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吗_基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研究

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吗?

———基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研究3

杨汝岱　朱诗娥

内容提要:理论研究发现,当收入分配呈正态分布且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呈倒“U”型关系时,缩小收入差距能提高总消费需求。本文利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于1995年和2002年进行的城乡家庭与个人调查的微观数据,考察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表明,相对于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缩小收入差距并不仅仅是社会公平与公正问题,而且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持续增长,同时实现“公平”与“效率”两大目标。

此外,1995年和2002年的对比分析表明,教育与医疗支出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低收入者的教育与医疗状况几乎没有改善,中等收入阶层则由于需要将大量新增收入用于教育与医疗投资,其他消费相对减少,教育与医疗体制的改革有待反思和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边际消费倾向　收入分配　总消费　倒“U”型关系

一、引　言

消费与收入分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根据P orter(1990)的竞争优势理论,一个国家需要实现的是具有稳定消费需求的消费型社会,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才是真正健康的可持续的增长方式。R ostow(1990)将一国的经济增长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前提条件形成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时代,消费型社会是一国经济发展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迄今,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任何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过渡的迹象。而且,近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以及居民消费率的下降趋势非常明显,从2000年到2005年,最终消费率由6213%下降到5119%,居民消费率由4614%下降到3810%。①消费率下降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储蓄率不断上升(M odigliani and Cao,2004),城乡居民储蓄迅速增长,到2006年底已经超过16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77%。总消费需求与经济发展绩效之间不能形成良性循环,严重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质量。针对这种现象,很多学者试图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来解释近年来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关于我国收入分配的研究文献非常多(李实, 2003;赵人伟等,1999),研究方法和结论也各有差异,但勿庸置疑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

3　杨汝岱,湘潭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41110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rudaiyang@gmail. com;朱诗娥,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081,美国俄亥俄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电子信箱:zhus@https://www.wendangku.net/doc/b812546465.html,。作者感谢李实教授的数据支持;感谢杨天宇、姚洋、陈斌开、李辉文等的建议和帮助;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参加本论文讨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建设性意见;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人非常有价值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①　最终消费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居民消费率由作者根据年鉴中的居民消费支出与最终消费支出计算得出。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城乡居民储蓄等宏观数据均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国城镇、农村以及整体的基尼系数都在上升,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加剧(姚洋,2004)。那么,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

消费倾向是联系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纽带。自从凯恩斯(K 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消费函数理论以来,产生了一系列有关的研究,如杜森贝利(Duesenbery)的相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Friedman)的持久收入假说、莫迪利亚尼(M odigliani)的生命周期理论以及霍尔的随机游走消费理论(Hall,1978)等。几乎所有的消费理论都强调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但影响方式和影响途径却有很大的差异,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关于消费倾向的争论。Carrol(1996)指出,很多经济学家都直觉地认为消费函数是凹的,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高收入者。

对消费函数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分析,有助于了解人们的消费行为,也有助于讨论总消费需求与收入分配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消费需求问题与收入分配问题越来越引起重视,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袁志刚和朱国林(2002)对收入分配与总消费的关系做了很详细的综述,认为很多消费函数理论均隐含了缩小收入差距能扩大消费需求的结论,如以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为代表的消费理论,以及以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的考虑到遗赠效用的广义生命周期理论。吴晓明、吴栋(2007)通过对我国城镇居民1985—2004年有关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引起了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减小。苏良军和何一峰(2006)认为,总体而言,中国还是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谢子远等(2007)则说明,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化经历了一个下降—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复杂过程。通过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很多研究得出缩小收入差距能扩大消费需求的结论(李军,2003等);也有很多研究认为“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缩小收入差距并不一定能扩大消费需求(Blinder,1975; Musgrove,1980)。

综上所述,绝大部分现有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三个命题:命题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或者不变;命题二,缩小收入差距能扩大总消费需求;命题三,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条件下,缩小收入差距能扩大总消费需求。朱国林等(2002)对命题一提出挑战,认为由于平均总储蓄倾向与收入水平呈马鞍型,因此,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不再是单调关系,这个观点非常有吸引力,但作者并没有提供更有说服力的理论与数据支持。本文的研究源于对三个命题的重新考察,试图回答如下三个问题:缩小收入差距到底能否扩大总消费需求?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这个前提条件在我国是否成立?

二、理论框架

在关于消费理论的研究中,边际消费倾向备受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它对消费函数的形式至关重要,也因为它是分析收入分配对总消费的影响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许多研究试图通过对边际消费倾向的理论分析或实证检验来探讨收入分配将如何影响总消费,如Blinder(1975)、Musgrove (1980)、袁志刚和朱国林(2002)等。这些研究中隐含着一种倾向,那就是希望证实或证伪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特征,以支持或批判更为均等的收入分配将提高总消费这一观点。Blinder(1975)试图证明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情况下,更公平的收入分配能提高总消费需求,但是,他的研究赋予了较强的假设条件,得出的结论相应有很大的局限性。国内很多研究也试图找到“缩小收入差距能扩大总消费需求”这一结论的前提条件(李军,2003等)。从这些已有的研究看,研究边际消费倾向的基本理论仍以凯恩斯消费函数为主流,基本模型为:C=a+bY,其中C为即期消费,a为自主性消费(即消费者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消费),b为边际消费倾向(MPC),Y为当期可支配收入。为便于和其他相关研究成果的比较,我们引入两个基本假设:第一,自主性消费对所有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均为同一常数;第二,所有的消费者同质,即除了即期可支配收入外,消费者所有其他性质均相同,在这个假设条件下,相同收入的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相同。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每个收入阶层的代

表性消费者进行分析,这也是被普遍接受的一种分析范式。

(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时,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并不一定能提高总消费需求

基于凯恩斯模型:C =a +bY ,我们假设整个社会的可支配收入给定,同时边际消费倾向(MPC )递减。然后再假设社会上只有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收入为M ,边际消费倾向为b l ,则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为:C =a +b l 3M ;低收入阶层收入为m ,边际消费倾向为b h (b h >

b l ),则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为:C =a +b h 3m 。那么社会的总消费需求为C 1=2a +(b l 3M +b h 3m )。现在假设实行缩小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政策。为简单起见,考虑一种极端的情况,将收入

完全均分。令λ∈[0,1],此时边际消费倾向变为λ3b l +(1-λ

)b h ,不妨称λ为收入分配效应系数。由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得知,b l ≤λ3b l +(1-λ)b h ≤b h (两个等号不会同时成立),实行缩小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政策后,a 和社会总收入(M +m )不变,而社会的总消费需求为:

C 2=2a +[λ3b l +(1-λ)b h ]3(M +m )(1)

如果缩小收入差距能扩大总消费需求,则有:C 2>C 1,即

2a +[λ3b l +(1-λ

)b h ]3(M +m )>2a +(b l 3M +b h 3m )(2)根据该式进行简单的数学计算便可得到如下关系式:

λ1-λ<

M

m

(3)

即如果要使实行收入再分配后的总消费需求大于收入再分配之前的总消费需求,必须使得λ

1-λ

小于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之比

M

m

,也就是说收入分配政策的效果取决于收入分配效应系数λ和全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以

M

m

来体现)。在宏观经济中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测定M 与m 的比值,但是,我们无法确定λ这个系数的值,因此,无法确定宏观收入分配政策会如何影响总消费需求。而且,根据以上关系式,不难看出,缩小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政策并非一定会

增加总消费需求,当λ1-λ>M

m 时,收入差距的缩小甚至会减少总消费需求,正如勃兰德(1975)所得

出的结果那样。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对总消费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二)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呈倒“U ”型关系时,缩小收入差距能提高总消费需求

这一部分将提出并证明本文理论部分的核心观点:当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呈倒“U ”型关系时,缩小收入差距能提高总消费需求。和前一小节的差别在于,我们引入更为一般化的假设条

件,即收入分配服从正态分布,密度函数为f (x |μ,σ2),累积分布函数为F (?),方差σ2

表示了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σ2

越大,分配越不公平。

在正态收入分配的假设条件下,我们按收入水平从低到高把消费者分为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

和高收入者三个阶层,并以x 1和x 2为分界点(满足条件μ-x 1=x 2-μ),即收入低于x 1的为低收入者,收入介于x 1与x 2间的为中等收入者,收入高于x 2的为高收入者。为简化分析,假设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为b l ,而中等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为b h ,满足b l

C =a +b l

∫

x

1

-∞

xf (x )dx +b h

∫

x

2

x

1

xf (x )dx +b l

∫+∞

x

2

xf (x )dx

(4)

根据正态分布的性质,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两式(证明过程见附录):

∫x2x

1

xf(x)dx=μ∫x2x1f(x)dx(5)

∫x1-∞xf(x)dx+∫+∞x

2

xf(x)dx=μ1-∫x2x1f(x)dx(6)将(5)式和(6)式代入(4)式,可以得到:

C=a+b l∫x1-∞xf(x)dx+∫+∞x2xf(x)dx+b h∫x2x1xf(x)dx

=a+b lμ1-∫x2x1f(x)dx+b hμ∫x2x1f(x)dx=a+b lμ+(b h-b l)μ∫x2x1f(x)dx

=a+b lμ+(b h-b l)μ2Φx2-μ

σ-1

(7)

其中Φ(?)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要讨论总消费水平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即讨论5C

5σ的符号。由(7)式,当b l

时,显然有5C

5σ<0。这就表明,随着收入分配方差的下降,即不均等程度的下降,总消费需求上升,

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能够扩张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①。

综上所述,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条件下,更均等的收入分配并不一定能扩大总消费需求;而在收入分配呈正态分布且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呈倒“U”型关系的条件下,更公平的收入分配能扩大总消费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实现“公平”与“效率”。

三、实证检验

本节将使用家庭和个人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分析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下的变化情况。

(一)数据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和2002年城镇和农村住户及个人调查数据。1995年的调查覆盖19个省(市、自治区),调查了6934户城镇家庭和7998户农村家庭,分别涉及21696位城镇居民和34739位农村居民;2002年的调查覆盖22个省(市、自治区),调查了6835户城镇家庭和9200户农村家庭,分别涉及20632位城镇居民和37969位农村居民。我们考察1995年包含14932户家庭的全国样本和2002年包含16035户家庭的全国样本。具体的数据描述可参考李实、罗楚亮(2007)和罗楚亮(2004)等相关文献。

(二)收入阶层划分

本文实证检验的目的是考察不同人均收入水平的家庭户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因此,我们首先要对家庭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收入阶层进行定义。一种较为直观的方案就是将所有家庭按照人均收入的百分位数平均分层。由于家庭人均收入近似服从正态分布,按照百分位数平均分层不能很好地反映社会收入阶层的现实情况。因此,我们以10%、25%、50%、75%、90%分位数为临界点,将所有家庭分为低收入、较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较高收入和高收入六个阶层。此外,为更好地考察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情况,将人均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单独列为最高收入阶层。表1

①可以证明,此结论可推广至任意关于均值对称的奇数个收入分组。

列举了1995年和2002年具体的收入阶层划分以及对应的收入范围和样本量。

(三)计量模型

我们从消费函数入手主要建立两个模型:基本计量模型和扩展计量模型,具体如下:

基本计量模型:C

=a+bY i+u i

i

扩展计量模型:C

=a+bY i+cX i+u i

i

其中C

i表示第i个家庭当期人均消费,Y i表示第i个家庭当期人均收入,a为不随收入而变化的基本消费需求,b为边际消费倾向。由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集中,消费和收入的数据非常全面,可信度较高,在基本计量模型回归中,不考虑其他变量,样本损失最小,这可以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一个较好的基准点。但是,基本计量模型过于简单,影响消费的因素绝对不仅仅是收入,如果只是考察基本模型,结论似乎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为了更好地控制其他变量对消费的影响,有必要对基本模型进行扩展,尽可能分离出“真实的”边际消费倾向。扩展的计量模型根源于对消费函数的研究,以凯恩斯消费需求函数为起点,国内外很多学者对消费需求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余永定、李军, 2000;罗楚亮,2004;臧旭恒、裴春霞,2007等)。本文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到我国居民消费的一些实际情况,对影响消费支出的其他因素进行控制。在扩展计量模型中,我们充分考虑到家庭资产规模、住房情况、耐用消费品情况、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往年的收入水平等因素对消费支出的影响。

表1收入阶层的划分及样本容量

低收入较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较高收入高收入最高收入

对应百分比0—10%10%—25%25%—50%50%—75%75%—90%90%—100%95%—100%

1995年对应收入

0—893893—14681468—26672667—44844484—66506650—8382—

范围(元)

1995年样本量149222393733373222361494750

2002年对应收入

0—13621362—21852185—38983898—72507250—1137311373—14822—

范围(元)

2002年样本量160324044009400924051604803

(四)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户数据和个人数据,由于难以完全区分家庭消费和个人消费以及大部分的家庭收入和个人收入,因此我们对考察的诸如消费、收入、资产等变量均取家庭人均值。消费支出是本文考察的最重要的变量,一般而言,纯粹的消费包括食物支出、衣着支出、服务支出、赡养支出、居住支出等。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将家庭在经营性和投资性生产资本上的支出也定义为消费(罗楚亮,2004),尤其在研究消费函数以及消费结构等领域,这种定义方式极为普遍。本文采纳这种定义方式,将以上各项支出之和定义为狭义的消费支出。此外,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教育与健康问题越来越关注,尤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教育体制、医疗体制改革以来,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份额越来越高。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定义广义消费支出为狭义消费支出与教育支出、医疗支出之和。家庭总收入包括家庭成员工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收入、实物收入等;本文还将农民出租土地收入以及其他一些现金和非现金收入也计入家庭收入。考虑到测量误差,我们将家庭人均收入最低的1%和最高的1%的家庭从样本中剔除。

在扩展计量模型中,我们对影响消费水平的其他一些变量进行了控制。这些变量主要包括家庭总资产、医疗支出、教育支出、上一年的收入、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规模、耐用消费品

拥有情况以及家庭所处的省份。其中,家庭总资产包括家庭金融资产、住房估计价值、生产性固定资产以及其他一些资产;医疗支出包括住院费、手术费、药品费等;教育支出包括用于成人和子女的所有教育开支;受教育程度为家庭成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于我们的计量检验以户为单位,家庭规模也是我们必须控制的一个变量;对于耐用消费品,1995年我们控制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摩托车、冰箱、洗衣机、录像机、组合音响等7种,2002年我们控制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摩托车、冰箱、洗衣机、汽车等6种;此外,考虑到城镇和农村家庭消费的差异以及所调查的各个省份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差异,我们控制城镇虚拟变量和“省”的虚拟变量。表2是一些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总体来看,从1995年到2002年,家庭的人均收入增加了62%,而同期狭义消费只增加36%,远远落后于收入增长的速度。这一方面是由于狭义消费的收入弹性较小,另一方面也因为改革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使得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较高。可以看到,同期家庭人均资产增加了117倍,远远高于收入的增长速度。由于教育和医疗体制的改革以及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和健康投资越来越重视,7年间,人均医疗支出增加了1倍,人均教育支出增加了315倍,教育与医疗支出占收入的份额越来越大。此外,人均受教育年限由6190年提高到7164年,标准差也有所下降,这表明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越来越重视。

表2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变量定义观测值个数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1995 2002

con家庭人均狭义消费144262115.401837.66100.009992.33 inc家庭人均收入144263226.482311.69

301.5014677.25 tasset家庭人均总资产139607189.0011432.098.00264300.00 medpay家庭人均医疗支出11598135.08442.380.1440059.50 edupay家庭人均教育支出11750154.41327.360.139022.33 inc941994年家庭人均收入125352240.671883.57 3.5024500.75 edu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14108 6.90 2.850.1720.50 pnum家庭人口数量14426 3.79 1.25110 con家庭人均狭义消费155152878.922318.38305.0014987.32 inc家庭人均收入155155238.574144.42600.0024936.67 tasset家庭人均总资产1480619170.9526306.61 1.00685714.30 medpay家庭人均医疗支出14409271.20651.850.1419922.13 edupay家庭人均教育支出10102688.071051.090.1722436.20 inc012001年家庭人均收入153704456.204122.7838.83153932.00 edu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154567.64 2.750.3320 pnum家庭人口数量15515 3.65 1.23112

注:由于本文采用为横截面数据分析,涉及跨年度比较的指标也为相对指标,所以对消费和收入等变量没有做价格调整,均采用当年价格。

(五)主要计量检验结果及相关说明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建立了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区分了狭义和广义两种消费支出定义,并分别分析1995年和2002年的全国数据样本,由此我们有8个检验方程。表3列举了这8个计量检验方程所得到的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值。为简单起见,表3省略了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图121至124以更直观的方式表明了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阶层之间的倒“U”型关系。

图124　1995年(左)和2002年(右)MPC与收入阶层的关系(扩展模型、广义消费)

表3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阶层的关系(计量检验结果)

总体低收入较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较高收入高收入最高收入

1995年基本模型

1995年扩展模型

2002年基本模型

2002年扩展模型狭义消费

0.6068333

(141.91)

0.0541

(0.59)

0.4126333

(5.28)

0.7453333

(20.17)

0.7934333

(22.66)

0.6240333

(11.67)

0.1743333

(5.03)

0.0732

(1.42)广义消费

0.6598333

(141.29)

0.0732

(0.74)

0.4354333

(5.27)

0.7987333

(19.89)

0.8463333

(20.12)

0.6642333

(11.89)

0.2042333

(5.59)

0.09503

(1.83)狭义消费

0.3605333

(48.53)

0.0284

(0.17)

0.0140

(0.14)

0.3393333

(8.12)

0.5490333

(13.60)

0.4054333

(6.69)

0.

2444333

(6.49)

0.14403

(1.77)广义消费

0.3848333

(59.57)

0.0279

(0.21)

0.0572

(0.71)

0.3854333

(10.30)

0.5219333

(12.03)

0.4205333

(8.01)

0.2202333

(6.85)

0.171933

(2.56)狭义消费

0.4387333

(157.50)

0.14793

(1.77)

0.3731333

(5.62)

0.5549333

(17.30)

0.6065333

(21.43)

0.5373333

(10.38)

0.2680333

(15.20)

0.104233

(2.36)广义消费

0.5891333

(163.78)

0.213133

(2.45)

0.3813333

(5.03)

0.6770333

(17.87)

0.7763333

(23.50)

0.7267333

(12.50)

0.3530333

(17.18)

0.1733333

(2.73)狭义消费

0.2868333

(46.28)

0.152333

(2.08)

0.2260333

(2.71)

0.3543333

(7.78)

0.4003333

(10.48)

0.3359333

(6.24)

0.2034333

(9.33)

0.21613

(1.81)广义消费

0.3857333

(62.04)

0.16393

(1.94)

0.2392333

(3.33)

0.3750333

(9.76)

0.4622333

(12.83)

0.5344333

(8.45)

0.2736333

(11.47)

0.206433

(3.23)

注:333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33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3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以下各表同。

第一,计量检验清楚地表明了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阶层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倒“U”型关系。中高收入阶层在8个回归模型中的7个有最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中低收入阶层紧随其后,有次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这两个阶层的消费是我国消费需求的主体。我们有必要对形成这种倒“U”型关系的原因进行探讨。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们还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去购买价格较为昂贵的耐用品以及进行生产性投资;另一方面,研究表明(臧旭恒、裴春霞, 2007;龙志和、周浩民,2000),我国居民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尤其在经济转型时期,很多关系国计民生的诸如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的改革还存在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对低收入者有更大的影响,从而他们有更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相对于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一般收入较为稳定,对制度变迁的承受力更强,预防性储蓄倾向较低,从而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明显较低,这一方面是由于其基本消费需求已处于饱和状态,另一方面则由于高收入者有较高的遗赠性储蓄倾向(朱国林等,2002)。当然,由于我们的微观调查数据不能对诸如旅游、收藏等高档发展享受型消费进行很好的统计,这使得统计的高收入者的支出偏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

第二,总样本表明,从1995年到2002年,我国居民狭义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而广义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不明显。2002年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中的狭义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144和0129,明显低于1995年的0161和0136,这与很多学者指出的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结论相吻合(曾国安、胡晶晶,2006);而2002年两个模型中广义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159和0139,与1995年的0166和0138比较无明显变化。由此来看,对边际消费倾向的研究与“消费”的定义有很大的关系,对于一些基本消费需求,其收入弹性非常小,随着收入水平的

上升,其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是必然的;而对于一些较为高档的耐用消费品、奢侈品以及大部分投资性、服务性支出,其收入弹性较大,消费水平要受到除收入之外很多因素的影响。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收入之外的因素对消费需求将起到更大的作用(樊纲、王小鲁,2004),这就使得更广泛意义上的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化更加不规则、不确定。

第三,教育和医疗支出越来越重要,对家庭消费行为有很大的影响。数据显示,从1995年到2002年,狭义消费与广义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差距大幅增加,这表明教育和医疗支出所占的份额在不断扩大。整体来看,7年间,人均狭义消费支出增加了38%,而同期人均教育和医疗支出分别增加了315倍和1倍,增长幅度有明显差异。总样本的检验结果更规范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基本模型中,1995年狭义消费与广义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差0105,而2002年差距扩大到0116;扩展模型也反映了同样的事实,二者的差距由1995年的0102扩大到0110。

第四,从收入阶层看,低收入者的教育与医疗状况几乎没有改善,高额费用使其不敢问津;中等收入者则将大量新增收入用于教育与医疗投资。图2是1995年和2002年基本模型中不同消费支出定义下各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1995年,不同收入阶层两种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差距都比较小,教育与医疗支出对各阶层的影响基本相同,而且影响非常小。2002年的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消费支出中是否包含教育与医疗支出对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没有明显影响。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还不足以使他们更多地考虑人力资本投资和健康投资,他们没有充分分享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成果,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反思我国教育与医疗体制改革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一般而言,人们在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后,必然将更多的收入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和健康投资,从我国中等收入者的情况看,这两种支出的影响似乎太大。2002年基本模型回归中,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较高收入三个阶层的狭义消费倾向分别为0155、0161和0154,而包含教育与医疗支出的广义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上升到0168、0178和0173,上升幅度非常大,中等收入者将大量新增收入转化为教育与医疗支出。

图2　1995年(左)和2002年(右)不同消费支出定义下的基本模型结果

(六)扩展分析

为更好地理解1995年以来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阶层的关系,并对影响消费需求的其他因素进行更详细的探讨,我们详细分析1995年和2002年狭义消费扩展模型的计量检验结果,两组回归结果分别列举在表4和表5中。为增加可比性,两组回归选择了相同的控制变量,包括收入、资产、医疗支出、教育支出、前一年收入、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口数量、主要的耐用消费品情况以及城镇和省份的虚拟变量。表中省略了耐用消费品和省份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

从1995年到2002年,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有所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有所上升,而中等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明显下降,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略有下降。市场化进程规范化、显性化了居民的收入和支出,隐性的实物消费减少,从而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上升。中等收入

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主要是由于教育和医疗支出耗去了大部分新增收入,其他消费相对下降。表41995年狭义消费定义扩展模型的计量检验结果

总体

低收入

较低收入

中低收入

中高收入

较高收入

高收入

最高收入

inc (MPC )0.3605333

(48.53)0.0284(0.17)0.0140(0.14)0.3393333

(8.12)0.5490333

(13.60)

0.4054333

(6.69)

0.2444333

(6.49)

0.14403

(1.77)

tasset 0.0044333(3.89)

0.0684333

(7.65)

0.0260333

(4.45)

0.0097333

(3.13)

-0.0003(-0.15)0.0033(1.02)-0.0031(-1.19)0.0017(0.17)medpay -0.0537(-1.08)0.0984(0.46)0.2214(1.46)-0.0727(-0.95)-0.14303

(-1.65)

0.0456(0.31)0.1091(0.73)-1.2863333

(-3.22)edupay -0.2880333

(-8.33)0.0065(0.04)0.1890(1.49)0.1326(1.39)-0.2855(-4.05)-0.3527333

(-4.46)-0.5614333

(-6.13)-0.962933

(-2.24)inc940.0000(0.12)0.2051333

(3.51)0.3466333

(14.34)0.0000(0.00)0.0685333

(3.66)0.0854333

(2.71)0.05963(1.85)0.20323(1.95)

edu 43.92333(7.92)

6.44(0.52)10.19(0.99)2

7.31333

(3.45)

4.28(0.43)32.7033(2.09)

77.40333

(3.08)

175.98(1.39)pnum -138333

(-12.31)-3733(-2.54)-51333(-3.58)-83333

(-6.31)-148333(-6.11)-304333

(-5.94)-415333

(-5.02)-57433

(-1.31)urban 970333

(21.73)170(0.90)390333(4.58)697333

(14.05)1075333(12.36)1682333

(9.25)2362333

(7.73)1034(0.64)Obs.78905551221197020981262674423Adj.R

2

0.7336

0.2194

0.3132

0.4098

0.4289

0.3401

0.4892

0.1242

表5

2002年狭义消费定义扩展模型的计量检验结果

总体

低收入

较低收入

中低收入

中高收入

较高收入

高收入

最高收入

inc (MPC )0.2869333

(46.28)0.152333

(2.08)0.2260333

(2.71)

0.3543333

(7.78)

0.4003333

(10.48)0.3359333

(6.24)0.2034333

(9.33)0.102233

(2.12)tasset 0.0050333(7.99)0.0217333

(3.65)

0.0034(0.90)0.0038(1.53)0.0075333(4.07)0.0077333(4.00)

0.0105333(3.82)

0.005733

(2.09)

medpay 0.0909333

(3.88)0.1165(0.81)0.2242333

(2.69)

0.2132333

(2.98)

0.11513

(1.86)

0.0788(1.05)-0.0642(-0.60)0.0241(0.29)edupay 0.1015333

(6.37)

-0.2578333

(-2.89)-0.1590333

(-2.84)-0.089133

(-1.96)0.0208(0.45)0.108033

(2.10)0.2397333

(3.71)

0.135733

(2.42)

inc010.0078(1.57)0.1257333(4.11)0.0906333(3.98)0.0768333(4.63)0.0042333

(0.27)0.0706333

(2.66)0.0130(0.71)-0.0146(-1.28)edu 31.88333

(4.31)

0.64(0.05)25.5633(2.06)

6.35(0.53)35.6633(2.12)

46.153

(1.82)

-2.83(-0.05)55.61(1.14)pnum -166333

(-9.69)-52333

(-3.01)-343

(-1.87)-69333

(-3.13)-297333

(-6.75)-293333

(-3.55)-712333

(-3.42)-651333

(-3.37)urban 574

333

(9.25)

-74.26(-0.47)183.4533

(2.11)493.87333

(6.77)441.79333

(3.04)659(1.50)24723(1.86)22323(1.85)Obs.891067210311878248718751325498Adj.R

2

0.6839

0.1572

0.3592

0.2672

0.2019

0.1744

0.2129

0.1612

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教育支出对狭义消费支出有显著的负影响,教育支出挤出了对其他消费品的支出。不过,2002年的数据表明,对于高收入者而言,教育支出并没有挤出效应,反而会增加家庭在营养、服务消费等方面的支出。医疗支出在1995年对消费基本没有或者说有非常小的负影响,而2002年则有正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医疗保健支出会导致膳食、交通、居住等支出相应增加;对于一些低收入者,如果家里有病人,可能也不得不增加一些营养等方面的生活开支。家庭总资产和往年收入对狭义消费支出也有正影响,这符合持久收入假说的结论,不过这种影响非常小,人们的消费行为主要还是受当期收入影响。由于教育对消费观念、偏好结构等的影响,家庭成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这种影响有扩大的趋势。相对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更高,这一方面反映出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较高(刘建国,1999),我们用2002年的数据在控制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相关变量后,城镇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的数值和显著性都明显下降;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很多自产自销的消费支出很难统计到消费支出中,这也会使得调查数据中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比实际的偏低。我们还可以看到,家庭人口规模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很显然,这是因为我们选择的是家庭变量的人均值。一般而言,家庭每增加一个人而增加的边际消费量是递减的,这必然导致家庭人口规模的回归系数为负;而且由于家庭收入越高,生活成本也越高,这就使得家庭人口规模对人均消费的影响会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提高而提高。

四、主要结论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表明,当收入分配呈正态分布且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呈倒“U”型关系时,缩小收入差距能起到提高总消费、扩大总需求的作用。接下来,我们使用1995年和2002年的城乡居民生活调查数据,利用城乡家庭与个人层面的微观数据考察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在低收入、较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较高收入、高收入和最高收入7个阶层中,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阶层有最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而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均较低,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之间呈非常显著的倒“U”型关系。

通过对1995年和2002年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详细分析,我们也发现了诸多存在的问题。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力资本投资与健康投资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不利于全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从1995年到2002年,低收入者的教育与医疗状况几乎没有改善,高额费用使其不敢问津;中等收入者则需要将大量新增收入用于教育与医疗投资,其他消费相对减少。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相关社会保障问题是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这实际上是我国一直以来关于“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的争论的遗留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们的研究清楚地表明,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缩小收入差距并不仅仅是社会公平与公正问题,而且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持续增长,同时实现“公平”与“效率”两大目标。因此,我们应该在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中,均按照社会公平与社会公正原则,加强收入分配政策的实施力度,壮大中等收入者队伍,这有利于提高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实现由“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向“消费”拉动型增长方式的过渡。

附录

任取相异的、关于μ对称的x1与x2,不妨设x1=μ-Δ,x2=μ+Δ,其中Δ>0,于是

∫x2x

(x-μ)f(x)dx=∫μμ-Δ(x-μ)f(x)dx+∫μ+Δμ(x-μ)f(x)dx=∫0-Δtf(μ+t)dt+∫Δ0tf(μ+t)dt 1

=∫0Δsf(μ-s)ds+∫Δ0tf(μ+t)dt=∫Δ0tf(μ+t)dt-∫Δ0tf(μ-t)dt

由f(?)的对称性知,对于任意t>0,f(μ+t)≡f(μ-t),故∫x2x1(x-μ)f(x)dx=0,可知∫x2x1xf(x)dx≡μ∫x2x

f(x)dx。

1

由此进一步可知,

∫x1-∞xf(x)dx+∫+∞x

xf(x)dx=∫+∞-∞xf(x)dx-∫x2x1xf(x)dx=μ-∫x2x1xf(x)dx=μ1-∫x2x1f(x)d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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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n Equity and E fficiency Coexist:Study on the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in China

Y ang Rudai and Zhu Shiπe

(1st:Business School,X iangtan University;CCER,Peking University;2nd: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 tudies,Ohio University)

Abstract:I t is dem onstrated that equalization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will increase aggregate consum ption if there is an inverse “U”relationship between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and disposable income.This study has shown that such a relationship does exist in China at present with the middle class having a higher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than that of the lower and the highest.Therefore,equaliz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will give rise to the increase of aggregate consum ption,which means that now it is not only a s ocial but als o an economic problem that matters efficiency as well as equity.Furtherm ore,a com paris on analysis between1995and2002indicates that expenditure on education and medical treatment has had a m ore and m ore s ound in fluence on consumer behavior.Their high input makes the poor still in a plight of them,while the middle class have to reduce their other consum ption relatively because they have to allocate a large part of their income to education and medical treatment. This shows that further im provements of Chinaπs reform in education and medical are needed.

K ey Words:Marginal Propensity to C onsume;Income Distribution;Aggregate C onsum ption;Inverse“U”Relationship

JE L Classification:D120,D910,P360

(责任编辑:松　木)(校对:子　璇) (上接第10页)

The I nternal and External Imbalances of China’s Economy

G uo Shuqing

(China C onstruction Bank)

Abstract: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mbalances of China’s economy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rade surplus and saving surplus are not the abs olute metrics to define a country’s economic strength.China’s balance of payments has continued to maintain a big surplus,which shows China’s uniqu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growth m odel and exposes deep contradictions in income distribution,factor prices and res ource allocation.While stimulating rapid growth,the imbalances of China’s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has als o long delaye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aggravated threat of in flation and asset bubble.Although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imbalances are closely linked to each other,they are quite different in nature.The similar global economic imbalances have existed for a long time,and to a great extent,it is inevitable and rational.

H owever,the internal imbalance which is caused by its own systems and policies w ould have severe and negative im pact on China’s economy and even the global economy if it lasted.

K ey Words:Economic Balance;Upgrading of Industries;System Reform

JE L Classification:F320,F430

(责任编辑:宏　亮)(校对:芝　山)

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趋势及对策

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的变化趋势及对策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举世瞩目的巨大辉煌成就，30年间国民经济实现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长速度，但是这样的增长速度主要是依靠出口和投资来带动的。在带动经济的三架马车——出口、投资、消费中，消费并没有显示出其应有的能量。本文开篇就明确指出了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绊脚石——消费不足。然后总结了国内学者对1978—2002年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的分析，并回顾了西方消费理论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利用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以最简便的方式对2002—2008年的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简要总结了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进而从政府、企业、居民三方面构建了中国消费政策体系的合理架构。 关键词：边际消费倾向；扩大内需；消费政策体系 1 引言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30年来，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举世瞩目的巨大辉煌成就，30年间国民经济实现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长速度。实现了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赢得了我国在国际经济社会影响力和地位的空前提高，中国经济社会的面貌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然而我国国民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隐患，我国目前的消费状况可用两个“偏低”来概括。第一，我国居民总体上最终消费率偏低，我国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增长快，投资率较高，消费率出现稳步下降的趋势，在55%-65%的区间波动。2001年以来，消费率一直处在60%以下。2007年，我国储蓄占GDP的51%，消费仅占GDP的48.8%，其中包括13%的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只有35%。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最终消费率如此之低,在世界上是少有的。第二，我国居民的消费档次偏低。由于实施了一部分地区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我国形成了高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三个不同的收入群体。从我国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结构的差异来看,高收入阶层食品消费比重最低,但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等开支最高;低收入阶层食品消费最高,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等开支最低。然而即使是最高收入阶层,其食品支出仍占消费总支出的大部分,更不要说最低收入阶层了。这表明：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消费这架马车并没有显示出其应有的能量，中国存在着普遍的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1] 当前, 全球金融危机仍在持续, 并向实体经济扩散蔓延。在此艰难时刻, 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当外部环境恶化时, 恰恰暴露出我国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 是不可持续的。面对严峻挑战,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为拉动我国经济 增长的关键之举。要使经济稳定地增长, 就必须有消费需求的密切配合, 而提高边际消 费倾向, 是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此, 重新审视与分析边际消费倾向对于 拉动内需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据估算，目前我国投资每增加1%，可拉动GDP 上涨0.2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每增加1%，可以拉动GDP上涨0.87个百分点，消费拉

教育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修改版

题目：教育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 ———我国基础教育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 摘要 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的关系是人类不断追求的价值观念，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许多热点问题如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大学生收费问题，统一高考问题，高等教育产业化问题，重点大学与重点学科的设置问题等等。要根据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及其相互关系，做出判断与选择。公平与效率，从逻辑上说，不是一对矛盾概念，而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但在一定的情况下往往容易产生矛盾。从现实出发，人们往往把它视为一对矛盾统一的概念，并非所谓“认识的混淆、失误。”在选择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的问题上，要寻求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点，也就是最佳区域。在主观认识和客观标准方面公平与效率，都是相对性的概念，受个人或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和切身利害所制约。因此，对于同一事件，可能有不同的认识。例如：统一高考、教育收费，是公平还是不公平？高等教育大众化，大量扩招，冲击精英教育，是提高效率，还是降低效率？发展民办教育，提高收费标准，是公平还是不公平？高校合并，是提高效率还是降低效率？公平与效率相对的客观标准是：对绝大多数人的公平，对国家、对社会有长远利益。 本文着重论述的是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并着重从实际出发探讨了如何协调这种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关键词：公平与效率教育公平效率

目录 一、绪论 (3) （一）研究的背景 (3) （二）研究的意义 (4) 二、教育公平与效率概述 (5) （一）教育公平与效率的概念与内涵 (5) （二）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6) （三）实现教育公平与效率和谐发展的意义 (13) 三、我国教育公平与效率的现状 (15) （一）我国在教育公平与效率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15) 1、受教育机会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15) 2、教育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15) 3、教育结果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16) （二）影响我国教育公平和效率的因素分析 (16) 1、区域壁垒 (16) 2、身份壁垒 (17) 3 、是经济壁垒 (17) 四、提高我国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对策 (18) 五结论和展望 (21) （一）尚有争议的理论问题 (21) （二）扩招中涉及到的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21) （三）实证研究方面。 (21) 参考文献： (22) 致谢 (24)

2017年中国居民资产配置与消费行为专题调研分析报告

2017年中国居民资产配置与消费行为专题调研分析报告 本调研分析报告数据来源主要包含欧立信研究中心，行业协会，上市公司年报，国家相关统计部门以及第三方研究机构等。

目录 第一节家庭资产配置偏好 (6) 一、家庭资产构成 (6) 二、家庭资产配置四大趋势 (7) 1、趋势一：基础资产占比降低，增值资产占比提升 (7) 2、趋势二：实物资产占比下降，金融资产占比提升 (8) 3、趋势三：房地产占比下降 (9) 4、趋势四：居民部门负债率提升，国际比较中仍处低位 (9) 第二节居民消费结构及消费观念变迁 (11) 一、家庭资产配置四大趋势 (11) 二、观念决定行为：60后到90后消费观念变迁 (13) 1、趋势一：从注重节俭、实用性到追求时尚和品牌 (13) 2、趋势二：80后消费信心最高、超前消费意识最强 (14) 三、消费结构升级 (16) 1、趋势一：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迁移 (16) 2、趋势二：由生产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迁移 (17) 3、趋势三：互联化、移动化成为新的风向标 (18) 4、趋势四：智能、绿色、健康、安全理念深入 (20) 第三节资产配置优化及消费结构升级背景下受益行业 (22) 一、医疗保健 (22) 1、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现状 (22) 2、新人口结构+新健康观念打开医疗需求 (23) （1）哑铃型人口结构下的医疗需求 (23) （2）“无病强身”：全民健康意识待提升保健需求 (25) 二、教育 (26) 1、我国教育培训市场现状 (26) 2、家庭结构及人口结构下的教育需求及市场空间 (27) （1）家庭教育观念及新生儿增加带来的教育支出 (27) （2）人口结构倒逼下的成人教育市场空间 (29) （3）“留学潮”下的商机 (30) 三、金融保险 (32) 1、理财需求推动金融产品创新 (32) 2、养老、健康问题打开商业寿险空间 (33) 四、休闲旅游 (36) 1、我国休闲旅游市场现状 (36) 2、休闲旅游消费市场空间 (36) （1）收入水平提升及政策支持刺激旅游消费需求 (36) （2）在线旅游引领新风尚 (37) 五、体育与文化传媒 (38) 1、“全民健身”浪潮下的体育产业 (38) （1）体育产业 (38) （2）政策也给予体育产业大力扶持 (39) （3）体育用品 (40)

公平与效率的理论基础及关系

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摘要：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始终追求的两个目标。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却不断地发生变化，而推动这种变化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化的几个典型阶段上，公平与效率相应地形成不同的关系。从最初的公平凸显，到后来的公平与效率互相对立，再到现代生产力对公平有了新的要求：把公平与效率统一起来。 关键字：公平、效率、生产力、生产关系 一、效率和公平的含义与马克思、列宁的公平效率观 1、效率和公平的含义 无论在社会发展的何种时期，要想找到者的最佳组合点，真正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必须弄清楚二者的含义及其关系。 效率的一般定义是一定投入带来的最大产出或者产出一定使用的最小投入，它的最主要的含义是利用现有的资源去最大程度地创造社会财富，经济发展的一般含义是包括政治文化各方面进步在内的利用生产要素增加国民财富的系统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讲效率与经济发展是内在一致的。 公平属于伦理学范畴，人们对它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分配结果平均是公平，但干好干差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显然是不公平；有人认为机会均等是公平，但由于个人禀赋不同，即便是机会均等，各自把握机会的能力不同也难以实现社会公平；也有人认为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是公平；还有人认为最大程度地提高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是公平。 2、马克思、列宁的公平效率观 马克思认为公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公平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地变化的，每一个历史时代的公平观都是与当时的生产方式的性质直接相关，并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

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公平，不是平均主义的公平，而是存在差别的公平，实现社会主义公平的基本途径是按劳分配，符合这一原则就是公平的，否则就是不公平的；效率是实现社会主义公平的前提和基础，列宁也认为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没有这个条件，劳动摆脱资本桎梏这整个解放事业就不可能获得成功，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获得胜利”。 马克思还认为既然存在差别，社会主义的国家就要建立起社会调节机制，缩小并消除实际存在的差别，列宁继承发展了马克思的该观点，指出社会主义的公平最终发展结果是达到事实上的平等，他说：“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即劳动平等，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 可见马克思和列宁的公平效率观是因时代而变的，最终是要达到事实上的平等的。 二、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演进 公平与效率之间究竟是相互对立、还是相互统一?如果静止地来看待这个问题，很难说某种说法是惟一科学合理的。但动态地来看待这个问题，或者说历史地来考察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变化其性质，无论是相互对立，还是相互统一，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又集中于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因此，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对公平与效率关系进行分析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而生产力水平低下，意味着生产的消费资料有限，如果消费资料分配上稍有不平等，那么就有人不能生存，在一个需要集体生存的时代，这种不平等分配意味着整个部落或氏族没法生存下来。因此，人类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使得平等分配成为人们的一种生存选择。

西方经济学界几种流行的消费理论

答：消费理论是经济学中，在研究简单的国民收入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理论，即：在货币市场上利率和产品市场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的国民收入决定原理。主要认为，在不考虑货币市场条件下，国民收入可以通过社会总供给＝社会总需求来进行调节，并实现均衡。通常在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相等时，常通过调节社会总需求来完成。而社会总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考虑货币市场情况下，消费需求主要受国民收入影响。 １、西方经济学界几种流行的消费理论： 1）凯恩思的绝对收入理论，其主要理论为：在短期中，收入与消费是相关的，即消费取决于居民现期的、绝对的收入，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也就是边际消费倾向且边际消费倾向呈递减。 2）杜森贝的相对收入理论，其主要观点为：消费并非取决于现期的绝对收入，而是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即相对于其他人的收入水平和相对于本人历史上最高的收入水平。 3）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其主要观点为：人们是根据其预期寿命来安排收入用于消费和储蓄的比例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根据他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他的消费支出，居民消费主要受制于该家庭在其整个生命期间内所获得的总收入。 4）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其主要观点是：一个人的收入可分为持久收入和暂时性收入。持久收入是稳定的、正常的收入，暂时性收入是不稳定的、意外的收入。消费者的消费是持久性收入的函数。以上的消费理论认为消费

是影响国民经济均衡的重要因素，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收入具有多种形式，不同的收入形式对消费的影响有所侧重。 2、我国要扩大消费需求，必须采取合理的消费政策，为此，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者对消费理论。 1）依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可以通过理顺收入分配机制，努力提高城乡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因为收入与边际消费倾向是稳定的函数关系，中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比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由此，对国民经济中的消费扩大贡献比高收入者更大。同理，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比较高，应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现金购买能力。 2）依据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应加快建立社会保障新制度,树立消费者信心，引导消费者的支出预期。因为人们是依据其预期寿命来安排消费与储蓄的比例，社会保障制度越完善，则消费的比例会越高，从而刺激现期的消费，反之则减少，我国的国企改革、医疗改革和住房改革加剧了我国这几年的储蓄额增加，消费减少，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依据以上的理论，还可以采取鼓励性的消费政策，拓展新的消费领域增加消费品的品种，刺激消费；加大有利于促进消费的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环境；积极发展消费信贷,加快个人信用体系建设。

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

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姓名： 学号： 专业：行政管理 教学站点： 入学时间： ______201103___________ 指导教师： 2013年3月1日

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 摘要：纵观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效率与公平是一个社会所追求的两个目标，既已有了效率，而公平则又是整个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但现实的状况是效率与公平之间的侧重问题一度有一定程度的冲突。那么到底该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呢？对于公平和效率的相互关系，总的来说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即公平优先论、效率优先论、公平与效率并重。那么何种关系才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能够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实现社会久安的呢？ 关键字：公平效率侧重社会发展 纵观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效率与公平是一个社会所追求的两个目标，既已有了效率，而公平则又是整个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但现实的状况是效率与公平之间的侧重问题一度有一定程度的冲突。那么到底该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呢？先从我党关于效率与公平的政策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党为了迅速打破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低效率局面，中共中央提出了要优先强调效率。党的十三大上明确提出了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共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即明确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政策。党的十五大也坚持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方针。党的十六大则进一步明确提出“初次分配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再分配注重个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党的十七大则旗帜鲜明地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共产党的一贯主，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并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则更加注重公平”。明确的摒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同时在刚刚结束的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锦涛同志再次提出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效率与公平的重要作用，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居民

浅谈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开题报告

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设计（论文）题目：浅谈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学院： 专业班级：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开题时间：2010 年10 月16 日

1 课题的目的、意义、国内外现状及发展趋势 1.1 课题的目的 如何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既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又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尤其重要。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效率与公平，两者是对立的，不能同时兼得，如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中说“为了效率就要牺牲平等，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州¨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科尔内也认为，公平与效率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价值体系，。许多社会主义经济的决策困境正好是由两个不同价值体系的抵触而引起的。 但是人们一直以来都在寻求两者最佳的结合点。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及其解决并非只是鱼和熊掌、非此即彼的关系。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并暗含着多种组合关系，而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探求二者的动态平衡，也许我们也可以引用何怀宏先生在<公平的正义)一书中说。真理就是中道，真理就在中间吡引，但是如何达到这一中道是非常困难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原则经历了三次重大突破。改革开放初期，在收人分配方面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平均主义。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的分配政策。这一政策后来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被概括为“兼顾效率与公平”，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被概括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在重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因此,课题对改革开放前后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中的公平和效率关系作了回顾，并在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原因分析的基础上，主张要以“公

《中国消费者行为报告,中国消费者行为的研究》

《中国消费者行为报告:,中 国消费者行为的研究》 篇一：中国高端消费者行为研究报告 中国高端消费者行为研究报告 一消费人群的确定 中国高端人群主要指拥有相当财富、身份和地位，处于财富 金字塔上层的那部分人群，他们或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源，或占据 独特的知识资源，再或是占有广泛的社会资源，并将这些资源为 己所用，不断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 还拥有特质化的价值取向、生活背景、居住习惯和文化品位，对 居住品质、生活环境有着超过一般标准的要求。这些要求不仅仅 体现在物质层面上，更追求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前瞻性的生活理 念及功能多元化等，体现在对健康、人文内涵、生态环境、私密性、服务等方面的特别关注。此外，高端人群对于社交、商务、 时尚、休闲、娱乐等上层生活的需求也有较高的要求。 二高端人群的分类 根据高端人群的情感偏好以及他们特殊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在此将高端人群主要分为四大类：尊贵型、享受型、标签型和理 财型。尊贵型人群大多事业有成，拥有多套住宅及一辆以上名车，重视“尊贵身份”的概念；享受型人群则更多注重生活质量的提

升，追求更高水平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标签型人群大多属于 高消费，热衷于品牌消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理财型的人群则更加注重投资理财，他们拥有丰富的投资经历和 经验，当然这类人群本身就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且有境内外旅 游和豪宅居住经历，对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要求均比较高。不 同价值观的高端人群对生活方式的要求和理解不同，同时，他们 对产品的消费取向也不一样。下面，我们将分别对四种价值观的 高端人群作相应分析 （1）尊贵型——追求自然、闲适 高端奢侈消费体验对尊贵型人群来说是事业成功的标志，如 高端豪宅、别墅则是释放工作压力获得独立自由的私密空间和独 享心灵宁静的场所，也是体现他们生活品味、情趣、情调的地方。 （2）享受型——注重服务、细节 享受型高端人群更多的是享受生活的场所和氛围，同时也很 注重产品消费能否体现自身品味及身份，其更注重生活的品质和 消费档次，例如住宅对其而言更多的则是享受生活的场所。此类 人群多为各类企业的高层领导，归国华侨、外籍人士等。 （3）标签型——注重身份认同 标签型高端人群典型的消费心理特征则是更注重身份和财富 地位的体现，其大多为私营业主，多数人是凭着自身的能力白手 起家的；同时这类人群还包含那些本身就是从富豪家庭出生的年 轻一代。因而这类人群在年龄分布上比较分散，中年、中青年人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不仅是相互联系的，也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 首先，效率是公平的基础，没有效率就没有公平实现的物质条件和源泉。效率主要体现的是生产力、经济的发展，若没有生产力、经济的发展、效率的提高和财富的增进，则公平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难以有什么真正意义的公平。因为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贫穷基础上的公平，只能是低级的、甚至是扭曲的公平。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讲效率，不讲效率就不能有公平。谁拥有效率，谁就可能拥有公平；谁损害了效率，谁就损害了公平得以产生的基础和源泉，谁就必然伤害了公平。 其次，公平是效率的本体，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存在的理由和保证。生产力、经济的发展、效率的提高，要以公平为条件和保证。且不说社会公平环境对效率的作用，若没有经济领域自身的公平竞争条件，则经济发展和效率提高也是难以实现的。公平解决得越好，生产关系就越合理，从而就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讲公平，不讲公平就不能有效率。谁拥有公平，谁就可能拥有效率；谁伤害了公平，谁就损害了效率由以存在的理由和条件，谁就必然损害了效率。 第三，以效率为基、公平为体，共同构建一个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社会大厦。就整体而言，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社会永恒追求的两大价值取向。发展经济、提高效率、增加物质财富，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同样，保障人的权利、促进社会公平、维护政治平等，是我们追求的另一个目标。尽管效率和公平是两个不同的价值目标，但二者不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效率是公平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和源泉，另一方面，公平是效率由以存在的理由和保证条件。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见物不见人的财富的积累和增加，也不是没有物质基础的空中楼阁式的平等的扩展和普及，而是人的全面发展。效率和公平两个价值应该统一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无论是效率的提高还是公平的增进，都是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服务的。概括地说就是，以效率为基、公平为体，共同构建一个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社会大厦。 是取舍关系，或权衡（trade-off）关系。 绝对公平的“大锅饭”我们已经见过——造成效率低下、民困国穷。 讲求效率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也见过——若没有兼顾公平，则可能造成贫富悬殊、仇富心理和社会动荡。 所以，“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必须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公平和效率二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它们之间究竟是正相关关系还是负相关关系，是对立还是相辅相成？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公平和效率之间完全是矛盾的关系。他们认为，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不平等，公平和效率如同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要效率就不能要公平，要公平就必然会牺牲效率。 一种观点认为，公平和效率是可以兼容的，二者可以相互促进、相互统一，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不是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的。公平分配有助于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可以更进一步促进公平。分配是否公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劳动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

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当前我国居民储蓄持续增加，消费需求持续低迷，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阻碍因素。因此，分析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从而为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提供依据，以发挥消费需求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边际消费倾向是联系收入与消费需求的纽带，为了探究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可以通过对边际消费倾向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本文通过探究收入和消费黑箱以及消费者行为，分析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问题。 关键词：边际消费倾向收入需求结构消费习惯 一、引言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国民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根据Porter(1990)的竞争优势理论，一个国家需要实现的是具有稳定消费需求的消费型社会，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才是真正健康的可持续的增长方式。消费型社会是一国经济发展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迄今，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任何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过渡的迹象。而且，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的下降趋势非常明显，从2000年到2010年，居民消费率由46.22%下降到33.22%。消费率下降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储蓄率不断上升(Modigliani and Cao，2004)。城乡居民储蓄迅速增长，从2000年底的6万亿增长到2010年底已经超过30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76%。总消费需求与经济发展绩效之间不能形成良性循环，严重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质量。 针对这种现象，许多国内外学者都对居民消费不足问题加以解释。方福前(2009)指出，近10年来，不少学者从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居民消费行为特点、信用环境或福利制度改革等方面分析了消费不足问题。袁志刚和朱国林(2002)对收入分配与总消费的关系做了很详细的综述，认为很多消费函数理论均隐含了缩小收入差距能扩大消费需求的结论，如以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为代表的消费理论，以及以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的考虑到遗赠效用的广义生命周期理论。Ma（1993）指出，由于传统消费理论难以解释我国消费不足现象，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两个假说，即隐蔽性通胀假说与结构转型假说。隐蔽性通胀假说认为，由于供给相对于需求不足而导致居民把受到抑制的消费转向储蓄，从而表现为居民消费倾向低下。供给不足的现象是我国过去经济阶段的特征，不同的是当今的供给旺盛甚至过剩，

浅谈公平与效率问题

浅谈公平与效率问题 —以中国社会分配为例 姓名：庞骏 班级：2011级4班 学号：2011130417

浅谈公平与效率问题 —以中国社会分配为例 摘要：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社会分配问题日益突出，公平与效率成为我们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经常探讨的重大的课题，如何处理在社会分配条件下公平与效率问题是我们现阶段发展面临的重要的问题。 关键词：社会分配,公平,效率 前言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自然成为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科学长期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变得尤其的突出，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是当今发展的难题。就经济意义上讲，公平，是指有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我们所说的经济公平并不等于收入平均。收入平均是仅就经济活动的结果公平而言的，结果公平并非公平的全部内涵，经济公平在涵义上大大超过收入平均。而经济效率呢，一般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效果，即投入与产出之对比情况。就企业或社会来说，以较小的成本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收益就意味着效率高，反之，则意味着低效率。那么，公平与效率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值得我们不断的探讨。

社会分配的起源及发展 社会分配是指对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所创造的国民收入所进行的分配，它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国家对国民收入的分配是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而实现的。初次分配是国民收入在物质资料生产部门中所进行的分配。再分配是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在全社会范围内所进行的分配。主要是在非物质生产部门、因种种原因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公民以及国家重点发展和扶植的产业部门中进行。 但是随着近些年来，民生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日益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特别是中国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两极分化。对此国际有一个通用的衡量指标：基尼系数，最小是0，表示所有人的收入都一样；最大是1，表示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中国从上世纪9O年代中后期，开始贫富差距加大，已经达到O．5以上，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国际公认的两极分化警戒线。 社会分配下的公平与效率 中国收入分配的早期主要原则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同时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报告中还强调，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基于这个观点经济学专家指出，中共这一理念变革，意在遏制近年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初次分配强调效率，二次分配才注意公平，二次分配来解决初次分配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在初次分配中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是仅依靠二次分配，那么就可能会事半功倍甚至事与愿违。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重视初次分配的公正问题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现阶段收入分配领域差距的状况 公平内涵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决定了其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但经济领域，特别是收入分配领域的社会公平状况，是衡量社会公平状况的最直接依据，是分配状况是否公平的表现形式，直接影响着社会成员对公平状态的感受与评价。因此，十七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这些年中国消费需求总是上不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低收入者比例太大，他们的消费能力不足。在收入分配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将有助于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但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近年来扩大速率加快。1980～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从2.5：1缩小到1.86：

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

. . 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姓名： 学号： 专业：行政管理 教学站点： 入学时间：______201103___________ 指导教师： 2013年3月1日

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

摘要：纵观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效率与公平是一个社会所追求的两个目标，既已有了效率，而公平则又是整个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但现实的状况是效率与公平之间的侧重问题一度有一定程度的冲突。那么到底该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呢？对于公平和效率的相互关系，总的来说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即公平优先论、效率优先论、公平与效率并重。那么何种关系才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能够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呢？ 关键字：公平效率侧重社会发展 纵观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效率与公平是一个社会所追求的两个目标，既已有了效率，而公平则又是整个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但现实的状况是效率与公平之间的侧重问题一度有一定程度的冲突。那么到底该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呢？先从我党关于效率与公平的政策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党为了迅速打破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低效率局面，中共中央提出了要优先强调效率。党的十三大上明确提出了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共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即明确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政策。党的十五大也坚持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方针。党的十六大则进一步明确提出“初次分配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再分配注重个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党的十七大则旗帜鲜明地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并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则更加注重公平”。明确的摒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同时在刚刚结束的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再次提出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效率与公平的重要作用，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

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研究

学号：112010303000328 姓名：魏云凤 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 魏云凤 （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 112010303000328）摘要：中国消费者行为动机研究，在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中，对目标消 费者行为的认识和理解是营销活动的基础。本文是通过消费函数来对消 费者行为进行研究的。通过构建分析理论模型依据预防性储蓄理论结合 生命周期假说进行分析，运用中国城镇居民1991 年～1998 年间名义 货币收入与名义消费支出月度数据，从而得出结论进而提出了政策性建 议。 关键词: 消费函数；误差修正模型 1.问题的提出 进入90 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呈下降态势。消费占GDP 的比重，由80 年代的52 %降低到现在的46 %。近年来，政府采取了包括降低银行存款利率，鼓励个人信贷消费、提高中低层居民收入等一系列举措，然而居民消费并没有摆脱低迷状态，1998 年全国消费品零售增长618 % ，比1990～1997 的年均增长低1415 个百分点。 与居民低消费率相对应，居民储蓄持续增长成为我国最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之一。居民储蓄是指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和转移支付后的余额，包括实物性储蓄和金融性储蓄。在我国的居民储蓄中，金融性储蓄约占75 % ，是居民储蓄的主要部分。金融性储蓄又包括银行存款、有价证券、保险、外币储蓄和手持现金等，其中银行存款约占60%～70 %。1990 年我国城乡居民银行储蓄余额为703412 亿元，到1999 年末为59622 亿元，十年间增长8148 倍，年均增长2318 % ，呈超常增长的特征；同期我国GDP 年均增长9175 %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年均增长率是其2144 倍。值得注意的是，自1996 年5 月以来，中央银行连续

如何理解经济学中的公平与效率

如何理解经济学中的公平与效率在我国，经济学思想中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的讨论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听了郎咸平教授在清华的演讲，我对经济学中的公平与效率有了进一步的思考。 经济上的公平即平等主要指收入均等和机会均等。但是经济平等决不是一条绝对的原则，它的部分内容不能作为最高的或最优先考虑的原则，如收入均等；有些内容又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完全做到，如机会均等。经济上所说的效率一般是指人、财、物等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它之所以成为重要的经济政策目标，是因为高效率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 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它是一个长期存在严重分歧、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认为偏重于公平，如罗尔斯，有人认为偏重于效率，如诺齐克，还有坚持“第三条路线”的，如阿瑟.奥肯，他的观点是“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不管怎样，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尤其在经济政策的实践过程中，为了追求效率不顾公平，为了实现公平牺牲效率，这些都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所以我国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目标，而且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效率优先指的是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要优先考虑它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尽可能选择最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兼顾公平指的是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它对社会的影响，为了消除贫困，缓解社会矛盾，改善社会底层的生活状况，值得以一定的社会效率为代价。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原则。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承认差别，合理拉开个人收入的差距，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体现的是效率优先。效率优先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增加社会财富，为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创造物质条件。强调效率优先，不是不讲社会公平。效率和公平始终是社会主义追求的共同的基本目标。公平问题解决得不好，不仅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效率的提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兼顾公平首先是力求起点平等的公平，为个人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给人们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其次是通过政府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利用税收杠杆和社会保障制度，缩小收入差距，使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改善，以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的平等。

中美边际消费倾向之比较

中美边际消费倾向之比较 发布人：圣才学习网发布日期：2010-08-02 08:55 共 28人浏览[大] [中] [小] 据估算，美国的边际消费倾向现在约为0．68，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约为0．48。也许这种估算不一定十分准确，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美国。为什么中美边际消费倾向有这种差别呢? 一些人认为，这种差别在于中美两国的消费观念不同，美国人崇尚享受，今天敢花明天的钱，中国人有节俭的传统，一分钱要瓣成两半花。但在经济学家看来，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消费观念属于伦理道德畴，由经济基础决定，不同的消费观来自不同的经济基础。还要用经济与制度因素来解释中美边际消费倾向的这种差别。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总体上是稳定的；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完善，覆盖面广而且水平较高。而我国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讨论题： 1．从这个案例当中你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2．如果要提高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入手? 案例点评： 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增加的消费在增加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中美边际消费倾向之比较说明我国边际消费倾向明显的低于美国，为什么?我认为存在以下的原因： 首先来看收入。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尽管也经常发生经济周期性波动，但经济总体上是稳定的。经济的稳定决定了收入的稳定性。当收入稳定时，人们就敢于消费，甚至敢于借贷消费了。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尽管经济增长速度快，但就每个人而言有下岗的危险，收入并不稳定。这样，人们就不得不节制消费，以预防可能出现的下岗及其他风险。 其次来看制度。人们敢不敢花钱，还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性。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完善，覆盖面广而且水平较高。失业有失业津贴，老年人有养老金，低于贫困线有帮助，上大学又可以得到贷款。这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美国人无后顾之忧，敢于消费。 但中国过去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保障体系被打破了，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而且受财政实力的限制也难以在短期有根本性的改变，从而要为未来生病、养老、孩子上学等必需的支出进行储蓄，消费自然少了。 最后边际消费倾向还与收入分配状况相关。在总收入为既定时，收入分配越平等，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越低。这是因为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而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中国目前的收入不平等比美国严重，因此，边际消费倾向低也是正常的。 解决我国边际消费倾向偏低的就要从这几方面入手。

政府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怎样看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逐步取代了传统的计划经济，在改革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收入分配出现了差距过分扩大的现象。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日益受到人们关注，我国理论界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并开展了热烈讨论。对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我们党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要“注重社会公平”。 公平与效率的基本内涵 何谓公平？理论界有这样几种观点：第一，收入差距大小适宜的公平观。这种观点把收入差距大小作为判断社会分配公平与否的标准，在当前西方理论界比较流行。这是以结果的均等作为判断公平与否的标准，而没有考虑收入的渠道和手段。第二，按劳分配的公平观。这种公平观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所形成的不同收入的“天然特权”。要求废除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这种原则摒弃了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认同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和努力可以得到更多回报，体现了激励原则。第三，机会均等的公平观。这种公平观强调的是在市场竞争中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第四，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过程、分配规则的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结果公平。对个人来说，即使参与分配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而实际分配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均等的。例如，按劳分配，以投入的劳动为尺度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必然形成个人收入差距；按投入要素分配，以投入的劳动、资本、土地、经营力为尺度，更会形成个人收入差距。如果抹杀这种差距，追求结果的均等，必然导致平均主义，这恰恰是不平等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平是历史的、相对的，不是永恒的。公平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甚至不同的人，对公平的理解是不同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有关经济活动的规则、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它是调节社会关系和财富分配关系的一种规范，它不只是一种主观观念，而是具有客观的内容，它受制于一个国家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具有相对性、历史性和客观性。 何谓效率？效率概念的基本含义，指的是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投入或成本就是利用一定的技术生产一定产品所需要的资源，既包括物质资源，又包括人力资源；既包括无形资源，又包括有形资源。产出或收益指的是人们利用一定的技术、投入一定的资源生产出来的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或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物品或服务，既包括有形的物品，又包括无形的服务。 公平与效率，何者为先？ 公平和效率二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它们之间究竟是正相关关系还是负相关关系，是对立还是相辅相成？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公平和效率之间完全是矛盾的关系。他们认为，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不平等，公平和效率如同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要效率就不能要公平，要公平就必然会牺牲效率。

中国消费者行为研究报告

第一部分背景研究 第1节：中国消费革命(1)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开始高速发展，中国的消费在这段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城乡居民年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133.6元分别增长到2002年的7702.8元和2475.6元，增长了21.5倍和17.5倍。同时，城乡居民年人均消费也从1978年的311.16元和116.06元增长到了2002年的6029.88元和1834.31元，分别增长18.4倍和14.8倍。 中国消费革命的基础是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以及购买力的飞跃，为了以事实描述中国消费革命,本章先从宏观角度以数据具体体现人均收入和购买力的巨大增长，再从微观角度以数据反映中国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基本消费(如住房)的快速成长,并以可折射出消费升级的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消费类别(如汽车、旅游、保险)的跳跃增长变化加以论证。 一中国人均GDP地图 图表1-1 中国东中西部人均GDP和相对比例的变化单位：元/人，当年价格人均 GDP1980199020002002东部59822401133414363中部391133859827047西部308115646875536中部/东部（％）65605349西部/东部（％）53524139 资料来源：王小鲁、樊纲：《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1999，2001，2003）。说明:将人均GDP水平分为4个层次，分别用不同的颜色标示出来。2002年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深圳以及港澳台的人均GDP超过人民币20000元,居第一层；沿海地区人均GDP在10000～20000元之间,居第二层；最为普遍的是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另外加上海南省，人均GDP从5000～10000元不等；而甘肃和贵州最低，人均GDP在5000元以下。二购买力的飞跃1.家庭年收入持续成倍增长从图表1-2可以看出，1990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其后，人均年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而且一直保持一个较高速度的增长态势。1中国消费革命同时，也可以看出，随着收入的增加，城乡差距也在逐步拉大，特别是1990年之后，这个趋势更加明显。从增长速度来看，2002年以后这个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 图表1-2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表及人均年收入飞跃路线图单位：元年份农村居民家庭 人均收入城市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年份农村居民家庭 人均收入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78133.6343.419951577.74283.01980191.3477.620002253.46280.01985397.6739.120012 366.46859.61990686.31510.220022475.67702.8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 2.社会零售总额稳步成倍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