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君德开导圣学_张居正对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早期教育述论
广东社会科学 2007年第4期
培养君德 开导圣学
———张居正对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早期教育述论
尹选波
[提 要]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虚龄10岁即位,为了把他培养成尧舜一样的贤君,内阁首辅张居正制定了以学习为主,以视朝理政为辅的皇帝养成计划。日讲、经筵学习包括儒家经典、历史和写字、对联等文化知识,阅读本朝前代帝王处理朝政的文件和语录,培养执政能力。张居正还主持编写了《帝鉴图说》、《世宗御笔》等教材,重视提问和讨论,在共同探讨中培养道德,增长学问。这些安排在李太后、太监冯保的支持下,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关键词]张居正 万历皇帝 早期教育
[中图分类号]K248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7)04-0118-08
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虚龄4岁启蒙,10岁即位。他虽贵为天子,但毕竟学业未成,执政能力欠缺。内阁首辅张居正根据隆庆皇帝的遗诏,制定了以学习为主,文化知识和执政能力依次培养的详细计划,认真执行10年,取得显著的成效。对此,以往鲜有详细论述。本文梳理了相关史料,论述了张居正对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早期教育情况,以就正于方家。
一、确立以勤学为实务的原则
明朝隆庆六年五月,穆宗朱载 病亡。朝廷在颁布的遗诏中提出:“皇太子聪明仁孝,令德天成,宜嗣皇帝位。其恪守祖宗成宪,讲学亲贤,节用爱人,以绵宗社无疆之祚”①。同时,要求皇太子:“尔依阁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毋事怠荒,保守帝业”②。朱载 在两份遗诏中,分别提到“讲学亲贤”、“进学修德”,就是要求朱翊钧继续学习,掌握帝王的本领,当好皇帝。
穆宗朱载 的安排是有道理的。因为朱翊钧虚龄10岁,刚刚出阁讲学,学业未成。他安排聪明而早慧的儿子在10岁时开始接受系统而正规的儒家思想文化学习,以获得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怎能因继位而终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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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很小就接受了启蒙教育,“自四岁已能读书”③。隆庆二年,年方6岁就被立为皇太子。他性格沉稳,少年老成,很受父亲朱载 的喜爱和重视。穆宗朱载 曾经在宫中驰马玩乐,朱翊钧劝谏说:“陛下天下主,独骑而骋,宁无衔橛忧”。穆宗因而对他大加夸奖。陈皇后生病,退居别宫,朱翊钧每天早晨都随生母李贵妃前往问候起居。“后闻履声辄喜,为强起。取经书问之,无不响答,贵妃亦喜。由是两宫益和”④。
隆庆三年正月,朱翊钧已经7岁了,按照当时的习惯做法,应该出阁讲学,接受正规而系统的儒家教育。为此,礼部尚书高仪上书,提出皇太子出阁讲学的建议。穆宗朱载 担心儿子就学受累,主张等到皇太子年满10岁再出阁讲学。
隆庆四年正月,张居正上疏,指出:“远稽古礼,近考祖制,皆以八岁就学。盖人生八岁,则知识渐长,情笃渐开,养之以正,则日就规矩;养之不正,则日就放逸,所关至重也”。皇太子朱翊钧“正聪明初发之时,理欲互胜之际,必及时出阁,遴选孝友敦厚之士,日进仁义道德之说,于以开发其知识,于以熏陶其德性。庶前后左右所与处者皆正人,出入起居所见闻者皆正事。作圣之机,以豫养而成;天下之本,以早教而端也”⑤。尽管张居正的主张合情合理,但穆宗朱载 爱子心切,仍然坚持要等到皇太子年满10岁再出阁讲学。
隆庆六年二月,皇太子朱翊钧已经10岁了。按照原来的打算,穆宗朱载 开始筹办皇太子出阁讲学的相关事宜。三月,朱翊钧正式出阁讲学,接受系统而正规的儒家经典教育。但是,朱翊钧出阁讲学才两个多月,穆宗就病危了。穆宗深怕太子的学业半途而废,因此在遗诏中谆谆教诲,要求他“讲学亲贤”、“进学修德”。
隆庆皇帝去世后,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根据隆庆遗诏和皇帝的实际情况,内阁首辅张居正提出了以务学为急、以讲学亲贤为先的原则。张居正指出:“自古帝王虽具神圣之资,尤必以务学为急”⑥;“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又君道所当先者”⑦。对于皇帝的讲学与视朝的关系,张居正又提出以勤学为实务的原则,他指出:“上每日视朝,朝后又讲,似于圣体太劳,恐非节宣之道。若论有益于身心,有裨于治道,则视朝又不如勤学为实务也”⑧。张居正提出的这些原则,得到了皇太后李氏的大力支持,成为万历皇帝朱翊钧的行为准绳。朱翊钧自即位到张居正去世,整整坚持了10年时间,确实做到了勤学,也取得了明显的学习效果。
二、万历皇帝讲学的时间、方式、内容
张居正很重视万历皇帝的讲学问题,按照穆宗的遗嘱,他把教育年幼的万历皇帝当成自己辅政的首要任务。他在奏疏中说:“臣等谬以菲陋,职叨辅弼。伏思培养君德,开导圣学,乃当今第一要务”⑨。为此,他亲自安排讲学的时间、方式和内容,然后通报万历皇帝及其生母李氏,取得他们同意后,认真贯彻执行,持之以恒。
根据明朝祖制,皇帝的讲学方式,主要是日讲和经筵。隆庆六年六月,张居正上《乞崇圣学以隆圣治疏》,指出:时值秋凉,朝廷的一应大礼都举行完了,因此建议皇帝在八月中旬于文华殿举行日讲,明年春天再举行礼仪规格更高的经筵。本着“视朝不如勤学为实务”的原则,张居正又拟订皇帝视朝和日讲的具体日期:每月逢三、六、九日视朝,其他时间都举行日讲。“非大寒大暑,不辍讲习之功。凡视朝之日即免讲,讲读之日即免朝”⑩。万历皇帝同意张居正的安排。之后,张居正就日讲的具体内容和程序做了详细的安排。
日讲从日出至日午,分四个阶段进行。依次是:第一,复习和讲读。按照皇帝在东宫讲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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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接着讲《大学》、《尚书》。每天在讲官讲解新内容之前,皇帝要读前日所学《大学》、《尚书》的内容各10遍,然后讲官接着讲新内容;第二,休息、阅读章奏。讲读完后,皇帝进暖阁稍事休息,同时阅览各衙门进奏的章奏。如果有疑问,就召见张居正等讲解明白,以便熟悉国家政务;第三,练习书法。正字官侍奉皇帝练习书法。之后,根据皇帝的意愿,或休息一会儿,或直接午讲;第四,午讲讲读《通鉴节要》,学习历史知识。讲官一定要把历代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讲解明白。之后,皇帝回宫休息 λ?。
在日讲程序之外,张居正在《拟日讲仪注疏》中还提出了四个注意事项:第一,每天讲官讲完后,皇帝如果还有疑问,请不耻下问。张居正等再用浅显语言讲解,务求明白;第二,每月视朝之日,虽免讲读,但皇帝要在宫中温习讲过的经书,练习书法,学习的工夫不能间断;第三,皇帝每日日出时就吃完早膳,到文华殿讲读。吃完午膳后,还宫;第四,除非遇到大寒大暑,不辍讲读。如果遇到风雨,传旨暂免。
这种安排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批准,于是,日讲就有条不紊地坚持下来了。
在日讲如期举行的同时,万历元年正月初十日,张居正又上《请开经筵疏》,提出了开设经筵的建议。他提出:“但经筵盛典,亦宜次第举行。且在廷臣工,久切快睹之望。伏乞敕下礼部,遵照前旨,于二月内择日具仪,肇举令典。其合用知经筵、同知经筵及侍班讲读、执事侍仪等官,容臣等查照旧规,议拟上请,仰侯圣裁施行。庶劝讲之礼,既不废于公庭;造膝之言,又日陈于左右。圣功日密而又密,圣德日新而又新矣” λω。万历皇帝同意张居正的意见。不久,就正式安排了一大批名高位重的官员参与经筵活动:“命成国公朱希忠、大学士张居正知经筵事,吕调阳同知经筵事。侍郎陶大临、丁士美、申时行、王锡爵、陈经邦、何洛文、沈鲤、许国、沈渊、陈恩育直讲。罗万化、王家屏、陈于陛、徐显卿、张位、韩世能、林展春、成宪展书” λξ。二月初二日,有关的礼仪安排就绪,正式举行经筵。万历皇帝在大臣的簇拥下,来到文华殿,接受大臣的行礼后,开始了经筵讲读活动。此后,每月逢二日举行经筵,其他时间照常举行日讲。
经筵活动人员多,仪式繁,不易安排和举行。因此,万历元年五月正式规定经筵在每年春天和秋天分别举行。春讲自二月十二日至五月二日,秋讲自八月十二日至十月二日。作为定例,以后都按此奉行,不必临时奏请。自此以后,日讲与经筵交替进行。作为主要日常工作,万历皇帝对日讲与经筵的学习投入了很大热情,按部就班地进行了10年,传旨减免的次数非常少。
张居正根据万历皇帝的文化基础以及治国的需要,以“培养君德,开导圣学”为教育目标,有针对性地安排文化修养和行政能力两个方面的教育内容。
在提高文化道德修养方面,张居正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一,安排教官,系统而正规地讲读《大学》、《尚书》等儒家经典。要求万历皇帝熟读和理解四书五经,掌握儒家经典的基本内容;第二,学习历史知识,讲读《通鉴节要》等历史著作;第三,皇帝每天都要坚持练习书法,并安排书法名家给予指导;第四,练习作对联,从万历二年四月开始,为以后作诗填词做准备。这些内容,都是当时士人的必修课,也就是当时文化人必须掌握的文化基础。张居正只是沿袭传统的教育内容,认真执行,持之以恒地做下去,没有什么突破。
培养和提高皇帝执政能力,是张居正的工作重点。在这方面,他颇下了一番工夫,编写了许多生动活泼、联系实际、针对性强的教材:
第一,编写和讲读《帝鉴图说》。张居正嘱咐讲官马自强等人,采古代帝王善可为法的81件事,恶可为戒的36件事,编成一书,配上插图,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以解释。隆庆六年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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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张居正上《进帝鉴图说疏》。在奏疏中,他总结了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学习历史、借鉴历史经验教训的意义,指出:“大抵皆以敬天法祖,听言纳谏,节用爱人,亲贤臣,远小人,忧勤惕厉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谏饰非,奢用虐民,亲小人,远贤臣,般乐怠傲则亡”。明确指出:“人主欲长治而无乱,其道无他,但取古人已然之迹,而反己内观,则得失之效,昭然可睹矣”。因此,要求万历皇帝“视其善者,取以为师,从之如不及;视其恶者,用以为戒,畏之如探汤”。“每兴一念,行一事,即稽古以验今,因人而自考” λψ。
第二,编写《职官书屏》,让万历皇帝朝夕省览,了解国情。万历二年十二月,张居正与吏部尚书张瀚、兵部尚书谭纶等人制造御屏一座,中间绘制了天下疆域图,左右两边用纸片浮贴的方式,分别登录了府部以下、知府以上的文官和武官的姓名、籍贯、出身资格等内容,以便皇帝了解各地情况。他在上《进职官书屏疏》中强调:“安民之要,在于知人;辨论官材,必考其素”。但是,万历皇帝“顾今天下疆里,尚未悉知;诸司职务,尚未尽熟”。因此,制作了《职官书屏》,“提纲挈要,便于观览”。希望万历皇帝朝夕省览,了解天下疆域和各地官员。“一指顾间,而四方道里险易,百司职务繁简,一时官吏贤否,举莫逃乎圣鉴之下” λζ。
第三,编写《大宝箴注解》。《大宝箴》是一本字帖,供万历皇帝习字用。张居正认为“此文甚切于君德治道”,劝“皇上勿徒书写,须熟记其词;又勿徒记诵,须通晓其意,乃为有益” λ{。并亲撰《大宝箴注解》进呈皇帝。万历皇帝沉迷书法,对《大宝箴注解》很感兴趣,不仅熟读,而且能够背诵,通晓大义。
第四,选编明世宗御批章奏,供万历皇帝阅读,学习裁决政务的方法。万历四年五月,张居正面奏皇帝:“乞留神政务,省览章奏;暇时间取世宗皇帝所亲批旧本览阅,以为裁决庶务之法”。万历皇帝采纳了张居正的建议。于是,张居正收集了相关资料,包括“阁中所藏皇祖亲笔圣谕六十三道,御制四十四道,圣旨并票帖共七十道,又于纂修馆中,拣得嘉靖十年起至二十年止亲批奏、题本,共六十五本,进上睿览” λ|。张居正之所以选取世宗的御笔,是因为他认为明世宗继承了明太祖的治国之术,值得学习。他认为:“高皇帝得圣之威者也。世宗能识其意,是以高卧法宫之中,朝委裘而不乱。今上,世宗孙也,奈何不法世宗” λ}。主张万历皇帝向世宗学习临朝理政的本领。而学习世宗临朝理政的本领,莫过于阅读世宗留下的诏旨等文献。因此,张居正“望皇上万机之暇,特加省览,则致理之方,不外于法祖而得之矣” λ～。
第五,选编明朝历代帝王的宝训、实录。万历八年,万历皇帝已经18岁了,张居正建议:“皇上春秋鼎盛,宜省览章奏,讲究治理,于字书小学,不必求工。以后日讲暂免进字,容臣等将诸司题奏紧要事情,至御前讲解,面请裁决”。万历皇帝赞同这个意见。但是,数月以来的应奏事件或与日讲日期矛盾,或是烦琐细事,不值得讲解。不过,张居正认为:“远稽古训,不若近事之可征;上嘉先王,不若家法之易守”。而记载明朝前代帝王言行的宝训和实录,正是“近事之可征,家法之易守者也” μυ,是万历皇帝学习处理政务的好教材。因此,张居正嘱咐儒臣检阅累朝宝训和实录,选取有教育意义的内容,分类编辑,供皇帝阅读。
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随着万历皇帝的成长和学问的进步,张居正也随之调整教学内容,不断贴近治国行政实际,让万历皇帝在阅读先朝章奏等文献中培养执政能力。这表明,张居正按照自己的计划,努力践行着“致君尧舜上”的目标,越来越注意皇帝道德的养成,越来越注意皇帝实际治国行政能力的培养。
在教学方法方面,张居正主要是沿袭传统的教育方式,强调讲官的讲授和学生的阅读和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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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他“每日趋侍讲筵,改定讲义”,“总其大纲” μ?,督促讲官认真备课。同时,规定在讲新课之前,皇帝朱翊钧要朗读前日所讲的内容10遍,争取能熟读甚至背诵。在这些常规做法以外,张居正尤其重视师生之间的提问和讨论,强调复习,温故知新。
在日讲和经筵之中,张居正注意教学方法,特别强调提问和讨论,多次鼓励万历皇帝有疑难就发问,直到搞明白为止。在平时接触中,也注意在问答中贯穿道德教育。史书中记载了张居正和朱翊钧讨论的很多细节,生动地刻画了张居正循循善诱的良师形象,烘托了皇帝与大臣、老师与学生问学的和谐氛围。
万历元年十月,张居正进讲《帝鉴图说》,至宋仁宗不喜欢珠饰一节,万历皇帝主动回应说:“贤臣为宝,珠玉何益”?张居正借机教育朱翊钧要重视农业和粮食,不要看重奢侈品,说道:“明君贵五谷而溅珠玉。五谷养人,金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书称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溅用物,良以此也”。朱翊钧联系自己身边的事,说道:“宫人好妆饰,朕岁赐每节省。宫人以为言,朕云库积几何”。张居正赞赏道:“皇上言及此,社稷生灵之福”。接着,又谈到秦始皇销毁天下兵器的典故,朱翊钧说:“秦始皇销兵,夫木梃可以伤人,何销兵为”?张居正因势利导,讲解安民的重要性,说道:“人君布德修政,固结民心为本。天下之患,每出所防之外,秦亡于戍卒” μω。万历皇帝深以为然。这次讨论,张居正教育皇帝重视农业和粮食,安定人民的道理,没有僵硬的说教,而是在春风化雨的交流中,潜移默化,教育了皇帝。
万历二年十月,万历皇帝对建文帝的历史发生了兴趣。在讲读完后,询问张居正:靖难之变后,建文帝是否真的出逃了?张居正满足了皇帝的好奇心,回答说:建文帝是否出逃,“国史不载,但故老相传,披缁云游。后思归,题诗田州,有‘沦落江湖四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之句”。万历皇帝听后叹息一声,要求将诗歌进呈。张居正劝说道:“此亡国之事,可为戒,不足观也。谨录《皇陵碑》及《御制文集》以上,见创业之艰,圣谟之重” μξ。张居正既满足了万历皇帝好奇心,又借题发挥,引导他阅读明太祖朱元璋所写的《皇陵碑》及《御制文集》,让他了解本朝创业的艰难,守成之不易,从而达到了培养君德的目的。
万历四年三月,万历皇帝讲读《帝鉴图说》,与张居正谈论唐玄宗于勤政楼宴请安禄山一事。朱翊钧感慨道:“楼名甚佳而佚乐,何也”?辅臣张四维回答说:“玄宗开元之治,有三代风。至天宝荒佚,致播迁之祸。初,张九龄知安禄山有反相,欲因事诛之,玄宗不听。后幸蜀,思九龄先见,遣人至岭南祭之”。朱翊钧说:“即如此,悔无及矣”。张居正接着说道:“无论往代,我世宗皇帝初年,西苑建无逸殿,省耕劝农。末年崇尚玄修,不复临幸。治平之业,亦浸不如初矣。昨讲《大宝箴》云:‘民怀其始,未保其终’,亦是此意”。因皇帝对楼名的提问,根据历史,联系本朝,加以引申,且说理很充分,万历皇帝不由得心悦诚服。
张居正除了要求皇帝每天复习所讲内容以外,还在年底将一年所讲的内容认真整理出来,装订成册,让皇帝不时阅读和复习,以达到温故而知新的目的。万历元年十二月,张居正认为,“义理必时习而后能悦,学问必温故而后知新”。于是,他“将今岁所进讲章,重复校阅,或有训解未莹者,增改数语;支蔓不切者,即行删除。编成《大学》一本,《虞书》一本,《通鉴》四本,装潢进呈”。希望“皇上万机有暇,时加温习,庶旧闻不至遗忘,新知日益开豁。其于圣躬,实为有补” μψ。这种做法,无疑是严谨而有效的。
三、张居正对万历皇帝早期教育活动的成效
自隆庆六年八月至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去世,在近10年的时间中,万历皇帝坚持日讲和经221
筵,赢得了勤学的美名。万历三年七月的一天,讲读完后,宦官拿着皇帝所阅读的《尚书》,指着其中所夹带的黄纸条,对辅臣和讲官说:“上于宫中读书,日夕有程。常二四遍覆背,须精熟乃已”。他们听后赞美道:“上好学如此,儒生家所不及也” μζ。张居正也多次称赞万历皇帝勤学,如万历四年在《请叙录日讲诸臣疏》说:“皇上践祚以来,日御讲筵,孜孜问学,隆冬盛暑,未尝少间” μ{。时人也赞赏万历皇帝的好学,如沈德符在其笔记中对比了同是幼年即位的正统皇帝和万历皇帝,指出:“江陵相(指张居正)建议,上每日于日初出时驾幸文华,听儒臣讲读经书。少憩片时,复御讲筵,再读史书。至午膳而后还大内。惟每月三、六、九常朝之日始暂免。此外,即隆冬盛暑无间焉。以故十年之中,圣学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昔英宗御极亦在冲幼,初不闻三杨诸公有此朝夕纳诲,遂使王振几盗国柄,几危宗社。则主上早年励精,真可只千古矣” μ|。
万历二年十月,万历皇帝对张居正说:准备令宫女和内竖读书。张居正深表赞成,说道:“读书甚善,其通今昔,晓义理。宜激劝焉,拔其勤慎,庶各自奋” μ}。皇帝倡导读书,太监和宫女自然响应,于是在宫廷中形成了读书的氛围。
万历皇帝勤学多年,其学问和能力自然大有长进。万历八年三月,朱翊钧已经年满18岁了,张居正上疏乞休。他说:“圣志已定,圣德日新;朝廷之上,忠贤济济。以皇上之明圣,令诸臣得佐下风,以致升平,保鸿业无难也” μ～。在张居正看来,他已经完成了“培养君德,开导圣学”的使命,万历皇帝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可以亲政了。
首先,万历皇帝具备了充分的学识,对历史人物和事实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对经史等传统学问也有独到见解。如万历十六年二月,经筵讲毕,万历皇帝问阁臣申时行:“唐魏征为何如人”?阁臣回答说:魏征能强谏,是贤臣。万历皇帝不以为然,反驳说:“征先事李密,再事建成,后事太宗。忘君事仇,固非贤者”。又说:“唐太宗胁父弑兄,家法不正”。下令不再讲读《贞观政要》,而读《礼记》。阁臣以“读经则师其意,读史则师其事”劝皇帝将《通鉴》和《礼记》参读,朱翊钧于是要求:“先讲《尚书》,徐及《通鉴》,以至《大学衍义》”。沈德符对此评论说:“上之于经史后先,权宜审矣。至评论魏征、太宗真千古斧钺”。他认为万历皇帝“圣学高邃,远非臣下所及” νυ。虽有溢美的成分,但万历皇帝的学问大抵是相当好的。
其次,万历皇帝书法成就突出,其作品内容古雅,贴近赏赐对象,显示出他的高深学问;书法本身也有自己的特色,具有较高艺术的造诣。万历皇帝喜爱书法,经常挥毫泼墨,赏赐大臣。万历二年三月,万历皇帝召集张居正等大臣到文华殿现场观摩,并即兴写就二十余幅大字赏赐大臣。其中,赐首辅张居正“宅揆保衡”一幅,赐次辅吕调阳“同心夹辅”一幅,赐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掌印官九员各“正己率属”一幅,赐日讲官五员各“责难陈善”一幅,赐正字官二员各“敬畏”一幅。张居正上疏颂扬万历皇帝“不惟圣修之学,已造于精深;虽翰墨之微,亦臻佳妙”。“笔意飞动,若惊鸿矫凤之飞翻;体格庄严,俨周鼎商彝之陈列。且二十余纸,八十余字,咄嗟之间,摇笔立就。初若不经意,而锋颖所落,奇秀天成” ν?。
再次,万历皇帝具有一定的洞察能力,不人云亦云,不迷信祥瑞。万历八年正月,文华殿西角门柱上有“天下太平”四字,且用手擦拭不掉,张居正认为这是天降祥瑞。万历皇帝亲自察看,洞见人为痕迹,一针见血地指出:“此伪也” νω。张居正是皇帝的老师,但万历皇帝并不迷信师说,已经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了。
复次,万历皇帝已经知道明朝政治运行的规则,了解祖制、成例在决策中的重大作用和影响力。因此,他在做事情前,主动了解祖制和成例,争取有理有据。万历二年闰十二月,万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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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华殿问张居正:“元夕灯火鳌山,祖制乎”?张居正回答说:“非也。成化间以奉母后,时多谏沮。今新政宜裁” νξ。万历皇帝愉快地接受了张居正的意见。万历七年三月,神宗欲封皇后王氏的父亲伯爵,让内阁拟旨。为防止大臣的反对,万历皇帝查看了先朝档案,找到正德二年封外戚夏儒庆阳伯、嘉靖二年封外戚陈万言泰和伯的事例,传示内阁。张居正为此专门上疏,陈述了“非军功不封”的祖制,也讲了“宣德中季,始有恩泽之封。弘治以来,遂为故事”的现实。最后表示:“但既有正德以后事例,王伟系中宫至亲,臣等不敢违抗,谨拟传帖,上请圣裁,发下吏部施行” νψ。不久,封王伟为永年伯。万历皇帝利用成例达到自己的目的,说明他已经洞悉明代政治运作的规则,能够为所欲为了。
最后,在“君德”方面,万历皇帝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万历三年四月日食,他主动修省,亲自写下:“谨天戒,远嬖佞,明赏罚,谨出入,慎起居,节饮食,收放心,存敬畏,纳忠言,节财用” νζ等10条箴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万历皇帝还注意节俭。万历四年十二月,他来到文华殿,举起自己的袍服问阁臣:“此何色”?张居正回答说:“青”。他说:“紫也,久而色渝”。张居正借机讲了一番节俭的道理,说皇帝“节一衣,则民间有数十人受其衣者;轻一衣,则民间有数十人受其寒者,不可不审也” ν{。万历皇帝深以为然。
四、张居正对万历皇帝早期教育取得成效的原因
万历皇帝在即位的最初10年勤学不怠,在文化知识、执政能力和道德等方面都确有进步,显示出良好的教育效果。这一成果的出现,固然由于万历皇帝本人的勤学,由于张居正的精心筹划和悉心辅导教育,但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太监冯保与张居正联手,通力协作,内外夹辅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隆庆皇帝去世时,阁臣高拱、张居正和高仪是顾命大臣,负责辅佐新皇帝。但高仪不久去世,高拱被张居正和太监冯保联手逐出,顾命大臣只剩下张居正一人了。年幼的皇帝“虚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慈圣太后原来居住在慈宁宫,张居正请求她搬到乾清宫,就近照顾看护皇帝。太监冯保受太后信任,也得到张居正的支持,他取代太监孟冲,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且提督东厂。于是,形成“慈圣徙居乾清宫,抚视帝,内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ν|这样一种内外夹辅的局面。
慈圣太后李氏擅长书法,知书达理,十分重视万历皇帝的教育。她“教帝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 ν}。可以说,万历皇帝四岁启蒙,擅长书法,勤学都与其教育督促有关。对于万历的错误,太后绝不姑息。一次,万历皇帝“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内侍歌新声,辞不能,取剑击之。左右劝解,乃戏割其发”。太后知道后,传语张居正上疏切谏,代皇帝起草罪己诏书。“又召帝长跪,数其过。帝涕泣请改乃已” ν～。
李太后一直要求张居正好好辅导皇帝。万历六年皇帝大婚后,李太后将返回慈宁宫中,她特意晓谕张居正:“吾不能视皇帝朝夕,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其朝夕纳诲,终先帝凭几之谊” ου。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请求归政于皇帝,李太后传谕朱翊钧:“与张先生说:各大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一应政务,尔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待辅尔至三十,那时再作商量。先生今后再不必兴此念” ο?。
太监冯保朝依靠太后的支持,也严格督促皇帝。据记载:“保倚太后势,数挟持帝,帝甚畏之” οω。“帝初即位,冯保朝夕视起居,拥护提抱有力,小捍格,即以闻慈圣。慈圣训帝严,每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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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之,且曰:‘使张先生闻,奈何!’于是帝甚惮居正” οξ。
因此,万历皇帝知道张居正受先帝顾命,辅佐自己,十分尊重张居正,“手诏称元辅,称太师,称先生,皆尽古师臣之礼” οψ。张居正作为顾命大臣和皇帝的老师也尽力尽职,他一方面通盘筹划、组织万历皇帝的日讲等教育活动,另一方面以严师的面目出现,大胆批评纠正皇帝的错误,保证教育活动的实施效果。如万历皇帝读《论语》“色勃如也”时,将“勃”字误读为“背”音,张居正马上予以纠正。这一举动,使“皇上悚然而惊,同列皆失色” οζ。
万历皇帝生母善书,身边太监冯保也“善琴能书” ο{。在他们的熏陶下,万历皇帝养成了书法爱好,并多次将自己的书法作品赏赐大臣,展示自己的才能,博得臣子的赞扬。万历二年闰十二月,他赐给张居正御书“弼予一人,永保天命”。第二天,张居正侍奉皇帝日讲时进谏说:“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至唐宋贤主,皆修德行政。治世安民,不以一艺。汉成帝知音律,能吹萧度曲;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宁宗能文、书善画,无救于亡乱。则君德之大,岂沾沾一艺哉” ο|!劝说皇帝不要沉迷书法小技,而要学习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
万历五年闰八月,因阴雨不止而暂停日讲。在皇帝视朝时,张居正委婉劝说:“近因阴雨,朝讲暂免。恐中外不知,谓皇上勤学渐不如初。愿日慎一日,非有他事及风雨不得辍” ο}。
正是由于张居正等人的督促,万历皇帝才能十年如一日地勤学,持之以恒,取得了成效。
①谈迁:《国榷》,卷67,隆庆六年五月庚戌。
②谈迁:《国榷》,卷68,隆庆六年五月辛亥。
③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25,隆庆六年十月戊辰。
④《明史》,卷20,《神宗本纪一》。
⑤《张居正集》,第1册,卷1,《请皇太子出阁讲学疏》。
⑥⑨《张居正集》,第1册,卷1,《乞崇圣学以隆圣治疏》。
⑦《张居正集》,第1册,卷2,《谢召见疏》。
⑧⑩《张居正集》,第1册,卷2,《请酌定朝讲日期疏》。 λ?《张居正集》,第1册,卷2,《拟日讲仪注疏》。
λω《张居正集》,第1册,卷3,《请开经筵疏》。
λξ谈迁:《国榷》,卷68,万历元年正月辛卯。
λψ《张居正集》,第1册,卷3,《进帝鉴图说疏》。
λζ《张居正集》,第1册,卷3,《进职官书屏疏》。
λ{《张居正集》,第1册,卷11,《送起居馆讲大宝箴记事》。
λ| λ～《张居正集》,第1册,卷5,《进世宗御笔疏》。 λ} οψ οζ《明史纪事本末》,卷61,《江陵柄政》。
μυ《张居正集》,第1册,卷9,《请敷陈谟烈以裨圣学疏》。
μ?《张居正集》,第1册,卷5,《辞加恩疏》。
μω谈迁:《国榷》,卷68,万历元年十月乙卯。
μξ谈迁:《国榷》,卷69,万历二年十月戊午。 μψ《张居正集》,第1册,卷3,《进讲章疏》。
μζ《明神宗实录》,卷40,万历三年七月丁未。
μ{《张居正集》,第1册,卷5,《请叙录日讲诸臣疏》。 μ|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冲圣日讲》。
μ}谈迁:《国榷》,卷69,万历二年十月癸亥。
μ～《张居正集》,第1册,卷9,《归政乞休疏》。
ν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贞观政要》。
ν?《张居正集》,第1册,卷3,《谢御笔大书疏》。
νω谈迁:《国榷》,卷71,万历八年正月末。
νξ谈迁:《国榷》,卷69,万历元年闰十二月庚寅。
νψ《张居正集》,卷8,《论外戚封爵疏》。
νζ谈迁:《国榷》,卷69,万历三年四月壬申。
ν{谈迁:《国榷》,卷69,万历四年十二月庚申。
ν| οξ《明史》,卷213,《张居正传》。
ν} ν～ ου《明史》,卷114,《后妃传二》。
ο?《张居正集》第1册,卷9,《谢圣谕疏》。
οω ο{《明史》,卷305,《宦官二》。
作者简介:尹选波,人民出版社《新华文摘》编辑部副编审。北京 1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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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万历二十六年状元卷全文
明朝万历二十六年状元卷全文 作者简介：赵秉忠（1573年~1626年），官至礼部尚书。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一甲第一名进士（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历任侍读学士、礼部侍郎，官至礼部尚书。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被黄尊素弹劾去职。天启六年（1626年）去世。思宗崇祯三年（1630年）追复原官，赠太子太保，赐祭葬。 殿试题目：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 臣对： 臣闻帝王之临驭宇内也，必有经理之实政，而后可以约束人群，错综万机，有以致雍熙之治；必有倡率之实心，而后可以淬励百工，振刷庶务，有以臻郅隆之理。 「臣听说帝王统治国家，必须有经营管理的实政，而后才可管束臣民，综合处理纷繁的政务，才能实现和乐升平的社会。必须有倡导践行的实心，而后才可鞭策百官，振作整肃种种事务，才能建成昌盛兴隆的国家。」 立纪纲，饬法度，悬诸象魏之表，着乎令甲之中，首于岩廊朝宁，散于诸司百府，暨及于郡国海隅，经之纬之，鸿巨纤悉，莫不备具，充周严密，毫无渗漏者是也。何谓实心，振怠惰，励精明，发乎渊微之内，起于宥密之间，始于宫闱穆清，风于辇毂邦畿，灌注于边疆遐陬，沦之洽之，精神意虑，无不畅达，肌肤形骸，毫无壅阏者是也。 「什么是实政？就是要确立社会规范，整饬法律制度。将它们悬挂到宫门高阙外面，载入法令条文当中，先颁布于朝廷殿堂，再散发至各级官府，一直到达各个地区和海疆边隅。整顿梳理，无论巨细，完备详尽，处处严密，丝毫没有疏漏的地方。什么是实心？就是杜绝懒惰懈怠，激励精明强干，从细节小事做起，发自内心深处，由朝廷帝王开始，再风行于京畿邦域，一直灌输到边疆角落。使之潜移默化深入内心。令这种精神志向无不畅达，以至于沦肌浃髓的程度而毫无阻塞。」 实政陈，则臣下有所禀受，黎氓有所法程，耳目以一，视听不乱，无散漫飘离之忧，而治具彰；实心立，则职司有所默契，苍赤有所潜孚，意气以承，轨度不逾，无丛脞惰窳之患，而治本固。有此治具，则不徒驭天下以势，而且示天下以守，相维相制，而雍熙以渐而臻。有此治本，则不徒操天下以文，而且喻天下以神，相率相勖，而郅隆不劳而至。自古帝王，所为不下堂阶而化行于风驰，不出庙廊而令应于桴答，用此道耳。厥后，崇清净者深居而九官效职，固以实心行实政也。 「公布了实政，属下官员就有了受命实行的依据，黎民百姓就有了効力遵从的法度，闻见一致，视听不乱，不担心法律随意变动，以致人们无所拘束，则治国的具体措施就能得到贯彻；树立了实心，各级官吏就会配合默契，百姓也暗自信服，都按君主的意向志气行事，不逾越规范法度，避免了办事琐屑、懒惰懈怠的弊病，则治国的根本目标就得到巩固。有此治国的具体措施，就不独以权势掌控国家，而是以应遵循的操守昭示天下。君臣上下相互约束制衡，则和乐升平的社会就可逐步造就。有此治国的根本目标，就不独以法令条文操控国家，而是以君主的精神思想晓喻天下。君臣上下相互勉励遵循，则国家的昌盛兴隆就能不期而至。自古以来，帝王的作为，不下皇宫的台阶而其教化却有如风驰四方，不出朝堂，则其号令有如桴鼓相应。就是因为用了这种治国之道！后来，崇尚清净无为而治的君主得以深居内廷而百官忠于职守，原本就是以实心践行实政的缘故。」 后世语精明者，首推汉宣，彼其吏称民安，可为效矣!而专意于检察，则检察之所不及者，必遗漏焉，故伪增受赏所从来也；语玄默者，首推汉文，彼其简节疏目，可谓阔矣!而注精于修持，则修持之所默化者，必洋溢焉，故四海平安所由然也。 「后世论及的精细明察的皇帝，当首推汉宣帝（刘询），他当政时，官吏称职，百姓安宁，其治理可说是有成效的了！但他却只专心于稽查检举，那么检察不到的就必然有所遗漏，这
《张居正》读后感
《张居正》读后感 大约两三个星期前我在我们这最大的盗版书市场买了一套熊召政刚获奖的那部《张居正》，虽然是盗版但价格不含糊。共分两本，摞起来有一个砖头那么厚。第一本，《木兰歌》和《水龙吟》我看得挺认真。第二本比第一本厚，我看得有些不耐烦了，所以跳着看的，只看了看开头和结尾。按理说我写这读后感由此也显得底气不是那么充足。 看完了之后对于张居正了解的还是不多------包括他的比较有名的“考成法”，他的“一条鞭法”在第二本直接就没看。但对于当时的宫廷黑暗还是多多少少有些感慨油然而生。印象最深的就是深宫大内大小太监的贪墨、政府官员自上而下令人咂舌的结党营私互相倾轧贪污腐败。张居正的几句话也有印象：自古以来侍君难，侍幼君更难！孟子曰：治国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另外，张居正用循吏不用清流我觉得是很有见地的。他不用海瑞，而起用了一开始仅仅是九品衔礼部观政的金学曾，就是让官员放开手脚去做事而不是整日夸夸其谈坐而论道，这对于整饬官僚主义就很有效用。这里倒不是要诋毁海瑞，只是他因为“清廉”二字所累，在为官时断案处事变得比较偏激。书上也说了，他做了四品苏州知府后把一个膏粱富庶的苏杭天堂治理得连年欠收，富户外逃。同时张居正很注意做事的灵活性，比如为了继续获得大内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支持，一口答应把一个淮运总
督的肥差让一个因贪污被查处靠行贿又妄想爬起来的胡自皋。他说：“为了惩治一百个贪官，你起用一个大贪官，你干不干？”我看的这些里头有两件事印象也很深刻：一个是礼部六品主事童立本上吊自杀事，一个是工部尚书朱衡被内宫秉笔太监吴和假传圣旨恶意报复事。第一件跟我有相似处。我也是一个不得领导青睐，处处受气酸腐木讷的小人物。虽然不像童立本那样被人利用一番后反又被训斥一顿，回到家因为无钱买米一家上下饿得眼冒金光无奈一时想不开只得上吊自杀，但是自己觉得个中甘苦跟他也差不多了。第二件事，堂堂的工部尚书，对于中官的戏弄、报复无可奈何，只能干受着这也在当今社会中屡有发生，俗话说：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不路无尸骸。这部书中最最让我感到瞠目结舌的是万历皇帝的冷血。张居正从朱翊君十岁登基就满腔热情、赤胆忠心地辅佐他，教给他知识和做明君的的道理。甚至从自己十岁儿子的身上想到儿童爱玩的天性，给朱翊君买了当时比较风行的风葫芦做玩具，寓教于乐。同时呕心沥血，使得万历朝从元年之初太仓无一两银子发展到万历九年太仓银共计四百多万两，这些都无一不凝聚着张居正的心血。但是朱翊君仅仅因为自己一次荒淫的丑行被太后抓住，张居正主张皇帝要下《罪己诏》而把他的“丑行”弄得天下皆知就怀恨在心。 张居正万历九年在首辅、太师位上病逝的时候，万
大明万历皇帝堪称千古一帝
大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1573～1619）,一个被清史极度污蔑的皇帝,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中国因为他的存在而精彩!或许少一个朝代,中国早就进入君主立宪制,或许多一个万历皇帝,中国的近代史不会如此凄惨.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为明朝修史时的康熙皇帝,两个人的经历极为相似.在位时间长,最初都是有极强势的辅政大臣,有着堪称盛世的年代,有着辉煌的胜利,同样的后期倦政,也有着同样的失败.万历皇帝最大的失败是不 断被满清宣传的萨尔浒之役,损失四万;康熙最大的失败是康熙五十六年六万军队全军覆没于准葛尔;而对应万历帝的矿税,康熙年间的国库有着骇人听闻的四千三百万亏空.两个轨道非常相似的皇帝一个被大肆宣传其缺点错误,甚至推论明亡于万历,真是天下奇闻. 要是明朝后面的几个皇帝能象万历皇帝对待熊廷弼那样对待大臣,明朝的历史将会长很多.而康熙则被宣传成千古一帝,前后近三十年的战争和混乱民不聊生(到二十八年尼布楚条约的签定),后面十几年的九子夺嫡,鸡飞狗跳都被轻轻抹过.不过想想也释然.谁让他有个好孙子,借着修四库全书把史书毁得毁,改得改,文字狱那才叫恐怖,比起他儿子盛世要用禁武令来维持有效多了. 虽然说好皇帝未必就是好人,但让我们首先看看两个人的私德.毫无疑问万历皇帝用情更专,至少比起从洗衣奴到蒙古公主都兼容并蓄的几乎如种马一般的康熙好得太多了.到万历四十多年双方白头万历和郑贵妃的感情始终不变,虽然不如明孝宗,但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仍然不失为道德楷模.关于万历酒色财气的诽谤.”色” 讲过了,”财”放到后面再讲.我们来看
看酒,根据某些”历史学家”的考证,万历每餐必酒每酒必醉,整个一个大酒鬼,但是翻遍史书只有大明万历八年有一次记录,确实是喝多了.只要稍微了解明朝言官的威力,就知道明朝的起居注绝不可能隐瞒万历帝醉酒误事的事件,可是翻遍史料就是没有.而且更耸人听闻的是甚至还有人推论万历后期倦政是因为吸毒,前些日子到定陵,还听到一个导游喋喋不休,万历皇帝好酒而且后来对其骨骸监测,身前还吸过毒,这个简直就是胡扯,每餐必醉加吸毒能执掌中国四十多年?只怕不用几天就玩完了.而康熙虽然没有好酒的谣言,但是对打猎的爱好简直让人吃惊.如果说在承德是为了方便和蒙古各部联系的话,那么密度如此之大的出行这样的理由令人难以信服,一共四十八次的木兰围场,当然还有种说法康熙为了保证八旗军的战斗力,但是前二十年战事不断的时候需要这样的演习吗?后几十年需要每年重复同样的军演吗?只能让人认为康熙因为个人爱好而荒废国事.更糟糕的是康熙曾经自己宣称一日射兔三百一十八只,我说他那天绝对没有时间处理国事,这个推论应该没问题吧。四十八次出巡，这种围猎的时间和金钱的消耗,和一餐酒比起来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就算万历皇帝真天天喝酒也拍马难及,要怪就怪万历偶然一酒没有和拉动内需联系起来.最后再来说”气”的问题,所谓气无外乎万历皇帝曾经杖责过太监,实际上这种情况在清朝还要普遍和无情的多,甚至在乾隆以后入宫的太监只能姓秦,赵等几个姓.这一切是因为”英明”的满清皇帝认为明朝太监之祸尤烈,所以清朝对太监的责罚之恐怖让人震惊.不过如果麻子皇帝再活五百年,看到清朝女人之祸尤烈,会不会穿越回那个年代宣称不近女色?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与感悟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与感 悟 早就想写一篇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了，鉴于时间因素，一直 未能动笔，最近读了这本书，感触颇深，遂成夙愿！高中年代， 最怕最差的科目非历史莫属了，老师说要将历史学成一条线，而 我一直在点上打转。如何将点穿成线，想想都困难！ 早就想写一篇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了，鉴于时间因素，一直 未能动笔，最近读了这本书，感触颇深，遂成夙愿！高中年代， 最怕最差的科目非历史莫属了，老师说要将历史学成一条线，而 我一直在点上打转。如何将点穿成线，想想都困难！ 想来对历史的兴趣起源于工作后，在某毛的熏陶下，陆陆续 续看过些西方历史书籍，尤其是盐野七生关于罗马关于文艺复兴 方面。过程中，脑海里有个思绪不停地在飞：“当时的中国是怎 样一番场景呢？”。既然看西方了，为什么不去看看东方呢？上 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该有怎样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啊。于是找 来豆瓣评分高达8.9分黄仁宇的这本《万历十五年》。通本读完，感受不到一点豪情勃发，有的只是无处释放的压抑！ 本书一共七章，通过对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 戚继光和李贽等人物的描写，叙述了明朝中后期的政治体制、财 政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全文一条主线，即“文官制度”贯穿
始终，这也是一切悲剧的源泉！ 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行政工具是文官制度，经过一两百年的发展，这种文官制度早已成熟，文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而本朝开国之初，各项制度的依据是“四书”上的教条，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所以官员的俸禄极低，于是官员们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也就不可避免。从而导致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是否能认清文官的这双重性格，也导致了各历史人物的成败。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与感悟 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施政的要诀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张居正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的文官，却忽略了国家最大的问题也是文官。他一心改弦更张，把文官集团当作行政工具，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罢黜，从而严重威胁了文官的安全感，开罪文人，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相比较而言，申时行这个和事佬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他知道若要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即要给予文官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于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不断地推行礼仪，讲解“四书”和其他经史。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佬，他就担任这样角
明神宗朱翊钧
明神宗朱翊钧 第一节冲年即位 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是明穆宗第三子。穆宗有四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俱早亡。四子朱翊镠与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封潞王。朱翊钧幼时的命运并不好，由于明世宗晚年迷信道教，“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①，不要说他没有被立为皇太孙，就连他出生的消息，穆宗都不敢向世宗奏报，出生两个月不敢剃头发，甚至到了五岁还没有起名字。直到隆庆元年（1567）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请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穆宗才为他赐名，叫翊钧。穆宗说：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②。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 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将来要治国治民，必须从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朱翊钧虽然年幼，却很懂得这个道理。穆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挚之登辇以出”①。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钧年渐长而学愈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夸耀说：“朕五岁即能读书。”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终因纵欲过度，病入膏盲，病死于乾清宫。 隆庆六年六月初十日，年仅十岁的朱翊钧即皇帝位，改元万历，以翌年为万历元年。 明神宗即位时，摆在他面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朝纲，矫除积习”②。这个问题，以后变得更为激烈。穆宗弥留之际，授高拱、张居正等人为“顾命大臣”，嘱咐他们和内外文武百官一起，“协心辅佐”年幼的皇太子。神宗自己在登极诏中也命令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如今，先皇尸骨未寒，小皇帝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种情景：那些“顾命大臣”，不是“协心辅佐”，顾及民族的利益、百姓的生死，而是首先顾及自己，为了争夺地位和权力，开始火并起来。同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堆积如山。面对着这些重重的困难，这个小皇帝没有畏缩不前，为了“皇图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气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这根权柄，励精图治，推行新政，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为。 ①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二《纪述一》。 ②谈迁：《国榷》卷六五。 ①《明史》卷一一四《孝定李太后传》。 ②《明史》卷二○《穆宗纪》。 第二节励精图治 万历元年（1573）到万历十年（1582），是明神宗人生的辉煌时期。在此期间，他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大力支持张居正以整理赋役为中心的社会改革，从而换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相对安定的局面。 明穆宗末年，高拱为内阁首辅。高拱，“性直而傲”，“持论多偏”，说话随便，常常为此得罪人。他与徐阶有矛盾，在徐阶谢政归里以后，高拱即“扼阶不遗余力”，为此又与张居正关系破裂，成为冤家对头。高拱主阁，坚持反对宦官越权，为此触犯了当时内廷的大红人太监冯保。冯保遂与张居正内外串通起来，欲置高拱于死地。穆宗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神宗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他不问高拱说此话的背景，是否属实，即于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职，以张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终坚持自操威柄。他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
《万历十五年》读书分享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正史作品。不同于一般的正史枯燥乏味，作者黄仁宇采用了一种被他自己称为“大历史观”的描述手法。既不像编年体史书那样依照时间的脉络叙述一个王朝的兴衰，也不像纪传体史书那样单独介绍每个人物完整的一生，而是把历史剖开一个横截面，像纪录片导演穿越过去一样，把当时的一位皇帝和五位著名的大臣，以一种群像式的叙事手法缓缓展开，从中折射出16世纪中国社会的大致面貌。并且，如同管中窥豹一样，从各种细节中观察，公元1587年表面一派太平的大明朝，为何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和灭亡。 那位皇帝，自然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五位大臣分别是大学士张居正和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及前云南姚安知府李贽。用黄仁宇的话来说，他们或是身败，或是名裂，没有一个能够功德圆满。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那些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症结已经开始慢慢积累，直至无可逆转。 本周，我想以黄仁宇的视角，顺着这几位“主角”的脉络，大体向各位同仁分享一下这本书。
我们从万历皇帝开始吧 按照惯往的印象，中国古代的皇帝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自然拥有着几乎没有边界的权力，他们想做什么都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然而在黄仁宇视角下的万历皇帝，在我看来几乎是一个悲剧的人。 皇帝的统治合法性来源于千年来儒家思想在民间的积淀，忠君、孝顺、勤俭…这是作为一个体系的要求。为皇者希望普天之下的人忠君，那么他本人就必须勤俭、孝顺，必须听从不顺耳的谏言，必须符合以下儒家对于明君行为的描述。 因为要节俭，他被限制花销，甚至到没有钱赏赐宫女，需要把这笔赏赐记录下来，待到有钱的时候兑现。而对他做这样要求的师傅张居正，却可以在归乡的时候使用32个轿夫扛抬的大轿； 因为要听纳谏言，他不能立最满意的朱常洵为太子。大臣们以无嫡立长为理由，联合一气对抗皇权。这些文官科举出身，儒家理论该如何使用，以用来支持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最熟悉。但最可气的，这些人之所以想立朱常洛为太子，并不全是要维护他们心中的正义与大道。压宝给一个在先皇眼里弱势的皇子，待新朝之时换取丰厚的报酬，是有些人包藏在内心的真实想法。可是作为皇帝他没有办法，皇权的威严来自这些熟读经典之人一次次匍匐下跪叩首，如果他们一起说不，皇权是会被动摇的。 名为九五之尊，其实也不过是个被束缚在深宫的可怜人，非但不能为所欲为，寻常百姓家的自由也不见得能享受到。皇帝是一个体制的需要，是一杆远远飘着的旗子。这杆旗最好没有思想，乖乖听从朝堂的谏言；不要有身为人的情绪，好好按着祖宗承宪来就好。
万历清算张居正实属无奈
1.万历清算张居正实属无奈 看了连续剧《万历首辅张居正》，张居正近乎完美的政治经济改革，是濒临绝境的大明王朝又重新崛起。在李太后和冯保的大力支持下，开启万历新政，张居正执政10年，国库充盈，国富民强，兵强马壮，大明江山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张居正的权势也到了顶峰，可以说虽为宰相，实为行使天子职权，朝野上下莫不仰其鼻息。万历皇帝成了御座上的摆设。当时的万历称呼张居正为相父，君臣关系被称作鱼水关系。可张居正死后，万历180度大转弯，疯狂清算张居正，对张居正灭门抄家，还准备剖棺鞭尸，这又是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大多都不得善终，很多都得到残酷的清算。比如商鞅被五马分尸，吴起被乱箭穿身，王安石忧郁而死。其原因是改革虽给民众带来好处，但触犯了豪强地主得既得利益。俗话说：为政不得罪巨室。张居正的雷霆霹雳式的改革，树敌无数，触犯了一些皇室贵族的利益。尤其是以李太后的父亲李伟这位当朝国丈为首的反对派，对张居正是恨之入骨。张居正的悲剧命运也就注定形成。 当时，尽管有李太后的鼎力支持，改革的阻力仍然很大。张居正父亲去世后的反“夺情”事件，就是反对张居正的预演。民间甚至传出了“黑心宰相卧龙床”“张居正与李太后生了两个儿子”“万历是张居正的儿子”之类抹黑张居正的谣言。 当时无法进行DNA鉴定，反对派的谣言的杀伤力确实很大。况且当时貌若天仙的李太后年近28岁寡居，正是青春勃发的美貌少妇，张居正是当时辬准的俊男，靓男俊女相互倾慕实属正常，引起别人的遐想和猜测不可避免。据史料记载，李太后确实心仪张居正，对张居正有过多次示爱的暗示，可是严守臣子礼仪的张居正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至于两人是否有一腿至今仍存争议。后来的张居正纵情声色，不能不说是对“想得到却不敢得到的与李太后爱情”的一种矛盾心情的宣泄。 当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即位后，面对巨大的风言风语，只好把吕不韦流放，后来逼其自杀。秦始皇为何这样做呢，因为这影响到皇权的合法性，只有秦始皇对待吕不韦狠，才能堵住“造谣者”的嘴，才能维护封建正统。如果父子相认，结局就是全部灭门，死路一条。 大家看过电影《菊豆》吧，杨天白为何认杨金山这个符合传统礼教的“假爹”，而击毙违反正统观念的杨天青这个“真爹”，就因为假爹被世俗所认可，真爹被舆论所不齿。 想想一下，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自己的正统，自己帝位的合法性，为了堵住来势汹汹的各种谣言，万历只有毁掉张居正“一家”，而保住大明江山这个“大家”。212年，万历神宗皇帝下诏，查抄居正之家，削尽其宫秩，剥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被开棺戮尸。其子其弟等等，全部发配“烟瘴地面”。清算张居正时，平时很多大臣明哲保身，那些对张居正溜须拍马的张四维之类的小人对提拔自己的张居正攻击最踊跃，只有张居正生前最看好的可又平时最不买张居正帐的那位水利专家潘季驯站出来为张居正说了几句公道话。随之，歇斯底里的万历罢免了潘季驯的官。狂呼：“就是天下的所有河道全部决口，也要撤潘季驯的职！”对于儿子的疯狂清算，那位对张居正最为支持的李太后并没有站出来进行阻止，说明她也出于避嫌的考虑。 张居正被清算后，依附张居正的能干的大臣比如名将戚继光等全被弃用，朝堂上到处布满了所谓的只会夸夸其谈的“清流”。这些“清流”没有只会空谈误国，没有实干的能力，大明王朝开始急剧衰败，张居正执政期间生机勃勃的时代结束了。万历从此28年不上朝，或许是对自己身世的不自信，从心里自认为就是张居正的儿子而心存自卑，不敢理直气壮的面对天下？或许是为了堵住波涛汹涌之口，对自己亲自发起的栽赃清算张居正这位为大明江山立下丰功伟绩的千古一相而心存内疚，良心发现而羞于见人？ 据说，那位因反对张居正“夺情”而被打断双腿的青年俊杰邹元辬，在几十年后，看到腐败不堪的朝政和民不聊生的现实，他终于理解了张居正的良苦用心，终于明白张居正是正确的，自己是错误的。白发苍苍的邹元辬，拖着被张居正打残的双腿，为张居正奔走鸣怨。 皇权保住了，万历的地位稳固了，做了10年宰辅的张居正仅仅查出了10万两银子，不及冯保的百分之一，这在“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社会，实在是不值得一提。清算张居正后，大明王朝再也没有勤于任事、敢于担责的大臣了。朝堂之上布满了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庸官。40年后，面对风雨飘摇、江河日下、千疮百孔的大明江山，崇祯皇帝终于下诏为张居正平反，并题诗一首：“板荡之后，而念老臣；播迁之余，而思耆俊。”为张居正彻底平反，重新尊为国师。 历史终于以它那不可抗拒的力量显示其公平！
明朝为什么盛行色情文学
明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朝代。在那个朝代里，有好些本是相对立的东西，却都能平安地裹在一个叫做明朝的大袍子里相安共容。 明朝皇帝的龙椅安稳之后，便将宋朝时“格物”出来的新儒学——理学奉为独尊之位。明永乐年间饶州儒士朱季友给“周、程、张、朱之学”提了一点不同意见，算是学术上的商榷，明成祖知道后龙颜大怒，下旨“命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着书，曰:‘无误后人。’”朱棣的这一句话便开了明清两朝以程朱理学禁黜异端的先河，从此理学成了唯一的学问，其他都成为异端邪说而受到查禁（《禁书·文字狱》，王彬着，中国工人出版社）。而明朝的科举“考试大纲”规定得更是严格，必须从朱熹所编定的“四书”中出题，对其理解和运用也必须遵循程朱的注疏。 “考试大纲”看起来无关紧要，但那可是一根有力的指挥棒，它指挥和规范着儒生们的脑子，进而控制社会思想和观念。所以，在明朝时指导人们行动的思想就是以讲述“存天理，灭人欲”为主的理学。现在想来这种想法实在是有点儿荒唐，人欲岂是能灭的？虽然古圣贤说“无欲则刚”，但人要真的没有了欲望，什幺样的想法都没有了，那结果恐怕不是“刚”，相反则可能是软得不能再软，唾沫吐到脸上也一定会等它自己干掉的。当然，倘要深入地想一想，这个“一存、一灭”的理论，倒也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人的欲望都灭掉了，只存一个“天理”在心中，那可真是一个大同世界呢！也许正因为如此，明朝的理论家们在不断地扩充和挖掘着“存天理、灭人欲”的深刻内涵，社会管理者们，也就是牧民的官员们，则是精心地把理论家们的研究成果转变成社会规则，牧养着万姓子民。 在这样的朝代里，讲的是理学，用的也是理学，那时的空气里可能也弥漫着理学的气息，文艺自然也不可能仅仅是“为艺术而艺术”，超然于世外的，也一定是理学思想指导下的文艺，是弘扬着理学精义的文艺。可是，事情奇怪得很，偏偏就是在这个“灭人欲”的明朝，却是一个色情文学大量出现并成为流行文学的时代，而且还出现了色情绘画，即春宫画。 具有中国第一“色情小说”之称的《金瓶梅》，现在已得到了艺术上的肯定，但其色情描写流传之广，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之大，是没有哪一部小说能与之相比的，在当代，贾平凹的《废都》中仍可看到它的影子。除此以外，现在还能看到，创作、刻印、流行于明朝的色情小说还有《剪灯新话》、《欢喜冤家》、《宜春香质》、《如意君传》、《情史》和《隋炀帝艳史》等十二三种。 这些作品中，不论创作的主旨如何，但都有大量的、露骨的“床上戏”。除此之外，那些较为隐晦但仍以描写男女之情为主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更是多得难以计数。 除了文字上的东西，明朝春宫画的出现和流行，也并不亚于色情文学，据汉学家高罗佩考证，明朝时的春宫画在其鼎盛时，印刷时使用了五色套印，其水平之高，画面之美，至今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古代性文化》刘达临着）。这些色情文学，在四五百年之后的今天还能见到，足见当时的印数之多，流行之盛。 色情，自然是宣扬情欲的，而情欲则又实在是人之大欲也。明朝主流文化的台面上高唱着“存天理、灭人欲”的高调，而它的背后流行的却是宣扬欲望的色情文学。虽然也时有遭受焚书毁版的查禁，可一部又一部的色情小说还是不断出现和流行。在同一片天空下，有着与理论上如此相悖的事情，岂不是有点儿匪夷所思幺？ 这大概要从儒士文人的生存状态和环境说起了。
读书笔记 《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制度的产物
读书笔记 | 《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制度的产物 前两周在书店历史读物的架子上翻到了《万历十五年》，忘了从什么时候知道的这本书，反正是在脑子里很熟悉的名字。大概因为前段时间刚读完《明朝那些事儿》，对明朝历史的兴趣还比较高涨，趁着自己脑子里依稀对这段历史还有一些印象，便想着赶快读读看。 认真打开这本书之前，我看了一些读后感，除了大部分传统的读后感(类似于书的总结和介绍)，还看到一篇完全不介绍大家读《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帖子，作者大概是从头到尾都批判了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更是以陈梧桐教授的评语做结尾：“(万历十五年)作为学术著作尚不够格，作为大众读物传播的是错误的明史知识，实在不值得肯定和热捧。” 或许从明史研究者的专业角度来看，这本书存在很多不可取的地方，甚至是错误;也许，这是研究者之间对于同一问题或历史事件的不同理解和看法。总之，就如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可以抒发自己的观点和感悟，这本书不至于一无是处。 打开书本读完万历皇帝这章后，从学者的角度，文中论述到历史史实的部分，有出处、有根据，所有故事情节与《明朝那些事
儿》里我所读到的几乎一样，只不过是作者表达的方式不同，一个用写小说的方式，一个用文学创作的方式。 万历自小登基，从小接受极为严苛的教育、训练，学四书五经、书法、历史，没有兴趣一说，全是必学，而且一种学的好了，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研习另一种。几乎没有休息时间，要时刻做 好预习、复习，因为有如师如父的张首辅时刻监督着。 婚姻也是为了完任务，没有爱情一说，皇后的选择权几乎不 在自己手中，自己的宠妃也不能由着性子封赏，就连立谁为接班 人也面对着重重掣肘。 皇帝，代表着无上的权利，可也处处充满着高处不胜寒的凄凉，没有人可以相信，哪怕是从小培养自己的如父一般的张首辅、生生母亲、枕边人、甚至是亲生的儿子。有权利的地方，便有战争。这是更古不变的道理。 黄先生说：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 这话对，也不对。 天子，也不过是社会可以正常运行的其中一环，他有决策权、一票否决权，可诺大的朝廷，每一个官员都对他的决定提出附和、建议或反对，势力之大有时是不受皇帝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他是制度的产物。可是，他也不仅仅是制度的产物，还是历 史发展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是历史背景下的必然，和历史发 展的产物。 黄先生还说：皇后，只是一种制度的附件。
历史趣谈明神宗尸身在棺椁内的神秘姿势之谜 定陵地宫谜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 明神宗尸身在棺椁内的神秘姿势之谜定陵地宫谜 导语：发掘帝王陵寝的声音近来有不小的响动。早一点，有人建议开挖秦始皇陵，并列出理由多条，因有专家说下面埋有500吨的珠宝，有人又动起了唐高 发掘帝王陵寝的声音近来有不小的响动。早一点，有人建议开挖秦始皇陵，并列出理由多条，因有专家说下面埋有500吨的珠宝，有人又动起了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墓乾陵的念头。借此股“挖祖坟”的声音，今天就来说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开启明定陵的事情——到2007年，距定陵地宫棺椁开启时间，是50年，正好半个世纪。 朱翊钧，史上所称的万历皇帝，明朝第13位皇帝，系明穆宗朱载垕的第三子。1572年，10岁时开始当皇帝，到1620年病死，在位长达48年。万历是其年号，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先后有孝端和孝靖两位皇后，定陵即为他与两位皇后的合葬墓。 就考古的一般常识来说，陵墓的发掘必须要注意的，一是墓主人的尸体情况，二是可以证明墓主身份的文字，而不是金银财宝那些陪葬品。所以，开启梓棺一般是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考古程序，要求相当严格，在主要专家或是主政官员到场的情况下，才会打开棺椁。定陵，作为一座一级帝王陵，其发掘过程也是极其小心的，参与定陵考古的专家和领导，对棺椁的开启慎之又慎。 明神宗朱翊钧标准像 当时，发掘人员小心打开棺椁后，现场专家大吃一惊—— 朱翊钧尸骨放置在一条锦被上，锦被两边上析，盖住尸体。尸体头西脚东仰卧，肌肉已经腐烂，仅剩骨架。面向上，头顶微向右偏，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右侧，左臂下垂，略向内弯，手放在腹部。手 生活常识分享
【别名辞海】之《晚年的别名》
【别名辞海】之《晚年的别名》 编著：田家双田家双 辽宁营口人微信名田家博客名田家崴子晚年指年老之时。唐王维《酬张少府》：“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唐王建《冬夜感怀》：“晚年恩爱少，耳目静于僧。”唐包佶《发襄阳后却寄公安人》：“晚年多疾病，中路有风尘。”宋陈著《兄弟醵饮访雪航次弟观韵地》：“天女多年为散花，晚年来此寄年华。”晚年的别名老年的别名艾年晚年，老年。五十岁叫艾。《尚书中候》:“齐桓公欲封禅，谓管仲曰:‘寡人日莫，仲父年艾。’”明徐渭《寿吴宣府》：“艾年佩鹊宁非早，薇省垂鱼不待推。”清纳兰性德《与顾梁汾书》：“老父艾年，尚勤于役；渺予小子，敢惮前驱。” 残年晚年。《列子·汤问》：“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唐杜甫《病后遇王倚饮赠歌》：“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唐韩愈《左迁至兰关示侄孙湘》：“欲为圣明除弊政，肯将衰朽惜残年。”唐寒山《诗三百三首》：“已甘休万事，采蕨度残年。”宋周密《高阳台》：“投老残年，江南谁念方回。”宋辛弃疾《八声甘州》：“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另，岁暮，一年将尽的时候。唐白居易《雪夜小饮赠梦得》：“小酌酒巡销永夜，大开口笑送残年。”《二刻拍案惊奇》卷四：“看看残年将尽，纪老三果然来买年货。” 迟
暮亦作迟莫，喻晚年。《楚辞·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王逸注：“迟，晚也……而君不建立道德，举贤用能，则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北齐书·李元忠传》：“年渐迟暮，志力已衰，久忝名官，以妨贤路。”宋陆游《夜出偏门还三山》：“稚子犹读书，一笑慰迟暮。”明徐渭《菊赋》：“彼苍厚尔以迟莫，又何辞于末年。”清纳兰性德《金缕曲》：“谁复留君住，叹人生几番离合，便成迟暮。”另，傍晚。南朝张率《对酒》：“谁能共迟暮，对酒及芳晨。”又，犹徐缓。南朝鲍照《舞鹤赋》：“飒沓矜顾，迁延迟暮，逸翮后尘，翱翥先路。”李周翰注：“迁延迟暮谓徐缓。” 迟阳夕阳，喻晚年。宋毛滂《清平乐》:“旧是天津花下客，老对山青水碧。而今转惜年华，迟阳为缓西斜。”宋郭印《次韵蒲大受瀛游富仁院二首》：“衲子幽栖地，青山绕四旁。林昏知暝霭，溪暖觉迟阳。” 齿耋亦作齿耋，喻晚年。《汉书·孔光传》：“臣光智谋浅短，犬马齿耋，诚恐一旦颠仆，无以报称。”颜师古注：“耋，老也。读与耋同。”三国吴质《答魏太子笺》：“时迈齿耋，犹欲触匈奋首，展其割裂之用也。”唐玄奘《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国》：“其王迁都作邑，建国安人，功绩已成，齿耋云暮，未有胤嗣，恐绝宗绪。”宋刘克庄《居厚弟和七十四吟再赋》：“齿耋自应陪九老，诗低不足列三豪。”齿耄老年，年老。宋刘克庄《小暑日寄山甫二首》：“比鹿门翁吾齿耄，作鱼梁吏汝官卑。”宋陆游《祭
第七章 汤显祖
第七章汤显祖 第一节汤显祖的生平思想和创作 汤显祖是明代最杰出的戏剧作家，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巨星。其不朽名作《牡丹亭》则是文学遗产中的瑰宝。 一、仕履和交游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又号若士，别署清远道人，晚年自号茧翁，江西临川人。他十四岁补诸生，二十一岁中举。自幼即有文名，为人正直，一生不肯依附权贵。万历五年（1577）参加会试，权相张居正令次子嗣修结纳汤显祖及其同乡沈懋学。汤显祖拒绝，落第而归。万历八年，张居正之三子懋修又来结纳，以“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相拒，依然未中。直到万历十一年才考中进士。又因不愿巴结张四维和申时行等，被派任南京太常寺博士。五年后改任南京礼部主事。万历十九年因写下有名的《论辅臣科臣疏》，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两年后，改任遂昌县知县。万历二十六年（1598）弃官回家，从事创作。 二、思想与“至情论” （一）哲学思想。 1、师承。 家君恒督我以儒检，大父辄要我以仙游。 幼得于明德师，壮得于可上人。（《答邹宾川》） 《寄石楚阳苏州》：“有李百泉先生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骀荡否？” ２、哲学思想。 他哲学思想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尊情反理。 陈继儒《批点牡丹亭·题词》：“张新建相国尝语汤临川云：‘以君之辩才，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洛、关、闽下？而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矜所笑！’临川曰：‘某与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某讲情。’张公无以应。” 他将情分为真情和矫情，肯定真情。“情致所极，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终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诗歌、序记、词辩之间。固圣贤之所不能遗，而英雄之所不能晦也。”矫情是为了某种现实功利的目的，伪装出来的情绪。如他评价当时的士大夫，“此时男子多化为妇人，侧行俯立，好语巧笑，乃得立于时。” 李贽和达观（紫柏）禅师，汤显祖尊他们为“一雄一杰”，认为“见以可上人之雄，听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答管东溟》）。 （二）政治思想 主张仁民爱物 （三）文艺思想——“至情”观 第一，从宏观看，世界是有情世界，人生是有情人生。 第二，从程度看，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至情”：“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第三，从途径看，有效的“至情”感悟方式是借戏剧之道来表达。“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复甘义麓》）“无情者可使有情，无声者可使有声……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疬不作，天下和平”，人们最终在“至情”的照耀下，于戏剧的弦歌声中，把世界变成美好的人间。 李贽和达观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汤显祖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反抗和蔑视礼教，抨击权贵豪门、揭露腐败政治和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基础，是他后期作品中出世思想的主要来源。 三、文学理论与创作 在具体创作中，汤显祖的重情论变而为灵气论。 “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 “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 “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
明神宗简介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是在位最久的皇帝，前期在严母、贤臣的约束、督导之下，尚能克己尽职、有所作为。等到严母撒手、贤臣罢黜，他便懒散拖沓、荒怠政事、沉溺酒色、贪财好货，致使明朝踏上了亡国之路。 严督学习贤臣柄政：五岁的时候，在母亲的要求下，穆宗准许他读书，这在明朝算是一个特例，也因此给大臣感觉他是位早慧的皇子。登位之后，举行“经筵”，在张居正和母亲的严格督促下苦学圣贤之书，母亲时常用张居正来吓他，导致滋生了对张居正的不满情绪。但他为人至孝，所以谥号孝显。前十年，首辅张居正大胆改革，取得了一定绩效。张居正在边防上，重用了抗倭将领戚继光镇守蓟州一带。 控制大权万历三征：张居正死后，因当初宠信太监被逐出宫一事，且张居正有招权树党和收受贿赂的事实，受到神宗的清算，抄家和追夺谥号。经此清算事件，控制了朝中大权。而后经历万历三大征，显示了其运筹帷幄的才能。 沉溺酒色不理朝政：但是政局稍稍稳定，他便沉溺酒色，不理朝政，在首辅申时行的建议下，对奏章进行了“留中”处理。后来，甚至连上朝都不去了，有些官20年才见到他，且懒于任命官员，导致缺官现象严重。横征暴敛肆意挥霍：贪图享乐，想到“开源”的点子，同时还向全国派出大批太监，充当“矿监”和“税使”，对百姓进行横征暴敛。万历三十年，神宗病倒，以为自己不久人世，为了捞个好名声，下诏停止先前的行为。
但是第二天竟然突然好了，结果很后悔，一个劲的派人要回前诏。 建储纷争朝党火并：神宗因为朱常洛的生母是宫女，对立其为太子之事不愿意。后宠爱的贵妃生了朱常洵，想要废长立爱，由此和守正的大臣有了长达15年的建储之争。提出过“待嫡”和“三王并立”的做法，但都在大臣的反对下作罢。因为建储，朝臣也分为一些党派，在十几年的建储之争中逐渐公开化。当时的党争在“京察”问题上表现的很激烈。 民情激变边疆不宁：万历中后期，政治极端腐败，各地痛苦连连，反抗斗争遍及全国。同时在北部边陲，统一了女真部落的努尔哈赤公开与其为敌。努尔哈赤以杀祖杀父之仇等“七大恨”誓师伐明。在意识到亡国的威胁后，感到困顿和凄凉，病倒去世，葬于定陵。 “开源”（提倡官吏向他进奉，把进奉的多少作为效忠的标准） “京察”（考核京官的制度，每六年举行一次，根据考察结果对官员进行升降） “留中”（对上陈的奏章留于宫禁中，不批答） “经筵”（每月逢二日，官员听翰林院和国子监官员讲经史）
万历皇帝的怠政
明神宗对明后期的影响 ——从万历皇帝怠政的角度分析 摘要：万历皇帝的怠政是由诸多原因所造成的。其主要原因应从张居正及文官集团对皇权的压制、国本事件以及万历皇帝自身心理的方面来解读。由此而引发的怠政的表现、怠政对明朝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万历皇帝的怠政对当下的启示及教训。即“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 关键词：万历皇帝怠政原因表现教训及影响 万历皇帝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讳翊钧，穆宗第三子也。母贵妃李氏。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立为皇太子，时方六岁。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继位，次年改元万历，在位长达48年之久，即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但是在其在位的48年里，怠政就长达30年。著名明史专家孟森曾评价万历皇帝说“万历在位四十八年，历时最久，又可分为三期：前十年为冲幼之期。有张居正当国，足守嘉、隆之旧，而又或胜之。盖居正总揽大柄，帝之私欲未能发露，故其敢济可观，偏倚亦可厌，而若穆宗至嗜欲害政则尚无有，纯乎阁臣为政，与高拱之在穆宗朝大略相等。至居正卒后，帝亲操大柄，泄愤于居正之专，其后专用软熟之人为相。而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惟倚阉人四出聚敛，矿使税使，毒遍天下。庸人柄政，百官多旷其职；边患日亟，初无以为意者。是为醉梦之期。至四十六年，清太祖公然起兵，入占辽、沈，明始感觉，而征兵征饷，骚动天下，民穷财尽，铤而走险，内外交乘，明事不可为矣。是为决裂之期。”而万历皇帝怠政的前因后果则显现无遗。 一、万历皇帝怠政的原因 万历皇帝从亲政之初的励精图治到后期的长期怠政的转变，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下面主要从明朝的历史渊源和政治背景出发，将万历皇帝怠政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文官集团对皇权的压制 万历皇帝怠政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官集团对其皇权的压制，两者之间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表现的越发的激烈，以至于达到顶峰。而两者之间矛盾的深化，最终导致了万历的长期怠政。 文官集团的则是以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代表，万历亲政初十年，张居正对其的压制表现尤为突出，而万历皇帝只能作为学生受着帝师张居正的辅导和操控。张居正当时所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万历的皇帝身份。在张居正辅政期间，明朝出现了暂时繁荣的局面。年幼的万历皇帝对于出现的大好局面表示欣慰，因而对张居正赏赐有加。但张居正利用皇帝年幼无法亲政，对皇权有极大地分割，从而导致日后的两者之间矛盾的尖锐。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二十日，丙午，张居正卒，终年58岁。一代名相谢世，万历悲痛，下令辍朝一日，举国哀悼，赐祭九坛，礼视国公兼师傅，赠上柱国，谥文忠。明代身后得赠上柱国者，只有洪武朝武臣江阴侯吴良，永乐朝僧人太子少师姚广孝和张居正三人。然而，在张居正死后两年期间，神宗对他的态度马上就来了个大转弯。剥夺了张居正的一切政治荣誉，将其满门查抄，万历以此树立自己的威信。同时在对张居正的清算中，万历皇帝也了解到张居正阴暗的一面，明白了道德伦理和私心贪欲是一体的，而文官集团却常常向他展示阳
明代黄道周小楷《孝经》 完整版
明代黄道周小楷《孝经》完整版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北京刑部大狱，昏暗的油灯下，一代大儒黄道周身穿满沾血渍的囚衣，正凝神静气，恭谨不苟地在微黄的宣纸上，用楷书写下《孝经定本》，一笔一画，字字珠玑。身后，老狱卒躬着身子静候着，当他微微颤颤从石斋先生手中接过《孝经定本》册页的时候，已是泪流满面…… 这是黄道周因解学龙一事遭受廷杖之刑后在狱中的情景再现。据记载，黄道周在狱中十五个月，共手书一百二十本《孝经定本》，让狱卒持去，以表酬谢。目前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孝经定本》楷书册，就是其中一本。黄道周为什么会在狱中忍着肉体之苦默写《孝经定本》？为什么他会如此衷情《孝经定本》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孝经》是怎样的一部经典。顾名思义，《孝经》就是论述“孝”的经典。此书突出“孝”这一精神内核，从四个方面集中阐述了儒家伦理思想。一是把“孝”确定为上天规范的范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是万德之源，帝王可以“孝”治理天下，臣民可以“孝”持家立身。二是首次将“孝”与“忠”辩证联系起来。“忠”是“孝”的发
展和扩大，“孝悌之至”便可“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三是对如何践行“孝”作了系统规定。主张“孝”要贯穿于人的行为举止，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对父母要“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四是把道德规范与法律（刑律）联系起来，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提出要借用国家法律的权威，维护其宗法等级关系和道德秩序。据传，《孝经》是孔子所作的儒家伦理学著作。经后人考证，此书大约成书于秦汉之际。唐时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自汉以降，至清代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孝经》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社会纲常、维护社会太平起到极大的作用。 在黄道周登上历史舞台之时，恰是明王朝，甚至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激烈抖动之时。封建社会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明朝中期，其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牢固占据统治地位。但其内在矛盾，也就是发展的生产力与封建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正在激化，亟需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的释放。此时，在明王朝统治下，尤其是江浙一带商品经济悄然兴起，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社会自身已经孕育出一些不同于传统的、具有近代社会性质的新的经济、社会、政治、习俗和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