卦变理论

卦变是指一卦中阴阳两爻交易互换，而使一卦变成另一卦。卦变说最早见于《彖传》。《彖传》所谓“上下”“往来”，皆就卦变而言，后世言卦变者皆发轫于此。 在汉代最善言卦变的是荀爽和虞翻。二者卦变大致相同，荀氏卦变说“见注者二十六卦，不同虞者，《蹇》、《解》、《萃》三卦”。 其卦变内容是，大部分卦本之于十二消息卦，即由于十二消息卦阴阳两爻互换而生出其它卦：二阳四阴之卦来之临、观，二阴四阳之卦来自遁、大壮、三阴三阳之卦来自泰、否等。 卦变是荀、虞取象的重要形式之一。如荀爽注《困·彖》“险以说”云：“此本否卦，阳降为险，阴升为说也。”此谓否 上阳爻和二阴爻互易而成困卦 ，上阳爻降二成坎为险，二阴爻升上成兑为说。这里从卦变角度揭示了困卦意义，说明了困卦卦义“险”与“说”本之否卦。虞翻注《解》“利西南”云：“临初之四，坤西南卦，初之四得坤众，故利西南往得众也。”解上震下坎，震坎无“西南”象，也无众象，而解本之临，临上坤下兑，坤为西南，为众。故利西南，往得众。
其次，虞氏创造了更多取象方法，满足注易需要。最常见的有之正、旁通、两象易、反对、纳甲等方法。在注《易》取象时，有时用一种方法，有时几种方法并用。对于以象注易方法的取舍完全取决于注经的需要。一般说来，对于容易取象的易辞，能用一种方法则用一种，而对于复杂易辞则往往几种方法交替使用。
虞翻注《同人·彖》“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云：
旁通师卦，巽为同，乾为野，师震为人，二得中应乾，故曰“同人于野亨”。……乾四上失位，变而体坎，故曰“利涉大川干行”也。
此以旁通、互体、爻位、之正释易辞之例。同人卦与师卦卦画相反而旁通，同人二三四互体巽，师卦二三四互体震，巽为同，震为人，同人二爻与乾五应，故曰同人于野亨。同人上体乾四上两爻以阳居阴位失位，变正为坎，坎从干来，故曰“利涉大川乾行”也。
由于易学家对于易学文本理解深浅差别和易学知识掌握不同，虞翻与两汉易学家擅长使用取象方法不完全一样，其掌握取象方法种类或数量也有相当大的差别，如郑玄善用用爻辰、爻体，不用卦变；荀爽善用升降，虞翻善用卦变、纳甲、旁通等。虞翻为了达到完全以象融通易辞目的，以其宏大的视野，独创一系列的取象方法，他成为两汉运用取象方法最多易学家。正因为如此，虞翻与其它易学家在取象方面，不尽相同，甚至相差悬殊。如坎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九家易》直接取

“逸象”。《九家易》云：“坎为丛棘，又为法律，案《周礼》，王之外朝，左九棘，右九棘，面三槐，司寇公卿议狱其下，害人者加明刑，人之以事。……”郑玄以爻辰、互体注之。郑注云：“系，拘也。爻辰在巳，巳为蛇，蛇之蟠屈似徽纆也。三五互体艮，又与震同体。艮为门阙，于木为多节。震之所为，有丛拘之类。门阙之内有丛木多节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 虞翻以卦变、爻变、互体等注之。虞注云：“徽纆，黑索也。观巽为绳，艮为手，上变入坎，故系用徽纆。寘，置也。坎多心，故丛棘。狱外种九棘，故称丛棘。二变则五体剥，剥伤坤杀，故寘于丛棘也。”“观巽为绳”是言卦变，坎自观来，观外卦巽为绳。“二变则五体剥”是言爻变互体，即坎二爻变阴爻，初至五爻体剥卦。
又如坤“西南得朋东北丧朋”。马融和荀爽以卦气释之。马融注云：“孟秋之月阴气始著，而坤之位，同类相得，故西南得朋。孟春之月，阳气始著，阴始从阳，失其党类，故东北丧朋。”荀爽注云：“阴起于午，至申三阴，得坤一体，故曰西南得朋。阳起于子，至寅三阳，丧坤一体，故东北丧朋。”虞翻以纳甲释之云：“谓阳月三日变而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兑见丁。庚西丁南，故西南行朋，谓二阳为朋，……二十九日，消乙入坤，灭藏于癸，乙东癸北，故东北丧朋。谓之以坤灭乾，坤为丧故也。”
总之，尽管虞翻为了达到以象融通易辞，证明象辞之间的联系，创造出许多取象方法（或者称易例），弥补了《易传》取象之不足，在注易过程中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然而由于《周易》“系辞”的随意性和复杂性，无论哪一种体例都没有也不可能以一贯通之。不仅如此，更有前后矛盾。汉儒以象注《易》，各持其例，自立门户，看似有据，而又不能完全说服或驳倒对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虞翻注易推崇象数，并没有将以象数注《易》视为唯一的方法，或者说不排斥汉儒注经其它方法，相反，汉儒在凸显以象数注《易》同时，仍然非常注重使用文字训诂方法，解释字词句含义，整体上保持与整个时代一致。从现存资料看，无论是西汉孟喜京房，还是西汉马融、郑玄、虞翻在注易时皆用过训诂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汉儒治《易》特点归结为象数兼训诂。汉儒这种象数兼训诂的方法与后世兴起的义理方法截然不同：专以象数为工具辅之训诂解释《周易》经传之辞、探讨易学问题、揭示象数与易辞内在联系，是谓象数之学。象数易学往往与古代自然科学相结合，偏重于天道。以笺注之学为形式、以凸现

和阐发《周易》卦爻辞哲理、建构理论体系为宗旨的是谓义理之学。义理之学往往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偏重于人道。
四、余论：对汉儒以象注《易》方法评价
象数与义理原本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就《周易》成书而言，象数是《周易》之本，先有象数符号体系，后有内涵义理的卦爻辞，卦爻辞是参照一定象数而作，因此，我们可以把二者视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象数是形式，义理是内容，象数发为义理，义理不能脱离象数而存在。以象数建立起来的《周易》又蕴含了义理，义理是对象数的抽象和升华。象数和义理在《周易》中互为表里，离开了象数，《周易》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易学研究中，对于象数态度，不可走极端，如皮锡瑞所言：“说《易》不可尽扫象数，亦不可过求之象数。……《易》之言象已具，则不当求象于《易》之外，《易》之言数已具，则不当求数于《易》之先。”
以虞翻为代表的汉儒承袭《易传》的思路，关注象数符号，以象数符号为工具，理解和诠释易辞，还《易》之本原，合乎《易》作者之意，不失为一注易之正确理路。如李道平所言：“作《易》者，不能离象数以设爻彖。说《易》者，即不能外象数而空谈乎性命矣。” 自古迄今，注《易》方法很多，有文字训诂法，有义理分析法，有历史考据法等，以象注易法不是唯一的，但它以象解说系辞根据，证明象辞之间联系，是其它任何方法所不能取代的。时至今日，其方法在易学诠释中仍然有一定价值，不可全废。
从易学发展看，两汉象数易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汉儒以探求易之本义为旨归，运用取象方法和训诂方法，对于易辞分文析义，考辩异同，力求一言一事必有其征，其学风笃实谨严，这是易学诠释第一阶段或最基础阶段。宋儒以理注易，释人事，明天道，建立了庞大而精微易学体系，是易学诠释第二阶段，也是易学研究最高阶段。只有通过使用取象和训诂方法对易辞做具体的、细微、扎实的解释，揭示其本来意义，才可能使易学研究得以升华，阐发出博大精深的易理，在这个意义上说，两汉象数易学是易学发展必不可少一个环节。
从其内容言之，象数易偏重于天道，义理易偏重于人事，“唯其各有所长，所以这两派的 易学都有其存在充足的理由，各自对易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所特有的贡献；唯其各有所短，所以无论象数派还是义理派，谁也不能独霸天下，而是各领风骚，此消彼长，他们的矛盾斗争构成了易学发展的内部的动力，并且在天人之学的整体作用的支配下，****超越狭隘的学派门户之见，各自向对

方寻求互补。” 也就是说，易学发展内在动力在于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对立冲突，惟有二者对立冲突，才会出现互补融合，从而推动整个易学发展。换言之，惟有汉儒偏重象数、以象数注《易》，才会出现与之相反的宋儒偏重义理、以义理注《易》。若没有两汉象数易学及其暴露出问题，就不会产生魏晋易学、唐宋易学，更不会有以清算宋易己任的清代朴学易。
汉儒失误不在以象注《易》，而在于夸大了象数的作用，专崇象数，以象生象，象外生象。其许多方法，“求诸经文则不合，求诸十翼则无征，验之己例，又复枘凿”， 而以此注《易》，背离了《周易》本义，失之牵合。同时，他们重师承、守师说，只着眼字句和象数，忽略了易学中所蕴涵的、博大精深的、一以贯之的哲理，又表现出泥古僵化、机械烦琐之弊，这就是四库馆臣所说的“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 “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 。
正是由于汉儒易学自身存有种种的缺陷，从而遭到了历代易学家的批判，尤其是遭到了清代易学家的全面清算，如魏晋时钟会、王弼，唐代孔颖达，清代顾炎武、王夫之、焦循、王引之、皮锡瑞等人汉代象数易皆有批判。如王弼指出：“案文责卦，有马无干，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从复或值，而义无所取。” 。宋儒朱震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虞氏论象太密，则失之于牵合，牵合之弊，或至于无说。” 顾炎武曰：“夫子作传，传中更无别象，荀爽虞翻之徒，穿凿附会，象外生象。以同声相应为震巽，同气相求为艮兑，水流湿、火就燥为坎离，云从龙则曰乾为龙，风从虎则曰坤为虎。十翼之中，无语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 王夫之指出：“汉儒泥象，多取附会，流及于虞翻，而约象互体，半象变爻，曲以象物者，繁杂琐曲，不可胜纪。” 这些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切中两汉象数易学之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