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之后没有诗

奥斯维辛之后没有诗

德国思想家泰奥多·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也是野蛮的。”奥斯维辛等同于毁灭、杀戮、苦难、脆弱，等同于不堪面对、不堪回首、不堪记忆。在血迹被清洗之后，今天的奥斯维辛可能是世界上最为肃穆的去处。而每一个抵达那里的人，都必将感到无言的苦楚和难以名状的痛。就像Charles Lee曾经在那里所感受到的，在那个杀人成了习惯的地方，任何文字都造作而无力。

[1]劳动创造自由？

这扇奥斯维辛主营的大门，即使是在再晴朗的日子里，也依旧显得沉郁无比。它是一个预告，一个警示，一个谶语。甚至，它传递出的恐怖感，让即使是今天踏入其中的游客，也恍惚会产生一种，走进去便可能再也出不来的感觉。大门上的德语意为：劳动创造自由。这个口号在这里臭名昭著——实际上，在奥斯维辛劳动的囚犯大多数都因为被屠杀而得到了“自由”。“自由”二字，在这里，是个巨大的反讽。

[2]击打悲悯心脏

在集中营(也就是2号营)的大门前，有很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参观。他们无一例外的神情肃穆。即使是淡淡的微小，在这里似乎也是被禁止的。意味深长的是，在这里能听到很多德国人的声音。当战火平息之时，这种声音不再具有刺耳的意味，但是，对于每一颗抵达这里的怀着悲悯的心脏，仍然有一种击打的效果。

Auschwitz一期的楼房里面多是以当时的设施为主的主题展览，这些在第二期的Birkenau是看不到的，因为第二期多数建筑已经被摧毁，包括最有名的毒气室。

[3]营房刺眼的空旷

这是空旷的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里的营房。

宽阔的营区有着蓄水池、营房、工地，一切都沉默不语，似乎连诉说苦难都再无力气。铁轨的尽头，这种空旷似乎更加刺眼——空旷意味着一切都被销毁，而被销毁的，或者正是最罪恶而不堪入目的。

在这片空旷之中，曾经挤满了来自各地的犹太人、波兰人、捷克人、俄罗斯人……曾经的毒气室门口，挂着当年的毒气室的结构图，脱衣、放毒气、运尸体、去毛发，一切都是由机器操作，如同打着“德国制造”标牌的杀人的工厂。而人性的罪恶，正在这里被放大与实现。

[4]火车穿过死亡大门

这是电影《辛德勒名单》里火车穿过的死亡大门——奥斯维辛-比尔克瑙(Birkenau)集中营的大门。比尔克瑙(Birkenau)集中营是Auschwitz的二期工程，规模超过了一期。

而铁轨，正是死亡列车曾经一次次走过的铁轨——这使这段特殊的轨道成为一种连接和输送。将生死连接。将生命输送至死亡。或者，“输送”这个词在这里显得太轻，但是，曾经，生命在这里，正是被如此对待。

[5]悲伤的哭泣之地

在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尽头，有22块各种语言的碑，而这一个上面的波兰文第一句大概意思是：永远地，让这里成为一个悲伤的哭泣之地！

比尔克瑙集中营距离主营大概3公里，在开阔的土地上，纳粹修建了300座木排房，而目前我们仅能看到的是保留下来的45个砖房和22个木排房。实际上，这里的条件比主营更为艰难。在大型毒气室和焚尸炉修建好后，这里成为了纳粹最大的杀人工厂。

[6]死亡之墙，止步！

止步！这块牌子严厉地警示道。这是离著名的死亡之墙不远的、在集中营围墙旁的标记，上面的德语和波兰语意思是：止步！

走进围墙，展厅展示了许多遇难者的遗物。其中的一件是一只木鞋。那是一只典型的荷兰木鞋，想来是位生活在荷兰的犹太人留下的。在他们被押送到这里之前，或许人人都还对自己的未来抱有一丝幻想，于是他们精心地收拾自己的衣物和用具，带着行李被送到这里。厄运不止抢夺了财产，连身体都被用来当成了发财的手段。

贴士1、奥斯威辛距离克拉科夫大概70公里，在克拉科夫火车站有专门的车到奥斯威辛，周日最早的一班车大概是8点40出发。

2、目前集中营的许多房屋被作为了展厅，展厅分两部分，一般展厅和国际展厅。一般展厅分为罪证、犯人的生活、居住条件、死亡楼等部分。

3、如果要去波兰人家造访，记着给女主人带上一束花，但切忌不要送红玫瑰。在波兰，无论正式或非正式的宴请都会敬酒，而且他们喜欢客人谈论自己的国家、文化以及个人的家庭生活等。

诗与奥斯维辛

诗与奥斯威辛的冲突也并非绝然等同于善与恶、梦与现实、道德与正义的冲突。在这种对决中，诗歌并不代表至高的善，它甚至必须为自己的讴歌而羞愧。因为被它讴歌的人犯下了谋杀同类的罪行。而这些罪行往往正是在追求纯粹与至善的名义下实施的。种族清洗连接着所谓种族纯洁的梦想，同样可能连接着一首纯诗的理想。虽然，很难断言，奥斯威辛在何种程度上，正是一首伪诗、一种伪抒情的必然结局。

阿多诺的警告因此并非毫无来由，“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至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除非它经历一场变化。”对那些保留了有关奥斯威辛的野蛮记忆的人，写诗是野蛮的了。而要让写诗重新成为可能之事，看来只有选择遗忘与反记忆，而这正是为富于良知的诗人们所拒绝的。写作即意味承担人性及其所有后果，奥斯威辛是绕不过去的。诗歌不能帮助我们躲过一颗子弹，更不用说是去制止一场大屠杀，却仍然可以展示某种面对生活的姿态。这种姿态让一个人即使身处奥斯威辛，仍然会为一只飞鸟、一片绿草而流泪，并从中体会到某种活着的幸福感，寻找到某种自我拯救的形式。诗神青睐的始终是这种个体的经验，哪怕它只是生活在集中营里的残缺个体的脆弱体验。

弗兰克谈到过这种“死囚的美感经验”，罗伯特·贝尼尼戏谑地把它称之为“美丽人生”。因为你尽可以把周遭的一切当作一场戏，以尝试从这种间离中享受到片时的快感。这一切让我想起一幅画：一个囚犯正在做自由的梦。他梦见自己被长出翅膀的小天使引领着飞越监狱的铁栅栏，但这却不能帮他越过现实的冰冷围墙——诗意却可能正由此而生。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希尼曾引用弗洛斯特的一句话，用来作为对一首诗作出的奇妙界定：“有那么一刻止住了混乱。”

我想阿多诺原意应该是清楚的，甚至可以从他的否定中感受到一种肯定：对诗以及源于诗本身力量的肯定。他警醒诗人重新省察自奥斯威辛之后，诗歌从中失去的、和它必须面对与应当重建的究竟是什么。如果说奥斯威辛之后，你不能写诗了，是指不应该再写那种软绵绵的抒情诗，那种空洞的、虚伪的、怯懦的、粉饰的诗。所谓写诗之野蛮，可能意味着必须重新唤醒一种野性的力量、批判性的力量。用阿多诺的话来说，是以丑的外观抛弃丑自身、以内在的异化形式，来控诉外在的异化状态。卡夫卡的小说，贝克特的戏剧，连同勋伯格的音乐因而受到阿多诺的垂青。一种受难的、令人战栗的语言，贫乏和破碎化的形象，断裂与碎片，能更充分地体现出他所谓的否定的真理。诗也并不例外，在阿多诺看来，不同的艺术门类只是体现出不同质料的差别。阿多诺强调的是以一种不完整性和零散性，来对抗那种对一体性和完美性的渴望。它们与营造奥斯威辛的渴望有着相同的根源。

秉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奥斯威辛之后的艺术，将成为一种“反艺术的艺术”，即“否定的艺术”。尽管，阿多诺一向拒绝萨特式的“介入”，而将革命性语言本身视同社会实践，从而将现代艺术成功地纳入了他的批判理论。阿多诺驱逐了美学中的形而上学，代之以社会学。阿多诺式的美学理论，往往正是在其最深刻处陷入某种意识形态的牢笼。

一种理论的彻底性恰好反映出其自身实践的盲点，这同样也是辩证的。

霍克海默在给阿多诺的信中嘲笑说：哈贝马斯把哲学看得和社会学一样有力量。其实完全可以把霍克海默的话，照单归还给阿多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