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宅 (1)

永别了，那片“祖宅”

晨之风

近几天，秋雨绵绵，原本休闲国庆假期的我心情颇不宁静，就如这“绵绵无尽期”的淫雨，“扯不断，剪还乱”。老家传来消息，祖祖辈辈居住的村庄被列为了拆迁对象，不久的几个月，这里将夷为平地，这不啻平静的湖面投进了一个巨石，在村人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据传言，再过几年甚至更短的时间，这里耸起的是现代化的楼群。我在村庄里的那些曾经充满诗意的童年记忆也许真地成为了历史的符号，回顾在村庄走过的童年岁月，尤其回忆起父母在宅基地进行的几次呵护和构建，好多事情是永远难忘的。

我们今天的宅基地应该说最早确定于1980年左右，在此之前这里是一片废地，所谓废地是指不是大田可耕地，后来又叫做鸡叨地，只能种植些鸡鸭鹅或者猪羊不糟蹋的庄稼，印象里，这里种植过薄荷，后来还种植过烟叶，在后来成为我们宅基地的西侧还建起了熬制薄荷油的大锅灶，还建有烘烤烟叶的烟叶炕房，这片地方应该说成为了一片宝地，为村里人创造过难以估量的财富，这都是生产队时的事情。后来总工程师上台，实行分田到户，这片地因为靠近村庄没

人要，队里研究干脆划为宅基地。我们的宅基地本来在村子南边，靠近邻村，邻村的土地就在我家旁边，家里喂养的鸡子和猪经常糟蹋邻村的庄稼，惹得邻村的很不高兴。生产队时他们经常组织打猪队追赶到我们村里，我们的村子比较大，于是和他们发生冲突，结果关系搞得很紧张。后来父亲认为那个地方不适合居住，决定把房子搬迁到村子东面去。

生产队都有队委会，村里有什么重大事情都要通过队委会讨论，最终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给村民分配宅基地当然是村民的重大事情，是要交由队委会讨论的。为了拿到一块好宅基地，父母展开了公关攻势，针对队委会里面的自己的熟人逐个疏通，打个招呼，和他们把关系处好，以前有点隔阂的，这个时候也要“屈尊降贵”，目的是获得这片宅基地。为了保险起见，父母还准备了一桌酒菜，把队委会请过来表示感谢。那个时候我们很不理解父母的做法，在酒菜还是奢侈生活的当时情况下，父母不惜花费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后来一顿酒菜之后，队委会一致同意把父母相中的宅基地列在我们门下，这就是今天我们一直居住的地方。

我们的宅基地西面靠近大路，这条路南面可以一直通到大队部，北面一直可以到达周淮公路。东面靠近河堤，这条小河当地老百姓叫做幸福河，因为在没有挖掘这条河时，我们这里饱受水患的欺凌，自从挖了这条河，我们这一带十里八村没再遭受过水患。因为宅基地在这里，童年的小河成了

我的天堂。我在那里学会了游泳，家里喂养的有鸭子，我和弟弟在那条河里摸蛤蜊，然后喂鸭子，还可以逮各种品种的鱼。因为靠近小河，我的童年显得分外有趣。这片宅基地父母认定是风水宝地，有一年有个走江湖的，大概是没饭吃了，父母给他饭吃，他很感激，给我们免费看宅基地的风水。说我们的宅基地占据了风水灵性，东面的小河是水龙走向，西面的小路是土龙走向，我们宅基地在他们的结合点上，水土相融必是灵性之地。后来我们兄妹三人都考上了大学，一家出来三个大学生这在当时的村里是空前的，于是村里人议论纷纷，末了一致认为我们的宅基地占据了风水。村里人很迷信，哪一家出了文化人都认为是占据了风水，要么祖坟地里冒了烟，要么宅基地得了灵性，总之不会无缘无故。其实我心里清楚，我们三个考上大学都得益于父母的启蒙教育，父母文化算不得高，父亲那个时候中专尚未毕业，因为赶上了国家困难，学校散伙了；母亲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六毕业生，在我们小时候，家里生活苦了些，但是父母在我们的学习上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这是最主要的，跟风水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宅基地划定后，为了证明是我们的地块，父母开始拉土垫宅基地。那个时候我才上小学三年级，没力气，都是父母一车一车从东面的苇坑里挖土，人力拉回来，这其间要经过河堤的上岗下岗，很费劲。但是怀揣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

往，父母硬是垫好了三间房子的宅基地。父亲是农业技术员，我小时候经常跟着父亲到外地村庄，父亲给他们讲解农业知识。刚分地那时候，父亲种植了红花，赚了一部分钱。又加上父母养殖长毛兔，也有一笔当时不菲的收入，于是在1982年，我们盖起了三间红砖瓦房，这在当时还是为数不多的。盖这所房子那一年，我们的粮食青黄不接，瘦弱的父亲到周口大沙河大闸一带去干抬沙子的苦力，挣了钱买粮食，算是没让我们一家饿肚子；母亲在家里喂养长毛兔，定时剪毛换些所需。我们的日子在父母的勤劳操持下，越来越好。到了1988年左右，本来是拿笔杆子的父亲干起了生意，这其实是多少有点文化的父亲很无奈的事情，父亲是小知识分子，很讲面子，这样做主要是迫于生计吧。感谢当时的政策，各级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父亲和村里的我的一个远房的哥哥到他的娘家四川绵阳、汶川一带去倒卖皮货。后来汶川地震，父亲从电视里看到了当年自己到过的地方显得很激动。后来父亲还走街串巷收购鹅毛鸭毛，还干过收购兔子的生意。后来父亲还参与了一桩大买卖，赚了一些钱。于是决定再盖些房子。

我们的宅基地原来是三间地方。后来村里又规划宅基地，我和弟弟按规定还要再分一处宅基地。于是父母向队里申请把我们宅基地东面的一处地方要过来，算是我今天的宅基地。原来的宅基地属于弟弟。队干部是我们家族我应该叫

做三叔的，他当队干部总是担心别人说他有私心，在处理家族和外族关系上总是牺牲自家利益换取外族的赞誉。一段时期父亲母亲很反感三叔的做法，认为他总是“胳膊肘子往外拐”。按照三叔的预先规划，把我们原有宅基地东面的地块划给另外一家，父母坚决反对，但是对方很强势，硬是无视我们的反对，组织人员拉土垫宅基。父母和他们理论，他们竟然想对父母大打出手。在农村有时候是不能按法律办事的，父母的有理有据的反抗似乎很苍白，我和弟弟当时很小，没能力对抗。父亲毕竟有点文化，直接到乡政府陈述那片宅基地属于我们的充分理由。证据胜于雄辩，乡里的干部在事实面前坚定支持父母的正当理由，把对方定为非法抢占宅基地。于是那片宅基地理所当然属于了我们，在1991年大概是五月份，乡里丈量宅基地，我们得到了两块宅基地，一块属于我的，一块属于父母和弟弟的。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和弟弟妹妹都在上小学和初中。按照父母的设计，一定供养孩子考上大学。但是父母应该是有孩子的成长预案的，孩子考上大学是最高理想。但是还要做最坏的打算，万一考不上大学咋办。父母决定在孩子上高中之前必须把房子盖好，因为在农村没有房子孩子娶媳妇是最大的阻力。于是在1989年左右，父母亲决定再盖五间瓦房。东面的宅基地靠近河堤，很洼，那里一到夏季经常积水。盖房子一定要先垫宅子，我和弟弟当时正在上初中。

于是那一年的春天，趁星期天我和弟弟加上父母和妹妹，我们组成了一个小的劳动组，我和父亲各拉一辆架子车，弟弟牵牲口，母亲和妹妹装架子车。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从东面的苇坑里挖土，要拉着架子车从坑塘里爬上很陡的河堤，绕过一段河堤，从小桥上过来，再经过一段土路，最后到达我们的宅基地。我当时年龄已经十七八岁，大概是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干起活来分外有力。在我们的几个星期的劳动下，宅基地终于垫起来了，比起原来的洼地我们垫了足有一人高。后来在那片宅基地上父母盖起了五间瓦房，按照父母的想法，加上原来的三间瓦房，一共八间。他们住在中间的两间，西头三间归弟弟成家用，东头三间归我成家用。孩子成家后他们安享天伦之乐。这是小农思想世界里，作为一个农民最好不过的经营或是设计。

后来我和弟弟妹妹的成长有点让父母“措手不及”，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和弟弟妹妹先后考上了当时“名声在外”的省重点高中，后来又陆续考上了大学，现在来看所谓的大学都不是名牌大学，但是在当时给附近村里带来的影响很大，好多家庭看到了上学改变命运的希望，村支书在大会上把我们兄妹三个当做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榜样，从那时起，我们村里陆陆续续走出了考上大学的学生。但是像我们一家走出了三个大学生好像还是不多见的，我们家应该是第一家。再后来我们兄妹三个沿着自己的道路默默前行，我成

了教师，教书育人，业余时间还成了一名文字爱好者，胡乱地写些为“正人君子”深恶痛疾的文字，不为名利拍马屁，只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段时期很惹地方“官人”反感；弟弟因为当时家庭困难，报考了军校，在军校里“出类拔萃”，后来被抽调到军队总部机关，如今已是师级职位了；妹妹在市里一家医院成了业务骨干，负责重症监护室工作。我们三个从事的都不是发财的行业，日子过得很“紧巴”。近些年，老家的发展很快，好多人都富起来了。因为文昌大道的拆迁，父母有时候很眼热一些人的甚至“一夜暴富”。他们感觉自己的孩子辛辛苦苦上学如今比不上那些“拆迁户”，心里似乎很是失衡。后来我们的大田地因为开发商征用包赔的有一部分钱款，于是父母决定把老房子推了，盖起了三百多平方的房子。这次盖房子因为有征地款作保证，似乎显得很容易。后来村里人都在加盖房子，用作商用。因为周边一所职业学校的存在，盖好的房子可以出租给做生意的使用，村里面开设宾馆的很多，还有租赁给干饭店的和经营网吧的。城市化的脚步势不可挡，要摧毁一切绊脚石，这就是村里人家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

我们的宅基地我称之为“祖宅”，似乎显得有点不太准确，毕竟这是父母奠定的基业，而不是祖上传下来的“祖产”。我的祖上也就是爷爷的辈分，应该说没给子孙们撇下一点遗产，在我心里父母遗留的“基业”就是“祖宅”，因为父母

一代人的付出，顶起了一个家族的明天，这就是最有分量的“祖产”。

近些日子，自从拆迁的号令传下来，老家的村里一片骚动，回到老家，我感觉似乎是世界末日到来了。因为要离开世代聚居的土地，好多人感觉这好像一场噩梦。一些人开始丢弃农耕时代的农具，什么石磙、落石、磨盘还有木制的各种各样的农具，我突然有种想法，想动员农耕博物馆的人员来收购农具，并且不会花上大价钱。尽管政府的拆迁办人员一再向村人展示未来的美好前景，但是村民还是不领情，都认定这是政府在欺骗农民，目的是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然后和开发商一起拿农民的土地赚钱做生意。于是一些谣言不断传来，说是某个村子里的人被拆迁办逼死了，还发出了视频；某个村子里的村民集体到政府抗议，某个带头的村民被抓捕了；还有传言，说是某村民因为不签字被活活打死了。我向来不相信谣言，这些谣言不否认的是多少反映了一些民意。我坚信伟大的共产党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时起，应该说每次变革都是从改变农民命运做起，从过去的“打土豪分田地”到后来的集体化，再到后来的“分田到户”，都是为了让农民过上好日子，今天的“拆迁”目的是让农民过上现代文明生活。但是农民的骨子里面的旧有认识赶不上时代发展，认为这是政府和开发商联合进行的一场对农民的疯狂掠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感觉政府应

该向被拆迁户做好解释工作，而不是采取压制的错误做法，这只能适得其反。

城市化是现代文明推进的必然结果，千千万万的“祖宅”势必被扫进历史的博物馆，这是任何势力都试图阻挡不了的。但是还应该看到，城市化带来的对于农民的无尽的“伤痛”也是显而易见的。国家有关部门一再重申，忽视农民的感受强行推进“拆迁”那是急功冒进。处理好城市化并兼顾到农民的利益，做到二者的“相得益彰”，不打扰“和谐社会”的现状，这应该是党中央的初衷。作为“藩篱”的基层政权要深刻理解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而不是人为去制造“冲突矛盾”，造成基层政权不稳固。

不管怎么说，“祖宅”所在的那片据说是明初就存在的村庄注定要渐行渐远，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作为一名远离故土多年的游子，失去的也许是七百多年以来的乡土延续的情结，得到的却是现代文明创造的丰硕成果，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相信经过“阵痛”的老家人迎来的必是一个崭新生活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