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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左右分歧_从实践历史来探寻改革

[内容提要]实践历史的视角是否缺乏前瞻性?这是此辑评论者们提出的问题。本文论证,从实践角度来看,改革中的地方政府,在一个分权并允许创新与竞争的制度下,而同时又是中央集权的干部审核—委任和以GDP 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制度之下,乃是推动改革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而他们“招商引资”的成功“秘诀”主要是农民的廉价劳动力,凭借无顾劳动法规和福利以及环境保护来压低其价格的劳动力。这个体系既是改革的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其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根源。以上的分析所提倡的是改进公共服务和福利,既赖以缓解社会不公,也赖以扩大国内市场。但除非真正改变当前的干部激励制度,中央打出的从汲取—管制型政府转型到服务型政府的理想只可能是空谈。

Abstract :Does a history-of-practice based research approach lack prospective vision —as the commentators suggest?Seen in terms of practice ,local governments working under a decentralized system allowing for initiative and competition ,and a centralized cadre evaluation-appointment system that prizes GDP growth above all else ,have been the driving forc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Their secret in attracting investments has been cheap peasant labor ,used without regard to labor laws and benefits 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hat is the system that lies at the root both of stunn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ounting social-environmental crisis.Such an analysis calls for better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 and social welfare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social equity ,and also to ex -pand the domestic market.But the central leadership ’s stated goal of changing the state system from an extrac -tive-controlling one to a service-oriented one can only be so much empty talk unless the cadre evaluation system itself is revamped.

跨越左右分歧:

从实践历史来探寻改革

[文/黄宗智]

在我们三次的系列讨论中,对话双方既反映了当今中国思想界的基本分歧也有意识地试图超越那样的分歧。分歧是一方强调改革三十年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一方则强调其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甚或“奇迹”。它们来自一定的历史背景:在毛泽东时代占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毛泽

东思想,在改革时代则快速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现代化主义(发展主义)。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讨论试图跨越以上的分歧,探寻其间的共识以及区别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历史实际。我们突出了一个基本研究进路,所纳入大多数的文章倾向用实践(历史)视野来替代意识形态化论证;同时,也突出

专题

了对其一个基本批评,评论者虽然基本赞同如此的研究,但同时,也多有意无意地质疑实践的研究,认为其容易陷入纯回顾性,缺乏前瞻性,容易变成简单对实然的描述和解释,甚或是辩护,缺乏应然的视野。本文将集中讨论这个问题,故命名“从实践历史来探寻改革”。①

首先,在我看来,从实践历史角度回顾改革三十年的经验,一个关键要点是左右双方所强调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奇迹其实来自同一根源,即改革中所形成的特殊的国家体制。我曾撰写短文,突出“改革中的国家体制:经济奇迹和社会危机的同一根源”。②这里不妨先再次转述这个论点,作为进入上述回顾与前瞻问题的讨论的出发点。

一、改革中的国家体制:

作为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体和动力

摆开意识形态而正视改革实践,国家体制显然在改革经济发展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根据资本主义理论的建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动力是私营企业家们的创业。在中国旧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创业基本被完全扼杀。从潜在企业家们的视角来说,在那样的制度环境下,创业的“成本”高得简直无可能克服。一个党—国集权制度可以在短时间内动用大规模的资源,可以做到一般资本主义经济所不可能达到的创业“效率”,尤其是中央直接创办的战略性大企业,但它不可能发动资本主义型的可持续的创业动力。在那样的经济体制现实下,基本上唯有国家才具有创业的可能。要激发潜在企业家们创业,一个可能是解散旧体制,完全转向市场机制。前苏联和东欧采用“休克治疗”办法来创造新制度环境,试图全盘移植资本主义的模式和动力,正是出于这样的逻辑和动机。但是,它们的经验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不可一蹴而就;苏东的休克

治疗在短期内只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中国没有采用苏东的方法,而是用计划和市场的“双轨”进路,“摸着石头过河”来逐步市场化,结果在旧体制的基础上,通过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比较具体地体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分灶吃饭”、“财政包干”,而1994年的“分税制”则是在分权现实上扩大中央的税收和功能),以地方政府为能动主体,结合市场刺激而形成了改革经济的主要动力。正因为是借用旧体制,才有可能首先在基层的旧大队、公社的基础上,发动了上世纪80年代蓬勃的“乡镇企业”。与上级的政府机关不同,作为集体单位,大队和公社既拥有资源的管理权,又拥有其所有权,因此能够在中央的号召下更灵活地创业。其后,伴随投资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上升到县、市、省级政府,以它们为“招商引资”的能动主体,配合“经济特区”等措施,大规模引进国内外资本,借此推动了进一步的快速经济发展。

今天回顾,我们可以断言推动中国改革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既不简单是计划经济下的“国家”,也不简单是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而是两者的结合,亦即我这里之所谓“改革中的国家体制”。在维持党—国旧有体制的客观环境之下,其实唯有政府本身才可能快速克服体制性的障碍而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创业;体制外的可能创业者则仍然面对重重关卡。同时,正是改革中形成的体制把旧制度下政府庞大管制权力的弱点变成市场化经济发展的优点:正因为旧体制所特有的国家威权,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能够高效率地动用旧体制所掌握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尤其是能干的集体和国家干部)和土地(因此才会有大规模“征地”的现象),以及资本、劳动力和原材料。同时,正因为国家是个“威权”政府,才有可能在现有劳动法规之外,使用不必遵守劳动法规、也不必为之提供福利的廉价劳动力——

—即2.5亿“非正规经济”中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③威权性地压低劳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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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甚至省略基本安全措施,使用每日工作时间超出八小时半倍到一倍的、不附带福利成本的、不允许组织工会的劳动力,全是在这样的“改革的国家体制”下实行的。由此在追求全球资本的竞争下,提供了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利用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之所谓“比较优势”,④在短期间内使中国成为世界外资投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和“右派”的市场主义的解释不同,改革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绝对不简单来自市场化的动力。正是经过旧体制的分权,结合新的市场化,激发了全国各地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推动了他们之间的竞争,并且建立、形成了以扩增GDP为主要审核“政绩”的制度。中国经济之与一般资本主义不同,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在其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如果要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描述的话,那么地方政府所起的作用应该是其核心内容之一。

面对这样的经验现实,有的西方经济学学者采用了来自美国的“联邦主义”(federalism)范畴,借此来突出中国改革中地方政府所起的关键作用。他们首先颇费口舌地为其美国读者说明“联邦主义”用于中国和在西方的不同:它不附带美国联邦主义对权利、宪法、民主等的关心,并且不是一个完全的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因此乃是“中国式的联邦主义”(“Chinese federalism”)。经过这番解释之后,方才能够说明“中国式的联邦主义”概念的实质性内容,即在一统国家内地方政府经济分权以及竞争的现实。如此绕个大圈子来说明中国改革的特色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也展示了西方在经济学话语中占据绝对霸权的事实。⑤但是,对于习惯以中央和省、市来区分电视频道的中国读者来说,美国式的“联邦主义”概念其实只会引起对美国政治经济实际的误解(比如,由联邦政府以及加州、纽约、华盛顿等州、市来主办电视频道可以说完全不可思议;同时,由中央的组织部来委任各州州长也同样不可思议),并使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更难掌握。我们也许可以倒过来想像,西方学者们如果必须绕大圈子采用中国古代的“封建”范畴来说明西方中世纪的“feudalism”,会意味一个什么样的语境和效果。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更直接,更具说服力地把改革中的分权体制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方分权传统连接起来说明。⑥当然,改革在其上附加了新的市场化。无论如何,地方政府所起的关键作用今天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改革的一种共识。⑦

二、作为社会(和环境)危机的同一根源

经济奇迹的来源也就是今天的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来源;两者其实乃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在“招商引资”和“征地”等改革经济发展所采用的方法下,只可能形成官员+企业家的“官商勾结”的新“利益集团”。同时,在“非正规”地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下,也只可能形成尖锐的贫富不均和社会矛盾。加上原有的城乡间的差别,便是今天“社会危机”的主要内容。根据世界银行的基尼系数指标,在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从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转化为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⑧

和“左派”的批评不同,现今的社会危机并不简单来自市场化或资本主义。今天的社会不公平、不平等并不简单是资方对劳方的剥削,也不简单是外来资本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它附带着中国国家(一个与帝国主义时期的中国十分不同的国家)的强力推动。不遵循国家劳动法规、不允许农民工组织自发的工会等政策乃是国家的抉择,不是资本或外国的单边行为。它们当然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在帝国主义入侵之下所形成的“买办”机制。今天的国家是主权高度发达的、追求自己的经济发展的国家,何况它

专题

确实通过这个改革体制而做到了举世瞩目的GDP 增长,提高了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虽然也同时导致了对农民工的不公平待遇以及庞大的城乡差别。

环境污染也不简单地是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结果,让它把工业对环境的破坏从西方发达国家转移到了中国。当然,这是事情的重要的一面;中国确实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工厂”,接纳了大规模的能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国家体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责任。我们既要直面全球化下的客观历史背景,也要直面国家抉择的作用和责任。正是靠分权和市场化激发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以及其围绕GDP的政绩审核制度,促使地方官员把招商引资作为第一优先目标。这样,相互竞争引进资本。一方面提供廉价土地、劳动力、原材料、财政优惠等等条件,同时,为了提高本地的竞争力,着重把稀缺资源配置于优先发展基础建设(道路、铁道、供能等方面),而环境保护则只可能是次要的考虑,不可能获得其需要的资源。⑨结果是环保部门变成多唱高调而缺乏实质性措施的部门,大大加剧了环境污染。⑩

也就是说,改革的地方国家体制在推动了“奇迹”性的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环境,两者乃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偏重GDP发展和相对忽略环境保护其实是“招商引资”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提高全球资本投资者的回报率的一个重要结构性组成部分,是吸引外来投资的秘诀之一。其道理和廉价劳动力是一样的。

同时,外资和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个要维护这种机制的利益集团。正如众多的民众抗争运动的调查报告表明,各地环保抗争运动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首先遇到政—资方的联合压制和打击。它们不可能简单通过各地的环保部门和法院而获得公正处理,因为那些部门在经费和人事上都受地方政府的管辖。唯有通过组织动员、网络联系、媒体曝光等而形成了一定的声势之后,才有可能突破地方上官商勾结的第一层的“捂盖子”回应,进入到第二层的“摆平”矛盾回应。那样,抗议者才有可能通过妥协得到部分满足。輥輯訛

所以,左右双方之把问题形容为资本对劳动、西方对中国、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主义对计划经济的非此即彼绝对对立,都是片面的。事实是,改革及其过程中所形成的体制既非简单的资本主义,也非简单的旧计划经济体制,而是两者结合之后的产物。它以发展主义式的地方政府为主体和动力。它是市场化、企业化了的地方政府,是一种地方—国家+企业的结合体、外资+中国政府的结合体,它不能简单地用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来理解。

三、改革的国家体制

在实际运作中的一些特点

这个“改革的国家体制”在实践之中已经形成一个比较特殊的体系,具有自己的特色。上面已经突出了实际运作中的地方政府的经济角色。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国家体制的另一面,即集权的中央政府的角色。

正如强世功的论文指出,对中国宪政的理解绝对不能限于其成文宪法。即便是在西方的传统之中,也有两种很不一样的传统:以成文宪法为主的美国传统和以不成文宪法为主的英国传统。中国的成文宪法其实只是相应现代西方话语霸权的现实而拟就的文本,如果简单地像许多现有宪政研究那样,用美国政府组织模式来理解,把中国和美国的国家成文宪法等同起来,或简单地根据美国模式而强调中国宪政各方面的不足,便会完全误解中国国家体制的性质。首先,中国国家体制不能脱离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现实以及其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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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不成文宪法”来理解。正如强文指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固然是个分权的体系,而各级政府在官僚体制内的关系则是垂直集权的状态,但共产党则与两者都不同。它首先是个高度集权的组织,充分体现于其干部任命和纪律检查的制度。但是,它同时具有一定的分权传统,其来源是毛泽东在“十大关系”中打出的“两个积极性”原则:要求统一集权,但同时也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动地方积极性。这是毛泽东批评苏联集中的官僚制度的一个要点。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的“群众路线”才真正体现了共产党党章中的“民主集中”原则的精神:在运作之中,要求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要求上级广泛与下级“商量办事”。邓小平用“分权让利”来推动改革,正来自那样的传统。这是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问题的一个好思路,也说明我们为什么不能简单引用美国“联邦主义”来理解中国的改革体制。

Pierre Landry的新作使用了一个矛盾结合体概念——

—分权的威权体制(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来描述改革中的中国的国家体制。他指出,从财政角度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分权度最高的国家——

—2002年地方政府的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将近70%。輥輰訛这是一个悖论的事实,因为一般威权国家的财政要比民主国家集中,后者的地方政府支出在1972~2000年中平均只达到全财政支出的约六分之一,前者则贴近四分之一,但改革期间中国地方政府的支出比例则明显比两者都高,1958年到2002年间平均达到一半以上(55%)。輥輱訛从一般的理论预期来看,如此的分权应会严重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功能,导致其分裂甚或崩溃。但是,中国不同,在大规模的改革中,包括干部更新、提高其教育和技术水平以及“地改市”和“市管县”等制度改革,仍然维持了其高度一统的体制。

Landry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任命制度。它通过各级组织部门有效地控制了干部的选拔和提升。正是这个干部任命制度奠定了改革中高度奏效的政治经济体系。因此,Landry采用了一双相悖的形容词,分权和威权,用两者的矛盾结合来形容改革的中国国家体制。輥輲訛它既是一个分权的体制,也仍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它是两者微妙结合的体制,也是政府和共产党微妙结合的体制,缺一不可理解。如此的理解符合强世功所分析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实际运作中的成文与不成文宪法的结构。它也是对中国国家体制的实际运作比较贴切的描述和分析。

此外,在我看来,中国中央政府在改革中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其表达和实践间的背离。輥輳訛一方面,为了促进快速的经济发展,不惜撇开国家劳动法规而利用农民工等极其廉价的劳动力来吸引全球资本,而另一方面,它也打出社会公正、和谐社会,甚至于社会主义的理念。一方面,它不惜不顾环境污染来吸引外资,推动工业发展,但同时又设立了许多环保机构,制定了不少环保法规。它既提倡发展主义,并设置了以扩增GDP为本的地方官员审核制度,同时也提倡社会公正、环境保护等理想。

这样的背离是地方政府运作中普遍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一个重要来源。正是中央的矛盾言行,导致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类似行动。一方面,在涉及比较“软”的指标的时候,地方上下级政府显示了一种“共谋现象”,大家心照不宣地摆样子来满足中央对那方面的要求。同时,一致比较集中地追求大家知道是真正关键的扩增GDP的发展主义“硬道理”。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县、乡/镇、村级政权机构可以串通了把一个比较软的指标的中央拨款(如“退耕还林”)用来满足更“硬”更重要的指标的需要(比如基础建设,用来招商引资、扩增GDP)。

周雪光用组织理论来解释地方政府上下层间的“共谋现象”,说明它的来源是制度化了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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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是中央政策与地方实际之间的距离,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县、镇、村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所具有的共同利益所促使的对付中央的行为。輥輴訛他的分析毋庸说有一定的说服力,并且很好地与现有西方组织理论对上话,既不限于其视野,又同时把中国经验用西方学者所能理解的概念来解释。但我们也可以从中央政府在表达和实践上的矛盾性来理解周雪光关心的“共谋现象”:地方政府官员都知道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是共产党执行的干部审核制度的关键标准,而环保、卫生、和谐等则是相对软的道理,因此,才会有多层地方政府在表面上满足中央的软要求,显示了一种“共谋现象”。在资源稀缺的现实下,地方政府权衡轻重,会作出优先照顾硬道理的“理性”抉择。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地方政府和中央同样区分“硬”和“软”的道理,其实也是一种“共谋现象”。

王汉生、王一鸽新近的研究则从特定制度环境所促成的“实践逻辑”輥輵訛角度来解释地方政府行为。在改革期间设立的“目标责任管理制”下,各级行政和业务机构通过“责任书”把中央设定的目标一级一级地传达、贯彻下去。所设目标固然包含社会公正、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等,但在制度化了的量化管理机制下,真正刚性的任务乃是易于量化的“招商引资”和GDP增长目标。因此,在现存制度和管理机制下,自然形成了经济发展乃是“重中之重”的实践逻辑。輥輶訛这是对当今国家体制实际运作的贴切描述与分析。

这个逻辑的另一方面是,为了经济发展的硬道理而优先要求稳定、避免“生事”,尽量“摆平”矛盾,因此导致地方上对民众抗议事件的压制和隐瞒或迫不得已的妥协。上面已经提到环保方面的例子。最近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对许多学校因建筑不达标而轻易塌毁的民众抗议的一些措施更是众所周知的例子。

此外,改革的国家体制更显示了政府部门牟利化的特点。政府各部门的利益追求,和因这种追求而出现的部门间的矛盾,也是旧体制和新市场经济结合的另一面。从我自己关于离婚法实践的研究中举一例来说,南方R县的民政部门近十几年来竟然拒绝继续处理、登记夫妻双方同意的离婚,其原因是不愿意为十分有限的收费(8元的登记手续费)而冒被卷入登记过程中临时可能出现的当事人间的矛盾的麻烦,为此把简单的离婚登记也全部推向当地法院,因此引起了部门间的矛盾和上访。輥輷訛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它可以说明部门主义的现象。它是在市场化了的新体制要求地方政府创收的大环境下形成的。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把官员腐败也视作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牟利化现象的一个方面。譬如,新近的研究展示,中央为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拨款,多被一层一层的地方政府部门或个人克扣、挤占,以致真正交付给基层的只是所拨款项的一半甚或更少,乡镇市场建设补助资金如此,卫生院建设补助资金、学校危房改造的国债基金等等也如此。这是个半公开的普遍现象。輦輮訛在现阶段的改革中的地方政府体制下,人们普遍认为与官员打交道,没有礼物和其个人或部门利益便什么事都不可能办成。

如此这般的现象尚待系统的研究和梳理,但我们也许可以初步提出这样一个概念: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特殊国家体制既可能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也可能会是长期凝固的体制。从正面来说,它推进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发展“奇迹”;从反面来说,它导致了社会和环境的危机,并在许多方面具有既是旧体制的也是新牟利化的制度性劣质。在原有的官僚化倾向——

—繁琐的程序、形式主义、臃肿和低效率、官官相护等等——

—之上,消除了过去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及其钳制作用,更加上了部门和官员的谋利意识,其弊端可能更甚于过去的官僚主义。如果不进一步改革,很可能会凝固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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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的僵化体制。那样的话,只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更污染的环境,触发更多、更大规模的民众抗议。

四、进一步改革?

当务之急是,怎样来进一步改革这样的现存国家体制?以上的分析说明,我们如果简单地从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出发,继续陷于“民主主义”对“威权主义”、宪政对集权、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争论,只可能脱离中国实际而在意识形态分歧之中打滚。脱离了运作中的实际,便没有可能点出真正的问题,也更没有可能提出具体可行的改革实施方案。如此的争论,完全局限于应然理想,最终只可能越谈越僵,最终变成互不理会的分别自说自话。对实践历史的回顾则虽然可能忽视应然,但也完全可以变成有实际根据和针对性的改革思考。輦輯訛

今天政府已经打出要从汲取型、管制型政府转化为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理念,它意味着由政府来(再次)负起公共物品的主要责任,为广大农村人民,以及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它也意味着国家体制根本性转型的可能。

有的市场主义者从原则上、理论上反对如此的政府角色,认为它只可能导致更庞大的政府以及计划经济时期那样的官僚化;同时,他们认为,由私营企业提供服务——

—教育、医疗、卫生、福利——

—会有更高的经济效率。这其实完全是一种原教旨市场主义,源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并不符合任何西方国家的实践实际。西方先进国家其实全都是市场主义和福利国家结合的产物。即便是哈耶克那样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家都承认,公共用品和一般消费品不同,必须由公共的国家来提供,不可能完全依赖追求自家利润最大化的私家公司来提供。輦輰訛毛泽东时代中国充满过度意识形态化的例子,今天绝对不应犯过度依赖美国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错误。

当前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危机其实已经再度证明了原教旨市场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不足。事实是,中国在改革中借助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今天已经受到严重的挫折。作为手段,过去的发展无可厚非,它给予中国经济大规模的外来投资和技术转移,也给二亿多中国农民带来了农业之外的工业、打工收入。但是今天,更关键的是要提高广大中国人民的消费水平,扩大中国国内的市场,借此来推动更具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

这里需要的一个关键概念是利用社会改革来推进经济发展。低收入者是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最大比例的人群;提高他们的收入,要比提高(中国有限的)“中产阶层”收入具有更快、更多的扩大消费效应。面对经济萧条和海外需求的萎缩,这是刺激进一步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它也是美国奥巴马总统新政下对经济大萧条所提倡的主要药方之一。换言之,缓解当前的严重分配不公和社会危机可以扩大“内需”并促进经济发展。

至于福利,其逻辑同样。由政府来提供、组织免费教育和合作医疗,会立刻影响中下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他们对教育与(疾病和失业的)风险特别敏感,因此会更重视储蓄,借以为自己提供保障。如果由国家来承担这样的社会保障,一旦在民间建立了这方面的安全感,便会刺激消费、扩大国内市场。中国政府最近几年其实已经开始采纳这种逻辑,连贯出台了一系列如此的措施,包括取消农业税、确立九年义务教育、给予农村六十老人生活补贴、组建覆盖大部分民众的合作医疗制度等等。其他方面的福利和卫生及环保则尚有待进一步的推进。

与此同时,也许可以借鉴我在第一辑中所突出的中国持续不断的“集权的简约治理”——

—在高

专题

度集中的皇权下依赖来自社区的半正式官员的简约治理——

—实践传统,輦輱訛适当考虑结合政府的威权功能和社区的参与和监督,再加以市场的竞争和激励机制。在公共物品提供上,可以利用旧体制的威权特点来带动新型的公共服务,适当纳入私营企业来激发创新性,利用竞争(包括地方间的竞争)来提高效率,考虑部分采用公私合营的半企业性的服务,由政府来领导、发动,地方社区来配合和监督,私营企业来参与。过去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简单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使人们认为市场经济必定建立在完全私有的产权制度上,是错误的。这里应该清楚区别所有制和市场机制,因为市场机制并不排除公有制度。

在合作医疗方面,根据第二辑纳入的王绍光的研究,经过多年的摸索,看来将会以国家投资和领导,地方和集体配合,人民交费型来推动。輦輲訛这样的多元参与的公共物品提供不同于管制型政府是,后者是由上而下的单向机制,权力在上,人民没有选择余地,而多元的社会服务则不同,地方之间可以有竞争,社区可以参与并拥有监督权利,人民可以有购买与否的选择权利。因此,应该不会像管制型政府那样几乎必然陷入官僚主义化泥沼。它也不同于牟利型的政府,应该不会陷入改革前三十年所凸现的只为金钱提供服务的弊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的极端全能管制型一面应该被抛弃,但其有效的公共服务一面则应适当继承,用来建立一种“第三条道路”。輦輳訛扩大公共服务甚至可以看作改善国家体制的机遇。

根据以上的讨论,中央政府的政策抉择显然非常关键。鉴于过去三十年的实践经验,最关键的步骤也许是地方官员审核的制度。如果能够把优质福利、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真正变成“硬”道理,采纳具有长远视野的审核制度来替代现在仍然主要以经济发展为标准的政绩机制,应该不仅能够推动市场发展,也能促进国家体制本身的转化。毋庸说,目标是从旧管制型国家体制转化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体制。

从实践历史的角度来考虑,正因为当前的中国既来自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历史背景,也来自改革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历史背景,今后的中国追寻的该是两者的结合和超越,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二元对立的抉择。崔之元极具挑战性地打出了“自由社会主义”的设想,其中一个关键建议是把大量仍然存在的国有资产纳入市场环境现实来考虑,既不限于纯粹反市场的计划经济视野,也不限于纯粹私有化的资本主义视野,强调的是利用这些来自计划经济的国有资产在市场经济中的增值来支付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甚或收入的重新分配,由此来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輦輴訛这是一个具有一定历史渊源和理论深度的“另类”设想。它也和强世功论文的观点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因为我们可以把强文解读为提倡既纳入中国成文宪法的自由民主主义观点,也纳入中国不成文宪法(或“根本法”)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党章观点,由此来超越当前非此即彼的狭窄观点,由此来理解和探寻符合实践历史的宪法改革。譬如,我们也许可以想像某种一党民主制,其中的人民代表大会不仅具有立法的权力,更具有财政预算和罢免领导者权力,甚或对国有资产的监督和管理权力。

应该说明,我个人对崔之元的“自由社会主义”和强世功的“成文与不成文宪法”的理解是它们所包含的理想不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和稀泥的那种含含糊糊的妥协,而是在承认两者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的前提下的超越性综合。讲究“收益”与增值的国有资产,以及其用来作为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甚或收入重新分配的设想,正体现了这样的超越和综合。自由民主主义的成文宪法与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党章的并存与结合同样。至于具体如何综合并在实践中操作,则尚有待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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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的试验,据此尔后逐步提炼其中的理论性逻

辑。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60年中,有一个前后一贯的优质体制性特点可以用来推进如此方向的进一步改革。正如Sebastian Heilmann在第二辑的讨论中指出,和一般的民主制度国家不同,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经常先在地方上“试点”,然后由中央决策,

“以点带面”推广。民主制度下的国家,则必须在采用某一政策之前,预测其可能后果,凭此而后采用,但中国的集中和分级的政权则允许试点型的试验,在看到某地某级实际结果之后,方才采用、推广某一政策。輦輵訛王绍光在同一辑中则进一步指出,从改革30年对农村医疗政策的摸索和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在试点的进路之外,更显示了吸纳基层创新的“学习”能力,以及在实践之中逐步适应实际需要的能力。輦輶訛这种实用性的决策方法和进路,完全可以灵活使用于进一步的国家体制改革。新近报道和讨论较多的“重庆经验”——

—用市场化了的公有资产的增值来投资于公共建设,并带动私家资本的参与,再用进一步的增值来再建设——

—便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样的一种尝试。輦輷訛对近期的改革来说,从管制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是已经被充分明确的前瞻性理念和道德价值,所缺的只是对其促进经济发展的认识和付之于实践的决心。对长期的改革来说,完全可以采用现有基于实践的试验—适应决策方法来探寻结合市场经济和社会服务、兼顾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理念的道路。以上是从实践历史视野得出的一些实用性改革的尝试性思路。

我们第一轮的讨论最后突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两大模式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选择?具体什么内容?我们第二、第三轮的讨论,以及我这里的总结性评论,也许可以视作一个提出初步的答案的尝试。

注释:

①我对“实践”的理解包含三种交搭而又不同的含义:一是相对“理论”而言的实践,主要指行动;一是相对“表达”而言的实践,主要指实际运作;一是相对“制度”而言的实践,主要指其运作过程。而“实践历史”则更包含实践与其相对的三方面在历史中的相互影响。更详细的讨论见黄宗智:《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②黄宗智:《改革中的国家体制:经济奇迹和社会危机的同一根源》,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

③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

④Justin Lin(林毅夫),Cai Fang(蔡昉)&Zhou Li(李周),The China Miracle: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rev.ed.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3[1996].

⑤Montinola,Gabriella,Yingyi Qian&Barry R.Wein-gast,“Federalism Chinese Style: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World Politics48(October 1995),pp.50-81.亦见Qian Yingyi&Barry R.Wein-gast,“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1,No.4(Fall,1997),pp.83-92。

⑥例见Susan L.Shirk,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⑦在钱颖一等的著作之外,例见David Li,“Changing Incentives of the Chinese Bureaucrac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8,No.2(1998),pp.393-397。

⑧中国的“基尼系数”(量度收入不平均系数,以零点为完全平均,100为完全不平均)已从1982年的0.30退落到2002年的0.45(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后者在当年世界131国家中,排名于第90的低下位置。见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Chin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China

专题

Country Office,2005,第13页。

⑨最近这方面的研究颇多,例见张恒龙、陈宪:《财政竞争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

——

—以中国的招商引资竞争为例》,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6期。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载《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

⑩张玉林:《中国的环境战争与农村社会——

—以山西省为中心》,未刊稿;Elizabeth C.Economy,The River Runs Black: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 Futur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

輥輯訛关于环保运动的调查报告相当多,例见张玉林:《中国农村环境恶化与冲突加剧的动力机制——

—从三起“群体性事件”看“政经一体化”》,载《洪范评论》第9辑(2007年),北京:法律出版社。黄家亮:《通过集团诉讼的环境维权:多重困境与行动逻辑——

—基于华南P县一起环境诉讼案件的分析》,载《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2008年),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石发勇:《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

—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载《学海》2005年第3期。

輥輰訛Pierre https://www.wendangku.net/doc/bb15415438.html,ndry,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Th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of Local Elites in the Post-Mao Er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3-5.

輥輱訛同上,第6页。

輥輲訛尤见第2、第4章。

輥輳訛表达与实践的区分是我的《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2001、2006年版)的中心论点。

輥輴訛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

—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第1~21页。

輥輵訛“实践逻辑”毋庸说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用词。孙立平是国内阐释布迪厄理论的领军者,例见其发表于《对话(一)》的文章:《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第57~72页。

輥輶訛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第61~92

页。

輥輷訛黄宗智、巫若枝:《取证程序的改革:离婚法的合理与不合理实践》,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1期,第3~13页。

輦輮訛例见解兵、任生德、张俊飚:《新农村建设中的新型违纪与腐败及其治理》,载《经济研究》2008年第4期,第111~118页。

輦輯訛这里的话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我个人对法律实践历史和民事立法改革的关联有比较详细的讨论。见《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輦輰訛Friedrich A.Hayek,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第六章,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8[1980]。

輦輱訛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

—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办正式基层行政》,载《中国乡村研究》第5辑(2007年),第1~23页。

輦輲訛王绍光:《学习与适应: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111~133页。英文版见“Adapting by Learning: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Healthcare Financing”,Modern China,Vol.35,No.4(July2009)。

輦輳訛例见杨团:《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改革的第三条道路》,载《学习与实践》2006年第5期。

輦輴訛崔之元:“Liberal Socialism and the Future of China:A Petty Bourgeoisie Manifesto”,in Tianyu Cao(ed.),Chi-na’s Model for Modern Development,Routlege,2005。亦见樊纲、高明华:《国有资产形态转化与监管体制》,载《开放导报》2005年第2期。

輦輵訛Sebastian Heilmann,“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s Economic Rise”,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43,No.1(March2008),pp. 1-26。中文版见《中国经济腾飞中的分级制政策试验》,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5期,第31~51页。另见同一作者:“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The China Journal,No.59(Jan.2008),pp.1-30;亦见其“Maxi-

2009/12开放时代

mum Tinkering Under Uncertainty:Unorthodox Lessons from China”,Modern China,Vol.35,No.4(July 2009)。

輦輶訛王绍光,同注輦輲訛。虽然,正如Heilmann指出,不能对其由下而上的机制估计过高,因为政策选择的最终权力是集中于中央的。见Heilmann,“Maximum Tinkering Un-der Uncertainty:Unorthodox Lessons from China”,Mod-ern China,Vol.35,No.4(July2009);中文版见《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輦輷訛崔之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丰富经济学含义》,https://www.wendangku.net/doc/bb15415438.html,,2008年11月27日;《“重庆经验”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https://www.wendangku.net/doc/bb15415438.html,,2008年12月13日。

黄宗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

责任编辑:吴铭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及其启示(中)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及其启示(中) 岑大利 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好,今天我们讲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及其启示的第二讲。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前面我们讲了第一种类型。 二、修正型改革 下面我们讲第二种类型是修正型的改革。所谓修正型的改革,它就是在同一社会形态,主要是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形态内部,统治阶级他为了调整、修补、完善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方面而进行的改革。所以我们叫它为修正型的改革,它只不过是对封建制度进行一些修补、完善。这种改革,它又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一)发生在每一封建王朝建立之初的改革 第一种情况,是发生在每一次每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之初的改革。比如秦始皇的改革,西汉高祖、文帝、景帝的改革,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改革,三国曹操、诸葛亮的改革,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改革,隋文帝杨坚的改革,唐太宗李世民的改革,后周世宗柴荣的改革,宋太祖赵匡胤的改革,明太祖朱元璋的改革,清初顺治、康熙、雍正的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发生在每一个王朝建立的初期。这种改革,它的出现往往是在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之后。大多数它是在农民起义失败之后,开国皇帝建立起新的王朝,他迫于农民造反的压力,为了避免像前朝一样覆亡的命运,所以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也就是从不断改革旧的前一个王朝它的政治、经济制度来入手,改变它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那一部分内容,把它改为就是能够顺应当时社会发展潮流的这样一些新的制度,来缓和社会矛盾、克服危机。这些改革可以说大多数都取得了成功,它对于稳固新建立的政权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国历史上出现了几次盛世,有名的盛世,比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等等。这些盛世的出现,它都和统治阶级的改革是分不开的。今年我们主要讲两次改革。一次是西汉初年的高祖刘邦君臣的改革;一次是唐朝初年的唐太宗君臣的改革。 下面我们先讲第一次改革,就是西汉初年刘邦君臣的改革。在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他所面临的形势是这样的。就是在秦朝末年,由于秦朝统治者的残暴统治和连年的战争,就是农民战争。在这以后刚刚建立起来的汉朝政权,它所面临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也就是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大改革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大改革 2[2019全国卷Ⅲ,44,15分] 材料甲午战后①,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开议院。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康有为认为“民智未开”,开议院为时过早。1898年①,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提出:设制度局,负责“审定全规,重立典法”,“撰叙仪制官制诸规则”,甚至“酌定宪法”;制度局议定章程之后,交由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等12个专局来负责执行;制度局成员由皇帝擢拔,对皇帝负责;议事程序是“派王大臣为总裁,体制平等,俾易商榷,每日值内,同共讨论”,最终由皇帝裁决②。开制度局的建议得到了光绪皇帝的重视和支持,但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最终未能实现。 ——摘编自《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康有为从主张设议院转向开制度局的原因③。(6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所设计的制度局的特点。(9分) 本题通过档案史料考查戊戌变法的内容,凸显时空观念①、史料实证②、历史解释③等学科核心素养。 第(1)问,依据材料中“康有为认为‘民智未开’,开议院为时过早”可得出其自身认识的转变;依据材料中“开制度局的建议得到了光绪皇帝的重视和支持”可得出争取光绪皇帝的支持;结合所学知识从保守派的态度予以完善。第(2)问,依据材料中有关制度局地位的信息可得出其是变法的核心机构;依据材料中“制度局成员由皇帝擢拔,对皇帝负责”以及“最终由皇帝裁决”可得出其注重维护皇帝权威;通过制度局的职能可得出其具有议院的性质。 (1)减少变法的阻力;争取光绪皇帝的支持;自身认识的转变。(6分) (2)变法的核心机构;注重维护皇帝权威;一定程度上具有议院的性质。(9分) 解题反思 评价改革的原则及对改革规律性的认识 1.原则 (1)要把每次改革放在它所属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加以评价。首先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历史要求,再看这些改革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或者违背了这一历史要求。据此,对改革作出基本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 (2)一场改革的成败,不是看改革者个人的结局如何,而是看改革是否顺应历史潮流。具体从以下两个方面看:一是改革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二是改革是否被中断。改革达到了预期目标,有利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不管改革者处境怎样,都能继续下去的改革才是成功的改革。 2.规律性认识 (1)改革是革除弊政、促进国家富强的重要手段。每一个国家或民族要发展进步,都必须与时俱进,敢于改革。 (2)改革必然会因损害某些人或集团的利益而遭到其反对,因而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不会一帆风顺,这就需要改革的措施必须行之有效,改革过程中要用人得当,改革家要有远见卓识和坚定的政治魄力。 (3)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与时俱进,是改革能否成功的根本原因。 (4)分析改革成败的具体原因要看改革派与保守派双方力量对比是否有利于改革,要从改革的阻力和支持改革的力量两方面去分析。

《跨越中国制造》《公司的力量》观后感

《跨越中国制造》《公司的力量》观后感 故近观看了由中央电视台制作的《跨越中国制造》和《公司的力量》,《跨越中国制造》分为《制造的竞争力》、《品牌在缝隙中渐进》、《创新的世界观》、《国际化之路》、《升级中国制造》等五集。毎集一个主题,以故审化的手法,从竞争力、品牌、创新、国际化、升级中国制造等方面,探讨''中国制造”的现状9未來。节冃以具有代表性的制造企业的故事为载体,分析中国制造企业如何拥有长久竞争力等内容,解析“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以及国家竞争优势的提升路径。同时,该片以“全球比较”的视野,将中国的实践进程嵌入全球经济格局中去观察、比较,努力达到客观、全面、有效的传播效果,将复杂的观点和经济理论故事化、通俗化,深入浅出,吸引力强。《公司的力虽》第七集《各领风骚》讲述了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梳理近代以来日木国内的“公司” 的起源、发展、演变、创新的历史脉络,探讨其打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科技创造、社会生活乃至将神生活等诸多层面相互Z间的推动和影响。而又以松下、夏普、丰出等多家公司的经营方式和理念的提出和比较总结,使我们看到了日木促使公司在一个世纪内的蓬勃发展。 《跨越中国制造》让我们不仅看到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制造业如何从小打小闹到以群体方式兴起、再边出国门、走向全球制造大国的发展历程,也能深刻体会到中国制造业的齐路担半者在一个更加开放和竞争的平台上如何以国家利益为己任,背负重压、革故昴新,实现“中国制造” 到''中国创造”的跨越过程。而更激发我们回味和思考的是,在】T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严峻市场形势下,中国制造业血临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在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如何再次寻找确定的位置,最终不断实现更高、更远、更强的新冃标。个人认为一个企业不管是塑造它的竟争力、品牌还是走国际化,有一个中心点是不变的,那就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而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必须以尊重客户价值、实现消费者价值的最大化为前提。客观上,今天的中国制造业面临两大扼颈之痛:一是我们缺乏响当当的国际阳牌;一是我们缺乏更多的原创技术和核心制造能力。尽管我们己有一批像海尔、TCL、联想等品牌的塑造,在缝隙中硬是在世界市场上挤占了屈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在胡牌经济和跨国经济模式越來越超越一个单个国度和民族利益的时候,引领整个人类前行,并牵引一个产业崛起、巩同和壮大的,王是基于产晶生产、产骷交换和产品消费背后的以尊重价值为中心的内在逻辑。尽管今天的中国市场已经是全球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国有实力的企业来说,如何在持续获得中国市场认同的同时,也能获得全球消费者的拥抱和信任,这关系到企业长久的竞争力。未來中国制造业所要跨越的,不只是品牌、不只是创造,而是价值发

《中国制造》读后感

《中国制造》读后感 本文是关于读后感的,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中国制造》读后感(一) 一口气看“完”那厚厚的一本《中国制造》,我马上冲进浴室,洗了一个舒舒服服的澡。为何?书中那精彩绝伦的片断,让我惊心动魄,使我一会儿热汗直流,一会儿冷汗直冒,等到看完,我早已是全身湿透了。 动力十足,敢冲勇闯的高长河;步步为营,心系平阳的姜超林;朝气蓬勃,敢作敢为的田立业,还有文质彬彬的文春明,“贪”胆包天的耿子敬,锐气十足的李馨香,铁心办案的孙亚东,这一个个活生生的面孔不断地浮现在我面前,使我经受着一次又一次的灵魂拷问。 文章一开始,就以全国改革先锋的平阳市的“一把手”的人事调动为引子,把人带到了一个不可捉摸的漩涡之中。在文春明与高长河的拳击中,高长河胜出,但又牵出了平阳市轧钢厂的问题——这也是贯穿全书的一个十分敏感且重要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一幕幕精彩的戏,又登台了。形形色色的干部,登台了。于是,我开始以我的标准对这些干部“品头论足了。 中国人是一个十分恋旧的民族。对于旧的东西,不论好与坏,总是格外珍惜、念念不忘。 对于平轧厂,这一个历史问题也可以这样理解——对旧的体制不忍彻底地抛弃,甚至还想方设法地维护它的面子,如文春明市长(不

过其最终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明知道平轧厂是一个无底洞,还死不肯抓住机遇,盘活国有资产,而且不断给其贷款,给它输血,使这一问题愈积愈深,以致积重难返。12亿,多少人民的血汗?换来的只是一个刚开工就亏损的乱摊子。谁看了不心疼?谁看了不痛心。 最终,还是高长河,这个“高级甩子”,凭着超人的胆识,不顾眼前的利益得失,作出了与上海某厂兼并的决定。虽然,这从眼前看好像削弱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从长远看,它则能充分发挥国有资产的作用,搞活经济,从而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更巩固,虽然高长河还做了许多令人不快的事情,但这一件,我认为是最能体现出一个改革前沿的干部的魄力的,我们需要这样的干部。 田立业,所谓的“甩子”,“不管部”部长,不任职时,不时地写一些文章,针砭时弊,而一旦任职,则能以身作则,大公无私。对于那些为权势折腰的小人,他毫不留情,嚷出了:“党的权力既不批发,也不零售!”对于奸商,则是义正词严,毫不姑息,为了工人的生命不受侵犯,叫出:“只要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就必须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对于自己的妹妹,也能较好地把握公私的关系,虽然自己是烈山县代书记,却不“顺便”安排一下自己的妹妹,还说:“你下了岗,我也要成待业干部了!”对于同志、革命群众,他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别人的生命,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最后被无情的洪水夺走了生命,这样的干部,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他的死,不能不说是人民的损失。 还有在书一开头,就死缠着高长河解决腐败问题的孙亚东,真正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古代改革题目训练题含答案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古代改革题目训练(内容影响类) 1.材料:“管仲相齐,以“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为指导思想...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齐桓公自己管理五个乡,上卿国子和高 子各管五个乡,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规定国都中五家为一轨,每轨设一轨长。十轨为一里,每里设里有司。四里为一连,每连设一连长。十连为一乡,每乡设一乡良人,主管乡的 军令。战时组成军队, 每户出一人,一轨五人,五人为一....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 人带领,闲时务农,战时出征,这种寓兵于农的政策。根据土地的好坏不同,以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这样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又规定国家铸造钱币,发展渔业、盐业,鼓励与境外的贸 易,齐国经济开始繁荣起来。 摘编自卢泰然《管仲治理齐国的道和术》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管仲改革的主要内容。(6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管仲改革的历史影响。(9 分) 2.材料:魏文侯当政时(公元前 445 年一前 396 年),李悝为相行变法。主要内容有:李悝用人只问才能,不问身份,看谁对国家有功劳,就给谁禄位。..... 李悝主张派官员督责农民加紧生产,增产者赏,减产者罚。为此必须杂种五......稷(小米)、黍(黍子)、麦、菽(大豆)、麻,充分利用空闲土地,多种蔬

菜瓜果,栽树种桑,扩大副业生产。李 悝还实行平籴法,目的在于防止粮价太贵太贱,因为“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他主张采用“取有余以补不足”的手段,“使民适足,价平而至”.一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 (1)根据材料概括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6 分) (2)根据材料评价李悝变法的作用。(9 分) 3.材料:霍光的重要历史功绩是废去昌邑王,确定(汉)宣帝继位。这是保证西汉社会继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决策。宣帝地节 二年(公元前 68 年),霍光卒。宣帝始亲政事,“励精为治”, 号为“中兴”君王。汉宣帝时期是西汉盛世的继续,实行武帝 末年以来罢兵力农、“思富养民”的政策。宣帝于本始元年 至神爵四年(公元前 73~前 58 年),曾七次下诏征召人材。又 先后诏令安置流民、减免田赋、减低盐价和赈济灾民,还一再 派遣使者或丞相、御史的属官,到各地查处执法不公、擅兴徭赋、出入人罪的不法官吏,考查地方官治绩。被称为“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赞”。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汉宣帝“励精为治”的变革举措。(8 分) (2)根据材料,分析指出汉宣帝变革举措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7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与经验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在毛泽东领导我们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正式起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丰硕成果。本土化和当代化的统一,从基本原理的应用深入到理论本质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显著特征和基本经验。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张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尽艰辛获得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德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

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等等,一起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贯穿于上述各部分的“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 在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基本指导思想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革命道路,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下,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使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同时也极大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正确性。 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党领导和主持了关于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清除了“左”倾思想的影响。再次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路线。在此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团正式建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坚持和发展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

改革,古人称之为“鼎新革故”,即“布新猷,除旧政”,或者叫作“变法乱常”。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除旧布新,打破常规。它意味着对原有的权力配置、利益关系、社会秩序乃至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进行新的调整。改革往往会引发新的矛盾,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及时化解新出现的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就是保证改革顺利进行、促进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是实现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手段。这也是古人所说的要善于以“小变”求“不变”。古往今来,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只有找到三者之间关系的结合点,稳妥处理好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改革是克服社会发展障碍的有效途径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体上都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激化情况下发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当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必然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危机加深。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改革,调整社会生产关系,就成为克服社会发展障碍的最常见、最有效的途径。 春秋时代,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已经延续了一千多年。由于铁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荒地开垦日益增多,私田急剧增加,建立在“千耦其耘”的集体劳动之上的井田制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出现了“公田不治”(《国语·晋语》)的现象。随着土地私有的发展,“田里不鬻”(《左传》襄公四年)的格局被打破。上自天子,下至大夫,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之间争夺土地的斗争层出不穷。与此相适应,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部分奴隶主转化成封建地主;获得小块土地私有权的奴隶和平民转化成个体农民。封建依附关系与租佃关系由此产生并发展起来。而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则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针对腐朽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奴隶起义与平民暴动此起彼伏,工匠斗争和国人暴动不断高涨,“私家”(大夫)对“公室”(诸侯国君)的斗争愈演愈烈。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展开了夺权斗争,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相继出现。被称为“战国七雄”的各国国君,为了避免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搏斗中遭到宗族残灭、社稷瓦解的厄运,纷纷变法图强,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著名的有魏国的李悝变法、赵国的公连仲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齐国的邹忌变法、燕国的乐毅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前后八九十年间,改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其中尤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并为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之际的变法运动,是旧的奴隶制度所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集结的产物,实质上是一场摧枯拉朽的封建化运动。各国变法的结果,使奴隶主贵族普遍遭到沉重打击,奴隶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基本被废除,由奴隶制引发出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得到化解,生产力获得解放,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发展,中国历史迈入蓬勃发展的封建时代。 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与确立,是广泛的社会改革的必然结果,那么,高度发展的中国封建文明,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与历代王朝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文化上不断地进行改革分不开的。封建生产方式是封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统一体,生产力与封建生产关系的矛盾仍然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由此派生出来的农民阶级与地方阶级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每当这些矛盾集结、社会危机到来之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君、有识之士,迫于农民造反的压力,为避免统治的覆亡,往往会推行一些针对时弊的改革,从不断完善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入手,企图缓和矛盾,克服危机。从秦始皇、汉武帝的政治、经济改革到杨炎、张居正、雍正皇帝所推行的赋税体制改革;从魏孝文帝的全面社会改革到金世宗、元世祖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步进行;无一不是为了化解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克服社会危机所作出的努力。而改革的结果,都在不同程度上松动了封建生产关系中落后部分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调整了封建剥削中的分配与再分配关系,减轻了人民的某些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直接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封建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换言之,中国历史上的改革,都是由于社会矛盾

高中历史选修-《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知识点及答题技巧

选修1——重大历史改革回眸 第一部分历史上重大改革的规律性总结 ⒈改革的分类 从改革的程度看,一种是在不触动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局部的调整;一种是对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彻底的改革,导致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 从改革的性质看,有奴隶制度的改革、封建主义的改革、资本主义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的改革。 从改革的内容看,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军事改革和文化改革。 ⒉改革的实质 改革是统治者对生产关系所进行的调整。它与社会革命不同,并不否定现存制度,而是对现存制度加以改良,使之尽量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 ⒊改革的原因(背景)及相应目的 总的来讲,古代重要政治改革的发生都是由于旧的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生产力或经济基础的发展的需要。 具体来讲,这些原因大体可以表述为: ①旧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②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或社会发展趋势; ③统治阶级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为抑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增加财政收入,实现富国强兵; ④旧制度、习俗、思想文化阻碍社会的发展 ⑤民族危机严重 ⒋改革成败原因的分析及认识 ⑴决定改革成败的几个要素 ①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与时俱进,因时改革,是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 ②看力量对比是否有利于改革,要从改革的阻力和支持改革的力量两方面去分析,改革的阻力可以从内外两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去分析。 ③改革必然会损害部分人的利益,必然会遇到阻力,不会一帆风顺,这就要求改革者要有远见卓识和坚定的政治魄力。 ④改革的措施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是否行之有效。 ⑤当时的内外环境是否有利于改革的开展和执行。 2)、改革成败原因的分析 决定改革成败的几个要素: ①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与时俱进,因时改革,是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 ②看力量对比是否有利于改革,要从改革的阻力和支持改革的力量两方面去分析,改革的阻力可以从内外两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去分析。 ③改革必然会损害部分人的利益,必然会遇到阻力,不会一帆风顺,这就要求改革者要有远见卓识和坚定的政治魄力。 ④改革的措施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是否行之有效。 ⑤当时的内外环境是否有利于改革的开展和执行。 之路。 4.改革的认识和启示 ①改革的必要性。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要发展进步,必须与时俱进,敢于改革。改革是革除弊政、促使国家富强的重要手段,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产物。

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三个代表

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三个代表 江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特别是“七一”讲话,用最精炼、最准确的语言集中论述了党的建设的有关问题,深刻回答了在充满挑战与机遇的二十一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明确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总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七一”讲话和最近发表的“5.31”重要讲话,是我们党在长期探索、深思熟虑基础上提出来的,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反映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是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大理论贡献。如果说,十五大以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七一”讲话和“5.31”重要

讲话的发表,则标志着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同样 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飞跃。 “三个代表”回答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 如果说,邓小平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回答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问题,那么,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七一”讲话的重大理论贡献,则在于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党 的建设的首要问题。 1、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始终是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的意见,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聚精会神、坚持不懈地

进行探索。1994年,党中央召开了十四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党的建设有关问题,江泽民同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并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明确目标和任务。党的十五大对如何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行深入论述,从党的领导思想、根本宗旨、战斗力与凝聚力、先进性、根本任务和性质等方面对新时期党的建设总目标作出新概括。进入新千年,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江总书记先后考察了广东、华东等地,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在总结建党80年基本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表了“七一”讲话,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地回答,由此可见,党的建设总是始终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并孜孜探索的重大课题。 2、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答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更具必要性和紧迫性。首先,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 2(衡水高考实用总结)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 春秋:管仲改革。改革内政,发展生产。 战国:魏国李悝、楚国吴起、韩国申不害、齐国邹忌变法,秦国商鞅变法。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 ①废井田,开阡陌。废除井田制,国家承认田地归私人所有,准许土地自由买卖; ②废除特权,奖励耕战。按军功授爵,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免除徭役,限制工商业者的活动,禁止弃农经商。 ③建立县制,全国设置31个县,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由国家统一控制。作用:秦国旧制度被废除,封建经济得到发展。成为实力最强的国家。经过一百多年的变法,新的封建制度在各诸侯国确立起来了。 新:王莽改制 背景:限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稳固统治。

内容: ①把全国田地改称王田,私家奴婢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贵族、官僚和大地主占有者反对,农民不满意,土地、奴婢买卖照旧进行。 ②多次改变币制,变五铢钱为大钱。--掠夺财产,很多人倾家荡产。结果:加剧了矛盾,终于失败。引发农民起义。 北魏:孝文帝改革 背景:民族大融合的趋势。 内容: 经济上实行均田制:①把国家掌握的土地实行分配; ②受田农民纳租、纳调; ③受田农民服徭役和兵役。 政治上①迁都洛阳; ②采用汉族统治阶级的封建统治政策。

文化上汉化政策:①采用汉姓; ②改穿汉服; ③学说汉话; ④提倡与汉族通婚。 作用:加速了北方各族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 后周:世宗改革 内容:①减免苛捐杂税,安顿流亡农民; ②严厉惩治贪官污吏; ③整顿军队,加强训练,严肃军纪。 作用: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军队战斗力大为提高。 北宋:庆历新政 背景:北宋中期,各种矛盾的急剧发展。

历史上的改革

专题探究 中外历史上的改革 (中国戊戌变法、改革开放、土耳其凯末尔改革、美国罗斯福新政、日本明治维新) ◆知识概况 改革的概念 改革是指对旧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变动。 改革的实质 改革是对生产关系所进行的调整,是对现存制度加以改良,使之尽量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从改革的程度看: 一种是在不触动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局部的调整,如中国戊戌变法、改革开放,美国罗斯福新政; 一种是对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彻底的改革,导致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如土耳其凯末尔改革,日本明治维新) 从改革的性质看,可以分为资本主义改革(中国戊戌变法、土耳其凯末尔改革、美国罗斯福新政、日本明治维新)和社会主义改革(改革开放) ◆知识梳理(按改革的时间先后顺序) 1、日本明治维新 时间:1868年 目的:为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挽救民族危机,摆脱西方国家殖民侵略,日本进行明治维新。性质: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结果: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日本逐渐改变了落后的面貌,经济发达,军事实力强大,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 2、中国戊戌变法 时间:1898年 目的:为挽救民族危机,变法图存 性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结果:戊戌变法最后失败,但它是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的进一步探索。 3、土耳其凯末尔改革 目的:为了使赢得独立后的土耳其富强起来,凯末尔主张向西方学习,进行彻底的改革。性质: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结果:改革使土耳其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摆脱了“西亚病夫”的帽子。 4、美国罗斯福新政 目的:为帮助美国尽快摆脱经济危机困境,实现经济复兴 特点:全面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性质: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结果:罗斯福新政使美国度过了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美国的社会矛盾,避免美国走上法西斯道路;它开创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模式后来被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借鉴。 5、中国的改革开放 时间: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这个伟大的人,一直让我敬佩不已,关于在中 国化的进程中大体出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 三大理论成果: (1)毛泽东思想,(2)邓小平理论,(3)江泽民“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相铺相成,密不可分,辩 证统一,有力的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这个历史进程具有鲜明的特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 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乃至推动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都 具有重大意义。 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穿越历史的迷雾,时而凯歌行进,时而曲折前行,势不可挡地奔走在历史的大道上。在潮 起潮落的历史变幻中,马克思主义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保持了自身的生机与活力,推动了历 史的进程,特别是世界的东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 主义真理之光照耀下,一次又一次地冲破重重思想枷锁,实现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三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三大理论成果。 三大理论成果,科学的解决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三大基本问题,推进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 进程。在8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曾经遇到了许多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三大基本问题,这就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 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怎样的党“…….这些问题在不同时期,分别成为制约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而这

些问题的解决,既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里找到这些答案,更不可能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另起炉灶。怎么办?这 就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坚持科学理论的思考,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在毛泽东的思 想指导下,我党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党走出 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指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 时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深入总给我们党80年历史经验,深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我们党面临的 形势任务和现实状况而提出的科学论断,这是对党的性质,宗 旨和历史任务的新概括,对马克思主义建设党学说的新发展, 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重大问题的科学回答。 特点鲜明,品格卓越。 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的形式,任务,条件各有不同,但我们挡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进程中却有鲜明的共同特点,这些特点非常突出表现了中国共 产党人卓越的理论品格,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尊重人民 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集中全党智慧,注重全面发展,步步递进。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树立了中国 共产党的光辉旗帜,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形象,对于继续 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都具有重大而深 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word完整版)高考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例题

高考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例题1.(2018·海南卷单科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15分) 材料710年,唐睿宗李旦登基,改年号为“景云”。其时,吐蕃、突厥、契丹等与唐关系紧张,以前采取的临时任命将领率兵出征的办法,已难以应对边境危机。景云二年,唐朝派出河西节度使,募集军队,驻守河西走廊,“自此始有节度之号”。同年,改变以前朝廷临时遣使分“道”巡察地方的办法,设置十三道按察使,驻地相对固定,大多由所在地行政长官兼任,代表朝廷纠举、处理所在道的州、县官员违法乱纪行为,“风俗一变”。712年,唐玄宗正式即位,随后十余年间,节度使制度在边境地区广泛推行,十三道增为十五道。这些制度成为“开元盛世”的重要保证,也给唐玄宗晚年的政治动荡埋下了隐患。 ——摘编自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等 (1)根据材料,说明唐代景云年间改革的目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代景云年间改革的影响。 【解析】(1)唐代景云年间改革的目的,据材料“吐蕃、突厥、契丹等与唐关系紧张”“已难以应对边境危机”,可得出应对边防危机;据材料“代表朝廷纠举、处理所在道的州、县官员违法乱纪行为”,可得出整顿地方吏治。 (2)唐代景云年间改革的影响,据材料“派出河西节度使,募集军队,驻守河西走廊”,改变“以前采取的临时任命将领率兵出片的办法”,可得出形成新的边防体制;据材料“改变以前朝廷临时遣使分‘道’巡察地方的办法,设置十三道按察使,驻地相对固定,大多由所在地行政长官兼任”,可得出促时监察体制完善;据材料“这些制度成为‘开元盛世’的重要保证”,可得出促成“开元盛世”;据材料“也给唐玄宗晚年的政治动荡埋下了隐患”,可得出节度使掌握兵权成为“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原因。 【答案】(1)目的:应对边防危机;整顿地方吏治。 (2)影响:形成新的边防体制;监察体制完善;促成“开元盛世”,节度使掌握兵权成为“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原因。 2.(2018·江苏卷文综历史)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戊戌变法时期,改革科举制度的主张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梁启超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改革科举制度的方案。他的上中下三策从

人民版选修一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复习提纲

人民版选修一《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复习要点 ※历史上重大改革的规律性总结 改革的定义:改革是指对旧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变动。 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改革史。 1、改革的分类 ①从程度看:一种是在不触动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局部的调整;一种是对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彻底的改革,导致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 ②从内容看: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军事改革、文化改革。 ③从性质看:奴隶制改革、封建制改革、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 A.奴隶制改革:梭伦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伯里克利改革; 管仲改革、鲁国“初税亩”。 B.封建性质的改革 ①确立封建制度:商鞅变法 ②挽救危机、自我完善:王安石变法、洋务运动 ③少数民族学习先进制度文化(兼有确立封建制度和民族融合性质):北魏孝文帝改革 C.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①思想文化领域:欧洲宗教改革 ②确立资本主义:俄国农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维新、中国戊戌变法 ③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美国罗斯福新政 D.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 2、改革的实质 改革是统治者对即定制度所进行的调整。它与社会革命不同,并不否定现存制度,而是对现存制度加以改良,使之尽量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 3、改革的原因(背景) ①旧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②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或社会发展趋势; ③统治阶级面临统治危机,为抑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增加财政收入、实现富国强兵; ④旧制度、习俗、思想文化阻碍社会的发展; ⑤民族危机严重。 4、改革成败的原因 (1)决定改革成败的几个要素: ①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与时俱进,因时改革,是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 ②看力量对比是否有利于改革,要从改革的阻力和支持改革的力量两方面去分析,改革的阻力可以从内外两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去分析。 ③改革必然会损害部分人的利益,必然会遇到阻力,不会一帆风顺,这就要求改革者要有远见卓识和坚定的政治魄力。 ④改革的措施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是否行之有效。 ⑤当时的内外环境是否有利于改革的开展和执行。 (2)成功的改革: 外:俄国农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美国罗斯福新政 中:齐国管仲改革、鲁国“初税亩”、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改革开放

人的哲学的历史性飞跃

人的哲学的历史性飞跃 Document number:WTWYT-WYWY-BTGTT-YTTYU-2018GT

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杨宇平 人及其发展的问题是哲学的永恒主题,哲学研究归根结底要解决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理论问题。特别是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深刻变革的时期,时代和社会要求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全部潜能的时候,这个问题更会十分突出地提到时代和社会的面前。历史上许多思想家探讨过这个问题,不乏精辟之见,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都未能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崭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科学视角揭示了人类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当前,在我们深入探索社会主义时期人的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时,必须准确、全面地把握和运用马克思提出的这一理论基础和方法。 一﹑从现实的人出发,科学考察人的本质和发展 人对世界的一切探索包括哲学的探索,根本说来都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及其条件问题。人的发展观的对象是人,如何看待人是从现实的人,还是从抽象的人出发去研究问题,即对人的本质问题的考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整个历史观的出发点问题。 在马克思以前,近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分别从人的自然本性和人的精神性去说明人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虽然各自抓住了人所具有的一方面主要属性,但都具有片面性,抽象性。旧唯物主义忽略了人的能动性、社会性,而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的人的能动性,抹煞了人作为“感性对象”的真实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的人出发,以新的思维方式看待人的存在和发展。正如马克思在当时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①恩格斯为此曾评论说:“对抽象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② 所谓现实的人,也就是指实际生活中存在的人和他们具有的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强调应从现实的人出发时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③因此,所谓“现实的人”,就是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特别是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并在其中发展自身的人。这样,从现实的人出发,也就是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出发,由此去考察人的存在和发展。人的本质不在于“感性对象”和人的理

第7单元第1课《历史性跨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习题

第1课历史性跨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 一、选择题 1.总体上小康是发展不均衡的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缩小地区、城乡、各阶层的差距。为此,不正确的做法是( ) A.坚持科学发展观B.高度重视“三农”问题 C.加快中国的发展,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D.坚持“五个统筹”的思想 2.《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指出,珠三角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初步形成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区域城乡差距明显缩小。这表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①要全面追求经济的增长速度②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③要建立合理有序的分配格局,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④要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A.②③④B.①②③C.①②④D.①③④ 3.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必须缩小地区、城乡和各阶层之间的差距。为此我们必须要( ) ①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②高度重视“三农”问题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④加快城镇化建设 A.①②③B.①③④C.②③④D.①②③④ 4.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为我们勾画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到20世纪末,我们实现了战略部署的第二步,即() A.解决温饱问题B.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C.进入全面小康社会D.基本实现现代化 5.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目标有() (1)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2)基本实现现代化(3)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地区差别逐步扭转(4)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 A.(1)(2)(4)B.(2)(3)(4)C.(1)(2)(3)D.(1)(3)(4) 6.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最根本的是()

《跨越中国制造》简介

《跨越中国制造》简介 中文名: 跨越中国制造 英文名: Across made in China 资源格式: RMVB 发行时间: 2009年8月3日 制作发行: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 地区: 大陆 语言: 普通话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在国际制造业的新格局中,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怎样的挑战,正发生着怎样的深刻变化?中国制造将如何实现自身的跨越? 由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专题部制作的大型现实题材纪录片——《跨越中国制造》于8月3日起隆重推出。该片历时两年拍摄,共分为5集,每集一个主题,以故事化的手法,从竞争力、品牌、创新、国际化、升级中国制造等方面,探讨“中国制造”的现状与未来。节目以具有代表性的制造企业的故事为载体,分析中国制造企业如何拥有长久竞争力等内容,解析“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以及国家竞争优势的提升路径。同时,该片以“全球比较”的视野,将中国的实践进程嵌入全球经济格局中去观察、比较,努力达到客观、全面、有效的传播效果,将复杂的观点和经济理论故事化、通俗化,深入浅出,吸引力强,使观众在收视过程中,受到多方面的启发。 该片共分为《制造的竞争力》、《品牌在缝隙中渐进》、《创新的世界观》、《国际化之路》、《升级中国制造》等五集。

第一集:《制造的竞争力》,叙述了中国制造是如何从不具备竞争力继而在30年的过程中转化为全球市场上低成本高效率的楷模,通过各种类别制造业中的典型案例,表达了中国制造的兴起怎样改变了全球经济的格局。同时为中国制造在下一步的转型升级破题——中国企业的价值取向: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 第二集《品牌在缝隙中渐进》,通过几个不同类别的企业案例揭示了中国制造企业如何在强手如林的全球市场,为打拼自己的品牌而进行的艰苦探索,为正在全球市场低迷过程中的中国制造企业开启了一扇可供借鉴的窗口。 第三集《创新的世界观》,其核心是“让创新开拓市场,让市场维系创新”,通过东软、吉利、龙芯等案例,揭示了在全球化时代的创新思维逻辑——“以我为主整合全球资源为我所用”,这样一个引领中国制造未来的思维方式。 第四集:《国际化之路》,全面分析了TCL、联想和东软在国际化过程中的不同境遇和不同结果,并以此透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路径——实力与价值的交换的信任,以及企业文化的全面融合。 第五集:《升级中国制造》,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收到了了空前的挑战,中国企业如何建立高技术含量的低成本,放弃单一的低价优势构建未来的国家竞争优势。通过比亚迪、中集、吉利、一汽等案例,分别从技术升级,战略升级、管理升级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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