999年经济增长的放缓和欧元的贬值3。相对于中国而言，东亚国家的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下降了20%－ 2 除了菲律宾之外，1998年中国对东亚主要国家的出口都下降了。然而到1997年为止，亚洲市场占到了中国出口市场的40%，到1999年8月这一比例进一步上升到52.35%。 3 1999年，欧元相对于美元贬值了12%，而欧盟的经济增长率也从98年的2.8%下降到99年的 1.8%（IMF,1999）。 -40.0% -30.0% -20.0% -10.0% 0.0% 10.0% 20.0% 30.0% J a p a n I n d o n e s i a M a l a y s i a S i n g a p o r e T h a i l a n d K o r e a P h i l i p p i n e s U K G e r m a n y F r a n c e R u s s i a C a n a d a U S A A u s t r a l i a

案例 亚洲金融危机始末-马晓东

案例亚洲金融危机始末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已经连续10年高速增长。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些国家的银行信贷额以更快的速度增加，短期外债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主要投资于房地产）。此外，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也没有考虑到汇率风险。这些都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1994年以来，泰国经济出现疲软，出口能力减弱，国家外汇储备持续减少，房地产市场由繁荣走向衰退，这些因素使对泰国觊觎许久的国际投机资本蠢蠢欲动。吃柿子挑软的拿，泰国，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1997年5月，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货币投机商开始大举沽售泰铢，泰铢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跌。面对投机商气势汹汹的进攻，泰国央行与新加坡央行联手入市，三管齐下，企图捍卫泰铢阵地，他们动用了120亿美元吸纳泰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离岸投机者；大幅提高息率。一番短兵相接之后，泰铢的地位暂时性保住了。但此时兴奋未免为时过早，国际投机商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他们的招数只有一个:筹集资金，狠抛泰铢。索罗斯开始节节挺进。与此同时，泰铢贬值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屡创新低。泰政府临阵换将，原财政部长庵雷·威拉旺被迫交出帅印，然而他的黯然离去却未能阻止泰铢的节节失利。6月份，投机商开始出售美国国债，筹集资金，再度向泰铢发起致命一击。泰央行奋起还击。为了稳定军心，6 月30日，泰国总理差厄利发表电视讲话：“我再次重申，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发誓归发誓，偏偏泰国金融市场像个扶不起的阿斗。此时的泰国央行已弹尽粮绝，仅有的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消耗殆尽。就在泰总理讲话两天之后，泰国央行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当天，泰铢重挫20％。7月29日，泰国央行行长伦差·马拉甲宣布辞职。8月5日，泰央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终于失守。泰铢的大幅贬值，进一步的拖累了泰国的经济，在野党、反对党纷纷指责执政党在防范金融风险和挽救经济上的无能，时任政府在强大的压力被迫下台，泰国的经济危机演化为政治危机。 与此同时，菲律宾比索的软弱可欺使它成为国际投机商的另一狙击目标，菲央行曾尝试一周之内4次加息，并宣布扩宽比索兑换美元汇率的波幅，竭力对抗索罗斯。但大势已去，无力回天。7月11日，菲央行宣布允许菲律宾比索在更宽的幅度内波动，一时间，比索贬值惨不忍睹。实际上，这标志着比索保卫战的全面失守。 但此时的索罗斯显然并未心满意足，他四下出动，寻找可捕猎的下一个目标，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进入了他的视线之内。马来西亚央行曾试图拉高马来西亚林吉特的成本来阻止投机商的兴风作浪，印度尼西亚政府也积极入市稳定印尼盾。但国际投机商强有力的进攻终使两国俯首称臣，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爆发。尤其是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引发其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然而，在这个经济萧条时期，印尼政府却宣布取消粮食补贴政策。此项政策一经发布，舆论哗然。一直贪恋经济红利而忍受暴政的公众再也不愿沉默了，各地区尤其是购物场所出现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和骚乱，学生运动也风起云涌，整个社会动荡不安。1998年5月21日，苏哈托总统被迫辞职，印尼政府垮台。至此，印尼的金融危机衍化为一场广泛的社会政治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案例分析

南京理工大学 课程考核论文 课程名称：风险管理 论文题目：亚洲金融危机案例分析姓名：孙浩 学号：914113590125 成绩： 亚洲金融危机案例分析

目录 1.案例简介 (2) 2.原因分析 (6) 3.启示 (9) 4.参考文献 (11) 一、案例简介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始于泰国货币危机，早在1996年泰国经常贸易项目赤字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8.2%，为了弥补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和满足国内过度投资的需要，外国短期资本大量流入房地产、股票市场，泡沫经济膨胀，银行呆账增加，泰国经济已显示出危机的征兆。 1997年5月中旬，以美国大投机家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资者对泰铢发动猛烈冲击，更加剧了泰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7月2日，泰国货币危机全面爆发。泰国宣布放弃自1984年以来一直实施的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改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泰铢即贬值20%，这标志着泰国货币危机全面爆发。由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也面临着与泰国相似的一些问题，再加上所谓的“接触传染”效应以及国际投机者的不断狙击，危机开始蔓延到整个东南亚。 7月11日，菲律宾首先步泰国后尘，宣布允许比索在更大范围内与美元兑换，比索当天贬值11.5%，利率一夜之间猛升到25%；

同一天，马来西亚则通过提高银行利率阻止林吉特进一步贬值。印度尼西亚被迫放弃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比价，印尼盾7月2日至14日贬值了14%。一向稳健的新加坡元也于7月18日跌至30个月以来的最低点1.4683新元兑换1美元；8月14日，印尼宣布汇率自由浮动，当天印尼盾再次贬值5%；8月16日，马来西亚林吉特暴跌了6%，跌至24年来的最低点。东南亚外汇市场的震荡，使投资者信心受挫，外资大量撤离，东南亚股市也因此低迷，泰国货币危机由此逐步发展成为更为广泛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港元联系汇率制也接受了严峻的挑战，香港特区政府采取果断对策，成功地捍卫了港币联系汇率制度，但是，由于利率飙升，香港股市为此受到较大冲击。 继泰国等东盟国家金融风波之后，台湾的台币贬值，股市下跌，掀起金融危机第二波，10月17日,台湾货币当局在经济状况良好,经济项目盈余,外汇储备充足,有能力维护新台币稳定的情况下，突然主动放弃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当日，新台币兑美元的汇价即跌至29.5，为1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不仅进一步动摇了投资者对东南亚的信心，加剧了东南亚金融市场的混乱，10月28日，香港恒生指数再次下探，自1996年来首次跌破1万点，最低见到8775.88点，跌幅达13.7%。至此，与8月份最高点相比，香港股市跌幅几乎过半。 11月，韩国汇市、股市轮番下跌，掀起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第三波。11月20日，韩国中央银行决定将韩圆汇率浮动范围由2.25%扩大到10%，至此韩国开始成为亚洲金融风波的新热点。截至12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1997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变化 摘要:1997年我国经济进入腾飞阶段，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变化，我国积极进行货币政策的调整变化，本文旨在浅议1997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变化，以此来透视这一段货币政策改革的岁月 关键词：中国货币政策稳健稳中从紧适度调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应对当时的严峻经济形势，中国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1998年至2002年，中国面临通缩压力，那时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是增加货币供应量。 1997~2002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际投机游资的虎视眈眈，中国对内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外努力稳定汇率， 2003年以来，面对经济中出现的贷款、投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等新变化，稳健的货币政策内涵开始发生变化，适当紧缩银根，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 2007年6月13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货币政策开始“稳中适度从紧”。 2007年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2008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定为“两个防止”：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会议要求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 2003~2007，为了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实行稳中从紧货币政策 2008年7月以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国内通胀压力减缓等情况，中国人民银行调整金融宏观调控措施，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并引导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总量。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根据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的形势，要求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 200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要继续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就当前全国财政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时指出，要继续坚定不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此间发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２００９年第二季度）》指出，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坚定不移地继续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走势和价格变化，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动态微调。 2009年12月5日至7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0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要密切跟踪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把握好货币信贷增长速度，加大信贷政策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有效缓解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保证重点建设项目贷款需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着力提高信贷质量和效益。要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

案例：泰国的金融危机

案例：泰国的金融危机 一、泰国金融危机的爆发 1971 年到1991 年，泰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7. 9 %，1991 年至1996 年的年均增长率则达到8 %，这种持续高出世界经济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使得泰国成为继“亚洲四小龙”之后的“第五小龙”。而且长期以来，泰国通胀率一直有效地控制在3%～6%之间。国民经济增长和运行绩效可谓骄人。 然而，1997年，泰国却爆发了金融危机。 1997 年2月初,国际投资机构掀起抛售泰铢风潮,引起泰铢汇率大幅度波动。于1997 年2 月开始向泰国银行借入高达150 亿美元的数月期限的远期泰铢合约, 而后于现汇市场大规模抛售, 使泰铢汇率波动的压力加大, 引起泰国金融市场动荡, 泰国央行为捍卫泰铢地位, 仅在1997 年2 月份就动用了2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才初步平息。3 月4 日,泰国中央银行要求流动资金出现问题的9 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增加资本金82. 5 亿铢(合3. 17 亿美元) ,并要求银行等金融机构将坏账准备金的比率从100 %提高到115 % ～120 % ,此举令金融系统的备付金增加500 亿铢(合19. 4 亿美元) 。泰国央行此举旨在加强金融体系稳定性并增强人们对金融市场信心, 然而不但未能起到应有的稳定作用, 反而使社会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下降,从而发生挤提,仅5 日、6 日两天,投资者就从10 家出现问题的财务公司提走近150 亿泰铢(约兑5. 77 亿美元) 。与此同时，投资者大量抛售银行

与财务公司的股票, 结果造成泰国股市连续下跌，汇市也出现下跌压力。在泰国央行的大力干预下,泰国股市和汇市暂时稳定下来。进入5 月份,国际投资机构对泰铢的炒卖活动更趋猛烈。5 月7 日,货币投机者通过经营离岸业务的外国银行,悄悄建立了即期和远期外汇交易的头寸。从5月8 日起,以从泰国本地银行借入泰国铢,在即期和远期市场大量卖泰铢的形式,在市场突然发难,沽空泰国铢,造成泰国铢即期汇价的急剧下跌,多次突破泰国中央银行规定的汇率浮动限制,引起市场恐慌。本地银行和企业及外国银行纷纷入市,即期抛售泰铢抢购美元或叙作泰铢对美元的远期保值交易,导致泰国金融市场进一步恶化, 泰铢一度兑美元贬至26. 94 ∶1 的水平。面对这次冲击,泰国中央银行加大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力度,动用约50 亿美元的外汇进行干预,并取得日本、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中央银行不同形式的支持。同时,泰国中央银行又将离岸拆借利率提高到1000 % ,令投机泰铢成本倒增,又禁止泰国银行向外借出泰铢。在一系列措施干预下,泰铢汇率回稳,泰国中央银行又暂时控制了局面。6 月中下旬,泰国前财长辞职,又引发金融界对泰铢可能贬值的揣测,引起泰铢汇率猛跌至1 美元兑28 泰铢左右。泰国股市也从年初的1200 点跌至461. 32 点,为8 年来的最低点,金融市场一片混乱。7 月2 日,泰国中央银行突然宣布放弃已坚持14 年的泰铢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同时,央行还宣布将利率从10. 5 %提高到12. 5 %。泰铢当日闻声下跌17 % ,创下新低。泰国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中国政府应对策略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中国政府应对策略 【前言】 1997年夏，亚洲爆发了罕见的金融危机。在素有“金融强盗”之称的美国金融投机商索罗斯等一帮国际炒家的持续猛攻之下，自泰国始，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汇市和股市一路狂泻，一蹶不振。在东南亚得手后，索罗斯决定移师香港。 香港庆祝回归的喜庆气氛尚未消散，亚洲金融风暴便已黑云压城。在请示中央政府后，特区政府果断决策，入市干预。经过几轮“肉搏战”，国际炒家弹尽粮绝，落荒而逃。香港取得最终胜利，保住了几十年的发展成果。 而为了帮助亚洲国家摆脱金融危机，中国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不对人民币实行贬值，并通过国际机构和双边援助来支持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充分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 【危机来袭】 在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时期，亚洲被世界上公认为新千年的一个巨大的新兴市场。当时的泰国，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开始从海外银行和金融机构中借入大量的中短期外资贷款，外债曾高达790亿美元。在一片表面繁荣之下，泰国修建起许多空无一人而锃光发亮的办公大楼，韩国建立起了年产5百万辆小汽车的生产能力，这是当时韩国国内汽车市场容量的10倍。 1997年，泰国经济疲弱、出口下降、汇率偏高并维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给国际投机资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捕猎机会。由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主导的量子基金乘势进军泰国，开始大量卖空泰铢，以迫使泰国放弃维持已久的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泰国政府不甘示弱，不惜血本以强硬手段进行对抗，在短短几天内耗资100多亿美元吸纳泰铢，但却徒劳无益。1997年7月2日，苟延残喘的泰铢终于崩溃。泰国宣布实行泰铢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即一路狂跌18%，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泰国金融危机的正式爆发。挤垮了银行56家，泰铢贬值60%，股票市场狂泻70%，泰国人民的资产大为缩水。 泰国金融危机像瘟疫一样传染到东南亚各国，在泰铢急剧贬值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们的攻击对象。 7月11日，菲律宾对比索的大规模干预宣告破产，决定放开比索与美元的比价，比索开始大规模贬值。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8月23日，印尼盾贬值以历史低点，甚至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财政援助。11月中旬，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案例：俄罗斯的金融危机(1997-1998)

俄罗斯金融危机（1997-1998） 一、进程与原因 俄罗斯从1997年10月到1998年8月经历了三次金融危机。 第一次金融风波发生在1997年10月28日至11月中旬之间。俄罗斯于1996年起对外投资开放，1997年是俄罗斯经济转轨以来吸入外资最多的一年。但是外资总额中直接投资只占30%左右，70%左右是短期资本投资。 1997年10月韩国爆发的金融危机立即对俄罗斯金融市场产生连锁反应。结果，自1997年10月28日到11月10日间由于大量抛售股票，股价平均下跌30%，债市和汇市也纷纷告急。当时央行拿出35亿美元拯救债市，以维持国债的收益率吸住外资。虽然国债收益率上升至45%，但外资依然撤走了100亿美元。 第二次金融大波动发生在1998年5月~6月间。具体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政府危机引起投资者对俄罗斯政局不安；第二、俄罗斯严重的财政、债务危机引起投资者心理恐慌；三是议会修改政府的私有化政策。 面对上述不断发生的金融市场动荡，政府当时采取的对策主要有以下三条： 首先，保卢布，办法是提高利率，同时抛售美元干预汇率。 其次，由举借内债转向举借外债。 第三，延长整个债务的偿还期。 1998年8月，俄罗斯又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第三次金融大波动。这次金融大波动的直接诱因是由于政府贸然推行三项强硬的稳定金融措施：第一项，扩大卢布汇率浮动区间；第二项，延期90天偿还到期外债；第三项，转换内债偿还期。 这三项措施一公布，股票大跌而停摆，卢布汇率猛跌，后来，央行宣布任由卢布自由浮动，卢布汇率失守，股市更是一泻千里。到8月28日，俄国综合指数所包括的100种股票的市价下跌85%。

案例分析：从海尔集团看风险管控

案例分析：从海尔集团看风险管控 https://www.wendangku.net/doc/b816728817.html,2009-05-13 16:05:05 来源：CIO时代 【导读】：海尔之所以能在逆市中取得更上一层楼的佳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十多年中对风险管控的强化和创新。 海尔之所以能在逆市中取得更上一层楼的佳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十多年中对风险管控的强化和创新。 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其影响还在不断扩散之中，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同样面临着巨大挑战。 而在此背景之下，位于青岛的海尔冰箱生产车间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世界著名的消费市场研究机构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欧睿国际)最新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以单一品牌计，2008年海尔品牌在全球冰箱市场份额已达6.3%，超过惠而浦、LG和伊莱克斯等，跃居全球第一。 在弥漫着悲观情绪的市场上，2008年海尔集团全球营业额实现1220亿元，同比增长8%，其中海外营业额同比增长9.8%，利润同比增长20.6%，目前海尔集团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白色家电制造商、中国最具价值品牌，在全球建立了29个制造基地，8个综合研发中心，19个海外贸易公司，全球员工总数超过5万人，已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跨国企业集团。这样一组数据，无疑勾勒出了在全球危机(尤其是在国内制造业危机)的寒冬之下的一抹盎然春意。 海尔今天的这一切得益于其十分注重吸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重视内控和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我们认为，所有风险的源头可以说是战略，确定战略的时候，就锁定了全部风险。企业里的风险可以通过一些手法进行有效规避：财务管理、预算管理、人事管理、有效授权、投资管理和风险监控，制定风险管理体系以量化各项企业风险，制定风险防范的办法，降低经营的风险。 以海尔的具体风险管理措施来看： 战略层风险管理 集团化、国际化：目前海尔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贸易公司与设计中心，全球有10多个工业园，这么大的规模如果不建内控体系，企业的风险将非常大。 风险随着企业集团化、多元化、国际化等新经营空间的拓展，而有了很多新的课题、新的表现，在拓展的同时，需要不断提升对风险的认识、理解和控制。风险在遇到集团管控问题后会立即变得更加复杂：首先，集团企业在取得协同、整合、规模优势等利益的同时，随着资产规模的扩大、涉足产业的增加、所属子公司地域分布趋于分散，企业所面临的各种投资、运营、管理风险必将显著放大，对集团管控能力特别是风险内控体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因集团化、多元化和国际化之后产生的多层次、多法人问题，风险也成为一个跨层次、多对象的体系。因此，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其触角的全球延伸，风险管理便自然成为企业经营的充分必要命题。 在国际化运作中，海尔的理念是“出口创牌”，战略分为三步“走出去”、“走进去”和“走上去”，“走出去”仅仅是把产品出口到海外：“走进去”则是应成为在当地被认可的产品，进入到当地连锁，在当地设计，为当地用户服务“走上去”则是成为当地的名牌。在国际扩张的路径上，海尔的手段主要是：整体兼并、投资控股、品牌运作和虚拟经营。海尔兼并扩张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总体一定要大于局部之和”，必须兼并一个成功一个，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

人们似乎渐渐淡忘了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

人们似乎渐渐淡忘了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然而,最近几年里,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以及各国政府担心由此引发经济动荡而频繁实施高强度的宏观调控政策,又让人们重新反思现代经济中有关泡沫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事实上,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思索:泡沫是如何形成的,又是怎样扩张的?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吗?本文把泡沫问题放到现代金融经济这个大框架内来讨论,以揭示泡沫扩张向金融危机的演变过程,以及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一资产价格、金融不稳定假说与经济泡沫 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中的泡沫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某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的过程中陡然涨价,使人们形成远期价格将继续上升的预期,从而吸引新的买主。这些买主中,大多属于只想通过买卖牟取利润,而对资产本身的用途及其盈利能力不感兴趣的投机者[1]。但是,资产价格上升通常伴随着预期的反向变化并带来价格的暴跌,最终导致金融危机。K·加尔布雷斯不仅详尽地描述了历史上发生过的泡沫事件,而且还将 由金融过度投机而引起的资产价格飚升,继而价格狂跌并使经济陷入大萧条的现象称之为“泡沫”[2]。 J·斯蒂格利茨在他的《关于泡沫的讨论》一文中认为,如果投资者相信某种资产能以高于他们的预期时,这种资产的现实价格就会上升。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达成对泡沫状态的一致定义,但是一些基础性的解释却是共同的: (1)泡沫最直接的表现是资产价格的暴涨和暴跌; (2)泡沫期间的金融投机活动异常的盛行和猖獗; (3)基础经济因素对资产价格变动几乎不会产生影响; (4)泡沫发生的主要载体是股票和房地产市场。 费雪是最早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金融不稳定性的机制与经济泡沫进行系统性研究的经济学家。费雪认真总结了以往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同时出现负债过度(over-indebeteness)和通货紧缩(defla-tion)现象是多种市场产生大动荡和经济泡沫的最根本原因。在“负债过度”和“通货紧缩”并存的情况下,各经济主体为减轻债务而采取的行为导致物价下跌,以致陷入实际利率上升、借款人实际负债增多的恶性循环之中。负债-通货紧缩理论对1873-1879年的美国经济不景气、1929-1933年的全球性大萧条具有很强的解释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莫尔顿利用这一理论对上述两次危机产生时的情形作了富有说服力的详尽描述。但是,未来是不确定的、无法进行定量的测算,财富最容易受到未来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负债-通货紧缩理论难以解释财富效应。为了解释经济主体在不定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各种选择,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金融不稳定的运行机制,凯恩斯提出了“不确定性”模型[3]。 凯恩斯以前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生产的诸要素是确定的,其他的相关情况也都是预知的,所以,对未来的预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风险也是可以测量而不是变幻莫测的。而在凯恩斯构建起的宏观经济模型中,将市场经济中的金融交易作为不确定的、充满风险的经济行为来分析,并十分重视考察与经济主体行为密切相关的变量,诸如货币持有量、利率、资产价格、设备投资等。在凯恩斯模型中,列举出了“危机”的概念,重点关注的是在不确稳定条件下人们的预期,对风险形成的判断以及信心。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凯恩斯建立了一个在不确定前提下,投资的变化使得整个经济态势发生变化的模型:投资由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折算成现值的贴现率决定。由此推断危机的形成机制在于,在组织有序的投资市场上,如果一旦人们意识到存在“过度乐观引致抢购风潮的市场”,觉醒的力量将势不可挡,资本的边际率倘若受到冲击,则可能使经济出现泡沫。1987-1977年日本经济泡沫、以及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为凯恩斯“不确定性模型”的应用性提供了佐证。 海曼·明斯基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 thefinancial instability hpythesis)进一步完善、丰富了凯恩斯理论,特别是在下列三个方面所作的贡献,为当今理论界研究经济泡沫提供了一个实用性很强的分析框架: (1)在“以投资为中心解释经济周期”中融入“投资的金融理论”,并将金融制度、金融惯例的变革等因素一并考虑进去; (2)在资本资产的价格形成和设备投资决定方式的框架下,考察经济主体的债务结构及将来还本付息的合约内容; (3)重视预期的形成,并强调贴现率与金融市场的利率随资本资产的流动性评估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4)根据借款人金融债务派生出的本息及其实际经济活动带来的收益,将资金借方的金融理财划分为套期保值金融、投机金融和庞兹金融三种类型,并强调景气时期泡沫的扩张过程,其实就是借款人从避险金融向投机性金融的转移过程,而在金融缩水和泡沫崩溃过程中,主要的变化趋势是由套期

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

1998：俄罗斯金融危机 一、危机的发生 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趋势，就是各国经济和金融正加速朝着国际化、一体化的方向发展。所谓金融开放就是指在这种历史潮流推动下，各国实施对外开放的金融政策，拆除各种金融壁垒，放松外汇管制，解除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促使本国金融市场实现国际化。金融开放一方面加速了资本的国际流动，便利了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开展，为跨国公司的金融活动拓展了天地，促进了投资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加重了经济和金融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削弱了有关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增强了短期资本流动的投机性和金融业竞争的激烈性，从而威胁到各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并加剧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的金融开放加快了步伐，但国内金融制度和金融监管的完善却未跟上金融开放的步伐。因此，在国内宏观经济失衡和国际投机资本的内外冲击下，接连不断地发生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等。 1998年5月至8月间俄罗斯爆发的金融危机，不仅导致了俄罗斯严重的经济衰退，引起剧烈的政治动荡，还波及到了美国、东西欧、独联体甚至拉丁美洲，使这次金融危机具有了全球性的含义。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次金融危机是在俄罗斯经济开始出现复苏的情况下发

生的。这就促使人们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的时代背景下，不得不更多地思考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战略问题。 加入WTO已经五年后的今天，中国的金融开放也进入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由于中国一直没有完全解除对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所以此前尽管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其他历次国际金融动荡的冲击，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形势基本保持了健康稳定的发展。但今后中国将履行入世时开放服务贸易的诺言，金融开放就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金融市场的大门会进一步打开，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也将逐步实现，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下，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保障金融体系的安全，成为中国金融开放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由于俄罗斯与中国同属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俄罗斯金融危机的教训，很值得中国引以为鉴。研究俄罗斯金融危机发生的经过、原因和俄罗斯政府的对策，对于探讨中国在金融开放的进程中如何采取正确的保护策略保障自身的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俄罗斯金融危机爆发的全过程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俄罗斯经济就不断发出告急和求援的信号。1998年5月，由于国家外汇储备短缺，卢布贬值的压力日益增大，俄罗斯金融局势开始发生动荡，突出表现是卢布兑美元的比价由6：1下跌到6．3：1以及短期国债收益率突破80％。但谁也没料到，俄罗斯的金融体系此时已到了濒危的边缘。1998年8月17日，俄罗斯政府由于无法支付巨额到期债务，总理基里延科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