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本位走向能力本位大学本质的回归

从知识本位走向能力本位：大学本质的回归

――基于政策的视角看日本大学在产学合作中的特征

丁建洋

摘要：从国家政策的视角考察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大学与产业合作的发展历程可以将其分为

三个阶段，相应地大学在合作中的角色也主要呈现三个基本特征：“模仿立国”政策下的产学合作，大学以移植知识为手段；“创新立国”政策下的产学合作，大学以创造知识为目的；

“能力立国”政策下的产学合作，大学以创造能力为中心。日本产学合作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在合作机制、创新机制、大学职能变迁等方面所呈现的规律性因素对我国产学合作改革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关键词：日本大学；产学合作；知识本位；能力本位

《辞海》把“产学合作”解释为“企业（产）和高等院校（学）之间基于科学研究、产

品开发、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等而开展的合作活动。通常指以企业为技术需求方与以高等学

校为技术提供方在技术方面的合作”口。据此，产学合作的类型可以分为“基于科学研究、

产品开发、技术创新”的“研究性”合作以及“基于人才培养”的“教学性”合作两种类型，本研究指向前者。历史地看，研究性产学合作是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近代化的产物，因为“在原初意义上，大学被期待为重视公益、创造新知识并作为公共部门的存在，对于科学研究，旨在依赖公共费用的支援。而对于企业而言其本质乃以追求自身利益的目的而存在。所以

'产’与’学’之间在相互关系上是利益相左的”□。典型的如中世纪大学以闲逸的好奇

精神守望大学，大学就是“象牙塔”。世纪初洪堡率先把发展科学引入大学的职能时其旨趣仅在于通过对“纯粹科学”的研究促进教学、培养人才，并没有试图探索知识的实用目的抑

或传播给企业。世纪中叶以降，大学受功利主义思潮影响，特别是第二次科学革命之后，大学科学研究的兴趣就不仅限于“纯粹科学”，以世纪初美国威斯康辛思想的出现为标志，学术的“应用性”、“产业化”理念在大学扎根。为实现学术的这一发展理念，大学与产业合作研发科学技术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而日本大学则是这一理念忠实的探索者和实践者。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如果回顾具有多年历史的日本大学，人们会发现几乎整个大学史上产学合

作被特别有意识地推进而兴盛”口。“有意识地推进”就是指日本在世界综合性大学开

创办工学院之先河，始终把产学合作作为大学办学的重要理念，所以日本大学发展史的特质

就在于其与产业的密切合作。如果追溯日本一个多世纪产学合作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其经历

了三次重大政策转型，大学在产学合作中的角色定位也形成了三种典型模式。

一、“模仿立国”政策下的大学与产业联姻：大学以移植知识为手段

近代以来，日本民族重视发展科学技术，从“南蛮学”的兴起、“兰学”的形成到“东

洋道德西洋技艺”理念的确立等科学技术发展路径来看，“科学技术立国”可以说是近代以

来日本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而且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发展理念和政策主题，如“模仿”、“创新”等。明治维新的核心目标之一就在于发展近代科学，其主要产物一一年成立的东京

大学是“世界上最早在综合性大学设立工学院”的大学口，初创时期“设置的学科有化学、

物理学、数学、生物学、天文学、工学、地质学、采矿冶金、造船等” □，近代科学，特别是工学的门类相当完备，而“当时欧美各国认为工学比法学、理学、医学低一等，明治政府却把工学放在了与理学、医学同等的地位，并通过提高高级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向民间提供了大量的技术人员，从而促进了此后日本产业的发展” □。年颁布的《帝国大学令》提出，“帝国大学以传授适应国家需要之学术技艺并研究其蕴奥为目的”。该令第十条规定，“分科大学为法科大学、医科大学、工科大学、文科大学及理科大学”，这在制度和组织上为大学移植西方科学技术奠定了基础。对于明治维新后日本如何实现近代化、如何追赶西方

发达国家的问题，明治政府很明确，就是要发展西方科学技术。对于如何发展科学技术，是

消化、吸收西方现成的科学技术，还是自力更生，明治领导人和明治政府提出“把学术作为

产业振兴的一个方法论” □，所以“日本大学在成立之初，相对于科学研究而

言，更是作为吸收欧美先进的技术并向民间进行技术转移的组织”口。

大学发挥技术移植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大学成为国外先进技术供给和本土企业需求之间

的中介，教师成为科学技术交流的载体，发挥着技术理解、技术筛选、技术应用、技术本土化的“二次创新”功能，产学合作的主要形式是教师在大学与企业之间共同研究、相互兼职以及职业流动等。“从战前的产学合作背景来看，共同研究和技术转移仅仅停留在教员个人

层面上” □。典型的如东芝电气的创始人之一藤冈市助是年创立的工学院（东京大学工学部的前身）第期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年他师从著名电气学者埃尔顿（）研究白炽灯，在日本进行了大量试验。为将技术产业化，他辞去教职，于年创立东芝公司。再如，明治时期著名学者长井长义曾赴德国研修药学，受政府号召回国后在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同时，从年连续年兼任“大日本制药公司”总工程师，“为西药的国产化发挥了极大贡献”口。后来长井长义以技术支持的方式和企业家福原有信共同创办了日后声名远扬的“资生堂”化妆品公司。当然，“明治维新后产业化过程中，工学院等高等工学教育机构发挥的作用，不仅有技术的供给者，还有教授向民间企业提供建议，以及像藤冈市助那样亲自创办企业等多

种形式” 口。日本大学在战前产学合作过程中之所以能形成以移植知识为主要功能的角色

特征，从发生学上来说首先是政府政策的推动作用。政府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强国战略，把

大学作为实施这一战略的有力工具，使得日本大学（主要是国公立大学）形成了在国家领导下的“国家化大学” 传统。日本大学在办学上追求把德国大学的纯粹学术理念与“以应用和

实用为学问的生命”□的理念进行融合，既重基础又重实用、既为国家培养人才又与产业

紧密合作，移植西方发达科学技术就成为发展的必然。此外，从产业发展的特点来说，制造

业和加工业作为战前日本的支柱产业，对技术创新的需求比较低，大学作为引进外来文化的

前沿窗口也就自然成为产业界与西方发达技术之间的桥梁。

二、“创新立国”政策下的大学与产业合作：大学以创造知识为目的

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复兴，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再一次得以重视。年经济审议会在《关于经

济自立的意见书》中提出了日本“经济自立”的目标，并首次把“科学技术自立”作为实现

“经济自立”的途径之一；年日本政府在科学技术白皮书中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发展将“从依

赖国外到自主发展”的重大战略转型；年创设的“通产省大学工程制度”、“科学技术振兴

调整费制度”等政策把促进自主技术开发作为大学与产业合作的目标；年《大学与民间等的

合作研究》的出台，标志着战后产学合作从非制度性的合作转向制度性合作；年内阁决议《科

学技术政策大纲》正式确定“科学技术创新立国”目标，“发展创造性的、丰富多样的科学

技术” □是这一政策的核心理念；同年《研究交流促进法》的颁布以及年内阁决议《关于产学官以及与外国的研究交流促进的相关制度运用的基本方针》的实施使得以创造新技术为

主旨的产学合作在政策层面上得到有力施行，随后一些大学相继建起了与产业合作的“共同

研究中心”。至能纪年代，日本大学界构建了系统的产学合作形式，如共同研究制度、受托研究制度、受托研究员制度、奖学捐赠制度、共同研究中心和公益性研究助成法人制度、企

业税收优惠制度等，这些合作制度使“大学与企业形成了分栖共存的生态环境”□。这些

制度主要分为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转移制度两个方面。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是研究经费投资

体制与知识产权归属制度，知识转移制度的核心是大学技术转移中介组织制度。这些制度的

目标紧紧围绕如何促进知识的创新与转移这一主题使得“分栖”的双方实现“共存”。通过产学两界合作专利、合著论文数据的推移可再现从世纪年代后“创新立国”政策下通过产学

合作创造的“新知识”：日本工业界研究人员发表学术论文“从年的篇论文，年达到篇论文”，

其中工业界“与一位大学研究人员合著的论文则从年的上升到年的”，而且大学与企业共同

研究以及大学受托研究的规模迅速扩展也可以发现产业依托大学的技术创新功能以及产学两界在合作中的互利互惠（见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民族特别是日本大学学习域外文化确实呈现出“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拿来主义” □向创新主义嬗变的特性。

数据来源：由《戦後国立大学研究費補助》“与民间的共同研究实施状况”（表）

和“接受受托研究状况”（表）整理而得。参见阿曽沼明裕?戦後国立大学研究費

補助[]?多賀出版：?

三、“能力立国”政策下的大学与产业融合：大学以创造能力为中心

日本“产学合作划时代的变革是年《科学技术基本法》的制定和年《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施行” 口。《科学技术基本法》提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即“通过研究开发机构以及研究人员间的相互交流谋求研究人员等的多样性知识和能力的融合是获得创新性研发的源泉”。这是日本政府面对泡沫经济崩溃反思“迷茫的十年”后对产学合作战略的重新思考与定位一一通过不同形式的合作提升研发人员的创造能力来创造引领世界的科学技术。这一转

变促进了日本大学产学合作目标和制度的革命性变革一一从以知识为本的合作走向以能力为本的合作，这些促进产学联合的一系列政策变革从世纪年代中期正式开始（见表）。从这

些制度的理念与目标来看，这一时期“所有的政策和计划都强调了促进创造力提高和新产业发展的必要性” 口，强调“产学联合根本上是人作为资产的质量的提升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从这些制度的内容来看，涉及产学合作机制的深层次问题。围绕这些理念和目标，制

定了若干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和原则，为世界各国解决产学合作难题提供了新的范式。诸如

能力至上合作研发原则，设置制度，中小企业技术革新制度，技术研发人才和技术经营人才并重的培养制度，风险性公司培育制度，大学与企业共同培养专业学位人才制度，共同研究、

委托研究相关税额控制制度，产学共同研究项目、大学教员专利转让以及大学技术风险企业

设立的辅助金制度，等等。这些理念和政策不仅秉持如何生产、供给及转移技术等围绕知识

运行的“知识主义”价值观，更重要的是秉持产学双边合作过程中如何生产、供给及转移研发人员创新能力的“能力主义”价值观。“能力主义”价值观突破了以往以生产、转移知识

等外在性目标为导向的产学“合作”，把提升主体即“产”和“学”机构及其研发人员的

研发能力作为合作目标从而使两个主体实现了“融合”。

表产学合作转型期主要政策变迁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和经济产业省网站公布的相关法律文本总结而成。

制度转型以来，以“创造能力”为中心的产学合作的显著标志是产学合作中“产”的主体和合作目标的变化。合作中产业方面的中坚力量从过去的以大企业为中心逐渐转化为与地域关

系紧密的中小企业、特别是风险型中小企业为中心，合作的主要目标就在于提高这些企业的

研发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为了达成这些目标，从合作的具体内容来看，“研究成果的早期达

成”、“人才的活用”、“信息的获得”等成为合作的主要倾向。日本学者马场靖宪等以东京大学工学院、生物学院、医学院的科研人员为对象所进行的调查充分反映了政策变化后产学合作对象和合作主题的显著变化（表、表）。而产学合作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的一个显著

特征是企业不仅获得新技术，更重要的是“所派生的学习能力的提升，提高企业对科学论文

等所包含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知识的接受能力，以及通过组织之间的合作提高了利用其他组织

或媒体所传播的信息的能力”□。其具体表现：其一是提高企业识别科学知识应用性价值

的能力；其二是把基础科学知识转移到应用性知识的能力；其三是实现知识生产的早期化能

力。这就是在（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的调查中为什么大量企业经营者并不对大学的专

利技术感兴趣的原因。

数据来源：日本学者马场靖宪等在年间以东京大学工学院、生物学院、医学院的教员为对象

进行的调查。该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份，其中“大型企业”系指从业人数超过人的企业，人以下的称为“中小型企业（含风险型企业）”。参见馬場靖憲，後藤晃?産学連携①実証研

究[]?東京大学出版会：

数据来源：馬場靖憲、後藤晃編?産学連携①実証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

一般而言，从大学向企业的技术转移，诸如产品新思想、专利等比较容易，而提高企业

的创新能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前提是首先需要提升大学自身的创新能力。所以，大

学如何提升研究人员的创新能力成为日本大学在产学合作制度转型后首先面临的难题。

日本

学者马场靖宪等以“光催化剂” 研究领域为案例进行了深入研究。该项研究把日本学者和企

业研究人员共同在该领域申请的专利数、的论文数和被引用数等作为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两个重要结

论：第一，通过产学合作的大学发表共著论文的数量远远超过共同申请专利的数量，“通过共著论文的产学合作与通过共同申请专利的产学合作对大学科研都具有重要意义，但通过共著论文的效果明显得到提高。特别是把被引用次数作为变数时，其差异性更加显著，也就是说，通过共著论文产学合作的成效明显提高，

而通过共同申请专利的产学合作的价值呈下降趋势。……所以，就对大学科研的影响来说，相比较共同专利而言，共著论文

对大学科研的影响力更高”［］。第二，通过论文所包含的应用性成果体现论文的应用性，“光催化剂” 研究领域通过产学合作所发表的论文“不仅提高了光催化剂研究在基础领域的发展，而且与推进在除臭、防污、防腐等使生活空间舒适的适应企业需求的应用研究方面有机结合起来”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大学在产学合作中需要提升的创新能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基于“应用论”即根据企业需要而决定生产什么知识；其次是基于“认识论”即科学的逻辑决定如何生产知识；再者是基于“应用论”和“认识论”的双重目的实现知识的早期化应用，三方面归结到一点可以称之为科研定位的“巴斯德象限”能力①。

四、日本产学合作历史演化的结论与启示

（一）日本“产”“学”两界何以能够合作

“产与学两个不同领域在本质上是制度与文化的不同” ［］，大学的天性是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企业的天性是面向市场开发技术，“产”与“学”的不同属性决定了两个部门的边界。从日本产学合作发展历史来看，以政府为主导，“产”、“学”、“政”三者在博弈的基础上形成的制度性契约即政府政策从根本上推动了产学合作机制的形成和变革，而制度

背后是民族文化所支撑的基础性力量。大学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紧密结合社会需求而形成服务社会的大学文化；企业注重研发投入，把知识作为第一生产力，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通过产学合作不断提升自身研发能力的企业文化；政府把科学技术作为强国的核心战略，强调制度建设以及积极推动国家和区域知识创新体系构建的制度文化，这些文化

背景促成了日本“产”“学”两界长期而富有成效的合作。

（二）日本产学合作何以能够促进创新

熊彼特（）在其巨著《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世纪末期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源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新组合”在本质上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过去没有或未曾利用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引入了生产体系。如果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来看，日本通过产学合作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在本质上恰恰就是通过学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了学术生产

力的发展。产学合作之所以能够促进知识创新就在于不同性质组织间外部

性的学术交往不仅推动科学研究从“基础”向“应用”方向延伸，也推动科学研究从“应用”

向“基础”方向延伸，日本学者中山茂对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这一特点进行了直观阐释（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