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周颂》研究综述

近三十年《诗经?周颂》研究综述

文学院冯雪梅

摘要：近三十年的《周颂》研究突破了较为单一的史学取向而向多视角拓展，学

者们从文化、文学、宗教等方面对《周

颂》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研

究的视野不断拓宽，研究也不断走向

深入。

关键词：80年代《诗经?周颂》研究综述

作为周王朝的庙堂音乐，《周颂》用于祭祀祖先和神灵，在内容上主要为歌颂祖先功德和祈年佑福，被视为庙堂文学，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与风诗都有差距，因而学界研究重点多集中在风诗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周颂》在《诗经》研究中一直处于被冷落的状态。八十年代后，学者们渐渐意识到颂诗的思想意义和文化价值，对颂诗日益关注，出现了一批研究《周颂》的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研究《周颂》并取得了

程度不同的研究成果。

一、对《周颂》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周颂》三十一篇在内容上多为赞颂祖先和神明，创作者多为统治阶级，或是帝王，或是史官、巫师，因而建国以来学界多认为其是歌功颂德的文学，没有什么思想意义，对之进行肯定的学者也只是肯定其史学价值，把之作为分析西周社会制度和阶级构成的史料依据，建国以来的几部文学史著作也只是简单的肯定《周颂》中农事诗的价值。80年代以来，学界逐渐纠正了以前的阶级分析法的偏颇，对《周颂》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价。不仅肯定了《周颂》的史料文献价值，亦肯定了《周颂》在文化史、文学史上的价值。前者如杨晓斌、富世平《〈诗·颂〉正名》（《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9期），此文通过对《周颂》具体文本内容的考察，指出《周颂》诗歌虽大多为歌功颂德作品，但其内容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实录，具有文献价值。较之建国时期只对《周颂》中的农事诗史料价值加以肯定

相比，此文的考察对象更为宽泛，对《周颂》的史学价值认识亦更加深入。而更多学者则从文化史、文学史方面肯定《周颂》的价值，这类论文主要有：王潜生《论周初颂诗的思想性》（《文史杂志》，1987年4期）、《再论周初颂诗的评价问题》（《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6期）、刘操南《〈诗·周颂〉中没有合理内核吗？》（《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1期）、蔡守湘、朱炳祥《人类精神初觉醒的产物――论〈周颂〉在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3期）、瞿钧《怎样评价〈诗经〉中的〈颂〉――兼评刘大杰论〈颂〉诗的特点》（《古典文学论丛》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89页）、夏传才的《论西周的颂歌》（《思无邪斋诗经论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102页）、成顼《〈诗经〉颂诗再评价》（《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3期）、李金坤《关于〈诗经·颂〉诗评价的几个问题》（《冀东学刊》，1997年3期）等。这些论文对《周颂》体现的主导思想倾向加以肯定，认为不能因其是所谓“歌功颂德”就一味加以否定，而应把

它放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周颂》中反映的敬天保民、敬祖重德思想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对后世亦产生深远影响。对《周颂》价值的重新认识有利于《周颂》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二、从宗教方面进行的研究

《周颂》作为周代统治者的祭祀歌诗，其主要内容为祭祀祖先、神明，祈福，表现出对上帝和祖先的崇拜，具有明显的宗教意味，从中不仅可看到庄严肃穆的宗教仪式，更能看到周人的宗教思想，而这对于后人了解周民族思想传统的形成有重要意义，因而从宗教的角度研究《周颂》是很有意义的。在20世纪80年代后这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

一些学者们的研究是从宏观的角度整体把握《周颂》所体现的宗教思想和宗教意识，如孙克强、耿纪平的《〈诗经〉与商周宗教思想、审美观念的变化》（《河南师大学报》，1998年2期），此文考察了《周颂》与《商颂》所体现的宗教思想和审美观念，认为周人的宗教思想已不是商殷人的帝祖合

一，而是帝祖分离，以德释天命，在祭天、祖时更重现实和人事。周小兵、王志忠的《〈诗经〉宗教现象原论》（《湘潭大学学报》，1999年2期）一文则不仅考察了雅诗颂诗所反映的初民的宗教行为、心理和宗天思想，且深入探究了其形成原因，认为初民对未知世界尤其是死亡的恐惧是其宗教思想的基础，并认为雅诗、颂诗所体现的宗教情感体现了中国宗教情感的人文精神，隐含了寓政权于神恩的主题倾向。此文比之其他同一角度研究的论文则其研究更为深入，研究的视野也较之拓宽。华锋《试论〈诗经〉中的宗教意识》（《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5期），刘朝谦《西周政治在祭祀诗乐中对自身本质的体验》（《音乐探索》，1991年4期）,许志刚《〈诗经〉与周代宗教文化》（《诗经论略》中编，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92－274页）亦属于此类。

另一学者则是对周人宗教思想中的某

一特定观念进行研究，如褚斌杰、章必功的《<诗经>中的周代天命观及其发展变化》（《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6期），郭杰的《从

<诗经>看周代天命观念之兴衰》（《江海学刊》1999年2期），陈志信、靳无为的《<诗经>中天（帝）的探讨》（《台州师专学报》）1990年2期），祝秀权的《从<诗经 周颂>看周人的祖先崇拜意识》（《淮阴煤炭学院学报》2003年2期）。岳泓《从<诗经>雅、颂篇中的农事诗看农事与宗教祭祀的统一》（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6期)等。

三、从文化学角度进行的《周颂》研究

《周颂》研究在1949年至1979年这段时期学者们的研究视角是较为单一的，多为从史学向度的研究，把《周颂》文本作为研究西周史的史料，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周颂》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周颂》成为此时期《周颂》研究的一个热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成绩。纵览此时期这方面的论文可看出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类：

（一）将周颂文本与周礼制度结合而进行的传统礼乐文化研究。

《周颂》是周王朝祭礼仪式所用歌诗，是周礼的具体实践和反映，被视为诗之“正经”，在周代诗乐教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而通过对颂诗的研读了解周代民族的礼乐制度就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学者们从《周颂》与周代礼乐文化的关系入手，结合礼制和祭祀制度或对周颂文本作史料分析以期探寻周民族的礼乐制度的真实面貌。如庄志龄《〈诗经〉所见周代祭祖情况初探》（《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3期），陈建国《〈诗经〉农事诗中的祭礼初探》（《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专辑）等。或是二者结合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梳理礼乐文化的发展脉络，揭示颂诗的文化价值。相比而言，后者取得的研究成果更明显。如美国学者夏含夷的《从西周礼制改革看〈诗经·周颂〉的演变》（《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3期）一文对《周颂》中有关礼仪的诗歌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创作于西周早期的颂诗和创作于西周中期的颂诗所反映的礼仪有很大差别，其表现形式与礼仪表演经历了从集体参与到祭师与观众相分离的平等演

进，即从合唱到诗人与观众相分离。以这种分离为起点，中国诗歌从“颂”的领域发展到了真正的文学的领域。此文较好的运用了语言学的材料，通过对西周前后之交礼制变化的考察，很好地解释了《周颂》诗篇风格差异的原因。

姚小鸥的《<周颂载芟>与周代礼乐制度》（《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4期）则结合周代礼乐制度对《载芟》一诗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诗中的“媚”字是表达先秦时代“和合”哲学思想的重要词语，而对这些关键词语的训释对于《诗经》和其它先秦典籍的解读亦具有普遍意义。

马银琴《西周初年祭礼颂歌考述》（《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1期）认为在祭祀场合，《颂》与《雅》往往配合使用，分别承担着不同的仪式功能，“颂”经历了一个由仅郊祭乐歌到包括部分庙祭乐歌在内的扩大化过程。

另外对这方面研究较深入的文章还有张岩《原始社会的收获祭礼与〈诗经〉中的有关篇章》（《文艺研究》，1992年6期）、姜

楠《从<诗经>看周代祭天礼仪》（《天津师大学报》，1995年2期），、陈戌国《论以礼说〈诗〉与以诗说〈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4期）、梅新林《《诗经》中的祭祖乐歌与周代宗庙文化》（浙江师大学报，1999年5期）、贾海生《洛邑告成祭祀典礼所用乐歌考》（《文学遗产》2001年2期），赵沛霖的《关于〈诗经〉祭祀诗祭祀对象的两个问题》（《学术研究》，2002年5期）、、周维一的《祭祀文化与先秦郊庙乐歌》（《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4期）、张树国、梁爱东《〈诗经〉所载典礼仪式乐章考论》（《东方论坛》，2003年1期）等。岳泓的《从〈诗经·周颂·有瞽〉看上古音乐文化的传播》则对上古音乐文化传播进行了考察。

（二）对文化史的研究

《诗经》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文化元典，对后世影响深远。因而除从传统的礼乐文化角度研究周颂外，一些学者的研究视野更为开阔，他们将《周颂》放在整个中国文化史的长河中进行考察，或进行纵向的梳理或进行横向比较，从而揭示《周颂》在整

个文化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如陈洪波的《从〈诗经·周颂〉到汉代祭祀诗看秦汉之际的文化嬗变》(《培训与研究》1997 年第4 期) 一文通过对《周颂》与汉代祭祀诗中所体现出的祭祀对象、祭祀心态的改变,宗教关怀的变化来考察秦汉之际的文化嬗变,指出这两个历史阶段中社会意识形态诸方面的不同和发展。蔡守湘、朱炳祥的《人类精神初次觉醒的产物———论〈周颂〉在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武汉大学学报》1990 年第3 期)则对《周颂》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作了深入探究。

《诗经》与《楚辞》分别是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的反映，作为周民族祭礼歌诗的《周颂》，与《楚辞》的祭祀诗在诸多方面具有可比性，因而通过对《周颂》与《楚辞》中的祭歌的比较来考察南北文化差异就成

为学者们研究的一个课题。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李家欣的《从〈诗经〉、〈楚辞〉祭祀诗看北南方文化的差异》(《江汉论坛》1994 年第7 期)，此文通过祭祀诗这一特殊文化现象来深入探讨和研究了中华民族形

成发展过程中南北方文化的显著差异及其

对后世的不同影响。而巩建鹏的《从<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祭祀诗的祭祀对象看南北文化的差异》一文则考察了《周颂》与《九歌》中祭祀诗的不同祭祀对象，认为不同的祭祀对象反映了先秦时代南北方文

化基本精神的不同。杨晓华的《〈周颂〉与〈九歌〉产生的文化背景比较》(《社会科学探索》1998 年第5 期)、高婉瑜《论祭祀诗反映的南北文化———以《周颂》、《九歌》为考察中心》（《浙江学刊》2002年1期），刘惠卿《祭祀祖先和以性娱神———《周颂》、《九歌》祭祀诗两极现象的文化考察》（《中国文学研究》，2005年6期）亦都属于此类。

四、对《大武》的研究

《大武》是武王、周公所制，是周代乐舞艺术的代表，研究《大武》对于了解西周初历史有重要意义。对于《大武》的创作时代和作者大家都已经达成了共识，但由于文献的缺失及对基本史料理解的差异，对于

《大武》的章数、篇目和章次却一直存在分歧，《礼记·乐记》言其有“六成”，旧注以为诗必有六章，其所用诗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明言有《武》、《赉》、《桓》，《毛诗序》言《酌》告成《大武》，其余还有哪首诗入乐，历来争论不休；今见《大武》诗收入《周颂》的也与《左传》所记不同，于是，章次也成了诸家讨论的一个问题。近代学者对《大武》的研究以王国维的《周大武乐章考》首开肇端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

在80年代以前对《大武》论述有较大影响的是王国维、高亨、孙作云。王国维在《周大武乐章考》（《观堂集林》卷二，中华书局1959年6期）提出了异于前人的说法，把《昊天有成命》定为《大武》的首章，其它五章依次为《武》《酌》《桓》、《赉》、《般》，高亨的《周颂考释》（《中华文史论丛》4、5、6辑）认为《我将》为《大武》首章，其它篇目与前人无异，只是次序不同。孙作云在《周初大武乐章考实》（《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版）中对此前各学者观点加以驳斥，认为“《周颂》之《酌》《灼》

《武》《般》《赉》《桓》相当于《大武》舞之一二三四六成，而第五成原无歌诗”。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武》研究继续成为《周颂》研究的热点，较有代表性的论文论著有袁定基《周大武乐章考正》（《南开学报》，1980年5期）、姚畋《论大武乐章》（《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2期）、国光红《生民神话与〈大武〉乐：兼说“大武”戚》（《南方文物》，1997年3期）、李山、申少峰《周初〈大武〉乐章用诗三首考》（《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1期。）、姚小鸥《〈周颂·大武乐章〉与西周礼乐制度的奠基》（见《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第二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45－89页）、黄永堂《略论先秦古乐与大武》（《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6期）、李山《周初大武乐章新考》（《中州学刊》，2003年5期）、王清珍《〈左传〉中的楚人引〈诗〉》（《文学遗产》，2003年2期）、梁锡锋的《大武章数、章次考辩》（《诗经研究丛刊》第5辑，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1页）、张建军《诗经与周文化考论》（齐鲁书社，2004年版62－94页）亦

有关于《大武》的专章论述。

纵观学者们的论文论著，可以看出此时期的《大武》研究出现了新的特色：

一是在章数上突破了传统以为《大武》“六成”诗即六首的成说。自孙作云后，持六成说观点的最有影响的数杨向奎，杨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276页）中对《大武》编排提出自己意见，认为《大武》六章编次是：《武》、《时迈》、《赉》、《酌》、《般》、《桓》。历代持六成说者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就是《礼记·乐记》中记载“《武》乐六成”的论述。姚小鸥在《〈周颂·大武乐章〉与西周礼乐制度的奠基》（见《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第二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45－89页）中提出异于前人之说，认为“成”是先秦时代“乐”的术语，指某一完整的乐的组合的演出完成，此组乐演出一遍称为一成，数遍即数成，“六成”与“六章”之间并无对应关系，由此否定了《大武》有六篇的说法，认为《大武》应有七章。梁锡锋的《大武章数、章次考辩》（《诗经研究丛

刊》第5辑，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1页）也同意七章之说。李山、申少峰在《周初〈大武〉乐章用诗三首考》（《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1期。）一文中提出《大武》只有三章。此时期对《大武》篇目次序的研究虽有较多论文，但从中亦可以看出学者们所依据的材料大体相同，罕有新材料的出现，因而仅凭有限材料的排列，难免见仁见智，难以有新的进展。

二是对《大武》舞乐的研究出现了新气象。国光红《生民神话与〈大武〉乐：兼说“大武”戚》（《南方文物》，1997年3期）一文就依据新材料得出新观点。1960年湖北荆门出土铭刻着“大武兵”的青铜戚，并刻有舞人形象，俞伟超认为这是巴人的“大武”舞，或与周代的《大武》乐舞相关，国光红即据此发现认为《大武》是周人所演的“生民”神话，并非武王伐纣之乐。此文只据一件青铜戚上的铭文和舞蹈形象立论，结论难免僻颇，但援引新材料来证明《大武》舞乐的内容，毕竟为《大武》研究带来了新气象。

五、《周颂》研究的其他方面

除以上所列各方面的《周颂》研究之外,此时期还有部分学者在其他方面对《周颂》进行了关注和研究：

一是对《周颂》的文学性的研究，如黄位平、韦云康《浅析<周颂>的艺术特色》（《河池师专学报》，1985年2期）、扬之水《颂祷声中的诗思与智慧――读〈诗经·周颂·闵予小子之什〉》（《文史知识》，2000年9期）、李瑾华《诗经清庙》的主旨及意义》（《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5月）等，这些文章对周颂的艺术特色，审美特征、诗歌主旨进行了探讨。

一是在小学方面的研究，如李维琦的《雅颂中的语法歧义》(《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 年第2、4 期)、陈德宏的《试说〈周颂·清庙〉的押韵》(《古汉语研究》1998 年第3 期)、赵小刚《诗经周颂》“来牟”解》（《古汉语研究》2003年1期）等。

而相对于80年代以前对《周颂》的史学研究热潮而言，此时期从史学方面对《周颂》进行的研究则较为冷清。出现的一些论

文亦多为50年代对《噫嘻》讨论的余绪。

六、此时期《周颂》研究的不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周颂》的研究视角突破了前一时期的较为单一的史学取向，走向了宗教、文化、文学等多向度的拓展，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相对于整个《诗经》研究，此时期《周颂》的研究还是相对滞后的，存在明显的不足：

一是对一些基本问题如颂之名源起、颂之作者、作诗年代等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对颂名之源起、性质的探讨，有代表性的论文很少，仅有极少文章如周延良的《《诗经》颂诗名义考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6期）对“颂”作为体式形成的文化本原作具体而深入的考证。而颂之作者及其作诗歌年代亦多有争议，颂之作年代在汉、唐旧注中都以为作于周初周公、成王时，但宋代欧阳修、朱熹等则以为有康王、昭王时诗，当代学者有认为为颂诗中有穆王时诗，论者各持己说，孰是孰非需要我们寻找充足证

据，而纵观此时期论文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少。

二是对《周颂》文学性的关注过少。此时期论者多关注《周颂》的文化价值、文化内涵，虽有少数学者从文学角度探究《周颂》，但研究还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对《周颂》的艺术特征的论述寥若晨星。

三是在对《周颂》研究时多探究其文化价值，缺乏对其作为祭祀仪式歌诗的性质的深入认识，对于颂诗与祭祀仪式间的对应关系、祭祀诗的功能等未能深入探究。此时期仅有少数论文如贾海生的《洛邑告成祭祀典礼所用乐歌考》（《文学遗产》2001年2期）是从这方面进行研究的，贾文考证了洛邑告成周公南郊祭天及以后稷、先王配享所用诗歌，明堂祭祀文王所用诗歌，文王庙、武王庙祭祀典礼所用诗歌与《周颂》诗歌的对应关系。颂诗是祭祀制度的产物，是祭祀仪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对其作为祭祀仪式歌诗的性质、功能的探讨有助于《周颂》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20诗经80年代以来的《周颂》研究虽有

不足，但不可否认此时期的《周颂》研究还是取得了较大成绩，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宽，研究方法也多样化，因而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的《周颂》研究必将会展现出新的面貌。

参考文献：

[1]姚小鸥.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2]诗经研究丛刊.第5辑，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3]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版

[4] 杨成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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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西雷歌研究综述及评价 作者：音乐学院 13级音本一班潘开运 [摘要]本文从戏曲出发，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整理和总结，从雷歌形成、思想内容、发展前景三个方面，对雷歌研究的现状进行了一个总结。并指出现实中的不足，以便相关学者今后进行改进探索。 [关键词]雷歌；文献综述；评价 一、关于粤西雷歌的形成的研究 相传在很久以前，雷州本土人民就有用雷州歌互相唱和﹑逗趣答辩的风习。明末清初，雷州歌对唱盛行，每逢喜庆之期，歌手汇聚，即兴而唱，随问随答，比赛歌才，都是用本土 的雷州话歌唱的。其歌词通俗易懂，还非常注重每句落尾字的押韵，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 孙建华在长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0 年第 2 期发表的《漫谈粤西雷剧音乐》中提到了雷歌的起源与发展。他根据研究，指出雷州市白沙镇麻扶桥就是当地最早的对歌台，在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 年），此地兴建“歌馆”，专供歌手住宿。直到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 年）端午节，由于雷州南渡河一年一度的赛龙舟这年发生了沉船死人事件，到了第二年，雷州市白沙镇麻扶村的村民把赛龙舟活动改为“赛歌台”，每年进行一次赛歌活动，从此，雷州歌正式登上舞台（乡里人称为“踏楼板”）。在陈湘发表的《雷剧音乐》中，我们也了解到了后来雷歌随着发

展逐渐形成雷歌班，又因有女子参加，称为“姑娘歌”。对歌唱词是口头文学、天文地理、风土民情无所不唱，随问随答，比赛歌才。姑娘歌对答如流，接近生活，乡土气息浓郁，有的姑娘歌还有歌文，内容大致是《劝世戒烟》、《劝人忠义》等劝世歌。甚至有的姑娘歌还有人物和故事情节，深受群众欢迎。如最古老的雷州歌《断机教子》就是清代干隆年间进士海康人陈昌齐写的。不久，姑娘歌的劝世歌进一步发展成为班本唱(歌班仔)。但班本唱仍没有固定的板腔，唱歌之时偃锣息鼓，十分单调。后来，借鉴了广东粤剧的艺术形式，将班本唱进行改革，模仿粤剧锣鼓、脸谱、服装、道具及表演形式，甚至连剧本也移植过来，发展成为雷歌班。清嘉庆末年，第一个雷歌班——北和雷歌班成立。 由以上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或从时间角度对雷歌的的发展做了很详细的介绍，或单从某一时间段出发，对本时期内的雷歌发展做了分析，可以说研究是比较到位的，我们也因此得知在清末时期，雷歌班便开始活跃在雷州半岛的大小戏台了。但是这些研究成果缺乏具体的实地考究，大多都是根据前人研究所得的成果进行分析，因此缺乏自己的观点性与主观性。 所以要深入实地考究，进行采风收集当地资料，以便更好地预测雷歌的发展的趋势。 二、关于粤西雷歌的思想内容的研究 《中国歌谣集成》主编贾芝先生指出：“民歌，简直就成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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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美术跳岭头之傩舞文化 论文摘要：“跳岭头”又叫“岭头节”、“看岭头”、“傩舞”、“颂鼓”、“岭头调”、“跳鬼僮”，是钦州最古老的一种祭祀形式的带面具舞蹈，是一种驱瘟逐疫，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为目的的祭祀仪式。 关键词：跳岭头、傩戏、岭头节。 历史介绍 柯琳在《傩文化刍论》中介绍，傩可能产生在夏代中期，到商（殷）代已有定形。西周文献记载亦已有“天子傩”的说法，可见孔子时，国有“天子傩”（即国傩），百姓有“乡傩”（即乡人傩），“傩”已有一定的体制。 据民国三年《灵山县志》卷二十二《风俗志》记载：“八、九月各村多延巫师鬼童于社前，跳跃以编，始入室驱邪疫瘴，亦乃乡傩之遗意也。”这说明灵山县的“跳岭头”与古代的乡傩有血亲关系。这种带有古傩特征的“跳岭头”习俗，其最早文献见于明嘉靖《钦州志·风俗》载：“八月中秋，假名祭报，装扮鬼像于岭头跳舞，谓之跳岭头。”；清嘉庆《灵山县志》载：“八、九月各乡村多延师巫鬼童于社坛前赛社，谓之还年例，又谓之跳岭头”。男女聚观，唱歌互答，因而淫乐，遂假夫妇，父母兄弟恬不为怪。”据灵山县秦屋山村老艺人黄业高、秦宾缘介绍，该村自秦允函、黄志能立庙、立社起，就开始在村场跳岭头了。据秦家族谱，秦允函距今已有十七代，如按每代二十年推算，秦屋山村的“跳岭头”至少有三百四十年。 风俗简介 在广西南部地区的钦州、灵山、浦北一带，每年的农历八、九月份，大部分村庄以氏族为单位，陆续过“岭头节”。“岭头节”，部分地区又称“吃庙”，其隆重程度仅次于春节。“岭头节”中最重要的祭祀活动是“跳岭头”，是一种为村屯辟邪收妖除瘟、祈求庄稼丰收、人畜平安、保护村屯清吉所进行的一种宗教活动，因其多在村边缓坡岭头上举行，故称为“跳岭头”。祭祀过程中一人击象鼓指挥全局，二人敲锣配合鼓声，老道公跟随音乐节奏，有次序地完成每一个程序。它的特点是歌时不舞，舞时不歌。各村每年都在农历八至十月这段时间内举行一次，历次遵循，已成惯例，故又称“还年例”。 主要内容 2006年，“跳岭头”被确定为广西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跳岭头”又叫“岭头节”、“看岭头”、“傩舞”、“颂鼓”、“跳鬼僮”，它是钦州最古老的一种祭祀带面具舞蹈。民众用之祈求风调雨顺，年景丰收。其装演则如黄金四目，执戈扬盾之制，先于社前跳跃以遍，始入室驱邪疫瘴疠，亦乡傩之遗意也。”这种傩戏沿袭了商代傩舞的基本特征，成为桂西南地区独特的民间表演艺术。从现在还跳的几个舞蹈的特征动作---击掌转身装山字头等舞姿看来，它与

浅论柳永的都市情结

浅论柳永的都市情结 王宏飞 摘要：创作主体思想情感的倾注的角度必然影响到创作载体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貌的走向，也反映创作内心本质情感的内在集合方向。本文试图从柳永创作中深入分析其都市情结产生的特殊原因、与其创作的特殊关系，并揭示柳永都市情结所产生的时代影响和社会价值。 关键词：柳永都市情结 柳永是北宋词坛上一位杰出的词作家，他的词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创造性的建树，特别是慢词的创作，对宋词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柳永在创作当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大量创作反映市民阶层生活思想的俗词，也因此历代文人对柳永和其词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柳永却深受广大市民阶层的喜爱。“俚不伤雅，雅而能俗”，收到了“雅俗共赏”之功。在当时获得“凡有井水出，皆能歌柳词”的社会效果。柳永及其词在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对此我们有必要对其作深入的研究，真正挖掘其特殊背后的本质性认知。 创作主体的生平历程必然影响到创作载体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的走向。问下，从其本质而言，实则也是人学，艺术本体与人的生命是同结构的，文艺风貌的形成和艺术主体活动尽管不能画上等号，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人的生命活动中寻得解释。1 文学作为人的心灵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和心理状态，体现创作者的心路历程。对柳永生平的准确把握，方能更好地理解柳永及其词，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特质。 柳永，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嗜卿，排行第七，又有“柳七”之称。一生立志入世，但仕途极为不顺，受挫之后又消极混迹于娼馆酒肆的下层社会当中。也正由于他能融入市民阶层当中，从心理情感上接受下层生活，也为他的词作内容革新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真正反映市民阶层的思想情感，取得极大的成就。 柳永生于一个典型的“奉儒守官”的书香门第。家乡崇安文风鼎盛，“诸儒继出，蔚为文献名邦”。柳永的祖父柳崇以“义行可风，尝以待孝为由，终身‘御衣称处士’” 2 ，以儒道修身齐家。柳永的父亲柳宜，为政耿直，得君之重，“任

近十年汉画像石中的汉代乐舞研究综述

近十年汉画像石中的汉代乐舞研究综述 文学院 10级1班宁夏学号：2010013666 摘要：汉代画像石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汉代歌舞是中国古代歌舞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画像石上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乐舞图像将二者完美的结合，不仅再现了雄浑广博的大汉风韵，更体现了当时文化繁荣、气势恢弘的时代精神。近十年，随着汉代画像石的不断挖掘，对汉代画像石上的汉代乐舞研究也日益繁盛。本文将从汉代乐舞画像石的地区分布及特征、乐舞类型、审美以及影响四个方面对近十年来关于汉画像石上的乐舞研究进行整理。 关键字：汉乐舞画像石分布地区乐舞类型审美影响 一、汉代乐舞画像石分布地区及特征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汉画像石的分布十分广布，卫雪怡在《汉画像石的乐舞研究》中对汉乐舞画像石的区域分布及特征进行了阐述。她将汉乐舞画像石分布地区分为四个大区域，分别是：画像石数量最多、分布区域最广的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中部的广大区域；以南阳为中心，包括湖北省北部地区在内的区域；以成都、重庆为轴心的川渝地区和陕北、晋西地区。以山东为首的第一个分布区域受儒家文化和道家升仙思想影响颇深；以南阳为代表的第二个区域受楚文化影响最大，长袖细腰、轻盈飘逸的楚舞风格、小型乐队的表演艺术等形式是此区域汉乐舞画像石的主要艺术特征；以成都、重庆为轴心的第三个区域深受巴渝文化影响，浓郁的西域文化风貌，手持鼗鼓和排箫的伏羲、女娲图以及独特的巴人民间舞蹈是本区乐舞汉画像石最为显著的艺术特征；陕北、晋西地区的乐舞画像石以剪影似的科化手法、鼓员敲击建鼓是动作缺乏舞蹈性、长袖舞伎人衣长袍、挥广袖舒缓而舞为主要艺术特征。除了以上四大汉乐舞画像石区域，卫雪怡还阐明散见于各省的画像石也不少，但数量有限、画面表现内容相对单一，不具有代表性和区域性特征[1]。关于汉乐舞画像石地域分布，吴金宝对于分布区域划分和特征描述与卫雪怡大致相同但稍有差异，他从深沉厚重的苏鲁豫皖边界区的艺术风格、迤逦灵动、迷离浪漫的南阳区乐舞艺术风格和博采众长、独具特色的四川去乐舞艺术风格对目前各地出土的汉代乐舞画像石的内容、形式、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描述总结[2]，对于相关方面的研究有一定价值。关于汉代乐舞画像石地区分布的研究梁宇在《从汉画像砖石上寻访汉代舞蹈》[3]中也有简单阐述，但是分类不如前两位清晰、描述也没有前两位详细。 除了对汉代乐舞画像石整体分布及特征的研究以外，对各代表区域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其中对南阳地区的汉代乐舞画像石研究最为突出：王松阳从图像学角度，以汉代画像入手，探讨了百戏中舞蹈艺术的形式与内容，女乐歌舞表演的技术和韵味，“四夷”之乐与汉乐舞的融合与繁荣，以及汉代贵族间自娱性的即兴舞蹈和礼仪性舞蹈“以舞相属”风俗等方面对南阳汉代乐舞画像石进行了研究[4]；黄茜文以南阳汉代画像石中的乐舞图像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通过乐舞图像中的舞姿形态、表演形式以及对汉代社会文化娱乐生活的折射等方面来追溯汉代艺术的嬗变轨迹[5]；田平以南阳汉乐舞画像石为标准从六个方面欣赏汉画像乐舞艺术的审美内涵：飘逸轻盈奔放的舞技给人一种艺术美的享受；用生动形象演绎出震人心弦的旋律美；舞蹈者妩媚动人的形象给人一种自然美的愉悦；夸张变形，出奇制胜；寓巧于拙，稚拙朴实之美；“形神兼备”——汉画乐舞具有传情达意的美学意蕴 [6]；王蕊研究的是南阳汉画像石刻与汉乐舞融合所产生的双向审美效应的表现和内在成因与机制[7]；王孟秋则是对南阳汉画像石中常见的几种乐舞形式——建鼓舞、长袖舞、盘鼓舞进行了探讨，讲述它们各自的舞蹈艺术特点，分析了汉代乐舞繁荣的原因。通过研究汉画像石

李煜文献综述

李煜研究综述 李煜是我国晚唐五代影响较大的词作家。他的词作以南唐降宋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主要奢华的贵族生活，后期主要写亡国之思，现存其词作三十余首，其中后期词作占三分之一。对于李煜的创作，前人专论很少，为单篇论文的较多，但这并不代表否认他在词史上的地位。 关于李煜的词作，有人认为他的后期词作“足当太白诗篇，高奇无匹”，堪称“神秀”之作；也有人以为是“亡国之音哀以思也”，没有可取之处。就其肯定的方面来讲，对于李煜在中国词史上的地位的评价，一般来讲是从三种方面来讲： 一方面是分析“李煜词为什么能够穿越千年的历史”。其原因大概认为有以下几种。 第一，王国维说：“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李煜词的精神生动飞扬足以超过现实涵盖一切，他用白描手法通过梦境的叙述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 将词的意境美写到极致, 创造了一个清新自然, 坦率真切的审美艺术境界。【《以悲为美，以境为鉴——论王国维对李煜词的评价》赵青，《语文学刊》2008年04期】他善于深入到人的心灵最深处，而又能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比喻和形象的语言，把那种抽象的、可感而不可说的感情，真实具体的描述出来，完成抒情诗人自我心理形象的塑造。【汤人民《王国维“境界”说试探》《南师学报》1962年第3期】这种不经意间营造的意境，给人以深切感受，让人难以忘怀。 “赤子之心”也是其作品能引起他人共鸣的重要原因。李煜词通常直言本事，一往情深。【唐圭璋《李后主评传》《读书顾问》创刊号，1934年3月】这位“生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王国维《人间词话》第十六则），阅世甚浅的词人，始终保有较为纯真的性格，在词中一任真实情感倾泻。他的前期词写宫廷享乐生活的感受，对自己的沉迷与陶醉不加掩饰；后期词写亡国之痛。血泪至情。无论是荒唐的生活或是亡国的无奈，本都是不可饶恕的事，但由李煜如此坦率的说出，又不禁让人为他惋惜而不忍责怪。 悲情作品承载了中国古代文人乃至整个汉民族的感伤世界。“读者往往走进诗人所创造的意境中去，往往把自己内心的主观世界融进诗人客观世界中去。”无疑，李煜词创造了亡国之痛、亡国之思、离别之苦、孤寂之恨、故国之恋的尖锐冲突，他将自身的身世之慨，上升为人类普遍情感的高度，营造了无限的忧患和惶恐的悲愤情结气氛，冲破了强烈的时间意识和廖廓的空间意念，在读者心中聚变成词学张力，荡气回肠，感人殊深。【《简论李煜词穿越历史时空的词学张力》王惠民，《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10期】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1.5)--中编综述翻天覆地的三十年

中编综述 翻天覆地的三十年（1919—1949） 1、单项选择题 1、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占主要地位的是：（ B ） A、日本 B、英国 C、美国 D、法国 2、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我国日益构成主要威胁的外国侵略势力是：（ C ） A、美国 B、英国 C、日本 D、法国 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卷入这场战争的国家有（ A ） A、60多个 B、70多个 C、80多个 D、100多个 4、抗日战争胜利后，取代日本在中国的地位的是：（ A ） A、美国 B、苏联 C、法国 D、英国 5、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 B ） A、反对帝国主义，打破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 B、反对封建主义，进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 C、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 6、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是指：（ A、B、D ） A、外国帝国主义 B、本国封建主义 C、本国资本主义 D、官僚资本主义 二、多项选择题 1、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到多方面的阻碍，主要有：（A、B、C、D ） A、外国资本的压迫 B、官僚资本的排挤 C、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 D、军阀官僚政府的压榨 2、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两重性的阶级，这两重性是指：（ A、B ） A、革命性 B、软弱性 C、动摇性 D、不彻底性 3、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时期，中国存在的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量是：（A、B、D ） A、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 B、民族资产阶级 C、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广大士绅 D、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4、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三种建国方案可由中国人民在政治实践中选择，但从根本上说可供中国人民选择的方案主要是：（ B、C ） A、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B、继续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C、创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D、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 三、辨析题 1、官僚资本是中国的垄断资本。 答：正确。在旧中国，官僚资本就是垄断资本。这种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又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卖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除国家垄断资本外，官僚的私人资本也属于官僚资本。而掌握着官僚资本的阶级，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即中国的大资产阶级。 2、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答：错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他们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与束缚，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

李清照词研究文献综述1

李清照词研究文献综述1 《中国词史》对南宋数位女性词人都有关注，其中以李清照为重点。将李清照词作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来研究。他认为，前期词表现闺中生活的词揭示了李清照的内心世界，表现她对幸福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对自然的热爱，也带有时代感伤的情怀。同时指出，这些词与封建礼教不无抵触，因而受到同时代封建卫道士的诋毁。后期词书写的愁恨包含深刻的社会内容，感伤国破家亡的不幸。在艺术成就上，他认为李清照“为自我写心，表达真实的感情和鲜明的个性”，“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并且“声律和谐，富有音乐美”。 陶尔夫和刘敬从李清照经历的时代巨变、生活坎坷和精神磨难出发，持“蚌病成珠”的观点，认为后期词中“广泛地展示了那整个时代的苦难在词人心中留下的印痕”，赋出生命与时代的悲哀。他们把李清照的词按内容分为感伤时世、悲今悼昔、咏物自伤三类，并认为词中坦荡率直的精神与《上邪》、“敦煌曲子词”的某些民歌极相似。另外，还分析李清照的词学观点，认为“易安体”的精妙在于词学观念、审美体验、女性意识和艺术手段四个方面，从《打马图经自序》看出其词包含的专精精神来之不易，是生命投入的结晶。 吴熊和也集中关注李清照后期词，认为她既保持了南唐抒情词的传统词风，又“创造了以时代悲剧为背景的、表现她个人的深沉感受和巨大不幸的艺术风格”，“词的时代性和李清照个人的艺术独创性完美地统一，使传统的词风得到了充实和改造”，因此在两宋词人中独树一帜，这也是李清照对宋词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与其他词人的比较，突出李清照词的意境之妙。如她的伤别之作与柳永的“词语尘下”的赋别作品迥异，具有高雅的林下风范。 葛晓音认为李清照的闺情词风格含蓄秀婉、深挚清隽。同时结合其人生轨迹，认为其所见的政治沧桑和世态炎凉对前期词的艺术风格有很大影响，加上伤春伤别的情绪，使其多愁善感的才思情致早现。但其中《渔家傲》别标奇格，展现雄奇阔大的精神境界，以汉赋方式构思小令，在北宋词中极罕见。后期词风转为缠绵凄苦、深沉感伤，广含“黍离之悲和人我苦乐之别”。而《词论》更使李清照成为词学理论探索的先行者，关注这种文学样式区别于诗文的特质和艺术表现规范，与周邦彦的创作反映出同样的探索要求。 刘尊明另辟蹊径，从传播史论的角度对李清照词作定量分析，仔细考察和探讨其词史地位。他认为，在男性作家传统下，女性作家能有专集编辑与流行，足见其非凡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列述宋明清以来至现当代国内流传的各种李清照词集版本。同时按时期统计历代文献对易安词的著录和传播，分宋元、明清两个历史时期，分别统计历代词选、总集及其他重要文献所录李清照词的具体数量。之后再探讨现当代文献和海外主要典籍传播李清照词的状况。此外，还从学术史论的角度，统计出李清照的存词名次在宋代十大词人中排名第76，而当代研究名次数量排名第2，1可见她的特殊地位。这种方法有一定合理性，不失为角度独特的尝试，但其科学性值得商榷，。 1数据截止于1999年，统计认为李清照在十大词人中综合排名第9。排名依据包括：存词名次、版本名次、 历代品评名次、当代研究名次、历代词选名次和当代词选名次，依此6项求平均数，得出平均名次。李清 照的平均名次排在第9位。前八位分别是：辛弃疾、苏轼、周邦彦、姜、秦观、柳永、欧阳修、吴文英， 第10位是晏几道。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笔记和课后习题(含典型题)详解(翻天覆地的三十年)【圣才】

综述翻天覆地的三十年 复习笔记 【知识框架】 【考点难点归纳】 考点一：中国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 1．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世界 （1）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影响 ①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展开激烈争夺，从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②战后欧洲开始衰落，美、日兴起，日本侵略势力成为对中国的主要威胁。 （2）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 ①1917年11月（俄历10月）十月革命在俄国爆发，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②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③1919年3月共产国际的成立促使各国共产党壮大，推动了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2．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其胜利 （1）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2）中国人民首先开辟了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七七事变时中国守军的奋起抵抗，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 （3）世界人民开始相互配合反法西斯战争，1942年元旦反法西斯联盟成立。 （4）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宣告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3．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引起了战后国际格局出现了三个重要变化： （1）资本主义世界中德、意、日战败，英、法削弱，美国成为霸主。 （2）苏联成为与美抗衡的大国，社会主义在多国取得胜利。 （3）亚非拉及南太平洋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殖民主义体系急剧瓦解。 战后世界政治形势从欧洲为中心的传统格局变为美、苏两极格局，形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阵营。

中编综述 翻天覆地的三十年

中编综述 翻天覆地的三十年 一、 是非判断题： 1、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阶级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军。( ) 2、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取代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革命 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是) 3、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侵略势力日益构成对中国的主要威胁。( ) 4、 十月革命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革命的一部分。( ) 5、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所以它是一场社会主义革 命。( ) 6、 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是以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为直接的 斗争目标的。( ) 7、 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 ) 8、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占据 优势地位。( ) 9、 中国官僚资本与发达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一样，都是经过一般垄断 而后进入国家垄断的。( ) 10、 中国官僚资本实际上主要是商业投机资本。( ) 11、 官僚资本是官僚资产阶级利用超经济的特权发展起来的，是中国 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 ) 12、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生活经济的 主要形式。( ) 13、 国民党统治集团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 14、 “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 案。( )

15、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目标是建立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 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 16、 中国各民主党派和和无党派人士最终放弃了“第三条道路”，大 多站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 ) 二、 单项选择题： 1、在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是（ ） A、封建社会 B、半殖民地社会 C、资本主义社会 D、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属于（ ） A、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B、农民阶级革命 C、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D、小资产阶级革命 3、在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是（ ） A、工人阶级 B、农民阶级 C、城市小资产阶级 D、民族资产阶级 4、在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主力是（ ）。 A、工人阶级 B、农民阶级 C、城市小资产阶级 D、民族资产阶级 5、在20世纪以前，外国在华侵略势力中，（ ）占主要地位。 A、英国 B、俄国 C、日本 D、法国 6、（ ）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 A、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B、1917年11月的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C、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 D、1919年中国的五四运动

近十年柳永研究综述_乐芳

2010年2月 第28卷第1期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Feb.2010 Vol.28　No.1近十年柳永研究综述 乐　芳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陕西汉中723000) [摘要]　柳永其人其作生动体现了北宋的部分生活,也为我们今天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学研究者的不同解释,提供了多种可能。近十年的柳永研究,证实了这一解释学原理。 [关键词]　柳永;词;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36(2010)01-0055-06 北宋初期的著名词人柳永,曾经为宋词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贡献,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近十年柳永词研究呈现繁荣态势,据笔者在中国知网检索,仅研究论文就超过340篇,比整个20世纪一百年间发表数量的总和还多。审视角度多样,研究范围不断扩展,许多问题的探讨不断深入,笔者仅就所见,对近十年来所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柳永其人研究 (一)关于柳永生平 柳永虽是著名的词人,但《宋史》没有为他立传,古籍中涉及柳永的记载虽也不少,但又多系传闻附会,真正可靠的资料为数甚少。因而,关于柳永家世与生平行迹考证就众说纷纭,至今无定论。自上个世纪以来,“知人论世”的批评传统,导致许多学者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进入新世纪近十年也有一些关于柳永生平的文章。王辉斌《柳永生平订正》一文认为,柳永生于987年,于1031年考中进士,其卒后由王安石之弟王安礼与陈朝请共同营葬。《镇江府志》所载泗州判官、著作郎、太常博士诸职,均非柳永生前所任,所谓的《宋故郎中柳公墓志》,乃系一篇伪作。这个观点较为新颖,值得学术界进一步商榷[1]。曾大兴在《“柳永”辩正》文章中对《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吴世昌先生撰写的柳永词条进行细读发现三个问题,一是柳永的名和字及其改名换字的问题,二是柳永的婚姻及后嗣问题,三是群妓合资葬柳永及“吊柳会”的问题,对此三个问题分别作了很有见地的阐述,认为王辟之说柳永改名换字的原因“以疾”是对的,“永”者,长久之谓也。词条中提出柳永没有结过婚也是有误的,据康熙《崇安县志》卷七 载:柳永有子名,字温之,庆历六年贾黯榜。官至著作郎。另外关于群妓合资葬柳永及“吊柳会”也是以讹传讹,文中引用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云: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此种说法较可靠,这篇文章对以往的一些不是很可靠的说法进行了考证并得出具有说服力的见解,比较有新意[2]。 (二)柳永的悲剧命运探讨 袁美丽《试论柳永人生悲剧的深层文化意蕴》指出柳永流连风月,终生沉沦,堪称悲剧的一生。文章认为造成其悲剧的原因是上层统治者视柳词为“小词”,“好为淫冶讴歌之曲”,有伤风化;另一方面,柳词 [收稿日期]　2009-07-13　[修定日期]　2009-12-09 [作者简介]　乐芳(1978-),女,江西上饶人,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2007级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 55 ·

中编综述翻天覆地的三十年

中编综述翻天覆地的三十年 一、中国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 二、三座大山的重压 三、两个中国之命运 引言 自1919年五四运动起，近代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历时三十年，并且是翻天覆地的三十年。 近代中国进入新时期后，其社会性质、主要的社会矛盾及革命斗争的主力，同五四运动前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但是，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中国民主革命的营垒壮大了，并且工人阶级代替资产阶级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 中国工人阶级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是通过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的。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随着这一事变的发生，中国革命的面貌逐步地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5页。 在这翻天覆地的三十年中，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与它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紧密相联的。 一、中国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世界 1．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1914．8——1918．11 战争爆发的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 压迫和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人民，是帝国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当时，欧洲是世界的政治中心。对中国来说，外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先是英国占主要地位，后来是日本占主要地位。 在此期间，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是资本主义各国加强侵占殖民地的时期。到十九世纪末，世界已被瓜分完毕，于是它们开始了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 战争的概况 战争主要在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协约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塞尔维亚）之间展开。 但是，它席卷了世界上的30多个国家，卷入人口15亿，伤亡总人数超过2800多万。战争的性质 它是帝国主义两大军事侵略集团疯狂扩军备战的必然结果，是帝国主义各国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不义战。 战争对世界的影响

柳永的慢词研究

柳永的慢词研究 摘要 慢词是宋词的主要体式之一。北宋前期最负盛名的词人柳永，是最早大量创作慢词的词人之一，其对宋词，特别是慢词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柳永的慢词内容丰富，他把笔投向了现实生活，写国家的繁荣昌盛，写世俗民情，咏史咏物。柳永的慢词注重写实，浅近直白，音律和谐，还具有真实、自然、形象生动等特点。柳永慢词的创新性对后世影响很大，而柳永和其创作的慢词也在中国词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柳永；慢词；内容；艺术

目录 一、慢词的界定 (4) 二、柳永的慢词创作 (5) 三、柳永慢词创作的内容考察 (9) 四、柳永慢词词作的艺术特色 (10) 五、柳永慢词创作在词史上的地位 (12) 参考文献 (13)

柳永的慢词研究 柳永是北宋前期最负盛名的词人之一，对宋词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他对北宋慢词发展的积极作用更不容人忽视。清代宋翔凤说：“按词自南唐以后，但有小令。其慢词盖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其后东坡、少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遂盛。”1前人对柳永的慢词创作有过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研究，但是有的过于概括没有论述清楚，有的只局限于其中的一两个方面，人们还没有对柳永的慢词进行一个整体性的关注。柳永的词作中哪些属于慢词？对这些慢词如何分类？它们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们体现出哪些艺术特征？柳永的慢词创作对宋词的发展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是全面分析研究柳永慢词创作所必须关注的。 一、慢词的界定 据张炎《词源》的记载，宋代的词体有令、引、近、慢之分，曲子的节奏按韵拍区分，短的为令，稍长为引、近，更长一些为慢。2“慢”即是“慢曲子”的简称，它与“急曲子”相对，我国近代从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唐代写本琵琶乐谱中就有标明急曲子和慢曲子的。宋人作词，有在某一词调名前加“促拍”二字，以表示其有别于本调，如：柳永的《促拍满路花?香靥融春雪》。“促”就是“急促”，“促拍满路花”就是用急促的节奏来演奏及歌唱“满路花”词调，这就是所谓“急曲子”了3。给慢曲子填的词就叫慢词，慢词与小令相比，就具有音乐上的变化繁多、悠扬动听的特点。但是宋词的乐谱在宋亡后基本上失传了，若词调标明“慢”的，如《声声慢》等自然可知道它们是慢词，至于那些没有标明“慢”的词调，就很难判断它们是急曲子或是慢曲子了。 明代的顾从敬编《草堂诗余》，将词体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五十八字以下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这种分法以后便相沿下来，人们就时常将慢词和长调并提。4但是慢词并不等于长调，顾从敬是从字数上进行分类的，字数多的并不代表是慢曲子，也就不能叫慢词，如：柳永的《采莲令》91字，它属于长调，是小令，而不是慢词；慢曲的乐曲较小令长一倍或数倍，旋律较为复杂而富于变化，填词的字数也就要多，慢词的字数通常在九十字以上，慢词中最短的是《卜算子慢》八十九字，比四十四字的小令《卜算子》已加长一倍以上5，最长的是《莺啼序》，达二百四十字，所以尽管长调与慢 1曾枣庄：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461。 2胡星林：阅读与写作杂志，南宁：阅读与写作杂志编辑部，2001年03期：36。 3参施蛰存：词学名词释义，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6月：60。 4唐圭璋：唐宋词鉴赏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1425。 5夏承焘、吴熊和：读词常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4月：26。

李清照词十年研究综述(优.选)

李清照词十年研究综述 引言 表。对于李清照其人其词的研究一直处于不断升温的状态，本文就近十年来的李清照研究状况综述如下： 一、关于李清照艺术风格的研究 对于作家艺术风格的研究，历来是研究者们的关注点，我们可以从一个作家的艺术风格特点来研究分析作家的某部作品及其深层含蕴。对于李清照词作的艺术风格的研究更是这几年来的热点。（1）对其词作“婉约”特征的研究。杨丽君在《论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中从“清丽高洁，孤愁哀婉的抒情女主人公形象”、“情景交融，连贯流动的日常生活化场景”、“清新自然，纯净优美的大众口语化语言”[1]三个方面来论述易安词的显著特征。王翠英在《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研析》中也从三个方面概括出李清照词的艺术特点：第一，其词多是自我形象的艺术化，则较多地集中体现了女性的柔性美；二，李清照词中的景物扣住了“真”字，充分展示了“真景美”；第三，善用白描方法，溶炼通俗语言倾诉真情实感，被奉为婉约派的正宗[2]。还有黄晓东《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赏析》、朱宪玲《试论李清照词作的艺术特点》、韩彬《轻言浅语，尽显婉约深沉之意——李清照词的抒情艺术》等几十篇论文，都会从易安词中意境的创造，语言的通俗简练，情感的深入及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等方面入手，来展现李清照词作中的婉约词风。 （2）李词中豪放风格的展现。李清照的词中不仅仅有婉约词风，在她后期的创作中亦有豪放词风的体现。在对李词豪放词风的研究上，研究者们也是众说纷纭。张伟在《悠思寄梦境雄桀泯豪婉——浅析李清照词中的豪逸之气》中从李清照的《渔家傲》、《鹧鹄天》等词作中分析李清照后期词作的豪放风格，也指出李词词风的转变的原因。最后指出不管是李清照创作中的婉约词风，还是后期出现的豪放风格，都造就了李清照的不朽。彭雅琴在《浅论李清照创作中的男性化倾向》中从“记游之作”、“醉酒之举”、“爱国情怀”三方面来研究李词中“一部分被称为‘倜傥’、‘有丈夫气’的充满男性化特色的作品”[3]，对这一部分带有特殊风格作品的研究添砖加瓦，使其不再空白。 二、关于李清照词的比较研究 现在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特点，就是研究者们不再把作家及其作家的某些作品孤立，而是把它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去研究，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对李清照的研究也是如此。

浅析柳永对宋词发展的贡献

浅析柳永对宋词发展的贡献 摘要：柳永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无论是其当世还是其后世，柳永都算得上是一个“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不能被忽略的人物，这样的结果，当然多数情况下来自于文化话语结构的时代局限，柳永的俗词使他备受争议，却也形成了一个“凡有市井饮处，即能歌柳词”的独特现象，可以说，这几乎是前无古人，迄今为止也是后无来者的，而柳永作为这样一个虽备受争议却永远不能被忽略的历史人物，其对词坛的贡献和影响也是不可磨灭的，本文试从词风、词体、词境等方面分析柳永词对宋词的发展的影响和贡献。 关键词：柳永宋词影响贡献 引言： 柳永，出身于官宦之家，从小就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但他落拓不羁，常出入于秦楼楚馆．与妓女、乐工交往．因此屡试不第，还落了个“奉旨填词柳三变”的称号。对柳永词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但我认为，柳永虽在社会地位上是个平民，但在词史上，也真个应了他的那句词“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惟有用文体发展的眼光，考察柳词从内容到形式所体现的革新意义，才能恰当地评价它在词史上的地位和发展贡献． 一：从形式上看．柳永的贡献首先在于把不少小令扩展为慢词．并发展了慢词．使词调构成发生了重要转变 词，最初原是配合隋、唐以来燕乐而创作的歌辞，后来才脱离音乐关系成为一种长短句的诗体。词体的分类中一种是以词的字数而加以区分，即：小令、中调和长调。唐五代至北宋前期，词的字句不多，称为令词。北宋后期，出现了篇幅较长，字句较繁的词，称为慢词。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相比同时期的词人，柳词的内容、特点均呈现出独特的特色。这一点在：关于宋仁宗朝四位杰出的词人，即柳永、晏殊、欧阳修和张先的现存作品，比较他们各自所用词牌，即可看出各种各样的差异。如下列表格所示：（现存作品据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 位，其长篇之作特多，而其他三位词人长篇则甚少；二、相比较于欧词与晏词的作品词牌集中于有限的几个词调，柳词与张词则没有此种倾向，特别是柳词，其作品涉及的词牌最多。 从敦煌曲子词看，慢词早就在民间流行，但文人却很少染指。柳永长期生活

李清照词十年研究综述

李清照词十年研究综述 引言 李清照(1084 — 1155),今山东省济南章丘人， 号易安居士。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 对于李清照其人其词的研究一直 处于不断升温的状态，本文就近十年来的李清照研究状况 综述如下: 一、关于李清照艺术风格的研究 对于作家艺术风格的研究，历来是研究者们的关注点，我们可以从一个作家的艺术风格 特点来研究分析作家的某部作品及其深层含蕴。 对于李清照词作的艺术风格的研究更是这几 年来的热点。(1)对其词作“婉约”特征的研究。杨丽君在《论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中从 “清丽高洁，孤愁哀婉的抒情女主人公形象” 、“情景交融， 连贯流动的日常生活化场景” “清新自然，纯净优美的大众口语化语言” ［1］三个方面来论述易安词的显着特征。王翠英 在《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研析》 中也从三个方面概括出李清照词的艺术特点：第一，其词多 是自我形象的艺术化，贝y 较多地集中体现了女性的柔性美； 二,李清照词中的景物扣住了 字，充分展示了“真景美”；第三，善用白描方法，溶炼通俗语言倾诉真情实感，被奉为婉 约派的正宗［2］。还有黄晓东《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赏析》 、朱宪玲《试论李清照词作的艺术 特点》、韩彬《轻言浅语，尽显婉约深沉之意一一李清照词的抒情艺术》等几十篇论文，都 会从易安词中意境的创造， 语言的通俗简练，情感的深入及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等方面入手, 来展现李清照词作中的婉约词风。 (2)李词中豪放风格的展现。 李清照的词中不仅仅有婉约词风， 在她后期的创作中亦有 豪放词风的体现。在对李词豪放词风的研究上，研究者们也是众说纷纭。张伟在《悠思寄梦 境 雄桀泯豪婉 ------ 浅析李清照词中的豪逸之气》中从李清照的《渔家傲》 作中分析李清照后期词作的豪放风格， 也指出李词词风的转变的原因。最后指出不管是李清 李清照创作中的男性化倾向》中从“记游之作” 、“醉酒之举”、“爱国情怀”三方面来研究李 词中“一部分被称为’倜傥’、’有丈夫气’的充满男性化特色的作品” ［3］，对这一部分带 有 特殊风格作品的研究添砖加瓦，使其不再空白。 二、关于李清照词的比较研究 现在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特点， 就是研究者们不再把作家及其作家的某些作品孤立, 把它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去研究， 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对李清照的研究也是如此。 “真” 、《鹧鹄天》等词 照创作中的婉约词风，还是后期出现的豪放风格, 都造就了李清照的不朽。彭雅琴在《浅论 而是

关于词人柳永研究的研究综述

摘要：北宋初期的著名词人柳永, 曾经为宋词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贡献, 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进入21 世纪以来的近十年柳永词研究呈现繁荣态势, 据笔者在中国知网检索, 仅研究论文就超过340 篇, 比整个20 世纪一百年间发表数量的总和还多。审视角度多样, 研究范围不断扩展,许多问题的探讨不断深入, 笔者仅就所见, 对近十年来所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新世纪以来（2001——2009 年）柳永及词的研究在上世纪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挖掘，焦点主要集中在思想人格、艺术成就、社会文化意蕴、师承与影响及恋情词研究等方面，本文对这些研究成果做了详细的梳理。本文对近几年柳永及其词的研究做简要的回顾, 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柳永生平、思想性格、悲剧心态、悲剧成因研究;( 2) 柳永词研究;( 3) 柳永与其他作家及柳永词与其他文体比较研究;( 4) 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及其在文学史上如何定位的研究。 关键词： 研究成就如下： 在宋代词坛上柳永是批评和研究的重点，在中国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20 世纪柳永研究硕果累累，共有444项研究成果。上世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平事迹考证、思想人格的探讨、艺术成就的论证等方面。在生平事迹的考证中基本问题已达成共识，但在细节方面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在思想人格的研究中向历史真实不断开掘和接近；在艺术成就上呈现出“百舸争流”的局面。另外，柳永及其词史地位的研究学界从比较研究、感性描述和定量分析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论证。上世纪柳永研究取得的巨大而可喜的成就，也给新世纪的柳永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示。新世纪以来（2000 年——2009 年）有关柳永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413 个。柳永研究的重心有所转移，研究者在上世纪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挖掘，焦点主要集中在思想人格、艺术成就、社会文化意蕴、师承与影响及恋情词研究等方面。下面作详细叙述。 一、生平事迹考 上世纪有关柳永生平事迹做了大量的考证，新世纪以来有关这方面细节的探讨也颇有价值。如曾大兴《柳永宦迹游踪考述》根据柳永《乐章集》本身提供的一些重要线索,参考宋元以来有关史乘、笔记、方志的记载,对柳永在睦州、昌国、苏州、泗州、华阴、灵台、江夏、九嶷山和成都等九处的宦迹与游踪做了细致的考述。王辉斌《柳永生平订正》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将柳永生年明确在987 年，登进士第的时间明确在1031年，柳永卒后由王安石之弟王安礼与陈朝请共同营葬。《镇江府志》对柳永仕宦履历的记载——泗州判官、著作郎、太长博士诸职——均非柳永生前所任，而所谓《宋故郎中柳公墓志》系伪作。 二、思想人格与精神面貌探讨 在上世纪末柳永研究从平面化转向了立体化的研究，这一时期继续沿着立体化的研究方向向前迈进，并且研究愈加的深入。如宓瑞新《论柳永的文化人格》中论述了柳永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无关价值重建，而是在自己悲苦不安的处境中对传统一元化仕宦价值的反思与追寻，对个体生命与充实的维护。他的创作，也使俗词在一种更高的层次上，以其本身所具备的各种素质吸引感应了同时、后代的词人，使他们在其影响下各随性情所近作出了新的个性化拓展。王金寿《关于柳永批评之批评》以柳永“羁旅行役”词为批评的主要对象,通过对造成柳永评价落差的心理原因分析,来管窥古代文化人格的心路历程,来反思作家作品批评中有关道德现象的问题。该文对柳永批评有失偏颇之处予以矫正，很具有启示意义。《柳永评价“热点”“盲点”透视》中对柳永的人品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柳永的人品既不卑鄙,也不高尚,他是世俗中人、性情中人。他又提出了词品与人品的关系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杨建跃《从柳永词看中国传统文学的世俗化倾向》中提出柳永是封建社会第一个以市民意识对抗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