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
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六）
五、法院外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行政裁决
一、行政裁决之现状
就行政裁决的现状而言，除司法部1990年颁发的《民间纠纷调处办法》赋予乡镇政府对各类民间纠纷以裁决权外，国家还通过法律和行政法规赋予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对行政工作中涉及的民事纠纷进行裁决或调解。据统计，1994年6月底前，我国共有14部法律、82个行政法规和190个地方性法规对行政仲裁——实质为行政裁决——问题作了规定。行政仲裁的围极其广泛，门类齐全，包括经济合同纠纷仲裁、技术合同纠纷仲裁、劳动争议纠纷仲裁、消费纠纷仲裁、价格争议仲裁、著作权纠纷仲裁、房地产纠纷仲裁、房屋拆迁纠纷仲裁、工业产品质量纠纷仲裁、新闻纠纷仲裁、土地权属争议仲裁、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仲裁、国际经济贸易仲裁、海事仲裁等。
仲裁法生效后，除劳动仲裁一枝独秀外，其它行政仲裁归于沉寂。行政性的仲裁机构虽被撤销，人员被合并，但因为实际的需要，某些部门的行政裁决权依然保留。王光辉1998年对我国的行政裁决制度研究表明，政府机构大规模改革后，我国的40个部、委、行、署中享有行政裁决权的仍有17个，裁决的纠纷涉及到缔约纠纷、侵权纠纷、权属纠纷、事故责任等。亦即，这些机构仍行使裁决权，但不再以仲裁的形式进行。据王光辉研究，这种行政裁决模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行政裁决的非规化——包括组织方面的非规化和程序上的非规化。[76]
近几年来，因为实际工作的需要以及程序正义理念的灌输，行政机关以仲裁模式解决纠纷做法东山再起，许多地方自发地比照法院的开庭审理模式或仲裁模式裁决纠纷，行政仲裁机制有卷土重来之势。如有些地方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纠纷过程中，以听证会的形式对纠纷进行处理，听证会基本上比照法院开庭的形式进行;某些地方的消费者协会以仲裁庭的形式裁决消费者权益争议。
如前所言，当初取消行政仲裁的主要基于三个理由：其一，行政仲裁机关与行政机关职能和职权不分，导致仲裁机构以行政权迫使当事人就，伤害仲裁之自愿性;其二，一些部委自行颁布的行政性规章中自我赋权，赋予行政仲裁机构“最终裁决权”，试图摆脱法院之监督;其三，行政仲裁的程序不规和不公正。无独有偶，这些问题在英国行政裁决制度发展史上也出现过。历史上，英国普通法院与议会之间就法院对裁判所的监督问题曾有一番较量。国会为阻止法院对裁判所进行干预，在数项立法中订立明确的排斥法院审查的条款。例如，国会的一项立法规定，医疗问题须由医务人员判决，而且他们的判决应当是“终审的”。对此，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领导的法官们在一系列判决中，与议会进行了坚决的抗争。在可能的时候，法官们以巧妙的解释技巧绕开议会的立法。然而在一起案件中，法令说：“郡法院法官的判决书和命令状，或提交到郡法院或在郡法院候审的任何诉讼均不得以上诉、动议、调卷令或其它手段移至其他任何法院。”在走投无路之时，作为高等法院的上诉法官，丹宁铿锵有力地判道：“高等法院有权而且必须有权通过司法审查来管理下级法院和裁判所审案工作。当它们违背法律时，高等法院应该有权纠正，不仅是为本案中的申诉人伸正义，而且也是为了确保所有法院和裁判所面临同样的法律问题时做出同样的判决。公民在法律问题上的权利要取决于由哪位法官审案，或者取决于向哪一法庭申诉，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正确行事方法是这样裁定：任何法庭或裁判所均无权在与案件判决有关法律上犯错误。倘若它犯有这类错误，那么它即是越权，可以用调卷令纠正它的错误。……根据这些理由，我认为可用调卷令撤销郡法院法官的裁定，尽管法令规定其为‘终审的和带有结论性的’”。”在另一起类似案件中，丹宁宣称：“如果裁判所可以不受法院的制约，自由超越它们的权限，那么法制也就不存在了。”就这样，丹宁们成功了捍卫了法院对法律问题的最终判断权。丹宁的判决实质上确立了法院与法院纠纷解决机构之间关系的一个原则，即对于任何法律上争议，法院都有最终的审查权，这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个案的正义，更主要的是保证法律解释、实施的统一。目前，在英国，当事人应当有权就一个法律问题从裁判所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这一原则已被人们普遍接受。[77]
与我国当初行政仲裁不能独立于行政一样，历史上，英国行政裁判所的独立性也曾受到人们指责，为此1958年的《裁判所和调查法》设置了一系制度以保障行政裁判所的独立性，如设立独立的行政裁判所
委员会对裁判所进行监督，裁判所成员或与之相关的核心人员非经枢密院同意，不得予以解职等。[78]为了解决行政裁判所的混乱和非规性问题，1958年后，英国对其行政裁判所进行了撤并和改组，并就程序进行了规。[79]
英国裁判所制度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表明，我国仲裁法实施前，行政仲裁机制运行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在英国行政裁判所发展历史上都曾发生过，属于“发展中问题”。对此，英国对策是就事论事，逐项解决，而不象我国，不会青红皂白，简单化地一概取消了事。
行政裁决纠纷的必要性已如前言，西方国家的行政裁决制度前文中已有介绍，我国现行仲裁机制运行状况也有数据说明，为此笔者认为，从纠纷解决制度的总体构造上而言，国家对于行政裁决纠纷制度应当预以扶持、发展和规，可行的办法是比照英国的做法，设立行政裁判所，以解决行政权力运作过程中所涉及的大量行政的和民事的纠纷。
就行政性争议的解决而言，我国主要依赖于行政复议制度来解决行政纠纷，这也是大陆法系国家通行的做法。从法律发展的渊源上来看，大陆法系的行政救济制度均系仿效法国的制度设计。法国在历史上基于三权分立的理念，对于行政性争议禁止普通法院受理，随着历史的发展，行政系统的这套救济制度发生了二点重要变化：一、行政法官与行政机关保持独立;二、行政救济程序向司法程序转化。两方面共同发展的结果是行政法院的设立。德国的行政救济制度经历了同样的历史。日本以及我国也出现同样的趋势——行政救济司法化，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引入了诉讼程序规则。以我国为例，其行政诉愿程序中增设诉愿参加制度，准许与诉愿利益相关的其他人员申请参加或由法院通知参加诉愿程序;在诉愿程序中明确规定诉愿人有进行言词述的权利;诉愿人有权请求阅览卷宗，这些程序皆出于对司法程序之模仿。[80]行政复议程序的司法化以及行政复议机关与行政机关保护相对的独立性使常设性的复议机构向行政裁判所或行政法院
转型——与英美国法系国家殊途同归。
就民事性争议解决而言，我国行政机关解决的民事纠纷主要可分为二类情形：一类纠纷纯属于民事纠纷，与行政管理无涉，行政机关基于当事人的请求，居间调解或裁决。此项事务按《民间纠纷处理办法》
规定，主要由乡镇司法所主管;另一类是行政机关在处理行政事务过程中兼带解决民事纠纷，典型的如公安部门依《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在处理治安案件的过程中一并解决民事赔偿问题。
就乡镇司法所解决民事纠纷而言，据统计，截止1998年底，全国已建乡镇司法所3.3万多个，配有52875人专职司法助理员。[81]从减轻法院案件负担角度出发，若每个司法助理员每年多解决20起纠纷使其免于诉讼，则全国法院将减少114万起讼案，占1998年法院受案总数588万件的近1/5。这并非是不切实际的想象。据统计，1998年，在我国法院全部一审收案中，民事案件占62.38%，经济案件占26.89%，两者合计达89.27% [82]。这些案件中又有80%以上发生在基层法院。[83]
二、行政裁决的正当性
现代国家权力运作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司法与行政虽仍保有各自的权力运作特征，但两者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表现为行政权的司法化与司法权的行政化。就司法而言，法院对于解决政策性争议兴趣大增。弗里德曼在言及二战后美国上诉法院的变化时说：“不仅在容上，而且在形式和程序方面法院也发生了莫大变化。法院开始变得不再拘泥于形式，在提供救济方面越来越大胆起来，而且不太考虑传统的束缚。法院更乐于倾听新奇的请求，对于那些称作法院专业技术的问题则显得很不耐烦。法院十分关注‘法以外’的权威，并乐意向更多的当事人者敞开大门，以便倾听处于诉讼领域外的声音。法院对变更先例乐此不疲，喜欢听取以政策或正义为基础的争论……。实际上，以形成政策为容的案件呈大幅度的上升趋势。”
[84]弗里德曼对美国两所初审法院审理的案件则显示另一景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初审法院判决的真正意义上的纠纷案件越来越少，更多的并非是纠纷，而是被称为“公式型司法专门事务”案件，法官不过介于其中做些官样文章，典型的如离婚案件，法官的任务主要在于批准。弗里德曼认为这些“公式型司法专门事务”从道理上说完全可以交由以处理事务性问题为特长的行政机关解决。弗里德曼对为什么由法院而不是政府处理那些结局已定的离婚案件发出疑问。[85]弗里德曼这些言论揭示了美国法院发展的一个趋势：即上诉法院的政策化倾向和初审法院的行政化倾向。在英美的治安法院以及大陆法系的小额法院中，法官职权行使方式的行政化倾向更为明显。这些法院的法官们在处理案件时，远非以一个裁判者的姿态消极地端
坐在大堂之上进行裁判，而是运用各种手段主动、积极地界入纠纷之解决，其解决纠纷的依据也并非依据法律的既定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根据公平原理进行裁量，而主动性、积极性、裁量性例来被认为是行政权行使的特征。治案法院、小额法院法官们的身份及行为看上去更像行政官员而不是法官，不过是被尊称为“法官”的行政人员而已。
行政的司法化倾向首先表现在行政程序大量地汲取司法程序的要素，行政规章的制定，行政命令的做出往往不再采取简单的“我命令，你服从”的传统行政模式，而是吸收大量的司法程序，如听取利害关系人述，以证据为依据，允许律师参与等。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大量地吸收司法程序规则，以至于韦德认为，英国的行政裁判所从本质上来说是司法的，而不是行政的。行政司法化趋势归因于正当程序保障的宪法原则在行政领域的广泛适用，而司法的行政化趋势则是因为法院的案件负担过重，传统程序规则无法应对日益加剧的案件负担，小额程序及简易程序大量适用，出现程序简化和非讼化倾向。程序简略到一定程度使得司法权动作更类似于行政的过程。司法与行政的分野可以从不同角度作以说明，但从国家机关作为制度性存在这一角度出发，则两者的主要区别体现在组织制度和程序制度不同。随着司法程序简化与行政程序复杂化，二者之间在保持基本传统的区别同时，产生相互异化的面相。德国法院处理大量的非讼事件，如土地和财产登记、监护的程序、遗嘱和某些法律文件的登记。德国的法院甚至设有商业登记处，负责所有的商业组织的注册、变更和终止，股份的持有和年度报告等工作，而这些事务在我国完全归属于行政部门处理，分别属于工商、司法、土地等部分主管。[86]此外，在我国属于行政主管的公证事项在则归属于法院管理。
如前文所言，若所有纠纷都事无具细由法院按复杂的诉讼程序解决，国家及当事人皆无法承受程序的沉重代价。为此，行政解决民事纠纷就有了其现实必要性。此外，行政解决民间纠纷还具有追质公正的效果。司法所输出的更多是一种程序正义，由于裁量权有限，法院的判决往往是一刀两断式的。行政机关掌握大量司法机关所不享有的裁量权和各种权力资源——如减免税赋、批租土地、给予特许经营等，在解决纠纷过程中可以通过不同的资源调配，实现纠纷之有效解决。再者，从纠纷解决的技术层面来说，法院不适合解决群体性、复合性纠纷。法院的程序特征决定了法院适合解决被进行“切片式”处理从而被“简单
化”了社会关系，对于群体性、复合性纠纷如旧城改造中的房层拆迁、群体性的山林纠纷、宗族械斗等，法院穷于应对。这此纠纷的特点是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社会关系纠缠在一起，仅仅就其中的一部分进行审裁，达不到解决纠纷的目的。细而言之，行政解决纠纷相对于司法解决纠纷至少有以下几点优势：
(一)行政解决的迅捷与低成本。司法是一种高度程序化作业，当事人和国家必须为此支付昂贵的制度成本：高薪供养的法官，苛刻烦琐的仪式，一丝不苟的判决等。相对而言，行政官员的供养成本以及行政解决纠纷的制度成本都远远低于法院。英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在论及英国行政裁判所的优越性时精辟地指出：“20世纪的社会立法设立裁判所仅仅是出于行政上的原因，是因为它能够提供一种较为迅速、经济，也更为便捷的公正裁判。它是处理大量有关福利计划的小额请求的必要设施。法院的法律程序是琐碎、缓慢、费用昂贵，它的缺陷也正是其优点，因为法院的任务是实现高标准的公正。一般而言，公众总是需要尽可能的最好的产品，并准备为此付出代价。但在处理社会事务当中，目标就不同了。这个目标并不是不惜任何代价以获得最好的结果，而是在符合有效管理的基础上取得最好的结果。为了节省社会和当事人的开支，应当使争议得到迅速和经济的处理。” [87]正是因为诉讼成本的高昂和迟延才产生行政解决社会纠纷的需要。
(二)行政解决的专业性。司法的专业化是指法官通过法律训练和司法实践，习得一套如何解决纠纷的专业性知识。法官的专业技术体现在“以何种程序操作诉讼”和“以何种规则认定事实并解决纠纷”等方面。在传统社会，纠纷解决者仅需具备生活常识和有限的法律知识即足以担当重任。现代社会则不同，其特点是社会精密分工达到常人所难以理解和掌握的程度，导致法官在审理专业化纠纷时，时常感到力不从心。案件审理过程中涉及千奇百怪的专业技术、五化八门的行业术语令法官无所适从。纠纷的专业性还表现在解决纠纷所依据的规则(行政规章、行业规则)专业化上。以劳动纠纷为例，除去由全国人大制定的《中华人民国劳动法》以外，国家劳动部以及各省、地、市的人大、政府以及劳动管理部门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有各种各类的劳动法规。对每个企业来说，对其可能生效的劳动法规不是一部二部，而是三、四本书的容。若非一个专业人员，很难从这遮天蔽日的法规丛林中找到合适的路径。这些令法官手足失措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工作制度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工作制度 1、定期排查制度。各村居（社区）每周集中上报管区矛盾纠纷排查情况；各管区每周一例会，将各村居矛盾纠纷集中梳理分析，落实调处措施。对本级无法处理或有重大稳定隐患的，及时上报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 2、受理登记制度。村级调委会、管区调处中心对不同渠道收集的矛盾纠纷进行审查分类登记，受理矛盾纠纷实行一案一记。 3、分流指派制度。街道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对所有受理的矛盾纠纷进行分类汇总和分析研判，按照“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归口管理、分级负责、依法调处、限期办结”的运作方式，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视情况分流指派或直接组织调处。 4、联动联调制度。涉及到多部门或跨领域、跨单位的矛盾纠纷，由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进行联合调处；矛盾纠纷涉及到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相关部门要加强宣传教育，其他部门应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宣传、教育、疏导和化解工作。 5、突发事件应急调处制度。对于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等，党委政府成立突发事件应急调处工作小组，相关部门按要求迅速抽调人员积极参与，密切配合，做到及时化解。 6、限期办结报告制度。各相关部门、单位对分流调处的矛盾纠纷，应在7日内与信访人或当事人见面，了解具体情况，应在20日内办结，上报信息整卷归档。特殊情况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批准后可适当延长办理时间，但最长不得超多一个月。 7、联席会议制度。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多元化解中心主任召集，街道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成员单位参加，每半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统筹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协调联动、效力衔接等问题，并研究制定相关措施，协调调处疑难复杂案件，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特殊情况，可以临时召开。
矛盾纠纷多元化调解机制
七、矛盾纠纷多元化调解机制 (一)工作原则。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坚持调解优先、公正高效的原则依法调解德、法、情相结合的原则引导调解与自愿调解相结合原则平等调解与公正调解相结合原则优势互补、联动联调原则。 (二)调解组织建设 1、各乡镇和村社必须建立人民调解组织企事业单位、医院、大型集贸市场等应当结合当前社会管理的新形势新任务建立人民调解组织人民调解组织必须选配一定数量的为人公道正派、具有一定知识、热心调解工作的人员担任人民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人民调解组织要在继续做好婚姻、家庭、邻里、房屋宅基地、生产经营、损害赔偿等常见性、多发性纠纷调解工作的同时不断拓展调解领域积极做好土地承包、环境保护、劳动争议、医患纠纷、征地拆迁等社会热点、难点纠纷的调解。 2、县行政机关都要成立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开展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组改制、劳动和社会保障、环境资源保护等领域问题发生的矛盾和争议的调解工作各级公安机关特别是乡镇派出所要结合治安案件查处建立健全以公安民警为骨干、吸收城市社区、农村村委会干部参加的调解组织开展调解工作。 3、县人民法院和基层法庭结合案件审理活动在相关法庭推行建立调解机制按照“调解优先”原则由审案人员兼职
开展诉前、审前、庭外等环节的调解工作解决争议做到能调则调。 (三)建立联动调解机制 1、实行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衔接联动 (1)诉前告知人民调解。人民法院在立案时对案情简单、争议不大双方当事人均在同一辖区的民事纠纷经当事人同意的应暂缓立案告知当事人选择所在地所在单位或纠纷发生地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以人民调解组织名义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调解不成的再由人民法院审查立案。对于不符合起诉条件、不予受理的民事纠纷法院应及时将案件转移至当事人所在地所在单位或纠纷发生地的乡镇司法所转交相关人民调解组织做好调解息诉工作。诉前经人民调解组织主持调解达成协议的制作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对一方当事人到期不履行义务、且符合《民事诉讼法》申请支付令条件的案件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起诉请求履行协议。 (2)诉中委托人民调解。人民法院在庭审前或审理中对有可能通过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民事案件经当事人同意应中止诉讼将案件委托当事人所在地所在单位或纠纷发生地的乡镇司法所转交相关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调解组织将《委托人民调解反馈函》及《人民调解协议书》一并移送人民法院备案协议不成基层调解组织应当将《委托人民调解反馈函》及证据材料移送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基本
互联网金融的纠纷解决机制
互联网金融的纠纷解决机制 在很多互联网金融纠纷中，缺乏成熟的纠纷解决路径，有的参与者不知道该如何维权，这使得探索互联网金融的纠纷解决机制显得很有必要。根据《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互联网金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包括在线解决、现场接待、监管受理投诉、第三方调解、仲裁、诉讼等。而本文认为，最适合解决互联网金融纠纷的机制是在线仲裁，也称为网络仲裁。 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 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互联网金融涉及人员数量众多、分布极为广泛、交易发生在互联网上，法律关系复杂。在缺乏完善的信用环境和监管规则的情况下，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风险事件频繁发生。个体网络借贷机构（P2P）跑路、支付乱象、众筹失联等诸多纠纷也常见于媒体报道。 互联网金融的业务特点 梳理互联网金融的纠纷解决机制，先要了解互联网金融的业务特点。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是金融，但其业务操作却更凸显互联网的特点。 首先，是平台化。运营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企业基本上是通过搭建一个平台，来连接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需求者和供应者。如P2P业务中，一端是资金提供者（投资人），另一端是资金需求者（借款人），中间便是P2P平台及平台上的相关服务方，如支付服务、托管服务、担保服务等。从法律角度看，平台提供中介服务，平台与其他参与方签署的是中介服务合同或顾问服务合同。 其次，是网络化。互联网金融平台本身即是一个网络，可以是个人电脑（PC）端，也可以是移动应用软件（APP）端。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参与方通过互联网与平台、其他参与人进行联系，发生交易，并进行资金转移。他们通过网络签订电子合同，形成借贷法律关系、投资法律关系、支付服务法律关系等。
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五)发展与协调
公司诉讼 理由 是什么？ 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五） 四、法院外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仲裁 一、现状及成因 《仲裁法》实施以后，仲裁机构的组建取得长足进步。至2000年6月，全国依《仲裁法》组建的仲裁机构共148家，包括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海事仲裁委员会共有150家。现有仲裁委员会委员2100多人，工作人员1300多人，仲裁员17000多人。但新组建的仲裁机构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与立法时的预期相距甚远，最明显的表征是新设的仲裁机构受案极少。据2000年6月在昆明召开的第五届全国百市仲裁工作会议公布的信息，《仲裁法》实施五年来，全国各地仲裁委员会共受案17000多件，标的额257亿元。其中受案最多的为1999年，全国150余家仲裁委员会共受理经济类型案件6353件。而据29个省市工商局1992年统计，该年全国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共受理经济合同争议案件279167件，结案283368件(含前期未结案9777件)。其中调解结案261363件，占结案数的92.2%;裁决结案5520件，占总数的1.9%。将1999年仲裁机构的受案数与1992年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的受案数相比，令人顿生今不如昔之叹。当然，此处未对两者间的质量进行比较。 南通市仲裁委员会的两位仲裁委员称：“这实在是一个令仲裁界和所有仲裁人微不足道更是难以自豪的数字。” [67]据业界人士分析，影响仲裁工作开展有四大障碍：1、社会障碍。表现为：部分企业、经济组织和公民对仲裁根本不了解。据南通市仲裁委员会1998年8月在南通地区所进行的调查，受访多个大中型企业中，只有4%的人表示对对仲裁制度比较了解，而这4%的受访人均为企业的法律事务负责人，其余的人对仲裁的实质性内容一无所知。2、司法障碍。表现为法院消极对待仲裁和积极对抗仲裁。消极
民族地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
民族地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处理民事纠纷中形成了多样的纠纷解决机制，加之传统的“无讼”理念深入人心，民间纠纷解决在过去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社会的发展和法制的传播，对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民族地区更是有其特殊性。民事诉讼制度和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应怎样处理呢？诉讼制度和传统机制都存在着不同的缺陷，想要在民族地区建立一个和谐的现代法治社会，不能一味追求“法治”，必须将不同的纠纷调解机制协调起来，共同发挥其职能。 民族地区民事纠纷传统机制诉讼 一、民族地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现状 “在中国，民间普通人还是害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推行下乡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一般地处偏僻，民风相对淳朴，那些不容于乡土伦理的人物却从此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民族地区人数较少，经济不发达，人们根据习惯法的自觉遵守以及权威人士的调解，能够妥善化解民事纠纷，然而这仅仅能在人口较少、相对封闭的社会适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普遍联系程度加深，经济往来成为极为普遍的现象，民族地区原先相对落后、封闭的环境被打破。相应的，原先自给自足的纠纷解决机制也面临着危机。 “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他破坏了
原有的礼制秩序，但又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如果这些方面不加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经发生了。”民事诉讼制度究竟有何缺陷，致使其在民族地区难以得到试用呢？第一点，诉讼成本较高。民事诉讼首先要缴纳诉讼费用，尤其在涉及金额较大的经济纠纷案件中，诉讼费用也很可观。第二，民事诉讼经历的周期较长，效率低下，造成诉讼正义额迟延。正义迟延不仅使少数民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保护降低司法裁判的质量。第三，诉讼程序复杂。当事人大多对程并不了解，诉讼程序的复杂性给很容易将当事人拒之门外。第四，我国民族地区司法资源严重不足，现代法治普及以来，尚未与其他纠纷解决方法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导致出现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剧增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法院处理诉讼纠纷的效率和能力。第五，诉讼与非诉模式衔接不合理。构建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创建和谐社会法治的重要条件，但在实践中存在许多矛盾，成为诉讼制度合理运行的障碍。 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立的必要性 当下我国还处在经济转型的时期，少数民族地区也正由传统的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传统人际关系模式也遭遇挑战，很难有“权威人物”能够解决纠纷，传统纠纷解决机制正在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而传统的“礼”治观念也逐渐淡出人们的思维，传统纠纷解决机制正在失去其思想基础。传统的纠纷调解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制度
潘津乡中心学校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制度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上级有关文件精神为依据,特立本制度,为打造“平安校园”提供有力保障,切实做到“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好,处理得了”,确保教育教学工作顺利推进和教育大局的稳定。 二、矛盾纠纷排查方式 认真做好老师的思想建设工作，利用政治学习时间，除对国家方针政策进行集中学习外还要搜集案例对教职工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教职工能在相互融洽的关系中团结合作，理解支持。对教职工之间的矛盾纠纷进行调解，采取召开民主生活会，个别谈心等方式把矛盾纠纷处理在萌芽状态。我校利用家长会、学校开放日、家访等形式积极向家长宣传学校教育，争取家长及社会人士对教育的更大支持，创“家长放心，人民满意”的学校。 妥善处理校园周边关系，教育好学生不破坏周边群众设备设施，不损坏群众利益。虚心听取周边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如周边环境中存在对学校校产和师生安全极大隐患的人事，要时刻提高警惕，不能解决的及时报告上级部门和公安机关。 三、重点疑难纠纷报告制度 对发生多次或重大纠纷不能妥善解决的，要及时报告有关部门进行解决，报告要做到及时，真实逐级上报。每次情况的调查和协调要做好相关记载，以备上级部门参考和检查。调查情况必须有当事外的
两人以上在场。
四、领导轮流值班制度行政领导实行24小时开机，包括节假日。在上班期间，行政人员轮流值班，保证办公室有人值班，对来访者进行接待。对来访电话进行登记、答复、处理和汇报。 五、接待登记制度 学校实行关门上课，对来访者由门卫进行登记。开门登记之前对来访者要进行盘查，盘查内容为姓名、住址、身份、来意等，在盘查时要察言观色，保证不放可疑人员进入校园，盘查还要注意文明礼貌，做到文明值勤，礼貌待人。学校全体教职工对来访者要热情接待，对来访者提出的重要意见和建议要做好记录，并及时报告学校行政。 六、限期处理制度 对校园内发生的师生有关人员的矛盾纠纷进行处理，坚持及时、逐级处理原则对本班内发生的学生之间、科任教师间的矛盾原则上由班主任进行协调处理。班主任不能处理的交由教导处主任和负责安全的副校长处理。校内外其它纠纷交由分管领导先进行调查处理。不能解决的矛盾纠纷要及时报告调解主任。全体教职工必须做到不推诿责任，不把小纠纷都推向领导，不把矛盾上交，在处理中，还应兼顾学校及其它教师利益，做到以人为本。 七、督查回访制度 对校内外矛盾纠纷进行调解处理后，要定期进行检查、了解现状，要找当事人谈心，听取当事人意见反馈。如果当事人在心里还有不服或不满，要进行开导与说服教育。以达到彻底化解矛盾，增强内部团结的目的。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时代意义及其要点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时代意义及其要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涉及到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抽象层面和具体层面、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决策层面和操作层面、确定性层面和探索性层面等方方面面，而这些亮点，恰成为构筑和打造国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法治化框架的重点、要点和关键点。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时代意义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的发布具有重大意义，比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有助于破解法院正面临的案多人少的矛盾，有助于确保当事人行使更为广泛的程序选择权，有助于社会团体和组织的发育成长，有助于民事纠纷得到更具针对性的类型化解决，有助于彰显司法为民、便民、利民的更加丰富的内涵等等。这里仅就以下两点做重点阐述：第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拓展了司法改革的覆盖范围，指引了司法改革的新型领域，明确了司法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所在，同时启迪着更深层次的改革诉求。长期以来，诉讼或审判被视为民事纠纷解决的唯一途径，国家通过法院几乎将纠纷解决权全盘垄断，诉讼由此陷入公力救济唯一化的泥潭之中，诉讼中的弊端日益凸显，诉讼成本高昂，诉讼迟延普遍，诉讼中的不公和腐败问题多发频发，诉讼的过程和诉讼的结果很难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于纠纷解决的期待与愿望，由此所造成的诉讼难题不断产生，比如诉讼难、公正及时审判难、执行难、申诉难等等，也造成了纠纷化而不解、案结事难了以致纠纷大量外溢、信访上访等现象。这也导致了司法最终解决原则难以实现，司法既判力脆弱，司法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司法公信力大受损伤。与此同时，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则日趋式微，比如人民调解功能萎缩，民事纠纷的行政解决不再行之有效，社会团体和组织化解纠纷的机能生成困难。这就形成了诉讼高耸、非诉讼矮化的非协调性制度现象。非诉讼机制的弱势低能势必制约和影响诉讼机制功能的充分发挥，这就形成了双输而非双赢的尴尬局面。 因此，从纠纷解决的视角而言，目前司法改革面临着三大任务：一是“去库存”，将法院大量积压的案件（包括被排除在法院立案大门之外的案件）进行外化分流解决，尽快消化；二是“降成本”，不仅要大幅降低国家投入于纠纷解决领域中的成本，使稀缺而宝贵的司法资源均衡分布于公力救济与社会救济领域，同时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降低当事人行使诉权、使用法院的时间成本、物质成本和机会成本，切实增强纠纷解决机制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三是“去短板”，要强化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和作用，使之与诉讼机制比肩而立，同频共振，形成解决纠纷的管用、完整并具有内在有机关联的制度体系，使之产生出纠纷解决的整体功能和规模效应，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通过上述三个方面司法供给侧改革，便有助于将局限于诉讼和法院领域的司法改革延伸至整个社会纠
试论我国多元化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研
试论我国多元化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研
试论我国多元化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论文摘要我国目前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并不单一，多种多样，已经建立起了包括调解、仲裁等多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以及行政裁决、诉讼等纠纷解决方式，但是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相互之间未形成一个有机协调和良性对接的有机体系。简而言之，当前的问题不是要创造更多的纠纷解决方式，而在于有效整合各类纠纷解决机制。因此，当务之急便是建立一个协调、互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必要的立法或者制度建设对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和衔接，以更好地发挥各自的功能和整体效益，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论文关键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ADR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一）“纠纷解决机制”的界定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相互协调的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满足社会主体多样性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系统。“由于情感恩怨，利益归属及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存在，人类社会从其产生的那一天开始，便伴随着不同的纠纷和冲突。”纠纷的产生具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马克斯·韦伯曾经把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归结于社会资源的稀缺性。 对于纠纷这一人类社会无可避免的社会事实，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司法制度的探索中采取了很多种不同的解决方式，如协商、和解、调解、仲裁等方式，直到诉讼制度的出现，对人类社会纠
纷的解决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本文所称的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是指包括诉讼制度和法院以外的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内的各种制度的总称。 （二）我国主要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内容 民事诉讼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和地位，其主要功能是解决民事案件纠纷。尽管在其成本、效率等方面可能不及和解、调解或仲裁，但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秩序和司法尊严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诉讼程序一样，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宗旨也是通过为社会主体提供一种在公平程序上对话和协商的渠道来解决纠纷，二者一样都属于程序范畴。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实践中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并不单一、多种多样，已经建立起了多种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包括和解、调解、仲裁、行政裁决等多种方式： 1.协商和解 和解不是由第三方，而是通过当事人双方的相互协商和妥协达成一致自主解决矛盾纠纷的行为。和解的过程一般即是谈判协商的过程，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充分体现，在德国民法典中，和解被表示为“以相互让步的方式消除当事人争执或者不确定性的合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违反当事人意志、强迫调解甚至滥用权力的司法不公和腐败行为，同时纠纷的解决也更稳定，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对立局面消除也更彻底。 2.调解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之欧阳音创编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内涵 （一）纠纷解决机制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纠纷解决机制：指一个社会为解决纠纷而建立的由规则、制度、程序和机构（组织）及活动构成的系统。狭义的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指国家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建构或界定的、由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或程序构成的综合性解纷系统；广义的纠纷解决机制，还包括非制度化的临时性、个别性纠纷解决活动，以及民间社会自发形成的各种私力或自力救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由各种性质、功能、程序和形式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构成的整体系统，在这种多元化的系统中，各种制度或程序既有其独立的运行空间，又能形成一种功能互补，以满足社会和当事人的多元化需求和选择自由。纠纷解决机制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区别：纠纷解决机制存在于人类发展的任何阶段，在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纠纷解决机制。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晚于纠纷解决机制而产生，社
会越复杂，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也越丰富，不同的纠纷解决机构、方式或程序共同构成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针对不同的社会需求，根据社会主体的选择，建立适应本国或本地需要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机制：是指一个社会中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包括诉讼与非诉讼两大类型）以及特定的功能相互协调、共同存在，所构成的一种满足社会主体多种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调整系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既包括非诉讼机制，也包含司法和诉讼机制，在理论上，强调以一种综合视角研究诉讼与非诉讼、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国家司法权与社会自治、公力救济与社会以及私力救济之间的关系；在制度和实践方面，注重构建司法与非诉讼程序协调互动的解纷机制。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又称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该概念源于美
财产安全制度和纠纷解决机制
【】私募基金财产安全监管制度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建立健全【】及所发行私募基金财产安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资产业务的规范发展，防范经营风险，保护资产的安全与完整，促进各项经营活动的有效实施，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本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制定。 第二章公司资金监管规范 第三条公司应当按照企业的风险隔离和财产隔离制度和相关要求，对私募基金的财产进行独立管理，按照防火墙隔离原则，公司自有资产与基金资产和其他资产之间、各基金资产之间严格分离、分别管理。 第四条公司不得将私募基金财产归入其固有财产。公司因私募基金财产的管理、运用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和收益归入私募基金财产。 第五条公司自有资产必须以本公司的名义进行独立管理，不得假借他人名义或者以个人名义进行管理，不得转借给他人使用。 第六条为防范利益输送及其他有损客户利益的行为，企业自有资产、不同的基金资产之间均应独立运作，账户管理、投资运作、信息传递等方面保持相互独立。 第七条公司以其固有财产承担法律责任，其债权人不得对基金财产行使请求冻结、扣押和其他权利。公司因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等原因进行清算的，基金财产不属于其清算财产。 第八条公司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擅自将基金资产用于抵押、质押、担保或设定任何形式的优先权或其他第三方权利。 第九条基金财产产生的债权不得与不属于基金财产本身的债务相互抵消。
非因基金财产本身承担的债务，公司不得主张其债权人对基金财产强制执行。上述债权人对基金财产主张权利时，公司应明确告知基金财产的独立性。 第十条当基金份额持有人与公司基于基金财产而发生争议时，由公司对基金财产的独立性承担举证责任；各方基于争议应寻求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照约定的纠纷解决方式解决；没有约定的，各方均可按照法律规定寻求司法途径解决争议。 第十一条公司应当妥善保管基金财产及基金财产投资运用产生的相关文件资料，以便投资者审阅。 第十二条公司应当严格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投资限制、投资禁止行为进行投资。 第三章基金托管 第十三条除非基金的全体投资人一致同意，公司业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全体投资人要求选定符合条件的机构作为托管机构（以下简称”托管机构“），对基金的资产进行托管。 第十四条原则上，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人应具有独立性并符合以下条件：（一）成立时间在三年以上的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二）具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基金托管资格； （三）具有基金托管经验； （四）具有专门服务于基金管理企业的内设机构； （五）最近3年无重大过失及行政主管机关或司法机关处罚的不良记录 （六）与基金的主要出资人、管理机构及其成员无股权、债务和亲属等关联和利害关系。
试论多元化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试论多元化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论文摘要所谓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当中，运用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达到各种解决方式能够发挥他们各自特定的功能，以及运用他们自己的运作方式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并且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于社会主体的多元化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多元化解决体系是相对于单一化解决体系而言的，其最大的意义在就在于避免把纠纷的解决方法单纯寄予某一种程序，如诉讼，从而导致将其绝对化；以适应人类多元化的社会价值和多元化的手段为基本理念。 论文关键词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一、建立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原因 一方面，伴随着社会分工比原来越来越专业化和以及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的深入和发展，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在商品经济的时代，中国已经开始逐渐有“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过渡，这也造成了由原来的传统依靠宗法制度解决问题向主要依靠法律来解决问题，这也就造成了现在社会上法院受理案件的不断增多，人民法院解决纠纷和社会矛盾的任务也越来越重。这就造成了传统的非诉讼解决机制逐渐萧条，丧失了其应有功能，致使一些民事纠纷难以及时解决，民众涉法涉诉信访不断上升，从而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1.“法律万能论”观念的过犹不及，因为我国几千年就是一个主要依靠宗法制度和血缘关系来处理和解决纠纷的国家，再加上历代统
治者“重刑轻民”的观念，造成了人们对权力的崇拜和“厌讼”的心理。驶至近代，中国选择了向西方学习，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和法律思想。而要学习西方就不可避免的要人们放弃传统的利用宗法来调节人们解决纠纷的方式和方法。这必然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国家机关利用自己掌握的媒体，大肆的宣扬“法律至上”，同时也会对传统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冠以“封建“的恶名，随着法治思想的深入，近代的中国人逐渐摆脱了“厌讼”的心理”，但是却又走向了另一极端，盲目的崇尚法律，这当然也有“对权力”崇拜的思想在作祟，过分相信法官的力量。因为“法官”也是“官”，这就造成了法院那边“门庭若市”而像调解、仲裁等机关却是“门可罗雀”的局面，这也直接导致了一个后果，那就是法院任务量大，这就很难保证案件判决的质量。另一方面，仲裁、调解、和解由于人们的长期的冷落，这些机关的作用在一步步的退化中，这也造成了诉讼的单一化的局面。 2.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缺乏应有的保障制度。老百姓为什么不太愿意选择那些“非诉讼”的调节机制呢？我想大概是有以下几点吧。（1）随着普法工作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沉睡了几千年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这些明白了自己掌握权利的人们，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是就会对保护自己的权利跃跃欲试。（2）非诉讼解决机制在执行上缺乏强制性。老百姓看到自己经过仲裁或者调解、和解的案子最后的执行却依然依靠法院来解决，这就使非诉讼机关在人们心中缺乏一定的权威性，这也造成了人们不太信任“非诉讼解决机制” 3.法院自身考核机制导向偏离。从目前法院的审判业务考核分
矛盾纠纷处理制度
矛盾纠纷处理制度 为进一步落实学校安全工作，创建“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建立不稳定因素和矛盾纠纷的排查、分析机制，并及时调处、化解学校各类矛盾，全力维护校园的安定稳定特制定本制度。 一、矛盾纠纷集中排查调处领导小组： 组长：常志清（学校校长） 副组长：申玉龙王永红韩志刚杜海林（学校副校长）成员：学校各行政管理人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学校行政办公室负责人负责日常工作，事故及隐患报告电话为：3189600。 二、领导小组成员职责： 常志清校长：主抓学校各类矛盾排查、预防、处理的全面工作。 申玉龙、王永红、韩志刚、杜海林副校长：主抓各类矛盾排查、预防、处理的具体实施，并承担各部门的协调工作和家长与学校之间的协调工作。 张庆华：协调处室各类矛盾。 刘雪梅：协调教学人员之间矛盾。 田永红：协调后勤各部门、各员工之间矛盾及学校人员与校外人员之间的矛盾。 三、工作制度： （一）加强领导、明确职责 学校实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责任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分级负责，归口到处，责任到人，定期排查，限期解决。学校各部门党政主要领导是维护学校稳定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可能影响学校稳定的重大矛盾和突出问题，亲自协调，
督促解决；对可能引发群众性事件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要千方百计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内部，解决在萌芽状态；对因排查工作不细致，调处工作不到位导致矛盾激化，发生群体性事件，造成恶劣影响的，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 （二）信息畅通、加强矛盾预测、预防工作 为了把各种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学校广开信息来源，拓宽信息渠道，及时发现“萌芽”。通过谈心、交流及情报信息报送制度和节假日各部门领导值班制度等形式广泛获取有关内幕性和预警性信息，切实做到上下联络畅通，信息传递及时准确。 此外，学校各部门要注意掌握广大师生员工的思想动态，通过定期召开有关的座谈会、分析会，了解各种动向，研究应对措施；通过领导深入基层和校长信箱、学生座谈会、家长意见二十四小时回复等制度，广泛听取师生员工的意见和要求，认真解决问题。对于反映出来的各类矛盾和纠纷落实化解责任，做好疏导工作。 （三）齐抓共管，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 学校各职能部门在对本单位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必须从学校的安定稳定大局出发，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沟通和协调，齐抓共管，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充分发挥党办、工会、队部、保卫等职能部门的作用和基层单位处理本单位矛盾纠纷的优势，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努力把矛盾和问题化解在本单位。以党委办公室为主，负责调解党员干部之间的矛盾；工会负责调解校内教职工之间的矛盾；保卫处、德育处负责调解学生之间、学生与校外人员之间发生的矛盾纠纷。 （四）抓好经常性与重要时期的排查调处 按照抓早、抓小、抓苗头的要求，加强预测、预防、化解工
开展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开展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一项事关社会经济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工作，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置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重要战略位置。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注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主线，以治安防控体系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建设为重点，以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活动为核心，深入开展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战略目标，全社会高度重视，并把它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重点工作，在工作中坚持全面排查与重点化解相结合，一般纠纷与定期排查相结合，以点带面，全面推动社会多元化矛盾纠纷调解组织形式、工作机制的运转，实现“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社会稳定”的目标，真正呈现出社会稳定、民族和睦、治安良好、群众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现就如何建立“多元化调解矛盾纠纷机制”浅谈如下认识： 一、X X社会矛盾基本状况 X X乡位于县城东南部，地处哀牢山和X X山中部，位于东经100°28'—100°40'，北纬24°42'—24°56'之间，东接X X县和X X州X X县，南连X X地区X X县，西界X X镇，北邻X X镇。全乡总面积
251.95平方公里，境内最高海拔2790米，最低海拔1446米，平均海拔2118米，年平均气温15℃，全年无霜期300天，年平均降雨量1250毫米。全乡有13个村委会，222个自然村，290个农业小组。居住着汉、彝、白、哈尼、傣、苗、傈僳、佤、纳西、回、布朗11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17377人，占总人口的48.8%；2015年末，全乡共有居民9561户，农业户8776户，总人口35720人，农业人口34799人，人口密度142人/平方公里；现有耕地面积28148亩，农民人均占有耕地0.81亩。农村经济总收入8865.5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414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35万元，全年粮食总产量1138.46万公斤，人均占有粮318公斤X X乡境内有X X X、X X X、X X X三个集贸市场，境内干湿季分明、雨量充沛，雨热同季、霜期短、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15℃，年降雨量平均在1250毫米，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上市交易的主要农副产品有粮食、蔬菜、大白芸豆和早蚕豆、碗豆等作物，是烤烟、泡核桃、茶叶等经济作物适宜种植区。 ——烤烟产业稳步发展。全乡大部分地区均适宜种植烤烟。主要品种有红花大金元，属清香型山地生态烟，所产烟叶色泽金黄，内在质量较好，2015年，全乡共种植烤烟7200亩，实现产量1.73万担，产值983.6万元。 ——茶叶种植历史悠久。全乡有茶园面积18300亩，可采摘面积17233亩，茶叶总产73万公斤，产值1095万元。主要品牌
论民事诉讼与其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
论民事诉讼与其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 法学四班20157652 摘要：民事纠纷是指基于民事违法行为而产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法律争议，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是指缓解和消除民事纠纷的方法和制度。本文通过对比和分别联系，将民事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自决、和解、调解、仲裁等）衔接起来，研究不同纠纷解决机制的协同运作，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充分发挥各自的最大作用，以满足社会主体多样的纠纷解决需求，提高诉讼效率、改善司法实际，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关键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民事诉讼、公平与效率、非诉讼纠纷解决 正文：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社会、文化不断发展，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我国民事纠纷的数量激增，纠纷的内容、性质和形式日益多样化。面对激增的社会各类纠纷，大量的案件涌入法院，使法院的负担加重，案件与日俱增，大量案件囤积，导致司法效率不高，审判质量也下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因此有效地利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此危机，减轻法院的压力。 此外，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机制”1。因此，对于多元化纠 1在2015年10月13日结束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
纷解决机制2的研究成为经济发展和司法现实的迫切需要。 一、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劣对比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定社会中实行的，用以缓解、消除民事纠纷的一整套制度和方法。我国现行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概括起来主要有：自力救济——自决与和解；社会救济——调解与仲裁；公力救济——行政裁决和诉讼。 前两种可概括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国外则称其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英文是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即用多种诉讼外的方式来替代诉讼解决纠纷，又称法院外纠纷解决机制。 二者各具特点，优劣不一。民事诉讼的优点包括： 其正当合理的程序有助于案件事实的澄清和民事纠纷的公正解决。具有强制力，成为公民权利实现的有力屏障。 而其缺点在于： 诉讼是一种极具职业专门性的技术性活动，不易为一般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当事人在心理上与诉讼保持一定的距离，妨碍了对诉讼的利用。程序复杂繁琐、时间持久、成本高昂。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以下优点： 成本低、迅速、便利；程序简单明了；高度的意思自治。 其缺点体现在： 在追求低廉和迅速解决纠纷的同时，可能导致一些非正义的结果，例如，当事人的妥协使自己的权利不能全面实现；抹煞和淡化当事人的权利意识和实现权利的意愿；在运作中可能出现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过分发展或强调ADR 2“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的学术研究语境中，其分界并不是非常清晰，其往往与源自美国的ADR运动联系在一起。是故，实践中其翻译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等等不一而足。但是，严格说来，ADR 本身是否就是“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的缩写形式，这也是有争议的; 另外，其中的“alternative” 替代的是谁，同样是有疑问的。 对于这些用语上的区别，西北政法大学赵旭东教授就认为，“‘多元化’的概念不能准确反映这种有机统一体系的内部关系，也不是‘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同义词。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应当建立在以司法为中心的法治主义理念之上”。参见赵旭东: 《纠纷解决机制及其“多元化”与“替代性”之辨析》，载《法学杂志》2009 年第11 期。客观地说，以协商、调解、仲裁等为典型的ADR，不宜用列举的方式呈现，可以概括其特点。可以预想到的是，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还将出现更多、更新的ADR产品。
关于建立矛盾纠纷调处和化解机制的实施方案
关于建立矛盾纠纷调处和化解机制的实施 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长效机制，切实加强全市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积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明确目标任务，进一步认清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重要性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建设“平安马鞍山”、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对于维护群众利益、密切联系群众、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市的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现实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相互交织，信访总量仍在高位徘徊，越级上访和突发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社会内部矛盾解决仍然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各级党委、政府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充分认清当前解决社会矛盾，特别是信访、维稳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在大趋势、新起点上严肃对待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切实提高对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认识，努力增强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真正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紧密结合我市实际，按照集中决策、分散处理的方针，通过强化领导责任，整合基层力量，健全工作网络，加强制度建设，做到人性化和规范化，努力化解社会矛盾，真正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当地、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实现“小矛盾纠纷调处不出村（社居委）、单位，一般矛盾纠纷调处不出乡镇（街道）、系统，重大矛盾纠纷调处不出县（区）”的工作目标要求，为加速改革发展步伐，加快实现“两个率先”目标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强化基层基础，进一步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网络 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基层，要进一步整合资源，健全排查调处工作网络，确保层层有人负责、有人抓、有人干，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工作网络。 （一）健全市、县（区）、大单位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领导机制。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各级综治委组织协调。市、县（区）要建立由党政领导挂帅，综治委牵头协调，信访、司法部门具体负责，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处理、组织协调本辖区有关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解决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各企事业单位、市直各部门也要确定相关工作机构或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组织，确立由主要领导负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的领导机制。 （二）健全乡镇（街道）、单位、系统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组织。各乡镇（街道）要建立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维稳、综治组织协调，以司法所为依托，纪检、综治、信访、土地、妇联、共青团、武装、公安派出所等部门参加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统一负责受理、调处辖区内的矛盾纠纷。各大单位、大系统要结合实际，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负责本单位、本系统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三）健全基层单位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队伍。村（社居委）、基层厂矿、集贸市场、流动人口聚集区、居民小区等基层单位要依托各类基层群防群治组织，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站（小组）和信息员（调解员）队伍，努力把工作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切实提高全社会矛盾纠纷信息预警和调处化解能力。 三、坚持防控并举，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
民事纠纷论文：论民事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民事论文：论民事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中文摘要】有社会便有纠纷,纠纷是社会进程中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是一种社会常态。有纠纷就需要有防止和解决纠纷的机构、制度和程序,而纠纷解决机制的健全以及其对现实社会冲突的解决能力和效果,是人们对社会文明程度与社会秩序优良的评价标准。文章针对民事纠纷及其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基本含义进行了分析,对国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考察,以美国、德国和日本三个典型国家为例,介绍了国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兴起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现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论证了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明确了发展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贡献。最后,笔者依据我国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从树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理念、构建中国特色调解制度及激活国内仲裁制度三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想和建议。 【英文摘要】There are social disputes, disputes are an inevitable social phenomenon in the social process, and it is a social norm. A dispute on the need for institutions is to prevent and resolve disputes. Systems, procedures, and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integrity of the real world capac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conflict resolution are the degree of civilization and social order excellent evaluation criteria. This article is for the wide range of civil
社会纠纷及其解决机制(龙宗智)
社会纠纷及其解决机制 龙宗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上传时间:2006-3-24 社会纠纷是指发生于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妨害正常社会秩序的各种权益或权力冲突。社会纠纷的发生与存在是社会和谐的负面因素；有效解决社会纠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 一、我国社会纠纷的类型、成因及发展趋势 （一）我国社会纠纷的类型一常规性纠纷与非常规性纠纷的划分。 常规性纠纷是指发生在个别社会成员或社会组织之间．在正常民事、经济生活或行政管理活动中所发生的规模较小、冲突方式较为和缓、影响较轻的社会纠纷。 非常规性纠纷是指具有下列某一种或某几种情况的社会纠纷： （1）群体性纠纷。即纠纷主体一方或各方为多个自然人或组织机构； （2）政策诉求型纠纷．即由某项重大社会政策的出台及实施所引发，或以反对某项政府政策及其实施为诉求的社会纠纷： （3）涉及基本政治制度以及民族和宗教问题的纠纷。 （4）涉及国家对外大政方针、影响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的社会纠纷； （5）采用特殊动员与对抗方式的纠纷，即静坐、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网上签名等激烈方式的社会纠纷； （6）与境外敌对势力相勾连、受境外敌对势力控制与影响的社会纠纷。 非常规性纠纷是我国现实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影响我国社会稳定与安定和国家大政方针实施的重要因素，非常规性纠纷的解决也是我国实施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与目标． （二）非常规性纠纷的性状与特征． 非常规性纠纷具有下列一些性状与特征： 第一，非常规性纠纷的社会危害程度较大． 第二，非常规性纠纷的一方或各方往往是多个主体． 第三，非常规性纠纷通常难以在司法、仲裁等常规性专门机构或程序中得到解决． 第四，非常规性纠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我国现实社会中阶层之间的紧张与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