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时期翻译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形成时期----近代西学翻译思想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犹如一条历史长河，它源远流长，永不枯竭，永葆青春，正是依靠的翻译。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关于佛经翻译的分期问题，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史，一般可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东汉至西晋）：早期佛经翻译的主要标志为“外国人主译”。这一时期共译经书近570部，而且造就了一批佛经翻译家，其中安世高、支谶、支谦、竺法护则是最杰出的代表。

中期（东晋至隋代）：该时期佛经翻译的主要标志为“中外人共译”。这一时期共译佛经3155卷，重要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有鸠摩罗什、彦琮、道安、慧远。后期（唐初至唐中叶）：此为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该时期的主要标志为“本国人主译”，玄奘则是主要的翻译大师。

唐代以后，我国佛经翻译事业从鼎盛逐渐走向衰落，到北宋仁宗景佑年间，完全沉寂下来。至此，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古代佛经翻译，经历了它的草创、发展、鼎盛、衰落四个阶段之后，完成了历史使命。

西方的《圣经》翻译始于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之间

《圣经》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经典的总称，也同样经历了直译，意译，直意译结合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通过对中国佛经翻译和西方《圣经》翻译在翻译手法上的对比，我们发现两个不同时空、不同文本的翻译竟然会有许多惊人的相似。

两者都是宗教文献类的翻译，一样经历了从幼稚直译到幼稚意译, 由较成熟的直译到较成熟的意译, 并最终实现直译、意译的有机结合。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早期的佛经翻译代表人物：

1. 支谦、支谶的翻译思想

支谦，字恭明，佛经翻译家。支谦受业于支亮，为支谶再传弟子。三代师徒，合称“三支”。世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支谦博览经籍，通六国语言。三国时期，从吴国孙权黄武二年至孙亮建兴二年（223~253），约30年间，译出了《大明度无极经》、《大阿弥陀经》、《本业经》等大小乘经典36部，48卷。支谦还是一位佛学翻译理论家。支谦所做的《法句经·序》，是我国翻译史上迄今所见论述翻译理论的第一文，支谦在这近300字的序文中将佛经翻译的标准讲的很清楚，是了不起的贡献。它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奠基石，它为严复最后形成并正式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和有力的理论支撑。“文质之争”发生于公元224年，是围绕“文”“质”两大派别各自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展开的一场讨论。当时竺将炎与维袛难共译了《法句经》。而后支谦重新校译了该经并作《法句经序》，说竺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并批评译本“其辞不雅”。他的批评立即引起了维袛难的反击。其认为“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这场争论的结果是“质派”在理论上获得了胜利，但是实践上却是由文派最后成书。从而拉开了“文质之争”的序幕。从整体上来看，这场争论沿着从以“质”为主，到以“文”为主，最后结于文质相辅的道路发展。所谓“文”即辞采（修饰原文），而“质”即质朴（紧扣原文），忠实于原文。从广义上讲，“质”大体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直译”，而“文”则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意译。

支谶，为支谦的师祖，佛经翻译家，与安世高齐名，世称“译界开创二杰”。他是我国第一个传译和传布大乘佛教般若学理论的僧人。在灵帝光和、中平年间译出《般若道行经》10卷，《般舟三味经》3卷、《首楞严经》等三经。支谶的译经思想是“凡所出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审得本旨，了不加饰”。他一贯主张译经必须“弃文存质”，即不重文词，但存本意。支谶和安世高一样是我国翻译史上最早的直译代表人物。不过，他们的译本在翻译史上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

2·道安的翻译思想

道安，东晋、前秦高僧，佛经翻译评论家，毕生致力于般若学，为六大般若学家之一，倡“本无”宗，在佛经翻译事业上厥功甚伟。他主持佛经译场，精审已译经典，厘正译经文体，他所监译之经书，“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这就是说，要按原本逐字逐句地翻译，不得对原文的字有所增减。他的翻译文体主张，认为“究其旨趣，殆归直译矣”。他是直译派的代表人物。他在佛经翻译提出的着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对我国传统翻译思想是一大贡献。

3·鸠摩罗什的翻译思想

鸠摩罗什，后秦高僧，古代佛经翻译大师，还是一位天才的佛教文学翻译家，自幼习经，学识渊博，秦梵两娴，诵写自在。曾遍游西域诸国，精通佛经。于弘始三年移居长安译经。一生译佛经74部384卷，着名的有《大品般若》、《法华经》、《金刚经》《维摩诘》等。鸠摩罗什的译经思想，影响深远，开创了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的新时期。他对西方辞体，有自己精辟和独到的见解。他是继支谦之后“文质之争”中“文派”的又一代表人物，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位“文派”大师。

4·彦琮的翻译思想

彦琮，隋代佛经翻译家、翻译评论家。14岁，为北齐后主讲经；21岁，入北周武帝内殿，任通道关学士；大业二年，在洛阳上林园翻译管，前后译经23部100余卷，着《僧官论》《辩证论》等多部，以《辩正论》最为着名。

5·玄奘的翻译思想

玄奘，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他自幼聪颖不凡，博通经纶。11岁时就熟习《法华》、《维摩》等经。玄奘精通梵文，他的译文译笔精美，译风严谨，远超前人。以朴素的通俗文体真实传达出佛经的内容和风格，大大影响了唐代文体的改革。玄奘的翻译主张，“既须求真，又须求俗”。他既不赞同道安等人的直译，也不赞成鸠摩罗什等人的意译，而是主张直译和意译完美的结合，即提出了“圆满调和”的翻译主张。这是我国古代翻译思想的光辉典范。玄奘既重“信”，又重文体风格。译文达到了“和谐”理想的境界。在翻译史上被称为一派“新译”。玄奘法师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杰出人物，是佛教史上享有崇高声望的高僧大德，其“高山仰止”的德行与成就被历代人所景仰；他被称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翻译家和最伟大的语言学家。

中国佛经翻译思想的历史贡献：

1.奠定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初步基础

佛经翻译事业从最早的重直译，到后秦时期鸠摩罗什的重意译，再到隋代的彦琮又倾向于直译，最后到唐朝时期的玄奘创出的“新译”，奠定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初步基础。

2.对中国文学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佛经的翻译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最简单的言语’去翻译印度日耳曼语族之中最复杂的一种言语---梵文。第二佛经的翻译事实上开始了白话的运用---宋儒以来的语录其实是模仿佛经而来的。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家不仅译出了浩如烟海的经书，而且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他们的翻译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这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形成前的发轫时期。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形成时期------近代西学翻译思想

背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华帝国紧锁的大门，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中国是世界文明发祥地之一。在中国翻译史上，正是明代和清代这两个朝代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两次翻译高潮。

1、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杰出的代表人物为着名的科技翻译家、中国“科学译祖”徐光启和着名科技翻译家、“中华才土”李之藻“。徐光启1606年与意大利人利玛窦合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它的问世拉开了中国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的序幕，同时也是我国翻译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明末清初科学翻译的显着特点是翻译方式为外国人主译，华士润色；或中外合译；少见国人主译之书籍。

2、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批忧国忧民的先进人物面对民族危亡，图自强，谋复兴，共赴救国图存大业，积极推动翻译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培养早期科学人才，在近代翻译史上开创了西学翻译的高潮，使中国近代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历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主要有洋务时期的翻译1、兴办新式学堂，官派留学生，培养大批学者型翻译家2、设译书局、翻译西籍，传播西方科学，沟通中西文化3、中外合作译书，发挥各自优势，造就一流科技翻译家。

维新时期的翻译从翻译史角度来看，他们广设译学馆，广译西书，造就翻译人才等，其规模之大，其学科之广，其数量之多，其质量之精，是洋务时期的翻译无可比拟的。纵观19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学翻译思想的发展，令人欣喜的看到，在这一时期，西学翻译不仅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全面、系统、重点地介绍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思想，而且培养和造就了自己的翻译家，建立了自己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并结合西学翻译的实际，继承和发扬了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精华，完成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的形成期。

一、马建忠的翻译思想

马建忠是我国近代杰出的语言学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我国语法学经典着作《马氏文通》的作者、着名的翻译评论家、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精通法语、英语、拉丁语，通晓希腊语等多种语言文字。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战争爆发后，他目睹国难时艰，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提倡变法自强。欲“知己知彼”，必须全力发展翻译事业。他把翻译事业和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译书主张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他本人正是一位深谙数国“洋语洋文，兼善华文，而造其堂奥”的典范，他能洞察翻译的本质，能掌握翻译的内在的客观规律，故而能提出“善译”这一科学译论，成为中国翻译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座里程碑。

二、梁启超的翻译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爱国的翻译家（翻译评论家、翻译史家），中国最早用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着名史学家，被中国学术界奉为“鸿儒”。他是迄今所知最早译介马克思的第一个中国人，梁启超一生译介的西书，有西方资产阶级学说、马克思主义着作和文学作品。梁启超文笔恣肆，情感汪洋，虽说移译，无异于再创造。这种译述方式被称作“豪杰译”。

1、关于“翻译强国”思想

2、关于“翻译文体革命”思想

3、关于翻译小说理论的影响

4、关于翻译文学与佛典的关系

梁氏小说翻译理论给当时维新运动前后的“新学”之风又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改变了社会上对翻译小说的歧视，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繁荣了晚清小说翻译事业，迎来了文学翻译的兴盛时期。

三、严复的翻译思想

他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是我国首倡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他一生献身于译介和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的事业，成为中国“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其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世界意义。严复运用中国古典文论思想，吸收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精髓”，总结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和升华，鲜明的提出了“信、达、雅”翻译原则和标准。“信、达、雅”翻译思想

“信”是翻译之前提和基础，“达”是翻译之目的，“雅”是翻译之语体选择。

所谓“信”是指要忠实于原文。翻译的过程是正确理解原文和创造性地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原文的过程，而译者正是沟通原作和译作之间的桥梁。基于对原作忠实的原则，翻译有从属性的一面，即在翻译时译文无论是思想内容、感情色彩，还是风格韵味都必须忠实于原作，这是翻译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译作在思想内容、表达方式、感情色彩与原作相去甚远，那就是不“信”了。

“达”是翻译之目的。严复所说的“达”，不是指我们在翻译中的表达清楚，语言通畅，是“达旨（达意）的“达”，也就是表达原文的宗旨，即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达”的更高层面是要表达原作的深层蕴意，这需要译者能对原作“取明深义”。译者要对原作宗旨有深刻的领会，再以另一种符号表达出来。

“雅”是翻译之语体选择。“雅”就是要注意修辞，富有文采。严复认为，“雅”是在信和达的基础上尽可能追求译文语言本身的古朴典雅，以求传达原文的“精理微言”

“严译名着”

1、人学-----西人强盛之源

2、“八大名着“

《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群学译言》（Study of Sociology）

《社会通诠》（History of Politics）

《穆勒名学》（A System of Logic）

《名学浅说》（Primer of Logic）

《法意》（De L’esperit des Lois）

《群已权界论》（On Liberty）

四、林纾的翻译思想

林纾是我国文学翻译史上罕见的一位不审西文，而译着颇丰，影响深远的杰出的西方文学翻译家。他是大量译介西洋文学作品的第一人，是当之无愧的近代文学翻译界的泰斗，是整个近代译坛唯一可以与严复比肩的着名的历史人物。

林纾的翻译活动，前后持续了近30年时间，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

早期（1897---1907）：

这一时期林氏翻译的特点：思想生气勃勃，流光溢彩；译品名着多，政治小说多；译笔精湛，颇具马、班、柳的神韵和传统文学的风采。

中期(1907---1911):

他从事文学翻译事业，不是为翻译而翻译，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他是把翻译作为自己报国救民的一种“实业”。

后期：辛亥革命后

辛亥革命以后，林纾把文学事业的重心转移到了诗歌小说的创作，文学翻译事业已经走近尾声。

林纾一生以自己奇特的方式，在译坛上辛勤耕耘，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内，每年都有10种左右译品问世，而且其中多为中长篇小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如此众多的译作问世，这真是近代翻译史上的一大奇观。如果说“严译名着”开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维新风气之先，“林译小说”则开了文学界维新风气之先。历史贡献：

1、开创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先行者和奠基人

2、中国新文学运动所从而发生的“不祧之组”

3、二元性文学语言观：促进中国文学语言的进化

翻译理论：

1、“存旨”论：“神会. 步境. 怡神”

2、“文心”论

3、“支点”论

4、“足音”论

林氏翻译思想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他不审西文等种种原因，而造成的“讹错”和用现在的译界术语来说，叫“但求神似，不求形似”的近似“转述译法”的弊病。结语：

纵观整个西籍翻译历程，这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在继承和发扬古代佛学翻译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形成阶段。明末清初的徐光启的科学技术翻译，清末民初的严复的哲学社会科学翻译和林纾的文学翻译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三面旗帜。马、梁、严、林的翻译理论和思想-----马建忠的“善译”论，梁启超的“通学、通文”观，严复得“信、达、雅”论，林纾的“神会、步境、怡神”说，代表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精髓，构成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基础，在中国翻译思想史上起着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而严复则是一位承先启后的旋转中枢的翻译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