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嵛山游击队领导人之一邹恒禄和他伟大的母亲
胶东农家走出的传奇英雄，邹恒禄和母亲俞宽增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
大家下午好，记得有人说过：“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回望我们的历史，不难发现，无数革命志士在追求“站”起来的革命历程中凝结出革命精神，给我们遗留下了宝贵的红色基因。
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时代，更需要有一股子精神，我们以史为鉴，才可以精神常存。作为新时代的一员，我有义务将烈士的事迹讲解给大家，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永远的传承革命精神。
在1933年的春天，中共地下党员张连珠(邹的表弟)到邹恒禄家走亲戚。张连珠看到邹恒禄带领农民协会会员反抗捐税的斗争很有成绩，准备发展他入党。他便问了问邹恒禄：“你有没有听说有个比农民协会更好的组织?”邹恒禄说：“没听说”。
张连珠告诉邹恒禄：“有一个组织叫共产党，共产党要让穷人彻底翻身作主人共产党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像俄罗斯把地主、资本家和官衙都打倒了，就是这个党领着干的!”听完张连珠的介绍，邹恒禄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泪水模糊了双眼，浑身顿时充满了力量。张连珠又给他讲了党的性质、奋斗目标和党的纪律等。就是从那时候起，邹恒禄的世界里，便多了一种精神和信仰，一直指引着他奔向了红色的革命历程。在入党初期，邹恒禄就有着把昆嵛山变成胶东“井冈山”的目标。大义的母亲俞宽增的支持下,他积极为老百姓寻求摆脱苦难之路。
邹恒禄，又名邹青言，化名俞可范。1901年3月出生于文登葛家镇林子西村一户贫农家庭，兄弟三人，他为兄长。其父邹连群，因病两耳失聪难理家务，支撑门户的重担过早地落在邹恒禄尚且稚嫩的肩上。因家庭生活窘迫，他读书两年就辍学务农。他不仅当过货郎，还跟亲友学过石匠，虽然他一年到头拼死累活的干活，一家人还是过着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日子。最终，他的父亲还是因为没有钱治病而去世。
入党之后，邹恒禄遵照党的指示，以做石匠活为掩护，在家乡的手工业工人、农民中积极进行党的活动。他在1933年，他就发展了于得水等八名党员，相继建立了林子西、李家庄、周家埠三个党支部和若干党小组。年底文登老三区已有党员36名。
在1935年11月29日，震撼胶东大地的“一一·四”农民武装暴动爆发了。邹恒禄白天溜山沟钻树林，晚上冒死进村了解情况。然而结果很不幸，东路暴动队伍也失败了，特委书记张连珠被俘，邹恒禄成为仅存的几个特委委员。但他并没有灰心，数日后，他开始着手恢复牟平县委，又找到特委的刘振民等领导同志。后来，于得水率领参加暴动的东路三大队二十余名队员突出重围，转入昆嵛山。不久，在胶东特委委员刘振民、邹恒禄的主持下，两支三十余人的队伍会和，于得水任大队长。从此这支红军队伍以昆嵛山为根据地，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展开游击战争。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写给家人的信，经常让大家欢欣鼓舞。他的母亲更是家、国情怀高尚，深明大义，国难当头之际，她为邹恒禄跟着共产党抗日救国而倍感骄傲与自豪。时间很快到了又一年的4月，在昆嵛山东坡山腰的“老蜂窝”山洞里举办了训练班。邹恒禄历尽艰险，找同志，寻关系，筹措粮、油、菜等生活用品，巧妙地撇开了敌人的盯梢，
秘密地送上山。训练班虽因敌人的破坏而中断，但它却为以后的革命斗争和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也就是在这一年，邹恒禄由于叛徒的出卖在烟台被捕。面对敌人严刑拷打，邹恒禄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了党组织和同志。不久，他被解往济南监狱。在济南监狱里，两人受到了惨无人道的刑讯。但任凭敌人如何拷打、逼问，对我党的机密他都不肯吐露半个字。此后，革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逆转。也就是在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1月，经党组织营救，理琪、邹恒禄出狱。
邹恒禄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又被山东省委派回胶东工作。根据胶东特委的安排，邹恒禄在牟平、海阳一带恢复、发展党组织，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积极组织发动群众抗日，并主持建立了以刘仲益为书记的海阳特支。在1939年的3月，邹恒禄在反击伪军刘桂棠（外号刘黑七）进犯根据地的战斗中，颈部被流弹打穿。在养伤期间，邹恒禄得知医院缺医少药，就拒绝服药，并说：“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把药给重伤员吧！”4月10日，邹恒禄因伤口恶化牺牲，年仅38岁。
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忘我奋斗的同样还有一个，那就是革命烈士邹恒禄的妈妈：俞宽增。因为自己的丈夫邹连群体弱多病，一个贫苦的家庭全由她一个人支撑。作为革命烈士的母亲，俞宽增一向深明大义，崇德向善，心胸开阔，气质血性，爱憎分明，宽厚且善良。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一直秉持着坚毅和顽强、不屈且不挠的性格。
因为自己的大儿子邹恒禄是文登早期共产党员之一，这位母亲凭着朴素的阶级觉悟，很快就理解并支持了我党的事业和工作。中共文登县委和胶东特委多次在其家中开会、接头，俞宽增主动担负放哨望风、密切监视周边情况，确保大家的安全，前且秘密传送情报的任务。
不仅如此，在1933年的秋天，这位母亲又支持自己的第三个儿子邹恒德参加中共地下活动。在那样的形势之下，她的三儿媳被封建势力骂为“土匪的媳妇”，最终三儿媳因不堪欺辱投湾自尽，俞家在当时更是被称作“土匪窝”。俞宽增化悲痛为力量，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继续为隐蔽在深山密林中的游击队送粮送情报。那段与儿子、儿媳妇们并肩作战的日子里，俞宽增虽然辛苦和悲痛，但却充实而有盼头。
俞宽增的二媳妇刘昌锡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在1934年的时候，被国民党文登县长刘崇武抓进监狱，并且被缚在监狱的木椅上，打得死去活来，百般折磨逼供，逼她供出邹恒禄、邹恒德的下落，但也未从她口中挖出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就在那段时间，俞宽增化装成“疯乞婆”，披头散发，衣衫褴褛，一手拄打狗棍，一手拿破瓷碗，孤身一人及时把当局的阴谋通知两个儿子，嘱其不要上当。
俞宽增自己每天拄着拐棍沿街乞讨，不仅按时往狱中给儿媳送饭，还一直暗示儿媳要坚强、挺住。当时的国民党县长刘崇武无计可施，最后，只好收了一百元钱做抵之后把人放了。老人领着儿媳、背着孙子，从狱中回家。俞宽增又当起地下交通员，游击队员知道这件事后，都尊称她为“红色乞婆”。
但是，好景不长，不知不觉间，也就是在这年的秋天，刘崇武又派人闯进俞家疯狂的捉人，并且，在捉不到人的情况下，对俞宽增用棍棒一阵乱打。甚至，还用点燃的成札香火烧灼她的胸膛，逼她交出儿子，她也依然宁死不屈。小孙子当时还小，受到惊吓之后抱着奶奶号哭，竟然也被兵丁狠狠踢开，不几天便死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俞宽增再次遭受打击，沉浸于悲恸中。在天福山起义胜利之后，她才艰难地走出了悲伤，但是革命的信心却更加的坚定。
在1938年5月，她让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子邹恒寿，带上她亲手抚养成人的两个孙子邹立义、邹礼智一起投奔“三军”，支援抗日战争。让她更加痛心的却是，在一年之后的一天，邹恒禄、邹恒德不幸遭敌人围捕，惨遭酷刑后英勇就义。俞宽增痛哭欲绝，但痛定思痛，重新振作，随着革命的脚步依旧穿越了血雨腥风。
到1944年文城光复时，俞家原12口人，家中只有她和大儿媳两代寡妇。1946年3月在昆嵛县人民政府一届三模大会上，白鹿区合作社、各救会、商会合赠俞宽增“建国之锋”的巨幅匾额，以表彰她的巨大贡献。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堡垒户”，革命志士才能一次次化险为夷，革命事业才能在-中坚持下来，冲破险阻，走向胜利。百年人生的痛与乐，俞宽增一家为革命贡献了很多。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所说：“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自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是中华儿女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怒吼，是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宣言。”
我们始终相信，抗战英雄令人景仰、抗战精神永放光芒，抗战历史不能遗忘、正义需要力量伸张、和平需要实力维护，这才是我们这个国家永远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