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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体育休闲娱乐理论

第七章体育休闲娱乐理论

本章提要人类社会休闲时代的来临,对体育提出了新的需求,为体育结构的变革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使体育休闲娱乐的发展成为不可逆转趋势。体育的社会功能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的调整,实质是从经济和政治的附庸向自己文化本位的回归。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时期,不能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东西,需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体育休闲理论。

第一节休闲时代的来临

体育、休闲和娱乐,反映着人类生存状态的古老历史。然而,为何休闲,休闲娱乐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却是引起长久纷争的理论问题。对体育休闲娱乐的认识其实是对于人类自身发展的认识。当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人类在体育休闲娱乐中发现自身,了解生活的目标、存在的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人们不再满足于吃饱穿暖的基本生存状态,开始重视生活质量。中国,面对休闲时代。

(一)从空闲到休闲

空闲与休闲,一个是相对消极而陈旧的词汇;一个是表现主动而时髦的词汇。空闲不等于休闲,古代的空闲不等于现代的休闲。原始人享有在物质资料极度匮乏之下的空闲,但他们却要避免这不能满足他们对基本生活资料需要的空闲,否则就要危及生存。空闲指有多余的时间,休闲是积极主动地支配这些时间。因此,休闲时代的来临代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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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和休息、闲暇、消遣究竟不同。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休闲思想和西方休闲学的理解来看,休闲的含义远不止这些。应该说人们的休闲生活首先是以闲暇时间为基础,社会、时代发展的不同时期又赋予了休闲以不同的意义。前些年人们是从一些广告语中接触到休闲的,比如“周末休闲哪里去,XXXX购物去”。后来又出现了“休闲屋”、“休闲帽”、“休闲鞋”这样一些词汇进入我们的生活,近年来,又出现了休闲俱乐部、休闲洗浴、休闲旅游等,休闲差不多成了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词了。但一说休闲就是掏钱去消费,就是逛商场,这就形成了一种误导。休闲的真正含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休闲是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的时间,它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与之相适应,给所有人腾出时间和创造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但是,过去由于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人们也只能以在家睡大觉,朋友聚在一起聊聊天,逛逛商店,来打发闲暇时光,休闲也就成了打发时间的代名词。而现在的休闲体育、休闲旅游、休闲俱乐部等显然和以前的那些说法有本质的区别,它实际上是人在除了恢复自己的体力之外,还有一种更高的、精神的、心理的、文化的需求。因此,可以说休闲与人性、与人的全面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

古代思想家早就对“休闲”有认真的探讨,如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认为,摆脱必然性的休闲是终身之事,而不是远离工作或任何必需性事务的短暂间歇。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哲学家还这样认为:休闲不仅仅是摆脱必然性,也不是我们能够选择做什么的一段时间,而是实现文化理想的一个基本要素:知识引导着符合道德的选择和行为,而这些东西反过来又引出了真正的愉快和幸福。灵魂的高尚、与神圣事物的联系等,正是这些理想孕育了休闲哲学。亚里士多德甚至还提倡“哲学家首先要做的是论证那些休闲之人自由地从事的高层次活动的合理性”,尽管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反映了奴隶制时代“自由人”的偏见,但亚里士多德将休闲视为“对必然性的摆脱”这一说法,是经得起历史的推敲与时间的检验的。

英文的leisure 一词来源于古法语leisir,古法语源于希腊语,“休闲”,在希腊语中为“schole”,意为休闲和教育,认为发展娱乐,从中得益,并与文化水平的提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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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相成。在法国,休闲用作单数时,它可有两种含义:第一、是将休闲与休闲的时间等同起来;第二、休闲首先是独立于可能填补这一可自由支配时间的活动的空闲时间。而另一些作者,如M.卡布朗,他把休闲定义为:任何能自由选择、并能使个人在进行这一活动的过程中谋得自由这样一种感受的活动都属于休闲范围,由此,休闲将首先是个人的一种心理态度。1

“休闲”一词意义的异化,是基督教文明兴起之后,尤其是近代工业文明兴盛以后的事情。基督教会有关于“礼拜日”的规定,只有这一天,人们才停止劳作,得以休息和去祭奉上帝,由此开始了日常生活与休闲活动的分离。而宗教改革以后,新教伦理强调“工作伦理”,休闲如同“浪费时间”一样,成了一个贬义词。而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经济崇拜”和“效率崇拜”浪潮,更强化了人们追求效率的念头,以至人们也像利用各种资源一样地去利用空闲时间,空闲时间要么是成为恢复体力与脑力疲乏,以便更有效率地工作的手段,要么人们在空闲时间拼命地追求各种刺激和放纵自己,以致空闲时间的利用也如同劳作一样的匆忙和紧张。因此,近代以来,力图恢复希腊人关于“休闲”之古义的声音仍不绝于耳。 2

《国际休闲宪章》认为休闲就是人们在完成工作和其他任务之后,在自由支配的时间内所进行的活动,是以补偿性活动为基础的活动。3

休闲娱乐的社会化、终身化的发展,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运用,为休闲时代的来临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提供了充裕的闲暇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大量作用,出现了第三代工业革命。从1951年到

1罗歇.苏:休闲.商务印书馆,1996年。

2胡伟希:境界与休闲——《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读后,2003年12月21日上网?

胡伟希:《闲暇与现代化》,《现代化》杂志1995年10期。

3国际大众体育信息,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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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中,联邦德国和日本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7.5%至14.1%。这种经济发展速度,为休闲娱乐的发展提供了逐年增多的经费,休闲娱乐场地设施日益增加,收入的提高使休闲娱乐参加者迅速增加。

在信息社会里,人们对于工作和休闲更是分不开了,人们在家里上班,免去了上下班舟车之劳,通过internet就可以足不出户地进行电子商务、网上购物,衣食住行玩乐都可以在家中进行,此时可以达到在工作中休闲,在休闲中工作。

信息革命的结果使工作在人一生中所占的时间越来越少。一项对英国公众所作的调查显示:尽管现在一般人的职业生涯仍然要持续40年左右,但一生有效工作时间已由1856年的124000小时缩短至1983年69000小时。一生用来工作的时间所占百分比已由50%减少到20%。美国《未来学家》杂志(1999年第12期)撰文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未来的社会将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生变化。也许10年~15年后,发达国家将进入“休闲时代”,发展中国家将紧随其后。新技术和其他一些趋势可以让人们生命中50%的时间用于休闲。休闲的中心位置将会进一步突出,人们的休闲观念也将发生本质的变化。

休闲表现为个人或集体的积极实践,由于这些实践的扩展及其所需的基础设施,使休闲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以法国旅游业的发展为例:每年外出度假的法国人越来越多,外出率已超过了60%。周末或短期假期外出的增加更说明问题。体育娱乐发展更令人吃惊,法国人自发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无法统计。在这方面,慢跑的例子是很有趣的,刚开始是一种时尚现象,它却出乎人们预料地延续和发展起来。

在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休闲通过渗透于社会、经济、文化来影响整个美国社会。人们通过休闲来实现自我追求的目标。目前,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以属于自己支配时间的多少和能否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来判断其生活质量。今天的美国社会,在使人们工作时间不断缩短的同时,还为人们提供了多种公共性的、私人非盈利性的、商业性的场所和设施,使人们能参与各种各样的休闲活动。休闲文化的繁荣与一个民族的创造力是密不可分的。在英文中,recreation 这个词是一个合成词。Re,作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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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是“不断、反复”的意思,creation的意思是“创造”。不断的玩,才能不断地创造,创造依赖于玩。它喻示人通过休闲、放松身心来获得自己的一种精神的解放,因为创造和精神自由是密切相连的。人在一个沉重的负担下,就没有什么创造力。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院休闲研究系教授杰弗端·戈比在其所著的《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一书的中文版序中不无远见地指出:“21世纪是一个将会发生深刻变化,也最能揭示人类的目的,同时又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的世纪。人类有意识的进化,将使变化的速度超出此前的任何一个世纪。……在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中,人们的闲暇时间在增多,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和带来的机遇都是跨越国界,也是跨文化的。每个文化都不断地对休闲进行构建和重构,中国也正在对休闲进行重构;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一重构将产生辉煌的成果。” 4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在政治路线上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拨乱反正,在经济体制上逐步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对外则实行了全方位的开放政策。我国自1995年5月起,开始实行5天工作制;1999年又开始实施春节、“五一”、“十一”三个长假日。一年当中,中国有114天是法定休息日,这就是说,一年中我们有1/3的时间都在休假,这给人们的休闲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条件。

休闲成为一个时代,其中主要的标志,一是有闲,二是有钱。从“有闲”的方面看,我们有法定节假日114天,“十五”期间还有可能实行带薪休假制度(事实上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早在若干年前就实行了),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假日会更多。从“有钱”上说,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以北京市2001年的统计来看,已经达到了人均收入3000美元,基本属于小康社会了,东部发

4杰弗端·戈比:《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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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沿海城市可能早就达到了这个程度。从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状况来讲,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都在以7%到8%的速度增长。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表明,到2005年中国将有两亿中产阶级。中国现在“有闲”和“有钱”这两个条件发展得都很快。

小康社会的建设,使休闲作为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和经济现象浮出水面,并成为我国社会进步面临的新课题。但是,我国城市居民怎样分配时间呢?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琪延博士为首的“生活时间分配”课题组的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城市居民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为5小时1分,个人生活必需时间为10小时42分,家务劳动时间为2小时21分,闲暇时间为6小时6分。四类活动时间分别占总时间的21%、44%、10%、和25%。从终生时间分配来看,正规学习时间约为全部生命时间的7%,工作时间仅仅占人生的1/10,生活必需时间几乎占去了整个生命时间的一半,闲暇时间约占1/3。毋庸置疑,我们正在进入休闲在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时代。5

休闲,其实就是如何利用以前我们很熟悉的“业余时间”。今天,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城市找到你喜欢的任何一种休闲娱乐场所:保龄球馆、游泳馆、网球场、桑拿、健身、餐饮、游戏机……,休闲文化开始渗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假日经济也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休闲有它缘起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中国现在到了应该关注休闲文化和休闲经济的时候了。

由于运动休闲市场巨大,所以在西方工业国家,运动休闲作为休闲产业的重要部分已经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增长部门。在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与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来越短,人们的空闲时间越来越多,但人们并不因此而越来越会“休闲”。物理意义上的“空闲”,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满足”;迫切需要休闲娱乐的理论研究,解决在实践中凸现的问题。

与休闲时代平行的是“身体时代”的来临,所谓现在是比脑力和数码、而不比体格和体力时代的说法,颇值怀疑。健身和强健的体魄,从来未像今天这样来得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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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斗士”和“武侠”式的个人体力,成为当今影视的热点,也决不是偶然的。在休闲时段,大力发展个人健身意义上的“体育”活动,非常重要。我甚至认为,综合国力的竞争,是高科技加“高”身体的竞争。……如果各行各业都来开掘休闲文化内涵,而不仅仅满足于休闲利润的计算,那么,休闲产业的经济规模才能真正得到稳步扩大。6

由于现代休闲活动对个性发展和社会文明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我国在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全民健身活动中,将体育休闲活动作为重要方面来积极组织和引导人们参与,充分享受美好生活,并通过休闲活动增进健康,陶冶情操,丰富生活,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

(二)代表东方文明的休闲文化积淀

休闲作为一种积极参与生活的方式,是一种人生的境界与追求,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标识。

中国古人很懂休闲。从《诗经》、《易经》、孔子、老庄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到,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孕育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休闲观。中国文化艺术的传承,常常以休闲形式为载体。我们不但把休闲当作生活,更提高为最高人生境界,像陶潜的归去来兮、归田园居及历代隐逸之士、山林文学、水墨丹青都是最懂“偷得人生半日闲”的模式,只是多属个人的生活体验,而不像西方人变成学问,将休闲视为“自由”与“哲学”的代名词,认为对休闲的认识其实就是对自由与哲学的认识。

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千年前就具有了这样的智慧:

“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宣云:「无为,犹言闲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成云:「吹

6顾晓鸣:《人民日报 . 华东新闻》(2001年04月19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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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呼而吐故,呴暖吸而纳新,如熊攀树而自悬,类鸟飞空而伸脚。」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李云:「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7有学者从文化哲学层面进行分析:“休”在《康熙字典》和《辞海》中,被解释为“吉庆,欢乐”的意思。人依木而休。……“闲”通常引申为范围,多指道德,法度。《论语.子张》:“大德不逾闲。”其次有约束限制之意。《易.家人》:“闲有家。”闲通娴,熟悉。从词意的组合上,表明了休息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因此它不同于“闲暇”,“消遣”。这个颇具哲学意味的文化象喻,表达了人类生存过程中劳作与休憩的辨证关系,喻示物质生命活动之外的精神生命活动。人依木而休,使精神的修正和颐养活动得以充分的进行,使人与自然浑为一体,赋予生命以真善美,具有了价值意义。8

相休闲的原始概念在《辞海》中有明确的界定:是指“农田在一定时间内不种作物,借以休养地力的措施。”很明显这一定义来源于原始农业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休闲的概念引申到现代社会生活中来,休闲是指:休养劳动者体力,精力的一种措施,是一种心情或心境,是让让人摆脱繁杂的事务,解脱精神压力,排遣消极情,从而获得一种宁静安谧的感受。《说文解字》和《词源》这样解释它们的含义:“余”指多余、剩余;“暇”指空闲,也指无事之时;“闲”是指安静无事,孟子公孙丑上:“国家闲暇,乃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休”在史记中表示休息,在汉代则指休暇,从结构上讲,“休”是个会意字,会人依木而休的意思,“息止也,从人依木”,意思是人在大树的庇荫下,颐养活动得以进行并得到精神的休整,由于精神修养活动是指向善与美的,是生命的审美活动,所以“休”在先秦时代便有了吉庆、美善、福禄的引申含义。从上述词源分析不难看出,余暇、闲暇都是两个基本意思相同

7〈庄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8马惠娣,休闲,自然辨证法,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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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组合起来的纯名词,表示剩余、安静无事的时间。另外,我国传统哲学也早已有这种“依木而休”的人生观念从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逍遥游》,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不反映了我国先哲们创造性、审美性地修身养性的生活态度。9

对于西方的“畅”,东方更重视“养”,忽视宣泄而重视健康平衡。中国人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意向,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养”字。俗语“养生”、“养家”、“养孩子”、“养身子”、“养精神”、“养老”,就连中国式的“乌托邦”——“大同世界”这个理想天地,讲的也是个“皆有所养”。因此,中国更需要建立具有东方文明特色的体育休闲理论,对世界文明增添色彩。半个世纪前从苏联引进的体育理论已相当陈旧,已不能有效指导体育实践的创新;研究休闲娱乐的目的是建立新的体育理论,在参照当代国外先进理论的同时,促进新时期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使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等养生思想为发展世界体育文化作贡献。

中国的休闲传统与休闲智慧不仅可以与西方的休闲思想相媲美,而且中国人的休闲思想具有它自己的特色。与长期以来形成的西方休闲理论中将休闲与空闲等同起来,以及将工作与休闲截然而分的传统不同,中国人的休闲观念其实是一种“境界”,在休闲中强调娱乐。境界者,对生活的觉解之谓也。有什么样的觉解,就有什么样的境界。而真正的休闲境界可以说是一种与万物合一、消除了人我分别、内外分别的精神境界。达到这个境界的人,他可以上下与天地同游,可以泯物我、齐生死。这就也是庄子最早所提出来的“逍遥游”,也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越距”的自由。自得其乐,也是一种境界。儒家为历代学术之正统,其快乐观对中国文人传统有所影响。论语中单单以“乐”一字表示喜好、追求等意思的就有相当多的陈述:如“不亦乐乎”、“乐以忘忧”、“乐亦在其中矣”等等。后来的中国哲学,无论是儒家、道家或佛家,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在探讨与建构以境界为中心的休闲思想。休闲或者说境界与中国哲学的价值论或意义论取向相一致的。

9邢哲:让青年走进积蓄生命活力的港湾,当代青年研究,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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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中“游于艺”可以说明孔子重视休闲,文中的艺,就是古时所谓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种技艺,孔子将它们视为锻炼也是娱乐。其中孔子尤其好乐,并且在乐艺上有很高的造诣,甚至“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中国传统的快乐的意识,展现的是追求一种理想所散发出来的动能,是主动、自发的有目标、有冲劲的快乐。在中国古人看来,快乐可以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一种恬淡平静的心境,或是人生所追求最高的境界。10

如果说在西方哲学或思想史的发展中,后来休闲观念一度与空闲观念难舍难分,这与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后本体与现象二分的思维致思方式相一致的话,那么,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则始终是体用不分、即体即用。唯其如此,中国的境界理论也就没有此岸与彼岸的区分、自由与必然的区分、休闲与工作的二分。故中国的境界理论始终没有像西方的休闲理论那样处于自由与必然、超越与现实的对立之中。就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哲学中的境界理论,不但显示出中国人的人生智慧,而且对西方休闲理论所面临问题的解决不无启迪。

西方的休闲方式侧重“动”。而中国人的休闲观则主“静”,特别是强调自我的反思、反省。如“吾日三省吾身”,这种理念包括“休闲”的原始字意,人倚木而休,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闲”通“娴”表示思想的宁静,所以它强调的都是自我内心的平和,这样的价值观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许多文人墨客最好的休闲方式仍然是读书,老百姓把大量的时间用于打麻将等消遣。与这个讲究实用相配的,就是林语堂所说的,“中国人对抽象的观念没有胃口”。所以,“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代表东方文明中国文化,正如梁漱溟所说,是早熟的文化,在个性还没有张扬伸展之前就开始讲折中调和,因此,中国人需要发掘自己的潜能,完善自己的个性,使自己的丰满起来,而特别要避免性格的猥琐和阴郁。

毋庸置疑,休闲在今天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已经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休闲这一话题已经关系到了我们每一个人。人们很少能够在短期内大幅度地增加财富,但人们完全有可能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尽可能使自己多获得一些满足。在休闲活动

10黃紹祖(1987),孔子之喜怒哀樂,臺北市: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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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们从周围环境中索取的越少,他们得到的快乐就越多。中国古代充满了东方智慧的休闲理念,带给我们的价值创新。古老的东方文明,在休闲时代来临时,发挥独特的作用。

(三)学术界的关注

休闲的理论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它的兴起与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是相吻合的。欧美国家认识到了休闲的重要性,认识到了通过有闲阶层的消费能够刺激和诞生新的产业,重视对休闲问题的研究,诸如:休闲设计、休闲策划、休闲政策、休闲研究的模式开始应运而生,一些大学设置了休闲研究系。二战后,社会对体育休闲的需求剧增,尤其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式各样的体育运动休闲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内容。为了迎合消费者需求、产品发展、法规调整的需要,政府和商人对日益膨胀的运动休闲市场采取行动。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运动休闲的经营管理成为发达国家经济中最富有激情和报酬很高的行业。

西方的休闲学主要有两种学派,一种是侧重休闲服务定量化的研究工作,通过一些数理模型、定性定量分析考察人的休闲行为和休闲需求;另一种侧重于理论研究,比如说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等等方面进行的研究。这两大部分可以概括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应用研究包括休闲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休闲和产业发展的关系,休闲究竟能给人们带来那些益处,休闲和满足人们多方面需求的问题,特别是对休闲前景的预测、分析、休闲项目的选择等,这些研究在休闲学中占很大的比重。

中国的学术界以前在观念上有误区,是认为休闲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讲闲情逸致不“健康”。而现在仍然不少人把休闲的问题理解得很狭隘,认为休闲就是消费,不会为社会创造价值。这些误区产生的根源是观念问题,需要学者们从理论上做出解答。

由马惠娣等人组织、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系列丛书“休闲研究译丛,是我国出版业首次较为集中和全面地引进和译介的休闲研究著作。《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你生命中的休闲》、《女性休闲———女性主义的视角》、《走向自由———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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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新论》、《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这5部著作,引介了美国休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引起了国内一批学者加入了休闲研究的相关领域。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休闲时代的来临,如何看待中国百姓休闲生活时间的增加?中国的休闲产业怎样才能良性发展?我们怎样学会“聪明地休闲”?2002年10月,由中国软科学研究会、《自然辩证法研究》编辑部、中国文化研究所休闲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2002-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内各高校及研究院所著名学者们的目光首次聚焦于中国百姓休闲生活方式变革的话题上。

研讨会的主题是:休闲——一个新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会议就“休闲产业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消费政策、劳动时间的关系及对策”;“转型期城乡(社区)居民休闲时间的利用、特点及存在问题”;“2008年奥运会与中国休闲产业发展”;“休闲产业相关社会条件支持系统在我国的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休闲的文化价值与对人文关怀的意义”;“休闲旅游与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休闲与教育以及休闲政策的考察”等一系列有关问题进行讨论。这是国内首次有关休闲理论和相关发展问题的学术研讨会。

此次会议直面休闲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的现实,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休闲的本质、人与休闲的关系和休闲在中国发展等重大问题,并就如何认识以文化引导的作用和人文关怀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如何认识休闲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如何认识休闲产业在推动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所具有的功能、如何认识社会转型期我国人民大众休闲生活的价值取向和发展现状、如何用先进文化引领休闲发展等问题进行学术研讨。来自国内外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以及休闲产业实业家共80余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的发言题目是:

于光远:论普遍有闲的社会;朱厚泽:社会进步与休闲;韩克华:浅谈休闲与社会进步;韩德乾:科技发展与休闲产业;陈鲁直: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马俊如:休闲与科学创造;孔德涌:决策论证每周5天工作制历史背景回顾;于景元:宏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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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视野中的休闲经济;魏小安:社会发展与旅游业的变化;郑介甫:环渤海娱乐业发展前景了望;王雅林:“双休制”对在业者休闲生活质量的影响;姜昆:服务于闲暇生活的文化产业;余嫔:成年人的玩与工作表现;刘孝廷:休闲问题的当代意境与学科建设;谌长瑞:忻州市休闲旅游发展设想;Sushma Sood:休闲与教育;申葆嘉:休闲学研究方法论;戴学峰: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马惠娣: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

学者关注休闲理论的焦点之一,是如何看待休闲时间的增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成思危认为,大约一万年前,当人类进入农耕时代,人类只有10%的时间用于休闲;当工匠和手工业者出现时,则省下了17%的时间用于休闲;到了蒸汽机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将休闲时间增加到23%;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电子化的动力机器提高了每一件工作的速度,譬如从烧饭到交通……因而使得人们能将生活中41%的时间用于追求娱乐休闲。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未来的社会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变化着,我们的休闲需求、休闲价值观、休闲方式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毋庸置疑,休闲时间的增加,是社会进步的标识,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拥有了发达国家经历了近一个半世纪奋斗才拥有的休闲时间拥有量。根据国外学者的预测,到2015年前后,随着知识经济和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将有50%的时间用于休闲。越来越多的休闲时间的获得,必然带来大众需求结构的变化——由对物质的追求转向精神享受的渴求,同时必然促进产业结构和消费市场的变化。

焦点之二,如何促进休闲产业的发展。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认为,不同的休闲方式需要不同的休闲产品和所需的服务,这就需要有为满足这种需要的休闲产业。休闲产业不是陶渊明的“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中的闲业,而是近代社会中一个很大的产业部门。一些从事休闲产业的人士,往往不去研究“闲”这种社会现象,不去研究休闲这种生活方式,而只考虑自己的财源——经济利益的现象,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看法。休闲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发达国家,休闲产业在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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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的地位高到以前想象不到的地步。我国的休闲产业当然要取得经济效益,但只有认真研究今天人们的休闲价值观、消遣方式日益增多的变化,研究如何使休闲更加科学、充实、富有个性,才能真正满足人们的休闲需求,而这正是休闲产业兴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焦点之三:怎样学会聪明地休闲。“闲”的时间越来越多,怎样使用好“闲”的时间的问题就突出出来了。中国太平洋学会理事长陈鲁直说:据美国闲学研究院的研究报告分析,从1965年到1985年,美国人每天的“自由时间”差不多增加了1小时。但有47%的美国人说近5年来他们的“自由时间”反而减少了。而调查结果令人吃惊的是,美国人在“自由时间”里,大多是用于看电视,而据说这是因为心情恶化、健康欠佳、肥胖增多。那么,我们怎样学会聪明地休闲呢?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有一句名言:能否聪明地用闲是对文明的最终考验。所谓聪明地休闲,最高境界正是恩格斯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而在今天的条件下,休闲的层次是不同的,有的人需要恢复劳动的疲劳,有的人必须增补劳动收入的不足,有的人在游山赏水中增添见识,当然也有人乐于从被动的劳动中暂时摆脱出来自由地发展自己。11

第二节新时期体育社会功能的转变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崭新的时期,2002年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国体育在这个新时期里运行,其社会功能将发生明显的转变。这种有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转变,显示出新时期中国体育的导向。

(一)从生产到生活

11田心:当中国百姓休闲时间增加之后——学者关注休闲理论三大焦点,中国青年报,2002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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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生产的发展,历来被认为是体育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旧体育理论如是说,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在体力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年代,体育培养使用体力的生产者,增强体质就是增强劳动力,几乎可以直接导致产量的增加,所以这样的理论在当时得到认同。

伴随人类发展的过程,引入物种演变的参照系。把它拉长、展开,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极强的生物适应性,是在很短的时候突然跟不上社会文明的发展的:人类处于运用体力渔猎采集的自然生存状态在时间上以百万年计,处于以全身性体力劳动为特征的农业经济的时间以万年计,处于以部分身体单调活动为特征的工业经济以百年计,而迈向以脑力劳动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大概只能以十数年计。可以说,从依赖体力的经济到大量消耗资源的经济,人类的健康出现问题;而到依赖知识信息的经济,人类的健康将出现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我们的身体运动方式几乎整体上突然脱离了生产劳动领域。

生产方式的转变,给人类带来的是余暇时间的突然增加、精神产品的需求突然增加,体力劳动强度的迅速降低、生物适应性的迅速降低。一旦生产活动中体力的作用下降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体育作为一种与生产有联系的教育实践过程,其运行轨迹必然会受社会调控。随着时代的发展,脑力已在生产活动中跃居主导地位,体力不能作为关键的生产力要素,这势必导致从物质生产需要“强身健体”转化为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后工业社会进入知识经济,体力不直接做功于生产,体育的社会功能就从促进生产劳动转变为提高生活质量。

生产方式的升级,必将导致体育方式的彻底变革。一旦生产发展到不需要人支付更多体力的时候,它反而难以满足健康肌体的自然需要,并使人的活动单调化。劳动丧失对体力的需求,人类失去了生物适应的自然选择,不由自主地堕落为“人工自然”的附庸。这种异化,不仅对人的精神,也对人的身体产生极大的影响。参加体育活动,成为挣脱这种异化的桎梏的最佳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从生产到生活,使体育具有了更重要的价值。

信息革命将人类的体力劳动降至最低强度和范围,知识经济使人的体力失去在生产力中原有的重要意义。而分散性的社会组织和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使强制性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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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体育领域迅速萎缩。新时期改变了体力在劳动中的地位,降低了劳动生产对体育的要求,体育对劳动的重要性下降,而在个体健康幸福生活中的地位提升,为提高人类生活质量服务的价值大大增加。

生产目的的变化,也导致体育社会功能的转变。传统的生产很大程度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最大限度地增加物质财富,追求利润最大化;但现代的生产需要顺应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过上更好的生活。1995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首脑会议上通过的《行动纲领》提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这一世界性的潮流引起我国的高度重视,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示,要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注重身心健康、享受生活、提高生活质量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取向,体育的社会功能应该随着社会生产的目的而加以转变。通过愉快而健康的身体活动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是当前中国体育发展的新趋势。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90年代确立市场经济,那么在新的世纪就正式提出了近期社会发展的明确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单纯的强调经济建设到关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向已经对准了长远的目标——提高生活质量。国家意志从来没有如此具体明晰地指向老百姓的生活,体育更应该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接近老百姓的生活。

体育传入中国最早是进入学校,体育与经济关系的转变,受影响最大的也是学校体育。长期以来,我们怀着“强国强种”的民族情结,在学校里执行“体质教育”,锻炼身体是为了“建设祖国”,把“增强体质”这种体育的客观效果,置换为体育的惟一目的,视为本质功能。于是,体育是“增强体质的教育”的观点盛行,增强体质可以直接为社会经济做贡献,体育教师以自己能铸造促进生产的工具而深感自豪,体育退缩于学校,与校园外的生活可以毫不相干,与学生未来的生活也可以毫不相干。世界上很少有像中国这样强调体育“增强体质”甚至以此作为体育“本质”的国家。这种把体育效果误解为体育目的甚至是终极目标的作法,生产出种种狭义体育理论,在上一个世纪末期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这些理论用于分析体育的结构功能时具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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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价值,但在实践中把娱乐、竞技、健康、休闲、游戏等统统逐出体育领域,并没有显示使学生体质增强的明显效果。在体力与传统经济关系断裂的今天,我们学校体育工作者应该尽快完成传统观念的扬弃,再也不能唱老调——单纯强调体育对生产的重要性——来呼吁社会对学校体育加以重视了。

当利用肌肉产生的功率直接进行物质生产的方式已变得十分落后的时候,当体力在生产力等经济发展因素中的作用和地位飞速下降的时候,体育从面向生产到面向生活。新世纪,人文精神在中国将得到更广泛地认同,人们更加关心和珍惜自己与自然和谐的小康生活,从妇婴保健到延缓衰老,即人的生命的全过程,都与体育发生联系。从生产到生活,体育与人和社会的联系的功能覆盖面更大了。我国体育领域里带有强制性和半强制性的高水平竞技与学校体育将面临重大的改善和调整,而社会体育在全民健身的旗帜下将在人们的生活中得到空前的发展机遇。体育将发挥提高人口素质、改善生活质量,丰富现代生活方式的社会新功能。

(二)从群体到个体

过去的一个世纪,体育活动尤其是高水平的竞赛,作为意识形态较量的工具,曾被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利用,甚至成为超级大国之间抵制奥运会的武器,给人类的和平发展带来了损害,偏离了体育的终极目标。革命者和反动派都可以利用体育。在特定条件下,我们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群体的需要,为了阶级的斗争,利用体育扩大政治影响,提高国家的地位,在20世纪腥风血雨的历史背景下,完全必要,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一个群体奋起之时,国家可以利用体育作为强有力的直接的宣传鼓动工具,振奋民族精神,掀起爱国主义热潮的巨大动力。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体育能够满足政治需要的高显示领域是国际层面的竞技活动。用军事化的组织机构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把“更高、更快、更强”视为战斗目标,把金牌作为标志性战果,必然导致“举国体制”这种高度集权化的形式的确立,充分体现了军事活动严密计划的优越性,发挥出巨大的效益,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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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体育作为政治工具的副作用,长期受到忽视。体育竞赛的成绩,固然可以用来振奋民情,但超过一定程度,也可以导致狭隘而狂热的民族主义,煽动仇恨的情绪宣泄,淹没了人类共同价值,泯灭了起码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混淆自由与独裁、人性和反人性、善与恶、真与假、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实质性区别。把体育休闲娱乐在意识形态对抗中扼杀,是面对人类文明的非礼。

斗转星移,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人们的心态会上升到更清醒和更理性的层面。体育的政治方面发挥的功能,在一段时期可以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如文革时期的“乒乓外交”),但它却并非是根本的、永恒的功能。尽管我国体育已经对政治文明产生了巨大作用,但我们应该把过去的成绩视为历史性贡献。因为,新时期体育的政治功能难以避免地淡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点正在逐渐调整和转移。它要从主要为政治服务,转到为满足中国人普遍和根本需求——建设小康社会的轨道上来。

中国体育在20世纪下半个世纪,前30年为阶级斗争服务,后20年为改革开放服务,成绩斐然,也带来难以觉察的隐患。这种隐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暴露出来,那就是只讲社会责任,不顾个体差异;只会向上交差,不顾下面需求;重视社会群体,忽视人文精神;空谈国家民族,拒绝联系实际。体育没有真正进入老百姓的生活,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联系不起来的。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千好万好不如老百姓说好。今天,我们已经渡过了全民皆兵、充满仇恨和对抗的热战和冷战时期,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和平共存的新时期。联合国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人类发展是一个提高人们生存机会的过程,从总体上说,健康、长寿、接受良好教育和生活幸福美满是人类发展的基本标志。”21世纪的中国体育正在发生重要的转变:从群体的政治需要转向人的发展需要;从政权的强制性功利需求转向个体健康幸福生活的主动需求。从群本位到民本位,体现了体育全球化观念的世界潮流。“倡导娱乐、健康第一”,通过愉快而健康的身体活动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是中国体育发展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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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法》明确规定“体育工作坚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促进各类体育协调发展。”1995年国务院颁发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的出台,说明“我们党要带领亿万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同样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身体的健康。”(李岚清讲话),这是新时期中国体育工作的主要任务。

2008年以后,中国竞技运动的发展将达到高峰,对其政治影响和经济效益的高度期望得到充分满足后,竞技运动降温并向其文化本位的复归将成为历史的必然。曾几何时,日本从1964年奥运会上的第3名,到2002年亚运会的第3名——它早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经济总量至今仍然是中国的数倍之多,无需通过竞技运动成绩来证明国家的强大,从80年代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提高国民总体素质上。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为强大,更具理性、情感和心态更为健康的表现。体育道路从集中全力投入高水平竞技到普遍关注个体的身体健康,标志着体育需求和价值观念在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增强时的升华。

从群体到个体,并不是说应该放弃群体的需要和利益,而是指应该把这种需要和利益更好地体现于个体。无庸讳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政治大国依然要利用体育竞赛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依然需要国际比赛的好成绩,但这已不完全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而反映更加实际的国家利益(譬如发展经济);新时期的体育成就,仍然被政府视为国家利益。但这种国家利益的性质与冷战时期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其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鼓励每一个个体的发展。新时期的体育将从政治旋涡里淡出,走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长远关注每个人发展的立体层次,不仅要为群体服务,而且要考虑微观的个体的需要,从全人类的宏观层次来探索体育的终极目的。

当体育的社会角色从为群体生存拓展到为个体健康的时候,当体育不再强调为培养生产工具或政治工具服务而回到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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