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诈骗罪-黄维青律师

论金融诈骗罪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不过是计划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活动带有明显的计划性，因此，当时金融领域内的各项活动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相对安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深入，在金融领域内的犯罪活动也急剧增加，并且不断出现一些新的犯罪行为。其中发生在金融领域的犯罪活动，尤其是诈骗犯罪比较突出，又由于对此新类型犯罪的控制与防范机制尚未健全，导致一些犯罪分子乘机作案，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明显增多，诈骗数额越来越大、涉案面越来越广、社会影响越来越恶劣，严重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直接危害到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也呈迅速增长的趋势，全世界每年因国际金融欺诈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二○亿美元左右。由此可见，金融诈骗犯罪已成为当前金融领域中的一大公害，依法防范和打击金融诈骗犯罪活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在新形势下，如何有效地防止金融诈骗犯罪已经成为一个时代赋予我门的一个必须完成的崭新的课题。

一、金融诈骗罪的概念

对于什么是金融诈骗犯罪却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我国刑法中虽然有金融诈骗罪这一概念，但其范围实是难以确定。因此，给金融诈骗犯罪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不仅具有理论研究的价值，更具有指导司法实践、正确适用法律的实践意义。

金融诈骗应是指在金融领域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通过欺诈的方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或其它机构或个人的信用或财产，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金融诈骗犯罪作为一独立的罪，其罪域极为广泛，从属罪名繁多，包括信贷犯罪、票据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保险诈骗罪以及包括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等证券犯罪等等。

二、金融诈骗的犯罪构成

(一)金融诈骗的犯罪主体修订后的刑法只规定了单位可以成为四种金融诈骗犯罪行为的犯罪主体,对贷款诈骗、保险诈骗、有价证券诈骗和信用卡诈骗没有规定,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单位就不能实施这四种犯罪了呢?单位是金融活动的主要主体,如申请贷款的多为单位,信用卡有单位卡和个人卡两种,在投保和有价证券(如股票)交易中,以单位为大户。因此,完全存在单位进行贷款诈骗、信用卡诈骗、保险诈骗、有价证券诈骗的可能。而且,单位贷款的数额,信用卡中单位卡数额,大户的证券交易、单位投保的数额远非个人能比。因此,一旦发生诈骗,危害性更大。修订后的刑法没有规定单位成为这四种金融诈骗的主体,不能不说是立法的疏忽,建议立法时予以完善。

(二)金融诈骗的主观要件金融诈骗犯罪主观上只能由故意构成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故意分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金融诈骗犯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因为:

1、间接故意不存在犯罪目的,而金融诈骗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

2、从金融诈骗行为方式来看,诈骗人必须实施欺骗手段。如果行为人在采取欺骗手段时存在漠不关心的放任态度是不可能使人上当受骗的。

3、金融诈骗犯罪故意产生时间有先后之分。只有产生诈骗故意并实施诈骗行为,才能以诈骗犯罪论处。如果将诈骗时间提前至刚刚开始进行金融活动之时,据此认为此时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显然是不妥的。因此,金融诈骗犯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

在金融诈骗犯罪中,故意内容有两点:

1、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自己所采取的手段是欺骗手段,即明知是虚假事实而有意告诉别人,使别人上当受骗;或者明知应该将某种真实的事实告知他人而有意隐瞒。如果行为人将误认为真实的虚假事实告知他人,或者误认为他人已知某种事实而未告知,致使他人产生认识上的错误,而“自愿地”将财物交出,由于行为人主观上无诈骗故意,不能认定为金融诈骗罪。

2、行为人必须明确意识到是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如果将他人财物误认为是自己的财物而予以收回,不构成诈骗犯罪。修订刑法仅在192条集资诈骗,193条贷款诈骗中明确写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其他六罪没有规定。是否这六种金融诈骗犯罪就不以此作为必备条件呢?我们认为这六种金融诈骗犯罪仍应以此作为必备条件。假设在保险合同中,如果投保在发生保险事故请求给付保险金时,因经验不足过分夸大受损程度,虽然这种行为给保险公司造成损失,但行为人主观上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则不构成保险诈骗罪。同理,其他几罪也如此。修订刑法对金融诈骗犯罪有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的未加规定,容易导致理解上的混乱,亟待进行立法表述。此外,金融诈骗犯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提法是否科学。根据《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分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在诈骗犯罪中,仅仅是占有不能准确反映诈骗犯罪分子主观故意的全部内容。如实践中某些“借鸡生蛋”案件,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欺骗手段,骗取贷款用于自己生产或经营,行为人虽然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并加以使用或收益,但确有归还之意,有的在赚了钱确实将资金归还了对方,未触及所有权中的处分权。因此,不构成犯罪。倘若以“非法占有”为标准,则难以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建议立法借鉴、采用“以非法所有为目的。”

(三)金融诈骗犯罪的客体金融诈骗犯罪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财产所有权的物质表现形式是公私财产,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商品经济社会里,金融诈骗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采取诈骗手段非法占有公私财产,只是手段更狡诈,方式更隐蔽,金融诈骗犯罪首先侵犯的客体便是公私财产所有权。金融诈骗犯罪更主要地侵犯了社会主义的金融管理秩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权固然是一个应受保护的重要内容,但市场交易的真实性和诚实信用更是需要保护的。为更好地维护诚实信用的交易原则,国家制订了一系列金融管理法规,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等,以法律来协调和健全金融管理秩序,而金融诈骗行为直接违反上述金融管理法规,干扰国家的金融管理活动。因此,金融诈骗犯罪不仅侵犯了财物所有权,还侵犯了金融管理秩序。且金融管理秩序是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要客体。其理由:侵犯金融管理秩序的社会危害性大于侵犯财物所有权。因为金融诈骗犯罪发生在社会金融活动过程中,是对货币资金融通秩序的破坏,导致社会上人们对信用的普遍不信任,这将对整体经济发展不利。而财物所有权则集中于民法所调整的主体消费等狭小领域,和社会经济活动没有具体、直接的联系,只是对财物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发生侵犯,因而社会危害性较小。

(四)金融诈骗犯罪的客观要件金融诈骗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金融活动中,违反金融管理法规,采用欺骗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1、金融诈骗犯罪必须是发生在金融活动中。纵观金融诈骗行为,其手段、目的、媒介等离不开金融活动。比如某主体想贷款,就必须按照贷款条件,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必要手续,遵照一定方式、程序、条件、期限等。离开了这种特定领域的行为规范、活动程序等,就不可能发生金融诈骗行为。

2、行为违反了金融管理法规。金融管理法规指有关调整金融关系和金融活动的各种法律、法规、章程、制度等法律规范的总称。如关于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法律地位和业务范围的规定;关于货币发放和管理的法律规定;关于外汇和金融管理的法律规定;关于存、贷款、储蓄等信贷管理的法律规定等。金融诈骗犯罪首先表现为违反了相关金融法规,这是构成本罪的前提。

3、行为人采取欺骗的方法。以欺骗方法,使受害人“自愿地”交出财物,是诈骗犯罪的本质特征,金融诈骗也不例外。所谓欺骗方法就是刑法上通常所说的: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使人陷入错误认识。所谓虚构事实指行为人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事实或者故意夸大事实,使人误认为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存在或者认为夸大的事实是真的。比如使用虚假证明骗取贷款,使用虚假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夸大损失程序骗取保险金等。但并非所有夸大事实都是虚构事实。从夸大事实到虚构事实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只有夸大的事实与实际事实有了本质的差别,便成了虚构事实。如果只是一般的夸大事实,只为争取贷款,故意夸大自己的还贷能力,在借到贷款后,积极创造条件履行借贷合同,便不能以诈骗罪论处。隐瞒事实真相指故意隐瞒客观存在的事实,从而使受害人上当受骗。隐瞒事实真相既可以积极作为形式表现,也可以是消极的不作为形式表现出来。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可能同时或交叉使用。

4、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根据刑法第192条至198条之规定,除信用证诈骗没有规定数额较大为定罪标准外,其他金融诈骗犯罪均以数额较大为定罪标准。何为数额较大呢?以立法、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的解释为准。综上,金融诈骗是指:行为人在金融活动中,故意违反金融法规,采用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法,造成他人数额较大财产的损失,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的行为。

三、诈骗犯罪的特点

根据近几年来金融诈骗犯罪的情况,此类犯罪主要有以下五大特点:

(一)案件逐年上升,诈骗的数额越来越大。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新旧金融体制的交替和管理没有及时跟上,金融诈骗这类犯罪逐年增多。犯罪金额越来越大，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造成的损失惊人，潜藏巨大的金融风险，而且涉及面广，受骗人多，善后处理难，容易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二)内外勾结,结伙作案突出。金融诈骗犯罪往往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共同犯罪或者贪污、挪用、受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职务犯罪交织在一起，案中有案，案外有案。金融,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金融机构掌握国家金库。我国的金融机构都有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只要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认真按照规章制度办事,金融诈骗犯罪分子就很难得逞。金融诈骗犯罪分子为了达到诈骗的目的:一是从银行内部人员中寻找突破口。某些银行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与金融诈骗犯罪分子相互勾结,采用虚列户名、伪造证明、私盖公章等手段,伪造存单,冒领存款,给银行造成巨大损失;二是金融诈骗犯罪分子利用行贿等手段,收买银行中的主管人员,而银行的主管人员接受贿赂后就心甘情愿地为之效劳。

(三)作案手段狡猾诡秘。日趋向智能化、多样化发展。其次是犯罪手段专业化、职业化，狡诈隐蔽，利用高科技手段来实施犯罪的案件不断出现。一般来讲,诈骗手段多是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而当今金融诈骗这类犯罪的手段就更加狡猾和智能化,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种:

一是金融诈骗犯罪分子为了从金融机构得到贷款,就伪造自有资产的证明文件,伪装成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能够偿还贷款的条件,来取得金融机构的信任,从而与之签订贷款合同,骗得了贷款；

二是金融诈骗犯罪分子宣称准备生产某种新产品,而许诺的利息超过银行利息的几倍,致使社会上的许多人信以为真,“自愿”地把钱交给他们,从而上当受骗；

三是金融诈骗犯罪分子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而且往往掌握一定的金融、贸易、法律等方面的知识,钻有关制度、法律等方面的空子,并精心策划,设下圈套,诱人上当受骗,达到犯罪的目的；

四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作为犯罪工具,其手段更加隐蔽和狡猾。

(四)涉案人员复杂,侦查取证难度大。金融诈骗犯罪因有巨大的金钱诱惑,而且来得快,骗款多,往往吸引很多人在一起作案。由于有一些地位高的腐败分子从中作梗,这就给侦查取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五)金融诈骗犯罪危害极为严重。金融犯罪发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部位和动脉系统，严重破坏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和信用制度，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和破坏力。从案件发生的情况分析,其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金融诈骗犯罪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金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枢纽,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控的主要工具。金融管理制度遭到破坏,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使全国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

二是金融诈骗犯罪给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由于受害人较多,其社会危害性就更加严重；

三是金融诈骗犯罪对社会有强烈的腐蚀作用。一旦诈骗犯罪分子暴富,就会对从事劳动和守法经营的人有着极大的诱惑力,某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就会为追求金钱而不择手段,既不顾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又不顾法律的规定,致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遭到破坏;四是金融诈骗犯罪还会引发贪污、贿赂犯罪的发生。金融诈骗犯罪分子为了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往往采用贿赂等手段,在金融机构内部人员中寻找突破口,拉拢腐蚀金融机构人员,而那些意志薄弱的金融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就会被拉下水。另外，单位犯罪比较多。以各种名目的单位形式出现，欺骗性、隐蔽性和危害性也更大。跨国（境）、跨区域犯罪增加。特别是信用证诈骗案件，往往是境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一旦得手，便把巨额资金转往境外，或者携款潜逃。

四、金融诈骗犯罪的原因

金融诈骗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上的原因,又有罪犯主观上的原因。在客观上,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的转换时期,由于宏观调控还不够完善,在金融管理上还存在一些漏洞。在主观上,一些意志薄弱的人为了一朝暴富而实施犯罪。具体来讲,金融诈骗犯罪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切向钱看”、“一朝暴富”的思想是诱发金融诈骗犯罪的内心起因。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全国人民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都勤奋劳动和工作,遵纪守法,艰苦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

努力奋斗。但是,也有极少数人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商品经济消极因素的影响下,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公然不顾公共道德和法律规定而千方百计地实施金融诈骗犯罪。他们为了骗钱,不择手段,胆大妄为,表现了极大的贪婪性。

(二)新旧体制转换中的摩擦、碰撞和管理混乱,是促使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要条件。我国的金融体制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在新旧体制转换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矛盾和漏洞,甚至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特别是由于新体制需要逐步成熟,旧体制又在许多方面失去效应。因此宏观调控的难度增大,微观机制一时难以合理,再加上管理混乱,不仅给金融诈骗犯罪以可乘之机,而且致使有的金融诈骗犯罪分子长期未能揭露,更加肆无忌惮地寻机作案,助长了金融诈骗犯罪案件的增多。

(三)有章不循、制度虚设,是金融诈骗犯罪得逞的重要原因。金融系统内部的各种规章制度,只要严格遵守,就能在防范金融诈骗犯罪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金融系统的工作人员,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加强防范意识,犯罪分子就不可能得逞。

(四)某些干部素质低,防范意识薄弱,是金融诈骗犯罪增多的重要原因。在改革开放中,我国的金融系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扩充。由于人员增加快,某些人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不高,不仅导致不好管理,而且人员缺少责任心,甚至内外勾结,共同作案。

五、防治金融诈骗犯罪的对策

为了遏制金融诈骗犯罪的增长,最大限度地减少犯罪,结合当今金融诈骗犯罪的特点和原因,提出以下几点防治对策：

(一)建立健全金融法规,强化严格执法。遏制金融诈骗犯罪最有效的防治对策,就是加强金融立法,实现金融行业的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将整个金融系统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为此,必须作好以下两项工作:一是要加强金融行政立法。在这方面,我国自1995年以来,制定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担保法》、《证券法》、《信用卡管理办法》和国务院通过的《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使金融立法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根据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制定一些规章制度、业务管理的方法和金融岗位责任制等行政法规;二是严格执法，对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坚决依法查处,该从严的从严,该从轻的从轻,绝不能宽容手软。

(二)强化监督机制,加强对金融系统工作人员的监督和制约。在这方面,必须加强以下监督:一是金融系统监察、审计部门的监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上述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主要是监督机构的权力还比较弱。要想充分发挥对金融系统监察、审计部门的作用,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要加强金融系统监察、审计部门的权力,提高其地位,从体制上保证其独立行使监察和审计的权力,不受金融系统领导的干扰;二是加强群众监督。在我国,人民享有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实行监督的权力。要加强群众的监督作用,就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对其金融系统工作人员为不法分子实施金融诈骗而收受贿赂予以检举、揭发;三是要强化新闻监督。新闻部门拥有电视、广播、报纸、书刊等多种传播媒体和广泛的新闻传播权。由于新闻的广泛性、敏感性、及时性和犀利的战斗性,决定了舆论监督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强有力的震慑和制约作用。它通过报纸抓住典型的金融诈骗案件,真实、客观、及时地予以报道,公开揭露金融诈骗犯罪行为,以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

(三)健全金融管理制度,强化金融管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和金融改革的发展,必须进一步健全“集中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的金融管理体制。各级人民银行要加强对专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管理,就必须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制定一些基本的规章制度,并强化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执行。要强化金融管理,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必须严格执行印章、密押、重要空白凭证的管理制度,防止偷盖和伪造；

二是必须严格执行储蓄业务的管理制度,强化结算交换环节；

三是必须严格执行贷款审批制度,即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防止以贷谋私；

四是必须严格执行对帐制度,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制止犯罪；

五是必须严格执行双人临柜、双人管库等各项岗位相互制约制度；

六是必须严格执行交叉复换、双线换算制度,实行相互制约的内部监督制度,防止一人独揽。

在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的同时,还必须经常对职工进行遵守规章制度的教育,真正做到以教育和预防为主,辅之以必要的惩罚手段。

(四)加强对金融票据的审查,提高识别金融票据的能力。金融票据是可流通转让的信用支付工具。对金融票据必须认真审查、核对,才能避免受骗,使国家财产不受损失。

(五)加强技术预防。金融诈骗是一种智能型的犯罪,运用高科技手段犯罪已成为金融诈骗犯罪的发展趋势。因此,为适应同金融诈骗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就应积极推广使用技术设备和技术预防措施,才能有效地辨伪防骗。在这方面,必须作好以下预防工作:

一是要加强计算机犯罪的技术防范。当今有些犯罪分子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金融诈骗犯罪活动。如有的犯罪分子利用电子计算机窃取客户的存款,或者利用电子计算机窃取信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二是金融机构必须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加强防范。如设立开机运作密码及更换密码措施,开发高难度的防伪标志项目；

三是应在存单中的姓名、帐号、金额等部位添加类似银行汇票的抗涂改功能,使犯罪分子一旦涂改,存单立刻显示“作废”二字,这对预防金融诈骗犯罪是极为有利的。

(六)预防金融诈骗这类犯罪,必须要综合治理。金融系统的综合治理,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社会系统工程,直接关系到我国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统一领导,充分动员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实行公安、司法机关的专门工作和群众工作相结合,各司其职,通力合作,齐抓共管,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文化、道德、教育等各种手段,进行全社会、全方位的综合治理,提高整个社会的防范机制,堵塞一切可供金融诈骗犯罪分子利用的所有渠道和空隙。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建立一个多层次的预防金融诈骗犯罪系统,从根本上预防、减少金融诈骗犯罪的发生。

六、完善金融诈骗罪的立法构想

如何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截短的构成要件理论或者危险构成要件理论值得借鉴。对于实害犯的追诉，一定要等到有犯罪实际危害的出现方可进行刑事追诉。由于经济犯罪的复杂性和抽象性，若固守犯罪实害的才进行追诉的原则，则行为人极易毁灭证据而使刑事追诉工作徒劳无功，所以，在经济犯罪之中，只要有特定的行为出现，即加以“犯罪化”而得对之即刻进行刑事追诉，如此方可保

刑事追诉的成果。这就是“抽象的危险构成要件”理论提出的主要原因。

根据截短的构成要件的理论，我国刑法中金融诈骗罪的立法模式是不够科学的。通观我国的刑法立法模式，不难发现，立法模式的不统一使得金融诈骗罪与其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不相协调，这也是造成理论界与实务界莫衷一是的根源之一。例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行为都是为了达到营利之目的，而在我国刑法典第一百四十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共有8个罪名中，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条文中有“以营利为目的”之规定，这种规定显然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实际情况不相一致，难道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还必须查明行为人(单位)生产销售的“营利之目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立法规定呢？原因在于立法者是把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当作行政犯来处理的。所谓行政犯是法定犯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以违反行政法规为前提而构成犯罪之总称。对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来说，它们都是以违反产品质量法规为前提条件的。

然而，金融诈骗罪也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一样都是行政犯，立法者却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模式，把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规定为构成要件，其适当性令人怀疑。

从“危险构成要件”理论提出的宗旨来看，在金融诈骗罪中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构成要件纯属多余，因为这样的立法模式既与现代刑事立法中的行政犯犯罪化之趋势相悖，同时又有束缚司法机关手脚徒增证明犯罪难度之弊害，不能达到打击与预防该类犯罪之应有功效。

综上所述，根据个人见解，提出对金融诈骗罪的立法完善具体的构想：

第一，废除金融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构成要件，还该类犯罪行政犯之“庐山真面目”。同时，重新界定与整合现有的八个罪名，将这八个金融诈骗行为重新命名，当然，如果能够与其他金融犯罪合并为一罪的，尽量合并起来，达到节约罪名资源的效果。以信用证诈骗罪为例，如果行为人根本没有非法占有信用证项下款项之目的，或者从诉讼程序上无法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完全可以以“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来处罚。

第二，取消金融诈骗罪的罪名，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行为作为诈骗罪从重处罚的一个量刑情节。并明确规定单位可以构成诈骗罪的主体。

第三，废除金融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构成要件以后，就应当适当地降低该类犯罪的法定刑，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第四，建议把采用破坏期货方面金融秩序的严重违法行为予以犯罪化。

第五，整合后的“金融诈骗罪”应当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合并为一节，把该节的罪名修改为“破坏金融秩序罪”。

参考文献：

赵秉志《金融诈骗罪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

卢松《金融领域犯罪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

孙丁杰《金融欺诈及其法律对策》，1999年，《人民法院出版社》

欧阳涛《论金融诈骗罪》，《法学杂志》，2001年第6期

胡蓉《金融诈骗的犯罪构成》，《法学杂志》，2001年第6期

武小凤常莉《金融诈骗罪立法评述》，《当代法学》，2002年第2期

作者：北京市京大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律师办理涉合同诈骗罪案件的技能与技巧

律师办理涉合同诈骗罪案件的技能与技巧 前言 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无讼网等相关案例可知，合同诈骗罪是司法实践中高频多发的罪名。由于涉合同诈骗罪的案例层出不穷，且犯罪手段多样化、复杂化、新类型化；加之社会生活处处离不开合同行为，一旦出现合同纠纷，合同的一方或双方主体常会自我定义为“被害人”，寻求刑事手段处理，希望“简单粗暴”地解决问题。而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民事纠纷的区分界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中都存在一定的复杂疑难，缺乏一个权威、清晰的界定标准，这也是合同诈骗罪多发的原因之一。 因此，作为辩护律师，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为了防止司法实践中将普通合同纠纷认定为刑事犯罪（尤其是合同诈骗罪），笔者通过查找各种相关资料，并结合自身十余年的办案经验和全国视野，探究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如何进行有效辩护，以供大家办案参考。 目录

一、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的侦查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一）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 （二）权利义务告知 （三）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出具法律意见书、申请取保候审等辩护工作 二、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一）申请阅卷，制作阅卷笔录 （二）会见当事人，核实证据材料 （三）与当事人沟通辩护方案，初步形成辩护思路 1.无罪和轻罪的辩护思路 2.罪轻的辩护思路 3.量刑情节的辩护思路

三、涉特大合同诈骗罪的审判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一）一审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1.阅卷 2.会见当事人，核实罪名、新增的事实与证据，沟通庭审流程 3.做好庭前准备工作 4.案件结果预测 （二）二审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1.代为提交上诉状、申请开庭审理、收集调取证据等 2.纠正当事人及亲属对二审不开庭的误解 3.准备二审辩护词 正文 一、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的侦查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董某合同诈骗罪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

遇到合同纠纷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www.wendangku.net/doc/c02596062.html, 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用签订合同诈骗钱财的案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权，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与经济纠纷极难区分与识别，因而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合同诈骗罪案例分析 陈某私开房产中介，2002年李某与其签订购房合同，由李某委托陈某代为购买位于西安市区某处房产，并向陈某支付了购房款20万元，作为购房资金。但陈某拿到钱后，并未按约定履行自己义务，而把李

某的购房款用于赌博，输得精光。后李某催其还款，但陈某避而不还。 律师分析：本案符合我国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本罪构成要件 一.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本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 二.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本罪的诈骗行为表现为下列五种形式： (1)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这里所称的票据，主要指能作为担保凭证的金融票据，即汇票、本票和支票等。所谓其他产权证明，包括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以及能证明动产、不动产的各种有效证明文件。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里所说的其他方法，是指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使用的上述四种方法以外，以经济合同为手段、以骗取合同约定的由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以及其他但报财物为目的的一切手段。 (6)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经济合同诈骗案例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 经济合同诈骗案例 篇一：合同诈骗案例分析 合同诈骗案例分析 摘要：合同诈骗罪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经济犯罪。本文主要介绍基本案情分析，以及引发的法律焦点问题。对于合同诈骗与一般合同纠纷的界限进行讨论，以及怎么界定合同诈骗非法占有目的的行程时间。最后对于合同诈骗的防治措施给出建议。关键词：合同诈骗非法占有目的防治措施 案情介绍： 20XX年11月8日，巢湖华泰公司股东李某某到原巢湖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称20XX年12月以来，巢湖华泰公司法人代表许之和先后骗取其投资共计3000万元，巢湖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许之和作为巢湖华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操控人在其公司办理变更注册资本登记的过程中采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3800万，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

司变更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其在为公司融资过程中伪造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现金缴款单，进账单等银行结算凭证66张，金额共计1亿多元。情节特别严重，其利用巢湖华泰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中，骗取李某，鲁某，张某三人共计财物1818.7万。其行为应当分别以虚报注册资本罪，伪造金融票据罪，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被告人许之和的辩护人提出如下意见：1.虚报注册资本罪的犯罪主体系单位犯罪，非个人犯罪。2.不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应当认定为违规披露公司重要信息罪。3.许之和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收取的投资款用于项目建设和融资，指控许之和合 篇二：经济诈骗案例 经济诈骗之：基础十四招 招数一：合同诈骗 这是犯罪分子罪常用的诈骗手段之一。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一般先成立一个皮包公司（甚至虚构一个公司），这些公司往往从外表上能起到掩人耳目的目的），然后他们便与你签订购销合同，向你购货，货到后按月结款。先前的几次小数额交易，他们都会及时付款。别急，这只不过是骗你信任的手段而已，他们一般都会在最后一次要上一大批货后便人间蒸发，或是付少量订金拿走大批货物后消失在茫茫的中华大地上。

【法律实务】合同诈骗罪的八类裁判规则

【法律实务】合同诈骗罪的八类裁判规则 作者：詹勇～四川卓安本文由微信公众号为你辩护网(weinibianhu)授权无讼阅读发布（转载请注明上述信息） 在诈骗犯罪中，合同诈骗罪是适用率最高的罪名之一，也是司法实务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罪名之一。本文由资深刑辩律师对实务中经常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汇总，并归纳出人民法院处理这些问题时所适用的裁判规则。希望对从事相关实务的法律人有所帮助。一、“合同”的内涵对“合同”的理解主要涉及两个争议问题：1.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否包括口头合同？答案是肯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308号宋德明合同诈骗案和第875号郭松飞合同诈骗案中均对此给与了肯定。主要理由是：“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均为合法有效合同，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在界定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时，不应拘泥于合同形式，在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即便是口头合同，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犯了市场秩序的，同样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2.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类型如何界定，是否仅仅指经济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的态度并不完全统一。在刑事指导案例第308号宋德明合同诈骗案中，法院认为：不应以典型的“经济合同”为限，同时，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的，均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

受市场调整的各种“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抚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以及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通常情况下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也认为：“不应限于经济合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指在市场经济领域内，人们借以发生关系的、签订与履行活动均受市场秩序制约的合同。”但是，在第875号郭松飞合同诈骗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又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指经济合同，并可以在借鉴经济合同法对经济合同的定义基础上，可以将合同主体适度扩展到平等民事主体。”本文认为，三种观点实质上并不矛盾，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实质上同义，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给与了一般性定义，而第一种观点则是列举了其中的“例外情形”，结合起来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完整理解。二、“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这是合同诈骗罪认定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也是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主要区分标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是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的共同手段行为，因此，并非只要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就构成合同诈骗。要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646号刘恺基合同诈骗案和第211号程庆合同诈骗案中，认为：在合同诈骗案中，一般而言，对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典型案例分析：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研究

典型案例分析：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一、基本案情 被不起诉人孟某某，女，1968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业。因涉嫌合同诈骗罪，于201X年4月4日被XX市公安局怀柔分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6日经本院批准，于同日被XX市公安局怀柔分局逮捕。 侦查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201X年8月4日，犯罪嫌疑人孟某某伙同兰某某以向赵某某借款给好处费为由伪造赵某某妻子孙某某的身份证，后孟某某假扮赵某某妻子孙某某与兰某某、赵某某在公证处将赵某某和其妻子孙某某共有的房产办理委托抵押公证。 201X年8月8日、201X年11月7日和201X年8月3日，兰某某、赵某某先后到典当公司使用该公证书办理抵押借款，借款金额共计80万元，后未按时还款。 经本院审查认定的事实：201X年8月4日，孟某某冒充赵某某的妻子孙某某与赵某某、兰某某在公证处办理委托公证，由兰某某代赵某某夫妻以其共有房产作抵押向典当公司贷款。 201X年8月8日，兰某某使用该公证书与典当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和房屋产权抵押合同，借款30万元，扣除8100元综合服务费后转入兰某某账户3万元，给付兰某某现金26.19万元，后兰某某给赵某某3万元，8月10日孟某某账户现存17万元。

201X年11月7日，兰某某以同样的方式向典当公司借款30万元，扣除8100元综合服务费后转入兰某某账户29.19万元，当日兰某某账户转账20万元至孟某某账户中，后兰某某给赵某某3万元。 201X年8月3日，兰某某和赵某某一起到典当公司借款20万元，扣除5400元综合服务费后转入兰某某账户19.46万元，当日兰某某账户转账5万元至孟某某账户中，兰某某口头答应给赵某某2万元但没有给。 第三次借款未提供公证书，也没有签订合同，仅由兰某某和赵某某签字出具证明称仍以之前公证书中所说的房产作抵押。前两笔各30万元的借款，兰某某按月还利息至201X年10月，共还利息24万元；第三笔借款没有还过利息，后在典当公司的催款下，兰某某于201X年3月7日至11月7日间，分五次共还11.2万元。后兰某某下落不明，借款一直没有归还。 201X年10月20日，经主管检察长批准提交本院检委会审议决定对被不起诉人孟某某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并于当日释放被不起诉人孟某某。 二、主要问题 合同诈骗罪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罪名，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构成本罪要求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必须具备非法占有目的。 这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民事合同纠纷的重要标志，但在实践中，如何准确的甄别合同诈骗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还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在本案中，被不起诉人孟某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成为本案定性的关键。 三、评析意见

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竞合适用

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竞合适用 一、立法背景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合同诈骗罪设立的立法背景 1997年3月,全国人大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合同诈骗罪单列出来 ,是刑事立法健全的重要标志。一般诈骗罪所侵犯的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而合同诈骗罪所侵犯的除财产所有权外,更重要的是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新刑法将合同诈骗单独列出罪名并置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更有利于对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打击。 (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然而,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犯罪竞合问题。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都是财产数额犯,其诈骗行为所获赃款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标准,虽然两罪名的追诉底限都以“较大”为标准,但诈骗罪的定罪数额却低于合同诈骗罪的定罪数额。这种标准的不一致,就可能发生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当犯罪分子利用合同进行诈骗,其诈骗数额没有达到合同诈骗罪追诉数额标准却已达到诈骗罪数额时,应当如何处理?司法实践中,一般做无罪处理。其主要理由认为:合同诈骗罪其诈骗主要是利用“经济合同”①或者说是通过一种“商事行为”来进行的,所以不能适用诈骗罪;另外,特殊罪名优先于一般罪名适用,合同诈骗罪是特殊罪名,诈骗罪是一般罪名,故合同诈骗罪优先适用。笔者认为,无论合同诈骗或是一般诈骗,毕竟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二者存在犯罪竞合的法理关系,如果仅因未达到合同诈骗标准而就不追诉,这种对刑法的适用很不利于对诈骗犯罪活动的打击,有放纵犯罪之嫌。如何才能正确处理好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竞合适用问题,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能合理处理好有关竞合适用问题。 二、从三个角度来分析竞合适用问题 (一)从刑法的基本原则角度来分析 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一律平等、罪刑相适应三大原则,是刑事立法、司法过程中的基本原则,贯穿全部刑法规范、具有指导和制约意义,体现我国刑事法制的基本精神准则。②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分析和处理各种刑事问题时,都应当也必须以基本原则为基础,紧密结合每一个法条和案件来分析。只有如此,才能正确领悟刑法的真谛,正确地理解和适用刑法。 首先从“罪刑法定原则”来分析。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某个行为人的行为

一起合同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例分析

一起合同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例分析 一、受援人基本情况 受援人曹某，男，1963年4月12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 二、案情简介 公诉机关指控：（一）合同诈骗罪 1、2012年5月8日，山西富华机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华公司）以购买原材料为由向晋中市经济开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陈侃信用社（以下简称陈侃信用社)贷款300万元，由晋中银鑫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鑫公司）作担保，被告人曹某以公司的十一台设备作抵押并连同山西锦观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观公司）一起为该笔贷款做了反担保。提供反担保的设备中有一台型号是HZS2000/8000的10米龙门刨床。该笔贷款被曹某用于支付借款利息。2012年5月14日，曹某以富华公司购买设备需要资金周转为由，以上述反担保中所涉及的10米龙门刨床作抵押向侯某借款40万元。2012年12月13日，曹某又将该台龙门刨床以60万元的价格卖给陈某，当日陈某以每月3.2万元的租金将该台刨床租赁给曹某使用，租赁期为两年。2012年12月14日，曹某以富华公司的银行贷款到期要倒贷为由，又以该刨床抵押，向晋中市榆次海洋液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洋液压公司）借一张面额为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并于当日通过

马某贴现48.25万元，用于支付借款利息。后被告人曹某隐匿，上述借款至今未还。 2、2011年12月1日，被告人曹某以该位于榆次区某房产作抵押向齐某借款50万元；2012年8月又将该房产抵押给张某借款30万元；2012年10月25日，曹某又将该房产抵押给焦某借款20万元；2012年11月20日，被告人曹某又将该房产抵押给李某借款40万元。后被告人曹某隐匿，上述借款至今未还。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被告人曹某从2007年开始，以公司需要资金周转为由，采取口口相传、许诺高额利息回报的方式，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先后通过程某等23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624.5万元，返还本金180万元，支付利息406.95万元，造成损失1037.55万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曹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短时间内采取重复抵押龙门刨床及房产的方式，骗取540万元，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应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曹某未经金融主管机关批准，采取向社会公众高息借款的手段吸收公众存款1624.5万元，造成损失1037.55万元，数额巨大，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曹某应数罪并罚。 三、本案辩护焦点 1、关于合同诈骗罪，富华公司向陈侃信用社贷款300万元是银行与企业之间正常借贷行为，不构成犯罪；曹某以富华公司购买设备需要资金为由向侯某借款40万元、以富华公司倒贷为

小微企业合同诈骗刑事案件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小微企业合同诈骗刑事案件的特点、原因及对策[摘要]2010年以来，广州市花都区检察院共受理审查合同诈骗案件46件50 人，其中，仅发生在花都区狮岭镇地区的小微企业合同诈骗案件就有22件26人，约占案件总数的48%。通过分析，广州市花都区检察院发现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小微企业合同诈骗案件呈现作案手段隐蔽、涉案金额巨大和社会影响恶劣等特点，且查处难度极大，亟需从完善企业监管、加强宣传教育和增强社会综合治理等方面进行统筹预防和打击。 [关键词]合同诈骗；小微企业；完善；社会综合治理 近年来，广州市农村地区小微企业呈蓬勃发展之势，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2年底，仅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工商登记在册的小微企业就近5000户，这还不包括大量未进行工商登记的企业。小微企业的迅速发展为当地经济注入了新鲜活力，提高了当地财政收入，解决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但同时，由于企业监管、宣传教育和社会综合治理等方面存在不足和缺位等原因，发生在小微企业间的合同诈骗案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亟需引起重视。本文拟从分析花都区狮岭镇小微企业合同诈骗案件的特点为出发点，探讨合同诈骗案件高发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和打击的对策。 一、小微企业合同诈骗案件的主要特点 （一）作案手段新颖、隐蔽性强 通过分析，广州市花都区检察院发现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小微企业合同诈骗案件主要有以下一些作案手段： 一是“诱饵诈骗”，即采取先履行小额合同或部分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对方信任后，继而在签订或者履行大额合同过程中，携带对方支付的大额货款或变卖对方给付的货物后携款潜逃。在这种诈骗犯罪中，受害人往往一开始被蒙蔽，发现自己被骗后也悔之晚矣。2010年以来发生在狮岭镇小微企业之间的合同诈骗案件中，约40%属于此类诈骗。 二是“连环诈骗”，即受害人被骗后，非但不采取合法手段维护权益，反而为挽回损失，产生诈骗他人的犯罪心理，转嫁被诈骗造成的损失。这种情况下，受害人往往变成了作案人，并经常堂而皇之地以三角债纠纷来辩解，以民事合同纠纷来掩盖其诈骗本质。如，犯罪嫌疑人罗某煌开办的小型加工厂受托为某公司加工抛光铝材，第三方通过其向该公司购买铝材后拒不支付货款，罗某煌为清偿货款，私自变卖该公司委托其加工的铝材。案发后，罗某煌即以其行为为三角债性质的民事行为，其不具有诈骗故意进行辩解。 三是“潜规则诈骗”，即犯罪嫌疑人利用狮岭镇小微企业间普遍存在的“先货后款”、“先订金后供货”、“口头合同”、“君子协定”、“熟人买卖”等行规实施诈骗。

当前合同诈骗犯罪的特点及对策分析本科毕业论文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学本科毕业论文 当前合同诈骗犯罪的特点及对策分析 目录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以及犯罪构成 二、当前合同诈骗的主要手段特点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冒用他人财物显示自己有履约能力达到骗取对方的信任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证件，诱骗对方当事人与其签订合同，从而骗取财物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相骗，或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履行部分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 （四）施放糖衣炮弹，寻求合同诈骗犯罪的保护伞 （五）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 （六）犯罪标增大，案件日趋复杂，往往形成案中有案，多案并发三、预防合同诈骗的对策（8-9页）

【内容摘要】：合同诈骗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经济水平已呈蒸蒸日上的势态。特别是当前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国内外各种机遇的不断扩大，为我们开辟了一片广阔的空间。与此同时，经济领域里的犯罪也日益增多，愈演愈烈,呈上升趋势。这些有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损个人和国家利益的现象，对国家发展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因此，预防和打击合同诈骗犯罪，认真分析，有效预防，减少犯罪极为重要。本文现就目前合同诈骗犯罪的新特点和防治对策各方面经行讨论。 【关键词】：合同诈骗;犯罪构成;手段和特点;对策;惩治犯罪

合同诈骗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打击合同诈骗犯罪,维护稳定的合同制度,对于保证行业正常有序的发展，保障老百姓的生活安康，减少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失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以及犯罪构成 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刑法》修正案七第四条在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由此可见合同诈骗罪的最高刑是无期徒刑，合同诈骗罪不会被判死刑。 犯罪构成指我国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的一切客观和主观要件的总和。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已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2.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数额在5万至20万元以上的。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本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效力问题探析

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效力问题探析 ——一起民刑交叉典型案例的启示案情简介 甲公司因开发房产地项目资金短缺向乙银行贷款三笔，本金合计1亿元，并以开发中的房地产项目在建工程作为担保办理抵押登记手续。2007年12月，甲公司就上述贷款在乙银行处办理了借新还旧，贷款期限至2008年9月。贷款到期后，甲公司逾期未还，乙银行多次催收无果，遂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甲公司偿还全部借款本息，并就贷款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乙银行起诉后，甲公司向乙银行贷款行为被其它法院判决认定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抵押登记注销章，向房管部门行贿等手段，以在建工程重复抵押恶意骗取银行贷款，构成合同诈骗罪，甲公司及其法人代表被依法处以有期徒刑，犯罪所得赃款及孳息予以追缴发还乙银行。在此案中，乙银行无相关人员涉案。 法院对乙银行诉甲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审理后认为，因刑事判决认定甲公司构成合同诈骗罪，其与乙银行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均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依法均无效。在向乙银行释明更改诉讼请求未果后，判决驳回乙银行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下达后，乙银行不服判决并以借款人单方构成合同诈骗罪，合同效力并非无效为由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乙银行在两次发放贷款过程中并未参与甲公司不法诈骗等行为，从双方之间民事关系看，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重复

抵押也非相关法律禁止行为。甲公司因合同诈骗罪依法承担刑事处罚，并不能免除其在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中的民事责任，从而依法撤销了一审判决，并判令甲公司偿还追赃后余欠乙银行相关贷款本息，乙银行就贷款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案例分析 一、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效力认定的主要观点 本案系一起典型的民刑交叉案件，其争议焦点在于涉及合同诈骗罪的民事合同效力认定问题。因我国民刑法律间衔接不紧密，法律条文适用理解不一，理论界对该问题认识分歧较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构成合同诈骗罪，其合同无效。理由为合同诈骗罪系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符合《合同法》第52条中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同时《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具备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的条件，在合同诈骗罪中，自然人或单位以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为目的，根本无意履行合同，因此，自然人或单位所表示出来的“签订、履行合同”的意思是不真实的，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应具备的要件。据此，其合同为无效。 二是构成合同诈骗罪，若损害到国家利益的，合同系无效合同，反之，合同系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理由为：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1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的，同时损害国家利益

合同诈骗犯罪中受害人民事权益保护

合同诈骗犯罪中受害人民事权益保护 摘要：刑法作为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是其他法律部门的后盾，与此同时刑法还具有明显的谦抑性。亦即说在经济交往中，当其他法律不能调整时才可动用刑法工具加以制衡，方能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至于受到严重的侵害。本文从民刑交叉的角度探究受害人的民事权益保护问题，冀望起到相应的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保障法合法权益当事人 一、问题的提出――合同诈骗犯罪中被害人与案外人权益保护的冲突 案例：萧某、沈某夫妇在某市有一套房屋(登记在萧某名下)，平时出租给案外人骆某居住。萧剑系二人之子，染毒瘾恶习，在外欠巨额债务。2013年7月，萧剑从其父母住所处盗取上述房屋的产权证并予以伪造。8月12日，萧剑通过房屋中介公司以其父母的名义发布了房屋出售信息。周某在看到出售信息后，通过房产中介与萧剑联系，表示想购买该房屋。8月22日，萧剑、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周某一起到现场看房后(萧剑经常代父母收房租，故与租客骆某也认识)，萧剑与周某约定以42万元转让该房屋，并约定时间到中介公司处签订房屋买卖合同。8月28日，萧剑通过雇佣他人(案发后一直未找到)冒充其父母并伪造其父母身份证、结婚证的方式，以其父母的名义与周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签订后，萧剑、冒充的萧某、沈某与周某到行政部门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行政部门未能发现身份证、结婚证、房产证系伪造，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到周某名下。过户完毕

后，周某按照约定支付了购房款，萧剑将房屋钥匙交付周某。当年10月份，萧某、沈某到涉案房屋处收取房租时发现房屋已经由周某居住，遂向房管局查询，房管局遂向警方报案，至此案发。萧剑后被追究刑事责任，刑事案件中涉诉房屋经鉴定当时市场价格约45万元。萧某、沈某后向法院起诉，以萧剑出卖其房屋系无权处分为由，要求确认涉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要求被告周某返还房屋。 从萧剑出卖房屋的行为到最终房屋登记过户到周某名下，涉及到民事、刑事、行政法众多领域。如刑事部分，萧剑的行为可能涉嫌合同诈骗罪、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等，受萧剑雇佣者涉及刑事共同犯罪问题;行政部门没有审查到相关证件系伪造的事实，将房屋过户登记到周某名下，又涉及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错误及国家赔偿等问题。 而本文主要探讨萧剑的行为所涉及的合同诈骗犯罪，其他犯罪形态不再赘述，所谓合同诈骗罪，表现为以民事合同为幌子而实施诈骗犯罪，该特点与民法上的合同理论极其相似，甚至有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亦有法律适用上的冲突。本文试图从原告萧某、沈某的诉讼请求出发，从合同诈骗类民刑交叉案件中的法律关系入手，并在此基础上以民法的视角探讨本属于民法范畴的合同效力问题，从而以合同诈骗中民事法律关系中加以梳理，进而对合同诈骗犯罪引起的民事责任做出清晰定位，探索合同诈骗犯罪中被害人权益与案外人权益保护冲突解决困境与出路。 二、萧剑冒名行为的法律定性――民事欺诈抑或刑事诈骗 上文所述案例属于法律上的合同诈骗民刑竞合交叉案件，它是指

合同诈骗犯罪的侦查难点

合同诈骗犯罪的侦查难点 专业：经济犯罪侦查 姓名：余俊楠指导老师：沙莉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发展，合同的作用和影响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普遍、越来越重要，准确把握合同诈骗犯罪侦查安难点对合同诈骗犯罪的定罪非常的重要。合同诈骗罪是一种以合同为掩护、手段隐蔽、情况复杂的诈骗犯罪。在所有的诈骗犯罪案件中，合同诈骗案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已成为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本文将综合我国侦查学与刑法学基本原理对此作系统阐述和探讨，以期有助于侦查活动中准确把握本罪的认定。 关键词：合同诈骗犯罪侦查难点认定 Abstract: with the order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ffect and influence of the contract in our life more and more common,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n accurate grasp of contract fraud crime investigation of contract fraud crime, difficulty of conviction is very important. The contract fraud is a contract for cover, concealed, complicated cases of means of fraud crime. In all cases, the contract fraud crime of fraud involving possess high proportion, has become the hot current criminal judicial practice, the difficulty. This will be our investigation science and comprehensive concept for basic principle and system, in order to grasp this investigation. Keywords: contract fraud crime ；investigation ；difficult；decision

合同诈骗案例分析-诈骗案例分析。法律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c02596062.html, 合同诈骗案例分析 作者：于涛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34期 摘要合同诈骗罪是当今司法实践中的一种高发性犯罪，其行为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一直是刑法犯罪理论研究的重点。本文阐述了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介绍了学术界关于相关犯罪构成的几种观点，在综合犯罪对象、时间、条件等综合因素加以判断，作出科学客观的结论。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诈骗行为单位犯罪 作者简介：于涛，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案件综合管理办公室主任。 中图分类号：D9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2-072-02 一、案件事实 2004年1月，犯罪嫌疑人苏某在石景山区工商局注册成立了北京市凯达伟业企业策划有 限公司，公司性质属于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为苏某，股东为苏某及其妻子邱某，注册资金10 万元，苏某为该公司经理，邱某为该公司会计。3月，苏某虚构了“中国食品、药品放心工程 编辑委员会”这一单位，是下属于卫生部的一职能部门。并用电脑伪造合成了该委员会的红头文件及印章，并自己编写了文件内容，文件称：“中国食品、药品放心工程编辑委员会”将要开办全国食品、药品企业HACCP无菌环节认证培训班，该培训由卫生部领导及相关专家授课，并可以得到食品卫生系统认证，培训后举行统一授牌仪式，享受免检待遇，此次培训由“编辑委员会”主办，由“凯达公司”承办。苏某雇佣了7、8个业务员，让这几个业务员每人负责几个省，通过查全国电话号码簿，查出全国各地的食品生产企业的电话，让业务员给食品生产企业质检部门负责人打电话，通知这些企业来参加该培训，如果对方有意参加培训，业务员就把假文件及培训安排、报名表传真过去。要求有意参加的企业将报名表回执再传真回来，并将报名费电汇至该公司。培训费最开始是每人6680元，五一期间在大连举办，后来因为报名人少，苏某把培训费降到每人3800元，六月十六日在青岛举办。这样陆续有山东六合集团，山东青岛正大有限公司，辽宁省盘锦双龙食品有限公司，河南省焦作市京华食品有限公司，广东省揭西县碧香园食品厂等十多家企业按要求汇来培训费及推荐产品费。6月11日苏某给业务员结 工资说会议取消了，让业务员回家等通知再来上班，但其并没有通知受骗单位会议取消，受骗单位仍与业务员联系询问培训的情况，这些业务员感到有问题，到公司却发现公司搬家了，这样就报警了。经警方查证，该公司自成立至被查封，共收入22万元，支出20万元，没有起获该公司财务帐册，最后警方根据被骗单位报案及汇款单认定苏某诈骗了11家企业，诈骗金额7万多元，有一些被骗单位因没有报案材料及相关证明未予认定。后经我们取证，犯罪嫌疑人苏某在成立公司后除诈骗外只经营了3项业务，其中2项业务只占公司业务的很小比例，还有1项业务是苏某个人在公司成立前经营的。

案例分析 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

案例分析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冉某，男，1966年3月16日生于四川省苍溪县，汉族，大专文化，个体从业。1995年5月因犯盗窃罪、销销赃罪被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七个月。2007年6月27日因涉嫌诈骗罪被东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8月5日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文登市公安局刑事拘留，8月31日被依法逮捕。 经审理查明，2007年初，冉某在山东省东明县与王某、李某等人合伙开办了隆鑫羊毛衫厂。同年3月，冉某得知文登蒙特利彩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特利公司）有一批设备需对外合作，冉某遂与该公司取得联系，并与该公司于2007年3月22日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作协议，约定：隆鑫羊毛衫厂以优惠的价格为蒙特利公司加工毛衫，蒙特利公司提供价值126600元的设备。协议到期后，隆鑫羊毛衫厂用加工费抵顶蒙特利公司的设备款，抵清后，设备归隆鑫羊毛衫厂。为保证合同的履行，同日，冉某与蒙特利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冉某提供虚假的苍字第2005030042号冉某私有房权证作抵押，并书面保证在4月20日前将该房屋的土地证交给蒙特利公司。 2007年3月至5月,冉某先后三次从该公司提走各种规格型号的机器设备107台，但在合同约定的期限，未向蒙特利公司提供私有房权土地证。

合同履行中，冉某将从蒙特利公司提走的设备中的其中12台机器以替隆鑫羊毛衫厂购买之名卖给该厂；将其中的11台机器以其个人名义先借给娄某使用，后以抵顶欠款的方式送给娄某；将其中的27台机器以替牟某购买之名及抵顶欠款的方式卖给牟某；其余机器存放于隆鑫羊毛衫厂或借与他人；将蒙特利公司发往隆鑫羊毛衫厂的368.68公斤麻棉线、丝线私自运往浙江，后携货逃匿。冉某共骗取蒙特利公司设备及货物折款共计人民币77012.98元。 被告人冉某辩称，以虚假的房屋产权证做抵押，目的是为了能够与该公司合作，其无非法占有该机器设备及货物的故意。 法院认为，被告人冉某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与蒙特利公司签订加工合作协议。在合同履行中，将蒙特利公司的50台机器设备私自处分，使蒙特利公司丧失对机器设备的所有权；将368.68公斤麻棉线、丝线私自运往浙江，后携货逃匿，主观非法占有故意明显，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冉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四万元。 二、评析

合同诈骗罪的定义

遇到法律纠纷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https://www.wendangku.net/doc/c02596062.html, 合同诈骗罪的定义 什么是合同诈骗罪?具有哪些特征?如何来认定是不是合同诈骗罪?以下是赢了网小编收集整理的合同诈骗罪的相关知识，相信在您阅读完以后，对合同诈骗罪能有一个较为清楚的了解。感谢您的阅读。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法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合同诈骗罪的特征: 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既破坏了市场秩序，也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 2.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行为的具体手段包括以下5种： (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如伪造印章、证件、营业

解析认定合同诈骗罪的三个难点.doc

解析认定合同诈骗罪的三个难点- 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这种犯罪以这种“合法方式”为掩护，手段隐蔽，情况复杂。本文作者从司法实践的角度难点之一：如何理解“利用” 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项至第四项列举了四种合同的诈骗方法，因实践中出现的情况难以被上述四种方法所穷尽，故本条第五项规定“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概括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其他情况。采取这种“堵截构成要件”，立法者的目的是要全面有效地惩治合同诈骗罪。但是条款所固有的不确定性，必然给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带来一定的困惑和疑难。 “其他方法”具体是指哪些呢？刑法理论的探索者总结实践中的案例及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在教科书中列举出数种方法，如伪造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或者权利义务继受人财物的、作为债务人的行为人，向第三人隐瞒未经债权人同意的事实，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违法转移给第三人，从而逃避债务的等等。但这些列举同样无法穷尽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情况。那么当遇到新的情况时，如何来认定是否是合同诈骗罪呢？笔者认为，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那就是要看行为人是否“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作为合同诈骗罪的任何方法，都不能脱离该罪在客观上属于“利用合同诈骗”的本质特性去理解；反过来说，只要符合“利用合同诈骗”这一客观本质特征，任何方法、手段都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方法。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利用“合同”这种对双方当事

人具有约束力的形式，故意违背市场经济中诚实信用的原则，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目的。在此过程中，其在签订合同时或签订合同前造了何种假、隐瞒了何种事实真相，都不是本质的问题，都不影响其合同诈骗犯罪的认定。当然，实践中存在采取与签订、履行合同有关的、其他的伪造事实和隐瞒真相的诈骗方法，就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难点之二：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及民事欺诈的界限 区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合同纠纷中，有时是由民事欺诈所引起的，有的合同当事人并没有实施欺骗行为，只是由于在标的物的质量、品种、包装，交接货时间、地点、运费支出等方面与对方当事人存在争议或由于发生不可抗力等事由，而引起的经济纠纷。实践中，主要是民事欺诈引起的经济纠纷与合同诈骗罪难以区分。 （一）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在司法实践中，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1）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即已具备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资金、物资或技术。（2）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虽不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限内能够合法地筹划到履行合同所需的资金、物资或技术。（3）行为人不能按照合同规定来实际履行义务时，自己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