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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葵在中国的传播

向日葵在中国的传播
向日葵在中国的传播

[内容提要]本文在分析向日葵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径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明清时期向日葵在中国的传播和分布情况,并探讨了民国时期向日葵的分布和建国以来的发展情况。[关键词]向日葵;传播;路径向日葵,一年生草本,原产美洲,是世界第二大油料作物,在我国的栽培面积仅次于大豆和油菜,经济价值超过了玉米和大豆。向日葵自明代传入我国后,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和人民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向日葵传入我国的时间与路径关于向日葵引种至我国的时间,以往公认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明代王象晋的《群芳谱》(1621),称丈菊。[1]近年有报道,河南省新安县荆紫山发现明正德14年(1519)重修玉皇阁时的琉璃瓦,瓦上有向日葵图案。[2]如是,则将大大提前向日葵传入我国的时间。就笔者目前所能查到的400多部地方志,发现明代纂修的方志物产中有不少关于向日葵的记载,特别是明嘉靖(1522—1566)《(浙江)临山卫志》的记载,将我国向日葵最早记载时间向前推了半个多世纪。在明天启7年(1627)《(浙江)平湖县志》,万历36年(1608)《(河南)汝南志》,万历37年(1609)《(山东)济阳县志》、万历46年(1618)《(山西)安邑县志》等中都有记载,说明明代中后期向日葵在我国的部分省份已开始种植。另外,史料中还有一些关于向日葵的记载,也能使我们管中窥豹。在16-17世纪间成书的屠

描述,[3]这个记载时间与明嘉靖《(浙江)临山卫志》的记载时间比较接近,可作相互印证。

自序时间为万历丁巳年(1617)。[4]史料中有向日葵的记载当是在它已传入国内一段时间后。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向日葵约在明代中期传入中国,万历年间在我国部分地区已有种植,比我们原先认为的要早得多。目前,向日葵引入我国的准确路线仍不能确定,但结合相关资料,笔者认为向日葵很可能通过海路引种至我国。唐代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兴盛,成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又一重要通道。它由中国沿海港口出发,经南海,至波斯湾,将中国丝绸、陶瓷等物产运往欧洲,而中国也不断有新的农作物引进,其中美洲作物的引进和推广占了很大的比重。据姚旅《露书》记载,同属美洲作物的烟草就是“漳州人自海外携来”。另据北京大学陈炎教授介绍,1570年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后,中国通过马尼拉开辟了一条横渡太平洋通往美洲的新航路,使亚、美两大陆开始了联系。西属美洲的各种农作物如玉米、向日葵等就是通过这条“太平洋丝绸之路”运到菲律宾,再由菲律宾传至南洋各地,并进一步引进中国。[5] 二、向日葵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演进在探讨向日葵在我国的分布及演进情况之前,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中,向日葵经常和一些植物混在一起。地方志在著录向日葵时,也是混淆不清的,而且使用的向日葵名称有三十多种(如葵、秋葵、黄葵等)。因此,在利用方志资料前,先进行葵辨是很有必要的。“葵”原指葵菜,为人们普遍栽培并食用,最早记载于《诗经·豳风·七月》:“七月亨(烹)葵及菽。”由于种植季节的不同,葵菜又分为春葵、秋葵和冬葵。唐代以后,随着大量新菜种的引进和培植,葵菜的重要性逐渐减弱。中晚唐开始,“葵”不再单指葵菜而也可能是指观赏植物葵花,如秋葵、蜀葵等。[6]而向日葵最早是由航行到美洲的西班牙人发现,把其带到欧洲种植观赏,后来引种至我国。事实上,葵花属于锦葵科,向日葵属于菊科,区别是很清楚的。在进行“葵”辨之后,我们利用方志资料时就能做到相对准确了。 [!--empirenews.page--] (一)明清时期向日葵的引种情况明嘉靖《临山卫志》中的向日葵记载是目前笔者所查阅的资料中最早的记载,明天启7年(1627)《(浙江)平湖县志》中也有后续记载。从方志中还发现,清康熙之前浙江省内就有比较广的向日葵分布记载,并主要集中在浙江省的沿海地区,如平湖、海宁、萧山、余姚、宁波等。前述,向日葵从海上传来,浙江临海,所以最先有记载也是合理的。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方志记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如果同一信息两地记载相差半个世纪以上,还是可以认定先后次序的。在其它省份的方志中,向日葵的记载时间都要比浙江晚至少几十年。故此,笔者认为向日葵从海外引进后,最先在华东浙江一带种植,随

后向国内其它地方逐渐传播开来。而向日葵以超过我们想象的速度在国内迅速传播,是与明清时期全国范围内水陆交通网络的日臻完善分不开的。1、以浙江为中心,向其周边地区辐射。方志中浙江及其周边地区有向日葵记载的最早时间分别为:明嘉靖(1522—1566)《(浙江)临山卫志》、顺治8年(1651)《(安徽)含山县志》、顺治11年(1654)《(江苏)徐州志》、康熙39年(1700)《(福建)漳浦县志》、雍正3年(1725)《(江西)武宁县志》。浙江周边地区的向日葵记载要远远晚于浙江,笔者认为是由于作物的引进传播具有重复性,也许在引进之初,由于生态适应性、有相关替代物,或其它原因,未能扎根下来,但后来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又从另一个地区再次移种过来。此外,在乾隆之前的福建省方志中,有向日葵记载的地区大多数集中在沿海一线,如漳浦、泉州、安溪、莆田、连江等,所以也不排除福建省的向日葵是由海上直接传入的可能性。2、以浙江为起点,传入华北地区。并以直隶(即今北京、天津及河北地区)作为次级传播中心,向东北地区扩展。 [1][2]下一页方志中华北地区有向日葵记载的最早时间分别为:明万历36年(1608)《(河南)汝南志》、明万历37年(1609)《(山东)济阳县志》、明万历46年(1618)《(山西)安邑县志》、顺治3年(1646)《(河北)真定县志》。比浙江的向日葵记载时间晚了半个多世纪,因此向日葵很可能是由浙江地区逐渐传入华北地区的。方志中东北地区的向日葵记载都比较晚,最早的记载时间分别为:康熙29年(1690)《(辽宁)辽载前集》、光绪11年(1885)《(吉林)奉化县志》、民国6年(1917)《(黑龙江)林甸县志》。这是因为东北三省在清初时,地居边侥,以畋猎游牧为生。土地长期以来为边防驻兵所占用,黑龙江直到光绪30年才全部放垦,吉林直至宣统时期才全部丈放。[7]清代以后,随着关内流民的大量迁入,很多中原农作物被带入东北,使东北地区的作物种类和品种日益丰富,就连边陲僻地也开始广泛种植各类作物。东北地区最初的向日葵应该也是从中原地区引进来的。

3、从浙江传至湖广地区(即今湖北、湖南地区),湖广地区又作为次级传播中心,向周边地区辐射。方志中记载湖广及其周边地区有向日葵的最早时间分别为:康熙23年(1684)《(湖南)零陵县志》、康熙36年(1697)《(湖北)宜都县志》、康熙48年(1709)《(广西)荔浦县志》、康熙57年(1718)《(贵州)余庆县志》、乾隆元年(1736)《云南通志》、乾隆4年(1739)《(广东)兴宁县志》、乾隆13年(1748)《(四川)南川县志》。从方志记载的时间先后顺序,可以推断利用长江之便,向日葵从浙江传至湖广地区后,湖广作为向日葵的次级传播中心,再向周边地区辐射。此外,在乾隆之前的云南省方志中,有向日葵记载的不多,其中有记载的地区,如镇雄、沾益等都位于与贵州接邻之地。因而,云南省早期的向日葵由邻省传入的可能性更大。 [!--empirenews.page--]

4、以陕西为中心,向西北地区逐渐扩散。方志中记载西北地区有向日葵的最早时间分别为:康熙20年(1681)《(陕西)米脂县志》、康熙41年(1702)《(甘肃)岷州志》、乾隆47年(1782)《(新疆)西域图志》、民国8年(1919)《(青海)大通县志》、民国24年(1935

记载向日葵为

亟力搜求奇种亲自栽种。书中记载以关中所产和作者本人种植的为主,书的特点是记载真实。由此可推断,向日葵是直接从海外引进陕西省。然而,方志中陕西省关于向日葵的记载最早是康熙20年《米脂县志》,比浙江的记载时间晚了约一个多世纪,而且米脂县靠近陕西与山西的接壤处。因此,笔者认为陕西省初期的向日葵很可能是从海外偶然传入,但未发展起来,后来又从其邻省(如山西、河南)重新引种。以上均为笔者依据史料,对明清时期我国向日葵分布情况做出的合理推测,可能有所漏误,在此特别指出。(二)民国时期向日葵的分布情况民国32年《(广东)大埔县志》:“向日葵,多在蔬园栽植”、民国14年《(河北)献县志》:“今邑境向日葵或于园圃种之”、民国9年《(四川)合州县志》:“向日葵田家多种之”等,反映了民国时期向日葵在我国仍是零星种植。民国19年《(黑龙江)呼兰县志》:“葵花,子可食,有论亩种之者”,是目前所见到的我国较大面积栽培向日葵的最

早记载。虽然种植面积不大,但民国时期向日葵的种植已遍及大江南北,全国23个省区的地方志中均有向日葵的记载。其中,河北、辽宁、四川三省方志中关于向日葵记载的州、县数量最多,分别为39个、32个、25个,这表示民国时期向日葵在这三省的分布面最广。这主要是因为向日葵喜干燥、寒冷,故在北方、西南种植很普遍。但在南方,特别是在炎热、多雨、湿润的亚热带地区台湾、海南等地种植有限。(三)建国以来向日葵的发展情况1、主要分布情况建国以来,向日葵面积不断扩大,并在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扎根下来,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华北、西北半干旱或轻盐碱地区。近年来,随着全国食油需求量增加,在中国北部约有300万km2的地区逐渐发展了一条向日葵带。东起黑龙江,西起新疆,北纬35°~50°,包括黑龙江省大部,内蒙古、辽宁、吉林、新疆、宁夏、青海、甘肃北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北部。这些地方主要属季风气候,阳光充足,雨热同季,全年降水80%集中在作物生长旺期,具有向日葵生长所需要的生态条件。其中,黑龙江省种植面积最大,其次是吉林、内蒙古、辽宁、新疆。单产以内蒙最高,其次是黑龙江、甘肃、云南、吉林。[8] 2、新品种的引进19世纪早期,俄国人V.S.Pustovoit在Krasnodar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向日葵培植,成果斐然,油的含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促进了向日葵的大面积种植。建国初期,我国的向日葵以食用种为主,种植的品种有三道眉、大马牙、墨籽葵花等。20世纪50年代初从苏联、匈牙利引进了油用向日葵苏联二号、三号、匈牙利一号等品种,但在生产上推广应用不多。70年代后又引入墨葵、先进工作者等品种,在中、南部地区多用于麦茬复播。这些新品种在生产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中以墨葵推广面积最大,占向日葵种植面积的60%左右。随着向日葵新品种的广泛应用、栽培水平的提高以及国际市场上食油需求量的增加,向日葵在我国逐渐从非传统油料作物变成重要的食用油作物。

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西方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学院:班级:数学学号姓名: 关键字:西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基督教、渗透、文化需求 摘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分化为三个派别,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激进派,一个是中间派。保守派主张一成不变,继续走老路子;激进派主张全盘西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中间派则认为单纯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就能强国御侮。 最近十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股股的“西洋风”也开始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不仅汉语里多了很多的音译词,例如“摩登”,“可乐”等等。过西洋节也成了卷过上下所追逐的时尚风气,就拿眼下的圣诞节来说,各家店铺把小店装饰的五彩斑斓,各种搞促销活动接踵而至,各大高校呢,就开始准备各式各样精彩的活动,情侣们纷纷上街,学生们欢天喜地。这些现象通通都反映了西方文化强大的渗透力。那么西洋文化是什么时候开始向中国开始渗透的呢?它的魅力究竟在何处呢?为什么中国人那么热衷于过西洋节呢?下文我们来分析一下。 其实西洋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的影响在汉代就开始了,当时的罗马帝国就与中国的东汉王朝开始了交往,这种交往的途径就是通过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到了唐代以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就更加的频繁,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基督教的传入,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称作“景教”,教徒一度发展到数十万人,这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渗透。但到了唐朝晚期,军阀混战,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逐渐走向了没落。第二次渗透,是元朝。当时因为蒙古帝国的影响力,大批的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可波罗,他的《东方闻见录》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国成为西方垂涎的伊甸园从此开始。第三次渗透是在明末清初,时值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并开始向中国推广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及先进理念,著名的有利玛窦,汤若望等,可惜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人所传达的东西,中国继续沉眠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等到了第四次渗透,已经是鸦片战争以后了,中国开始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四次的渗透初期仍是外国人通过传教向中国人灌输西方的宗教哲学经济政治思想,但到了后期,一批批爱国青年成为了传播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主力军。第五次大规模渗透就是在改革开放后了,大量的西方文化涌入中国,深深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开始喝可乐了,中国人开始关注好莱坞了,中国人喜欢上NBA了,中国人爱上过洋节了,中国人的水平要用英语来衡量了,可见,第五次渗透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前四次的渗透,因为,它已经彻彻底底的征服了这个民族。 那么西方文化的魅力究竟在何处呢?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的就征服了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我认为有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自身的原因,二才是外部文化的原因。为什么说我们自身的原因是第一位呢。我们还是要从历史方面来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分化为三个派别,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激进派,一个是中间派。保守派主张一成不变,继续走老路子;激进派主张全盘西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中间派则认为单纯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就能强国御侮。一开始中间派掌权,开始推行所谓的“洋务运动”,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中间派不足以改变中国现状。于是激进派开始上台,发动了所谓的辛亥革命及新文化运动,中国的传统文化被逐渐唾弃。新中国成立后,又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阶级斗争阶段,特别是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尤为严重。由于长期对传统文化及传统节日的轻视,使中国人普遍存在文化上的精神空缺及文化满足上的空虚。恰好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那种多样性及多彩性,弥补了中国人长期压抑的文化需求,所以普遍被中国

向日葵种植技术

向日葵种植技术 方法/步骤 一、选地整地 向日葵对土壤的适应性很广,一般酸碱度在5.5—8.5之间,重黏土到轻沙质土壤都可以种植。在3月下旬到4月下旬,每亩施农家肥30担,碳铵30公斤,过磷酸钙30公斤,硫酸钾15公斤,辛硫磷颗粒剂1.5公斤,随耕地时一并翻入土中,预防地下害虫。 1、选地:选土层深厚,土地平整,灌排配套,要求轮作期3—4年以上,严禁 迎重茬。 2、整地施肥:精细整地,施足底肥,要求播种前无根茬,重施基肥,深种种肥。 秋季深翻20—625px,亩施农家肥1000—1500kg,在秋压底肥的基础上要适时进行秋浇,在冬春及时磙耙基础上,播前平地、打堰缩块(1—1.5亩/块),做到地平、土碎、墒情均匀一致。在播前沿食用向日葵行深种磷酸二铵10—15kg,钾肥(氯化钾或硫酸钾)7—8kg,或氮磷钾三元复合肥。 二、轮作倒茬 向日葵连作会使土壤养分特别是钾素过多消耗,地力难以恢复,病虫草害也会因连作而加剧。轮作周期一般为3—4年。豆类作物,谷类作物等均是向日葵的良好前茬。生产上轮作方式主要有:向日葵—谷子—玉米;向日葵—玉米—谷子;向日葵—大豆—玉米(高粱)。 三、精选种子

食用向日葵品种主要有星火葵花,晋葵3号等。选择优质、高产、抗逆性强的品种。主要选用经提纯或农民挑选自留的整齐饱满,形状、大小、色泽一致的三道眉、星火花葵、垦苏花葵、dk119杂交食用花葵品种。严禁用dk119二代种子。 四、种子处理 精选优种后要翻晒2—3天,种子纯度不低于97%,净度不低于98%,发芽率应在95%以上。 五、播前准备 播前应晒种2—3天,用40%锌硫磷150毫升,兑水5—7.5kg,拌种25 —30kg,以防地下害虫。用多菌灵500倍液浸种6小时,或用菌核净、甲 基托布等拌种,用药量为种子量的0.5—0.6%,以防治菌核病。 六、播种时间及方法 1、适时早播。巴盟地区常规食用花葵最佳播期在4月15日—25日,dk119 最佳播期在5月下旬。 2、播种方法。采取穴播或耧开沟人工定距点播,粘土地播深82.5px,砂壤 土地、砂质土地播深可达4—150px。 3、密度配置。发挥边行优势,采取大小行种植,三道眉食葵大行2.6尺, 小行1.2尺,株距1.2尺,亩留苗2630株;星火大行2.6尺,小行1.4尺,行距1.4尺,亩留苗2000株;dk119大行2.5尺,小行1.4尺,株距1.3 尺,亩留苗2370株。 七、播种 向日葵播种期的确定一般是春播宜早,播种方式以人工穴播为主。穴播法可 按要求的株距点籽,播深约5厘米左右。一般播种量穴播每亩用种1—1.5

近代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与冲突

近代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与冲突 首先,我们需要对近代做一个粗略的概括。什么是近代? 以中国历史来划分,近代大体指的是:资本主义出现开始(世界史中的近代指的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中国的是鸦片战争开始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时间上是指1840年-1949年。 我认为,在这一段时间内,中国与西方的主要交流,主要以思想制度的交流为主。而中国对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接纳态度,在前段时间是以全盘接受为主,而在后期,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态度,逐渐由接受转变为观望甚至排斥。 下面我将对以上观点做浅显说明。重点将会放于抗日战争以前,也就是中西交流的前半段时间。 中国的现代化主要是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下引发的。和西欧、北美自然演进的“内发型”现代化相异,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起的“外发型”现代化,或称之为“被现代化”。一个腐朽庞大的帝国,以天朝自居,不顾时势,逆天而行,必然要在工业化的决斗中悲惨地死去。中西文化大范围交流的伊始,大致于鸦片战争起,迄今大约已有了一百六十余年的历史。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相碰撞,冲突几乎成为了必然。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梁启超于《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皆于器物、制度等方面全面的探讨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性。 首先,我们一致肯定的一件事是,在近代,也就是清朝中晚期,中国文化面对西方先进文化的态度,是在不断地侵略战争中所被影响的。晚晴在西方军队的坚船利炮攻打下,节节败退。西洋的铁蹄甚至踏进了北京的城门。这激发了清朝有志之士的奋发图强,有远见的有如林则徐、魏源等人相继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学习西方技术和物质文化结合中国国情的洋务运动兴起。 但是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惨败,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直接论证了西方制度体制的优越性。从此时开始,中国人认识到的是,中国所落后的,不仅是物质文化,更是有思想制度上的全面落后。 我们重点所探讨的,也是这段时间里,中西思想交流的冲突碰撞。考虑到封建制度在中国发展的时间之久,历史之久,在思想制度上所产生的中西冲突更是显得尖锐复杂。 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西方思想的入侵,是通过战争和侵略的方式进行的。换句话说,此次的思想冲突是激烈的,是冰与火一样的碰撞。 旧秩序的崩溃,使得中国人急切地寻求一个“救国救民”的出路。而在这种亡国情绪下,中国人一改传统的中庸之道,反而更为偏激地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西化。这种否定和西化,都是两方面的。全盘否定西方文化,故步自封;或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接受西化。譬如全盘否定西方文化下所产生的“中国文化本位论”以及惟洋是从者推行的全盘西化论,都是这段时期中国人的摇摆心理所产生的消极且错误的思想。自近代开始,大批思想家在对比中西文化时缺乏理性思维和理性认知,导致更多的只能看到中国文化的糟粕和劣根性,从而进入了一个越发自卑的时代。 我们可以从两次近代中国主要的运动作对比,即“戊戌变法”以及“辛亥革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相比,前者以改良为主,后者以改革为主。但从根本上说,两次运动所要解决的,都是制度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人对于“救国救民”的思维已经发生了转变。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了一个伪西式的共和国体制。但袁世凯的一意孤行,使得共和国名存实亡“吾人于共和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这正是当时中国人心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接触,进而发动了具有启蒙意义的“五四运动”。

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综述

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综述 白 贵 高 菲 2006年4月21日至24日,来自海内外的新闻传播学者在河北省历史名城保定汇聚一堂,共同庆贺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传播学分会(简称中国传播学会)的成立,并召开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来自全国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的近150名代表围绕和谐与发展!的主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 大会主题发言阶段,19位学者代表发表了各自的学术见解。主题发言涵盖传播学各个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尹韵公研究员对非典!时期的新闻传播进行了再反思,认为媒体既要依法报道疫情,又不要一味等待和失语;中国传播学会首任会长明安香研究员将新世纪的全球传播格局描述为扇型格局,并将扇型格局从塔尖至塔底分为:美国、跨区域文化语言传播大国、新兴文化语言传播国家、其他国家传播四部分;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教授William Eaddie简要勾勒了美国传播学发展的主要历程,并介绍了其研究特色;南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丁柏铨在阐述灾难性事件中政府、新闻传媒、公众的关系时提出,灾难事件后政府在及时向公众公开发布有关信息时,公开比不公开好,早公开比迟公开好,主动公开比被动公开好,以用事实说话的方式公开比用观念公开好;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Christine Geraghty对大众传媒中的肥皂剧进行了研究,认为肥皂剧凭借电视的亲和力扮演了公共教育的角色,然而其社会角色和文化角色优先于其美学享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冯建三在评介美国关电视机运动时指出,关机策略的目的在于让电视更能够符合人们的需要,而不是陷入娱乐至死!的傻乐中,或失去人际互动的能力;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龚文庠阐述了跨国传播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提出了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治理!的观念,并认为其可以作为促进国际和谐的途径;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邱沛篁教授认为,为构建和谐社会,新闻传媒在新闻报道中应坚持正确的导向,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积极开展正确的舆论监督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熊澄宇从技术形态、传播平台、社会结构三个视角对新媒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提出应加强有关新媒体历史的研究,注重研究新媒体的形态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加强从宏观战略和微观形态两方面进行应用研究;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在论及我国软实力提升中的大众传播策略时指出,国家硬实力的提升与媒体传播力,特别是影响力的提升不一定是正相关的,为此需要调整观念,制定合乎规律与要求的、有效的大众传播策略,并将其作为国家软实力提升整体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来对待;暨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吴文虎在对播客!现象进行较为深入的文本意义解读后提出,在播客特定的语境下,人们借助不同的符号系统,使自我实现!得到最大的满足;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系祝建华教授将权衡需求理论运用于对数码电视的市场前景的分析,认为数码电视的采纳与否,主要取决于每一观众对自己各种需求之轻重缓急的权衡、对满足这些需求而付出的成本与获得的回报之间的权衡;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关世杰对于10年来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认为定量研究方法的缺失是学科发展的瓶颈;资深IT评论员胡泳介绍了新媒体环境下的参与式新闻,提出参与式新闻包括新闻评论、草根报道、另类编辑、核查事实四种形式,构成了主流媒体的一种反馈机制;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吴予敏从视觉传播研究的知识谱系和当代意义、视觉传播观点中的图像真实!、媒介形象的视觉建构等方面深刻辨析了媒介形象和视觉传播二者之间的关系;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教授陈卫星认为,在目前传播全球化的形势下,一方面中西方之间存在发展的落差,另一方面,中国也经历了从对抗到缓和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怡红提出,关系传播不仅作为人际交流的研究对象而存在,作为透视人际交流现象的理论而存在,而且作为能左右传播研究者选择对人际交流进行解释的方式而存在,作为能代表和影响人际交流研究的面貌与发展方向的范式而存在;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张雅明关注媒介心理学的兴起,认为我国媒介心理研究应充分关注心理学理论与研究进展,关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先进性,关注新媒介环境下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生活事件;上海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教授张咏华以若干新闻传播学刊物为例,对2005年中国大陆的国际传播研究方向的论文进行了研究,提出学界和新闻业界要共同构筑国际传播领域的关注话题并相互进入对方的研究视野。 4月23日,会议进入分组研讨阶段,与会代表共分4个分会场、11个单元进行了研讨。在大会主题和谐与发展!的统驭下,围绕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效果研究!、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新媒介研究!、传播与和谐社会!、媒介实务与市场经济!、媒介与妇女儿童研究!、跨文化传播研究!等主题进行了讨论。华中科技大学新媒介研究工作坊和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传播研究工作坊分别做了研究报告。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吴庚振教授指出,从当前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实际情况看,需要处理好专业核心领域研究与专业边际研究的关系、通论和专著的关系、著作和论文的关系、 白 贵 高 菲: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综述 学术动态 现代传播双月刊2006年第3期(总第140期)137

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若干思考_传播学访谈录

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若干思考 ———传播学访谈录 采访人:北京广播学院 韩运荣 被访者:暨南大学新闻系副主任陈卫星博士 您对西方传播学的总体印象如何?对此有什么具体的学术评价? 答:西方传播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有个一致的定论。十多年前,我受国家教委派遣赴法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按照专业目录选定的学科是信息传播学,我隐隐约约的知道,在国外研究电影之类的大众媒介是被划分在这个学科里面。结果,去了之后,才发现跟我想的不一样。课堂上讲了很多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结构分析、社会学、符号学、控制论、语用学、精神分析乃至法国人自成一派的媒介学(Mediologie)等等内容,当时学得很艰难,至今也不敢说很有收获。这些学科在理论建构上都很有内容,或者说很有诱惑性,外延很大,把信息传播活动当成社会再生产中的象征活动来看待,跟社会活动本身贴得比较紧(比如公共传播、组织传播和企业传播),同时又保持批评立场的理论自主性,对市场经济的商业化逻辑过多地渗透传播活动有警觉意识。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技术性的课程,法国毕竟是符号学理论比较发达的地方,有关对信息和媒介文本的话语分析的课程,内容丰富,学术性强,充分体现了法国学派思维精湛的特色。 1997年初回国工作时,我发现在国内传播学界盛行的是美国的经验—功能主义流派,其特点是有很多应用公式和实用技巧。其实从美国经验—功能主义流派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它一开始就是和美国的市场经济扩张,特别是美国干预世界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的需要直接相关的。从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活动迅猛发展的背景是和美国的企业需求和美国政府包括五角大楼的投资分不开的。之所以经验—功能主义学派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世界上建立了霸权地位,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领导权在美国手上,这为美国在全世界范围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扩张当中所伴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机会。如何通过大众传播来证实美国的支配地位和冷战中的主导权,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恰好在美国内外提供了一个富裕社会的形象,这个社会能够提供各种满足。从传播角度来说,组成这个社会的个人是自由、自治的,可以接受到各种不同的信息,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证明人际接触超过大众传媒的强力。从总体上来讲,作为一种传播战略和一种解释形式,美国传播学界的传统学派是一种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服务于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需要,鼓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内容在内的美国模式,为美国的国际干预提供合法化的理论根据,并从中提炼出大量具有明显政治内容的研究术语,比如“思想战”、 “征服精神和意志的斗争”、“意识形态战争”、 “政治战”、“真理攻势”、“宣传战”、“词语战”、 “间接侵略”、 “煽动”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功能主义分析总是和美国政府站在一起鼓 93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浅谈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最近十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股股的“西洋风”也开始铺天盖地席卷而来。过西洋节也成了卷过上下所追逐的时尚风气,就拿眼下的圣诞节来说,各家店铺把小店装饰的五彩斑斓,各大高校呢,就开始准备各式各样精彩的活动,情侣们纷纷上街,学生们欢天喜地。这些现象通通都反映了西方文化强大的渗透力。 其实西洋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的影响在汉代就开始了,这种交往的途径就是通过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第五次大规模渗透就是在改革开放后了,大量的西方文化涌入中国,深深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开始喝可乐了,中国人开始关注好莱坞了中国人喜欢上NBA了,中国人爱上过洋节了,中国人的水平要用英语来衡量了,可见,第五次渗透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前四次的渗透,因为,它已经彻彻底底的征服了这个民族。 [ 转自那么西方文化的魅力究竟在何处呢?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的就征服了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我认为有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自身的原因,二才是外部文化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又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阶级斗争阶段,特别是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尤为严重。由于长期对传统文化及传统节日的轻视,使中国人普遍存在文化上的精神空缺及文化满足上的空虚。恰好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那种多样性及多彩性,弥补了中国人长期压抑的文化需求,所以普遍被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所接受,并迅速扩展开来。 从西方文化自身的原因来说,西方文化是一种非常讲究的文化,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给中世纪昏暗的文化注入了多姿多彩,优雅的元素,于是诞生了莎士比亚一大批天才文艺作者。并且西方文化宗教气氛浓厚,所以又给西方文化披上了一层神圣神秘的外衣。这些

第二章 文化资源的形态

第二章文化资源的价值及其形态 第一节文化的分类 第二节文化资源价值的特征 第三节文化资源的分类 第一节文化的分类 1、文化 1.1 文化的层次 关于文化的内涵,说法很多。通常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意识文化。又称精神文化、观念文化。意识文化包括心理、心态、信念、观念等纯意识领域,也包括哲学、伦理、道德、宗教、美学、音乐、诗歌、文学、绘画等理论化和对象化的意识领域。 第二层次,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处理人间关系的产物。制度文化包括反映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的制度,如原始共产主义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等;包括各种具体制度,如政治制度、婚姻家族制度等。制度文化还包形形色色的规章制度,如生产管理制度、奖惩制度等。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定势、民俗民风也可列入制度文化中。 第三层次,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物质产品中融入意识文化的要素,物质成了意识文化的载体。建筑、园林、服饰、器物、饮食、交通工具等物质形态都有精神要素,都有文化的内涵。 1.2 西学东渐 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基本上也可以划归为这几类。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人船坚炮利之下,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一步步走向深渊,在这国家民族存亡之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先进的中国人,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逐渐向西方学习, 1.2.1 意识层面 大量介绍翻译,或撰写西方的史地,哲学,科技,政治,法律等书籍,最先的是林则徐,魏源,然后是梁启超,严复,维新运动,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李大钊,陈望道等五四运动,等等如此,都是为了把西方先进的文化,比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诗歌等介绍到中国来,希望从思想上改变中国人,这是意识文化方面。 1.2.1 制度层面 洋务运动,学习并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管理与技术,希望能强化中国的军事,戊戌变法,直接把中国专制政体改为西方的立宪政体,辛亥革命,希望把中国专制政体改为民主共和。 1.2.3 器物层面 西餐,西装,沙龙,夜总会,上海百乐门,舞厅,西式婚礼,黄包车,一说从日本引进的,一说是从法国引进的,小汽车等等。 建筑方面特地要说的,就是:大多数人较为熟悉的武汉大学樱花大道上面的学

中国传播学交叉研究成果及资料

中国传播学交叉研究成果及资料

中国传播学交叉研究成果及资料 邵培仁主编的《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和《传媒与设计研究丛书》介绍 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传媒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邵培仁教授主编的《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和《传媒与设计研究丛书》已分别于2008年、2014年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两书系是由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和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传媒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共同推出,旨在展示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成果,探索媒介研究的前沿阵地。 1.《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邵培仁等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媒介崇拜论:现代人与传媒的异态关系》(樊葵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3.《媒介人种论:媒介、现代性与民族复兴》(海阔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4.《媒介身份论: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和重建》(邱戈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研究丛书》的作者除导师之外,基本上都是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毕业的博士生或出站的博士后,寒窗苦读之后,学术成果斐然,如今他们当中,有的已是教授、副教授,有的已在学术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在浙大读研期间,他们利用学校丰富的馆藏资料,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一流的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媒介学等方面的专著、教材和论文,掌握了一整套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技巧,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基础上,又积极申报省级以上课题并获得立项,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和体系化,最终形成了已达预期目标的科研成果和学术专著。因此,这些成果和专著不仅符合上述要求,而且具有紧追前沿、观点新颖、内容创新、分析深刻、表述精当等特点,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套丛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于这批浙江传播学人呕心之作的一次全面检阅。 这两套丛书中的每一种著作,还都坚持以理论与现实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导向,选准研究的切入口,运用国际学术界最先进的理论与方法,最前沿的思想与观念,着力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路径和影响,以及如何科学、合理地解决

《传播学对中国的影响》

传播学对中国的影响 姓名:柴宇学号:N20814022 摘要:经过一个学期的传播学课程学习,我对传播学有了大致的了解。本文主要从传播学的基本概念、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其中的部分代表理论着手,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和自己的见解。关键词:知识沟;本土化,亚洲中心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简言之,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传播学又称传学、传意学等。 传播学是本世纪30年代以来跨学科研究的产物。传播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有密切的联系,处在多种学科的边缘。由于传播是人的一种基本社会功能,所以凡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语义学、神经病学、等等,都与传播学相关。它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新闻学、人类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传播的本质和概念;传播过程中各基本要素的相互联系与制约;信息的产生与获得、加工与传递、效能与反馈,信息与对象的交互作用;各种符号系统的形成及其在传播中的功能;各种传播媒介的功能与地位;传播制度、结构与社会各领域各系统的关系等。 此外,传播学还要借鉴自然科学中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所以,人们称它为边缘科学,意思是处在多种学科的十字路口。各种社会学科的理论又往往成为传播学理论的一部分。但是,传播又有它自身的理论,是其他社会科学所不能代替的。 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和立足点是:人与人之间如何借传播的作用而建立一定的关系。 它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而其中又以大众传播为主。 研究传学其实就是研究人:研究人与人,人与其它的团体、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人怎样受影响,增养互相受影响;研究人怎样报告消息,怎样接受新闻与智据,怎样受教于人,怎样消遣与娱人。首先了解人于人怎样建立关系。 “知识沟”假想 知识沟理论的提出,反映了人们对信息社会中的阶层分化问题的重视。信息社会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何防止和解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社会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播事业飞速发展,报刊、广播、电视的普及程度不断提高,在接触大众传媒方面,城乡和地区之间的信息差距大大缩小。 但是,在新传播媒介领域(例如电脑、网络、移动电话),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则很明显。这不能不引起重视。 另一方面,在媒介使用能力方面,社会各阶层或群体之间的差距也正在出现并呈扩大的趋势。不少调查表明,中国电脑和网络的用户主要集中于男性、青少年、高收入、高学历阶层中,而女性、中老年、低收入、低学历者对电脑的利用则很少;在拥有电脑的家庭中,许多人还只是作为“电子游戏机”来使用,而未能较全面地发挥它们的信息处理功能。 针对以上现象,中国的传播学在致力于两个方面的研究:1、新闻媒介的普及过程研究。 2、地区开发和社会发展的研究。 1、普及研究主要从人们获得信息和知识的物质手段——信息接收和处理设备的普及过程调查人手,来分析社会各阶层间的信息沟乃至知识沟现状及其产生的原因。 2、地区开发和社会发展的研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教育事业和信息落后的地区。以便找到更好的对策来缩小知识鸿沟。 亚洲传播学的现状还有未来的发展趋势 可以说在传播学的发展中,西方话语和研究范式取得了“普遍性”的地位和权力,它规定和控制着传播学研究的方法、理论体系以及思维和表达方式。然而,普遍性并不意味着普适性,这种普遍性是在于“特殊性”的斗争中不断取得“真理性”地位的,它不能否定,更

传播学兴起的原因

一传播学兴起的原因: 人类传播历史源远流长,对于传播的研究也一直持续着。但真正作为一门学科,还是在20世纪以后的事。传播学研究者在论及传播学的源流时,一直沿用美国著名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的观点:传播学始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将拉斯韦尔,卢因,霍夫兰和拉扎斯菲尔德作为四大奠基人。 传播学之所以在这个时代产生具有如下的时代背景 1、政治方面:政治家重视利用传播媒介宣传主张、树立形象、争取竞选支持。两次世界大战中,军队进行了相关的传播实践活动和深化研究也直接催化了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 2、经济方面:美国是二战前后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自由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生产扩大,市场拓展与营销行为增加,广告、调查公司大量产生,企业普遍较关注营销环节中的传播问题,支持传播研究。大众传播业在战后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竞争的压力迫使传播者思考并完善传播技巧、传播效果与受众等问题。 3、社会方面:美国的社会生活与大众传播关系日益密切,媒介随之带来的负面影响促使大批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关注并研究传播; 4、学科及人才基础:传统学科的发展为传播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为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也为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提供了学科背景。二战期间由于纳粹的迫害,大陆专家学者涌入美国,为传播学的产生提供了人才基础。 5、总之,兴起于美国有它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学科背景,而研究实践才是传播学兴起的根本。 自我开始学传播学这个学科以来,已经度过了即将五年的时间。自我知道这个学科,几乎已经是七年时间。这些年的时间里,很多人都曾经问我“传播学是学什么的?”,也有很多家长、朋友以为我是学“船舶学”。至今仍然还有一些人不相信,传播学能够自然构成一门学问。这是因为,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传播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太自然。它依靠我们身上的嘴和耳朵等感官即可完成。即使过去了百万年,也只不过增加了几种简单的载体。动动嘴皮子,人人都会做。最多再写写字,这有什么需要学的呢? 大众媒介的出现,把这个局面打破了。一门学科的出现,一般既意味着,这个学科所研究的领域拥有了人类以前意想不到的价值,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一方面又意味着,这个学科所代表的现象已经超出了直觉的范畴,需要引入复杂的理性工具去研究。 所以,价值、影响、工具就是一个学科兴起的三个重要因素。然而我们还需要补充第四个因素,那就是社会。 跟很多同学想象的不同,学科尤其是人文社科,并不是中立的,而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这样的问题,直接限定了一个学科的结构。因此,美国研究,带有典型的经验色彩和商业气息,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思考题,不妨想想,如果传播学在中国或者在苏联创立,会是什么样子呢 传播学概念

中国传统文化保持其纯粹性和融合西方文化

谢谢主席!大家好! 下面由我做这次的总结陈词。 纵观整场辩论不可谓不精彩,但是细细看来对方辩友存在不少漏洞。 1、我们今天谈及中国传统文化,泛指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具有的文化,即是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文化。 2、我方所讲融合西方文化并非对方辩友所说的中国文化趋于西化,当然我方也不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保持其纯粹性,只是保持到一个什么程度还是有异议。 下面就我方观点做以下总结: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不是两个相斥的实体。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西方文化的冲击是其中一个中重要的因素。伊斯兰文化、日本文化、印度文化等都经历了不同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变迁,然而依旧保持他们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同样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并未收到改变。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是小农经济封建体制为基础,然而新中国的成立确定了社会主义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文化三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视乎缺了一段)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固然重要,但是时代在发展,文化发展必须与政治、经济相协调。 再者,“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立足当代中国实践,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借鉴世界文明成果”。 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愈来愈明显,各民族、各文化的接触与沟通之频繁与密切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中国传统文化的确需要经过不断的“扬弃”“审视”来保持其纯粹性,但是融合西方文化,获得其现代意义并发挥创造的力量才能与时俱进。 最后,不管今天我们辩论双方站在何种立场,但是我们共同关心的应该是如何辩证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两者关系这一问题。 我方有理由相信,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西方文化,取舍有度,只有不断与时俱进,才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向日葵种植新技术

向日葵种植新技术 栽培技术是综合性的生产科学,根据向日葵的形态特征和生理、生态特性,以及生长发育规律,因地制宜地采用相应的技术措施。 一、播种技术 向日葵的播种和其他大田作物的播种一样,播前要做好准备工作,即①土地准备(包括选地、翻整地、保墒措施等);②肥料准备(包括基肥施用的方法、时期和数量,口肥的种类和数量,追肥的施用种类、时期和数量等),⑧种子准备(包括选种、晒种、种子处理和发芽试验等);④农药准备、除草剂的选择;⑤播种农机具的准备t⑥播种期的确定。本节只谈种子准备与播种期的确定,其他准备工作见有关章节。 一、种子准备 (一)选用高产优良品种 选用新品种是不用增加任何栽培措施,通过种子本身遗传优势而达到提高产量的目的。据国内外试验结果表睨,向日葵的新品种和胞质雄性不育杂交种都比对照种增产15~33%。由于新品种都有一定的地区适应性,所以,各地在引用新品种时一定要经过生产示范试验。 (二)提高种子纯度 向日葵种子的生物混杂较重,造成田间株高不一,花期延长,分枝增多,产量降低。因此,除繁种制种过程中防止混杂外,在播种之前进行人工粒选,去掉杂色粒、小粒、秕粒、虫蛀粒和坏粒等,同时还可以去掉草子和其他杂质,以提高种子纯度。 (三)发芽试验

为了实现一次播种保全苗,在播种之前进行种子发芽试验,即将播种的种子发芽率高低和发芽势强弱,决定是否用于播种和确定播种量。据研究,向日葵种子发芽率的高低与产量有关,发芽率低其产量亦低。如苏联油料研究所试验,以1831品种为饲,发芽率为89%的种子播种,其产量比发芽率98%的种子播种每公顷产120 kg。随着机械播种水平的提高,精量播种日益普及,因而要求向日葵种子必须具有很高的发芽率,才能保证全苗。当发芽率在98%以上,一穴播一粒种子,出苗后可以不进行问菌和定苗,也不缺苗。 向日葵种子发芽试验,先从准备播种用的种子中分层多点采皿50粒,分别放入三个干净的培养皿。在培养皿底下,先垫好滤纸或脱脂棉、砂子等吸水物质,然后将种子均匀摆好,加水到将淹没种子的程度,用培养皿半盖,以保持水分不干,置于23—25℃的温箱中或温暖之处。要有专人经常检查、加水,防止落干。在浸水12小时以后,水层减薄到淹没种子一半为宜。从发芽开始每天记载发芽数,当种子不再发芽刚,根据三个培养皿计算平均发芽率。 (四)种子处理 1.晒种盔清明时节,天气转暖,气温上升。经贮藏~冬的种子,如果仓库空气流通不好,空气湿度犬,种子水分高,种仁内呼吸作用加强,发热,温度增高,病菌繁殖,发霉变质,使种子丧失发芽能力。所以,在清哕3前后能晒种2—3天,对防止降低发芽率有着明显的效果。播种之前3—5天内晒种1—2天,有利于种予发芽、出苗.并对种子有杀菌作用。 2.浸种向日葵在播种之前能浸泡6小时,可以吸收其发芽所需水分总量的25—30%。这样,播种之后可以减少对二壤水分的消耗和吸水时间,使种子提早发芽和出苗。春旱地区,往某种程度上还有添墒抗旱的作用。

当代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当代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当代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文化的语意十分丰富,各界学者对其界定不同,“笼统地说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文化包括三个层次,即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1。”H.H,Stern(1992:208)提出的文化的广义概念(Culture with a big C)指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综合,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有些人类学家将文化分为高级文化、大众文化和深层文化三个层次。笔者此处采用第一种划分方式,对当代中国文化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的部分典型进行粗略的分析。 一、器物文化 所谓器物文化,是指体现一定生活方式的那些具体存在,是人的创造,也为人服务,看得见、摸得着,是一种表层次的文化。2 1阎苹《中西文化面面观》,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第5页 2同上,第6页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全球化浪潮的兴起,西方的很多生活方式都被我们所吸收。中国随地可见的西餐厅,欧式的装修风格等等,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展开,西方高新技术产业成果快速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1.1对西方饮食文化吸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洋快餐就在全国各地迅猛发展,西式快餐文化很快在青少年之间展开。牛排、意面等西式餐点作为一种新型的就餐方式也受到了欢迎,“刀叉文化”丰富了人民的生活。而以葡萄酒、威士忌为代表的洋酒也进入了老百姓的生活,伴随着西方的酒文化为人民的休闲带来了新的体验。 1.2对西方服饰文化的吸收 8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思想意识的开放,女性内衣的出现,标志着女性从封建传统文化中解放出来,对从思想到身体的自由发展的渴望促进了整个西方服装业的迅猛发展。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服装被引进了中国,带动了中国服装的改革,服装样式不再是解放初期的“伊凡诺夫”式

向日葵种植技术

向日葵种植技术 Company number:【0089WT-8898YT-W8CCB-BUUT-202108】

向日葵种植技术方法/步骤 一、选地整地 向日葵对土壤的适应性很广,一般酸碱度在—之间,重黏土到轻沙质土壤都可以种植。在3月下旬到4月下旬,每亩施农家肥30担,碳铵30公斤,过磷酸钙30公斤,硫酸钾15公斤,辛硫磷颗粒剂公斤,随耕地时一并翻入土中,预防地下害虫。 1、选地:选土层深厚,土地平整,灌排配套,要求轮作期3—4年以上,严禁迎重 茬。 2、整地施肥:精细整地,施足底肥,要求播种前无根茬,重施基肥,深种种肥。秋季 深翻20—625px,亩施农家肥1000—1500kg,在秋压底肥的基础上要适时进行秋浇,在冬春及时磙耙基础上,播前平地、打堰缩块(1—亩/块),做到地平、土碎、墒情均匀一致。在播前沿食用向日葵行深种磷酸二铵10—15kg,钾肥(氯化钾或硫酸钾)7—8kg,或氮磷钾三元复合肥。 二、轮作倒茬 向日葵连作会使土壤养分特别是钾素过多消耗,地力难以恢复,病虫草害也会因连作而加剧。轮作周期一般为3—4年。豆类作物,谷类作物等均是向日葵的良好前茬。 生产上轮作方式主要有:向日葵—谷子—玉米;向日葵—玉米—谷子;向日葵—大豆—玉米(高粱)。 三、精选种子 食用向日葵品种主要有星火葵花,晋葵3号等。选择优质、高产、抗逆性强的品种。主要选用经提纯或农民挑选自留的整齐饱满,形状、大小、色泽一致的三道眉、星火花葵、垦苏花葵、dk119杂交食用花葵品种。严禁用dk119二代种子。

四、种子处理 精选优种后要翻晒2—3天,种子纯度不低于97%,净度不低于98%,发芽率应在95%以上。 五、播前准备 播前应晒种2—3天,用40%锌硫磷150毫升,兑水5—,拌种25—30kg,以防地下害虫。用多菌灵500倍液浸种6小时,或用菌核净、甲基托布等拌种,用药量为种子量的—%,以防治菌核病。 六、播种时间及方法 1、适时早播。巴盟地区常规食用花葵最佳播期在4月15日—25日,dk119最佳 播期在5月下旬。 2、播种方法。采取穴播或耧开沟人工定距点播,粘土地播深,砂壤土地、砂质土 地播深可达4—150px。 3、密度配置。发挥边行优势,采取大小行种植,三道眉食葵大行尺,小行尺,株 距尺,亩留苗2630株;星火大行尺,小行尺,行距尺,亩留苗2000株;dk119大行尺,小行尺,株距尺,亩留苗2370株。 七、播种 向日葵播种期的确定一般是春播宜早,播种方式以人工穴播为主。穴播法可按要求的株距点籽,播深约5厘米左右。一般播种量穴播每亩用种1—公斤,每穴4—5粒,实行宽窄行播种,大行距100厘米,小行距50厘米,株距60厘米,每亩留苗1400株左右。 八、加强田间管理

当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文化政策对我们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当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文化政策对我们的启示 霍桂桓 【专题名称】文化研究 【专题号】G0 【复印期号】2004年02期 【原文出处】《民族艺术研究》(昆明)2003年05期第30~33页 【作者简介】霍桂桓,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732 【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进入第二次现代化进程,文化要素逐步进入经济活动领域,全球文化市场正在形成。西方发达国家已充分认 识到文化产业研究与开发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意义,制定了灵活多样的文化 政策。在加入WTO、文化市场开放的情况下,我国应借鉴其经验,全面推进 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型,在继续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同时,研究二次现代化的 新情况,奠定文化政策基础,实现文化观念的转型与文化管理体制的转轨。【关键词】第二次现代化/全球文化市场/文化政策/文化转型/体制转轨 中图分类号:G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0X(2003)05-0030-04 当前,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国内的文化研究、文化产业研究与开发,以及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和探索,不仅已经在有关学术研究部门开展起来,也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积极的参与及合作。在这种形势下,翻译和引介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化政策,并结合其具体国情现状对这些文化政策进行比较全面和准确的理解、探讨及研究,对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文化、文化产业研究和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探索,显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因而也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目前正在大力实施的重要科研项目之一。 一、西方主要国家的社会文化现状和文化政策特征 根据我们通过互联网和其他渠道掌握的资料(注:需要说明的是,其中的某些材料和数据已经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编印的《文化政策调研》上,但读者可能由于保密方面的原因无法看到这份刊物;需要这些材料的读者,请直接与该文化研究中心办公室联系索取。)来看,当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虽然都在关注文化研究和文化产业的研究与开发,但由于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当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水平各异,其社会文化管理体制和相应的文化政策侧重点也有所不同。综合看来,我们可以把当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文化现状和文化政策特征分为以下四种基本类型: 第一种类型:美国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发达、已经全面市场化、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国家对文化发展的管理和协调机制以“无为而无不为”为特征,具体管理方式以各州政府为核心协调单位并且灵活多样;而其文化政策重点则是,一方面,就发展信息化高科技手段而言,通过颁布各种政策法规促成软件硬件的剥离、使硬件生产归于传统产业,进一步促进、保护和开发国内外文化资源(特别是开发国外文化资源),在使“文化资源

传播学在中国20年

传播学在中国20年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传播学在中国20年的发展轨迹以及在这轨迹上的几个亮点,并对传播学未来走向进行了预测。 [关键词]传播学发展轨迹亮点未来走向 传播现象在中国古已有之,而正式作为一门学问的“传播学”(The Science of Communication),则完全是从国外引起的“舶来品”,其最早的引起可以追溯到50年代①,但当时的影响极为有限。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初具规模的译介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 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20年。这是中国思想解放、经济转轨的20年。正是在这样的年代背景之下,传播学在中国获得了生长的土壤和空间,完成了从起步到腾飞的发展阶段。 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 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 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引入问题,一般可分为两次。一次是50年代的早期引入,这方而的代表人物当属郑北渭、张隆栋、王中等教授,他们在教学及研究中都曾有过运用传播学相关知识的先例,复旦新闻系的一个没有刊号的杂志《世界新闻译丛》也曾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传播学②。可惜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种引鉴刚刚露头便无疾而终,很快就中断了。再次的引入已是20多年以后的事情。70年代末,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的一本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 上介绍了传播学的一些情况;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写的《传播学(简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此为开端,一批西方传播学著作也相继在大陆出版发行,如《报刊的四种理论》(1980年)、《传播学概论》(1984 年)、《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1985年)、《传播概论:传媒、信息与人》(1985年)等。后来许多学者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这一举措视作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真正起步。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百废待兴的中国开始敞开胸怀,放眼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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