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与香港的法律冲突

前言

内地与香港的管辖权冲突是内地与香港的法律冲突当中的最重要的一方面。随着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往的日益频繁且不断的加深，再加上两地适用法律的不同，内地与香港之间对于管辖权的法律冲突越来越多。由于管辖权冲突的问题，使当事人的利益在受到损害时，不能及时得到解决，维护不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两地法制局面的稳定，所以两地应该尽快提出解

决之道才是上上之选。文章从参考各种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两地管

辖权冲突的特点及产生的原因，进而提出解决此种冲突的方法，希望对两地的

管辖权冲突的解决有所帮助。

本论

目前，我国关于解决内地与香港的管辖权的冲突的研究较多，通过对各种

文献的研究，发现对解决内地与香港的管辖权冲突的各种研究还是很多，各个

作者的研究方向也不相同，文章各具特色：

第一，从管辖权冲突的定义、表现形式上来讲。

赵生祥和陶林主编的《国际私法》一书中指出，管辖权冲突是指在国际民

事诉讼中，与涉外民事案件相关联的所有国家或者都主张管辖权或者都拒绝管

辖权的情况，前者称为管辖权的积极冲突，后者称为管辖权的消极冲突。

第二，从介绍内地与香港的管辖权冲突的特征上讲。

赵生祥和陶林主编的《国际私法》一书中指出：管辖权冲突是司法管辖权

上的冲突，它是国与国之间对国际民事案件行使管辖权的一种分配性规则，它

的渊源具有双重性等特征。

在于欣的《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民事管辖权法律冲突与协调初探》认为，

内地与香港地区的民事管辖权法律冲突不同于纯粹的国际民事管辖权冲突，它

既有国际性也有国内性。同时，对于不同类型的民事案件管辖权冲突，它的解

决方法和原则也不尽相同。

第三，从对管辖权冲突产生的原因上讲。

赵生祥和陶林主编的《国际私法》一书中指出，造成管辖权冲突的原因是

多方面，造成管辖权积极冲突的原因有：①属地管辖和属人管辖的冲突，②平

行管辖与专属管辖的冲突，③“一事两诉”在诉讼中的经常发生，④择地行诉；而造成管辖权的消极冲突是因为各个国家都不行使管辖权。而我们知道产生管

辖权的积极冲突最主要是由平行诉讼引起的。

所以在杜焕芳的《涉外民商事管辖权冲突的解决》就进一步对平行诉讼进行了解释。文中指出，平行诉讼又称“一事两诉”，它是指相同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基于相同事实以及相同目的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法院进行诉讼的现象。实践中又分为两种情形：一是“重复诉讼”，即一方当事人作为原告在两个以上国家的法院就同一争议向同一被告提起诉讼；二是“对抗诉讼”，即一方当事人作为原告在甲国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而对方当事人又在乙国作为原告以该当事人为被告提起诉讼。

而在李颖的《内地和香港民商事管辖权冲突及其解决》一文中说到内地在对平行诉讼的地位问题上的规定，文中指出：肯定平行诉讼，但规定内地诉讼具有优先效力。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89年《纪要》中指出，“凡中国法院享有管辖权的涉外、涉香港经济纠纷案件，外国法院或者香港地区法院对该案的受理，并不影响当事人就同一案件在我国人民法院起诉，但是否受理，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由此可见我国法院对国内民商事诉讼中的平行诉讼持根本否定态度，但对于涉外民商事诉讼的平行诉讼则基本肯定。

第四，从对管辖权冲突立法规定的弊端上讲。

王承志的《我国区际民商事管辖权的冲突及协调——以广东省司法实践为研究对象》一文中认为，内地现行相关立法存在诸多不足，表现在对区际民商事案件的定性模糊，现行规定存在着一些不明确不合理之处，不当扩大平行诉讼的范围等方面，司法实践中也表现出了较强的扩张管辖权的倾向，缺乏解决消极冲突方法。

在祁艳的《试论内地与香港民商事管辖权的冲突与解决》一文中指出2008年8月1日生效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存在的问题，她认为此安排适用范围及其狭窄，并没有对管辖权冲突作出完善且完整的规定，《安排》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生效标准不明确。

第五，从国外解决管辖权冲的模式上讲。

杜涛在《国际私法的现代化进程：中外国际私法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加拿大魁北克地区是深受法国传统影响的地区，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法律上，而且深深扎根于魁北克人的语言文化中。魁北克的国际私法改革中，颁布的新法典并没有像有些国家立法那样过分的扩张自己法院的管辖权，甚至显得有点过分谦让。以前立法中某些显得过分扩张性的管辖权被废除了。而美国的路易

斯安那州与加拿大的魁北克不一样，路易斯安那州法律所具有的混合性质，使

他能不断的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吸收养分以供自己发展。它的国际私法改

革并不想一下子消除普通法与大陆法之间的多年矛盾，试图想为两者之间相互

交流，相互影响树立一个框架。在某些方面它可能确立了一些新的解决办法，

这些方法兼具普通法和大陆法的影响，但是否走得通，还需要实践的检验。

第六，在解决管辖权冲突的方法上面各个学者提出的解决途径主要有：

1.在赵生祥和陶林主编的《国际私法》一书中指出，从现实情况来看，解

决管辖权的积极冲突的途径主要有：①通过制定国内立法来减少或避免管辖权

冲突；②通过缔结双边或多边国际条约来防止管辖权发生冲突。而对于管辖权

的消极冲突的解决一般是通过国内立法，赋予本国法院以相应的管辖权，使得

本国法院可以例外地受理任何其他国家的法院通常不予受理的案件。

2.在杜新丽的《国际私法》的书中提出解决冲突的方式认为主要有：①区

际冲突法途径；②统一实体法途径。

3.戴琼在《内地与香港的民事司法协助与民事管辖权的协调》一文中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相关主管机关经过反复协商,先后成功地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和《关于内地与

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标志着我国区际司法协助取得了

开创性成果。但《安排》仍然不能解决所有的区际司法协助问题。其中，两地

的民事管辖权的冲突问题便是其中一个急待解决的课题.为了协调内地与香港的民事管辖权,必须遵守"一国两制"、最密切联系原则、一事不在理原则。同时，应当采用《安排》的模式来明确规定涉及两地的民事案件管辖权的标准。在解

决区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过程中，应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并灵活运用不方便

法院原则，此外还应扩大当事人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通过对以上文献资料的参考，我认为要解决好内地与香港的管辖权的管辖

权冲突，首先要对两地管辖权冲有所认识，熟练管辖权冲突的相关理论，找准

内地与香港管辖权冲突产生的原因，借鉴国外解决管辖权冲突的有效办法的基

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探索出适合我们的解决冲突的办法。解决内地与香港的

管辖权冲突除了采用以上参考文献所建议的方法以外，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㈠，规范立法管辖权的划分，减少从立法上的管辖权冲突。

㈡，以演进的方式推动判例在两地之间的充分作用。

㈢，充分发挥法学研究机构和民间学术团体的引导示范作用。

㈣，倡导民意，建立社会舆论机制，加强社会监督的作用。

㈤，加强两地的协商力度，促进两地更多的CEPA出台。

结论

内地与香港的民事管辖权冲突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现象，会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持续下去。在实际处理案件的过程中，由于地方保护主义

比较严重，存在许多在具体环节上的冲突问题。这些问题应该要得到中央级最

高司法机关及全国的普遍关注，立法机关尽快完善立法，加强两地的协商力度，以全局利益为重，抛弃地方保护主义，避免因法律的不完备而给法院审理双方

案件时带来复旦和困难，给两地人民的经济交往造成不便，损害两地经贸的健

康发展。

参考文献：

根据《香港基本法》,谈谈中央对香港“全面管治权”的含义

根据《香港基本法》，谈谈中央对香港“全面管治权”的含义： 2014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全面管治权受到“一国两制”与基本法框架的约束，是法定管治权，不是无任何约束的任意管治权。在既定法律框架下，全面管治权主要包括中央直接管治权、中央对特区的授权及授权调整权以及对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全面监督权。对于自治权范围内的事项，中央不会直接越位干预，而是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并加以宪制性监督甚至问责。 中央对港澳的“全面管治权”是“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应有之义，与特区政府的“高度自治权”并不矛盾。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与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是有机结合，这样既是要确保中国对港澳主权的落实以确保国家利益，也是要确保港澳的优势以确保港澳繁荣稳定，从而确保“一国两制”得到很好的落实。 将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就是要将基本法上的中央直接管治权与全面监督权逐项加以检索和制度化、程序化，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一系列制度机制，确保“一国”不只是抽象遥远的主权象征，也是具体化、接地气、可感的实在治权。这种结合过程是符合基本法秩序及可兼容于香港法治的，因而不会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也不会损及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这一调整是回溯“一国两制”的初衷初心与完整意涵，是国家权力的充实与就位，是国家承担“一国两制”最终责任人宪制责任的积极体现。 中央对港澳特区的全面管制权是港澳回归祖国本身的必然要求，有助于香港特区诸多难题和社会矛盾的化解。这是“一国两制”实践中的一体两面，绝不可片面强调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而忽略中央对港澳特区的全面管制权，这也是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港澳特区治理方面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在《香港基本法》中的体现： 中央一直都享有这项权力,我们不妨来看《基本法》第二条。 《基本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是根据中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通过的,享有全国性法律的地位;没有中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就没有《基本法》。除了中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其他条文也适用于香港,一些《基本法》特有规定不直接适合香港的除外。例如,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宪法》第三十一条容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大陆法,香港实行普通法,等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和立法、司法机构均是获中央“授权”行使各项权力的,这表明中央一直享有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 一、中央对特别行政管治权的法理基础 关于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管治权的法理基础，应从三方面进行理解。 （一）从“一国两制”战略方针理解 “一国两制”是实现我国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战略决策。“一国”包容了“两制”，“两制”统一于“一国”之内。所以在强化“一国”观念时，其核心就是确保国家对特别行政区的主权管辖。 （二）从国家主权管辖理论理解 基于中国对香港和澳门拥有主权，中国政府对特别行政区就具有法律上的全面管治权。所谓主权，是指一个国家对其管辖区域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具有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特殊属 二、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管治权的构成

浅析内地与香港民商事管辖权冲突问题

《香港法律制度专题研究》 论文 2009级法学专业 刘畅

浅析内地与香港民商事管辖权冲突问题 香港回归后，依照“一国两制”原则，内地与香港属同一主权之下，但是香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享有独立行政权、司法权和终审权，内地与香港实施不同的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因此，香港与内地的民商事法律冲突不可避免，包括管辖权冲突、法律适用冲突和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冲突。管辖权的确定可以影响到法律适用、可以影响到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进而影响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因此，如何协调和解决两地民商事管辖权的冲突，已不仅仅是增进两地司法合作或学术界讨论和证明的理论课题，还是有效消除涉港民商审判工作中的现存障碍以及如何更公正、更有效率地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现实问题。 一、内地与香港关于涉两地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规定 （一）内地关于涉港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规定 1.涉港民商事诉讼管辖权的相关规定主要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为《纪要》）和《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为《解答》）中。根据《解答》的规定：审理涉港经济纠纷案件，在诉讼程序方面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办理；在实体方面，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和涉外经济合同法

第五章的规定，应适用香港、澳门地区的法律或外国法律的，可以适用。 根据上述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内地法院行使涉港民事诉讼管辖权参照涉外诉讼处理。此外，对涉港合同案件、侵权案件和离婚案件等实行特别管辖。 2.肯定平行诉讼，并规定内地诉讼具有优先效力。 （1）平行诉讼，是指相同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基于相同事实以及相同目的在两个以上的的国家或地区进行诉讼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而另一方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者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不予准许；但双方共同参加或者签订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纪要》中也指出，“凡中国法院享有管辖权的涉外、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外国法院或者港澳地区法院对该案的受理，并不影响当事人就同一案件在我国人民法院起诉，但是否受理，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这说明我国对于涉外平行诉讼是基本肯定的，并规定国内诉讼具有优先效力。对于当事人提起的涉港平行诉讼则不加限制。 3.承认协议管辖

依基本法正确处理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

依基本法正确处理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 ——一论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 本报评论员 《人民日报》（2014年06月30日01 版）香港回归祖国近17年来，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这有赖于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对“一国两制”的共同维护。《“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指出，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对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作出规定，是基本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正确处理这一对关系的核心，就是处理好中央的权力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之间的关系。 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这些规定清晰地界定了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这意味着，在我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里，中央拥有对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的全面管治权。这也是主权原则的具体化，体现了主权国家的宪制责任和义务。基于“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特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 按照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并不限于通常体现主权的外交权、防务权，还包括特别行政区的创制权、基本法的制定权修改权解释权、任命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权力、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修改的决定权、对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的监督权、对特别行政区财政预算和决算的备

案权、对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任免的备案权、对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定权、对特别行政区作出新授权的权力、对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决定权、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等权力。 同时，基本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其中的许多权力，如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自行实施出入境管理、根据中央授权依法自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以及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等，都是内地的其他地方行政区域没有的，不仅超过了一些联邦制国家的州所拥有的权力，有的甚至是主权国家才能拥有的权力。这充分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但是，无论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有多么广泛，都没有改变香港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的地方行政区域的法律地位。高度自治权并非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更不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固有的权力，而是来源于中央授权的地方事务管理权。 在“一国两制”下，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并不矛盾，两者并行不悖，缺一不可。中央行使的是国家层面的权力，不干预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务。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的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两种权力依法行使，相互配合，共同维护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运行。有些人认为中央对香港越少干预越好，甚至能不管就不管；还有的认为主权原则应该仅限于外交、国防等领域；有些甚至认为全面管治权是“全面接管香港”。这是对中央和特区关系的片面、错误解读，不符合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 “一国两制”是全新的事业，既开启了香港的新纪元，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推进这一伟大实践，必须处理好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只有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把维护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

关于香港与内地税收协定与内地相关法规的对比分析

股权转让和股息分红中税收协定的对比分析 一、股息红利所得 国内法的规定： 依据《企业所得税条例》规定：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所得，按照分配所得的企业所在地确定收入来源地。同时，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非居民企业（香港公司）取得来自中国境内的所得需要交纳企业所得税。国税发2009年3号文也明确规定非居民企业（香港公司）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红利等收益，需由负有支付相关款项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因此香港公司从内地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将会被认定为其从境内取得的所得，进而需要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同时根据外管局以及银行的相关规定，在分配股息红利对境外付汇时，需要提供税务机关的相关纳税证明，如无法出具相关证明，则无法对外付汇。因此无论是否需要纳税，如果需要对外分红则必须取得税务机关的相关证明。 另外，国税函2009年81号文规定，所有能享受股息红利税收协定优惠的前提是非居民企业（香港公司）必须被认定为受益所有人。 税收协定的规定： 关于股息红利所得根据《香港与内地税收协定》第十条规定： （一）、一方居民公司支付给另一方居民的股息，可以在该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股息也可以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一方，按照该一方法律征税。但是，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另一方的居民，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 ①如果受益所有人是直接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至少25%资本的公司，为股息总额的5%； ②在其它情况下，为股息总额的10%。 以上条款我们可以理解为： ①香港公司从内地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可以在香港纳税（根据香港税法的一般规定，其从境外取得的收入免税）。但是，因为文件规定的是“可以”，也就是说内地也有征税权，按照内地税务机关的一般做法，如果其有征税权基本都会行使其征税权。

_人大释法_与香港特区终审权

联合时报/2007年/7月/6日/第003版 论语?提案 “人大释法”与香港特区终审权 从“居港权”案感悟“一国两制”内涵 徐静琳 作者系上海市人大代表、宝山区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市委常委。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港澳台法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长期从事法学教学和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法学和行政法学。发表专著和合著8部、论文80余篇。代表性论著有《演进中的香港法》、《港澳基本法比较》等。 ——编者 香港基本法的成功实施极大地丰富了“一国两制”的内涵。“大大释法”及时化解了“居港权”案引发的“宪政危机”，表明中央具有对香港高度自治的依法监管权，从而也能确保香港特区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在香港回归的十年历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实施，使“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获得成功实践。然而，由于内地与香港社会制度的不同。两地法域在法律传统上的差异。在执行基本法的过程中，反映了诸多困惑、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几宗涉及基本法解释_的案件，曾经在香港和内地引发了有关宪政问题的大争论，。甚至遭遇香港泛民主派的多次干扰和攻击。可以说，基本法经历的每一次挑战，都是对“一国两制”的严峻考验。 “人大释法”化解“宪政危机” 涉及基本法解释的案件有数十例，影响最大的是“居港权”案。其内容是有关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是否具有当然的香港居留权问题。1999年1月。香港终审法院作出的一个判词涉及到特区法院的有关权限，所阐述的有关特区法院审查人大行为的观点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特区法院的审查权力究竟有多大?是否可以延伸到审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否通过行使基本法解释权来推翻终审法院的判决?一场“宪政危机”和政治争论由此发生。 争议的焦点是有关香港法院的司法权限问题。基本法在香港具有根本法典的地位，终审法院依据基本法审查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问题在于，终审法院除审查香港本地立法外。还有无权力审查它认为违反基本法的其他法律，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从香港终审法院判词的内容看，该项司法审查已涵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199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第22条和第24条作出解释。“人大释法”的内容主要有三项：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所生中国籍子女进入香港特区的程序；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确定；本解释对香港特区法院判决的拘束力。该项解释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原则。及时解答了疑惑和化解了危机。 首先，“人大释法”是对基本法第24条立法原意的阐释，不涉及法院如何处理案佯的问题。其次，基本法明确规定，特区审理的终审案件涉及对中央与特区关系条款的解释权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在该案中，终审法院的解释在内容上超越了其权限范围，在程序上也没有遵循有关报请的规定。“人大释法”最后强调，今后特区法院在引用基本法第24条时，以该解释为准，但这并不影响此前当事人因终审法院判决而取得的权利。由此表明，中央在对香港特区行使管理权的同时，同样尊重特区自治权的行使：人大释法具有最高权威。其本身也是法律的一部分，但对以往案件没有溯及力，并不会影响甚至推翻特区法院的判决，因而不会妨碍香港特区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内地与香港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冲突及解决方法

「内容提要」香港和内地虽属同一主权国家，却分属不同的法域，两地之间的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难以避免。对涉港民事诉讼的定性模糊，完全肯定平行诉讼以及现有规定的不明确等缺陷的存在，给两地正常的民商事交往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本文提出了应当科学定位涉港诉讼，主要通过司法协商途径解决涉两地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并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的规定，香港回归后原有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除与《基本法》相抵触的以外仍然有效，香港法院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除涉及国防和外交等国家行为外的所有案件都可行使审判权。这就在客观上使我国存在不同的法域，在两地不断频繁和深入的民商事交往中，分属不同法域的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区际民商事法律冲突也就不可避免。通常来讲，民商事法律冲突主要包括管辖权冲突、法律选择和司法协助三个基本问题，其中管辖权冲突又是基本问题中的基本问题。因为它既关系到司法主权问题，又涉及到实体法律的适用和法院判决能否得到承认和执行，同时也是任何一个民商事案件程序中都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内地与香港都有涉及外国的民事诉讼所适用的程序规则，但均未制定或完善审理区际案件的程序规则。由于内地和香港解决涉外民事案件的相关实体法和程序法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于当事人而言，同一纠纷选择在内地进行诉讼或在香港进行诉讼，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这种情况下，出现“挑选法院”和“一事两诉”等现象就难以避免。这些冲突的存在，会对内地和香港之间正常的民商事交往产生不利影响，大而言之将会影响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效果和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所以，认真探讨两地之间民事诉讼管辖权方面存在的冲突，进而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内地和香港处理涉两地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规定 （一）香港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规定 香港法律将涉外民事管辖权区分为对人诉讼的管辖权和对物诉讼的管辖权。从总体上看，无论是对人诉讼还是对物诉讼，香港法院在行使管辖权时都必须对该案件有实际的支配力。其中对人诉讼，是指直接针对某一个人的诉讼，旨在通过法院责成某人为或不为某项行为。这种诉讼一般只拘束诉讼当事人。根据香港法律的规定，被告身在香港，而法院的起诉文件能在香港送达被告，或被告自愿接受香港法院的管辖权，或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而法院根据《最高法院规则》第11条之规定，批准将起诉文件于外地送达被告等三种情况下香港法院可就对人诉讼行使管辖权。从上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对人诉讼，香港法院不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国籍、住所、居所或诉因的性质，而是从“有效”原则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管辖权的。所谓对物诉讼，是指原告请求法院维护其财产权益的诉讼形式。与对人诉讼只拘束诉讼当事人不同，对物诉讼除了拘束诉讼当事人以外，还可以拘束有关的第三人。对物诉讼主要包括决定物之所有权或其它权利的诉讼、海事诉讼和有关身份行为的诉讼。其中前两种对物诉讼也采取按“有效”原则确定法院的管辖权。对关于身份行为的诉讼，香港法院一般根据当事人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是否在香港来决定它是否具有管辖权。① 由于受英国冲突法的影响，香港的冲突法对国际冲突法和区际冲突法也不作区分，所以香港冲突法对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规定也应当适用于涉大陆民商事案件。此外，根据《基本法》第19条第2款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除继续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则对法院审判权所作的限制外，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所有的案件均有审判权。这里的所有案件显然也

我国大陆与香港婚姻家庭制度的区际法律冲突及法律适用

我国大陆与香港婚姻家庭制度的区际法律冲突及法律适用 副标题：我国大陆与香港婚姻家庭制度的区际法律冲突及法律适用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720 更新时间：2010-12-5 10:36:55 [内容提要] 作者在阐述我国大陆与香港婚姻家庭制度区际法律冲突产生的根源及解决原则的基础上，认为对结婚的法律适用应分别考虑结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准据法；对离婚的法律适用应适用法院地法。对夫妻关系的法律适用，按夫妻关系有最密切关系的法律；对婚生子女关系的确认，应适用更有利于子女系婚生的法律；对非婚生子女的准正，适用更有利于非婚生子女准正的法律；对收养关系，应分别适用收养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准据法。此外，作者还就同居、无效婚姻及离婚效力的法律适用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婚姻制度法律冲突准据法法律适用 婚姻家庭关系是人类最持久的社会关系，这种产生于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产物，从来都处于一处相对变动的状态。由此而产生的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对社会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和民族繁衍都有直接的影响。可以说，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变革，都毫无例外地给婚姻家庭提出了新的要求，注入了新的内容，更新了新的观念。作为“一国两制”首先和必然的结果，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使得一国之内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制度并存。反映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就是使我国领域内存在平等而又彼此不同的法律区域或者说法域，并由此产生不同法域之间关于婚姻家庭制度的法律冲突。法律冲突，本是国际私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我国婚姻家庭制度这一范畴，不妨名之为“婚姻家庭制度的区际法律冲突”，这种冲突包括司法管辖权的冲突、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及执行上的冲突。妥善地处理好这种区际法律冲突，不仅仅是一个需要着重研究的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 一、我国婚姻家庭制度区际法律冲突的根源 大陆与香港婚姻家庭制度的主要冲突，就其根源而论，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大陆和香港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是导致我国婚姻家庭制度区际法律冲突的最主要的原因。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婚姻家庭关系的性质和特点。社会经济基础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要求必然会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相应地表现出来，其中表现为由各种行为规范所构成的有关婚姻家庭制度，反映和确定的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婚姻家庭形态。这就是说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对婚姻家庭制度也具有重要影响，这一点在政治、法律、道德等领域内表现得特别明显。由于婚姻家庭问题与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上的财产法和继承法都有密切的联系。以结婚为中心而衍生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如夫妻关系是否成立或解除、子女是否系婚生、夫妻之间相互的权利和义务等等，虽然主要反映在有关的当事人之间的身份关系上，但由此而涉及到的一系列财产权利，却最终与国家和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发生内在联系。 大陆的婚姻家庭制度，受大陆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强烈影响，与社会制度相辅相成的道德体系中包含的大量有关婚姻家庭的信念和行为规则，对婚姻家庭制度的影响也十分巨大。另外，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大陆各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风俗习惯，对婚姻家庭制度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所以，在大陆虽然有着同样的经济基础，众多民族在婚姻家庭制度上也呈现了各自不同的特点。但这些特点，也只是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依据婚姻法的原则，结合当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所制定的某些变通的或者补充的规定时才产生的，与我国的整个社会制度是相适应的。 香港是资本主义制度，大体上是以个人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法律。香港的法律承袭于英国，以英国法为主导地位的普通法法制原则，在香港被强占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始终支撑并引导着香港法律的发展，这其中还夹杂着香港法律自身发展和中国旧例及传统习惯在香港法律中的残存。

中央对香港全面管制权并非全面接管

中央对香港全面管制权并非全面接管 香港回归祖国近17年来，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这有赖于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对“一国两制”的共同维护。《“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指出，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对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作出规定，是基本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正确处理这一对关系的核心，就是处理好中央的权力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之间的关系。 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这些规定清晰地界定了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这意味着，在我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里，中央拥有对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的全面管治权。这也是主权原则的具体化，体现了主权国家的宪制责任和义务。基于“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特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 按照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并不限于通常体现主权的外交权、防务权，还包括特别行政区的创制权、基本法的制定权修改权解释权、任命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权力、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修改的决定权、对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的监督权、对特别行政区财政预算和决算的备案权、对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任免的备案权、对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定权、对特别行政区作出新授权的权力、对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决定权、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等权力。 同时，基本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其中的许多权力，如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自行实施出入境管理、根据中央授权依法自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以及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等，都是内地的其他地方行政区域没有的，不仅超过了一些联邦制国家的州所拥有的权力，有的甚至是主权国家才能拥有的权力。这充分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但是，无论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有多么广泛，都没有改变香港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的地方行政区域的法律地位。高度自治权并非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更不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固有的权力，而是来源于中央授权的地方事务管理权。 在“一国两制”下，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并不矛盾，两者并行不悖，缺一不可。中央行使的是国家层面的权力，不干预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务。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的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两种权力依法行使，相互配合，共同维护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运行。有些人认为中央对香港越少干预越好，甚至能不管就不管；还有的认为主权原则应该仅限于外交、国防等领域；有些甚至认为全面管治权是“全面接管香港”。这是对中央和特区关系的片面、错误解读，不符合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 “一国两制”是全新的事业，既开启了香港的新纪元，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推进这一伟大实践，必须处理好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只有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把维护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维护特别行政区制度健康运行，保障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促进香港繁荣稳定。 20150306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几个问题

编者按：著名法学家肖蔚云教授于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０日不幸逝世，我们编辑部全体同志深感悲痛。 肖教授生前长期任本刊编委、顾问、为本刊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仅为本刊改进工作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宝贵意见，而且多次亲自揉笔为本刊撰稿，为提高本刊质量作出了重大贡献。《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几个问题》一文是肖教授２００５年１月在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举办的香港基本法研讨会上的发言，这也是他的最后一篇佳作，现发表如下，借以寄托我们对先生永远的怀念和追思。 蓑雷羲港境麟馕臻鬃羹泰瀵蟾魇舍阗鼷而ｒｅ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Ｌａｗ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ｄＩＩｌ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ｇｉｏｎ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１Ｑ０８７１） 内容提要：本文共分三个部分，讲了三大问题，一是“一国两制”的关系，说明“一国”是“一国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二是中央与特区的关系，说明中央的职权和特区职权的划分，高度自治不同于完全自治；三是特区的行政与立法、司法的关系，应坚持以行政为主导。 关键词：香港基本法一国两制行政主导 本文谈三个问题，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中的主要问题。第一是“一国”和“两制”之间的关系；第二是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关系；第三是行政与立法、司法的关系。当然经济、教育、文化等问题都比较重要，不过，我还是挑选这几个跟《基本法》的关系比较密切，而且当年起草时，注意力或争议也是比较多的问题。 一、“一国”和“两制”的关系 （一）“一国两制”是一个整体，“一国”与“两制”互相联系。这里讲三点。我觉得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构想也好，方针也好，它是一个整体。所谓一个整体，就是既要讲“一国”，也要讲“两制”，不能把它断然地、绝然地分开。因为整部《基本法》，从序言到第１６０条，还有三个附件，都贯彻了“一国两制”方针。《基本法》从序言第二段就规定了“一国两制”，总则又从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规定了“一国两制”；然后从第二章开始一直到最后，又在不同的方面，具体地规定了“一国两制”。所以说，《基本法》从头到尾地贯彻了“一国两制”的精神。 “一国”、“两制”是互相联系的。作为一个整体，我们一定要全面看它，不能只讲“一国”，只讲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也不能只讲“两制”，只讲“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如果只讲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而不讲“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那就是“一国一制”，而不是“一国两制”；反过来，如果只讲“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而不讲“一国”，不讲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就是“两国两制”，也不是“一国两制”。 首先应把“一国两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互相联系，而《基本法》里的确也贯彻了这一精神。第１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主要讲“一国”；第２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 作者简介：肖蔚云（１９２４—２００５），男，汉族，湖南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内地与香港在法律上的差异及解决方法(doc 189页)

内地与香港在法律上的差异及解决方法(doc 189页)

第十章内地和香港在法律上的差异及其解决第一节内地与香港在公司法上的差异及解决 一、两地公司法上的差异 (一) 公司类型 内地的公司法主要规定了两种公司类型，即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这两种公司均以公司的全部资产为限对外承担责任，在股东人数、设立方式、注册资本、审批过程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于前者的要求相对而言更为宽松。除了国有独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外，内地的公司法并不将仅有一个投资主体的企业视为公司，而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对之进行约束。另外，个人合伙也因其对外承担无限责任而被排斥于“公司”的范畴之外。 香港的公司法则将公司分为无限责任公司、担保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依据《公司条例》，无限责任公司即对其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公司。担保有限公司则是指公司成员仅以其在公司的章程大纲中承诺的在公司清算时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公司。该种公司日常运营所需资金则通过其他方式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则定义为公司成员以其所持有的股份的未缴款项(如有)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除此之外，对于股东人数、注册资本并没有更为具体的规定。可见香港的公司分类是以公司成员与公司之间的法律责任为依据划分的。此外，所述的三类公司都可分为私人经营和公开经营两大类，均以公司是否限制股东转让股份的权利及是否可以公开招股为划分依据。相比较而言，私人经营的股份有限公司类似于内地的有限责任公司，而公开经营的股份有限公司则类似于内地的股份有限公司。鉴于本文的目的，此后行文中所称香港的公司均为公开经营的股份有限公司。 (二) 注册资本(核定资本) 现代公司制度的“资本三原则”即“资本确定原则”、“资本维持原则”和“资本不变原则”在两地的公司法中都有所体现，但适用程度有所不同。所谓“资本确定原则”是指公司章程中应当明确公司资本总额，并应缴足、募足。内地的公司法严格遵循这一原则，不仅根据公司的类型和行业确定了公司章程中应当确定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同时还规定只有公司股东实际缴纳的、并经验资的实收股本达到了公司 章程规定的数额，公司才可登记注册、正式成立。唯一的例外是依据三资企业法

香港的法律体系以及中央与香港的关系

香港的法律体系以及中央与香港的关系 一、香港的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是一国现行的全部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成的一个具有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以香港回归为时间界限，香港法律体系可分为回归前香港的法律体系和回归后香港的法律体系。从历史上看，随着英国对香港的强占和殖民统治，具有英国法特色的香港法律体系逐渐形成。1843年，香港立法局制定的《最高法院条例》明确规定英国的法律延伸适用于香港。此后，大量的英国判例法、成文法直接沿用到香港并影响到香港本地的制定法和判例法，使得长期来香港法律体系凸显英国法和殖民地法的特色。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体系成为相对独立于我国大陆法律体系并具有自身特色的法律体系。 （一）香港回归前的法律体系 回归前，香港的各种法律部门在多元的法律渊源基础上形成了香港地区法律体系的统一体。该法律体系包括： 1、宪法性法律。作为英国最高统治象征的英皇发布的关于香港地位的各种敕令是香港的最高法律，其他法律不能与之抵触。在香港适用的宪法性法律主要有：《英皇制诰》（1917）、《皇室训令》（1917）、《香港宪章》，它们全面确立起了港英政制。 2.、三种成文法。（1）适用于香港的英国法律。依据制定机关不同可分为枢密院为香港制定的法令和英国国会为香港制定的法律，它们依据1865年的《殖民地法律有效法》在香港适用。（2）香港立法局制定的条例。立法局成立初期主要照搬英国相关法，后来，立法局制定的条例逐渐增多，但要受到英国方面的许多限制，诸如：“香港法例不得与英国议会为香港制定的法律相抵触，香港立法局只能制定适用于香港内部的法例。”（3）香港的“附属立法”。它是香港立法局为保证条例的实施授权具体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实施细则”。条例和附属立法两部分是香港法中最主要的成文法，数量最多，涉及范围也最广。 3、英国的普通法和衡平法。普通法是十二世纪以来由英国普通法院发展起来的判例法总和。衡平法是平行于普通法由英国衡平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发展起来的一种判例法，其原则优于普通法。普通法和衡平法都是判例法，都需要遵循先例，上级法院的判例对下级法院具有约束力。长期来，香港法院沿用这一传统，对英国法院的判例予以引用，是判例法适用地区。在香港适用的判例法除了英国的大量判例法，还有香港本地逐渐发展起来的判例法。 4、中国传统法律和习惯。自英国强占香港始，香港就一直保留一部分清朝法律与习惯。清朝以《大清律例》为主体的法律和习惯也成为香港法律的渊源之一。

香港与大陆雇佣条例对比 浅析

香港与大陆雇佣条例对比、浅析 贸易的世界一体化使我们不得不对不同的劳动法规要有所了解，对企业如是，对员工也如此。劳动法规在两岸三地叫法不一样。在大陆主要法律规范是《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及其配套法规，在香港册叫《雇佣条例》及其配套法规。我们将从四个方面入手来在二者之间进行一个简要的分析与对比。 一、适用范围 从表格中我们会发出一个疑问，那就是在华就业的外国人是否适用本法。如果是，那么很多地方法规规定在华就业的外国人不参加社会保险，这与《劳动法》是有冲突的。如果不是，那么与《劳动法》所表述的范围的是矛盾的。 二、社会保险

从此表格我们可以发现，二者相较而言，香港的保险制度更加贴近市场化，且企业的自主性较大；而大陆的保险制度更加的贴近政府的宏观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大力度地保证个人的保险基金。内地社保改革已多年，但问题仍很多。首先是大锅饭问题，其次是基金运作没有市场化，再者项目繁多，企业不堪重负，有的地方法规不合理。据此，我更认为香港在这方面有更好的一个体制，企业较大的自主性可以使行业间显现出企业间的不同之处，从而进行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在此种制度下，企业与市场会更加的充满活力与良性竞争。

我们可以很明确的感知到不管是香港还是大陆都十分注重对雇员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都给予了雇员较好的基本保证。但在二者相比之下，则香港方面的法规更加的具体完善，而从实际操作上来观察，大陆的企业也很少严格根据法规而执行上述活动，监管力度尚且不足，需要随着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断地完善与细化相关政策法规，并且营造一个具有强力监管性的市场氛围。 四、休假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用给中央政府交税是因一国两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用给中央政府交税，是因一国两制的原因，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 关系是怎样的，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统一领导，香港则是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香港特区政府因其特殊的地位受到不少关注，那么香港特区政府的行政结构是怎样的呢?除行政长官外，香港政府由三层架构组成：第一层是司长，即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和律政司司长。第二层是决策局负 责制订、统筹及检讨特订范筹，如卫生、运输、保安等的政策第三层是部门，是政府政策的执行部门，例 如卫生署、警务处等，首长皆为香港公务员。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表现在哪些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香港特别行政 区属于哪一种行政组织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表现在哪些方面?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有独立的立法权.司法权.可以独立的支配财政收入,不用上交国家 1.特殊的地方政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我国政权结构体系中的一级地方政权，特殊性是就其性质而 言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首先，回归后特区的经济制度保持不变，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 是特区的政制已不同于原来属于英国殖民地时期的港英政制;其次，香港特区虽然作为主权回归后的我国一个地方政权，但其政制却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四项基本原则不适用于香港;第三，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没有使回归后的香港采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而是一种同香港具体情况相适应的 创新的政治制度，即行政主导型的政治体制。 2.高度自治的地方政权。我国是单一制国家，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一级地方行政单位，在国家行政区 划结构中与其他的地方行政单位如省、自治区、直辖市处于相同层次。但根据“一国两制”原则，香港特 别行政区又是高度自治的地方行政单位，与内地省、自治区、直辖市相比，又有差别。 3.行政主导。行政与立法相互制约，不相互配合，但重于配合的新型关系。香港是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社会结构复杂，人口密集，商贸往来频繁，作为商业，金融、航运信息等各个领域的国际交流中心， 要求快速、高效地处理众多的经济、社会问题，正是出于这一需要而建立了行政主导型的政府体制。它主 要体现在特区行政长官的设立及权限设置上，另外，行政主导还表现为行政参与立法程序，立法机关通过 的法案要求行政长官签署，提出议案时行政优先原则，行政长官依法解散立法会等方面。 4.政府管理中健全的咨询机制。行政主要政治体制的目的之一就是针对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纷繁复杂 的种种社会问题，制定政策，切时有效地加以解决，从而保证经济发展顺利进行。 然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制度毕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仅仅为香港目前的政治运行提供了一个整 体框架，在具体细节、基本运行机制和今后的稳定发展等方面仍需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此外，现代民主政治作为当代政治发展提出了相应要求。同回归前的港英政制那种垂直型的官僚政治制度相比， 香港现行政治制度在民主化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按照“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原则，不论在 政府官员、立法会议员的产生和任期上，还是对其所行使的政治权力的制约方面，都体现了民主政治的要求。这是香港特区政治制度进步性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如在行政长官、行 政官员、立法会议员等的产生上并没能做到充分体现民意，还没能达到普选制的标准;香港几乎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党，香港人民的民主化参政机制尚不发达，没有建立起充分体现民意、公众利益表达和公民参

内地与香港在法律上的差异和解决方法

第十章地和在法律上的差异及其解决 第一节地与在公司法上的差异及解决 一、两地公司法上的差异 (一) 公司类型 地的公司法主要规定了两种公司类型，即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这两种公司均以公司的全部资产为限对外承担责任，在股东人数、设立方式、注册资本、审批过程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于前者的要求相对而言更为宽松。除了国有独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外，地的公司法并不将仅有一个投资主体的企业视为公司，而另由《中华人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对之进行约束。另外，个人合伙也因其对外承担无限责任而被排斥于“公司”的畴之外。 的公司法则将公司分为无限责任公司、担保和股份。依据《公司条例》，无限责任公司即对其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公司。担保则是指公司成员仅以其在公司的章程大纲中承诺的在公司清算时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公司。该种公司日常运营所需资金则通过其他方式募集。股份则定义为公司成员以其所持有的股份的未缴款项(如有)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除此之外，对于股东人数、注册资本并没有更为具体的规定。可见的公司分类是以公司成员与公司之间的法律责任为依据划分的。此外，所述的三类公司都可分为私人经营和公开经营两大类，均以公司是否限制股东转让股份的权利及是否可以公开招股为划分依据。相比较而言，私人经营的股份类似于地的有限责任公司，而公开经营的股份则类似于地的股份。鉴于本文的目的，此后行文中所称的公司均为公开经营的股份。 (二) 注册资本(核定资本) 现代公司制度的“资本三原则”即“资本确定原则”、“资本维持原则”和“资本不变原则”在两地的公司法中都有所体现，但适用程度有所不同。所谓“资本确定原则”是指公司章程中应当明确公司资本总额，并应缴足、募足。地的公司法严格遵循这一原则，不仅根据公司的类型和行业确定了公司章程中应当确定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同时还规定只有公司股东实际缴纳的、并经验资的实收股本达到了公司 章程规定的数额，公司才可登记注册、正式成立。唯一的例外是依据三资企业法成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此三类企业

论特别行政区与中央的关系

论特别行政区与中央的关系 ——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例 内容摘要：中央与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之间既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又有显著的 差异。总体而言特别行政区和中央之间属于隶属与服从的关系。也就是说香港的主权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但是香港享有中国其他省市自治区所不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并且这种权力是由全国人大赋予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某些方面要服从中央政府的管理。 关键词：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府隶属宪法特区基本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是我国两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它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不同于其他省市自治区。我认为它是一种隶属与服从的关系，其在主权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同时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由于香港更具有代表性在此就以香港为例来列举这种关系。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被英国占领。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从而实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香港的共同愿望。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国家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

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仍然保留气资本主义制度制度五十年不变，并且以此制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保障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建立，打破了我国“一国一制”时期单一的政治体制模式，形成了一种中央统一制与地方行政区域多元民主政治体制相结合的新型政治体制，我们把它称为“一国两制”条件下的政治体制。在“一国两制”条件下，中央及大陆地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继续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议行合一”、“一府两院”的政治体制；特别行政区实行以行政为主导，行政与立法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司法独立的政治体制。中央与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之间既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又有显著的差异。总体而言我认为特别行政区和中央之间属于隶属关系。也就是说香港的主权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但是香港享有中国其他省市自治区所不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并且这种权力是由全国人大赋予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某些方面要服从中央政府的管理。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特区基本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这都是中国其它省市自治区所没有的。 它与少数民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最大的区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