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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中西方美育的产生与发展

概述中西方美育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古代美育思想的基础是在先秦时期奠定的,而孔子的美

育思想又是构成这一时期美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末年,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重视艺术美的感化(乐、诗、艺),倡导自然美的陶冶(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强调社会美的教化(礼、德、仁)。孔子的美育思想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并且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美育思想的发展。

在孔子之后,战国时期儒家美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性向善,不是人性本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德教”。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明人伦”的君子和大丈夫,通过教育,使人“察于人伦,由仁义行”,成为一个道德君子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从“保民而王”的立场出发,主张德育应该为建设理想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目标服务,要培养“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才兼备的人才。把伦理和审美合而为一,从道德情感中体验美的境界,这就是孟子所倡导的“乐教”。他还强调通过诗歌的教化作用来使人民受到教育和感化,被后人称之为“诗教”。

在中国美育史上形成了两个美学流派,一个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建立了以“仁”为核心,以“乐”为手段,以服务于社会为目的的美育思想体系;另一个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建立了以“自然”为核心,以“反观内省”为手段,以颐养生命为目的的美育思想体系。体验、审美超越、境界生成是道家美育思想的三大支柱,也是它能够参与到中国当代美育建构中来的活性因子。与儒家相比,道家美学缺乏执着于现实的积极入世的精神,而道家对审美与艺术创作特征的深刻理解,又弥补了儒家在这方面认识不足,并且它的超功利的思想和敢于大胆揭穿假面的批判精神,是动摇和冲破正统礼法束缚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所以说,儒道两家美学构成了整个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基础。

然而战国时期墨子则否定审美与艺术的社会价值,反对进行审

美与艺术的活动(音乐),即所谓的“非乐”思想。与之类似的还有韩非子的“反美学”思想。在他看来文学艺术及一切构成美的东西,皆因与法的背离、与社会政治的对立,要被否定。

先秦晚期,荀子吸取了道家、法家思想的积极成分,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思想。他的《乐论》对乐的产生,乐的本质、功能、意义作

了系统的论述。荀子认为,乐与礼一样是圣人创建的,目的是养欲求,止争乱,重视其道德教化、人性培养作用。

战国晚期《吕氏春秋》美育思想以“乐”论为中心,在音乐本体论方面主要受道家宇宙本体论影响,具有纯艺术论倾向;在音乐的政治、道德教化功能方面则吸收了儒家礼乐教化的美育现;在音乐的审美心理及其与个体养生的关系等问题上,主要以道家养生学说为主体同时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的“乐”论观,并有进一步发展。它体现出儒道美育思想的会通、合流倾向。

两汉时期,丰富了先秦美学。例如《淮南子》鲜明地把对美的追求,从儒道两家所强调的内在人格精神的完善引向了广大的外部世界,表现了处在上升时期的统治阶级对征服支配外部世界的强大信心和力量,显示了汉代美学的新特色。

到了汉末魏初建安文学时期,曹丕对文章的风格才有比较清醒、比较自觉的认识,并在《典论·论文》一文中比较深入地阐述了作者的气质才性与文章风格的重要关系。这种重视人的个性气质的风格论美学思想的产生,是汉末的大动乱和汉帝国的解体对儒家思想大冲击的结果,也是汉代意识形态陷入严重危机、人们对儒家的名教和仁政的理想失去信心所带来的‘“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现象在文艺美学上的鲜明表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美学思想不再象先秦以来那样,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说明艺术与政治、伦理、道德的关系上,而开始具体深入地研究美与艺术自身所具有的特征。从《世说新语》,《人物志》两本书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的真实写照,是魏晋名士的行为方式、个性特征、价值取向、人格追求、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和象征。而《人物志》的人才思想便是“精于择而用适其能”。

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为一本文艺美学的著作,里面包涵着十分丰富的美育思想。它将文章的"德"放在首要位置,为文章教化天下提出了依据。刘勰的美学思想是继承了先秦儒家、道家的美学思想,加上魏晋时代曹丕、陆机的新的美学思想,用来纠正宋齐时代以门阀世族为主的追求声色享乐的浮靡文风,是给唐代美学作为先驱的开创者。此外还有钟嵘的《诗品》,也进一步发展了美育思想。

隋朝时期诞生了《颜氏家训》一书,它在众多的家训著作中,无疑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有名最成熟的家庭教育著作。始作于北齐,成书于隋朝。

魏晋时期可谓是美育思想发展的高潮,在书论以及绘画艺术方面也充满了美育思想,其中以著名书法家钟繇及其主要书论观点为代表,画论美育思想的代表人物顾恺之、宗炳。

中唐时期以来,最具代表的为皎然的诗史观、诗道观、对张九龄的评论,韩愈文艺思想与庄学之关系、韩愈天命观的文学意义,白居易的诗乐合一观及其对文艺才能的看法,柳宗元的奇味说、比兴观、文章鉴赏观,刘禹锡的中道观以及地理意识与诗学思想的关系等。

北宋时期人们开始注重伦理美育,比如周敦颐:以诚为本和孔颜乐处,邵雍的从“反观”到“明心见性”,张载的“大其心”的修养方法与“充内形外之谓美”,二程的从“存理灭欲”到“作文害道”以及朱熹美育思想的基础“天命”与“气禀”的人性论,还有他所倡导的“文从道中流出”,“持敬”的修养方法与醇儒境界。北宋时期不仅重视伦理美育,还提倡艺术美育的思想。

如欧阳修从经世致用到重道而不轻文的美育观,苏轼“寓意于物”则乐的美育心胸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育鉴赏论以及有道有艺、辞达的美育表现论。

心学家的美育思想首先是由明代的王阳明提出的,他的思想核心是有心即理,知行合一,良知与致良知。明代的袁宏道提出通俗文学美育思想,认为艺术生命在于真实。明末清初,王夫之的美论,音乐论和审美教育论。

小说美育思想的集中体现为叶昼的“逼真”“欲活”“同而不同处”美育观、金圣叹人物性格论和审美教育作用论和清代曹雪芹小说的审美理想与审美人格论,主要是以情为主的审美观。

李渔(明末清初)戏曲论著中的真实性和通俗化,“贵奇创新”“寓教于乐”戏剧美育思想,“填词之设,专为登场”的戏曲接受美育观。

到了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西方文化不断输入,使得中国近代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美学思想开始萌芽。最早传播西方美学的是王国维。它崇奉康德哲学,并深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从1904年至1910年先后发表了《红楼梦评论》、《古雅之在美学上的地位》和《人间词话》等美学论著,把近代西方美学的理论观点运用于中国文学欣赏和批评。

与王国维同时的蔡元培,也是较早传播西方美学思想的重要学者。蔡元培的独特贡献在于把美学与社会教育联结起来。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认为宗教无不“扩张己教,攻击异教”,“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刺感情”,“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之纯粹之美育”,力图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愚昧,用现实世界的人性的信仰来代替对幻想世界的神性的信仰。

蔡元培和王国维虽然都接受西方近代超功利的美学思想,但王国维主张从现实世界中解脱,蔡元培则主张通过美感教育使现实世界和精神达到和谐。

而现代美学的研究则主要分为三个派别。蔡仪主张美是客观的,即美的根源存在于与人无关的客观事物的属性特征中,他提出:“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朱光潜主张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他认为“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特质”。李泽厚主张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他认为,“美与善一样,都只能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们都只对于人、对于人类社会才有意义”,“美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西方的美学是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开始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美和艺术进行了真正的系统的哲学思考,建立起完整的体系,从而成为以后西方美学思想的奠基者。柏拉图在《理想国》、《会饮篇》等对话中,把美学思想融贯在哲学思想中,广泛地探讨了美与艺术的问题。他认为,世界的根本是“理念”,现实世界是从理念世界派生出来的,事物的美也是从美的理念派生出来的,美的理念是“美本身”。

到了中世纪,美学思想复杂而又矛盾。它既是神学的附庸,又有反神学的东西。直至后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开展,美学开始从神学的迷雾中走出来,面对现实的人,歌颂人的理性,歌颂人的世俗的美和欢乐。启蒙运动最主要的代表作家是伏尔泰和卢梭。德国理性主义美学则是以莱布尼茨、沃尔夫和鲍姆嘉通(1714~1762)为代表的美学思想。沃尔夫把莱布尼茨的哲学通俗化了,在美学思想方面,他特别提出了“完满性”的概念,认为美在于一件事物的完满,它能引起人们的快感。鲍姆嘉通接受了莱布尼茨关于人的认识是从“混乱的认识”到“明确的认识”的说法,认为这就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他根据传

统的说法,把人的心理活动分成知、意、情三个部分。知,是理性认识,已有逻辑学来研究;意,是道德活动,已有伦理学来研究;情,就是感性认识,也应当有一门专门的学科来研究。他称这门学科为“感性学”,这也就是“美学”。 1750年出版的《美学》一书,更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强调成立“美学”学科的必要性,并从10个方面,驳斥了反对意见,成为美学学科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