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地域文化

方言与地域文化

按照中国的习惯，方言是在一定地域通行的、同共通语有所差异的话。就一般情况来说，在一定的地域形成了方言，同时也形成了地域文化。作为文化的载体，方言和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语言反映民族文化，方言反映地域文化，其中的规律是一样的，前者是整体，后者是分体，二者之间是大同和小异的关系。

因此，研究语言，不了解民族文化就不能有真切的理解，研究方言也必须关注地域文化；换一个角度看，要了解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透过语言和方言这个载体便是一条便捷的途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就正是许多交叉学科相互渗透、共同努力的结果。本文讨论方眼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希望学语言学的扩充文化的思路，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也来留意自己的方言母语，共同作些考察和交流。

一、方言与地方历史

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现存的方言的许多特征只有联系地方史料才能正确理解。闽方言的语音以保存上古音多而著称，滂读同庞，展读同典，就是“古无轻唇、古无舌上”的留存。为什么全国方言中唯独闽方言保留这两个上古音的特点呢？这就要从闽语的形成时代以及后来偏安一角、又逐渐走出海洋向外发展的历史去寻找解释。东南方言的单音词多、音节界线分明，应该同古百越语及后来的壮侗、苗瑶诸语言的共处有关；北方汉语的翘舌音多以及轻声、儿化等现象，可能与阿尔泰语言的影响有关，这是民族共处和融合对语言的作用。桌子在东南方言中叫枱（上海、广州）、床（潮州、海南）、盘（邵武）。这是古来桌子的制作史的记录，先秦席地而坐，以盘为桌，汉唐的床和几一样矮，可卧可坐，可写字办公，以后有了长腿才叫卓（桌是后起字）,卓就是高的意思。称为“枱”，可能反映的是倚墙所制的固定的桌子。至今普通话的“琴床”、山西长治说的“盘床”、浙江绍兴说的“桌床”也还都保留了“床”的旧制或旧义。

从潮州到海南，那里的人都自称祖上来自福建莆田，然而在正史、野史中都难以找到具体记载，但是一些方言词汇却明白反映了潮州、雷州、琼州的闽南话是和莆田、仙游一致、而和漳泉不一致的事实：除桌子称床之外，还有白肉（肥肉）、地生（花生）、沸水（开水）等。原来莆田也属于闽南话，宋以后才同泉州分立，而潮州、琼州各地闽南话连早期莆仙话的特点也保留下来了。可见，口口相传的方言词有时比地下文物和史籍更能说明历史。

北京市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中可以发现100多条与森林和动物有关的地名（榆林、梨园、黑枣沟、鹿叫、豹峪），说明早期的京畿是林木繁茂、虎豹出没的地方。广东中部则有许多像白鹤洞、鹤边、鹤州、鹤溪、鹤田等地名，有的学者以为与粤中古俗“鸡卜”“鸟田助耕”的传说有关。这说明方言地名往往是当地历史事实的见证。

二、方言与地理环境

人类各种群落的社会生活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展开的，语言和文化的形成和演变打上了这种环境的深刻烙印。不同的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反映在方言中则有不同词汇手段的称述。随着环境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变迁，方言词汇有的相应地更替了，有的则固执地传承下来。不论是不同地理环境造成的方言差异，或者是不同时代的环境因素造成的语言变迁，对于方言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就文化史的方面说，从方言词汇也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

由于气候的不同，南方种水稻、牛拉犁、吃大米，有关水稻耕作的各种名物、农事、主副食品各称及其制作方法等，各地有同有异，名目繁多。北方以麦类为主，驴马赶脚，吃面食，所用方言词是另外一套，而且同是官话区内又有各种不同。在日常生活里也有许多类似的反映。北方说洗澡、抹澡，“澡”的本义只是洗手而已，从吴语而南，说洗浴、汰浴、洗身、洗汤，“浴”的本义才是洗身；到了回归线以南就说冲凉了。与此相关，南方不见冰雪，管冰叫霜（厦门），或叫雪（广州），哪怕是后起的新词也要按照原来的套路创造，广州话还说雪条（冰棍儿）、雪糕（冰淇淋）、雪柜（冰箱）、雪藏（冰镇）、雪屐（冰鞋）、雪茸（刨冰）；而在哈尔滨，各种不同形状的冰雪的名称不下数十种：冰渣儿、冰脑子、冰流子、冰层，雪糁子、鹅毛雪、冒烟儿雪、大片雪、小清雪等等。在居处方面，北方的窑洞和火炕、窝棚、瓦房、大院，南方的木屋、石枋厝、草寮，以及与此相关的建筑材料、构造方式，都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和说法。

三、方言与地方习俗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广大农村的小农经济的历史背景之下，我国各地形成了许多有同有异的习俗。各种习俗在不同方言中都有不同的名堂。从命名称谓、红白大事、四时节庆到民间信仰、地方神祗、行业褒贬，名目之多，难以计数。清明上坟或称扫墓、醮地、拜山、挂纸、献纸、祀地；七月十五的祀鬼，或称鬼节、七月半、普渡（在闽南，也许是因为出洋而葬身大海的人多，有初普、重普、水普、陆普各种说法，各村约定一日，轮流祭祀，邻里之间相互走访、宴请，活动十分隆重）。端午节单是节日名称就有端阳、重午、五月节、五日节、五月初五等说法。闽台共祀的地方神祗单是妈祖就有“天妃、祖妈、圣母、湄洲妈、姑妈、娘妈、开台妈、崇福夫人”等名称；吴真人则有“吴真君、医神、真人仙师、吴公真仙、医灵真人、大道公、帝君公、紫微帝君”等等。

自古以来，为了趋吉避凶，人们创造了不少语言避讳现象。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不同的避讳。在以姓氏聚居的地方，村里人都是同姓族亲，姓氏常避同音讳。如长汀陈姓在过渡时只能自称姓浮（陈、沉同音），闽南卖苦瓜的到许厝村只能喊“卖红洋”（许音同苦），到洪姓村庄则要喊“卖苦瓜”（洪、红同音）。病、死是大家都不喜欢的，普遍有避讳的说法。病说不舒服、不安逸、艰苦、难受、吃亏，连喝药也改说喝茶。死则说老了、去了、走了、过面了、没了，在福州连小动物死了也改说“生去了”。火灭了不说熄、灭，二说“暗去、继去”。不过也不尽然，在避諱上也有因地而异的情况。闽南话连钟停了都说成死。潮州话形容词后面常常带上“死绝”作补语，表示程度很深。在广州话里，不但可说“热到死”（热死了）、“话死都唔听”，还可以说“死人！”（糟了！），死气气（丧气）、死咁做（拼命）、死桥（绝招）。

客家人入住赣、闽、粤之后，为了在客地立足，便造围屋，聚姓而居，特别讲究家族的内聚力，同宗都是“自家人”，族亲之间祖辈称公婆，父辈称伯、叔、[弥女](上下结构)，平辈则称哥、嫂，不论长幼一概不容僭越。故有“白头哥、坐地叔”的说法（白了头的是侄，地上爬的是叔）。家族之内尊奉的信条是“手指向内弯，拳头向外打”、“瓜爱连藤，人爱寻根。”

四、方言与文化心态

这里说的文化心态指的是在一定地域里被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这种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当然有许多是同全民族相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在本地社会生活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

广州作为对外开放的南大门不自今日始。早在唐代，广州就是一个对外贸易的港口。那里的商业运作早已十分惯练，商品经济意识可谓广泛地深入人心，粤语口语中的一些说法就是它的表现，并且成为培育这种意识的教材。“利市”意为发红包，给红包在其他地区通常理

解为送人情，在这里是希图带来更多的市场上的赢利。“着数”是对上了账，这账并不是中性的、客观的，而是有利于自己的，用普通话来解读就是“合算”。“发”、“发达”在广州话只指“发财”，看来，发财为大，其余都是次要的派生的。“卖广告”就是登广告，明明是拿钱付出的，只要有人看了、买了，广告便有了赢利的效应，粤语的这个说法是充满商业意识的。“揾钱”是找钱，这说明商业经营最重要的是找到门路，获得市场要求的信息，而不能守株待兔、坐等获利。这类方言词还有很多：“帮衬”意为光顾，“唔聚财”意为看不顺眼，“断市”是脱销，“发市”就是成交、买卖兴隆，“发钱寒”是财迷心窍，“吉屋”是空屋（空、凶同音避讳）。“交吉”是交付新房，“猪利”是猪肝（南昌话说招财，客家话说猪口赚），“走宝”是失去利益和机会。看来，生意场上是有运气的，广府人不怕死，却怕衰。在广东话，衰的本义是运气不好、倒霉，也引申为糟糕、缺德、下贱，并常用来骂人：衰人、衰公、衰仔、衰婆、衰女、衰神都是骂人话。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喜欢研究地域文化、分析不同城市及其市民的性格，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北京人的大气，上海人的精明，广州人的奔波，已经很有名气，厦门和成都人的闲适，也很容易理解，一说成都话谁都知道“安逸”这个多义词，和“上茶馆、吃火锅、摆龙门阵”这几个常用词。厦门话则见面就说：请坐、泡茶、化古、仙公（闲聊）。看来，联系方言研究地域文化、体察乡情，确是一条便捷的路。

五、方言文化类型及其历史背景

所谓方言的文化类型是对于方言的文化属性的归类。方言的文化属性是从文化的视角看方言的外部特征，也可说是它的社会性格。考察方言的文化属性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

1、从方言成分的结构关系考察方言的整合力。

任何方言都是历史上多来源、多层次形成的，在形成的过程中，有的整合力强，因而内部结构规律就比较严整，这种方言可称为单纯型方言。有的整合力弱，内部结构就松散而杂乱，这种方言是驳杂型方言。凡是形成过程中某一阶段人口多、势力大、文化高，其结构依此而定型，则成为单纯型方言，如粤语是两宋时期的移民在珠江三角洲独占优势时最后定型的，粤语的主流也以此为准，是单纯型方言。若是历史上变动大，层次复杂或周边方言影响多，则方言结构可能杂乱，这是驳杂型的，比如徽州方言，它以吴语为基础，在皖南定型后，受到下江官话及赣语的影响，就变得驳杂。

2、从方言区的内部关系考察方言的聚合力。

方言分布于或大或小的区域，必由许多小方言组成一个区。区内的小方言之间有的彼此比较接近，有一种权威口音，有的则分歧大而缺乏权威方言。前者可称为向心型方言，后者是离心型方言。就其历史背景而言，凡是区内的方言单纯，又有历史久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便容易成为向心型方言，如粤东的客家话，因有嘉应州的历史文化影响，各地口音和用语并无重大差异，彼此很容易通话；而粤北土话的周围，除客话之外尚有来自赣语的、粤语的以及少数民族的语言，区内又无历史文化名城，粤北土话就成了离心型方言。

3、从方言间的接触考察方言的竞争力。

近代以来，社会生活变动大，不同方言之间接触多，相互影响也大，在接触中，强势方言在社会生活里十分活跃和能产，对别的方言影响也多，是扩展型方言；弱势方言则呈现萎缩状态，受别方言的影响也大，是萎缩型方言。方言的强弱势取决于该分布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和文化的影响力，也与分布地域大小、人口多少、以及交通状况有关。珠江三角洲方言

4 由于历来处于经济发达地区，政治文化势力也强大，对粤西粤语、粤北土话乃至粤东的客家话、潮州话都有明显的优势和影响。在湖南和广西，湘南土话，桂北平话都属于弱势方言，就抵挡不住当地的强势方言西南官话及粤语的影响，它们的竞争力就不强，因而处于萎缩之中。

六、联系方言状况看福建的文化类型区

为大大小小的地域文化分区，概括其文化特点，虽然可以从方言文化类型、表现地方风物的方言词汇尤其是当地的民间谚语中得到许多启发，但是还必须联系该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地理环境因素及文化的表征进行考察，也要着重考察该地区的经济主体、择业取向、崇尚的精神及人际关系等因素。这里以福建境内的几个文化类型区作一简略介绍。

闽东方言区是江城文化。闽江下游的“十邑”是闽东方言的主体，这里的数百万人口居住在闽江口上，靠闽江上溯二十多个县，沟通近半个省，加以福州古城是千年府城，旧福州靠闽江飘下的木排盖楼，在江岸、江洲种粮种果；有文化的往往占据许多肥缺（除在衙门任职之外还有海关、银行、邮电三行业）；劳动者则靠手艺营生（理发刀、厨刀、剪刀号称“三把刀”），生活可谓安稳。因此，本地人并不爱离开自己的家乡。谚语说：“七溜八溜不离福州”，五口通商之后，从福州港北上宁波、上海，南下厦门、广州，虽无太大商业运作，也曾繁荣一时。

闽南方言区（含早期属于闽南话的莆仙方言）是海洋文化。这里从宋代起就有精耕细作的农业，人口繁衍迅速，很快就显得人多地少，资源短缺。宋元泉州港培育了造船业和航海业。惠安人谢履的《泉南歌》说：“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就是这种情况的最好写照。一千年来，从泉州港到漳州月港、厦门港出发，闽南人的足迹不但遍及粤、琼、台三省沿海，还远涉东南亚各国，在那里繁衍了数千万人。远渡重洋谋生是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的，无数的灾难形成了闽南人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在这种剧烈竞争的过程中，也养成了团结互助的江湖义气。中华文化传统和乡土情缘又使他们开拓、发达之后不忘回归。漳泉厦的千万华侨历来都十分注重和家乡的联系，用外面挣来的钱带动本乡和周边的农村的建设，被人为是好汉们干的风光的事。

多闽北人的人生哲学。闽西客家山村是移垦文化。这些中原流民的后裔在那里定居后，向土著学会了刀耕火种，环境越来越差，只好不断迁徙，俗谚说，“命长唔怕路远”，这是对客家移垦文化的最好的注脚。身处客地，为了立足，他们必须崇尚正统的中原文化以增强自己的信心，以耕读为本，重农轻商、重义轻利，以维系良好的地缘；固守亲缘，坚持丧葬祭祀诸礼，以维系大小家族的团结。坚持说客家话，固守语缘，来维系族群的向心力。这许多鲜明的客家传统也正是由许多褒贬义十足的语词和俗谚来传承和固守的。“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宁卖身，不卖音”就是客家地区常有的说法。

地域文化-说说西安的方言土语

地域文化---说说西安的方言土语 【摘要】陕西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相传汉字为文字初补祖仓颉所创造。仓颉是陕西宝鸡人，出生于五帝时代，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了。陕西方言得天独厚，博大精深，从这些方言中我们既可以窥视到古老的华夏文化的发展轨迹，又可贪略到今天溢于言表的真情实感。由于陕西地理特点是东西狭、南北长，各地方言土语大不相同，甚至同一句话，因咬音轻重语速缓急不同而内容涵义不同。本文通过西安方言土语的一些用法来谈谈西安的地域文化； 【关键字】西安方言地域文化 一、导语 这几年，影视作品中大量使用陕西方言，让各地人民群众领略“汉唐普通话”的魅力。从《美丽的大脚》里面的赵面粉到《天下无贼》中的二当家的，从各个电视台轮流放映不清场的《12·1大案》到前些日子热播的《武林外传》，陕西方言好像无处不在。于是呢，我们就通过西安的方言土语来看看西安地域文化的魅力所在。 二、西安方言土语的一些用法 听过《武林外传》中佟掌柜说西安话的人都觉得西安话不十分好听。确切说，佟掌柜的陕西话是比较柔的西安话，语音语调听起来还蛮舒服的。真正的陕西话土的掉渣，“天（读淺）地（读鸡）钉（读京）子铁（读且）”，估计只有真正的西安人才能读出原味儿来。感谢我们陕西的导演张艺谋在他的新片《三枪拍案惊奇》中又让陕西话

火了一把：“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喊起来像秦腔，听起来荡气回肠。下面来看看西安话的一些分类用法：1、形容类：用人的某一器官形容：1）眼：好看叫顺眼，讨厌叫训眼，麻烦叫麻眼，难看叫伤眼，不讨人爱叫白眼，勾心斗角叫玩心眼，脾气暴躁叫毛眼，死不认帐叫瞪白眼，束手无策叫干瞪眼，事情乱叫没眉眼，另眼看叫翻白眼，盼人究叫害红眼，向上看叫势利眼，有点子有办法叫有板眼，心胸窄气量小叫小心眼。2）手：熟练叫老物，帮忙叫搭手，紧俏叫抢手，出售叫脱物，小偷小摸叫三只手，谨慎肯干叫挖抓手。3）脚：上坡叫爬脚，下坡叫力脚。走路叫拐脚，岔路叫撇脚，不穿鞋袜叫精脚，能干重活叫力脚。4）气：发怒叫着气，遇到坏事叫晦气，自大叫傲气，痴呆叫二气，排场叫阔气，刻薄叫贪气，挨整叫受气，胡搅叫邪气，扭捏叫妖气，努力向上叫争气，老人康健叫福气，小孩聪明叫志气，心灵手巧叫灵气，痴头笨脑叫木气，办事漂亮叫美气，遇到好事叫运气，死人叫断气，慷慨大方叫爽气，穿戴时髦叫洋气，正直无私叫硬气。 2、用十二属相形容人： 贼得跟老鼠一样，犟得跟牛犊一样，凶得跟老虎一样，跑得跟兔子一样，大得跟飞龙一样，毒得跟蛇蝎一样，欢得跟马驹一样，绵得跟羊娃一样，灵得跟猴子一样，红得跟鸡冠一样，笨得跟猪脑一样，轻得跟狗尾一样。 3、用地理名词形容：

浅谈方言与其地域文化

浅谈方言与其地域文化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地域的多个文化特征，来揭示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相互关系。让我们感受地貌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生活。 【关键词】方言地域文化历史地理环境文化习俗 前言 方言是在一定地域通行的、同共通语有所差异的话。就一般情况来说，在一定的地域形成了方言，同时也形成了地域文化。作为文化的载体，方言和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过：“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语言反映民族文化，方言反映地域文化，其中的规律是一样的，前者是整体，后者是分体，二者之间是大同和小异的关系。 正文 研究语言，不了解民族文化就不能有真切的理解，研究方言也必须关注地域文化；换一个角度看，要了解民族文化或者地域文化，透过语言和方言这个载体便是一条便捷的途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就正是许多交叉学科相互渗透、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么，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有哪些重要的视角？应该着重发掘哪些方面的语言事实，考察哪些方面的文化特征？ 一方言与地方历史 我们都知道，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现存的方言的许多特征只有联系地方史料才能正确理解。比如闽语区大家都知道的“妈祖”、“天妃”，也进入了方言口语：泉州人把面目威严的女人喻为“天妃妈”。由此可见历史人物在当地的深远影响，在方言中留下的印记。 语曰：“四川一百单八县，县县有方言。”清代前期“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后，外省各种移民民系在四川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聚落形式，各从其俗，各得其所。与外人交流用四川官话，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交谈则用原籍方言，谓为“打乡谈”。例如“打帮帮腔”本指川戏高腔戏的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有后台专人紧接台前人物的唱腔或道白，以传达烘托句中人物的复杂感情活动和心理活动。“打吆喝”打招呼：是人们相遇时即兴的问话。在四川传统教育中特别包含了“要喊人”，开县人打招呼，开口闭口都是“你俩儿”，显得十分亲热。

论文—浅谈方言与语言习得的关系

浅谈方言与语言习得的关系 摘要：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现人们相互之间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动作的。人类语言既有其共同的规律，又根据民族、地区、国家的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方言繁杂，有着自己的特征，人们在交际中用不规范语言交谈极不方便。而普通话是我国规范的现代民族共同语，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普通话作为人类思维、交际的工具，具有基础作用。所以要大力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推进语言的规范化、标准化，这是是保证社会协调运转的必要条件。 方言不仅是承载信息的工具,而且还是负载情感文化的纽带。方言是一种交际功能受到地区限制、其发展未达到标准化的语言变体。它通常与地域密切相关。文章首先对我国语言学界关于“语言习得”理论的争议予以解析，然后分析了方言对于语言习得的影响，并提出几点建议。笔者认为，只有重视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才能实现真正的跨际文化交流。 关键词：语言方言?? 语言习得?? 意义

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现人们相互之间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动作的。人类语言既有其共同的规律，又根据民族、地区、国家的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语言的亲缘性极其强烈，任何民族、地区、国家的语言对自身而言可称为主体语言或母语；反之，则称为客体语言或外语。一般情况下，人类对母语的掌握是习得而来的，也就是说在母语的自然环境中无意识地学成的，而对外语来说则是学来的，即在特定的学习环境中有意识地学成的。 方言是一种交际功能受到地区限制、其发展未达到标准化的语言变体。它通常与地域密切相关，例如居住在中国东南部的人们操着南方方言，而北部人则操着带有儿化音的北方口音。但大多数情况下，相邻地区的地域方言较为相近。方言对语言习得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呢？鉴于语言学界对“语言习得”理论的争论颇多，所以笔者认为深入解析语言习得对研究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解析语言习得 按照《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词典》(2000年版)的定义,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是一个人语言的学习和发展。母语或第一语言的学习称为“第一语言习得”,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习称为“第二语言习得”。“习得”这一术语通常比学习更为可取,因为后一术语有时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连在一起。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应用语言学家研究语言习得，是为了了解语言学习所运用的方法,指出发展过程中的阶段并更好地了解语言的本质。采用的方法包括对语

桂林方言与地域文化

xx 方言与地域文化 桂林方言属于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在广西的所有方言里面桂林话算是最温柔的，它不同于桂南地区难懂的北话，几乎和普通话的发音相近，基本上各族人民都能听懂，所以它历来是南方科场、官场的通用语言，故有“南方官话”之称。 而导致桂林方言与广西其他地区方言的差距巨大的原因，还得从历史上桂林地区的居民情况说起。历史上桂林外来移民不断，这对桂林的方言影响很大。特别是清末至抗战时，由于战乱频繁，大量湖南、广东的移民进入，使得现在的桂林人中湖南和广东人的后代分别占到以上。所以桂林方言中带有大量的湖南和广东味。比如： 把“ke na kai （去哪里）的去”读成“ke（克）”这像湖南话，而把咸”字读“ han：这像广东话。此外，由于解放前桂林一直是广西的省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所以很多北方和中原地区的人进入广西定居在桂林附近。加上历史上桂林的驻军、大小官员及其家属和仆从也不少，从而导致桂林地区（包括很近的柳州）原住民比例较小，这些移民对桂林方言的形成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从而形成了桂南桂北的方言差别较大的现状。 虽然说桂林话和四川话、云南话一样同属于北方语系，但是它又有不同于云南话、四川音的特别韵味。如把鞋（xie）子叫做“ha子，把一直”说成麻直”，叫小孩为“把爷”，实在是别具一格。究其原因，是与桂林地区特有的地域和历史文化密不可分的。 xx 方言所蕴含的地域和历史文化 要说起桂林方言中最经典的词汇典故，那就非“狗肉”莫数了。“狗肉”二字在大江南北是一个贬义词。狗肉朋友就是吃吃喝喝的酒肉朋友，却唯有桂林方言中它不是贬义的，桂林人通常把好朋友叫做“狗肉”。这又是为什么呢？相传，桂林人是好吃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是无所不吃。比广东人也不逊色。同时也爱好吃狗肉。冬日里，三两好友，一瓶三花，围坐于香气四溢的狗肉火锅傍，谈板路，品小酒，其乐溶溶，也是人生一大乐事。此时不熟悉之人或者道不同之人的介入都会影响了这份意境。所以有好朋友才在吃狗肉一起的说法。 而桂林灵川当时有三位秀才是好友，上京赶考。十年寒窗，倍是艰苦。就相约，考完后一起去吃狗肉，改善生活，兼庆贺。三位秀才就进入考场，甲乙两秀才天资聪颖，

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的四川方言词语

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的四川方言词语 摘要：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语言则从口头和书面上承载了文化。每种语言都是该民族长期共同创造的一种文化、一片天地。方言虽然只是语言的分支，但是方言的文化蕴涵、文化价值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本文就通过将四川方言中的各种方言词语与普通话词语及语义进行比较，从而发现四川方言的发展演变规律，展示出四川方言的生动性和多样性等特点，将这笔重要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下去。 关键词：四川方言词语比较地域文化 四川地处中国西部，是西南、西北和中部地区的重要结合部，是承接华南华中、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中亚南亚东南亚的重要交汇点和交通走廊。四川简称“川”，以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四路而得名。又因先秦时四川曾分属巴国（首都今直辖市重庆）、蜀国（首都今四川成都）两诸侯国，故别称“巴蜀”；今又以成渝为主体的经济区（成渝经济区）为中国第四大经济增长极。产生与四川地区的四川方言属于西南官话的一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可以说，四川方言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西汉末年，杨雄《方言》记述“梁益之间”或“西南蜀汉”之类的方言词汇就说明当时的四川地区已经有方言的出现，算起来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明代李实的方言著作《蜀语》算是四川方言的第一本专著吧。到了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中，大量外来人口迁移到四川。这次长达一百多年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对四川有着深远的影响，就语言上来说，这次移民使得四川本土方言与外来方言共存于四川这片土地上，并且经过时间的交融，外来方言早已影响了原有的四川方言，逐渐形成了今天“四川一百单八县，县县有方言”，且杂有客家话、湘语等的“新”的四川方言。 成都话是四川官话的代表方言，在声韵调系统上，与成都话相同或者相近的方言点最多，在全省居首。其次，成都话具有权威性，四川境内的方言广播、方言话剧、方言电影电视、方言小品等一般都采用成都话。成都话所具有的普遍性和权威行事历史必然的产物，因此现在四川方言中诸多的方言词语也是从成都话中产生出来并流传开来。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对方言词语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 在四川重庆地区多山、多沟、多坎，平地较少，就算有也是面积较小的。因

浅谈海安方言与文化的关系

浅谈海安方言与文化的关系 我的家乡——海安。 海安县位于江苏省东部的苏中地区，隶属于江苏省南通市，位于南通、盐城、泰州三大市交界处；东临黄海，与如东接壤，西与泰州的姜堰区为邻，南和如皋、泰兴相连，北与东台毗邻；海安南接沪浙，北依江淮，西靠扬泰，东望黄海之滨的如东洋口大港。 海安的方言是江淮官话泰如片—— 江淮官话通泰片，又称泰如片，为即通泰方言圈所使用的地方话，为下江官话（也称江淮官话）的一个亚区。如泰话流行于江苏省的泰兴、如皋、海陵、高港、姜堰、崇川、港闸、通州、兴化、海安、如东、扬中、东台、大丰等县市（区）以及常州沿江的孟河、春江，江都东部，盐都南部，江阴利港沿江，张家港段山沿江，高邮东南角，覆盖了扬州、泰州、南通、盐城、常州、无锡、苏州等地级市沿江地区。江淮官话如泰片分布在江苏中部核心地区，其地理位置是东面大海，南临长江，北望淮河，西接扬州，以江淮官话泰如片为母语的总人口约1200万。 一、海安方言的历史文化 海安县位于江苏省东部的苏中地区，隶属于江苏省南通市，位于南通、盐城、泰州三大市交界处；东临黄海，与如东接壤，西与泰州的姜堰区为邻，南和如皋、泰兴相连，北与东台毗邻；海安南接沪浙，北依江淮，西靠扬泰，东望黄海之滨的如东洋口大港。 海安历史悠久，是南通江海文化的源头。南莫境内青墩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海安县西部地区就有人类居住。 春秋《左传》记载的“秋，公会卫侯、宋皇瑗于郧”中的“郧”，即是今天海安的立发桥。吴侯会卫侯、宋皇瑗于海安立发，说明当时海安已成为吴国与中原诸国密切交往的要冲之地。而海安人的语言从那时起就既受吴语的影响，又受中原华夏文化的灌输。到了战国时期，楚国的中心开始东移，楚语对江淮地区的语言影响就更大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处于分裂状态，战争频繁加上北方游牧民族南侵，中原士民纷纷避乱南迁，江淮和江南地区受到中原汉语的冲击，以致江淮之间逐步演变为江淮方言，甚至扩大到南京、镇江一带。再后来，南京先后多次成为全国的都城，其语言在北方洛阳人南迁南京的基础上逐渐演变成类似洛阳话的通语，即后来的官话。到了明代，南京又成为帝王京邑，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南京话就因之取得官话的地位。而江淮地区与南京紧密相连，因此江淮方言也就受官话的影响而形成上江官话与下江官话。海安地处长江之尾，在江淮方言区扬淮片、南京片、通泰片中隶属通泰片。 1960年出版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一书将海安方言归入第三区；1978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海安方言归入江淮方言泰如片；1998年出版的《江苏省志·方言志》把海安方言归入第三区通泰片。不管怎么说，海安

浅谈方言与文化的关系

浅谈方言与文化的关系 方言，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为：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如汉语的粤方言、吴方言等。 方言和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一方面，方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人之间通过方言的交流也同时实现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另一方面，方言是在一定的地域内通用的，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着民族文化的基础和精华。在一般情况下，方言形成的同时也在这个地域内形成了文化。方言和这个地域内的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是相互促进的。 英国的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语言忠实的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的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总体上来说语言反映着民族文化，而方言则反映着地域文化。由此可见，方言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使用相同或者相似方言的人们，往往有着相同或者相似的风俗习惯，在心理、情感、思维、气质、行为等方面也具有共同性。另一方面，不同的方言也说明他们的文化环境上的某种差异。从各地方言中同名异物或者同物异名的现象，我们能体会到方言上的不同所反映出来的各地民俗文化风貌的差异。 方言词汇的差异有时候能体现文化发展在时代上的差异。汉语方言的读音，也会影响到地方民俗文化的形成。研究语言不了解民族文

化就不能有真切的理解，研究方言也必须关注地域文化，换个角度看，要了解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透过语言和方言这个载体也是一条便捷的途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就正是许多交叉学科相互渗透，共同努力的结果。 由现实生活的例子和语言文化研究成果中不难看出，方言离不开文化，方言和同一地域内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在长期的共存中共同发展，相互影响。透过方言可以研究一地域的文化，通过文化也可以更好的研究本地的方言。

中国地域文化一

百家讲坛：地域文化的形成 葛剑雄教授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所以人们常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比如南方人习惯吃细粮，北方人喜欢吃粗粮,傣族人习惯住吊脚楼，福建沿海信奉妈祖等等。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造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那么什么样的文化才是真正的地域文化呢？了解地域文化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 葛剑雄教授认为地域文化，就是最能够体现一个区域或者说叫一个空间范围它的特点的文化类型。它的特点，要求它跟周围、跟其它地方有不同的。你不能说咱们现在穿西服，那人家也穿西服，这就都一样了，比如北京以前住四合院，那么其它地方，你到了上海没有四合院，他住石库门，这就是不同。 所以它应该是能够体现一个地方它的特点。其实这种现象，我们老祖宗早就注意到了。在司马迁他写的《史记》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一般谚语说，叫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一百里的范围之内，可能风是一样的，出了一百里，这个风就不同了，如果你出了一千里，俗也不同了。什么叫风呢？用现在话讲风就是流行，你有什么流行的东西，它不会传得非常远的，也不会过一百里地，在过去这个流行就流行不出去了。但是俗就不同，俗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讲风俗风俗，其实这个风和俗是两个含义，那个俗的我的理解就是习惯。就是风流行，它流行一段时间以后，有的就慢慢慢慢形成习惯了，那就保存下来了，有的流行流行一阵子就变了，新的流行又来了，新的风又来了。所以一个地方流行什么并不一定就能形成它的地方的文化或者地域文化。等它慢慢慢慢成为俗了，成为人，一批人的习惯，它就逐渐逐渐保存下来了。地域文化构成的范围很广，但是往往有几种因素是最重要的。比如方言、饮食、民间信仰、民居等。全文： （沿着历史的轨迹，追根溯源，揭示不同的地域文化差异。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我们领略地域文化的魅力，感受沉淀五千年的文明记忆。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所以人们常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比如南方人习惯吃细粮，北方人喜欢吃粗粮，傣族人习惯住吊脚楼，福建沿海信奉妈祖等等。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造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那么什么样的文化才是真正的地域文化呢？了解地域文化，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带您走遍中国疆域，为您讲述中国的地域文化。） 各位观众各位朋友，今天我要将的是关于地域文化。其实说穿了很简单，一个地方有它的地方特色的文化类型，这就是地域文化。比方说咱们北京，可能就说北京文化，你到天津，人家就说是天津文化。所以所谓地域文化，就是最能够体现一个区域，或者说叫一个空间范围，它的特点的文化类型。所谓它的特点，就要求它跟周围，跟其他地方有不同的。你不能说咱们现在穿西服，那人家也穿西服，这就都一样了。比如北京以前住四合院，那么其它地方，你到了上海没有四合院，他住石库门，这就是不同。所以它应该是能够体现一个地方它的特点。其实这种现象我们老祖宗早就注意到了。 在司马迁他写的《史记》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一般谚语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他那个时候离开我们两千多年，他讲的谚语就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是老话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一百里的范围之内，可能风是一样的，出了一百里，这个风就不同了。如果你出了一千里，俗也不同了。什么叫风呢？用现在话讲风就是流行，你有什么流行的东西，它不

方言与文化

方言的形成以甘肃方言的特点 我国众多的方言的形成，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大致可以这样说： 第一，古代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主义统治，国家不是十分统一的，因而随着疆域的日益扩大、人口的日益增加、国家经常有封建割据等等原因，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样，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状态中的语言，也就各自相对独立地演变着，不易获得变化的一致性。于是，日积月累，时间长了，就使得各个地区的语言逐渐产生了差异，逐渐减少了共同性的因素，形成了各地区各有特点的方言。我国北方方言系统的各地方言，包括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华中和华东的一部分，大致就是这样造成的。 第二，在我国古代，由于社会动荡和战乱所迫而造成过多次的人口大迁移，也是方言形成的一个原因。例如东晋至隋唐、唐宋至宋、宋末至明初，我国中原一带的居民曾有三次向南大迁移，结果形成为现在分布于广东、江西等地的客家方言。“因为客家先民南迁后，定居在闭塞的山地，一方面保存了他们固有的传统，另一方面又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容易受外来影响的渗透，而客家人强烈的宗族观念和保守思想，也增强了他们对外来影响的抵抗；客家住地不但形成了他们自己特殊的社会生活区域，保存了他们固有的文化礼俗，而且在语言上也形成了独立的系统。” 第三，在人口大迁移的情况下，如果迁入外族居住区域，则必然发生民族的融合和语言的相互影响，以至同化，这也是造成方言特点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例如两广地区是有较多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但自从周秦以来，大批汉族人由北南下，逐渐造成了“喧宾夺主”的状况，在数量上超过了土著民族的人口，加上汉族在经济、文化各方面又比土著民族日益发达，历代统治者又实行了民族同化政策，结果使土著民族日益汉化。当然，在民族同化和语言融合的过程中，汉族人的语言也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外族语言的影响。因而，“粤方言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地理条件以及民族杂居等原因，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许多古汉语中本质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吸收了一些非汉语的因素，从而构成它的方言特征。” 甘肃方言从属于北方方言的西北次方言。在生产生活中，各地又分化产生出了各自的方言，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方言区，分别是甘南地区方

重庆方言词汇的地域文化阐释

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0, 8(3), 381-387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0 in Hans. https://www.wendangku.net/doc/bc3334788.html,/journal/ml https://https://www.wendangku.net/doc/bc3334788.html,/10.12677/ml.2020.83052 Regional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Chongqing Dialect Vocabulary Weiyan Tao, Youkui Xia*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School of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Apr. 24th, 2020; accepted: Jun. 3rd, 2020; published: Jun. 10th, 2020 Abstract China has a vast territory, as the saying goes, “ten li is different from one day”. “The name of the five sides, the different voice of speech”, has been since ancient times. Chongqing dialect (Chongq-ing dialect) belongs to the southwest mandarin of the northern dialect area. Although it has many similarities with other branches of the northern dialect area, it also has many characteristics of its own. It integrates itself in pronunciation, vocabulary, grammar and other aspects, especially vo-cabulary.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four aspects of Chongqing dialect characteristic nouns, dialect characteristic words, slang, Xiehouyu, trying to reflect the different types of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 through these words of different semantic fields. Keywords Chongqing Dialect, Vocabulary, Region, Culture 重庆方言词汇的地域文化阐释 陶苇燕，夏友奎*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0年4月24日；录用日期：2020年6月3日；发布日期：2020年6月10日 摘要 中国地域辽阔，俗话说“十里不同天”。“五方之名，言语异声”，自古已然。重庆方言(重庆话)隶属北方方言区的西南官话，虽与北方方言区的其他分支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有不少自己的特点，在语音、*通讯作者。

浅谈甘肃方言与甘肃文化

《语言文化漫谈》课程论文 班级：电气1151班 学号：201588888808 姓名：雷锋

浅谈甘肃方言与甘肃文化 班级：电气1151班姓名：雷锋学号：201588888808 摘要：不同地方方言，体现出当地的地方特色。方言是活着的上古语言化石，在岁月的沧桑变迁中，能在当下依然生生不息流传着。方言不仅是区分每个地区的一种标志，更是作为中国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载者。甘肃方言是甘肃文化的载体，甘肃方言属于官话方言。甘肃方言的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可以传达出有关甘肃文化的丰富的信息。甘肃方言文化，从不同角度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农耕传统型，二是民族混合型，三是走廊过渡型。 关键词：甘肃方言，民俗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总和。方言是某个地域生活的社会集团对共同语使用的变体，是逐渐形成的，记载了这个地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出现、形成、变化和发展的历史。甘肃方言是生活在陇原大地的人们使用共同语的变体，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甘肃文化。身为一名兰州人，我就来浅谈一下甘肃的方言和民俗文化。 甘肃方言属于官话方言，内部又主要分属于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有几个点的方言属于西南官话，这是目前语言学界的权威分类。如果从甘肃内部的地理角度来看，甘肃方言可以分为陇东方言、陇中方言、陇南方言、洮岷方言、河州方言、兰州方言、河西方言七个小片。兰州片包括兰州市三县五区及周边的一些方言，河西片包括整个河西走廊的方言。 兰州话和汉语普通话类似，有4种音调，并且有自己的发音规律。和汉语普通话比较而言，兰州话发音规律如下：汉语普通话中的阴平，在兰州话里发阴平；汉语普通话中的阳平，在兰州话里发去声；汉语普通话中的上声，在兰州话里发阳平；汉语普通话中的去声，在兰州话里发上声。例如，“五泉山”，用兰州话将被读做“无劝山”，“山”读去声。 兰州话其实是很生动的，有很多语气词和自造词，还有很多形象的比喻和歇后语。论及兰州话的种种，也是包含京兰腔在内的。听兰州人讲话，只见上下嘴皮翻飞，句首发语词和句末语气词层出不穷，花样繁多，情绪跌宕起伏，若描述一事则非让听者有眼见之效。虽不及北京话之贫，天津话之油，上海话之快，也是自成一统，趣味无穷。 兰州话形容人有很多不同之语，比如说小孩子可爱是“心疼”，说小伙子精

广东方言词语中的历史文化信息和地域文化信息

广东方言词语中的历史文化信息和地域文化信息 一、广东方言词语中的历史文化信息 穗“穗”是广州的别称，传说周夷王时，有五个仙人驾着五只口衔谷穗的山羊来到楚亭（当时的广州），并将谷物赠给州人，祝州人永无饥荒。为了纪念仙人的馈赠，楚亭故名“穗”。从地理位置上看，广州位于广东三江（东江、西江、北江）出海口地带，今广州南郊七星岗的古海蚀崖遗址证明，大约在7千到1万年以前，广州以南的大片土地都是浅海，海岸就在今七星岗一线。这更使我们相信远古时代的广州人应是一个以渔牧为主的民系，后来随着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扩大，为谷耕经济提供了条件。如果仙人馈穗的传说反映了一定历史的事实，那么“穗”城的得名应该是远古的广州人从渔牧生活向农耕生活转变的见证。 拍髀唱歌粤方言区至今有一首传唱民歌叫做“拍大髀唱山歌……”，意思是用拍大腿打节奏的方法来唱山歌。这一民俗应相当久远，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中记载：“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乎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意思是说，敲击瓦器、弹筝、拍大腿唱歌乃是真正的秦国音乐。历史文献也证实先秦时期确有北人大规模南下的史实，《史记?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至今，“缶”（广东俗写作“煲”，一种陡壁的瓦锅，最早为陶制品）仍为岭南地带的常用炊具。拍髀节歌是否是广东独有的风俗不得而知，但历史上北人南下，将当时北方的风俗带到南粤是完全可能的。 执笠“执笠”一词粤语今指商铺收摊，引申为倒闭。“笠”在粤语中指疏眼的竹篓，普遍用以盛装物品，此与广东盛产竹器的地域特点不无关系；“执”是收拾的意思。今天对城市中有固定铺面的新型商店来说，“执笠”一词已不好解释，可是追溯历史就不难理解了：广东地区传统的民间贸易多为集散型的散摊集市，本地人谓之“虚”，所谓“趁虚”即是赶集。传统的虚市上，商者多以竹篓盛物展销，日终“虚”散，商者自然要收拾盛货的竹篓准备回家，可见“执笠”一词反映了历史上广东鲜明的地域商贸特征。 咸水话“咸水话”原指疍家人所说的带有疍家口音的广州话，后来用以泛指夹杂外地口音、不纯正的广州话。很明显，“咸水”指的就是海水，“咸水话”应该就是指海边渔民所操的语言。这里道出了两个信息：1. 历史上的疍家人所说的话与广州话确有明显的区别，这可以从近年有关学者对澳门等地疍家话的调查整理资料中得到证实；2. 广东历来就是一个双语（双方言）运用较为普遍的地区，该地区的外地人在本地使用自己的母语，进入广州一般都能使用广州话，即使语音不纯正，也要趋近于权威方言。“咸水话”不但道出了疍家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的历史，也说明作为广东地区权威方言的广州话，其通行权威已非一日。 酾酒“酾酒”（又作“筛酒”）一词原为滤酒，《说文》酉部：“酾，下酒也”；《汉语大字典》酉部：“酾，滤酒”。古代的农家酒因酿造技术的限制，成酒往往混杂着很多渣滓，故又称“浮蚁”。斟酒时先要将酒面上的浮渣滤去，然后再斟，这一过程为“酾”。今天因为酿酒技术的提高，即使像客家人自酿的娘酒，斟饮时也不再需要过滤，可“酾酒”一词今天仍在客家话等很多方言中继续沿用，“酾酒”一词无疑沉淀了一层中国地域酒文化的历史内涵。今天我们从广东方言入手发掘广东的地域文化内涵，可以为广东的民俗历史与文化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地名蕃坊、雅瑶 “蕃坊”是广州越秀区的地名，“蕃”亦作“番”。“番”过去是对外国、外族的通称，广东沿海自唐代就有了外向性的市舶贸易，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广州蕃坊一带过去应该是外国人聚居或做生意的地方。据广东省《地名词典》记载：蕃坊“因唐、宋为外国商人居留地得名，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多聚居于此。”该处今仍存怀圣寺和光塔等伊斯兰教建筑可以证明这一史实。

浅谈闽南方言与闽南文化

浅谈闽南方言文化 据记载，大约1500年以前（甚至可能比记载的时间更早），黄河、洛水一带的华夏民族为了躲避战乱，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等地辗转到福建，此后再迁至闽南，因为很完整地保留了唐、魏及五代十国等时代的古代中原河洛音，故称河洛语。闽南语又可称为“福佬话”，闽南方言的早期代表是泉州话，但随着现在厦门经济和影响力的提升，已经让位给厦门话。但不得不说的是，泉州话的影响力仍然很大，闽南早期梨园戏仍是以泉州话为标准音。 不懂闽南语和闽南文化的外地人以及国外朋友可能会疑惑台湾话和闽南话是不是一样呢，毕竟听起来会有不同。这里主要的区别是音调的变化。台湾话发源于福建省闽南地区的闽南方言。但是，台湾经过西班牙、荷兰、日本的殖民统治，在本来的方言基础上会增加很多外来语，以此跟原来的闽南话就会有差异。比如，香港人讲的粤语与广东人说的粤语，听起来就感觉会有明显差别。 粤语有自己特别的“粤语歌”。闽南语也有自己擅长的“闽南语歌”。虽然大部分闽南语歌大众可能并不熟悉。但家喻户晓、众所周知的《爱拼才会赢》，想必大众一定会很熟悉。这首1988年叶启田用闽南语所唱，1988年，正逢台湾经济低迷,台湾许多人因为面临失业的危机而倍感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下,这首歌的歌词极具时代特色,它鼓励人们,无论遇到多么大的挫折，都要勇敢前行的乐观态度。作为一首脍炙人口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已经成为20世纪台湾闽南语流行歌曲的经典之作。此歌曲词曲结合的特色,歌曲音乐旋律及结构的特点,以及歌曲的思想、精神内涵,认为其不仅代表了台湾闽南语歌曲柔媚、亲切的风格特色,而且传播和弘扬了中华民族闽南文化和民族精神,突出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元素在台湾闽南语歌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首短小、典型而优秀的中国民族音乐结构思维的闽南语励志歌曲代表作。 闽南方言的使用范围之广泛是大众为之惊讶的。从地理范围来看，闽南文化以福建的厦门、泉州、漳州三市和台湾省为核心区，包括广东、海南的一些区域，以及浙江、广西、江西、江苏等省区的一些分散的讲闽南方言的县、镇、村，此外，香港、澳门也有近200万人使用闽南方言，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闽南文化区域。这些讲闽南方言的区域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传统和民俗风情。闽南文化区别于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它的海洋开拓性。闽南地区大都地处沿海，由内陆延伸至海洋，兼有农林业和渔盐业之利，能沟通内陆，拓展海外，陆海相连，面对大海，闽南方言区的民众，在文化上往往富有开拓精神，敢于冒险，勇于创造，这是海洋精神的体现。闽南人地处陆海相连的区域，具有海洋文化的开拓精神，闽南商业文化富有市场观念，敢于冒险开拓，追求效益，讲求效率，注重实效，这哺育和成就了一代代的闽南杰出商人。 语言是文化的决定因素，对人类思维起制约作用。方言则是划分我国戏剧文化圈的决定因素。闽南戏剧文化圈的划分，首先依据的便是方言。运用闽南方言演唱的戏曲、歌剧和用闽南方言对话的话剧，都按照这一标准划进这一戏剧文化圈。所包含的剧种主要有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潮剧、四平戏，闽南方言话剧与歌剧及偶戏，比如，布袋戏，提线木偶戏、皮影戏等等。其中最为代表性的就是成为戏曲“活化石”的“梨园戏”。梨园戏以其雍容典雅的音韵唱腔、曼妙多姿的舞步手势，深受当地民众乃至海外侨胞的喜爱。其唱腔源于晋唐古乐，一字多腔，唱词多为长短句形式，曲韵属古中州韵，用泉州话演唱。语言声调分七声，即除去声外，平、上、入三声分阴、阳。男女同腔同调，本嗓发声。梨园戏发源于宋元时期的泉州，与浙江的南戏并称为“搬演南宋戏文唱念声腔”的“闽浙之音”。梨园戏历经岁月千年洗礼、洗尽铅华后仍如钻石般璀璨夺目，在以泉州为核心的闽南文化圈中依然具有不可撼动的位置。

关于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

关于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 文学院汉语言（应用语言方向）李梦鸽 方言是在一定地域通行的、同共通语有所差异的话。就一般情况来说，在一定的地域形成了方言，同时也形成了地域文化。作为文化的载体，方言和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过：“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语言反映民族文化，方言反映地域文化，其中的规律是一样的，前者是整体，后者是分体，二者之间时大同和小异的关系。 由此可见，研究语言，不了解民族文化就不能有真切的理解，研究方言也必须关注地域文化；换一个角度看，要了解民族文化或者地域文化，透过语言和方言这个载体便是一条便捷的途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就正是许多交叉学科相互渗透、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么，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有哪些重要的视角？应该着重发掘哪些方面的语言事实，考察哪些方面的文化特征？ 一方言与地方历史 我们都知道，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现存的方言的许多特征只有联系地方史料才能正确理解。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北京市十万之一的地图中可以发现多条与森林和动物有关的地名（榆林、梨园、黑枣沟、鹿叫），这说明早期的京畿一带曾经是森林繁茂、虎豹出没的地方。闽语区大家都知道的“妈祖”、“天妃”，也进入了方言口语：泉州人把面目威严的女人喻为“天妃妈”。由此可见历史人物在当地的深远影响，在方言中留下的印记。 语曰：“四川一百单八县，县县有方言。”清代前期“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后，外省各种移民民系在四川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聚落形式，各从其俗，各得其所。与外人交流用四川官话，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交谈则用原籍方言，谓为“打乡谈”。例如“打帮帮腔”本指川戏高腔戏的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有后台专人紧接台前人物的唱腔或道白，以传达烘托句中人物的复杂感情活动和心理活动。“打吆喝”打招呼：是人们相遇时即兴的问话。在四川传统教育中特别包含了“要喊人”，开县人打招呼，开口闭口都是“你俩儿”，显得十分亲热。这些方言以其多样性、地域性、原生性、世俗性和生动性的特色，反映了地方的特有风貌和四川人的天性机智和幽默，展示了无所不在的生活情趣和哲理，闪烁着瑰丽的地域色彩，是一笔重要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宝贵。 二方言与地理环境 人类各种群落的社会生活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展开的，语言和文化的形成与演变经常都打上了这种环境的深刻烙印。不同的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反映在方言中则有不同的词汇手段的称述。随着环境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变迁，方言词汇有的相应地更替了，有的则固执地传承下来。不论

浅谈方言与语言习得的关系 张力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专科调查报告《往事依依》教学设计 姓名：张力 学号：1161001407729 指导教师： 专业：汉语言文学 年级：2011春 学校：咸阳分校

浅析方言与语言习得的关系 摘要：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媒介。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现人们相互之间的思维、 情感和行为动作的。人类语言既有其共同的规律，又根据民族、地区、国家的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 但是，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方言繁杂，有的方言可以基本上相互理解，有的差别极大，好像是另一种语言，北京人听不懂广东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普通话是我国规范的现代民族共同语，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普通话作为人类思维、交际的工具，具有基础作用。所以要大力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推进语言的规范化、标准化，这是是保证社会协调运转的必要条件。 方言不仅是承载信息的工具，而且还是伏在情感文化的纽带。方言是一种交际功能受到地区限制、其发展未达到标准化的语言变体。它通常与低于密切相关。笔者认为，只有重视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才能实现真正的跨际文化交流。 关键词：语言方言语言习得意义 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现人们相互之间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动作的。人类语言既有其共同的规律，又根据民族、地区、国家的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语言的亲缘性极其强烈，任何民族、地区、国家的语言对自身而言可称为主体语言或母语；反之，则称为客体语言或外语。一般情况下，人类对母语的掌握是习得而来的，也就是说在母语的自然环境中无意识地学成的，而对外语来说则是学来的，即在特定的学习环境中有意识地学成的。 方言是一种交际功能受到地区限制、其发展未达到标准化的语言变体。它通常与地域密切相关，例如居住在中国东南部的人们操着南方方言，而北部人则操着带有儿化音的北方口音。但大多数情况下，相邻地区的地域方言较为相近。方言对语言习得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呢？鉴于语言学界对“语言习得”理论的争论颇多，所以笔者认为深入解析语言习得对研究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解析语言习得 按照《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词典》(2000年版)的定义,语言习得 (language acquisition)是一个人语言的学习和发展。母语或第一语言的学习称为“第一语言习得”,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习称为“第二语言习得”。“习得”这一术语通常比学习更为可取,因为后一术语有时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连在一起。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应用语言学家研究语言习得，是为了了解语言学习所运用的方法,指出发展过程中的阶段并更好地了解语言的本质。采用的方法包括对语言学习者的纵贯研究及实验方法,并着重研究音位、语法、词汇及交际能力的发展。 从以上的定义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语言习得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学习和掌握语言。换句话说,语言习得和语言学习实际上可以视为同义语。

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

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 方言是文化的载体，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各个地方都拥有其独特的文化，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记载文化的事物都已消失或损毁，唯独方言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能彰显地方的文化。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一定地理范围内常用的交流沟通语言媒介，对地域的影响力也不言而喻。在长期的使用和改进过程中，除了发挥交流媒介的作用以外，方言也组成了社会生活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丰富多彩的方言反映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方言的变迁折射出社会的变迁。所以，方言无疑是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对研究传统地域文化具有珍贵价值。 然而，时代总是在不断的革新中发展，在迎来新的事物的同时，一些旧有文化也在不可避免地流失。通用语言对提高国家信息化水平，增强各地经济文化交流，促进社会全民文化进步和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在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必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是普及国家通用语言。1956年1月28日，中央成立了由陈毅同志担任委员会主任的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同时国务院还做出决议，即于同年2月6日发出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语言统一势在必行。中国是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少数民族的语言就不说了。即使汉语中也有多种方言，最主要的当然是以京腔为主的北方方言，即现在的普通话。其他的主要方言如粤语、闽南语，从北方方言派生出来的西南（云贵川）方言,湖南的湘方言和江西的赣方言。此外还有客家话、福州话、潮州话、温州话等次方言。文化，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方言，是地域传统文化的载体。然而，在如今科技高速发展与社会不断进步开放的环境下，方言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当代大学生不会讲方言，即使会讲方言也仅限于在家乡。同时，多方面的因素也影响了地方方言的普及与方言文化的纯正。很多人并不认为普通话的推广对方言产生了很大的不利影响。但是如今越来越倡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社会环境的发展注定方言保护工作的复杂性和一定的困难性。方言应该有，但是普通话必须会说，因为人活在社会就是要通过交流，大家要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交流工具，普通话与方言完全可以兼容并包，共同发展。我们应该坚持普通话的主导地位，在推动实现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同时，保护与文化密切相关但正在消亡的地方方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交际日益密切，但是由于我国存在着多种方言，且差异程度不等，在沟通过程中造成了诸多不便，使得推广一种国家通用语言的要求应运而生，全国上下掀起了推广普通话的浪潮。在推普工作中取得了突出成就，国民语言素质提高。与此同时，出现了应该如何对待方言的问题，到底是消灭方言差异，还是让方言继续发展，方言该何去何从。 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也是文化传承工具，方言是传承各地独特文化的载体，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是让中华文明永葆青春的土壤。另外，普通话从本质上讲也是来源于方言，是方言孕育了普通话，不断充实发展着普通话。所以，方言与普通话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对方言要采取保护的态度，并且这与推广普通话并不矛盾。只要把握好原则，二者是可以兼容并存、共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