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幼学
论幼学
梁启超
西人每岁创新法，制新器者，以十万计;著新书，得新理者，以万计。而中国无一焉。西人每百人中，识字者自八十人至九十七八人，而中国不逮三十人。顶同圆也，趾同方也，官同五也，支同四也，而悬绝若此。呜呼!殆天之降才尔殊哉!顾吾尝闻西人之言矣，震旦之人学于彼土者，才力智慧无一事弱于彼。其居学数岁，褎然试举首者，往往不绝。人之度量相越，盖不远也，而若是者何也?梁启超曰:春秋万法托于始，几何万象起于点。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吾向者观吾乡塾，接语其学究，蠢陋野悍，迂谬猥贱，不可向迩。退而儳焉忧，愀然思，无惑乎乡人之终身为乡人也。既而游于它乡，而它县，而它道，而它省，观其塾，接语其学究，其蠢陋野悍，迂谬猥贱，举无以异于向者之所见。退而瞠然芒然皇然曰，中国四万万人之才、之学、之行、之识见、之志气，其消磨于此蠢陋野悍迂谬猥贱之人之手者，何可胜道。其幸而获免焉者，盖万亿中不得一二也。顾炎武曰:「有亡国，有亡天下。」梁启超曰:强敌权奸流寇，举无足以亡国，惟吏胥可以亡国;外教左道乡愿，举无足以亡天下，惟学究足以亡天下。欲救天下，自学究始。
古之教学者，不可得见矣。顾其为道，散见于七十子后学所记者，若曲礼，若少仪，若保傅，若学记，若文王世子，若弟子职。何其详也?吾未克游西域，观于其塾与其学究。顾尝求之于其书，闻之于其人。其与今日之中国，何相反也。其为道也，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识字之始，必从眼前名物指点，不好难也;必教以天文地学浅理，如演戏法，童子所乐知也;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必教以数国语言，童子舌本未强，易于学也;必教以算，百业所必用也，多为歌谣，易于上口也，多为俗语，易于索解也;必习音乐，使无厌苦，且和其血气也;必习体操，强其筋骨，且使人人可为兵也。日授学不过三时，使无太劳，致畏难也。不妄施扑教，使无伤脑气，且养其廉耻也。父母不得溺爱荒学，使无弃材也。学究必由师范学堂，使习于教术，深知其意也。故西童出就外傅，四年之间，其欲为士者，即可以入中学，仞专门以名其家;其欲为农若工若商若兵者，亦可以略识天地人物之理，中外古今之迹，其学足以为仰事俯畜之用，稍加阅历，而即可以致富贵。故用力少而畜德多，数岁之功而毕世受其用也。
中国则不然。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未尝辨训，未尝造句，而即强之为文。开塾未及一月，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语，腾跃于口，洋溢于耳。夫记者明揭之曰《大学》之道，今乃骤以施之乳臭小儿。何为也?明德二字，汉儒据《尔雅》，宋贤袭佛典，动数千言，未能悬解。今执负床之孙而语之，彼乌知其作何状也。夫《大学》之道，至于平天下;《中庸》之德，极于无声臭。此岂数龄之学童所克有事也。今之教者，其姑以授之，而希冀其万一能解也，则是大愚也。知其必不能解，而犹然授之，是驱其子弟，使以学为苦而疾其师也。学究之言曰:童子入学之始，必使诵经，俾知圣教。如梁氏言:是蔑经也，非圣也。吾姑弗与辨，吾但群天下之学究与党于学究者而誓之，任千人中求一人能以经以教为心者有诸乎?则非吾之所敢云也。其诵经也，试题之所自出耳，科第之所自来耳。假使以佛教取士，吾恐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之语将充斥于塾舍。假使以耶教取士，吾恐天主造物七日而成之语将阗溢于黉序，而四书六经无过问者矣。此非吾深文之言也。彼仪礼者，亦六经之一，先圣之所雅言。问今之学子，曾卒业者几何人也?同一《礼记》，而《丧服》诸篇，诵者几绝。岂不以应试之无取乎此哉?夫以先圣制作之精，经纬之详，乃仅供此辈贱儒窃取甲第武断乡曲之用。夫谁为蔑经而谁为非圣矣。古人之为教也，由浅而深，由粗而精。今则不然，先后倒置，进退逆行。故四书六经者，大道之所在，终身由之而不能尽者也。而麦菽始辨，即以授之;及其长也，而授之以八股试帖，则文士之余耳;又其长也，而授之以大卷白折，则钞胥之役耳。荀卿曰:「始于为士，终于为圣人。」今则不然，始于为圣人，而终于为钞胥。岂不恫哉!然持此以责贱儒，贱儒必不伏受。吾但如其意，为其科第计，而必授学之始，责其子弟以必不能解之学，而反于其所能解者而拨置之，其操术何其拙也，而取途何其迂也。人之生也，有大脑有小脑(即魂魄也，西人为全体学者魂译言大脑，魄译言小脑)。大脑主悟性者也，小脑主记性者也(佛氏言八识以眼、耳、鼻、舌、身为前五识，意为第六识，意根为第七识。第六识即小脑也，第七识即大脑也)。小脑一成而难变，大脑屡浚而愈深。故教童子者，导之以悟性甚易，强之以记性甚难。何以故?悟性主往(以锐入为主)，其事顺，其道通，通故灵。记性主回(如返照然)，其事逆，其道塞，塞故钝。是故生而二性备者上也。若不得兼，则与其强记，不如其善悟。何以故?人之所异于物者，为其有大脑也。故能悟为人道之极。凡有记也，亦求悟也。为其无所记，则无以为悟也。悟赢而记绌者，其所记恒足以佐其所悟之用(吾之所谓善悟者指此非尽弃记性也，然其所记者实多从求悟得来耳，不可误会)。记赢而悟绌者，蓄积虽多，皆为弃材。惟其顺也、通也、灵也，故专以悟性导人者，其记性亦必随之而增;惟其逆也塞也钝也，故专以记性强人者，其悟性亦必随之而减。西国之教人，偏于悟性
者也。故睹烹水而悟汽机，睹引芥而悟重力。侯失勒约翰(近译《谈天》一书即其所著)，畴人之良也。而自道得力乃在树叶石子之喻(见《谈天》首侯失勒约翰传)。中国之教人，偏于记性者也。故古地理、古宫室、古训诂、古名物，纤悉考据，字字有来历。其课学童也，不因势以导，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读，必求背诵而后已，所得非不坚定也。虽然，人之姿禀英异，而不善记诵者，盖有之矣。吾以为如其善记也，则上口十次，若二十次，未有不能成诵者也。若过此以往而不能，则督之至百回，亦无益也。试变其法，或示之以卷中之事物，或告之以篇中之义理，待其悬解，助其默识，则未有不能记者也。人生五六年，脑囟初合(思从囟，心从囟，象脑初合形)，脑筋初动，宜因而导之，无从而窒之。就眼前事物，随手指点，日教数事，数年之间，于寻常天地人物之理，可以尽识其崖略矣。而其势甚顺，童子之所甚乐。今舍此不为，而必取其所不能解者，而逼之以强记，此正学记所谓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由前之说，谓之导脑;由后之说，谓之窒脑。导脑者脑日强，窒脑者脑日伤。此西人之创新法制新器者，所以车载斗量而中国殆几绝也。虽然，近世之专以记诵教人者，亦有故焉。彼其读书固为科第也，诵经固为题目也，自考试扃院搜检之例定，而塾中咿嚘占毕之声繁，惧其一二字之遗忘而毕生之所愿望者将大受其害也。此亦非吾之深文也。吾观学子得第之后，曾无一人复以记诵为事者，故知其初意专为如是也。曰:然则彼胡不示以事物，告以义理，以助其记也?曰:彼其所诵之书之事物义理，非数龄之童子所解喻也。然则彼胡不易一书而教之?曰:凡书而非考试所有事者，可无读也。故窒脑之祸，自考试始。
古人之言即文也，文即言也。自后世语言文字分，始有离言而以文称者。然必言之能达，而后文之能成，有固然矣。故学缀文者，必先造句。造句者，以古言易今言也。今之为教者，未授训诂，未授文法，闯然使代圣贤立言。朝甫听讲，夕即操觚。顾野王之记建安，李长吉之赋高轩，自非夙根，宁容躐进。又限其格式，诡其题目，连上犯下以钤之，擒钓渡挽以凿之。意已尽而敷衍之，非三百字以上勿进也;意未尽而桎梏之，自七百字以外勿庸也。百家之书不必读，惧其用僻书也。当世之务不必讲，惧其触时事也。以此道教人，此所以学文数年，而下笔不能成一字者，比比然也。
《论语》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孟子曰:「教亦多术矣。」故夫师也者，以道得民，非以力服人也。今之教者，毁齿执业，鞭笞觥挞，或破头颅，或溃血肉，饥不得食，寒不得息。国家立法，七年曰悼，罪且减等，何物小子，受此苦刑。是故中国之人，有二大厄。男女罹毒，俱在髫年。女者缠足，毁其肢体;男者扑头，伤其脑气。导之不以
道，抚之不以术，地非理室，日闻榜杨;教匪宗风，但凭棒喝。遂使视黉舍如豚苙之苦，对师长若狱吏之尊。《学记》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夫岂特疾焉苦焉而已，古之听讼犹禁笞楚。所以养廉远耻，无令自弃。今于鼓箧之始，而日以囚虏之事待之。无惑乎世之妾妇其容，奴隶其膝，以应科第求富贵者，日出而不可止也。
《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又曰:「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此古今中外之通例也。西人读书执业，皆有定时。当其时也，虽有重客要事，不以废也。逾其时也，则相从而嬉，饮酒蹴踘，所弗禁也。西人比较每岁户口生死之数，每百人中，英国死者恒逾于美国二人。医者推极其理曰:美之操工者日三时，英之操工者日四时，其率之差实起于此。然则执业时刻之多寡，其与人身之相关，如此其重也。中国之人不讲斯义，其惰者旦夕嬉逸，甘为游民;其勤者终日勤动，罔知节制。来往宴会，曾靡定晷，酬应无度，丛脞是忧，斯固然矣。若夫学童者，脑实未充，干肉未强，操业之时，益当减少。《论语》曰:「学而时习。」《记》曰:「蛾子时术之。」但使教之有方，每日伏案一二时，所学抑已不少。自余暇晷，或游苑囿以观生物，或习体操以强筋骨，或演音乐以调神魂，何事非学?何学非用?其宏多矣。而必立监佐史以莅之，正襟危坐以圉之;庭内湫隘，养气不足;圈禁拘管，有如重囚;对卷茫然，更无生趣。以此而求其成学，所以师劳而功半，又从而怨之也。
《记》曰:「凡入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所以一志趣，定向往，崇教而善道也。今之学塾于孔子之外，乃兼祀文昌魁星等。吾粤则文昌魁星，专席夺食，而祀孔子者殆绝矣。夫文昌者，槱燎司命，或称为天神;张仲孝友，或指为人鬼。魁星者，袭奎宿之号，依魁字之形，造为幻相，状彼奇鬼，矫诬荒诞，不可穷诘。倡而尊之者，当从左道惑众之条;沿而奉之者，亦在淫祀无福之例。乃入学之始，奉为神明。而反于垂世立教大成至圣之孔子，薪火绝续，俎豆萧条，生卒月日，几无知者。是故父兄之相诏，师长之相督，朋友之相勉，语以求科第，博青紫，则恬然固然不以为怪。语以学圣人救天下，则色然惊，窃然笑，以为此妄人也。孟子曰:「修其天爵以要人爵。」今又甚焉。明目张胆，以细人自居。其不如是者，且从而非笑之。流失败坏，一至此极，非人之性恶也。彼其受学之始，其所以蓍龟之而矜式之者，固在彼而不在此。彼其不如是，则是改其初服，而倍其师也。嗟夫!以视佛氏之日念佛号，耶氏之七日礼拜者，其相去抑何远矣。
凡此数端，其积习在千年以前，其流毒遍九州以内。或安焉而不知非，或知矣而惮于改，或思改而不得其道，或知
道而难乎其人，坐是谬种流传，日敝一日，而儒者遂以无用闻于天下。若夫其欲为农若工、若商、若兵者，其意既非为科第也，青紫也，而其势又不能终身肆力于此间，尽经阅其所谓帖括考据词章者，而以求大道也。七八龄间，力贫就傅，发蒙益慧，恃此数年，过此以往，与学绝矣。为之师者，当如何悉心善诱，导其捷径，去其阻力，以求其有成。乃亦舍天命谓性无声无臭之外，无所谓读本也;舍破承起讲对偶声病之外，无所谓文法也。夫贱儒之学此也，虽云无用，然能藉以窃甲第，武断乡曲，一生吃著不尽。彼固自以为受用莫大也。若夫为农、为工、为商、为兵者之学，此其于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更显而易见也。而历数百千年数万万人，因沿蹈其覆辙而不知变，迨至弱冠以后，始以不学无术，自怨自艾。而此数年之功，若有若无，如烟如梦，曾无秋毫能受其益。盖莫不自咎其向者之惰于学也，而不知皆蠢陋野悍迂谬猥贱之学究祸天下也。此所以识字之人，不及西国之半，而农而士工而士商而士兵而士者，千万中不得一二也。
然则奈何?曰:非尽取天下之学究而再教之不可，非尽取天下蒙学之书而再编之不可。大率自五岁至十岁为一种教法，自十一岁至十五岁为一种教法。苟慧非项橐，痴非周子，皆可率由此道，相与有成。一曰识字书。今之《说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加以徐氏新附字，及近人所辑逸字外编等，盖万余字，比之于西文，未为繁也。虽然其字之见于群经者，才二千有奇耳。汉初儒者作《苍颉篇》，合秦之《苍颉》、《爰历》、《博学》三书为之，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都三千三百字。而司马相如作《凡将》，史游作《急就》，李长作《元尚》，皆取材于是书。然则西汉以前文字，实只三千余耳。《说文》据扬雄、班固所续(元始中王莽征天下通小学者说奇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作《训纂篇》续《苍颉》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班固作在昔太甲等篇以续扬雄凡一百三章六千一百八十字)而增益之，其字之真出于古与否，不必深辨。要之今日通行文字，实不过二千有奇。苟识此数，即以之参悟天人，经纬伦物，恢恢乎有余矣。西人之文，以声为主，故字虽多而识字易。中国之文，以形为主，故字虽少而识字难。虽然亦有道焉，以声为主者，必先学字母而后拚音;以形为主者，必先学独体而后合体(古人言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独体之字，象形指事为多;合体之字，形声会意为多。王菉友著《文字蒙求》，条理颇善。自言以教童子，一月间而有用之字尽识。顾其书于形事二端善矣。而古今文字，除独体外，形声居其十之八九，必得简法以驭之，乃可便易。余顷在澳门，有葡萄牙人来从学者，或不识字，或识矣而不能写。余先以《文字蒙求》象形指事两门中之独体字授之，继为形声字表，以偏旁为纬，以声为经，专取其有用者，不过二千余字，为表一纸，悬之堂中以授之，十余日
而尽识矣。然此乃教以字之本义，若引申假借，孳乳浸多，犹未足以驭之。西人之教学童也，先实字，次虚字，次活字。今亦宜用其意。魏默深有《蒙雅》一书，分天篇、地篇、人篇、物篇、事篇，诂天、诂地、诂人、诂物、诂事凡十门，四字韵语，各自为类，与《急就章》略同，颇便上口。惟所载字已太多，有无用者(《文字蒙求》亦同)，且虚字亦非韵所能达(韵语只能载同类之义。若不也焉哉等虚字皆假借之义，又其义各不相侔难以韵语为次)。今宜用其实字活字等篇，其虚字则先识其字，至教文法时，乃详其用，则事甚顺矣。学者自离经辨志以后，亦既能读一切书，能属一切文。幼岁之事，不复记忆，今鳃鳃然以识字为言，未有不匿笑之者。然中国识字人少，实坐斯弊。且既无字书，假手俗师，当其初学书也，仅令识其字，不令知其义，及少进而再以义授之。故其始也难记，而其后也益繁。彼西人《花士卜》、《士比林卜》等书，取眼前事物至粗极浅者，既缀以说，复系以图，其繁笨不诚可笑乎!然彼中人人识字，实赖此矣。又闻西人于三岁孩童，欲教以字，则为球二十六，分刻字母，俾作玩具。今日以AB 两球与之，明日从彼索A球，又明日而从彼索B球，二十六日而字母毕记矣。中国文授独体字，亦可效其意也。二曰文法书。中国以文采名于天下，而教文法之书乃无传焉。意者古人语言与文字合，如《仪礼》、《左传》所载辞令，皆出之口而成文者也。故曰不学诗无以言，而传记亦屡言将命应对之事，盖学言即学文也。后世两事既分，而斯义不讲。自魏文帝刘彦和始有《论文》之作，然率为工文者说法，非为学文者问津。故后世恒有读书万卷，而下笔冗沓弇俗，不足观者。至于半途辍学之商贾等类，其居学数年，而豪间不能达一字者，更不知凡几也。西人于识字以后，即有文法专书。若何联数字而成句，若何缀数句而成笔，深浅先后，条理秩然。余所见者，马眉叔近著《中国文法》书未成也。余昔教学童，尝口授俚语，令彼以文言达之，其不达者削改之;初授粗切之事物，渐授浅近之议论;初授一句，渐三四句以至十句。两月之后，乃至三十句以上;三十句以上，几成文矣。学者甚易，而教者不劳。以视破承起讲，支支节节而续成者，殆霄壤也。若其条理，则俟马氏书成，可得而论次焉。
三曰歌诀书。汉人小学之书，如《苍颉》、《急就》等篇，皆为韵语。推而上之，《易经》、《诗经》、《老子》以及周秦诸子，莫不皆然。盖取便讽诵，莫善于此。近世通行之书，若《三字经》、《千字文》，事物不备，义理亦少。今宜取各种学问，就其切要者，编为韵语，或三字、或四字、或五字、或七字、或三字七字相间成文。其已成书者，若通行之《步天歌》、《通鉴韵语》、《十七史弹词》，近同县陈庆笙之《直省府厅州县韵语》，粤人某君之《历代纪元歌》，仁和叶浩吾之《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皆有用可读。今宜补著者，一曰《经学》，其篇有四:一孔子立教歌，
二群经传记名目篇数歌，三孔门弟子及七十子后学姓名歌，四历代传经歌。二曰《史学》，其篇有七:一诸史名目种别及撰人歌，二历代国号及帝王种姓歌，三古今大事歌，四域外大事歌，五历代官制歌，六历代兵制歌，七中外古今名人歌(此篇复分二章:一民功，二民贼)。三曰子学，其篇有三:一周秦诸上子流派歌，二历代学术流派歌(此篇复分四章:一汉，二六朝唐，三宋元明，四国朝)，三外教流派歌。四曰天文，其篇有四:一诸星种别名号歌(自行星、恒星以讫星云、星气、双星并言其理)，二八星绕日及诸月歌(此二篇因叶氏书而损益之)，三测候浅理歌(专言潮汐、空气、风云、雷雨等事，亦谓之地面学)，四古今中外历法异同歌。五曰地理，其篇有七:一五洲万国名目歌，二中国内地属地名目歌，三中国险要各地歌，四地球高山大河名目歌，五历代都邑万国京城名目歌，六中国大都会外国大商埠名目歌，七地质浅理歌(专言地中金石各事)。六曰物理，其目有四:一原质名目歌，二动物情状歌，三植物情状歌，四微生物情状歌。以上各门，略举大概，若其详备，以俟编时。又别为劝学歌，赞扬孔教歌，爱国歌，变法自全歌，戒鸦片歌，戒缠足歌等，令学子自幼讽诵，明其所以然。则人心自新，人才自起国未有不强者也。
四曰问答书。古人言学，皆以学问并举。孟子曰:「有答问者，盖学者由外入。」问者由内出，其得力盖有间焉。顾闻之记曰，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不善问者反此。盖问亦非易言也。古之教者，恐人之不善问也。故传记之礼，代其问而自答之。若《春秋》之公羊谷梁传，《易》之文言传，《大戴》之《夏小正传》，莫不皆然(《管子·有问篇》皆代人设问)。西人启蒙之书，专用问答。其余一切书每篇之末，亦多附习问。盖人之读书，势不能尽所读而悉记之，则必提其要者。然书中要义，未必人人过目即能提出，故莫如著者代摘，而读者自记。此著书之良裁也。西人问答专书，译成华文者，有卜舫济之《启悟要津》，言天文地学浅理，次第秩然，一览可解。惜为书甚少，于他种学问，尚从阙如(中亦多彼教语)。今宜略依歌诀，书之门目，条分缕晰，由浅入深，由繁反约，一一设为问答以发明之。以歌诀为经，以问答为纬;歌诀以助其记，问答以导其悟。记悟并进，学者之能事毕矣。凡善著书者，取义靡不宏富;而既讲体例，又讲文法，故条理隐伏，读者易眩。苟撷而剔之，不值思索耳。余以为虽繁重详博，如古文《尚书疏证》、《明堂大道录》等书，使为问答以演之，每书不过千字，其义已可大明(凡所言问答书皆列断不引证)。故尽天下有用之学，而编以问答，为书不出三十本，崖略即已毕具(此为粗通一切言之，若欲专门名家当读引证之书)。学子虽有下质，十五岁以前，此编当可卒业。魁硕耆宿，蔑此淹通矣。又师范学校未立，求师为难，既有此编，则虽冬烘学究，亦可按图索骥，依所问以课其徒。吾所谓尽天下之学究而教之，此亦其一事也。
五曰说部书。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靡不以读书为难事。而《水浒》、《三国》、《红楼》之类，读者反多于六经(寓华西人亦读《三国演义》最多以其易解也)。夫小说一家，《汉志》列于九流。古之士夫，未或轻之。宋贤语录，满纸恁地这个，匪直不事修饰，抑亦有微意存焉。日本创伊吕波等四十六字母，别以平假名片假名，操其土语以辅汉文。故识字读书阅报之人日多焉。今即未能如是，但使专用今之俗语，有音有字者以著一书，则解者必多，而读者当亦愈夥。自后世学子，务文采而弃实学，莫肯辱身降志，弄此楮墨。而小有才之人，因而游戏恣肆以出之，诲盗诲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风气，鱼烂于此间而莫或知，非细故也。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
六曰门径书。学者于以上五种书，既已致力，则可以覃精六籍，泛滥群书矣。顾四库之编，已如烟海。加以古逸，加以近著，更加以西书，汗万牛，阗亿室。数十寒暑，能读几何?故非有以导之不可。《四库提要》于诸学门径略具矣，惟书颇繁重，童蒙惮焉。启超本乡人，瞢不知学，年十一游坊间，得张南皮师之《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稍长，游南海康先生之门，得《长兴学记》，俯焉孜孜从事焉(南海先生复有《桂学答问》《甲午游粤西》、《告桂人士者》，其言较长，《兴学记》为切近)。岁甲午，余授学于粤，曾为读书分月课程，以训门人。近复为读西学书法，以答问者，皆演师友末说，靡有心得。童蒙之求，所弗辞耳。仁和叶瀚为读书要略，条理秩然，盖便初学。学童鼓箧之始，依此数书，当有涂径。向者每欲荟萃中外古今，为群学源流一书，以教学究。恨学浅才薄，仅成数篇。海内君子，庶几成之，嘉惠来者焉。
七曰名物书。西人有书一种，此土译者，命之为字典。其最备者，至数十巨册。以二十六字母编次，古今万国名物皆具焉。故既通文法者，据此编以读一切书，罔有窒矣。中土历古未有是书。杨氏《方言》，意盖近之。今宜用其意，尽取天下之事物，悉行编定，以助学者翻检之用。如云君天下者，三皇谓之皇，五帝谓之帝，三代谓之王，秦后迄今谓之皇帝，皆谓之君，亦谓之后，亦谓之辟，亦谓之上，蒙古谓之汗，或谓之贝勒，回部谓之沙，俄谓之沙，突厥谓之苏鲁丹，日本谓之天皇，西藏谓之赞普，欧洲诸国谓之木那克，亦谓之爱伯劳，亦谓之塞佛伦，亦谓之尔路漏，亦谓之金，亦谓之伯理玺天德云云。其余一切，并同斯例。大抵官制地理两事，最为繁博。其余各门，殆易
易耳。学者既通文法，明大义，苟得此书，则可以尽读群书，无不能解者。其所译定西人名称，即可为他日国语解之用。虽非徒蒙拾之助，而学童得此，其成学更事半功倍也。
西文西语之当习，今之谈洋务者，莫不言之矣。虽然，有欲学焉而为通事为买办以谋衣食者，有欲学焉而通古今中外穷理极物强国保教者，受学之始，不可不自审也。今沿江沿海各省，其标名中西学馆英文书塾以教授者，多至不可胜数。彼其用意，大抵若前之说而已;其由后之说者，则概乎未始有闻也。昧者以为是西学将兴，吾谓若辈之所为，于亡中学则有余，至西学之能兴与否，则非吾之所敢言也。吾闻西国学士，非通拉丁文，不得与试。盖拉丁文者，英、法、俄、德诸文之所从出。彼中绩学之士，其著书发论，篇中每带拉丁文法(如中国之能文者多用先秦汉魏语)。若未经从事者读之，多不解焉。圣祖仁皇帝，每日召西人入内，授拉体诺文二小时。拉体诺即拉丁也。今之学者每于学英、法文将成之时，始习拉丁。然闻之，由英、法以上追拉丁，则学之甚难;由拉丁以下通英、法，则学之甚易。故学童受学之始，以先习拉丁为善云。又尝见西人习华文之书，大抵皆日用应酬，口头常语，其究心训诂义理者绝少。故西人之旅中土者，多能操华言，至其能读书者希焉，能以华文缀文著书者益希焉。虽由华文之繁难，亦由彼之学者不得其书也。今之教授西文者，其蔽亦坐是。故造就通事买办则有余，培养人才则不足。有志于是者，宜学彼中学人之所学，毋学此间市井洋佣之所学。先其文言，后其俚语，则庶几矣。
《记》曰:「十年出就外傅，学书计六艺之目:礼、乐、射、御、书、数。」是知古人于数计一学，与书并重，无人不学，无人不能;后世俗儒，鄙为小道，不复厝意。晚近有颛此以名家者，则又群推为绝学，皆陋之甚也。今宜令学童，自八岁以上，即授之以心算，渐及笔算之加减乘除，通分小数，比例开方等，及几何之浅理，令演之极熟。稍长以后，以次授代微积稍深之法，事半功倍。年未弱冠，可以以畴人鸣于时矣。
尝见西人幼学之书，分功课为一百分;而由家中教授者，居七十二分;由同学熏习者居九分;由师长传授者，不过十九分耳。儿童幼时，母亲于父，日用饮食，歌唱嬉戏，随机指点，因势利导，何在非学?何事非教?孟母迁室，教子俎豆，其前事矣。故美国婴儿学塾，近年教习，皆改用妇人，以其闲静细密，且能与儿童亲也。中国妇学不讲，为人母者半不识字，安能教人?始基之坏，实已坐此。今此事既未克骤改，至其就学之后，一切教法，亦宜稍变。无俾尔许人才，皆汩没于学究之手。《记》曰:「八岁入小学。」又曰:「十年出就外傅。」今将八岁以上，十二年以下，略审中人之资，所能从事者拟为一功课表。世之爱子弟者，或有取焉(行此功课数年则能读经史格致等书，其功课别详
他篇)。
每日八下钟上学，师徒合诵赞扬孔教歌一遍，然后肄业。
八下钟受歌诀书，日尽一课(每课二百字)，每课以诵二十遍为率。
九下钟受问答书，日尽一课(凡问答书皆歌诀书之注疏，问答书之第一课即解歌诀书之第一课，余同)，不必成诵。师为解其义，明日按所问而使学童答之。答竟，则授以下课。
十下钟，刚日受算学，柔日受图学。
凡受算学，先习笔算。一年以后，渐及代数。每日由师命二题，令学童布算。
凡受图学，先习简明总图，渐及各国省县分图，以纸摹印写之。日约尽一县，印毕，由师随举所已习者，令学童指其所在之经纬度。
十一下钟，受文法。师以俚语述意，令学童以文言达之。每日五句，渐加至五十句。十二下钟散学。
一下钟复集，习体操。略依幼学操身之法，或一月或两月尽一课。由师指授，操毕，听其玩耍不禁。二下钟，受西文。依西人教学童之书，日尽一课。
这是一篇文章，就好像站在历史的交界点上，看我们教育制度改变过程的一段;当时崇洋之力十分强烈，大量的西方学识流入中国，看见外国人的发达与强盛，恨不得一口气全吸收进来，百年过后也证明，西方的观念，真的优于当时的中国;虽然我们一直很强调「经世致用」，原来真正有用的西方学问及想法，还不是一下子就能被吸收运用，学了样子，有了个皮，还长些血肉，但最重要的骨子里，我们还是中国人，是用不了全套的西学;文化与学识的交流，在地球村的时代里是很频繁的，一切的知识要「合用」才是王道，这可能是他当时想要追求的吧。
海印又附录石头的一篇文章
我看梁启超的儿童教育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同时，也是近代著名的“教育救国”的积极倡导者，从“开民智”、“养新民”的愿望出发，将教育视为中国起死回生的良药。他在1896年发表的《变法通议》中指出:“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1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存亡是由整体国民的素质决定的，要养成特色之国民，就必须从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入
手，使全体国民“备有资格，享有人权”，具有自动、自主、自治、自立的品质，融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为本国之民”，“为现今之民”，“为世界之民”。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内涵，几乎融合了现代教育的各个方面。在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儿童教育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在给光绪帝上的《变法通议》中，他还专门写了《论幼学》一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儿童教育主张，可见，儿童教育在他的改革思想和教育思想中所占的地位。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他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2也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梁启超将儿童教育看作国家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出于对传统官方教育只重高等教育而忽视初等教育的批判，梁启超尤其强调小学的重要性。他认为儿童教育的意义在于:“人生百年，立于幼学”3，所以，在《论幼学》中，他详细地阐述了儿童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问题。在他看来，“今日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之始”4，也就是要仿效西方实行强迫义务教育。梁启超的儿童教育思想不仅推动了中国近代儿童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对于我们当前的儿童教育改革也是有一定的启示的。
(一)提倡儿童教育的背景
20世纪末期，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更加严重，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的教育环境使得教育发展仍然十分滞后。在《论幼学》开篇，他即点出:“西人每岁创新法，制新器者，以十万计。著新书，得新理者，以万计，而中国无一焉。西人每百人中识字者自八十人至九十七人，而中国不逮三十人”5。中国和西方在知识掌握上的差距，使得他深刻的体会到了国民教育的必要性。他又认为，小学人生治学的基础，他比喻作登楼，不可能不经过初级就登上楼顶。所以，他特别提倡儿童教育。在戊戌变法前，西方心理学和教育学知识即已零星传入中国，梁启超通过对这些知识的了解，对中、西教学方法进行比较，写成了《论幼学》一文，倡导对中国儿童教育进行改革。
在比较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中国传统的儿童教育方式压抑儿童个性发展，而传统的儿童教育方式是以科举考试为目标和导向，这就使得儿童教育存在着众多的弊端。一是教育内容狭窄。对于不在考试范围内的知识都不闻不问，“凡书而非考试所有事者，可无读也”6。二是忽视培养儿童的道德熏陶和人格培养。儿童从小接受的考取功名的教育严重的毒害了少年儿童的身心，使得他们“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对儿童的发展极为不利。三是教育内
容脱离实际。如果不走科举正途，对于那些“为农、为工、为商、为兵者”，这些东西都“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极大的限制了人的发展，也限制了社会的发展。四是违背教育规律。由于科考以经学为主，“试题所自出耳，科第之所自来耳”，这就导致了教育过程中以读经诵经为目的，“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开塾未及一月，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语，腾跃于口，洋溢于耳”7，教学顺序严重倒置。由于科举考试试题确定于四书五经，需要考生们自己发挥的内容少之又少，所以学生只需死记硬背就好，这就使得封建社会的儿童教育采取了以记诵为主的教学方法，而正是这种死记硬背，延误了学童大脑的开发，“故窒脑之祸，自考试始”8。梁启超认为这不是对思想和智慧的引导和启发，反而是对人的智慧的窒息，他进而提出，这种儿童教育方法的不当正是导致中国人创造力缺乏的根源，正是被西方人拉开差距的根源，正所谓“导脑者脑日强，窒脑者脑日伤，此西人之创新法制新器者，所以车载斗量而中国殆几绝也。”
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一个十分有影响力的人物，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所创造的儒家学派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独领风骚，长期占据政治主流地位。1895年，康有为写成《孔子改制考》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在《论幼学》一文中，梁启超也引用了很多孔子及儒家学派的言语和理论，并且他还提倡“每日八下钟上学，师徒合诵赞扬孔教歌一遍”，“每十日一休沐，至日，师徒晨集堂中，祀孔子毕，合诵赞扬圣教歌一遍”10，不仅反映了他对儒家教育理论的肯定，更能反映出他也希望以儒家的理论作为自己变法理论的掩护。
(二) 儿童教育的内容
梁启超通过与西方儿童教育思想的比较得出，中国儿童教育方法上确实还存在着很严重的缺陷。于是，在西方儿童教育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古代教育儿童的方法，他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儿童教育的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主张改革儿童教育的教材、课程和教法
梁启超认为中国以科举为导向的儿童教育方法违背了教育规律，极大地损害了儿童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并且没有实用性，于是他提出了“非尽取天下之学究再教之不可，非尽取天下蒙学之书而再编之不可”11的口号。在教材方面，他设计了一系列的儿童启蒙教材，具体来说，总共有七种，包括识字书、文法书、歌诀书、问答书、说部书、门径书、名物书(即字典)等，并且相应介绍了学习这些教材的基本方法。这些书几乎囊括了各个方面的知识，对于扩大儿童的视野和知识面是很有的帮助的。在设计儿童启蒙教材的时候，他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和发展规律，
主张教材应该通俗易懂，由浅入深，有繁反约，并且主张联系时事，阐发各个发面的道理，来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是“人心自新，人才自起”，从而达到国强的目的。在课程发面，他为儿童设计了一张一日的课程表，其所学内容包括了内容包括了语文、算术、外语、体育及经学、史学、子学、天文、地理、历史、物理等各门的基本常识，体系较为完善，并且中西兼学，具有非常鲜明的近代教育特点。在教学方法上，梁启超主张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教学方法，在儿童学习书面语言表达教材的文法书方面，他说到“初授粗切之事物，渐授浅近之议论，初授一句，渐三四句以至十句，两月之后，乃至三十句以上”12，就非常鲜明的表明了他的这个观点;此外，他还主张要根据儿童的年龄施以不同的教育内容，并且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启发儿童的智慧和悟性，因势利导，促进儿童大脑的的发育，反对死记硬背的盲目的教育方法。
2. 提倡趣味教育
梁启超是一个极力主张趣味主义的政治家和学者，他在许多场合称自己是一个趣
味主义者。趣味教育是梁启超儿童教育思想的显著特色，也是他晚年所力行的教育方法。早在《论幼学》一文中，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了趣味教育的重要性。他比较中国与西方教育方法时就已经看到了西方儿童趣味教育的优点:“必教以天文地学、地学浅理，如演戏法，童子所乐知也，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又闻西人与三岁孩童，欲教以字，则为球二十六，分刻字母，俾作玩具，今日以AB两球与之，明日从彼索A球，有明日而从彼球，二十六日，而字母毕记矣”，“日用饮食，歌唱嬉戏，随机指点，因势利导，何在非学，何事非教”。
在他看来，趣味教育既是一种手段，同时也是教育的目的之一。他说:“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14虽然，在当时以及以后得很长时间里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法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但是，他却把这种趣味教育法应用到他自己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他教育孩子时一再要求孩子们不要用功过猛，必须注意休息，并且多游戏运动，学习方法要得当，“只求理解，无须强记”。在给长女思庄的信中，他鼓励她“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据你三哥说，你近来看文学书不少，甚好甚好。你本来有些音乐天才，能够用点功，叫他发荣滋长最好”15。这样的趣味教育在他给子女的信中多有反映。趣味教育的熏陶使得梁氏子女性格乐观，兴趣广泛，朋友众多，不管环境如何变化，都能热爱生活、乐学好进、勤于事业，并且各自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学有所成。
梁启超也并不是一味的提倡趣味教育，而忽视了知识的传授，他主张趣味教育要适度，既不能过度，也不能抵制。他在《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一文中指出，“教育儿童纯用趣味引诱，则不能扩张其可能性”16。趣味教育必须适度，这样才能够避免过于趣味而趋向浅薄，既能够使孩子们掌握知识，同时又能使孩子们快乐的学习，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3. 发展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
梁启超认为，儿童教育的责任很大程度上在于教师。他认为，当时中国的教师“蠢陋野悍，迂谬猥贱”，“毁齿执业，鞭启觥挞，或破头颅，或溃血肉”，“导之不以道，抚之不以术”17，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教师，才使得中国的儿童教育质量低劣，让他们做学校的教师“是欲开民智而适以愚之，欲使民强而适以弱之也”18。对于教师的培养，他十分赞成西方的“学究必由师范学堂，使习于教术，深知其意也”的做法，认为“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在《论师范》一文中，他提出必须将师范学堂的设立同小学堂的设立结合起来。从京师到各省府州县，遍设小学堂，同时辅之以师范学堂。小学堂之教师由师范学堂之学生充任，以小学堂教学之效果，来检验师范学堂教学之效果。这也反映出他希望通过发展师范教育促进儿童教育发展的思想。
此外，梁启超还十分赞成儿童教育百分之七十二归于家庭教育的西方儿童教育观点。儿童幼时，几乎全由母亲抚养，母亲对儿童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而“中国妇学不讲，为人母者，半不识字，安能叫人”19，“女学衰，母教失”20，这也是他为什么提倡女子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发展儿童教育，就要发展女子教育。所以，他非常赞成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女子教育，以达到“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21的效果。
4.建立小学义务教育制度,普及小学教育
梁启超在比较中西方儿童教育的过程中发现，“西人每百人中识字者自八十人至九十七人，而中国不逮三十人”，得出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相当低。他认为无论是从中国前途着想，还是从培养国民的教育目标来看，义务教育都是十分重要的。他说:“中国之衰弱，由于教之未善……立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学校。”因此在1902年发表的《教育政策私议》一文中他指出:“今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为了普及义务教育，他主张，凡有千人以上的市镇和乡村，必须设小学一所.而小于一千人的乡村，可以数村合设一所小学。他要求:“子弟及岁不遣就学，则罚其父母。”应该说，梁启超关于义务教育
的见解，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和需求。它在客观上有利于劳动群众获得最低教育的权利，养成地方自治教育之风，这是强国的起点，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三) 梁启超儿童教育思想评价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提倡改革儿童教育的知识分子。作为他教育思想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儿童教育思想是在变法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具有很明显的近代教育的色彩，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又经过不断的发展，为后来儿童教育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它是梁启超在比较中西方儿童教育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教育中的优秀部分而提出来的。它的提出，反映了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学习西方，改造落后的封建儿童教育，发展近代儿童教育的美好愿望。它融合了中西方的不同文化，体现了梁启超忧国忧民、敢于开拓进取的精神。
梁启超的儿童教育思想里吸收了很多西方儿童教育的观念，这与当时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的社会环境和提倡学习西方进行改革的风气是分不开的。梁启超的儿童教育思想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作为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其一，对儿童教育的改革，有助于警醒中国有志于教育的人士，促使中国儿童教育从固步自封的落后状态走向改革;其二，对儿童教育进行改革，有助于改变传统的文化风气，推动国内文化风气的进化;其三，对儿童教育进行改革，有助于推动科举取食的改革，为国家建设提供更多的人才;其四，也是最重要的，对儿童教育进行改革，有助于从根本上扭转国人的受教育状况，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为政治社会改革的全面展开奠定坚实的基础。虽然，梁启超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的本意是好的，但是，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只是介绍了西方教育思想的表面，远没有对西方的儿童教育思想作系统、全面、深刻地了解和研究，这也就使得他的这种教育思想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难以真正的贯彻实施。
由于当时的中国处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初级阶段，这就使得梁启超的儿童教育思想除了受到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之外，还深受儒家传统教育思想和内容的影响，尤其是深受孔孟的影响。梁启超虽然试图超越封建的传统的儿童教育，但梁启超从小深受儒家学派的影响，十分欣赏古人的教育方法，而且我们也不能排除他“托古改制”的嫌疑，以中国古代第一教育家和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派为掩护来证明改革儿童教育思想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以，梁启超的儿童教育思想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的传统的儿童教育，其儿童教育思想还是保留了较浓厚的封建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在设计教材方面，梁启超更多的偏向于中国古代的传统书目，虽然有近代的书籍，但少之
又少，这固然可以保留下丰富的传统文化，不至于像五四时期的“一刀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改革举步维艰，尤其是提倡“祀孔子”、“师徒合诵赞扬孔教歌一遍”，更使得保守人士在今后的改革过程中找到了借口。
虽然，梁启超的儿童教育思想的中西结合的方式是十分简略和粗糙的，而且他的思想理论也并不是十分系统全面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但不可否认，他提倡的从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来教育儿童、进行趣味教育、改革儿童启蒙教材和教学方法、小学义务教育等方面还是有值得肯定之处的，其部分思想对清末“新政”时期儿童教育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推动了近代儿童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可以说，梁启超的儿童教育思想是中国近代教育界的一盏启明灯，虽然光芒微弱，但毕竟开启了新时代的儿童教育。
参考资料:
1《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梁启超全集》第一卷，15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2《少年中国说》，《梁启超全集》第二卷，409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3《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34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4《教育政策私议》，《梁启超全集》第三卷，754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5《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34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6《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35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7《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34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8《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35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9《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35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10《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40、41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11《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37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12《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38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13《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34、37、40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14《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十三卷，3964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15 转自张红霞:《梁启超家庭教育思想研究》，2006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16转自刘果元:《梁启超儿童教育思想初探》，《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6月
17《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36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18《论师范》，《梁启超全集》第一卷，29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19《论幼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40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20《论女学》，《梁启超全集》第一卷，31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21《倡设女学堂启》，《梁启超全集》第一卷，104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22《学校总论》，《梁启超全集》第一卷，19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宣传家。
梁启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师为生。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11岁至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后在“学海堂”就读，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17岁中举人。18岁购得《瀛环志略》，从此开始接触西学。不久，以弟子礼拜见康有为，并于1891年受业于万木草堂，其“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遂随其师康有为并各省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车上书”。从此开始了他鼓吹变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动。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知名的风云人物。1897年11月，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协助康有为等促成“百日维新”。其间，梁启超活跃非凡，为变法事业鞠躬尽瘁，显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等地，耳闻目睹西方之学，思想又有新变。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从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间，撰写了近百篇文章，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盂德斯鸠、康德等、其领域遍及历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被誉为“舆论界骄子”。1905年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继续发展，但梁启超对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成为保皇立宪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
1920年以后，梁启超息迹政坛，专事著述和讲学，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任教，还曾任北京图书馆馆长。陆续写成《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专著，在学术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1929年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梁启超学识超群，才华横溢，一生极其勤奋，虽身在政坛不忘笔耕，因而著述极其丰富。据初步估计，其著述约有1400万字!其著作的结集，最早为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饮冰室文集》，其后至1937年，共有大约40种不同版本的文集行世。其中，以1932年由林志均编、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收录最完富，体例最佳。近年，中华书局又将此本影印出版。
梁启超的主要教育著作和论文有：《变法通议》(1896年)、《倡设女学堂启》(1897年)、《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897年)、《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1898年)、《教育政策私议》(1902年)、《论教育当定宗旨》(1902年)、《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1917年)、《教育与政治》(1922年)等，均收录于《饮冰室合集》之中。
2 主要内容
论证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改良现行的腐朽官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本书是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主张的著作，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种、保国、保教的作用，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
（1896年8月9日）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鼠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藉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贡助之法变为租庸调，租庸调变为两税，两税变为一条鞭；并乘之法变为府兵，府兵变为彍骑，彍骑变为禁军；学校升造之法变为荐辟，荐辟变为九品中正，九品变为科目。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为不变之说者，动曰“守古守古”，庸讵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已不知万百千变。今日所目为古法而守之者，其于古人之意，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或变则善，或变则敝。有人道焉，
则智者之所审也。语曰：“学者上达，不学下达。”惟治亦然：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则日趋于敝；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则日趋于善。吾揆之于古，一姓受命，剙法立制，数叶以后，其子孙之所奉行，必有以异于其祖父矣。而彼君民上下，犹瞷焉以为吾今日之法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薾然守之，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驰，卒至疲敝，不可收拾。代兴者审其敝而变之，斯为新王矣。苟其子孙达于此义，自审其敝而自变之，斯号中兴矣。汉唐中兴，斯固然矣。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新法也。其事甚顺，其义至明，有可为之机，有可取之法，有不得不行之势，有不容少缓之故。为不变之说者，犹曰“守古守古”，坐视其因循废弛，而漠然无所动于中。呜呼！可不谓大惑不解者乎？《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夜不炳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证而尝旧方者死。今专标斯义，大声疾呼，上循土训诵训之遗，下依蒙讽鼓谏之义，言之无罪，闻者足兴，为六十篇，分类十二，知我罪我，其无辞焉。
5 意义影响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时发表的早期政论文章的结集，发表的起止日期为1896年至1899年。《变法通议》共有14篇，其中，《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金银涨落》等12篇，刊于1896年至1898年的《时务报》，《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等两篇，刊于1898年底至1899年初的《清议报》。《变法通议》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的第一卷、入选时，编次略有更动。
梁启超说：1896年，“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发民权论，但微其绪，未敢昌言。”可见，《变法通议》是为“批评秕政”，为救清廷政治之弊而作的。因此，《变法通议》全篇都是在鼓吹变法，倡言维新。由于梁启超和其他维新派人士一样，是教育救国论者，因此，在《变法通议》中，教育救国思想非常明显，其中，教育思想比较集中的篇目为《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和《论幼学》等。
1．在《自序》、《论不变法之害》和《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梁启超指出，变为自然和社会之普遍法则，自然由变而成，社会也由变而生，“借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上引历史，
下及现实，左观印(度)日(本)，右览俄(国)德(意志)，极言变法之必要，他大声疾呼：“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这些话的确如春雷惊天，确乎振聋发聩，惊世骇俗，惊心动魂，使人们从古国甜梦的沉睡中惊醒过来而直面当时的严酷现实，这无疑是封建帝国里的第一声资产阶级爱国启蒙。梁启超继而进一步回答了法之如何变的问题：“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变法之本在育人才，在开学校，在变科举，所有这些最终又需依靠体制的变革，这即是说，育人才，开学校，变科举必须在政治体制变革的前提下，并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来实现。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远见卓识！2．在《学校总论》中，梁启超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而民智开于学，兴学立于教，因此，教育是系乎国家兴亡的大事！
那么，为什么会有学校不兴，教育不立的现实呢？梁启超指出，这都是长期以来的愚民政策所使然。统治者为箝制思想，便用制义、诗赋、楷法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如此便使学校存其名而无其实。学子除了科举一途无由自进，这样，即使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奇才异能之士”，为了取得中第升迁，也“不得不辍其所学，以焉而从事矣。其取之也无定，其得之也甚难，则倜傥之才，必有十年不第，穷愁感叹，销磨其才气，而无复余力以成其学矣”。所以，梁启超愤慨地揭露道，明太祖之设制艺，同秦始皇之燔诗书，“遥遥两心，千载同揆”，戕民害族，罪不可逭。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国民分士、农，工、商、兵五等，而农而不士，农业不兴；工而不士，工业不兴；商而不士，商业不兴；兵而不士，兵业不兴。不惟中国之农、工、商、兵四业不士，即便是士也不士，“聚千百帖栝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瞢然未有所闻”，如此而欲富国强兵，安内御外，无异于缘木求鱼，未可得也。所以，要举兴百业，就需要对百业之民实行职业教育，广设学校育才。但是，当时培养官吏的国之大学，省之学院，郡县之学官，乃至书院，教学内容陈旧过时，愚腐不堪，不教以历代政术，不教以本朝掌故，不教以天下郡国利病，如此则“当其学也，未尝为居官之地，其得官也，则当尽弃其昔者之所学，而从事于所未学，“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如此治国，岂有不败者乎？”而且，即使是如此空疏无用的教育，真正“泽及”者也不在多数。虽号称受教之人有四百兆，但实际上，妇女不读书，已去其半数，农工商兵不知学，终去其十之八九。梁启超于此不由得感慨系之：“故号为受教者四万万人，而究其实能有几人，则非吾之所敢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