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词史上的贡献
苏轼的词一改宋词的婉约之风，开创了雄壮、豪放的词风，为豪放派词人的代表和领军人物。他写下了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他与辛弃疾合称为“苏辛”。
苏轼豪放词的开创性功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题材内容的扩大。凡写情、纪游、怀古、说理、赠答等等，均可入词，后人称之“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2）意境的创新。不同于晚唐五代词的冶艳香软、宋初文人词的闲雅凄婉，苏轼豪放词适应着自己的广泛内容而开拓了豪迈奔放或高远轻旷的意境风格。
（3）形式音律上的突破。词本是合乐的歌辞，在其发展中，音乐对它有很大的制约性。苏轼则视词为抒情诗，在实际的创作中，往往突破形式音律的规范，不尽依词乐而作软媚之声。
此外，在语言上也一反花间词以来的错采镂金的风气，而代之以清新奔放的诗的语言。句式自由灵活，不拘词律。
参考文献：《辞海》、《中国古代文学史纲要》
葡萄
苏轼对词的贡献很突出。苏轼出现前，词的内容受传统念束缚，局限于旖旎温柔的艳情腻语的范围之内；苏轼则吊古伤今、述电咏怀、感叹时政，描绘山川景色、农村风光，以至谈论哲理等题材都进入了词中，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与意境，为宋词的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在风格上，苏轼开创了豪放一派。
《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苏轼豪放派的代表作。此外苏轼也有一些抒写“逸怀浩气”，具有清朗疏宕、平淡高逸境界的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还有不少风格婉约的词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表现了苏轼以豪放为主、风格多样的特点
苏轼的词是宋词发展的一座里程碑，“词为艳科”，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牢固的传统，苏轼成功地转为了这种风气。他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这便是苏轼对宋词的最大贡献。而这种新的词风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同时代的和后世的作家形成深远的影响。以苏轼为中心的元佑词林，代表着北宋词坛的鼎盛气象，一时名家辈出，如秦观、黄庭坚、陈师道、王安石、谢逸等，都写出了很多优秀的词作品。
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在词的语言上，苏轼也做了演进，一改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多方面吸融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然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
因此，苏轼词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开了一派词风，而且是将词从狭小的范围中解放出来，扩大了它所表达感情的天地，促成了词内容和风格的多样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轼是令宋词成为一代代表性文体的关键性人物。
浅论苏轼在词史的贡献
唐德鑫
内容提要：苏轼在中国词史上的地位不可磨灭。本文从其思想、人生观、文艺观等入手，并透过其作品的风格创新、特色、意境、词学渊源及其词学改革、流派、历史影响等方面的分析，较为完整地剖析其整个词学体系的嬗变过程和词学创作的脉络，对其在中国词史的重要地位和贡献略作刍议。
关键词：苏派词；词学观；豪放派；苏轼贡献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别号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词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式（文、书、画等）奇才。据研究，苏轼进入词坛较晚，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信中说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信中所谓“近却颇作小词”，即指熙宁八年（公元1075，四十岁）所作《江城子·记梦》、《雨中花·初至密州》等词，此在《东坡乐府》中亦得到印证。然而短短几年的关于词的创作中，苏轼的才华就已得到巨大的体现，在后来的整个词学生涯中，苏轼的词学更是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乃至派别，持续而深远地影响着整个中国词学史。前人关于苏轼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在大量关于研究苏轼对于中国词史贡献的文献资料中，或囿于其人思想之探究，或囿于其文艺作品之剖析等等，都不约而同地人为割裂苏轼本人（包括其出身、阅历、思想等）与其作品之间的玄妙关系的探讨，以致不能更加有效合理地科学分析苏轼在词史上的贡献。据此，笔者试图以苏轼的思想作为主轴，以其作品作为副轴，对苏轼的词学成就进行研究。
一、苏轼的思想及其词学观
苏轼出身礼仪簪缨之家，一生思想深受儒、道、佛的影响，加上天生对于绘画、书法等文艺的秉赋，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苏轼本人的艺术创作思想，乃至于形成其本人独特的艺术创作理论和审美观念，而这种种观念又不断地渗透在其词学作品之中。
词学在晚唐温庭筠、冯延巳、南唐后主李煜等人“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的成功转型以后，“词为艳科”几成定论。宋初由于天下旧乱而入治不久，纲纪败坏，士风颓废，文人词作相互酬和，粉饰太平，形成了带有卑弱浮靡之气的“西昆派”局面。苏轼之前，北宋词坛依然盛行晏殊、欧阳修等被号为“词中西昆”的词学风格，而实质上仍然沿承了五代遗风，只有到了一向主张创作不落窠臼的苏轼手中才大发光彩。
首先，在苏轼思想中，一种以“挺立士风”、“有补于世”的道德自觉和“载道”精神成为指导他本人艺术创作的核心思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续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张载语）的儒师
精神也正是苏轼本人的终极理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早年的苏轼洋溢着一股积极入世的情怀，在《沁园春·孤馆灯青》中，他在“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之际回忆道：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在该阙词中，苏轼回忆道自己少年初入京城时的意气风发，畅想着能够凭籍自己的“胸中万卷”，努力“致君尧舜”，实现古圣贤的大同理想。也正是这种积极乐观的“入世”情怀，苏轼作品中要求一种“载道”的道德教化的味道才显得愈加浓烈。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他在射猎中抒发着自己的豪迈：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疆场杀贼，为国捐躯，这正是这种浓烈的“载道”精神和努力践履传统“忠恕之道”的思想在作品的渗透和潜在体现。
其次是苏轼词学观中的“务实”的思想。他在《答谢民师书》明显提出作品反对“贵华而贱实”的艺术理论，而是认为作品应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还进一步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1]，强调作品中对于生活的真实感受，强调了心灵感触的至关重要。比如他在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所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洋溢着对于其第子由的无限怀念之情，在《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所写“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中，对于亡妻的悲痛追忆等等，这些都是现实凝结在作者心中深深的伤痕印记，化成了他本人最为真挚的情感。
其三是作品中强调的“革新独创”的精神。在《跋吴道子地狱变相》中，苏轼这样表达自己对于绘画的艺术见解：“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也是苏轼本人向来所秉持的一种不落窠臼和追求脱俗的艺术境界。比如苏轼本人“以诗为词”的词学本体论的见解中，他认为词应该从诗歌中解放出来，然后再“细琢歌词稳称声”[2]，使之韵律可歌，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精神的体现。此外，他本人对于“檃栝词”的开创、本人自度《贺新郎》词派、本人作品中突破“词协音律”的藩篱等等，如后人评价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3]，都体现了其本人词学观中的革新和独创的开辟精神。
其四是苏轼追求“解放”的思想。这种“解放”的实质是人文思想和自我精神的解放，并将这种自我解放的意识渗透到艺术作品中的过程，创作上则表现为作者对于传统格律、传统风格、传统词牌等的突破。诚如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评价苏词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从《东坡乐府》中可以看出，苏词的题材不仅融入传统的男女恋情、离合悲欢之类的色彩，还更多地出现了田园风情、山水景物、人生志趣、怀古感今以及咏物记事等内容，这是对于词体裁的解放，格调的解放和思想境界的解放。苏轼在《与蔡景繁书》中曾说：“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这里所说的“新词”即指
他对于“檃栝词”的创作，而在《与陈季常书》中也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这里所指的“新词”又指他对于豪放词的尝试。叶嘉莹先生认为苏轼的作品中：“有冯延巳挚烈深沉的执着，有李后主滔滔滚滚的奔放，有晏殊情中的思德圆融，有欧阳修疏隽豪放的意兴和柳永开阔博大的气象。”在苏轼手里，词体被解放，词的境界被解放，词人的精神被解放，正是这种强烈的解放思想的渗透才促使苏轼成为继往开来的“士大夫词”的集大成者。
二、苏词的创作实践及贡献
苏轼的思想融汇了儒、道、佛的三教精神，加之坎坷的仕途生涯，使之始终游离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之中，逐渐在其“道德人生”和“学问人生”中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创作和艺术审美的观念，在词学创作中则形成自己独特的词学观，并将之深深地融汇在他自己的词学创作之中，表现为：
（一）苏词的风格特色
从晚唐温庭筠、韦庄等人所开创之“花间词”，到南唐后主李煜“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词”，再到“富贵词人”晏殊、“婉约词人”欧阳修等人的词的风格嬗变过程中，苏轼不仅对这种“花间词”和“士大夫词”均有所继承，对于柳永的“慢词”风格有所沿袭，并且还对于豪放词有肇创之功，对于婉约词有所开拓，并直接影响到后来辛弃疾之豪放词风、姜夔之“清雅”词风等。
首先是苏轼本人对于“豪放词”的开创。据《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东坡词提要》言：“词至晚唐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高度评价了苏轼对于艳丽风格嬗变和豪放风格肇创的意义。诸如在传诵千古的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中秋·凭高眺远》之中，苏轼纵横恣肆，奔放洒脱，又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其词格调雄健顿挫、激昂排宕，乃至于后世盛誉他“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4]，“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缈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5]。南宋苏派词人刘辰翁亦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这些议论都高度地评价了苏轼的豪放词创作和历史意义。
其次是对于婉约词的继承和开拓。苏轼的词包罗万象，体裁风格多元，在婉约词方面也具有较高的造诣，并且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婉约词的艺术内涵和境界。比如他在《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似花还似非花》中的名句“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该词被王国维赞为历代咏物词的最工，又如在《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全首：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对于极其平淡的景象，词人却能够极其细腻地表达他的婉转深情和伤怀情绪，极尽婉转缠绵之思而不细碎，赋予词以极其感人动情的艺术魅力，并且给人以《雎鸠》“哀而不伤”的艺术享受，难怪张炎在其著名词评著作《词源》中盛赞苏词“清丽舒徐，高出人表，为周（邦彦）、秦（观）诸人所不能到。”其
他词作中，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被王士桢称为：“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浣溪沙·道字娇讹语未成》被贺裳评为：“不在‘晓风残月’之下。”以上均说明了苏轼不仅局限于“花间词”的继承，还能够脱其窠臼，不作无病呻吟之语，又能感人肺腑之深的新的艺术境界。
（二）苏词意境的开辟
刘熙载在《艺概》中评价苏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诚然，他的词几乎囊括了从传统的闺闱恋情、山水田园、咏物记事乃至于人生志趣、怀古感今之作，是故其词的意境也豁然开朗，蔚然成观。元丰二年己未 (1079，苏轼四十四岁)，案《东坡年谱》“七月，御史李定等交章弹劾所作诗文言涉讪谤，被逮。”经历此“乌台诗案”，苏轼的词作和词风也经受了一场大洗礼，也成为他人生艺术创作的一个里程碑，自此以后，苏词的境界获得了巨大的飞跃，他的思想逐渐转入“出世”的释道空灵之中，此可从他元丰四年辛酉 (1081)作《东坡易传》和次年即“筑东坡雪堂，自号东坡居士。[6]”等得到资证。此后他一连创作了系列在历史上被广为传颂的优秀词篇。
总的考察，苏轼豪放词的意境多汪洋浩荡，奔放恣肆，犹如天马行空，自有不可羁勒之势。如《白雨斋词话·卷六》评价说“东坡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性生，故此极超旷，而意极和平。”最著名的是他元丰五年贬黄州以后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起句便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作者眺望浩荡大江，与周边苍莽大地所凝合成的壮丽图轴，胸中不禁激起无限愁思，问道在绵延的时间轴上，尚余多少风流人物？而这些人物却已早早被这浩淼江水和沧澜之浪淘尽矣！起句便将无限的历史时空完美地凝结在作者的笔端之中，同时也一吐作者沉积多年的胸中块垒，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博大的胸襟和豪迈的性情。据刘尊明先生研究，他认为苏轼“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7]”使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花草蒙拾》），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素庵手批东坡词》）；《满庭芳》“三十三年，今谁存者”，格力挺拔，语句遒劲。正是这种“词家李白”的境界才使得后世形成了独特的“苏门四学士”和“豪放词派”等追崇群体。
苏轼是个词作的“千手观音”，在婉约词方面，苏词的境界又变得婉转而不妖艳，柔情而不颓废，感怆而不伤神。譬诸在他贬居黄州，而在定惠院寓居所作《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首，意境上，“缺月”“疏桐”“漏断”“孤鸿”几个意象的组合，塑造了一个极其幽邃和静谧的环境，衬托了极其寂寞、孤苦的心境，最后又以孤鸿自喻，“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透出一丝凄怆的寒意，极尽哀婉缠绵之情思。正如胡寅在《酒边词序》所言：“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于是《花间》为皂隶，而耆卿为舆台矣。”此并非溢美之词，而正是指出了苏轼对于柳永、晏殊、李煜、冯延巳和欧阳修等人以来的“慢词”、“富贵词”、“花间词”再到“士大夫词”的脉络递承和弘扬革新，一变“伶工之词”的格调和境界，这可以从《昭君怨·谁作桓伊三弄》《减字木兰花·春月·春庭月午》和著名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等作品考察中得出，而这也正是他本人在《与鲜于子骏书》中所说的“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的婉约词的创作。
（三）苏轼的词学改革
上文中论述到苏轼词学观中的革新思想，这种革新思想渗透在作品中则表现为苏轼本人对于词学体裁、韵律等方面的革新。宋代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这正突出了其对于诗词歌赋等各种体裁在融会贯通基础上渗透至词学的创新之处。据笔者统计，在苏轼现存三百四十多首词中，其主要革新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体裁的革新。苏轼在四十岁左右才进入词坛，那正是“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年代，而他在《与鲜于子骏》信中说道：“近却颇作小词，……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文章提及的“小词”，当指熙宁八年所作《江城子·记梦》、《雨中花·初至密州》、《江城子·密州出猎》等词，这充分说明了苏轼一开始就以扭转词坛浮夸颓靡之风为由而进行尝试了。由于苏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其体裁遍及怀古、政论、闺闱、悼亡、咏物、言志等等，于是一新天下耳目，一辟宋词新局面。如他最早的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里，其恢弘志气足以使“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如其著名的咏月作《水调歌头·中秋》则被王国维誉为“宋词第一”，又如元丰元年（1078），苏轼在徐州太守任上所写的五首《浣溪沙》，不仅坚持了他一贯的“以诗为词”的诗学本体论，还加入了俚语，使之具备浓烈的乡村生活气息。
二是词学韵律的变革。长久以来学界对于苏词是否“协律”的问题颇有微词，笔者在此做点刍议。考之于《醉翁操·自序》中对于“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中“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的评价和“细琢歌词稳称声[8]”、王灼“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9]”等条，历史上基本认可苏轼本人知晓音律的结论。然而像李清照等以为苏词“不谐音律者”、“句读不葺之诗”的见解实正是陆游：“先生非不能歌，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和宋人王灼：“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10]”所言。而苏轼的这种大胆的革新也正是其本人努力于词的解放的理想，是其对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现实践履，强调不以韵律的边框限制而束缚词的境界。
三是新词体和新词牌的开创。首先是关于“檃栝词”的开创。“檃栝”有度量之义，櫽括词体乃指将诗文剪裁改写为词的形式。苏轼是首先引申进了檃栝词体并为之实践的人，比如其《哨遍》櫽括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其《水调歌头》櫽括韩愈的《听颖师琴诗》等，这是苏轼词学的一大贡献。他在《东坡乐府》中提及，在其刚开始尝试时“人俱笑其陋”，后“使家童歌之，……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才感受到其魅力。曹冠在櫽括苏轼《赤壁赋》序时说：“东坡采归去来词作《哨遍》，音调高古。”对其创作深表赞誉。其次是苏轼自度新曲的贡献。在“令引近慢”的词牌格调之中，苏轼不仅有所继承、改造，可贵的是他尚能够“自度曲”以开创新词牌，比如对于唐代词牌《浣溪沙》，苏轼以46首之多高居唐宋词作量之首，将一首并不起眼的小令词进行大规模的创作；而其《水调歌头》则得到宋词作家胡仔“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的评价，并且后世为之附和了大量的“用东坡中秋韵”、“用坡仙韵”的《水调歌头》“和韵词”；《念奴娇》一调自苏轼以后，则出现了如《百字令》、《百字歌》等约20余个的异名，而《赤壁词》、《大江乘》等皆取义于东坡《赤壁怀古》一词，成为宋词长调中影响最大的名篇；更重要的是苏轼还自度了《贺新郎》的全新词牌，该词牌又名《金缕曲》，清人又有名《雪月江
山夜》者，最早见於《东坡乐府》，特别是在“南渡”以后，该词牌对于辛弃疾、张孝祥、陈亮、刘过等词林后学发挥了至为重要的影响，是故，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苏轼的才华及贡献。
三、苏词在历史上的影响、地位及其缘由探究
苏轼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我们不妨先将视线转移到宋史上以管窥苏词在其时的影响：徽宗年间，苏轼已逝，据史料称“徽宗年间，虽禁‘苏学’”，然“四海文章慕东坡，皆画其像事之。[11]”文人学子愿意冒着鼎镬之祸而拥护苏轼，足见其影响之大，更重要的是，其时以“六君子”[12]为主的“苏学”门派已蔚然成风，比如“苏门四学士”中的秦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说：“少游自辟蹊径，卓然名家”“而其所以契合长公（苏轼）者颇深。”夏敬观在《吷庵手校淮海词跋》中也说：“少游学柳，岂用讳言？稍加以坡，便成为少游词。”如此足见苏轼对其影响之深邃，到了南宋又出现辛弃疾、张孝祥、陈亮、刘过等“豪放词”继承者，并真正意义上形成影响深远的派别。而实质上，苏轼的种种影响与其本人多舛的仕途、复杂的思想和始终徘徊在“出入世”的精神等是有着必然的渊源关系的。
另，重要的是，“苏学”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六君子”时期，难能可贵的是“苏学”的影响在封建史上从未间断。据《中国词史》[13]和《中国历代词研究史稿》[14] 等史料分析，北宋灭亡后，苏轼词派分为南、北两个支派。一派行于北，盛行于中州，以《东坡乐府》为主，为蔡松年、吴激、元好问等名家所崇，该派作品多收录于元好问《中州集》之所搜集；另一派传于南，则为张元幹、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等南宋词人所崇，词风激昂慷慨，陈词激烈，颇有苍莽遒健之势。宋灭金兴，乃至于明清之际，苏轼词的影响始终不曾衰落，从南宋陆游、辛弃疾，金元好问，明袁宏道，清陈维崧、查慎行、纳兰性德等词林后学的继承，对于清初“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影响等，一条清晰而完整的“苏学”脉络得以展现，或学其纵横恣肆，或承其“载道”士气，或摹其清婉隽永，或习其淡雅清丽等等。如此可见，无论是苏词中“豪放派”、“婉约派”、“清雅派”的形成还是后来的“南北分化”，苏词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中国后世词史的轨迹。
苏轼为何能够在历史上形成如此深远的影响和如此崇高的地位？笔者以为，缘由一：苏轼本人对于传统“大同”“忠恕”“纲常”等儒家大精神、大人格的禀赋。由于苏轼的思想从根砥上有着儒学的“载道”“匡济”的理想，加上豪放豁达的性情，形成了他作品中，既有“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学”精神，又有“养浩然之气”的孟子阳刚气息，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苏派”词人深为感染，特别是在飘摇欲坠的北宋政权历“澶渊之盟”和“南渡”以后，在“废池乔木，尤厌言兵”的山河破裂岁月之中，“苏派”爱国词人正是在这种鞭策下延续着一种豪放不羁和“经时济世”的精神和“忠国忠君”的思想。比如苏轼在元丰六年（1083）夏秋所作的《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中所言“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其时他刚经历了“乌台诗案”遭贬黄州，而他却以极其阔达的胸怀面对这人生的际遇，在这种精神的深深地影响下，后世如陆游《秋波媚》：“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辛弃疾《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等等，陆、辛两人也正是在这种报国无门和遭遇贬官之际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其词风对于苏词有明显的沿袭痕迹。
缘由二：苏轼本人多舛的人生历程。从《东坡年谱》考察得知，从熙宁二年到元丰五年这十几年间，苏轼先后经历了王安石“新政”和“上书神宗，论朝政得失，忤王安石”贬杭州通判、“知密州，重葺超然台”以及“乌台诗案”后贬黄州团练副使和“筑东坡雪堂，自号东坡居士”并“两游赤壁”的系列重大人生和心身的变故：从“旧党”到“新党”、从“熙宁变法”到“元祐更化”的政治事件、从辗转密州、徐州、湖州再到贬职黄州、常州、杭州。这期间，苏词的精神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使得他由原先的“豪放”而转入早年的“婉约”之中，并超越了早年的“婉约”之风，使之渗透了“眼界大”“感慨深”（《人间词话》）的“士大夫”忧患观和知识分子的良知品格。此外，苏轼本人的家学渊源（苏洵、苏澈等对其影响）、自身的天资禀赋、动荡的社会局势等等也成为影响其创造的相关因素。
四、结论
在苏轼的整个词学生涯中，受到其本人的人生阅历、志趣等内在精神的影响，在秉承传统词学的基础上，苏轼通过对于前人的“钩玄索要”和自己的艰辛探索，改革和开拓了词的新模式和新境界，使得词的风格、意境、体裁、韵律等得到大解放，并透过其独特的审美观、文艺观和历史地位、历史影响等，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词林后学”的探究和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轨迹，为中国词学和词史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苏轼的词
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的词在题材内容、风格意境和语言音律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推广到词的领域，开创了词的创作的新阶段。
苏轼对词的贡献，首先在于提高了对词的认识与评价。他打破诗词有别的人为界限，促使词成为真正独立的抒情诗作。
在题材内容上，苏轼把词人的视野从传统的“花间”“尊前”引向了人间社会，以至赢得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评价。苏词众多的题材中，以抒情词、咏物词和田园词的成就最高。
就抒情词而言，除了传统的风月柔情之外，苏轼大胆开拓，把词体逐渐转化为文人言志抒情的工具。他用词表现自我，用词直接抒发自己的为政、爱国、怀古以至广泛的人伦之情。如《沁园春》（孤馆灯青）抒写“致君尧舜”“用舍由时”的为政抱负。《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写密州出猎的盛况，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其中又有一首词人四奶奶爱妻王弗的悼亡作。即“十年里生死两茫茫……”，借用梦境抒胸臆诉悲苦，情真意挚，沉痛断肠。
实施咏物词多达30余首，且艺术精湛，不但重形似描写，而且重神似描写，不但能写出物象，而且能写出寄托。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
苏轼的田园词是对宋词题材的一个突破。他在徐州所做的组词《浣溪沙》五首，描写了农村风光、农民形象、劳动生活和乡风民俗，宛如一曲清新优美的田园牧歌。
在词风上，苏轼可谓开创了豪放的意境。最具代表的是《念奴娇》（大江东去，浪淘尽），词人挥洒如椽之笔，描画雄奇壮美的江山景色，又驱使无限时空，赞美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慨叹自己的怀才不遇，感情豪迈而又沉郁。
苏轼还开创了旷达词。所谓旷达，指豁达通脱、疏狂不羁、潇洒超俗、乐观开朗的创作个性。旷达是苏轼为人的性格特征，旷达词在苏词中数量很多，所以旷达可以称为苏词的主要风格。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此词通篇吟月，却处处关合人事。词人似与月对谈，探讨人生意义，最终从大自然中得到慰藉，摆脱了人生苦恼，实现了旷达。此类词还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苏轼传统婉约词的创作，也多佳制。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等。在语言和音律上，苏轼也有创新。苏词的语言清新朴素、简洁畅达，不似柳词的俚俗，更没有花间词的脂粉气，而以清雄韶秀见长。在词调上，他引进不少慷慨豪放的曲调。如《沁园春》、《永遇乐》、《水调歌头》、《贺新郎》等。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结合作品谈谈苏轼对宋词发展的贡献
结合作品谈谈苏轼对宋词发展的贡献。 宋词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沿袭期、变革期、过渡期、中兴期、衰落期。北宋初中期，虽不乏各大名家的优秀作品，但词主要还是以描写男女恋情、离愁别恨、深闺怨景等为主题的应歌宥酒的娱乐作品。而苏轼成功地转变了这种风气，提高了词的品质，扩大了词的意境、改变了词的风格同时推进了词的格律。 （一）提高词品。 从题材和内容上来说，苏轼的词突破了晚唐五代以至北宋初中期“词为艳科”的传统，很多内容，如怀古、言志、隐逸、悼亡、农村风光、仕途失意、报国雄心、人生奥秘，无不可以入词。所以刘熙载说：“东波词似是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也。”（《艺概?词概》）后人常用“以诗为词”来概括苏轼的特点。如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上片“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三句，说得是自己有少年郎的豪情，左手牵着黄狗，右臂举着苍鹰去打猎。“锦帽貂裘”两句，写的是打猎的装束。“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以孙权自比，说全城人都跟着去看他射虎。 下片“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说自己虽然双鬓已经微白但丝毫挡不住他的雄心壮志。“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苏轼以魏尚自比，寄望着朝廷何时才能将边事托付于他。最后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是说为了抵抗西北的敌人，要把弓拉得如圆月一样去参加战斗。这首词把词中历来软媚无骨的儿女情换成有胆有识、孔武刚建的英雄气了。 （二）扩大词境 诗至宋朝有了以理入诗的风气，苏轼亦把宋诗特色之一的“理趣”引入了词里，他之前，词多为应歌酬唱之作，而苏轼将词回归到自我，并能将浅显的事理提升，情浓理也浓。苏轼从人生角度去探究人生奥秘，去面对逆境人生。他认为人生如梦，是有着丰富的生命内涵的，并不是简单的消极悲观思想，而是一种豁达的人生体验，甚至是一种激进的人生态度。而这种种的情怀都能在其作品中找到端倪，从而使其词的意境深远，回味悠长。如《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竹杖芒鞋轻胜马，写词人竹杖芒鞋，顶风冲雨，从容前行，以轻胜马的自我感受，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之情。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句更进一步，由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以上数句，
柳永苏轼对词的贡献
柳永苏轼对词的贡献 柳永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对后来词人的影响很大，苏轼就是其中的一位。柳词在词调的创作、章法的铺叙、景物的描写、意向的组合和题材的开拓上都给苏轼以启示。苏轼作词，既力求在“柳七郎风味”之外自成一家，又充分吸收了柳词的表现方法和革新精神。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苏轼受到柳永的影响，苏词对柳词有承袭的地方，亦有其创新之处。 柳永是词学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从整个词学的发展史来看，柳永、苏轼、周邦彦分别代表着词学发展的三个高峰。柳永是首要的一环，他奠定了词体的生命基调，但是柳永的成就是阶段性的而非总结性的。词没有柳永，不一定能进一步开拓文学生命，但词如果没有苏轼的杰出革新成就以及周邦彦的“集大成”，那么词就不能提到与诗文相提并论的地位。论开拓和创造成就，柳永首膺其功，他为词打下基本的规格。宋翔凤曾云：“柳词……高处足冠群流……以屯田一生精力在是，不似东坡辈以余事为之也。”不止是苏东坡，北宋词家大都未能冲破“文以载道”的观念，作家填词，总给人遮遮掩掩的感觉，词很难登入大雅之堂。柳永的性格纵放自傲，政治上的遭遇使他向“专业词人”的方向发展，为词开辟了新的天地。 柳词在形式方面，衍小令为长调，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局面，使慢词和小令平分秋色。柳永创作了大量成功的作品，具有相当高的示范意义，对词的继续发展是功不可没的。在技巧方面，独辟“柳词家法”，以赋为词，铺叙展衍，成为后代学慢词着必学的门径。柳永还“变旧声，作新声”，柳词除七分之一承袭旧调，其余的都是柳永创的新调，即使是承袭旧调的作品，柳永也能根据词情的需要，在词的长短和分句方面做调度。如《浪淘沙》，唐五代词牌字数28字，柳词133字，形式分句也有很大差异。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制词调最多的词人。苏轼的作词技法尽管也有新变，但是追根溯源，还是出自柳词。柳永在格律体制上的开拓精神是最为突出的，然而在词风的全面革新，词境的全面扩大，词品的进一步提升，其“变革”之功是由词学史的第二里程碑苏轼完成的。苏轼作为词的杰出革新家，已经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公认。苏轼成就在于对词风、词境、词品的革新。从词的本体出发，实质上这种革新精神是与柳永有一定渊源的，苏轼对柳词的排斥只是针对柳词“卑俗”的一面，而非全盘否定。柳苏两家词风有别，但从“变革”精神来讲是如出一辙的。 柳词雅俗共赏，变“雅”为“俗”。“凡能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说出了柳词在市民阶层的影响。柳词既有“俗”的一面，又有“雅”的一面。柳永作品中俗词主要表现在意俗，毫不避讳地描写情场生活，主题也大多与歌妓有关，着力刻画她们的声貌容态，充满色相的、世俗化的描写。如《柳腰轻》“英英妙舞腰肢软。章台柳，昭阳燕。锦衣冠盖，绮堂筵会，是处千金争选……”或正面描写，或侧面烘托，整首词对歌妓舞姿刻画的淋漓精致，主题思想狭隘、低俗。但这并不是说柳永的词全部都是俗词，宋翔凤《乐府余论》云：“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虽多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道出了柳词“雅”的一面，如《八声甘州》，王国维将《八声甘州》与苏轼的《水调歌头》、《念奴娇》等量齐观，曰：“若屯田之《八声甘州》，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之。”无论是从章句、情调还是词境，此词都是柳词的典范之作。其实，将柳词分为“俗”和“雅”两方面是不符合实际的，“俗”和“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俗中有雅，雅不避俗的，柳永是词史上第一位真正做到雅俗共赏的作家。如《雨霖铃》：以一个“凄”字带出全词凄凉的基调，继而写帐饮践行，泪眼惜别，下阙词锋一转，“多情自古伤离别”，揭示人间离合自古就有，从个别写一般。晓风残月，只添愁情，纵有痴言爱语，却不知向谁倾诉。此词在语言方面通俗、自然、流美；在情感表达方面铺叙而又含蓄，婉约缠绵又不艳不俚，通俗之中又
论苏轼的婉约词风
论苏轼的婉约词风 【摘要】一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倾倒了多少英雄豪杰!也使苏轼赢得了豪迈、雄放的千古美名。他那奔放不羁、意气横逸、气魄宏大的豪放词，被人们代代吟咏传唱，击节叹赏。苏轼也被人们尊为词坛豪放派的开山之祖。但仔细翻阅《东坡乐府》，发现在现存苏轼三百四十多首词中，其豪放词不足他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而较多的却是明丽、妩媚的婉约词。 【关键词】苏轼婉约词风 东坡词历来是词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当人们再度走近这位豪放派一代宗师的词学世界驻足审视时，仍然有新的发现，并且随着学术视野的拓展，这类发现恐怕没有终结的—天。苏轼作为豪放词派的开山鼻祖，其刚健豪迈的词风常常掩盖了他对婉约词的独到贡献。其实这位极富才华和创造力的北宋成就最大的词人，其词作内容和形式的千姿百态，不仅开创了豪放词派，而且还多方面地对婉约词风的发展与创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开婉约词歌咏友情的先河 查礼说：“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词为倚声之体，借助声情以曲达文情，确乎有其方便和优长之处。晚唐五代和北宋初期的婉约词中，大凡送别念远、赠答怀旧之词，多写男女柔情，很少涉及朋友之情。苏轼当然也“未能免俗”，但可贵的是苏轼能走出闺怨坊曲的窄路，更多地用词来抒发亲人师友之间的感情，常借助于婉约词长于抒情、手法细腻的特点，将自己充沛深挚的肺腑之情融入词中，开婉约词歌咏友情的先河。 苏轼一生广交朋友，奖掖后进，为人心胸阔达，待人真诚朴实，因而朋友遍天下。但宦海浮沉，官场常有不测。他与朋友常因升迁、贬滴而辗转江～湖。所以他十分珍视朋友间的欢聚与重逢。一旦与朋友分别，怅惘之情油然而生:“一曲阳关情几许?知君欲向秦川去。”“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其惜别之情感人至深，可见苏轼对友情的珍重。分手后，他更一往情深，每当想念朋友时，总认为朋友一定也在思念自己:“凭杖飞魂招楚些，我思君处君思我。”甚至在送走朋友后，夜不成寐时，还设想朋友因思念自己而“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如果没有朋友间的深切了解和真诚友谊，怎能写出如此动人的词章? 二、抛却艳情词的俗套，歌唱至爱情深的伉俪真情。 自晚唐温庭筠以后，文人填词多为应歌而作，意在侑酒佐欢，加之时尚狎妓之风，故其中不乏充斥一些淫词艳调。就其内容而言，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多用代言体写女性的相思恋情，有着较浓的脂粉气；一类是写士大夫文人与风尘女子之间的婚外恋，虽然并不排除其中某些真诚相爱的成分(如柳永的部分歌妓词)，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两类作品都应称之为艳情词。而苏轼对爱情的歌唱却非如此，人们总喜欢标举他的《江城子》词。诚然，这首悼亡词着重展现了词
苏轼在词 的贡献
苏轼在词史上的贡献 苏轼的词是宋词发展的一座里程碑，“词为艳科”，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牢固的传统，苏轼成功地转为了这种风气。他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这便是苏轼对宋词的最大贡献。而这种新的词风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同时代的和后世的作家形成深远的影响。以苏轼为中心的元佑词林，代表着北宋词坛的鼎盛气象，一时名家辈出。 风格: 在苏轼以前，词坛基本上是“婉约”风格一统天下，虽然有个别作家的个别词作突破了这一拘束，但始终未形成开宗立派的新风格，使词坛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苏轼却对词进行了全面的质变性的开拓，出现了“豪放”风格和“旷达”风格。 苏词风格之驳杂，有《念奴娇·赤壁怀古》的雄浑豪放，亦有《蝶恋花》的缠绵悱恻，更有《水调歌头》的超脱旷达。苏轼豪放词基本特征是不受声律束缚、题材广阔宏富、笔势纵放、气象恢弘。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苏轼的婉约词摆脱了传统婉约词的香艳软媚,显的清新真挚、明丽净洁苏轼的婉约词呈现出“以雅为美”的特点．苏轼的一些作品中描写自己面对自然的感怀今昔，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受，表现出一种高逸旷达的精神，苏东坡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思想几度变化，由入世转向出世，追求一种精神自由、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在他复杂的人生观中，由于杂有某些老庄思想，因而在痛苦的逆境中形成了旷达不羁的性格。 内容: 苏轼扩大了词的领域,用词来抒写生活情趣,政治抱负,身世感慨,亲友情谊,农村生活,咏物,谈禅,说理等,无所不宜. 突破：
浅论苏轼词的艺术成就及其贡献
南京财经大学通识选修课课程论文考试（封面） 2013 ——2014 第一学期 课程名称：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任课教师：龚世俊 学生姓名： 班级：学号： 论文题目：浅论苏轼词的艺术成就及其贡献内容摘要：
苏轼是中国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代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父苏洵、弟苏辙都是著名古文学家，世称“三苏”。嘉佑进士，任凤翔府签判，主张改革弊政。神宗时反对变法，但在密州、徐州任上抗洪灭蝗，赈贫救孤、颇多政绩。苏轼的词大都抒写仕途坎坷的感慨，也有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现实黑暗之作。词风豪迈清新，尤长于比喻。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苏轼的词题材广泛，记游、怀古、赠答、送别、说理无不入词，对严格的音律束缚也有所突破，促进了词的发展。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一苏轼词的艺术成就 在苏词以前，北宋前期的词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这类词在抒写个人胸襟、拓宽表现领域、丰富艺术技巧方面均直启北宋中期的柳永及其后的苏轼。宋词至柳永而进入了繁荣期，其通俗普及非前代可比，但其词境却嫌狭窄，不过于离愁别绪之外增添了描绘都市的一面，仍未出“艳科”的藩篱。 词至东坡，始有意挣脱传统题材的束缚，把词从花前月下和香软丽蜜中解放出来，建立了新的范式。 (1)扩大表现功能与开阔词境。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美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人性；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他不止一次的浩叹“人生如梦”。所谓“人生如梦”既是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是指
苏轼诗词的风格特点分析复习过程
苏轼诗词的风格特点 分析
苏轼是北宋文坛革新的杰出领袖，也是宋代乃至中国历史上一个全能的文学天才。他在文学理论上强调“文”、“艺”并重，丰富了美学理论；他的文艺散文，以隽婉的风格和流畅的笔调，显示出诱人的艺术境界；他的诗歌思想深邃，技巧纯熟，代表了北宋诗歌的最高水平；在词章创作方面更显示了无以伦比的艺术才华，他“以诗为词”，提高了词的表现力，不仅“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写下了豪放与旷达的千古绝唱，开创了豪放词派，而且“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把宋词浓丽深婉的特色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前人多将苏词归于豪放一派，其实苏词风格是多样化的：既超迈豪放，又至情深婉；既放达深旷，又隽秀清逸。本文仅就其词风的豪放、婉约与清旷进行初步的分析论证。 一、气势恢弘、激情磅礴的豪放风格 苏轼开创了豪放词风，是豪放词的代表，他能够借助瑰丽恢宏的意象来抒发慷慨豪情，将充沛激昂或悲壮苍凉的激情融入词中，并开拓了词的写作范围。 （一）气势磅礴、场景宏阔雄壮 气势恢弘。苏词的豪放词有气势豪迈飞动、场景宏阔雄壮的特点。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是一首著名的豪放词，磅礴的气势、壮美的场景、雄浑的境界，正是豪放词风的体现。词的上片写景，描写赤壁的景色，前三句，仿佛是描述远景，长江水浩浩荡荡，滔天波浪如大浪淘沙，送走了一代风流人物；次三句，描写近景，目光投向赤壁古战场；上片最后两句，是上片景物描写的总结。下片怀古，词人抓住周瑜年轻有为的主要特征，塑造了他雄姿英发的英雄形象，并由
苏轼词的成就
苏轼对词的贡献很突出。苏轼出现前，词的内容受传统念束缚，局限于旖旎温柔的艳情腻语的范围之内；苏轼则吊古伤今、述电咏怀、感叹时政，描绘山川景色、农村风光，以至谈论哲理等题材都进入了词中，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与意境，为宋词的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在风格上，苏轼开创了豪放一派。 《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苏轼豪放派的代表作。此外苏轼也有一些抒写“逸怀浩气”，具有清朗疏宕、平淡高逸境界的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还有不少风格婉约的词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表现了苏轼以豪放为主、风格多样的特点 苏轼的词是宋词发展的一座里程碑，“词为艳科”，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牢固的传统，苏轼成功地转为了这种风气。他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这便是苏轼对宋词的最大贡献。而这种新的词风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同时代的和后世的作家形成深远的影响。以苏轼为中心的元佑词林，代表着北宋词坛的鼎盛气象，一时名家辈出，如秦观、黄庭坚、陈师道、王安石、谢逸等，都写出了很多优秀的词作品。 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在词的语言上，苏轼也做了演进，一改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多方面吸融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然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 因此，苏轼词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开了一派词风，而且是将词从狭小的范围中解放出来，扩大了它所表达感情的天地，促成了词内容和风格的多样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轼是令宋词成为一代代表性文体的关键性人物。 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词在词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为词的的开拓了新天地。苏轼以其奔放的才情，将词笔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怀古记游、写景咏物、亲情友谊、田园风光以及参禅说理等等，突破词“艳科的”定见，把词的社会功用提到与诗同等的地位，全方位地表现了士大夫文人的生活与精神面貌。苏轼有意突破“诗庄词媚”的界限，以自由挥洒的文笔，定了大量风格豪放之作，开一代新词风。他以诗境 诗语入词，形成了苏词“以诗为词”的特点，同时也改变了词完全从司于音乐的地位，使词向独立的抒情诗体方向发展。豪放是苏词的主体风格，而在豪放中时有旷达情怀的流露。代表作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妈娇?赤壁怀古》。抒发追求理想、热爱人生的美好感情。如《水调歌头?怀子由》。爱情词与咏物词的风格则以婉约见长。如《江城子?掉亡》、《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二).苏轼的词 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的词在题材内容.风格意境和语言音律等方面都有
苏轼对词的贡献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代文豪，是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他在诗、词、散文里表现出的豪迈气魄，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当时和后世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他在词境扩大，词风变革等方面，开创了词创作的新阶段，为词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从而奠定了他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 首先，苏轼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开创了词的新境界。苏轼之前，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婉丽词风弥漫一时，词作为一种“歌词”专写儿女恋情供歌馆楼台或民间市井谱曲演唱，柳永的浮艳之词也好，晏殊的儒雅之词也好，都没有跳出女性题材的范围，在意境上没有高远的立意，没有清新的格调。直到范仲淹、欧阳修等少数有政治抱负的作家开始倡导诗文革新运动，并在词里表现出新风格，而苏轼正是诗文革新运动的贯彻者，他在“新风格”的基础上，力求变革，开创了与婉约派对立的豪放词派。苏轼无论在词的内容、题材、格调等方面，都超出了原来范畴和层次，或议军论政、记事抒怀，或反映民间疾苦、身世友情，或描绘山水风光、田园生活，或咏史怀古、说理谈玄，都在词中有所表现。而且在作品中力写开阔之境，抒高远之志，寓新奇之意。他推崇高雅的词风，使词从传统的缠绵浮艳中跳出来，吸纳大自然的清新境界，抒写创作主体的广阔胸怀，从而成为“自是一家”词。①而且，有响亮的理论作为自觉的创作先导，更有苏门弟子们鼓吹呼应，终于为词体拓疆千里，卓然与传统婉约词成一敌国，从而把诗文革新运动扩大到词的领域里去，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就是写他在射猎中所激发的要为国杀敌立功的壮志：“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是苏轼词中最早的一首豪放词，写的是要建功立业的内容，可见他有意要避开当时流行的以柳永为代表的缠绵悱恻、离情别绪的艳词，而要以多题材的涉入为词创作开辟一个新领域，开创一个新境界，“自是一家”，此词“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② 后来，苏轼在密州怀念分别五年的弟弟苏辙，写下了境界高远旷达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前小序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据说，曾由著名歌者袁绹歌唱这首词，苏轼起舞。可见苏轼的感情已经随着词的意境化入无限的宇宙中去了。从“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再到“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真是空灵飘渺，天上地下，不知身在人间。而月照无眠之人，把对弟弟的感情和人生的感慨升华到广阔无垠的环宇中，可谓意境之高远，境界之阔大。 其次，苏轼以诗为词，恢宏豪放，提倡一种阳刚之美的新词风。“以诗为词”是苏轼的词学本体论。在苏轼看来，词在本质上可以同诗一样，表现主体的情性襟抱，既可以抒写人生之遭际，反映社会盛衰和历史浮沉，又可以如唐诗般高华悲壮气势恢宏，有铁马金戈鼓角齐鸣的壮观，更可有天风浩浩海涛荡荡的气势。是一种男子汉词，士大夫词，一种雄壮豪放之词，而不应一味沉溺于闺房之内雌声学语或男子而作闺音。可见，苏轼“以诗为词”，就是用唐诗之审美标准以衡词，推赏唐诗所具有的恢宏气象与高远境界，以及充溢其间的情感力量（在此方面，他曾一分为二地称赞过柳词〔八声甘州〕之“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有“不减唐人高处。”），旨在呼应自已为词拓境千里的创作实践，为词注入了强烈的主观生命意识，突出表现了抒情主体的个性风貌，扩大了词的文学抒情功能，把小词的艳科品质和地位提升到诗的地位上来，显然是一种推尊词体、改革词风而产生的新的词学观念，这在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如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气势雄浑，词境壮阔，表现出一种大气磅礴的阳刚之美。这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
苏轼的文学地位和贡献
苏轼生平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洵次子，宋仁宗景佑三年（1037年1月8日）生于四川眉山纱縠行（今三苏祠内），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终年66岁。唐宋八大家之首，千古第一文人。他自幼聪慧，七岁知书，十岁能文。苏轼幼时，其父游学在外，由母程夫人教授诗书，即“奋厉有当世志”。宋仁宗嘉佑三年（1057），与弟辙同试礼。国子监直讲梅尧臣读了苏轼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顿觉“有孟轲之风”，遂将试卷交主考官欧阳修。修见轼卷，“惊喜以为异人”，拟取为第一，又疑其为门生曾巩所作，为避嫌疑，才取为第二；接着，礼部复试，又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欧阳修兴奋地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并高度褒奖苏轼“善读书，善用书”，预言苏轼文章“必独步天下”，“三十年后世人更不道着我”。苏轼兄弟遂同科进士及第。其后又同辙参加秘阁的制科考试，入三等（最高等，宋王朝建国以来制策入三等的仅二人），从此，苏轼、苏辙文章名扬天下，学者多从讲问，皇帝还自诩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他官至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曾任兵部和礼部尚书，先后出任凤翔、杭州、密州、湖州、徐州、颍州、登州、扬州、定州等地方官，他救灾治水、发展生产、抑制豪强、整顿军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苏轼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学艺术大师，他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以及他天赋的创造性，使他大大超越了同辈作家，高高处于北宋文艺的颠峰。其诗境界开阔，题材广泛，内容深刻，风格自然奔放，圆美流动。既有现实主义力作，如《五禽言》、《李氏园》、《荔枝叹》；又有浪漫主义佳篇，如《游径山》、《百步洪》，充溢着有磅礴的气概，又如《崇惠春江晚景》、《饮湖上初晴后雨》写得清新明净，华美自然，尤其是后者更成了咏唱杭州西湖的千古绝唱，正如宋人武衍《正月二日泛舟湖上》所云：“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对苏诗艺术风格的浪漫豪放评价道：“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苏轼的词一洗五代绮丽柔靡之风，启豪放词派之先河，高远清新之意境，形成了豪迈奔放的风格。他拓宽了词的题材，“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世概》），表现了全新的风貌。苏轼的婉约词同样写得真挚细腻，深沉淳厚，回肠荡气，一往情深。苏轼的散文更是平易自然，笔力纵横，挥洒自如，雄辩滔滔，使他成了继欧阳修之后北宋古文运动的当然领袖。苏轼的书法列“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在宋代书苑中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苏轼是一位画家，是中国文人画运动的发端和中坚人物。其写意和传神、常形和常理、诗画本一律等理论，广泛地为文人画派所传诵，并奉为金科玉律，影响至今。苏轼的家庭是音乐世家，三苏都是弹古琴的高手。《历代琴人传》引张右衮的《琴经?大雅嗣音》记载说：古琴世家中最著名的是眉山三苏。 苏轼的博学多识还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他对中医药学很有研究。流传至今的重要医书《苏沈良方》就是将苏轼收集的医药良方与宋代另一位大科学家沉括收集的良方汇编在一起而成的。他在农业、水利、烹饪、养生等领域有极高的建树。 像苏轼这样在文学艺术各个领域都有巨大成就的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真可谓“千古第一文人”，他发出的夺目光辉使整个北宋文坛为之灿然。宋神宗皇帝精辟地说：“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宋孝宗皇帝称苏轼：“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清代学者王国维认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四位诗人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而其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的影响能超越苏轼之上”。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诗人陈毅元帅吟道：“吾读长短句，最爱是苏辛。东坡胸次广，稼轩力万钧。”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委员长高度评价三苏父子：“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 苏轼忠诚报国，爱国爱民，政绩卓著，是一个深爱人民爱戴的良友。苏轼曾两度杭州为官，向朝廷力争不能废除西湖，并带领杭州人民治理西湖，使西湖得以留存至今。他还疏浚六井与运河，平抑粮价，赈灾济困，创立中国第一所公立医院——安乐坊。“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这段出自《宋史?苏轼传》的话，真实地反映了人民对苏轼的无限感激之情。他主张轻徭薄赋，富民兴国，主张严于选材，善于任用。他反对王安石激进变法，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受到新旧两党夹击，一生坎坷不平。元丰三年（1079），他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筑东坡雪堂，自号东坡居士。晚年遭贬惠州，又从惠州再贬到儋州。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还，提举成都玉局观，次年行至常州病逝，葬于河南郏县小峨眉山，追谥“文忠公”。 苏轼的逝世引起朝野的巨大震动。“浙西淮南、京东、河北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杭州人民纷纷走上苏堤悼念苏轼；太学生们也在寺院举斋志哀。士大夫们写了很多祭文吊唁他。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方叔的祭文写道：“道大难容，才高为累。皇天厚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曲洧旧闻》）。祭文一出，传遍大江南，世间“人无贤愚皆诵之”。 苏轼一生，在坎坷与困难中不断追求、积极进取。他以他全部独特的政治、思想、文学和艺术生活状态塑造了崇高的道德和典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智能和生命智能，展示着灿烂的人格魅力。以苏轼为代表的三苏父子，以其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和卓越的政治实践，深邃的哲学思想和高尚的人格精神，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名人文化体系——三苏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遗产。
施开诚：浅谈苏轼的婉约词
施开诚：浅谈苏轼的婉约词 将唐宋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始于明人张綖。他在《诗余图谱》“凡例”之后附识曰： 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赡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词“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这段话说明了词体的分类，各体的风格及其代表作家三个问题。后世人评东坡词受其影响极大，自此以后论词者大多认为苏词主要风格是豪放，甚至忽视了他婉约词的成就。其实，从数量上看，现存的三百四十余首东坡词，真正堪称豪放词的不过三四十首，仅占十分之一左右；就思想内容上看，东坡婉约词中言情、咏物、写景、怀古、赠人、纪行各种题材无不具备；就艺术风格和写作技巧看，苏轼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使婉约词有了较大的创新与发展。所以他在词史上是绝不亚于任何婉约派词人的艺术大师。以下试从东坡婉约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继承和创新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几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一、东坡婉约词的思想内容及艺术风格 所谓“婉约”，“婉”即和顺柔美，“约”即委曲隐微。前人所谓“词情蕴藉”、“含思凄婉”、“妩媚风流”、“清切婉丽”、“冲淡秀洁”、“风流华美”，都概括了婉约词的风格特征。下面以不同题材的词作分析其思想内容及艺术风格。 （一）言情词 “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张綖《诗余图谱》），东坡婉约词首推言情之作。其词或感遇悼亡，或伤春惜春，或悲羁旅，或叹行役，皆写得温婉动人。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苏轼在密州太守任上写的《江城子?乙卯正月十二日夜记梦》最能代表其婉约风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年正月十二日，苏轼梦见亡故十年的爱妻王弗，结发恩爱，十载萦心。上片先写相思情深，接着联想到自己十年来坎坷的境遇，作了奇特的假设和想象：十年的风风雨雨，已使我灰尘满面，鬓发如霜，纵使是亡妻能相见，大约也是“相逢应不识”吧！是政治道路的坎坷，还是思念之情的煎熬，使诗人容颜变化如此之大？上片留给人以无尽的余响，并为下片写梦作了铺垫。下片写梦中幽会之景：“小轩窗，正梳妆”，既是梦中所见，也是十年前夫妻恩爱生活的再现。接着笔锋一转，既无当年的欢乐，也无“相逢应不识”的惊讶，而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无言而泪，千般感慨、万种风情尽在其中了。结末三句写梦后冥想：此后岁月里，使他肝肠寸断的，只有那朦胧的月夜，那小松成林的山冈，那遥隔千里的孤坟！这用泪水挥染而成的幽暗画面，凝聚了诗人无限凄凉之情，表现了“词情蕴藉”、“含思凄婉”的风格特征。 《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是伤春之词，《少年游?润州作，代人寄远》悲叹羁旅行役；《洞仙歌?冰肌玉骨》写五代后蜀后主孟昶同花蕊夫人的爱情故事，可说是闺情词。这些词作都写得情深意远，哀婉动人，令人读之，回肠荡气，所谓“妩媚风流”、“清切婉丽”的风格特征，从中可见。 （二）咏物词 东坡咏物词约有三十首，多是以物言情，亦以婉约见长。《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写得真是幽怨缠绵，堪称婉约词中杰作。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首二句赋物，捕捉了杨花的特点，它似花却又非花，所以无人怜惜。接着笔锋一转，突出“无情有思”，开始赋予杨花以人格和感情，为下文塑造思妇的形象作准备。为什么说它“无情有思”呢？诗人展开想象的翅膀，把柔软的柳枝当作思妇的柔肠，把翻动的柳叶当作思妇欲开还闭的娇眼，把飘坠的杨花比作思妇恍恍惚惚、来去无定的梦。此时已将咏物、抒情、写人融为一体，达到传神入化的境界。思妇好梦未成，却被黄莺叫声惊醒，于是自然而又巧妙地过渡到下片。下片中诗人已不受咏物的约束，把咏杨花和抒发伤春之情交融于一体。柳絮飞尽，万花纷谢，触目皆是残春景象；再加上一夜风雨，杨花已化作了一池碎萍，随着春残而消逝。二分化入泥土，一分随流水飘去，这
苏轼对词史的贡献
苏轼对词史的贡献 苏轼在词史上做出了非凡的成就，对词的贡献很突出。在苏轼出现之前，晚唐五代词人写词只是在诗余之时，或是游戏之作，写成之后也是“随亦自扫其迹，旦谑浪游戏而已”，是为小道；同时，内容也受传统观念束缚，局限于旖旎温柔的艳情腻语的范围之内，属于“艳科”。即使到了宋初，文人也是将之视为曲艺之类，无法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而到苏轼之时，他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 一、“诗词同源说”——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对词加以改革，他提出了诗词同源说，认为诗词本为一体，词是“诗之苗裔”。他在评论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时，说“不减唐人高处”；也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由此可见，苏轼认为诗与词只是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而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故而，苏轼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他“以诗为词”的写词手法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所谓“以诗为词”，诗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在苏词中的主要表现为用题序和用典故。首先，在题序上的开拓，由于苏词之前的词，多为应歌而言的代言体，词有调名即可，而苏词是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作，所以词作所抒为何情或为何事而发，都必须有所交代，同时又因词为抒情之作，不适合叙事，故而苏轼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文本构成一个整体。如：《水调歌头》的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既交代了时间、原因，也道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怀念对象；另外，像《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词中的小序是用来记事，文本则重抒发情感。苏轼题序的应用既交代了作词的时间、地点、原因，便于后人研究，同时也丰富和深化了词的审美内涵。 另外，苏轼“以诗为词”还大量用典。这种词中用典是一种替代性、浓缩型的叙述方式；也是一种曲折委婉的抒情方式。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兼具叙事与抒情，上阕用叙事的方式描绘了涉猎打虎的场景，下阕用了冯唐的典故，抒发了诗人的壮志以及怀才不遇之情；另外，《减字木兰花》也是一篇用典之多的词作。 苏词大量的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自是一体”——旷放词、豪放词的开拓 为了能够使词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自是一体”的创作主张，即：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情感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只有这样才可以“其文如其为人”。故而，苏轼在此的风格与题材上作了变革。 “词为艳科”，内容多为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是一种写爱情的婉约词，具有女性化的柔美。而苏轼则打破了这种风气，他将传统女性化的柔美上升为男性化的豪情，将传统的只表现爱情变革为表现性情，使词可以像诗一样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如：《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这是一篇旷放词，它标志着苏轼词的转变。在词中词人表现了“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意气风发、旷达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
浅论苏轼词的艺术成就及其贡献
浅论苏轼词的艺术成就及其贡献 苏轼是北宋词坛巨匠，他的词在题材内容、主题风格、表现手法、艺术特色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为中国词文化的发展，开启了崭新的一页，造就了两宋词坛的辉煌。作为开启一代新词风的先驱者，苏轼在词坛地位不可动摇。《四库全书总目纲要》中有这样的记载：“词至轼而又一变”。一个“变”字，或许是对苏轼对中国词坛贡献的最好概括。 一、打破“艳科”藩篱，革新奢靡词风 北宋以前，词风多华靡。中晚唐以来骄奢华靡的世风，以及知识分子政治理想的幻灭，最终促使词的委婉言情的文体特征形成。五代十国时期世风的华靡浮艳继续为词的发展提供有利环境。这时期的词词风浮艳，以《花间集》为代表，其中描写恋情相思与男欢女爱的作品占有相当比重。温庭筠作为花间词人的典范，其词长于以密集的意象、华美的语言、精巧的结构来描摹事物，艺术风格华美秾艳。温庭筠代表作《菩萨蛮》能集中体现其秾艳的词风：“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宋初词风虽不及前朝华靡浮艳，但朝廷提倡享乐,君臣晏安,词风继承花间一派的婉约绮靡而视为正宗。如晏殊“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多为流连风月、感伤时序的闲情闲愁，缺乏现实意义。苏轼的出现，真正打破了“艳科”的藩篱，革新浮靡词风，给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让其更具有生命力。他主张诗文应“有为而作”，在“文以意为主”的前提下，自由自在地表现世间万物，抒写主体情性；“冲出常言，法度去前规”，使得“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带到词坛，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以诗为词”，提高词的地位 “以诗入词”是苏轼对词体解放的巨大贡献，在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诗为词”的手法是苏轼变革词风主要武器，他把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词中比较成功的表现是用题序和用典。面对“诗庄词媚”的局面，苏轼致力于改变词的题材与境界，使词能兼而能表现阳刚之美。在柳永开拓疆界、扩大体制的基础上，苏轼进一步加以变革。词至苏轼，“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已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而且可以直接用以言情、述志。从整体上看，词的发展进程，是逐渐向诗靠拢的过程、努力跨越“言志”与“言情”界限的过程。苏轼以前，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苏轼外出打猎，满怀豪情地说：“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在词中，作者表达了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抒写了渴望报效朝廷的壮志豪情。全词“狂”态毕露；虽不乏慷慨激愤之情，但气象恢弘，一反词作柔弱的格调，充满阳刚之美。至此，“词庄诗媚”的传统被苏轼打破。 三、开拓词境，扩大词的表现功能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 的社会内容。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
浅析苏轼的豪放派词风对后世的影响
浅析苏轼的豪放派词风对后世的影响 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以富有反对传统观念束缚的革新精神，突破前期词作对内容、情感、手法、风格的限制，为词的创作开拓出了一片广阔而高远的新道路，实现了真正的自由创作，推动了词作的进步。在此以前低于诗甚至低于音乐一等的状况不复存在，词作成为和诗作一同站在我国古代文学创作顶峰的体裁。而苏词代表的豪放主义，以其直抒胸臆的情感表达方式受到后来历朝历代胸襟宽广的创作者和读者喜爱，在我国词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旨在简要分析苏轼豪放词派形成的主客观条件的基础上，通过举证其部分代表作品及与以前作家的比较，着重从苏轼在扩大词的题材、开拓词的意境、运用多种写作方式、豪放与其它风格并存等方面，论述其所作的开拓性贡献以及对后来所产生的影响。 标签：苏轼词豪放派创新 一、创作背景 苏轼词作的创作有独到之处，笔者究其原因，认为其独特词风的形成还是来源于苏轼所处年代的风云激荡的社会背景和他个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社会背景上，北宋动荡不安，苏轼生活的年代更是政治和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为挽救危机，有志之士曾尝试改革。为适应政治改革，文学界也掀起诗文革新运动。彼时，已经有一些带有豪放之风的作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如范仲淹《渔家傲》和欧阳修《采桑子》等等。这些都可以看出豪放词风的萌芽之势，为后来豪放词风的真正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苏轼的开创性贡献提供了素材。 人生经历上，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仕途坎坷，频频往返于庙堂和江湖之间，在贬谪与升迁中历尽轮回。这样的人生经历使他对于人生有常人无法想象的体会，也是他有机会游历祖国的好山好水，体味大自然的美好意境，为其创作提供了情感基础。 此外，苏轼思想上，兼容并蓄，接受各种宗教和学说，并在人生阶段先后不同程度地受影响。他对于宗教的理解，复杂而包容，缥缈又自成一派，是真正将文化与文学集于一身的集大成者。 尽管身处动荡，尽管人生坎坷，尽管仕途不如意，但苏轼丰富的人生经历、对自然深刻的思考、对各种宗教文化的兼收并蓄使得他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抒发自己心中激荡的情感与豁达的胸襟，使他以豪迈的态度对待挫折，以随缘自足的佛家态度生活中，以乐观开朗的襟怀发现美。这些都是苏轼成为文学改革、词作创新举大旗者的直接动因。 二、创作影响
浅谈苏轼二首婉约词的艺术特色
浅谈苏轼二首婉约词的艺术特色 《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常承善 【内容提要】 苏轼是宋词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然而在苏轼的词作中，不洗“绮罗香泽”之态的婉约词约占一半以上。苏轼作婉约词，有“诗庄词媚”的历史传统风格的长期薰浸，更有其不凡的人生经历，多样的感情轨迹所造就的创作心境。苏轼的婉约词极富创新精神，孤鸿明月、思妇杨花、芳草佳人等形象，皆为他抒发各种情怀的对象。由于他非凡的文学素养和…以诗入词?的创作追求，更由于词人超脱旷达的个性，苏轼的婉约词相比于他人，特色更加鲜明。情感真切，寓意深远，取材自由，柔中有刚。在写法上构思新巧，善用比兴，语言凝练传神，结句常一语道破作者心境，似禅似道，令人回味无穷。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两首词，就充分体现了苏轼婉约词的这些艺术特色。前一首词以花喻人，尽杨花坠落之态，叙离人不舍之情，亦真亦幻，似虚似实，幽怨缠绵，余味无穷。后一首词举杯邀月，幻天上不胜寂冷，寄人间天长地久，真情流露，溢于言表，托物言志，令人振奋。在两宋之交婉约词向豪放词的过渡中，他的婉约词形成了独立的特色。研究他的婉约词，对于他的思想人格，对于他的其他文学形式，乃至对于词的演变发展甚至整个宋代文学都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苏轼婉约词艺术特色寓意取材刚柔相济比兴 【正文】词是在音乐的土壤萌芽和诞生的，发展到两宋时达到了巅峰，北宋中后期，苏轼登上词坛，为北宋词的发展打开了崭新的局面。苏轼把词当作“诗之裔”（《祭张子野文》），在柳永开拓疆界、扩大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变革”。《东坡乐府》中出现了〔沁园春〕“孤馆灯青”、〔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及〔念奴娇〕“大江东去”等一类篇章，顿时使北宋词坛异彩纷呈。词至苏轼，“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①，已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在欧、晏时，词的创作已不仅仅为了应歌，为妓女立言，而且可以直接用以言情、述志。苏轼的出现，促进了北宋词朝着多极方向发展。一方面，柳永的影响极为深远，北宋慢词创作，自苏轼、秦观继起之后，更加兴盛；另一方面，苏轼同时及稍后若干追随者学其作词，虽各有所得，却不拘一格，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柳、苏的“变革”及其相互竞争的结果，使得北宋词坛出现了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人,嘉枯二年（1057）进士，哲宗时任翰林学士，官至礼部尚书。苏轼是宋代文化孕育出来的旷世奇才，是宋代文学发展到巅峰时期的伟大代表作家。在文、诗、词、书画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