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来_禹贡_研究综述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16卷第1期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 Y FOR NATIONALITIES V ol.16N o.1 2010年2月(N atural Science Edition) Feb.2010民国以来《禹贡》研究综述3
容天伟,汪前进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010)
摘 要:民国以来,国内学术界在《禹贡》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涌现出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
果,许多学者在文献释读、成书时代、地望辩证等问题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也有一些遗留
问题有待妥善解决.
关键词:民国以来;尚书;禹贡;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462(2010)01-0030-10
《尚书》中的《禹贡》篇是代表我国先秦时期地理知识的结集性著作.该篇文字精炼,叙事概括,全文仅千余字,却记述了全国的山川、河流、物产、贡赋等方面的重要内容,从内容到体例,都对我国数千年来的地理学撰述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汉代至今,《禹贡》以其成书之早、记载之全面,一直被学人所重视.明代曾有学者指出:“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也.”[1]虽然每一时代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推进了《禹贡》研究的深入,至今却并非了无疑窦,新的成果和新的问题几乎伴生,有必要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总结.鉴于此,本文拟简要梳理《禹贡》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考察民国以来国内学术界的《禹贡》相关专题研究情况,以期进一步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走向深入.
1 历史上的《禹贡》研究情况
《禹贡》作为中国地理志之始祖,在先秦时期就已被广泛征引,据刘起釪先生统计[2],《国语》、《墨子》、《孟子》、
《荀子》、
《周礼》等先秦文籍都曾引用《禹贡》的内容.到汉代,司马迁将其全文录入《史记?夏本
纪》;西晋裴秀依据《禹贡》所载,绘制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图集《禹贡地域图》(今已失传);唐代时孔颖达著成《尚书正义》,贾耽采用裴秀的“制图六体”绘成《海内华夷图》,其中国内部分基本完全参照《禹贡》.
从宋代开始,出现了对《禹贡》的专门研究,其中当推毛晃、程大昌、傅寅三人为首.毛氏的《禹贡指南》,程氏的《禹贡论》、
《禹贡后论》、
《禹贡山川地理图》以及傅寅的《禹贡说断》诸书,不拘泥于前人成见,详加考辩之余屡有新说,在清人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都得到很高评价.王成组认为三人的著作澄清了汉唐以来许多注家的谬误,使时人对《禹贡》的认识有了显著的提高[3].到明代,《禹贡》研究俨然已成专门学问,著作层出不穷,其中不乏有价值的严谨之作,《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三《经部十三?书类存目一》、《经部十三?书类存目二》所列《禹贡》研究的著作就有韩邦奇的《禹贡详略》,郑晓的《禹贡图说》、
《禹贡说》,王鉴的《禹贡山川郡邑考》,俞鲲的《禹贡元珠》,胡瓒的《禹贡备遗增注》,茅瑞征的《禹贡汇疏》,艾南英的《禹贡图注》,夏允彝的《禹贡古今全注》,许胥臣
3收稿日期:2009211220.
作者简介:容天伟(19852),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200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地学史;汪前进(19572),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的《禹贡广览》等.至清代,更是出现了胡渭《禹贡锥指》这样的集大成之作,亦有朱鹤龄的《禹贡长笺》,而孙承泽的《九州山水考》据称“所载山水,分类相从”[4],此外还有钱肃润的《尚书体要》,杨陆荣《禹贡臆参》,王澍《禹贡谱》,晏斯盛《禹贡解》,汤奕瑞《禹贡方域考》,华玉淳《禹贡约义》,程瑶田《禹贡三江考》,杨守敬《禹贡本义》,曹尔成《禹贡正义》,凡此种种,不下数十家.
简要说来,先秦迄于宋,论者多将《禹贡》置于《尚书》之中,着力于经文注疏;自宋代以降,《禹贡》开始从《尚书》各篇中脱颖而出,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传统视角下的《禹贡》研究由此在清代达到一个高峰.要而论之,古人在文字训诂、经文注疏及相关地名的考证方面固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研究视野和方法都未免失之单薄,止于文字本义和带有封建思想局限性的沿革地理范畴;另一方面,古人长期笃信《禹贡》为大禹治水后的夏代遗文,对其成书年代和作者的误判导致了对文献本身的严重误读,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禹贡》研究的层次,并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禹贡》相关时代的历史研究.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现代意义上的地理学在中国逐步建立,与此同时,考古发现开始被学人所重视.在新方法、新思维的影响下,学术界对《禹贡》的研究开始突破原有窠臼,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民国时人杨大鈊在其《禹贡地理今释》中就曾解释他与古代《禹贡》研究者的区别:“昔人注释禹贡,意在解经,是编重在地理……使地理历史有一贯之知识”[5].顾颉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创办《禹贡》半月刊和禹贡学会,更是掀起了历史地理研究的热潮,《禹贡》研究也在其时成为显学,至今未息.继顾颉刚之后,一代代学者在《禹贡》相关问题的研究中辛勤耕耘,许多争议渐得共识,一些新的问题也得以凸显.与封建时代有所不同,民国迄今的《禹贡》研究,论著繁多,角度庞杂,成果显著.
与此同时,作为重要的基础性前沿工作,对《禹贡》研究情况进行系统梳理的文献综述却一直少人问津,诚为憾事.现在可见的概述《禹贡》研究情况的文章仅有华林甫先生发表于20年前的《近年来〈禹贡〉研究述略》[6]、周书灿、张洪生发表于2001年的《〈禹贡〉研究概论》[7]以及新近王康的《浅谈〈禹贡〉及其学术价值———兼谈〈禹贡〉的研究沿革》[8],这几位学者均在文中有针对性地探讨了《禹贡》研究中的重点问
题,介绍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和成果,但未能完整搜集大量零散的研究资料;另一方面,他们囿于各自的写作时间和侧重点,也不可能对近年来《禹贡》研究的新动向做出评述.本文正是为了弥补这些缺憾,在前辈工作的基础上尝试完善《禹贡》研究的学术史.
2 关于《禹贡》的成书时代
《禹贡》的成书时代问题是《禹贡》研究的基础和关键所在,这一问题直接决定了对文献的判读和对相关时代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禹贡》价值的评说.关于《禹贡》的成书时代,民国以来一直是历史地理学界的学术公案.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分别提出了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及战国末期至汉代说等观点.
2.1 西周说
最早提出《禹贡》成书于西周时期的当属王国维,上世纪20年代,王国维在谈论传世文献《尚书》时曾写到:“《虞夏书》中,如……《禹贡》……文字稍平易简洁,或系后世重编,然至少亦必为周初人所作”[9],认为《禹贡》成书不会晚于周初.40年代,徐旭生先生在《读山海经札记》中云:“《禹贡》之为书,除梁州贡铁稍露破绽外,如依其文字推测,则不惟春秋可有此作品,即在西周亦无不可能处.”[10]据此可知,徐旭生先生认为除了梁州贡铁尚难解释,《禹贡》仍有可能是西周时期作品.60年代,辛树帜先生根据对雍、梁两州的实地考察及其他文献资料,判断“禹贡成书时代,应在西周的文、武、周公、成、康全盛时代,下至穆王为止.”[11]辛氏考辩详实,论据充分,是《禹贡》西周成书说的代表性人物.
除却以上各家,近几年来又有学者对西周说提出了新的佐证.高师第在其《禹贡研究论集》中,从《禹贡》对九州的描述入手,立足于文献本身,细致地考证《禹贡》所载地理沿革及河流山川地望,重新推定《禹贡》的成书时代“至迟应在周穆王以前”[12],也就是西周中叶之前.岳红琴的《〈禹贡〉成书时代考》[13]则认为冀州是夏人的发源地,而《禹贡》以冀州为九州之首印证了周人尊夏的史实,由此判断《禹贡》主要内容成书于西周中期.对于徐旭生感到棘手的梁州贡铁问题,岳氏援引考古资料并对传世文献进行重新梳理,认为到西周中期以后,人们对铁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而《禹贡》梁州贡铁的记载,“正反映了人们对铁的认识这一过程,既初步了解又不完全掌握,故而视其为稀贵之物进献于王室”,据此得出了西周说与
2010年第1期 ●容天伟,汪前进 民国以来《禹贡》研究综述
梁州贡铁并不矛盾的结论.
2.2 春秋说
郭沫若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根据《禹贡》对九州的划分,断定《禹贡》出于春秋时某一位大师之手[14].后来他又对此说加以补充,根据《禹贡》的思想内容,推测《禹贡》为子思所作[15].日本历史学家白鸟库吉先生也认为《禹贡》乃春秋作品[16].王成组在《中国地理学史》[17]中认为《禹贡》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前后由孔子编写,是为了宣扬先王之道,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王氏指出,辛氏西周说无法解释《禹贡》的成文何以有两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而西周史官又为何在全文首尾讲到千年前的禹,并称之为《禹贡》.加之雍州的得名在秦国公元前677年徙都雍之后,故西周说难以自洽.屈万里则认为《禹贡》的著成时代“最早不能前于春秋中叶,最晚也不会到战国时代.它大概是春秋晚年晋国人所编的一篇理想的‘体国经野’之书”[18].
对于《禹贡》成书春秋时期的观点,近年来又有新的看法.金景芳、吕绍纲先生在《尚书?虞夏书新解》[19]中又提出春秋初年成书说,二人从《禹贡》的语言特色以及文中尚无北、东海的概念入手加以论证,推测《禹贡》是平王东迁后某一大家利用有关历史档案资料写成的,时代应在春秋初年.
2.3 战国说
1923年,顾颉刚首创《禹贡》成于战国说[20],对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在其之后,卫聚贤也提出“《禹贡》是战国末年之秦人作”,时间起讫点约在公元前316年～290年之间[21].30年代,钱玄同先生在《读书杂志》(1931(1))和《答顾颉刚先生书》中均认为《禹贡》系晚周伪作[22].此后数十年间,不少学者纷纷撰文,进一步论证《禹贡》为战国时代的作品.如许道龄从梁州贡铁的史实出发,认为《禹贡》必为战国末期作品[23];李泰芬认为《禹贡》成书于战国末[24];马培棠的《梁惠王与〈禹贡〉》以为《禹贡》编著年代当在梁惠王后元十六年,即孟子去梁那年[25];钟道铭《中国古代地理学之发展》一文在对《禹贡》内容和特点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判断《禹贡》是秦孝公以后的作品[26];张西堂认为《禹贡》作于战国末年,与《荀子》著作同时[27];陈梦家先生也认为《禹贡》“编作成篇当在战国晚期”[28];1959年顾颇刚先生在《禹贡(全文注释)》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它是公元前三世纪前期的作品,较秦始皇统一的时代约早六十年.”[29]
近年来一些学者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
之上,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战国说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论著有史念海先生的《论〈禹贡〉的著作年代》[30]、陈连庆先生的《〈禹贡〉研究》[31]、蒋善国的《尚书综述?禹贡的著作时代》[32]、刘起釪先生的《〈禹贡〉作者》[33]及《〈禹贡〉写成年代与九州来源诸问题探研》[34]等.史先生从对徐州菏水贡道的开凿年代的分析入手,综合《禹贡》九州与战国前期形势、河水流经的地方、禹都与魏都以及《禹贡》的撰述与梁惠王的霸业等方面的内容,指出《禹贡》成书年代可能在公元前370年至前362年之间.陈先生从《禹贡》九州的地理范围、
《禹贡》中的各种制度及《禹贡》的用字等方面论证了《禹贡》是地道的战国时期作品.其成书的上限是秦灭蜀之年(公元前316年),成书的下限是邹衍创立大九州说(公元前265年至前245年).蒋先生从《禹贡》九州、瓷服制、铁的使用、
《禹贡》体例和文辞等九个方面考察,认为《禹贡》是战国末年的作品,其成书在孟子死以后、
《吕氏春秋》成书以前,可能在公元前245年前后.刘先生认为顾颉刚提出的战国说五大论据里至少有三条是颠扑不破的,另两条则尚可商榷,他特别强调古代文籍常常不是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有可能经过一个流传的时期,由前后不同的人递增而成,因此《禹贡》虽然是反映战国地理情况,但文中亦有不少内容不能晚于春秋时期.及至后一篇文章,刘先生又根据新近所见到的资料,认为《禹贡》定本是由西周史官完成的,但流传至战国时又增加了些战国的史实,这“是无可否认的事”,所以说“《禹贡》定型如今所见之本时间在战国”.此说可谓是战国说的折衷方案,巧妙避免了顾氏战国说的一些漏洞.此外,陈国生、王鹏的《〈禹贡〉成书年代、作者及内容考辩》[35]从著作体裁和政治思想两方面论证,指出《禹贡》成书在前404～304之间,作者是河上老人,并认为此结论恰好可以印证史念海的观点.由此可见,自顾颉刚先生提出《禹贡》成书于战国时代后,此说渐成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只是在具体年代方面尚存在一定的争论.
《禹贡》成书战国的观点被越来越多人接受的同时,对此说的质疑也甚嚣尘上.王成组尖锐地指出:《禹贡》流传于《尚书》里面,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怀疑,倘若是战国后期成书,突然加进《尚书》,怎能不受到任何怀疑?到西汉时代,《禹贡》仍是今文本和古文本共有的篇幅,足以证明此篇是孔子修《书》时所固有.他认为所有主张《禹贡》形成于战国后期的论证都是片面的,战国说所依据的梁州贡铁诸问题,不必过分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年2月 第16卷
当真[36].岳红琴在《〈禹贡〉成书时代考》[9]中逐一反驳顾颉刚战国说的论据:内方外方二山、菏水、梁州贡铁等,并依据考古材料和晋代文献《华阳国志》考证梁州问题,指出夏商时期中原即与蜀地有往来,不能将梁州设立的时间定为秦灭蜀之后.高师第从九州划分、冀州开发、贡物、九河、三江、五服制度、“铁”字训诂等多角度论证《禹贡》不可能是战国人所作[37].这些质疑不能不说有一定的道理,使战国说一直难以成为定论.
2.4 战国末至汉初说
高重源先生《中国古史上的禹治洪水的辩证》[38]一文以为《禹贡》当成于秦统一天下前后.日本学者内滕虎次郎先生《禹贡制作时代考》[39]一文认为,《禹贡》实为“战国末年利用极发达的地理学知识而行编纂”,其大体上是从战国到汉初地理学的产物.德国学者赫尔曼则主张《禹贡》的制作“似在汉高统一以后的时代”[40].关于这些说法,顾颉刚先生曾予以反驳:秦统一后新开拓的疆土,如闽中郡,南征后设立的南海、桂林、象郡,以及九原郡,《禹贡》都没有提及,因此不可能是秦统一后成书的.
2.5 夏代—战国末增补成书说
此说是现代考古学者邵望平先生的观点,近年在学术界颇受重视.邵先生从考古学的角度,探讨了《禹贡》九州的地理域限,认为九州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长江流域就已经实际存在的人文地理区系,由此推测《禹贡》蓝本可能出自商朝史官之手或是商朝史官对夏史口碑的追记;也有可能是周初史官对夏、商史迹的追记.邵先生又从九州所记的自然条件及特产属于一个暖温期来看,认为《禹贡》九州部分蓝本当出于公元前2000年,以后又经多次加工、修订,其基本定稿当在西周早期.而含有九州、导山导水、五服三个部分的《禹贡》可能是春秋战国及后世学者修订而成的.同时,邵先生还指出,《禹贡》成书至少应有两个条件,一是文字的出现,一是王权的存在.对于顾颇刚先生的战国说,邵先生认为是因为当时条件下,未能打破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中游的单元论的缘故,而实际上,中国古代文明是以黄河、长江流域为基地,以中原地区为中心,是多源的,文明和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多向的[41].邵先生的文章发表后,受到多方重视.刘起釪先生在《〈禹贡〉的写成年代与九州来源诸问题探研》中称赞这一观点“使探析《禹贡》时代只把眼光拘于后代的在文献中兜圈子的研究者猛然惊觉”、
“这是从文献以外,就考古学成就所能提出的最可珍视的意
见.”[29]李学勤先生也说,邵先生这篇论文“很令人发生兴趣”[42].邵先生的观点,充分考虑了我国古书的成书特点,从传统《禹贡》所述内容或细节来考虑其成书时代的狭隘视野中跳了出来,转而用整个社会发展是否具备其产生的条件来思考问题,对《禹贡》成书年代的研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启发.
3 关于《禹贡》的内容
《禹贡》全篇结构严密,体系完整,大致可分为九州、导山导水、五服制等几部分.篇中涵括先秦时代行政区划和大量山川河流的名称,正是这些地理学内容赋予了《禹贡》极高的文献价值,同时也在学术界造就了许多古地理地望争议.民国以来,对《禹贡》内容的释读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许多难题得到了解决,也仍有一部分问题悬而未决,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
3.1 九州及相关问题
梁启超最早在20世纪早期就对《禹贡》的九州作了系统的研究,发表《禹贡九州考》[43].他以清代《舆地沿革表》所考订《禹贡》九州境域为蓝本,并略正其误.但梁氏仍将《禹贡》九州视为夏代疆域,今天看来殊不足取.30年代,姚大荣的《〈禹贡〉雍州规制要指》[44]、齐思和《读〈禹贡雍州规制要指〉》[34]以及曹诗成《读〈禹贡雍州规制要指〉质疑》[45]等文就《禹贡》雍州的地理范围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姚氏的立论及后两文的质疑都颇有一番道理.李文实《〈尚书?禹贡〉雍州地理今绎》[46]一文对雍州西徼地理部分详加考释,讨论了江河源地区诸水系、诸山,以及该地民族、语言与地理的关系.王宗元、齐有科《试论〈禹贡〉雍州的西界问题》[47]一文认为雍州西界黑水就是灵台原北的黑河.侯丕勋《甘肃“属〈禹贡〉雍州之域”说质疑》[48]从《禹贡》九州疆域与华夏族居地的关系入手,并考释积石、三危、流沙等古地名,重新论证雍州的界线,指出今甘肃大部分不属于《禹贡》雍州之域.顾颉刚先生《梁州名义》[49]一文批判了古人“州有梁山,故名曰梁”的传统说法,同时质疑白鸟库吉“大梁星座在此方角,故名曰梁”和高重源“梁州之称因栈道得名”的观点,认为“九州之中以梁州为最多山,有山即有颠,山多则群峰乱目,言梁州者犹之言山州耳”,这种大胆的推测显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杜勇《论〈禹贡〉梁州相关诸问题》[50]考订了古文献中对“九州”的记载,指出九州并非战国时人的一次性建设,《禹贡》梁州虽为各种九州说仅见,但不能以此判定蜀地与中原文化是隔绝的.近年来,刘起釪在《〈禹贡〉徐州地理丛考》[51]中
2010年第1期 ●容天伟,汪前进 民国以来《禹贡》研究综述
对《禹贡》青州、徐州等地理进行了细致考察,提出了
许多新的看法.李民的《〈禹贡〉冀州与夏文化探索》[52]
、《〈禹贡〉豫州与夏文化探索》[53]
两文探讨了冀州、豫州与早期夏文化的分布.秦其明在《对〈禹贡〉九
州区划的再认识》[54]
一文中认为,《禹贡》中的九州不是行政或区域规划,而是具有综合农业区划思想的地理区划.顾颉刚在《禹贡(全文注释)》中提出九州制并非真实的制度,但《禹贡》对九州土壤、物产的记载却是科学的,并非幻想.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
代》[22]
则认为九州实际上反映的是战国前期的形势.
此外王青的《〈禹贡〉“鸟夷”的考古学探索》[55]
探讨了“冀州”条中所载“鸟夷”的相关问题,闫文晟《黄河下游地区为何多“丘”———〈禹贡〉“桑土即蚕,是降丘宅土”考论》考察了《禹贡》对兖州多“丘”的记载.
总的来说,九州是研究中国早期历史的一个难题.以九州来分划天下的设想,起源很早.作为一个有具体指称的名称,九州不仅见于《禹贡》,在《周礼?职方氏》、《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等早期文献中也有九州之说,而且近出上博简《容成氏》亦有记载,不同文献对九州的描述大体上州名各不同,州域间相异.学术界普遍认为九州非《禹贡》所独创,在其之前已有文本流传于世.因此对九州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必须联系其形成的过程,在特定历史背景之下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这样才能跳出传统经学的圈子,走出前人对九州理解的误区.3.2 导山导水及地名考释
《禹贡》中的导山导水部分长期以来一直是研究的难点.顾颉刚先生《〈禹贡〉导江》及《秦人导蜀水》[56]认为“《禹贡》作者对于长江之知识,成都而下,宜昌而上,殆甚渺茫”,他指出《禹贡》所描述的导河导江之事,是战国时实际发生过的,并认为岷与蒙当系一音,《禹贡》作者判以为二,实误.此外,顾氏还对《禹贡》之朱圉、桓水之地名进行了一番考察,提出了新的见解.陈怀荃《〈禹贡〉东陵考释》[57]
一文在对《禹贡》所述荆、扬二州山川形势加以综合考察的基础上,讨论了东陵所在及其重要性.陈朝爵《〈禹贡〉三江说论
辩》[58]
对历史上三江的传统说法进行了一番辨析.杨
向奎《读程瑶田的〈禹贡三江考〉》[59]
对程瑶田文中之误进行了批判,指出郦道元对东南地区的记述是正确
的.史念海《壶口杂考》[60]
一文认为,壶口在今山西境内就有四处,《禹贡》所谓“既载壶口,治梁及岐”即指此而言.李文实《〈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及三危地
理考释》[61]
一文认为,《禹贡》所说昆仑、析支、渠搜都
是当时衣皮之民,而以毛织物为贡品,织皮并非地名
或部落名,并以此考释了以上三个地名的来历及其所在.袁钟似的《〈禹贡〉之沇水》[62]
集中讨论了沇水发
源与入海的地理问题.钱穆《〈禹贡〉山水杂说》[63]
对汶山、岷山、敷浅原、三江等八个争议点都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刘起釪先生《卜辞的河与〈禹贡〉大伾》[64]
论证了《禹贡》所载的河确即卜辞所载殷虚以东自南向北流的大河.这条河直至战国中世即前4世纪中叶才远离殷虚之南,改走《汉志》所载河道,从其开始北折的大伾附近夺漯东徙,至长寿津与漯别行,后来又自顿丘决口流入渤海,留下宿胥故渎作为这条古大河的遗迹,并由河徙后故渎寻析古河道北折处大伾山的所
在.纪国泰的《〈禹贡〉“江沱”考辩》[65]
和《〈禹贡〉“阳鸟攸居”新解》[66]
两文分别考证了《禹贡》江沱与江水“东别”的地点以及“阳鸟”所在,均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看法.
在《禹贡》山水地望研究中,黑水是一个重要的争议点.顾颉刚在《禹贡(全文注释)》中提出黑水是古人假想的一条水;徐南洲认为黑水为今甘肃洮河,他认为黑水为雍梁二州共同的西部边界,既可能是南北纵向的河流,也可能是东西横向的界水,古人既然找不到自北向南贯穿雍梁的黑水,便应在梁州西北与雍州西南的结合部去寻求横向的黑水,而检索地图,今白龙江上游及洮河上游就是这样的横向河流[67]
;刘建华认为黑水就是今天内蒙澄口以上的黄河,因为该段黄河正好是秦国边界上的一条自然分界线,贯穿了雍
梁两州,而河与黑是缘音成字[68]
;王宗元、齐有科详
考雍州西界,判断黑水为今灵台原北黑河[41]
;郑德坤的《〈禹贡〉川泽变迁考》认为黑水不存在,为古人的臆
测之说[69]
.此外,有关黑水的论述文章还有20世纪
30年代滇人的《禹贡黑水考》[70]
、赵大煊的《黑水有三
考》[71]、周桓的《禹贡黑水问题之检讨》[72].扶永发《古
黑水与古三危考》[73]
认为黑水即今澜沧江.尹世积认同清蒋廷锡的观点,认为黑水有三[74]
.李长傅首次对古人的研究成果作了小结,指出七种黑水说皆不成立,《禹贡》黑水只是古人根据传说而对西陲边地作的
一种假想,根本不存在[75]
.张晟的《黑水与华夏文
化》[76]
运用语源学藏汉语言文字对比的方法,认为黑水附近的古昆仑山区(今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带)为华夏民族的发祥地,后来才逐渐迁移至黄河流域.杨兆荣《〈禹贡〉“黑水”之名的由来与古代氐羌人的关
系》[77]
通过考察古籍中关于黑水的各种记载,认为《禹贡》所说的“黑水”乃是一个群体概念,并非只指某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年2月 第16卷
一江、某一河而言.周宏伟的《〈禹贡〉黑水新考》[78]认为黑水分为“雍州黑水”与“梁州黑水”.王子今《〈禹贡〉黑水与堂光古道》[79]辨析了“堂光道”在历史上应为“黑水道”的理由.这些论说观点新颖,为解决黑水问题提出了许多有启示意义的新视角.
关于《禹贡》碣石,学术界也有一些论著问世.谭其骧先生《碣石考》[80]一文认为,历史上的碣石山既没有脱离过大陆,更没有沉于海,一直屹立在渤海北岸.只有碣石山前的那块碣石,近二千年来曾经三度改变其位置.刘起釪先生《碣石考》[81]对自古以来关于碣石地点的种种说法,逐条进行了缕析,并对碣石是否沉于海两种对立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的认识.金景芳、吕绍纲先生认为,谭其骧先生考证《禹贡》碣石即今河北昌黎的碣石山是对的,但说是秦皇、汉武登临的碣石就不对了.今辽宁绥中、河北秦皇岛等地,都可能是古帝王登临的碣石,而绝非《禹贡》之碣石[82],吕氏的《说〈禹贡〉碣石》[83]进一步阐释了这一观点.黄盛璋综合历史上对于碣石的诸多不同记载,推论秦汉碣石应在今北戴河金山嘴附近,后代帝王登临的碣石又在别处[84].王志力、罗爱平则认为《禹贡》碣石应在唐山境内燕山山脉中[85].
除上述各文,探讨《禹贡》所载诸水道的相关文章还有史念海的《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86]、王纯五的《大禹治水的地域、
〈禹贡〉江沱及成都古城址》[87]、徐建春的《〈禹贡〉三江新释》[88]、张淑萍、张修桂的《〈禹贡〉九河分流地域范围新证》[89]、陈致远的《〈禹贡〉“九江”地望说异》[90]、程裕钧的《评〈禹贡“九江”地望说异〉》[91]和《〈禹贡〉“九江”、敷浅原新解》[92]、漆子扬的《〈禹贡〉古桓水水系考释》[93]、吴圣林的《考释〈禹贡〉解“九江”之谜》[94]、陈光红的《〈禹贡〉“九泽”的演变及其原因》[95]等等,这些丰硕成果一方面意味着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也说明许多问题尚有争议,学术界须在研究视野和方法上寻求进一步突破,获取更有说服力的结论.
3.3 五服制研究
《禹贡》五服制也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重要论题之一.早年顾颉刚先生即曾对其进行过深入研究,并指出《周语》五服制尚近事实,“而《禹贡》纯属想象,非事实所许可也”[96].以后,他又在《〈禹贡〉(全文注释)》里指出五服制是在西周时代实行过的,战国时期已经消亡,五服制真假难辨.郭沫若先生称《禹贡》和《周礼》等文献中的畿服之制“并非地域之区划”,其“乃后人所伪托”.又说“畿服之分与九州同,同
是春秋人纸上规模,古代并无此制度”[97].王树民先生《畿服说考略》[98]一文认为:“在《禹贡》五服说中,虽不排除封国的存在,而主要是从统一王国的角度立说,这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潮.”又说:“畿服虽无当于古代实际的地理区划,而其本身则为说明古人设想中的政治地理的绝好资料,同时更可以澄清对古代某些制度的误解.”赵春青《〈禹贡〉五服的考古学观察》[99]指出五服制恰好与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分布格局基本吻合,因此《禹贡》五服制度不会是古人臆说,而是曲折地反映着龙山时代中原与四邻的相互关系.岳红琴的《〈禹贡〉五服制与夏代政治体制》[100]则认为五服制有一定的史实依据,反映的是夏王朝与周边与国、部落及部落联盟之间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这些关系具有原始性、不稳定性、不对等性等特征.刘逖的《论〈禹贡〉畿服制———中国最古的边疆学说试探》[101]一文,从畿服制创作的历史素材、先秦社会发展变化、畿服制的思想体系等多角度入手,认为畿服制在华夷观念、大一统观念、声教观念的引入等方面都是开创性的.
对五服制的研究也涉及到对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的理解和认识,从商周时期的历史情况加以考察,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重要的制度似非古人凭空虚构的,它当有大量可信的历史素材作为依托,有的学者认为包括五服制在内的畿服制是解开西周王朝国家结构之谜的一把钥匙.
3.4 贡赋研究
《禹贡》是我国最早记录古代田赋贡纳的文献,了解我国古代的贡赋制度不能不从研究《禹贡》开始.宋代以降,《禹贡》研究的重点一直局限于其地理方面的内容.近年来,有关《禹贡》经济方面的研究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重视,对篇中所载贡物的考证开始取得许多成果.如刘兴林《〈尚书?禹贡〉织贝考》[102]驳斥古人的诸多异说,考证扬州土贡“织贝”是产自海南岛的木棉织品.李祖基《〈禹贡〉岛夷“卉服”、“织贝”新解》[103]中提出“卉服”是台湾原住民遮蔽身体的草衣,“织贝”也是产自台湾的一种贝珠衣.王威廉的《〈禹贡〉贡厥名的探讨》[104]认为“名”即“茗”,是上古茶事发展的印证,陈顺利《〈禹贡〉桔柚钖贡考》[105]则讨论了《禹贡》贡物中唯一的果品桔柚.
另一方面,对《禹贡》中财政和赋税等经济学思想的研究也已经提上日程.张守军的《〈禹贡〉的贡赋制度和赋税思想》[106]讨论了篇中“任土作贡”原则和分等征赋的思想,王晓玲的《〈尚书?禹贡〉中平均负担
2010年第1期 ●容天伟,汪前进 民国以来《禹贡》研究综述
的财政思想》[107]认为《禹贡》所载财政征课体系反映了平均负担原则,林汀水《也谈〈禹贡〉制定田赋等级的问题》[108]则辨析了《禹贡》中赋与土类等级多处不相吻合的原因,认为“绝非仅由交通问题而定”.罗文的《从〈禹贡〉、
〈货殖列传〉看古代经济区划研究》[109]一文,从经济区划的角度重新解读了九州的划分依据.孙雄的《从〈禹贡〉记载试论大禹治水修路对交换经济的促进作用》[110]论证《禹贡》实是大禹促进交换经济发展的大纲式说明.
总的来说,对《禹贡》贡赋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研究成果分散而凌乱,论述也极不严谨,普遍忽视文献本身的解读.如陈顺利的文章直接采用《禹贡》春秋战国成书说,并将“岛夷”附会为今浙江黄岩岛,颇多硬伤.现在可见的关于《禹贡》贡赋综合研究的文章仅有社科院郭永琴的硕士论文《〈尚书?禹贡〉中的贡赋研究》,该文立足文献,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全景式探析,但贡赋的专题研究尚有很大的空白,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深入.
4 现代地理学视角下的《禹贡》综合研究
历史上的《禹贡》研究长期局限于文献释读和地望考证,在有限的几个问题上反复争讼.民国以来,现代地理学逐步建立起她的体系,不少学者开始在新的视角下探讨《禹贡》的内容,分析《禹贡》篇中所含自然科学、土壤、农业等方面的信息,并在现代地理学的视角下重估《禹贡》的价值,形成了很多新的看法.王光玮先生1934年发表的《〈禹贡〉土壤的讨论》[111],对九州土壤的分布及其变迁的情况作了较为深入、系统的分析;50年代,陈恩凤的《中国土壤地理》[112]中的第七章对《禹贡》各州土壤作出了科学解释,计有《禹贡所述古代土壤》、
《禹贡所述土壤之解释》、
《禹贡九州土壤田赋之分析》等篇.此后讨论《禹贡》土壤问题的论文还有万国鼎的《中国古代对于土壤种类及其分布的知识》[113]、邓植仪的《有关中国上古时代(唐、虞、夏、商、周五朝代)农业生产上的土壤鉴别和土地利用法则的探讨》[114]、崔增磊、赵慧的《〈地员〉与〈禹贡〉的土壤学知识比较》115等.辛树帜先生的《禹贡新解》则以农业生产为主,对《禹贡》进行了科学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重估《禹贡》的价值和意义.李在春等人的《〈尚书?禹贡〉中的建设地理学思想萌芽》[116]一文认为,《禹贡》蕴含着以区域综合开发———区域社会工程研究———为核心的,以地理系统理论、生态平衡理论和人地协调原理为基础理论的建设地理学思想萌芽;潘玉君、王永杰的《〈尚书?禹贡〉中的综合自然地理学思想萌芽》[117]指出《禹贡》蕴含着综合自然地理学思想;龚胜生的《〈禹贡〉地理学价值新论》[118]和《〈禹贡〉中的秦岭淮河地理界线》[119]两文认为《禹贡》开创了综合地理区划的先河,首次利用秦岭淮河这条自然地理界线,并揭示了我国东部中纬度地区的纬度地带性规律,形成了山脉水系的地理概念.此外,凌申的《〈禹贡〉经济地理思想研究》[120]、刘盛佳的《〈禹贡〉———世界上最早的区域人文地理学著作》[121]、李技的《谈〈禹贡〉的地理学价值》[122]、秦作栋、荀国仙的《〈禹贡〉及其地理史学地位》[123]、张碧波的《人文地理学与文明中心观之始原———读〈尚书?禹贡〉》[124]、李娜、张军利的《中西古代区域地理思想比较———以〈古代的地理学〉和〈禹贡〉相关记述为例》[125]等文章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探讨《禹贡》在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方面所具有的巨大价值,填补了传统研究范式的许多空白.
以现代地理学的成熟体系重新解读《禹贡》,可以巧妙地避开前人从文献角度释读《禹贡》各持一说的困境,转而把注意力集中到《禹贡》的精神内核和理论成就,这是《禹贡》研究发展到现当代所出现的新趋势,也无疑代表着《禹贡》综合研究的发展方向之一.
5 余论:成就与困境
如前所述,民国以来的《禹贡》研究,论著繁多,成果丰硕,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其中不乏大家.这一时期《禹贡》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可总结为以下四点: 5.1 文献注释的疑问基本解决
民国以前,学人皆称《禹贡》难读.顾颉刚先生《禹贡(全文注释)》一文的发表,结束了古代的研究者们专务文字训诂的历史.该文可谓是《禹贡》综合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全篇夹叙夹议,注释文字本义的同时评说前人的不同看法,许多论断都被后辈学者引为经典.自顾氏之后,已少有学者注释《禹贡》,证明学界普遍认为此问题已经得到良好的解决.
5.2 综合研究成果累累
民国以来出版的相关学术专著不下数十种.辛树帜《禹贡新解》、刘起釪《尚书学史》、蒋善国《尚书综述》、李长傅《禹贡释地》、高师第《禹贡研究论集》等为其中代表性著作.研究者们已经不局限于探讨《禹贡》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年2月 第16卷
中的某一个问题,而转向综合研究.这种趋势反过来也证明《禹贡》的各种专题研究已经相当充分.5.3 地望考证屡出新说
对《禹贡》导山导水及地名的考证研究至今仍然
如火如荼,学者们各尽其专,进一步挖掘各种可能性.事实上,这一难题也只有在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中才能穷尽各种证据,淘汰已有的错漏之说,继续向真理靠近.5.4 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
对《禹贡》研究中固有的难题,不少学者试图用新的视角和方法重新解读.邵望平先生解决《禹贡》成书时代问题的新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另一些学者绕开各种争议专务《禹贡》的经济问题或自然地理学内容,无疑也是一种促人反思的启示.
成果显著的同时,民国以来的《禹贡》研究,也逐渐暴露出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禹贡》的固有特性而造成的,有些则反映了研究者自身的局限性.特别是后者,已经使《禹贡》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走入困境.笔者试举数例,略述其弊.
首先,关于《禹贡》的成书时代争议.对此问题,学术界目前只有一个共识:非夏代遗文.已有的诸说,皆有缺漏.许多学者从各自所引文献材料和考古证据提出一种观点,却并不能推翻他人之说,或有对他人诸说提出反证的,又不能圆满回答他人对己说的质疑.两种不好的倾向是:要么提出的观点与他人呈平行不相交式,即不同的证据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同的结论之间互不相涉;要么挑出其他观点的所谓“硬伤”,自己却找不到一个毫无“硬伤”的结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也有学者借用了学术界关于《禹贡》的另一个共识———不完全属实.如持春秋说的王成组没有正面回应战国说,反而认为战国说的一些重要论据如梁州贡铁的记载“不必过分当真”.这种看法也许是一个很好的苗头,然后王氏却不讨论《禹贡》具体哪些内容属于纪实,哪些是臆测,同样以自己对《禹贡》记载的理解得出春秋成书的结论,完全没有跳出战国说的论说方式.
因此这一问题的困境在于,所有人都认同《禹贡》的记载并不完全属实,却大都从文献入手寻找结论,很少有人讨论甄别文献记载本身.事实上甄别内容的真伪,恰好是解决《禹贡》成书时代难题的基础和前提,假如各人对此问题没有共识,就永远只能自说自话,既不能完全驳倒他人的证据,也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新观点.不同的结论越来越多,并不一定意味着
研究的深入,也可能证明固有思路正在走入死胡同.
其次,在《禹贡》成书时代尚有争议、对文献自身的甄别还远远不够的情况下,许多研究者避开这些问题,直接借用《禹贡》所载来研究古史中的其它论题,很难保证其严谨和可信度.如前文提到的李民和岳红琴用《禹贡》来研究夏史的一系列文章,却并不能确证《禹贡》中哪些记载反映的是夏代社会实情,哪些内容是后人附会,在这一点上不形成看法,明显影响整体研究的可操作性.此外,大量讨论《禹贡》中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要么不谈其成书时代,要么直接采用某一说,这样得出的结论难免含糊其辞,或失之偏颇.再次,用现代地理学探讨《禹贡》自然地理信息及其理论成就的新趋势,虽值得我们期待,也仍有一些潜在的局限性.古人的地理观及其思想的侧重点与今天相去甚远,在何种尺度上用现代的知识体系去解读《禹贡》,值得学人深思.
总而言之,民国以来的《禹贡》研究,在文字考释、成书时代、地望辩证等许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涌现出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并推动着先秦时期历史地理及经济、社会性质等重大问题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但是对于文献本身,最基本的几个难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学术界对《禹贡》中若干问题的认识尚存在较大分歧.我们有理由期待,随着新材料的陆续发现,新方法和新的技术手段的运用,这些遗留问题有望逐步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在新的知识体系下,人们对《禹贡》价值的再认识也将不断走向深入.
[参 考 文 献]
[1](明)郑晓.禹贡图说?序[M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2]刘起釪.尚书学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9:22-23.
[3]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先秦至明代)[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158.
[4](清)永璐、纪昀主编,周仁等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海口:
海南出版社1999,70.
[5]杨大鈊.禹贡地理今释[M ].重庆:正中书局,1944:1.
[6]华林甫.近年来《禹贡》研究述略[A ].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C ].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374—384.此文最早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10).
[7]周书灿,张洪生.《禹贡》研究概论[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01,24(2):90—94.
[8]王康.浅谈《禹贡》及其学术价值———兼谈《禹贡》的研究沿革[J ].
安徽文学,2008,(6):222—223.
[9]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M ].北京:清华大学出
版社,1994:3.
2010年第1期 ●容天伟,汪前进 民国以来《禹贡》研究综述
[10]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300—301.
[11]辛树帜.禹贡新解[M].北京:农业出版社,1964:9.
[12]高师第.禹贡研究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7.
[13]岳红琴.《禹贡》成书时代考[J].图书与情报,2006,(5):142—148.
[14]郭沫若.金文从考?金文所无考之四?九州[M].日本文求堂影
印本,1932.此处转引自张西棠.尚书引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182.
[15]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A].青铜时代[M].北京:科学出版
社,1957:54.
[16](日)白鸟库吉著,王古鲁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从[M].第二辑.上
海:商务印书馆,1940.
[17]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先秦至明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8]屈万里.论禹贡著成的时代[A].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C],35
(1964),85—86.此处转引自高师第.禹贡研究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
[19]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M].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6.
[20]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00—
206.
[21]卫聚贤.《禹贡》考[J].(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8,4
(38).转引自蒋善国.尚书综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173.
[22]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A].顾颉刚.古史辩(第一册)[C].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76—77.
[23]许道龄.从夏禹治水说之不可信说到《禹贡》著作时代以及其目的
[J].《禹贡》半月刊,1933,1(4).
[24]蒋善国.尚书综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73.
[25]马培棠.梁惠王与《禹贡》[J].《禹贡》半月刊,1934,2(5).
[26]钟道铭.中国古代地理学之发展[J].文史学研究月刊,1933,1(1).
[27]张西堂.《尚书》引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184.
[28]陈梦家.尚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5:346.
[29]顾颉刚.禹贡(全文注释)[A].侯仁之.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
[C].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4.
[30]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A].河山集[C]二.北京:三联书
店,1981:391—434.
[31]陈连庆.《禹贡》研究[A].中国先秦史学会.夏史论丛[C].济南:
齐鲁书社,1985:181—212.
[32]蒋善国.尚书综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73—199.
[33]刘起釪.《禹贡》作者[A].谭其骧.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C].第
一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1—7.
[34]刘起釪.《禹贡》的写成年代与九州来源诸问题探研[A].九州
[C].第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13.
[35]陈国生,王鹏.《禹贡》成书年代、作者及内容考辩[J].衡阳师专学
报,1993,(3):100—103.
[36]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先秦至明代)[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5.
[37]高师第.《禹贡》篇能否为战国时人所伪造?[A].禹贡研究论集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59—77.
[38]高重源.中国古史上的禹治洪水的辩证[J].(国立武汉大学)文哲
季刊,1930,1(4).此处转引自岳红琴.《禹贡》与夏代社会[D].郑
州大学,2006:24.
[39](日)内滕虎次郎.禹贡制作时代考[A].江侠庵.先秦经籍考[C].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40]《禹贡》半月刊[J].1934,2(5).
[41]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A].苏秉琦.考古学文化论
集(二)[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11—30.
[42]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23.
[43]大中华,1916,2(1).转引自岳红琴.《禹贡》与夏代社会[D].郑州
大学,2006.10.
[44]《禹贡》半月刊[J].1936,4(10).
[45]《禹贡》半月刊[J].1936,5(8、9).
[46]李文实.《尚书?禹贡》雍州地理今绎[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2,(3):45—70.
[47]王宗元,齐有科.试论《禹贡》雍州的西界问题[J].中国边疆史地
研究,1996,(4):10—13.
[48]侯丕勋.甘肃“属《禹贡》雍州之域”说质疑[J].西北师大学报(社
会科学版),1987,(3):83—88.
[49]顾颉刚.梁州名义[A].浪口村随笔[C].卷一.沈阳:辽宁教育出
版社1998.
[50]杜勇.论《禹贡》梁州相关诸问题[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8,(2):37—41.
[51]刘起釪.《禹贡》徐州地理丛考[J].文史,1998,(45).
[52]李民.《禹贡》冀州与夏文化探索[J].社会科学战线,1983,(3):
123—131.
[53]李民.夏商史探索[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54]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J].1989(2—3).
[55]王青.《禹贡》“鸟夷”的考古学探索[J].北方文物,1995,(4):2—10.
[56]顾颉刚.浪口村随笔[C].卷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57]陈怀荃.《禹贡》东陵考释[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3):
297—311.
[58]国学论衡[J].1934,(3).
[59]杨向奎.读程瑶田的《禹贡三江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
(4):67—74.
[60]史念海.壶口杂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4).
[61]李文实.《禹贡》织皮昆仑析支渠搜及三危地理考释[J].中国历史
地理论丛,1988,(1):163—176.
[62]《禹贡》半月刊[J].1934,1(8).
[63]钱穆.《禹贡》山水杂说[J].齐鲁学报,1941,(1):207—211.
[64]刘起釪.卜辞的河与《禹贡》大伾[A].古史续辨[C].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91.
[65]纪国泰.《禹贡》“江沱”考辩[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
版),2007,(8):211—213.
[66]纪国泰.《禹贡》“阳鸟攸居”新解[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04,(1):48—50.
[67]徐南洲.《禹贡》黑水及相关诸地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
(1):91—110.
[68]刘建华.论《山海经》所说的赤水、黑水和昆仑[J].中国历史地理
论丛,1994,(4):147—167.
[69]郑德坤.《禹贡》川泽变迁考[A].中国历史地理论文集[C].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70]地学杂志,1935,(4).转引自魏幼红.《禹贡》“黑水”地望研究综述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年2月 第16卷
[J],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9):13—16.
[71]赵大煊.黑水有三考[J].华西学报.第2期,1934.
[72]天津《益世报》1948年11月2日之《史地周刊》112期,转引自魏
幼红.《禹贡》“黑水”地望研究综述[J].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
(9):13—16.
[73]扶永发.古黑水与古三危考[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2):
59—62.
[74]尹世积.禹贡集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75]李长傅.禹贡释地[M].陈代光整理.郑州:中州书画出版社,
1983.
[76]张晟.黑水与华夏文化[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16(1):23—
34.
[77]杨兆荣.《禹贡》“黑水”之名的由来与古代氐羌人的关系[A].
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济南:齐鲁书社,2001.
[78]周宏伟.《禹贡》黑水新考[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20(3):80—86.
[79]王子今.《禹贡》黑水与堂光古道[J].文博,1994,(4):49—52.
[80]谭其骧.碣石考[J].学习与批判,1976,(2).
[81]刘起釪.碣石考[J].江海学刊,1984,(5).
[82]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M].沈阳:辽宁古籍出版
社,1996.
[83]吕绍纲.说《禹贡》碣石[J].史学集刊,1995,(1):8—10.
[84]黄盛璋.碣石考辨[J].文史哲,1979,(6):34—35.
[85]王志力,罗爱平.“唐山碣石”考[J].冀东学刊,1994,(4):17—21.
[86]史念海.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J].陕西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1):45—66,28.
[87]王纯五.大禹治水的地域、《禹贡》江沱及成都古城址[J].四川文
物,1999,(1):35—39.
[88]徐建春.《禹贡》三江新释[J].浙江学刊,1989,(6):27.
[89]张淑萍,张修桂.《禹贡》九河分流地域范围新证[J].地理学报,
1989,44(1):86—93.
[90]陈致远.《禹贡》“九江”地望说异[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16
(3):13—18.
[91]程裕钧.评《禹贡》“九江”地望说异[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
19(2):143—148,155.
[92]程裕钧.《禹贡》“九江”、敷浅原新解[J].江西社会科学,2001,
(2):65—69.
[93]漆子扬.《禹贡》古桓水水系考释[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19
(2):43—46.
[94]吴圣林.考释《禹贡》解“九江”之谜[J].南方文物,2004,(1):75—
77.
[95]陈光红.《禹贡》“九泽”的演变及其原因[J].新东方,2007,(7):
46—48.
[96]顾颉刚.畿服[A].浪口村随笔[C].卷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97]郭沫若.金文丛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98]王树民.畿服说考略[J].文史,1998,(44).
[99]赵春青.《禹贡》五服的考古学观察[J].中原文物,2006,(10):
10—22,38.
[100]岳红琴.《禹贡》五服制与夏代政治体制[J].晋阳学刊,2006,
(5):90—93.
[101]刘逖.论《禹贡》畿服制———中国最古的边疆学说试探[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1):43—55.
[102]刘兴林.《尚书?禹贡》织贝考[J].江海学刊,2005,(4):125—131. [103]李祖基.《禹贡》岛夷“卉服”、“织贝”新解[A].闽越文化学术研讨会[C].2001:362—367.
[104]王威廉.《禹贡》贡厥名的探讨[J].茶叶通讯,1992,(2):4—8. [105]陈顺利.《禹贡》桔柚钖贡考[J].浙江柑橘,1994,(3):11. [106]张守军.《禹贡》的贡赋制度和赋税思想[J].税务与经济,1993,
(1):36—37.
[107]王晓玲.《尚书?禹贡》中平均负担的财政思想[J].赋税春秋, 1998,(1):30.
[108]林汀水.也谈《禹贡》制定田赋等级的问题[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3):89—91.
[109]罗文.从《禹贡》、《货殖列传》看古代经济区划研究[J].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4):83—88.
[110]孙雄.从《禹贡》记载试论大禹治水修路对交换经济的促进作用
[A].禹城与大禹文化文集[C].2002.99—118.
[111]《禹贡》半月刊,1934,2(5).
[112]陈恩凤.中国土壤地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1.
[113]万国鼎.中国古代对于土壤种类及其分布的知识[J].南京农学院学报,1956,(1):101—118.
[114]邓植仪.有关中国上古时代(唐、虞、夏、商、周五朝代)农业生产上的土壤鉴别和土地利用法则的探讨[J].土壤学报,1957,(4). [115]崔增磊,赵慧.《地员》与《禹贡》的土壤学知识比较[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0(6):82—85.
[116]李在春,房燕萍,杨军,于慧颖.《尚书?禹贡》中的建设地理学思想萌芽[J].高师理科学刊,1999,19(2):60—62.
[117]潘玉君,王永杰.《尚书?禹贡》中的综合自然地理学思想萌芽[J].
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92,12(2):54—57. [118]龚胜生.《禹贡》地理学价值新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3,27(4):540—545.
[119]龚胜生.《禹贡》中的秦岭淮河地理界线[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6):93—97.
[120]凌申.《禹贡》经济地理思想研究[J].山东师大学报,1990,5(4): 97—102.
[121]刘盛佳.《禹贡》———世界上最早的区域人文地理学著作[J].地理学报,1990,45(4):421—429.
[122]李技.谈《禹贡》的地理学价值[J].冀东学刊,1994,(2):47—48. [123]秦作栋,荀国仙.《禹贡》及其地理史学地位[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22(4):69—72.
[124]张碧波.人文地理学与文明中心观之始原———读《尚书?禹贡》[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1):102—105.
[125]李娜,张军利.中西古代区域地理思想比较———以《古代的地理学》和《禹贡》相关记述为例[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6(1):53—56.
[责任编辑 黄祖宾]
[责任校对 方丽菁]
(下转第52页)
2010年第1期 ●容天伟,汪前进 民国以来《禹贡》研究综述
[2]Andy B.Snort management system:managing multiple Snort in2
stances on many systems[EB/OL].http://webjob.sourceforge.
net/WebJob/Papers/snort-management-system.pdf,2006. [3]Russell R.Linux iptables howto[EB/OL].http://www.linuxgu2
https://www.wendangku.net/doc/b511163004.html,/iptables/howto,1999.
[4]王秀利.Web服务中基于流量监控的DDoS攻击防范机制[J].计
算机工程与应用,2008,44(36):115-118,211.
[5]Jorge G,Roberto C.An exampl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secu2
rity tools[J].ACM SIGOPS Operating Systems Review:2005,
39:34-431
[6]Intrusion Detection Working Group.The intrusion detection mes2
sage exchange format(draft-ietf-idwg-idmef-xml-11)[EB/ OL].https://www.wendangku.net/doc/b511163004.html,/proceedings/02nov/I-D/draft-ietf -idwg-idmef-xml-07.txt,2002.
[责任编辑 苏 琴]
[责任校对 方丽菁]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larm
R eal Time Process System
WAN G Xiu2li
(S chool of I nf orm ation,Cent ral U ni y of Fi nance and Economics,B ei j i ng100081,Chi na)
Abstract:A system for alarm real time p rocess based on Snort and iptables was designed and imple2 mented.Firstly,in order to control alarm classification finely,t he principle of alarm classification was estab2 lished according to specifying t he different regulation’s p riority.Secondly,t he general alarm process met hod aiming at alarm type and priority was constit uted.Finally,an agent program was const ructed to cont rol Snort and iptables which acquires attack information f rom Snort,and t hen t he firewall rule was formed and deployed to iptables to implement active and real time respo nse to attacks.
K ey Words:int rusion detection;alarm real time p rocess;alarm classification;Snort;iptables
(上接第39页)
Literature R evie w of the R esearches about Yu G ong
since the R epublic of China
RON G Tian2wei,WAN G Qian2jin
(I nstit ute f or t he H istory of N at ural S cience,Chi nese
A cadem y of S ciences,
B ei j i ng100010,Chi na)
Abstract:Since t he Rep ublic of China,domestic academia has appeared a lot of researching outp ut s wit h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s about Yu G ong.Many scholars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 s in t he ques2 tions such as document s explanation,t he time when t he book was completed and t he corresponding modern place to t he archaic placename.However,t here are still so me questions which need to solve appropriately.
K ey Words:Since t he Rep ublic of China,Shang Shu,Yu G ong,Literat ure Review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年2月 第16卷
南京-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与终点
2015-2016-1《中国近代史纲要》作业 学院：光电工程学院 专业：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参与者姓名：葛子轶黄亮亮黄佳诚崔郁璠温师汉 参与者学号：B15030727 B15030725 B15030724 B15030726 B15030728 任课老师：朱晓玲 2015年12月27日
南京——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与终点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说的便是南京这座有着6000多年文明史、近2600年建城史和近500年的建都史的古老都城。这里龙盘虎踞，作为中国“四大古都”之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上曾数次庇佑华夏之正朔，长期是中国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拥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历史遗存。 然而这座六朝古都，却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百年近代史从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终结。它见证了一个黑暗时代的落幕，也目睹了一个红色政权的冉冉诞生。 1842年8月4日，弥漫着雾气的江面被一艘狰狞的庞然大物划开，古朴的金陵古城在这艘战争巨兽的炮口下如此渺小。《南京条约》，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条不平等条约，同样也标志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南京，就以这样屈辱的方式成为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南京条约》的签订如一声晨钟，中国人暮然发现，中国，再也不是那个享受万国来朝的所谓天朝上国了。这个世界已然被列强瓜分，而中国，不过是列强砧板上的鱼肉。对此，有人选择继续麻木不仁的生活，而真的猛士却选择了用头颅与鲜血来唤醒这头沉睡的东方雄狮。充满血泪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也由此展开。 满清政府以鸦片战争的失败告终，中国的大门被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
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
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 历经几代学者30 余年的艰辛努力，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众多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为主体，并有其他相关高校与研究机构学者共同参与撰著的大型《中华民国史》，终于在2011 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全部出版了，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大学术盛事。该著总计12卷，16 册，洋洋近800 万言，是迄今为止字数最多、分量最重的中华民国史著作，加上同时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人物传》( 全8 册) 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全12 册) ，合计字数多达2100 万，无疑是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 皇皇12 卷本《中华民国史》从1981 年出版第1 卷，到2011 年12 卷全部一次性出齐，整整历时30 年。前后各卷的重点研究内容以及学术观点的演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30 年来中国大陆近代史学界研究民国史的发展与深化历程。 上世纪80 年代初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值得充分肯定。但无庸讳言，当时的研究视野较为单一，主要是在“革命史”框架内展开的历史述事，档案史料的引用不够丰富，尤其是海外史料的运用较少，学术观点也存在某些偏颇之处。当时的民国史研究，同样也无可避免地存在着类似的缺陷，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历史结果，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大陆近30 年来的民国史研究，已在许多方面获得了迅速发展，其中不少内容透过《中华民国史》即可显而易见。例如国共关系史是民国史研究中不能不涉及的重要内容，以往虽然论著较多，但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不仅缺乏学术深度，而且评价不够全面客观，明显受到意识形态的响。近10 余年间民国史研究中的这种现象开始有所改变，对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的探讨均日益细化，评价也日趋公允。《中华民国史》对于国共关系的考察和评价，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广泛利用各种新资料，结合学界研究的新见解，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正如汪朝光先生所言: 该著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一方面充分肯定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肯定两党面对强敌入侵、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能够毅然抛弃前嫌而携手合作，由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尤其是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实施的许多内外政策对于坚持抗战的意义，并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抗日战场发挥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又指出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还是放不下垄断政治的私心与架子，对共产党还是有疑虑有担心，从而对共产党的发展有限制甚至有武力遏制，这又不利于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类似的新认识，显然更加客观平实，也更符合历史实际。 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和评价，近些年来大陆史学界也充分利用新史料进行了新探讨，提出了若干新见解。该著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这些新成果，对蒋介石做出的评价较诸以往也更为全面和客观，既肯定其当肯定之处，也否定其当否定之所为，从而改变了过往单一否定蒋介石复杂言行的片面趋向，显示了民国史研究日趋全面平实的新特点。 上述大陆民国史研究中的这些变化，已经引起了海外以及台湾学术界的关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的《百年辛亥革命两岸寻历史共识》一文中，援引了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研究员所说的如下一段话: 《中华民国史》不乏具有重大转变的历史解释，如对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贡献比较肯定，特别是蒋介石在对日抗战时于国家建构上的成就，而非全盘否定。同时，开始肯定对日抗战的正面战场是国民党军队打的，“这对两岸历史和解作了一个
曹植诗歌研究 毕业论文
曹植诗歌研究 ——创意是手段，创“益”是目的 The study of Cao Zhi's poems 摘要 曹植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建安文人中最杰出的人物，其诗歌艺术成就非常高。从东汉时期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五言诗，经过他多数量、高质量的努力创作，不仅诗歌艺术更加觉醒、独立，题材范围扩大，而且诗歌艺术风格、形式也取得了空前的大发展，对于建安时期开拓出文人诗歌艺术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和形成彪炳千古的“汉魏风骨”作出了突出贡献。具体来说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在三方面：曹植长于五言古体，对五言诗在中国诗坛上的牢固地位影响深远；曹植诗歌抒情味浓厚，对中国文人诗歌的抒情传统影响深远；曹植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对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风格和文质彬彬的发展道路影响深远。同时给诗歌艺术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嘉惠后代文人诗歌创作。 关键词：曹植；诗歌研究；五言诗 Abstract Cao Zhi is one of our history's great poets and the most prominent Jian’an scholar, whose poems also have very high artistic achievements. With his multi-volume and high-quality creative efforts, the Five-character poetry, which begun to rise up from Eastern Han Dynasty, was developed more awareness and independent in poetry art, expanded the scope of the subject matter, made an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in the poetry artistic style and form, even made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open up the scholar-poetry-art’s unparalleled prosperity and form the vigorous style of Han-Wei Dynasty shined through the ages during Jian’an period. Specifically, Cao Zhi’s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poetry is mainly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he is expert in Five-character-ancient-verse poetry, which established the firm status in Chinese poetry. Second, his poems have a strong lyric taste, which formally established the Chinese-literati-poetry’s lyric tradition. Third, his poems have the character of high strength, wonderful spirit and gorgeous expressions, which established Chinese-poetry’s aesthetic splendor style and gentle path of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his poems pointed out a new direction to the poetry art, which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to the future generations’ poetry. Key words: Cao Zhi ; Poetry study; Five-character poetry
民国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民国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摘要：《吴鼎昌与贵州》是何长凤先生近年来以贵州为中心的关于民国时期历 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该著内容丰富，博大精深，集知识性、史料性、学术性为 一体，具有多方面的特点。该著的出版与发行，为贵州乃至全国史学界如何深入 挖掘地方史料的当代价值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民国史；吴鼎昌；史料；长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界思想的大解放，史学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其中，特别是在民国时期近现代地方史研究领域，各地史学工作者充分发挥占有地方史 料的优势，出版了系列有关地方史研究的成果。我们以四川省为例，四川史学工 作者就先后编著出版了《四川近代史》、《四川现代史》等有关四川地方史研究 的成果。而地处西南的贵州省史学界，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编著出版了《贵州当代史》，让人们对当代贵州的历史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与了解。时光 流入到21世纪的初期，贵州省史学界更是编著出版了大型的有关贵州历史的丛书——《贵州通史》。《贵州通史》的编辑出版，让人们不仅能够了解到贵州的 古代史，同时对贵州的近现代史有了一个更为完整的认识与了解。 贵州自古以来，在世世代代贵州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与努力下，创造了极其 丰富的贵州史。这一现状，为贵州乃至全国史学界的专家与学者们提供了广阔的 研究天地。贵州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何长凤先生虽然退休多年，但其一直以来退 而不休，笔耕不辍，以研究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为乐趣，从而在贵州地方史研究 领域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对此，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其与其 他史家联合主编的《贵州当代史》。近年来，何先生先后编著出版了《贵阳文通 书局》、《抗战时期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有关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的学术 专著。这些专著出版之后，曾引起史学界与出版界的强烈反响，专家们一致认为，何先生的研究填补了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空白，为推动民国时 期贵州地方史的研究作出了宝贵贡献。此后，何先生仍不停歇，依旧致力于民国 时期贵州地方史的研究工作。最终，何先生所著《吴鼎昌与贵州》于2010年11 月又一次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可谓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研究的 又一部力作，同时也是有关吴鼎昌生平研究的重要补充。那么，该书到底有什么 特点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史料剖析的全面性 洋洋洒洒二十五万余字的《吴鼎昌与贵州》的出版发行，让我们进一步了解 吴鼎昌的生平事迹，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贵州那段特殊的历史，提供了不 可多得的全新的视野。此前，有关吴鼎昌与贵州的历史研究类成果其实并不多见。就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何先生所著的《抗战时期吴鼎昌创办贵州企业公 司的思想与实践》（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莫子纲所著《吴 鼎昌与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1938-1944年）》（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2006 年第4期）。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某一个方面对吴鼎昌与贵州进行研究。在 史料的把握上，难免存在片面性，不利于读者全方位、多角度地来认识与了解吴 鼎昌对贵州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而《吴鼎昌与贵州》相比之下，在史料的剖析与把握上显然具有全面性。其内容囊括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等诸方面。读后让读者对吴鼎昌在贵州的政绩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与 了解。 二、人物分析的鲜活性
南亚次大陆历史研究综述
南亚次大陆历史研究综述 我国对南亚史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印度的东北部地区，并且对印度宗教、史诗研究方面投入了许多精力，出版了众多学术刊物，并定期编印学术资料，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范围也更加广泛，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教育、国际关系等领域，并发表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组建了相关研究机构，使南亚史成为我国世界史学界的一门重点学科。 南亚史研究的成果 云南省社科院南亚研究所与北京、上海、四川的相关机构被誉为中国“南亚研究四大基地”，其中云南省社科院因为与南亚交接的地理位置，自然研究成果要比其他地区多而独特。十多年来，这些学者们积极地与南亚的相关机构和专家学者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迄今为止，先后完成各类科研项目100余个，出版《中国·南亚书系》等著作30余本，在南亚研究等报刊上发表文章500余篇。 我国在南亚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收藏数量也非常可观。截止2014年底，北京大学图书馆总、分馆文献资源累积量约1100余万册（件），其中总馆收藏近800余万册，包括普通图书263万种、534万册，除去古籍、期刊、地方志、地图等，剩余中文藏书218万册。我国
在南亚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收藏数量也非常可观。截止2014年底，北京大学图书馆总、分馆文献资源累积量约1100余万册（件），其中总馆收藏近800余万册，包括普通图书263万种、534万册。研究书目主要有季羡林：《季羡林全集：印度历史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刘建等著；《印度文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尚会鹏著：《印度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尼赫鲁著：《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社，1956，(印)R. C. 马宗达等合著；《高级印度史》，商务印书馆，1986，林承节；《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赫尔曼·库尔克迪特玛尔·罗特蒙特著，王立新等译；《印度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涂厚善编著；《古代印度河流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2，D.D 高善必著王树英译；《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商务印书馆，1998，林承节著；《印度古代史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林承节著；《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林承节著；《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甘地《印度自治》，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任鸣皋等编；《论甘地》上海社科出版社1987，林承节；《独立后的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美）温蒂·朵呢吉·奥弗莱厄蒂；《印度梦幻世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朱明忠尚会鹏；《印度教：宗教与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马克斯·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王树英；《印度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黄宝生译，《薄伽梵歌》吕澂著；《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尚会鹏；《圣雄甘地宗
明清史研究综述只是分享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2008-11-11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点击: 698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冯尔康 《明清史》2008年第3期 摘要：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 关键词：断代史／清史／意识形态／满汉关系 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 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
李白《将进酒》研究综述
2011-2012年度下学期 现代西方文论课程作平时作业 李白诗歌《将进酒》研究综述 专业：汉语言文学班级：1002班姓名：陈玲玲学号：2010101010216 《将进酒》是李白诗歌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的重要篇目。近年来对这首诗的研究和解读视角有很大的拓展，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样化。概括来说近年《将进酒》的研究资料主要是从：主题思想及艺术技巧的探究，字词章句的辨析，创作时地的考证，深层文化的解读及与其他文本的比较等多个方面进行的。诗歌研究逐渐转向，主要表现在：从感性研究转向理性分析；从客观求证转向深层文化解读；从对能指的关注转向对所指的重视；从学科内研究转向跨学科研究。这篇综述主要对近年来《将进酒》研究理论进行分类概括，并简要分析其不足之处。 从诗歌的主题思想上来看，一般认为是李白人生理想和人格特点的具体体现。这个角度大概又有积极和消极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将进酒》是李白铮铮傲骨，万丈豪情的泼墨写意。表达了对权贵的蔑视和对祖国的热爱，对未来的自信达观的人生态度。“作为一位具有宏大理想抱负的诗人，要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愿望，却不料遭到无情打击；既热爱生活，又不满于现实中的黑暗。于是，现实与理想的激烈矛盾，使李白产生了强烈的叛逆精神，进而放达不羁，是权势如粪土”（1），这是一种很普遍变得观点。李白白生性自由洒脱，年轻时内心也曾怀着为国效力的理想，但他不并不适合官场，而理想也最终破灭。但李白白毕竟是李白，富贵功名，坎坷挫折于他都是转瞬即逝。“政治背包袱不得施展，诗人避辨从陈王曹植那里找到了出路，那就是豪饮、挥霍以表豪气，不表现对权贵的蔑视，对现实的狂放。”(1)多数研究者从感性层面认为这首诗是李白积极人生态度的体现。另一种消极的观点以为这首诗看似旷达，实则是李白无可言说的愁绪的的宣泄。是个开头连用两个“君不见”，其实阔达，而悲情尽显。“诗人登高而赋，以之起兴比物，可谓顺情感物，高堂上明镜前悲哀衰倏至的怅惘之叹，凭借夸张，突出了诗人对生命短暂的悲兮和无奈。这一‘巨人式的感伤’，是以其‘济苍生’、‘安黎民’人生宏远不得实现为“底气”的，所以，诗人‘悲’是时代之‘悲’，也是社会之‘悲’。” (2)这部分学者认为，李白表面的豁达之下掩藏的是内心深层的悲凉。他无法直接诠释这种不满和愤懑，唯有寄托于喝酒和写诗。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家就如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人那样，从一个他所不满的的现实中中退缩下来，钻进他自己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3)从心理分析批评的角度看来，李白压抑的悲愤在诗中得到了释放。但他有不便直接不表达，而是含蓄婉曲的说明“万古愁”。还有人认为李白写这首诗是为了表达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思想。作者感慨人生苦短，因此认为即使纵酒行乐十分不必要：“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富贵不足羡，圣贤太寂寞，唯有饮者旷达，获得痛快，还是像他们那样长醉不醒的好” 从诗歌艺术鉴赏的角度来看，研究资料主要有对词句的鉴赏， 对诗歌基调的评析等方面，也有从读音韵律的角度来鉴赏的。这首诗是李白浪漫主义风格的具体体现，诗歌开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之水犹如从天上奔流而来，一泻千里，势不可挡。浪漫的想象，巧妙地夸张彰显出诗人浪漫洒脱的气质。“从艺术起源的角度来说，诗乐舞是一体的，是个和音乐是同源的。”（4）有研究者从音韵的角度赏析，认为这首诗从声音层，画面层，情感层都体现了它的抒情性。是个本身就具有独特的美感，它不同于别的文学体裁，特别是中国古代诗歌多可以传唱，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惨案七十二周年祭余杰那一天阳光如此灿烂。那一天人潮如此汹涌。那一天青春如此妩媚。那一天枪声如此清脆。七十二年了岁月无声无息地过去。五千年的文明在这—天之前有比这一天更沉重的记忆在这一天之后也有比这一天更沉重的记忆。于是我们忘却了这一天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我们已然不堪重负过去的就让它们过去吧。英特尔给我们奔驰的心宝洁给我们洗发水吃着麦当劳喝着可口可乐听着刘德华长大的一代人需要全副精力面对一个变化太快的世界。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重。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八日的报纸热热闹闹的。一个电影明星赴外国电影节她佩戴的钻石的价值相当于—名工人一千年的收入总和又—座巨型商场开张了世界名牌的春装全面打折酬宾……关于七十二年前的那一天只字不提。仅仅是疏忽么有的火山被海水淹没睡着了。谁也没有权利谴责今天但关于昨天关于记忆关于爱和恨我还有许多话想说。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北大、清华、师大、师大附中等八十多所大中学校及社会各界人士共五千多人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会议大会通电全国民众反对段祺瑞政府签订卖国密约。会后与会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前往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请愿。在执政府门前卫队突然向群众开枪打死四十七人打伤一百五十多人失踪者四十人。三月二十一日《京报》记载当时的情景“民众在此枪林弹雨之下血花飞溅尸骸遍地血流成渠陈尸累累景象残酷悲痛之极。”“悲痛”前面没有主语谁悲痛呢段政府的高官和士兵们是不会悲痛的。他们书写公文盖章签字优雅如诗人他们端起枪支挥动大刀潇洒如侠士。他们面带微笑看着你们像稻谷—样一茬一茬地倒下他们说现在胜利了“暴徒”统统被消灭可以安安稳稳地举起装满香槟的酒杯他们说鲜血不是鲜血尸体不是尸体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往事如烟。他们以为杀戮能够保护他们罪恶的生活他们以为死亡能够威胁所有的心灵。他们错了—位身材矮小、神色凛然的文人站了出来。“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哥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像。”他的心原本是一团死火冻在冰层里这—刻喷涌而出。我想鲁迅光生的这段文字是和着泪写成的尽管他绝少流泪。“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轻的学生他们本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死者无法开口说话但是死者还有爱人还有师长和朋友死者的声音通过爱人、师长和朋友留存、传播。要么杀死所有的人杀死“历史”像爱因斯坦那样穿越时空隧道打碎那面惨白的镜子一九二六年三月底京师地方检察厅在调查结果中承认“群众并无犯罪行为且未达到不正当侵害之程度府院卫队实无开枪之必要不能认为正当防卫。”墨写的谎言怎么能掩盖血写的事实呢“大学者”陈源教授嘲笑学生“自蹈死地”。鲁迅先生说这样的议沦“比刀枪更可惊心动魄”。这是不见血的屠杀。七十二年以后陈源式的“学者散文”似乎重新复活。制造“流言”的技巧或许可以换取红顶戴。我在书店里看到”陈源”的著作便想猛吐唾沫。周作人很少这样愤怒地骂人“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样的东西。”段祺瑞们为什么不怕“史官”呢因为陈源之流就是他们的“史官”。我用刀枪写经典你用笔墨来注释。狼与狈的亲密合作完成了一部中国“大历史”。二然而我却想写一部中国“小历史”。三月十八日是一扇透出微光的窗户。刘和珍一九零三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县。自幼丧父家境清贫。我可以想见你的勤劳你高超的针线与厨艺你与母亲相依为命你在一盏如豆的灯下读书到天明。一九一八年刘和珍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女子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校刊《江西女子师范周刊》的编辑。我在图书馆找了好久也没找到你的文章但我猜想你的文字必不同于卓文君不同于薛涛不同于袁枚的女弟子们。蕴藉中有锋芒温婉中有热情一九二三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预科不久转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语系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鲁迅先生的印象是“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然而子弹却不会还报你以微笑。—颗子弹从你背部入斜穿心肺。你才二十二岁。杨德群一九零二年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九一三年考入湖南女子师范学校深受杨昌济、徐特立的赏识。一九二四年秋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一九二五年到北京求学先考入艺术专科学校后考入女子师范大学。我想你的案头一定放着《娜拉》放着《狂人日记》放着《新青年》放着《新潮》。然而潮已落新已变旧你愤慨地说“处在这个内敌外侮交相逼迫的次殖民地之中国倒不如死了干净。可是我要死也要先炸死几个卖国贼才甘心。”你仿佛是“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江湖女侠的转世。当刘和珍中弹后你想去扶起她弹从右肩入穿胸偏右出。你倒下了但还能坐起来一个兵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DOC)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 周晓光刘道胜 安徽师大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 （七）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 周晓光刘道胜 明清两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有关明清史的研究，是史学界最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近百年来，特别是建国50多年以来，在明清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内容涉及明清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地理、民族、宗教、中外关系、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历史人物等诸多方面。因限于篇幅，兹将其中若干问题的研究概况，分述于下。 一、关于明史与清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 明朝建立于1368年，灭亡于1644年，先后传12代，历太祖、建文帝、太宗（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泰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毅宗）16帝，共计276年。学术界将这一段历史大抵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14世纪60年代到15世纪30年代。该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主义专制制度高度发展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和巩固明朝统治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表现在：废行中书省，改设十三布政司，分设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分掌地方民政、刑法和军事；废中书省及丞相，设置直属皇帝的六部；设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分掌司法、监察大权；分兵权于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在民间实行里甲制、关津制等，严格户籍管理；制定《大明律》，从法律上保障封建统治秩序；亲自颁写《大诰》，并先后制造了“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南北榜案”以及文字狱，以打击功臣与豪强；分封诸子为藩王，分镇各地，以巩固朱氏的统治等。这些措施使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达到了空前强化的程度。与此同时，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如解放匠户、奴婢，迁徙农民，鼓励垦荒，实行屯田，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等。这些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促进地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朱元璋死后，建文帝朱允炆实行削藩，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在北平起兵，通过三年战争夺取了皇位。朱棣在位期间，成功地削除了明初的藩王势力，并通过设置内阁，任用宦官，设立东厂等，继续强化君主专制。他为了安定北方边陲，曾多次亲征，并将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他还改变明初的闭关政策，多次派郑和等使臣出使海外诸国。经过洪武、建文、永乐三代的努力，到了洪熙、宣德时，明朝的统治呈现出稳定和繁荣的局面，史称“仁宣之治”。
浓墨重彩沧桑厚重——民国文献的价值及馆藏现状
万方数据
万方数据
万方数据
万方数据
浓墨重彩沧桑厚重——民国文献的价值及馆藏现状 作者：张丁， 王兆辉， Zhang Ding， Wang Zhaohui 作者单位：重庆图书馆,重庆,400037 刊名： 图书与情报 英文刊名：LIBRARY AND INFORMATION 年，卷(期)：2011(2) 参考文献(5条) 1.薛其林民国时期学术的主要特色与成就 2004 2.重庆晨报抗战历史档案文献寻访:重庆赴台购回65箱抗战文献 2009 3.张宪文民国历史档案的研究与利用[期刊论文]-民国档案 2000(01) 4.馆藏纸质文献酸性和保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课题组馆藏纸质文献酸性和保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2005 5.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所筹委会;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民国)大事史料长编 2008 本文读者也读过(10条) 1.阮素雯.RUAN Su-wen试论民国文献损毁的原因[期刊论文]-山西档案2010(6) 2.张丁.王兆辉试论民国文献的数字化建议[期刊论文]-数字与缩微影像2011(1) 3.王玉晶.WANG Yu-jing试论民国文献的保护和修复工作[期刊论文]-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19(36) 4.邓雪梅.DENG Xue-mei贵州省图书馆民国文献保护现状及对策[期刊论文]-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25(5) 5.孙琴民国文献数字化建设现状分析研究[期刊论文]-山东图书馆季刊2008(1) 6.翟桂荣.ZHAI Gui-rong河南大学图书馆民国文献资源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期刊论文]-图书馆论坛2008,28(5) 7.万华英民国文献数字化建设——以重庆图书馆为例[期刊论文]-四川图书馆学报2008(4) 8.张素梅民国文献保护之探研[会议论文]-2006 9.郑春汛民国文献的价值与保护对策研究[期刊论文]-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4) 10.何先进.刘莉.何玉花对馆藏民国书刊文献数字化的探讨[期刊论文]-数字与缩微影像2009(2) 本文链接：https://www.wendangku.net/doc/b511163004.html,/Periodical_tsyqb201102034.aspx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述习习题
欢迎共阅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述练习案 时间姓名 1、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是。 2、《》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是诗歌总集，也是中国诗歌最早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源头。其中的作品按照音乐分为“”“”“”三部分。其表现手法是、、。在句式上以为主，章法复沓，回环往复的现象比较普遍。 3、《楚辞》是在战国后期南方的诸侯国楚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它以波荡汹涌的感情、奇幻瑰丽的、的语言，表现出极强的浪漫色彩和艺术感染力，成为中国诗歌456、（《诗品》）。7、8910111213、14为，喜用双关谐音。 15、《》叙事与抒情想渗透，细腻与粗犷相融合，代表了的最高成就。 16、刘宋诗坛以刻画成为重要题材，和是这一时期的成就最高的两个诗人。其中前者的诗歌，偏重表现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对门阀制度的不满，他创制了；后者是“”的代表作家，他的诗歌合律性高，有些作品已经和唐代的“近体”诗相似。 17、南朝后期的诗歌大多内容空虚，充满脂粉气，等人写作的“”，更是沦落到浮艳的境地。 18、“徐庾体”的体表作家是和。其中后者后期的诗歌以《》二十七首为代表，深切地表现了故国乡关之思、羁身异域之痛。 19、、是中国古典诗歌大花园中最为灿烂的两朵奇葩。
20、初唐四杰是指、、、。他们在继承了南朝诗歌形式美的基础上，以都市的繁华和正常的男女之爱为题材和主题，由台阁应制扩大到写和，风格由纤柔卑弱变为。 21、诗是唐诗这座高峰的顶点，而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是“诗仙”—— 和“”——杜甫。李白诗中的形象往往是个性化的，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 22、杜甫用诗歌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他把和、 紧密联系在一起，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是变乱时代的伟大的“”。他是中国诗歌史上、的诗人。 23、盛唐诗坛还有两大诗歌群体，一是以、、、 为代表的诗人，他们的诗多采用和的形式，色泽清淡，意境深幽；一是以、、、为代表的诗人，他们的诗以题材为主，大多采用和的形式，景象开阔，气势宏大，情调悲壮，声韵激越。 24 25 26 ，。 27 不已。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达到了“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 37、女词人善于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客观景物融会在一起，含蓄委婉，意境深远，达到了的艺术境界。 38、南宋词人中以的成就最高，他的词是以，善于，将政治、军事、山水、田园及个人的喜怒哀乐，大胆自如地表现在词作中。尤其是书写 的篇章，千古以来一直激励着后人。 39、南宋词人精研乐理，能自度曲，词风，在南宋词坛的影响很深远。 40、元代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也叫“”，是元散曲中的一种，即单支的曲子。在内容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有很强的。
人教版高中语文每日一题写人记事散文阅读一含解析
写人记事散文阅读（一） 一、写人记事散文的特点 散文具有形散神聚的特点，必修1第三单元主要学习现代写人记事散文，这类散文有如下特点： 1．写真实片断。就是说所写内容为真人真事，不是虚构或夸饰的；叙事可完整，也可零散，而零散的更多见，不像小说那样有完整的虚构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具体的环境背景等。 2．抒真情实感。写人记事散文固然重在记叙，但抒情必不可少，作者在表现人物的特点和品质的同时，还表达出自己对人物、对社会的情感判断。作者的个性气质、情感襟怀都在文章中充分显现出来。 如《记念刘和珍君》记述刘和珍的生平事迹及其遇害经过，抒发了作者沉痛的悲悼以及愤怒之情；《小狗包弟》描写了小狗包弟的悲惨命运，对人生及“文革”都进行了反思；《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描绘梁启超先生的一次演讲，表现了他学识渊博、自由洒脱的真性情。 3．章法自由。散文作品的章法起止自如，开合有度，一方面愈散愈精彩，愈散愈痛快淋漓；另一方面散而有法，散中见整，呈现出对立统一的奇妙景象。 4．语言个性化。散文语言因作者感情而生辉，因作者学识而生味，因作者才华而多姿多彩。反过来，读者可以从散文作品的语言中窥见作者的状况，可以通过知人论世发现作家散文语言生成的缘由。 二、知识要点梳理 学习本单元要注意以下语言知识：注意重点字词的正确读音和书写；注意重点词语的理解及运用；注意重要句子的句式特点与病句辨析。 1．《记念刘和珍君》 （1）积累常用字词： A．多音字注音 阿（1）ā 阿姨阿拉伯；（2）ē 阿谀刚直不阿 当（1）dāng 当务之急螳臂当车；（2）dàng 用词不当安步当车
创（1）chuāng 创伤重创敌军；（2）chuàng 创造勇于创新 攒（1）cuán 攒射万头攒动；（2）zǎn 积攒攒钱买书 同（1）tóng 相同同心协力；（2）tòng 胡同 薄（1）bó 单薄刻薄；（2）báo 薄板薄饼 B．形似字注音 编辑（jí）作揖（yī）通缉（jī）修葺（qì） 寥（liáo）落寥（liáo）廓辽（liáo）阔姓廖（L iào）未雨绸缪（móu） 暗（àn）淡黯（àn）淡熟谙（ān）万马齐喑（yīn） 喋（dié）血通牒（dié）碟（dié）片间谍（dié） 绯（fēi）红菲（fěi）薄匪（fěi）夷所思斐（fěi）然成章流言蜚（fēi）语诽（fěi）谤 不惮（dàn）殚（dān）精竭虑 殒（yǔn）身不恤陨（yǔn）落 踌躇（chóu chú）踯躅（zhí zhú） 桀骜（ào）不驯好高骛（wù）远六跪二螯（áo）敖（áo）包鳌（áo）拜 （2）形近字辨析 A．和蔼暮霭 蔼：是草字头，它的意思是“和气，态度好”。和蔼的意思是“态度温和，容易接近”，从结构上看它是个同义并列式的合成词。 霭：是雨字头，它的意思是“云气，云雾”，“暮霭”是“傍晚的云雾”，从结构上看它是个偏正式的合成词。 B．屠戮邮戳 “戮”与“戳”两个字的形体区别在每个字的左下方。“戮”有两个意思，一是“杀”，如“屠戮”；二是“并，合”，如“戮力同心”。“戳”一个意思是“用体的顶端向前触动或穿过另一物体”，如“戳破”；还有“（戳儿）图章”的意思，如“邮戳”。 C．星陨如雨殒身不恤 陨：左耳旁，指物体从高处落下来，如“陨落”“星陨如雨”等。 殒：歹字旁，跟“死亡”有关，如“殒命”“殒身不恤”等。
民国史研究的_倒放电影_倾向
社会科学研究 1999?4 民国史研究的 “倒放电影”倾向 罗志田 〔摘要〕 “倒放电影”这一研究方式的优点在于结局已知,研究者容易发现 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的事物之重要性;但其副作用则是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 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既存的民国 史研究就有这样的倾向,导致不够“进步”的人与事常受忽视,乏人研究。其实不 进步的一面形象模糊,会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若能更多地关注过去 研究中“失语”面相并予以“发言权”,民国史的图像会更具“全息性”。 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有意无意中多受19世纪末以来趋新大势的影响,基本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使旧派基本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Voiceless)状态。在政治史领域,无形中似更受到近代西方“优胜劣败”这一进化史观的影响(或许也有中国传统的“胜者王侯败者贼”观念的潜在影响),比较注意研究和论证历史发展中取得胜利的一方(或是接近取胜一方)的人与事,而对失败的一方,则或视而不见,或简单一笔带过。有人曾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综观中外许多既存研究所再现的史实,有时真让人产生“历史是由胜利者创造的”的印象。 在史学研究的对象和题目的选择上,这一倾向直接导致不够“新”或“进步”的人与事常常没有什么人研究,同一人物也是其“进步”的一面或其一生中“进步”的一段更能引起研究者的注视。尽管表述的方式有不同,“先进必然战胜落后”是近代以来不断重复的一个重要观念。今日西方后现代史家已提出“进步”本身就是个有倾向性的“现代”概念,因而不一定客观(有趣的是后现代史家基本不认为史学可以“客观”)。这个问题不是简单说得清楚的,本文也暂不置论史学研究是否应注重表彰进步力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进步的对立面的形象模糊及不值一顾,实际上已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 对于史学研究来说,这种过分关注“进步”人事的取向有时可能造成(未必是有意的)先验的思路,即人物或政治力量的“进步”常有可能转换为其行为或策略的“正确”,结果是研究的结论(或者至少带倾向性的观点)常常产生于研究开始之前。比如,我们常常见到辛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研究综述_霍冉
华中人文论丛 第2卷第1期Huazho ng H umanit y Fo rum2011年6月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研究综述 霍 冉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 教育史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进入民国后,中国的教育开始呈现出不同于晚清时期的繁荣景象,无论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还是与教育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思想,都在民国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致力于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分析,以求系统的了解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从而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民国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综述 教育史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民国教育史的研究一直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现了一大批有关民国教育史的论文和专著。对这一时期民国教育史研究现状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系统的了解当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从而明确我们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本文试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的研究状况作一概述,又因教育史的研究包括多个方面,本篇文章将重点论述民国时期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留学教育和教育思想的研究状况,以期对民国教育史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学校教育 学校是教育的载体,教育的发展也主要从学校教育的发展表现出来。这一时期,对学校教育的研究的论著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学校教育包括很多方面,学者们关注的角度各有不同,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大学方面。 余子侠在其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 一文中,论述了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认为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虽然给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损失,但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保证教育现代化的正常进行,为落后地区传播了新的文明等等。 徐国利则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高校内迁的时间、阶段和数量,高校内迁的路线和方向的论述,力求对有关高校内迁的几个问题做一个清楚的说明。 许小青则关注到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进行的大学区试验,认为大学区制的设计者本是从学术独立化的角度提出大学区制,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陷入政治纷扰之中,同时亦集中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在教育资源分配中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国民政府在建设 首都最高学府 中 心有余而力不足 的窘境。 潘国琪对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政策进行研究,认为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学校制度的连续性,但同时也是加强国民党思想控制的重要手段。 除了以上类型的文章对大学教育进行总体上的把握之外,研究者们还关注到对各个大学本身的研究,伊秀芬在其 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大学 一文中,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大学,介绍了其辗转办学的艰辛历程、其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其在抗战时期的办学特色,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河南大学的师生员工克服了战争带来的种种困难,为河南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杨绍军在其 西南联大与云南现代高等教育 一文中认为,西南联大在昆明驻足8年,对云南现代高等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不仅对处于艰难时势中的云南大学提供了巨大的支持,而且还促使云南师范大学的诞生。 王奇生则关注到了国民党与大学的关系,他认为,大学校园既是国共较量的重要舞台,也是国民党内不同派系角逐的场所。也正是由于不同党派知识精英在西南联大的共存和共处,才建构起这座极具包容性的 民主堡垒 。 徐秀丽在其 1940年代后期的国立高校治理 以清华、北大为例 中充分肯定了1940年代后期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校务管理中教授地位的重要性。教授 治校 ,教授不仅 参与 校务,而且 决定 校务。这是一种比较完整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制度。 在学校教育中,职业教育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吴玉琦在其 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历 271
【开题报告】曹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开题报告 汉语言文学 曹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一、综述本课题国内外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曹植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作家之一，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风骨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典范和永远风流，曹植现存诗歌80多首，是三曹中最多的一位，也是成就相对最大的一位，因此曹植诗歌的研究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近百年来，曹植诗歌的研究成果丰富，主要有著作和论文两类，其著作有20余本，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是作品的收集整理、诗集校注等。最早的是20世纪20年代黄节的《曹子建诗注》；随后是古直的《曹子建诗笺》，对曹植诗进行全面注释整理研究当为赵幼文的《<曹植集>校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三曹诗文全集译注》。除了诗集校注外，也出版了不少曹植诗歌的选注，专门的有影响的如余冠英的《三曹诗选》。 其次，作家作品研究。陈一百《曹子建诗研究》，对后代曹植诗歌的校注和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另外还有洪为法的《曹植及其诗》，钟京铎《曹氏父子诗研究》、钟忧民《曹植新探》、聂文郁《曹植诗解译》、裴登封《曹植诗新探》、崔积宝《曹植研究》等，也从不同方面对曹植诗歌作了较详细的分析与研究，体现了各个时代的研究风貌。 再者，资料汇编。就学术史方面言之，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写的《三曹资料汇编·曹植卷》为曹植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推动了曹植诗歌研究的信息把握，值得肯定。 需要指出的是，近百年来曹植诗歌研究的主要成就在论文，计有380多篇，成果的特点是时代性鲜明，发表的档次比较高，数量比较多专题研究比较深入，影响也比较大。 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 1、对曹植诗歌总体性分析与评价 2、对曹植诗歌表现内容与艺术风格的研究 3、对曹植诗歌题材的分类研究 4、对曹植诗歌诗史上的贡献的分析 5、与其他诗人的诗歌比较研究 女性题材诗歌的分析研究属于以上方向的第三类。对曹植女性题材诗歌的研究比较丰富，多数学者认为曹植在借女性的不幸来抒发自己的不幸遭遇。张蕾《曹植妇女题材诗作鉴赏异说》认为曹植笔下的女性“都笼罩着一层浓郁的感伤、凄婉的色彩”，“曹植从思妇、弃妇、怨女的悲剧命运中观照到了自己在政治风云中的不幸……诗人的个体人格也染上了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