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近代来华参与办报的外国传教士的汉语姓名》
[收稿日期] 2002-04-18[作者简介] 赵云泽(1978-),男,蒙族,内蒙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编号] 1002-5685(2002)05-0070-05浅析近代来华参与办报的
外国传教士的汉语姓名
□赵云泽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 本文从近代来华参与办报的传教士的汉语姓名的文化现象切入,具体考察汉语姓名的文化渊源,剖析来华参与办报的外国传教士的汉语姓名的特点,从而探讨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 来华传教士;汉语姓名;主客观原因
[中图分类号] G 210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近代的报刊史是由外国人揭开其序
幕的,而闪现于近代报端的“郭士立”、“罗孝
全”、“杨格非”、“庄士敦”、“周马丽”、“章文
新”、“倪维恩”、“丁韪良”、“文幼章”①等作者姓名,如果只看字面,很难分辨出他们是中国人还是洋人。一、汉语姓名文化源远流长11汉语姓名是以汉字文化为基础的“儒学原生态”。汉语姓名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她不但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也展示出了中国文化的特征。汉语姓名的结构丰富繁杂,用语精妙叠出,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这一点又
是与汉字的特点和文化密切相关。中国古代
学术文化,其最大特征是实证的,且又是以实
涵虚的。说得透彻些就是其内容的表述是具
体形象的,而其所称引的具体形象的事物则是
包蕴着深邃广远的情境与观念的。汉字记录的义项系统所保存的文化事象。蕴涵的观念形态,比较其它文献甚至来得尤为纯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保存了儒学观念的原生形
态。春秋经传中,发掘儒家所谓‘微言大义’,
大量地运用过“说文解字”的方法。其中若干
地方,照我们今天所具备的文字学眼光来看,
并不乏傅会,但却自具其“历史的有理性”,即
是体现了当时文化理解、心性结习、观念形态
诸端。而汉语姓名在在汉字发展漫长的几千
年之中,名字中饱含儒学原始观点的汉字还是
屡见不鲜,如常在男子名字中出现“仁”、“智”、
“礼”、“德”、“忠”、“国”“孝”等字;女子名字中
常有“淑”、“贞”、“洁”等字,即为例证。
21外国传教士在汉文化圈中接触到汉语姓名。带着不同动机来华的传教士,在完成他们使命的同时,也深为汉语姓名这个文化瑰宝所吸引。“明清时期是汉文化圈形成和发展的时
期”,②而大量的传教士涌入中国也是在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在融入东亚、东北亚汉文化圈之后,就开始接触汉语姓名这些符号了。“在汉字文化圈里,除新加坡因系以华裔为主的社会而有一字姓的传统特征外,韩国、朝鲜、越国也是一字姓的民族,是基本上都采用了汉族的姓氏。而日本则是以双字姓为主的民族。由此可以看出,韩国、朝鲜、越南等国在历史上比日本更接近中华文化,而这与他们毗邻中国的地理位置的远近恰成正比”③。外国传教士来华整体上呈现出的规律是渐进的,先来到东南亚一带的地区,而后才进入中国,这也使得他们接触汉语姓名的行为也是渐进的。所以,他们真正了解汉语姓名文化应该是他们来到中国之后。
31中西姓名文化意义的不同
一个民族对人名的选择和使用颇能反映出该民族的民族心态和价值观,取好名是人类的共同心理。但中国汉族的姓名称谓系统无论从姓名结构还是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来看,都与西方姓名称谓系统存在着很大区别。这些区别不仅通过语言的差别体现出来,而且也通过语言背后的文化的差异体现出来。
首先,在结构上,汉语姓名是姓放前,名放后,而且只有一个名;西方姓名,以英美为主要考察对象,一般结构为:教名在前,自取名居中,姓在最后。其次,汉语和西方语言在姓名文化内涵上的差异大。一般说来,英语人名的词源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英语很多人名来自《圣经》,这类人名大部分源于希伯来语。
(二)不少人名来自希腊神话或者罗马神话,这类人名一般源于希腊语或拉丁语。汉族用名带着浓厚的宗法色彩,而西方民族用名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二、近代来华参与办报传教士
汉语姓名特点浅析
11来华传教士汉语姓名的三种类型:直接音译的汉语姓名;
音译+“汉化”的汉语姓名;
较为地道的汉语姓名;
第一类姓名的特点是汉语姓名的读音与传教士原来姓名的读音很接近,基本上是直接音译过来的,看到其姓名的时候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来其本人是外国人。例如,麦都思(M ed2 hurt,walter Henry,1823年创办《特选撮要每月统计传》,1853年创办《遐迩贯珍》)他的汉语姓名就是他的教名M edhurt直接音译过来的;又如,伟烈亚力(Alexander W ylie,主编《六合从谈》)、奚安门(Henry Shearman,创办并主编英文周刊《北华捷报》)、裨治文(E lijah C oleman Bridgman,出版和主编了《中国丛报》)他们的汉语姓名都是从他们的姓直接音译过来的;再如,李德尔(R.w.Little,《字林西报》得主要撰稿人之一)“李德尔”正好是“Little”的音译。这类的姓名还有很多,这里不再列举。
第二类姓名的特点是,汉语姓名中还带有音译的痕迹,但是取汉语名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汉字的文化涵义和汉语的取名习惯。看到名字的时候已经不太容易分辨出其本人是中国人还是“洋人”了。例如,米怜(W illiam M ilne,《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的主编)一般教名为“W illiam”的外国人都将自己的汉语姓名译为“威廉”,但米怜却将自己的姓译为汉语姓名,而且,“米”也是一个地道的中国的姓氏,“怜”字也有“怜爱、爱”之意。这与《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主编署名为“博爱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如伍德(W illiam W.W ood,与马地臣一起创办《广州纪录报》)也是将自己的姓W ood音译了过来,同时从姓和名的取字来看,都很符合汉语的取名习惯。如,马礼逊(R obert M orri2 son,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组织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国丛报》),他的汉语名字有音译他的姓“M orrison”的痕迹,但是,“马”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大姓,“礼逊”这个名也显然受到儒学的影响。
第三类汉语姓名的特点是,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姓名,几乎和中国人的姓名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有的传教除了取汉语的“名”外,还取了“字”。郭士立(K arl Friedrich August G utzlaff)“据郭士立自己说:‘我早在离
开开罗之前就已归化中华帝国,成为其国民了。我采用了福建同安县郭氏家族的姓,取名士立,偶尔也穿中国服,已被认可为该大国的一份子。”④郭士立其实是认这个福建人为干爸爸的⑤,另外“士立”也是地道的汉语名;林乐知(Y oung G ohn Allen,主编过《教会公报》和《万国公报》,他的汉语姓名基本上和原名在发音上没有什么联系,再看他给儿子起的汉语姓名是“林文德”;马礼逊给自己的儿子起的名字是马儒翰(John R obert M orrison,创办了《香港钞报》)。而个别传教士还给自己取了“字”。如,黄方祭,字明沙(M artine,Frang ois);卫匡国,字济泰(M artini,M artin);狄考文,字东明(Calvin W ilson M ateer),等等。
上述三类姓名以第一、二类姓名数量为多,第三类姓名为少。而且这三类姓名从出现的时间上来说,大致是依次出现的。
21外国传教士的这些汉语姓名,多为单姓,也有复姓;以三字姓名为主,也有二字姓名和四字姓名。
“汉族的姓可以分为单字姓、双字姓、三字姓、四字姓和五字姓。单字姓占据绝对优势;最常见的单字姓有:王、张、李、刘、陈、赵、周、扬、黄、吴、孙、徐、高、林、何、马等等”。⑥外国传教士的汉语姓当中,也多用上述一些汉族的大姓。
另外,这些传教士的汉语姓名多为三字姓名,如,马礼逊、郭士立、林乐知等。但也有二字姓名和四字姓名。二字的如,米怜、伍德;四字的如伟烈亚力、李提摩泰、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 tuart,他参与筹建燕京大学,创立燕京通讯社,出版《燕京新闻》、
《平西报》等。⑦) 31附庸中国传统文化,而止于皮毛。
尽管外国传教士在起汉语姓名的时候总想尽量汉化,进而附庸风雅,但他们由于受到本国文化的局限,他们的汉语姓名,多数给人以不伦不类的感觉。汉语名字分为字、号、名等是一种独特的、悠久的文化现象,而外国传教士中子取“字”、“号”者极为少数。中国人的名字种类也有很多种:小名(乳名、奶名、幼名、定魂名),大名(谱名、真名、园名、本名),学名
(训名),别名(异名、化名、假名)、表字(字、表德),别号(号、别字、雅号、道号),艺名等等,多数外国传教士对这些就比较生疏了。
41表现出企图通过汉语姓名攀附中国士族阶层的心愿。
“研究结果还发现,汉族姓氏的分布有着明显的地区性差异。李、王、张、刘等大姓在北方地区很常见,而陈、黄、林、吴等大姓则在南方地区很常见。……在闽台一带,一直流传着‘陈、林半天下’的姓氏口头禅”⑧,陈、林一直高举闽台的第一、二大姓。而以主编《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而著名的林乐知用的就是“林”这个姓,这与他当时在闽台一带活动也是正好是吻合的。其他的一些传教士在取名的时候(除去直接音译的)也都用的是南方的一些大姓。中国古代有皇帝赐给有功大臣姓氏的现象,在民间也有同姓相亲的风俗,所以这些传教士也正是想利用汉族的这个传统文化心理,通过取名来攀附士族阶层。
三、表面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
在近代来华参与办报的传教士的汉语名字这一现象背后,有其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11客观方面
首先,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办报过程中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取汉语姓名是他们为适应环境而做的一种努力。早期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活动,没有外国军事力量和不平等条约的支持,传教是否能进行完全以中国人是否同意而定。1692年康熙帝曾经正式敕准可以传教,但是继位者雍正皇帝在1724年收回了这道敕令,因为他越来越怀疑外国传教士的政治动机。接着,中国基督徒被勒令放弃信仰;外国传教士除任职于北京钦天监的以外,都被要求离开中国;天主教财产被没收,充作非宗教用途。在后来一百二十年间,基督教被官方定为异端,在中国人看来它已经与经常威胁皇朝安定的秘密会社没有什么差别了。
新教来华传播在开始阶段也是阻力重重。马礼逊是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新教)的传教
士。当时到中国传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事业。最初几年马礼逊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终日蛰居室内怕和外人接触,只好披着月光在一两位中国朋友护卫下到田野走走。马礼逊“身穿长袍,把指甲养的长长的,背后还拖着一条长辫子”⑨,他们懂得要实现对中国人的改造,就得先改造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人的样子。
我们认为中国人反对外国传教士传教、办报,除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外。种族偏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种偏见双方都普遍存在。……不过这种偏见在中国人中间尤其厉害。他们把西洋人作为整体来看待,而不知道他们也是一个一个的人。因此就可能相信他们什么事情都干的得出来,而在某些人身上看到的可能行为很容易以偏概全,以为他们人人有份。只要西洋人仅仅被认为是不开化但又可以教化的野蛮人时,他们便能得到同情和帮助。但是,一旦他们被看成是野兽和魔鬼(不是人,或比人更坏)时,他们便不可救药。”⑩其次,汉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
从马可波罗来中国之后,欧洲人便开始怀着不同的动机向往中国;其后,利玛窦真正的奠定了西方研究汉学的基础;在新教传教士来华之后,其中有很多人着实为汉学的博大精深所吸引。而且在他们中间诞生了几位著名的汉学家,比如理雅各、李佳白等。
21主观方面
首先,殖民主义大背景下的伪装自己的形式。
“新教在华早期活动的方式,在许多方面是行将发生的情形的缩影和预习。但是,在一个方面它却不是这样。这不同的方面就是,它毕竟是中西接触的开创阶段,最早的传教士是开路先锋。” λ?
传教士来华传教从根本上说,是服从于西方列强扩张殖民主义的政治目的的,不管他本人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如,他们把利玛窦来华传教也视为一次远征或探险(expedition),如《利玛窦札记》的拉丁文本第一版的(1615年)封面题字是“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λω
而他们要打开中国的大门,就必须先学习中国人的东西,找一些与中国人共同的东西,以减少中国人的抵触。这一点,从利玛窦开始也就意识到了,作为天主教来华传教活动的主要奠基人利马窦(M atteo Ricci),他所制定的传教政策是“合儒”、“补儒”和“超儒”。他本人儒冠儒服,利用科学知识,博得一部分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好感,并极力打入宫廷。其后的马礼逊、米怜、郭士力以及李佳白提出的“孔子加耶稣”的思路,也是对这一政策的继承。所以,他们取汉语名字也是服从于这个大的战略方针的。
其次,取代中国士族阶层、基督统治中国的强烈征服欲使然。
传教士“在1860年以后还对绅士历来把持社会领导权的情况构成了直接威胁”。 λξ他们甚至设想过用基督来统治中国,他们把这一想法发挥到极致的是李提摩太。“他在主持广学会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目的是要‘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发皇帝和政治家的思想,这是李提摩太的格言和指导原则’。而主要目标是中国当时的维新运动,企图通过鼓吹传教士对中国的变法主张,把中国的维新运动纳入帝国主义的侵华轨道。李提摩太写道:“每一个与广学会有关的人士,他的最大目标的是推广基督教文明,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提供给中国所需要的这个新德道的动力。” λψ
“传教士构成威胁中国绅士集团的方法多得不可胜数,取汉语姓名当然也是传教士向绅士集团挑战,“合儒”、“超儒”的一种手段。绅士比中国任何其它社会阶级都更加深刻地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更全面地坚持中国是一切文明的中心的主张。因此,当儒教受到攻击时,绅士阶级受到的损失最大。”所以,在客观上,传教士取汉语姓名是对中国绅士集团的特权利益的挑战,在看似简单的汉语姓名背后,反映出了传教士妄图用基督来统治中国的野心。
最后,外报在华传播的本土化使然。
传教士办的中文报刊,受众是中国人,这些报刊要想获得他们所期望的传播效果,就必
须先“汉化”自己的名字。因为在报刊的信息传播过程中,作者的名字和报刊的信息内容一样,也是报刊的一种信息符号。受众解读传播符号的顺利程度是于受众对传播符号的熟悉程度成正比的;受众解读传播符号的抵触情绪是与受众对传播符号的熟悉程度成反比的。在外报的版面上,出现的作者姓名是汉语姓名总比出现“洋名字”来得抵触情绪要少得多。
注释:
①郭士立、罗孝全、杨格非、庄士敦、周马丽、章文新、倪维恩、丁韪良、文幼章都是早期来华的出名外国传教士,都不同程度地在中国参与了办报。
②李瑞良《中国图书流通史》,第4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年5月。
③⑥⑧⑩田惠刚《中西人际称谓系统》,第321页,第327页,325页,329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4月。
④⑦
λξ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第71页、470页、3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
⑤⑨
λψ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269页、256页、62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
⑩
λ?[美]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627页、60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λω[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
An analysis on the Chinese names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who came to China in modern times to take part in the ne wspaper industry
ZH AO Y un-ze
(Renm 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
Abstract:Journalistic history,as an integral part of cultural history,sparkles some interesting phenomena during its long development.T ake the Chinese names of foreign m issionaries who came to China in m odern times to participate in operations of newspapers as exam ple.The article tries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Chinese names and their origin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deep essence behind the cultural phenomenon. K ey w ords:F oreign m issionaries in China;Chinese names;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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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