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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敬祥案

胥敬祥

记者于扬含冤入狱13年,出狱后奔波4年半申请国家赔偿,昨天,胥敬祥分别从周口市中级法院、鹿邑县法院、鹿邑县检察院3家义务赔偿机关领取了总计529936.68元的国家赔偿款。虽然正义得到了伸张,但掂着赔偿款的胥敬祥心里无比沉重,他依然忘不掉那13年的牢狱之灾。

买来一件旧衣莫名成了嫌犯

1991年春节过后,周口鹿邑县杨湖口乡接连发生十几起抢劫案。当地警方投入大量警力展开侦破,但一直没有大的进展。

然而,这起案件却很快又有了突破性的转折,起因来源于一件绿色毛背心。1992年2月,杨湖口乡小桥村村民卫国良和阎胥庄村的胥敬祥一起喝酒时,发现胥敬祥脱掉外衣后露出了一件绿色的毛背心,他认出这件毛背心是自己的妻妹编织的,而其妻妹正是这十几起抢劫案的被害人之一。

鹿邑县警方接到举报后,立即传唤胥敬祥,并于当年4月1日将其刑事拘留。

其间,胥敬祥的“供词”前后不一。起初,胥敬祥称自己不知情。但是几天后,他承认:“这是我和梁小龙带来的‘青龙’、‘绿龙’、‘黑龙’等人干的,几次蒙面入室抢劫都是我们5个人一起去的。”

1992年4月13日,胥敬祥被鹿邑县检察院批准逮捕,警方宣布连环抢劫案“告破”。有关绿色毛背心这一关键证据,胥敬祥说,1991年秋天,他和同乡一道在集市的地摊上买的旧衣物。胥敬祥的这一辩解,直到1997年河南省检察院复查时,才予以证实。胥敬祥说,他当时之所以承认入室抢劫,是因民警对其刑讯逼供。

办案民警蒙难冤案浮出水面

据了解,胥敬祥被捕后,案件移交到鹿邑县公安局预审股审理。承办此案的二级警督李传贵详细审阅胥敬祥案卷后,发现不少疑点。他随即向上级领导反映,认为胥敬祥犯罪事实不能得到证实,案件暂时无法移送起诉。

但后来,胥敬祥涉嫌抢劫罪一案还是移送到了该县检察院。鹿邑县检察院、河南省检察院周口分院(现周口市检察院)曾经7次退回补充侦查。4年多后,鹿邑县检察院对胥敬祥提起了公诉。1997年3月7日,鹿邑县法院一审以抢劫罪和盗窃罪,判处胥敬祥有期徒刑16年。1993年7月,李传贵被举报故意抽调胥敬祥的材料、藏匿犯罪证据。同年11月,李传贵被以涉嫌徇私舞弊罪提起公诉。鹿邑县法院在审理后认为,检察院对李传贵的

指控没有事实根据,宣判无罪,鹿邑县检察院随即提起抗诉。1995年8月28日,周口中院终审裁定维持原判。

1997年11月10日,李传贵一案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被移交到河南省检察院,河南省检察院在认真审查了李传贵案件的全部卷宗后,又把涉及胥敬祥案件的卷宗一起调来,最后认定李传贵不构成犯罪,而且认定胥敬祥没有上诉的抢劫案也存在重大问题。

自此,胥敬祥案浮出了水面。

含冤坐牢13年终获无罪释放

从2001年到2005年,胥敬祥案又经过5次审理,胥敬祥终于重获自由。

2005年1月10日,河南省高级法院下达终审裁定书,撤销一、二审法院对胥敬祥的有罪判决,以“胥敬祥犯抢劫罪、盗窃罪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鹿邑县法院重新审理。2005年3月15日,胥敬祥蒙冤入狱13年后被无罪释放。同年6月21日,胥敬祥以错捕错判为由,向周口市中级法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要求周口市中级法院、鹿邑县法院、鹿邑县检察院共同赔偿。

由于周口市中级法院逾期没有作出赔偿决定,胥敬祥依法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赔偿其因错捕错判被羁押的赔偿金301915.90元(按2004年标准)、精神抚慰金13万元、被羁押造成疾病需要治疗费13万元。

今年11月2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查明事实后作出赔偿决定:胥敬祥因错捕错判被羁押,有权申请国家赔偿。基于胥敬祥错捕错判被羁押4732天的事实,赔偿委员会认为:应按2008年度全国在岗职工日平均工资(111.99元)标准计算,赔偿金共计529936.68元,由三义务赔偿机关共同赔偿。

赔偿委员会在赔偿决定书中称,“胥敬祥提出身体疾病是由羁押造成,但未能提供相关的有效证据,其请求赔偿治疗费不予支持。胥敬祥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该项请求本院也不予支持”。

昨天,胥敬祥从周口市中级法院拿到了国家赔偿款176645.56元。随后,胥敬祥分别从鹿邑县法院、鹿邑县检察院领取了另两笔国家赔偿款。

分析

胥敬祥案]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案件出庭检察员意见书审判长、审判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的规定,我们受河

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代表本院,出席本法庭、依法履行职责。现对本案证据、案件情况和原审人民法院裁定发表如下意见,请法庭注意:一、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胥敬祥有罪。

二审裁定认为:“原审被告人胥敬祥伙同他人持械蒙面入室,拦路抢劫他人财物,情节严重,伙同他人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分别构成抢劫罪、盗窃罪。原审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刚才的法庭调查证实:本案没有一起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胥敬祥构成犯罪。

1、认定胥敬祥伙同他人持械蒙面入室抢劫八次。案发至今,“伙同他人”共同犯罪的“他人”是谁,姓啥名谁,一个也未查清;认定的“持械”凶器:铁棍、电击枪、双管火药枪、匕首、电警棒,一件也未收缴;认定抢劫价值万余元的上百种物品,而从胥敬祥家搜查的35件物品,没有一件能确认为赃物;认定的一件绿毛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胥敬祥犯罪所得。全案只有被告人口供,而被告人口供与被害人陈述的被抢事实经过,没有一起相互吻合印证。

2、认定胥敬祥伙同胥敬增拦路抢劫李素贞。经审查,在胥敬祥主动交待了这起违法行为后,公安机关搜查了胥敬增家,在胥敬增在场的情况下,未调查取证,也未抓捕胥敬增。而李素贞和胥敬祥二人供证不一,李素贞先证胥从自己身上搜走了300元钱,后证胥不要钱,要她去派出所。胥否认从李身上搜身掏300元钱的行为。认定胥敬祥采取搜身等暴力威胁方法劫取李素贞财物,只有李素贞前后自相矛盾的孤证,并且在一审法庭上未经质证。

3、认定胥敬祥伙同胥敬增、张修建盗窃黑猪一头。对胥敬增未调查,张修建否认,胥敬祥口供与被害人陈述的事实相互矛盾。胥敬祥供认偷了三头猪,但经公安机关查证,其中两头猪被偷的事实不存在。猪没有丢,胥敬祥却供认自己偷了,不能排除胥的偷猪口供是被逼供的结果,更不能以此唯一的口供作为定案的依据。

综观全案,没有一起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是事实不清,无据可证犯罪。

二、对胥敬祥的定罪量刑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刑诉法的任务是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治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是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和任务,两大项任务,同等位置,同等重要,任何背离和偏离一项的结果都会破坏法律的公平公正,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结果使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受到损害。为了充分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不受侵犯,刑诉法对逮捕、起诉、审判犯罪公民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79年刑诉法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有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在本案,1992年4月13日批捕胥敬祥时,一件犯罪事实也未查清。由于错误的批捕,导致本案5年诉不出去。

刑诉法规定:起诉案件必须是犯罪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认定正确,并且不属于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在本案,鹿邑县公安局于1992年8月16日将本案移送鹿邑县检察院审查起诉,鹿邑县检察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1992年8月22日、1993年6月28日、1993年8月10日、1993年9月1日、1993年10月4日,五

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鹿邑县公安局于1993年6月22日、8月26日、12月2日重报鹿邑县检察院。鹿邑县检察院在未查清本案犯罪事实,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胥敬

祥构成犯罪的情况下,于1993年12月30日将案件报送周口分院(后更名为周口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周口分院1994年1月26日退回鹿邑县公安局补充侦查。鹿邑县公安局于1996年8月15日重新移送起诉,周口分院于1996年12月6日将本案又退交鹿邑县院审查起诉。在未查清犯罪事实,没有证据证实犯罪,不符合起诉条件情况下,鹿邑县检察院经有关部门的“协调”,于1996年12月13日将本案提起公诉,指控不构罪的胥敬祥犯有抢劫罪、盗窃罪,交鹿邑县人民法院审判。

刑诉法规定一审判决的案件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作出有罪判决,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在本案,并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定罪量刑条件:共同犯罪没有同伙,没有凶器,没有赃物,无据可证犯罪。鹿邑县法院却以“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胥敬祥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于1997年3月7日以抢劫罪判处胥敬祥有期徒刑15年,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6年。鹿邑县检察院、鹿邑县法院在没有证据印证犯罪、没有犯罪证据的情况下,对胥敬祥的逮捕、起诉、审判,交付监狱服刑,严重侵犯了胥敬祥基本人权,同时也违背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

1997年11月10日,周口分院以鹿邑县公安局预审员李传贵在办理胥敬祥案件时徇私舞弊,一、二审法院错判李传贵无罪为由,提请本院抗诉。

本院在审查李传贵案件时,将原案胥敬祥案件调卷审查。经审查发现,认定胥敬祥抢劫、盗窃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存在以口供定案的问题。本院在复查本案的事实证据,重新调查有关问题,反复做工作后,于2001年3月1日决定:指令周口市检察院抗诉。3月28日下文:“认定胥敬祥构成抢劫罪、盗窃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由周口市人民检察院向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抗诉。”

周口市检察院于2001年5月27日向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抗诉,周口中级人民法院2001年11月7日以“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由鹿邑县人民法院再审。再审开庭时,鹿邑县检察院却以胥敬祥构成抢劫罪、盗窃罪出庭支持公诉,直接违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上下级领导关系的组织原则。鹿邑县法院无视客观情况的变化,放弃纠正错误的机会,再次违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违背刑诉法关于一审判决的原则规定,对显而易见的无罪案件再次作出有罪判决,于2002年4月18日裁定:维持原判。被告人胥敬祥上诉,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又审理了十个月,于2003年3月25日将二审裁定交检察院。二审裁定:驳回胥敬祥上诉,维持原判。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十六个月内,针对同一事实和证据,先后做出两个截然对立的裁定。第一个裁定是:“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既没有事实被进一步查清,又没有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又在第二个裁定中认定:“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两个裁定自相矛盾,无视法律的严肃性,目的就是为了坚持错误判决,客观上造成了对胥敬祥的公民权利的继续侵害。错误的逮捕、起诉和审判,造成胥敬祥被错误关押13年。13年光阴,4700

多个日日夜夜,胥敬祥承受了无尽的苦难。在关押期间,胥敬祥父母先后去世,长期的关押使他甚至叫不出自己孩子的名字,天天以泪洗面。在监狱,胥敬祥患上慢性肾炎、心膈肌炎,有多种疾病,带病煎熬着十六年刑期。为了早日结束牢狱生活,明知是被冤屈的却不敢申诉,因为申诉属于不认罪,不认罪就不能减刑,就不能早日与家人团聚。被冤屈了却不能申诉,严酷的现实扭曲了胥敬祥的人格。

由于我们公检法机关不能依法办案,受损害的不只是胥敬祥一人,其家庭也受尽苦难。胥敬祥被捕时,三个幼儿分别是4岁、2岁、4个月,在没有父亲的日子里,其母亲张玉平一人带着他们艰难生活,孩子们从小受到各种歧视和非同龄人的苦难。为了生活,大姑娘刚满15岁就辍学打工。其妻子张玉平在自己患病,最小的孩子发高烧,无钱看病,感到生活无望时,喝农药自杀(后被抢救过来)。家庭的不幸又影响到社会,社会的不良影响又损害着家庭。

第2/4页对胥敬祥的错误逮捕、起诉和审判,特别是当本案按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时,县检察院、一、二审法院无视本案事实,违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适用法律的原则,在有了纠错机会时不纠错,继续维持错诉、错判,上述做法不仅伤害了胥敬祥个人及其家庭,而且严重损坏了公检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声誉。

三、胥敬祥案件给我们的启示

一审法院认定:抢劫田有更家,“胥敬祥供述…先在堂屋后墙挖洞?,被害人报案时无此内容,胥供述后才予以核实,据此,不能认定公安机关

有刑讯逼供行为。”事实是被害人91年3月29日,在案发第七天即陈述这一事实,胥的供述是一年以后,92年4月11日。胥敬祥供述在先在后与公安机关是否刑讯逼供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被告人是否如实交待问题,一个是侦查机关是否依法办案。被告人的供述在先或在后,与公安机关是否有刑讯逼供行为无必然因果联系。“供述在先”怎么就能得出不能认定公安机关有刑讯逼供行为呢?

一审法院认为:胥敬祥供述他91年在山东长岛打工,没有作案时间。再审查明:胥91年在长岛打工证据不足。这也成为河南鹿邑县发生蒙面入室抢劫,胥敬祥是抢劫犯罪分子的理由。河南省十年前发生抢劫案件,你不能证实你十年前不在河南,因此,你就是河南十年前发生抢劫案件的犯罪分子。一审裁定荒谬到什么地步,法律成了儿戏。

由于没有事实根据的认定胥敬祥伙同他人蒙面入室抢劫,使侦查机关没有去排查其他犯罪线索,在客观上掩盖了真正的抢劫犯罪分子。1991

年鹿邑县杨湖口乡发生的十几起蒙面入室抢劫案件至今没有侦破,真正的抢劫犯罪分子对社会潜在的危害依然存在。

胥敬祥案件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为了充分有效的保护宪法赋予我国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公、检、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背离这一原则,必然是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破坏法律的公平、正义。保护人权,必须提高到宪法保护的高度去认识。

为了从制度上真正做到不冤枉,不错捕、不错诉、不错判一个公民,公、检、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从证据出发,依靠证据来指控犯罪证实犯

罪,保护无辜。当证据疑点无法排除时,就要疑罪从无,而不是疑罪从轻从“挂”(将案件挂起来);当无据可证犯罪时,就不能屈从任何压力,给无辜定罪量刑。司法机关,必须顶住各种压力,不讲“面子”,有错必纠,严格依法办案。本案从92年4月将胥敬祥逮捕,到97年3月一审判决,历时5年不能起诉、审判,严重违法超时是什么原因?其间,县检察院曾五次退补,地区分院两次退补,但最后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同意本案“降格”处理:由县检察院起诉,县法院顶格判刑。面对有关部门的“协调”,如果检察机关能够独立行使检察权,法院能够独立行使审判权,都能严格依法办案,就不会出现这起错案。当案件按审判监督程序重审时,县检察院、一二审法院对显而易见的错误不纠正,无事实根据的再次认定胥敬祥有罪。不愿意纠错,无非是“面子”。在有了纠错机会时,如果县检察院、一二审法院不顾及“面子”,能够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纠正错误,就不会有今天的再审开庭,也不会有胥敬祥及其家属历时13年的苦难。我们认为,侵犯人权,就是违宪,保护人权,必须提到宪法的高度去认识。而我们执法工作服从的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律。再大的“压力”、再大的“面子”,都永远不能成为发生冤假错案的借口。

四、胥敬祥构不成抢劫罪、盗窃罪,应依法改判胥敬祥无罪。

第3/4页审判长:从刚才庭审调查出示的证据和一审法庭出示的证据证实;本案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犯罪事实是清楚的,没有证据证实胥敬祥构成抢劫罪、盗窃罪。

认定胥敬祥蒙面入室抢劫,只有胥敬祥口供,无其他证据印证;认定胥敬祥实施搜身暴力威胁方法劫取李素贞财物,只有李素贞前后自相矛盾的孤证;认定胥敬祥盗黑猪一头,只有胥敬祥的口供,无其他证据印证。在本案无证据证实胥敬祥构成犯罪,应作无罪判决时,一、二审法院却无根据认定胥敬祥构成犯罪。一、二审法院的裁定违背刑诉法:“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规定。一二审法院的裁定维持原一审法院的有罪判决,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把无罪判为有罪,严重侵害了胥敬祥的公民权利。为了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到刑事追究,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请再审法院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依照法律规定纠正一、二审法院的错误裁定,改判胥敬祥无罪。

检察员:蒋汉生

防范及思考

冤假错”案的发生原因及预防对策之我见

冤案必然是错案或假案,错案或假案也必然致冤。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冤假错”案伴随着审判制度的始终,因为没有人能还原案件的全部真相。探讨此类案件,目的在于将由此造成的不良后果降到最低。

为此,本文就“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探讨防止造成“冤假错”案的对策。

一、造成”冤假错”案的成因分析

1、滥用刑事追诉手段

“冤假错”案产生的第一环节是司法机关滥用刑事追诉手段、滥捕滥拘所致。我国刑事诉讼法60条、61条对逮捕、拘留的案件作了严格的规定,然而在实践中个别干警不严格依条件去办,而在采取拘留和逮捕的强制措施存在有很大的随意性,把一般违法行为当成犯罪,把轻罪当成重罪,甚至致犯罪嫌疑人死伤情形也时有发生。

2、犯罪嫌疑人自我保护意识淡薄

由于犯罪嫌疑人法律意识淡薄,故缺少起码的自我保护和防卫意识。长期以来,在立案侦查阶段,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采取拘留或逮捕后就完全处于被人摆布和宰割的地位,缺少抵抗公安机关干警不法侵害的法律手段进行自我保护。在讯问时,只能作答,不许沉默不语,否则视为抗拒。同时,侦检方使用各种手段搜查有罪证据,对无罪、罪轻证据不屑一顾,犯罪嫌疑人也只能坐 1

以待毙。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办案人员稍有疏忽,诸如将打击报复、讨好上级、破案请功、性情急躁等情绪掺杂进去,“冤假错”案就很容易形成。

3、忽视犯罪嫌疑人的无罪辩解及证据疑点

在结案时,犯罪嫌疑人的无罪辩解未被合理排除,忽视其无罪辩解意见。侦查机关在讯问过程中往往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对其提供的证据证据断章取义,导致所认定的犯罪事实与无罪辩解的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得到合理的排除。而对于证据中或证据间存在明显不符合常理或互相矛盾的疑点,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被忽略掉。

4、过度重视口供证据

口供证据的广泛使用,也是产生“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法律虽然规定“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我国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然而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口号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见法律不保护被指控人的沉默权,而是强迫其交代罪行。在这种审讯政策引导下,有的犯罪嫌疑人宁愿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以换取坦白从宽,害怕因保持沉默而被指责态度不好招致从严处罚。这样得来的口供,如果在庭审阶段再作为定案的证据,必定导致“冤假错”案。

5、刑讯逼供非法取证

刑讯逼供造成的后果往往是一些人往往被屈打成招,从而形成“冤假错案”,放纵了真正的犯罪者,既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又损伤了法律的权威和严肃性。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专门规定了刑讯逼供的罪名,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也明确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的非法手段收集证据。几乎所有的冤案中的当事人都声称受到刑讯逼供,虽然刑讯逼供、暴力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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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敬祥案

不能与“冤假错”案划等号,但绝大数的“冤假错”案都有可能是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造成的。曾引起舆论沸腾的“河南胥敬祥案”、“河北聂树斌案”、“湖北佘祥林案”都是典型的例证,如同西方司法界所称的“毒树之果”。 2005年9月,安徽省巢湖市公安局居巢分局在办理

一起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中,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错误地将4名18岁以下的无辜未成年人列为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通过引供诱供、刑讯逼供迫使4人违心认罪,并导致4人被错误拘押近百天。公安机关通过技侦、狱侦仍不能达到起诉的条件,后取保候审,给4个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同时也严重地损害了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形象,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2006年1月,居巢分局相继在上海、合肥等地抓获了王伟等4名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才对错误抓捕的4名无辜未成年人解除取保候审。

二、防止冤假错案的对策

基于前述几点“冤假错”案的成因分析,本文对防止此类案件的发生,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1、严格依法办案

当前,公安机关面临很多挑战:如犯罪职业化,犯罪人把犯罪作为自己的职业,把犯罪获得的非法收入作为自己生活的全部来源,或者作为自己发家致富的主要手段等。此外,犯罪技能也有提高,犯罪分子也在潜心地研究犯罪的方法、技能、手段,逃避侦查、逃避法律惩处。并在犯罪时精心设计,破坏现场、伪装现场、毁灭证据。此外犯罪流动化、动态化的问题也给公安机关带来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执法办案人员应严肃、认真地用穷尽一切可能的手段收集证据和审查判断证据,同时推进了现代科技手段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实战应用,完善在逃人员现场物证、被盗车辆、未知名尸体和DNA的数据,并且把信息网络延伸到基层的派出所。力求严格依法办案,侦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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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敬祥案

2、严禁非法收集证据

我国刑诉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过查证属实而采用刑讯逼供货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说明我国相关立法已经开始重视由此而造成的冤假错案的证据其来源

是否属实问题。这就说明,一方面要把上述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原原本本、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另一方面在立法上还应当规定对于非法羁押时所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不应认定为证据,不应该以此证据定罪,以降低“冤假错案”发生率。

3、全面提升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执法素质

公安机关最基本的活动是执法活动,公安民警最基本的行为是执法行为,党和政府、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最基本的要求是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希望通过我们的执法活动给社会以公平和正义。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最本质的要求。我们的执法素质、执法水平高低,办案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公安机关所承担的“三大政治和社会责任”的实现。

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干警素质,改变执法观念。在“堵”的同时,还要注意“疏”,重点在预防,这就要求加强学习,从思想上改变过去陈旧的执法观念,深刻认识保障人权遏制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性,要加强责任感、事业心。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能有“打坏人不算错”,不能强行要求“有案必破”,要把客观事实提炼成法律事实,不能违背客观规律,要坚持疑罪从无的法治理念。

4、上级公安机关须加强审核和监督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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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敬祥案

无论是执法办案、来信来访中出现的问题,还是警民关系、社会治安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很多与办案民警包括司法机关的一些领导执法为民的理念落实不到位、不熟悉法律法规、执法水平不高、办案质量粗糙、责任心不强有直接关系。这也是公安机关工作上、队伍上、警民关系上存在问题的要害。真正想办错案,收人钱财偏袒一方的是极少数。从整个公安机关的角度来看,即使办案人员想徇私枉法,只要科所队长能秉公执法且工作认真,也就能够防止冤假错案。即使科所队长跟办案人串通一气,只要主管局长法制水平高且坚持原则,也就能及时纠正错案。如果这些环节都没能发挥作用,还有监督部门和上级业务部门的监管渠道予以保证。

因此,一些错案、冤案,即便是办案人员徇私枉法,但就整个案件的最后处理来讲,仍然是整体执法水平不高、执法监督不力造成的。党和政府对我们公安机关的要求是什么?是执法要公平,要公正。

5、增强法治理念,不枉不纵地认真办理每一件案件

通过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法制意识,改变原来认为建立司法制度是为了强化社会治安的观点,改为建立司法制度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的新观念。公民要增强法制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如受到不法侵犯和追究时,要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人的生命、安全和自由是最基本的权利,而冤假错案就是侵犯公民最基本权利的一个主要方面。因为错判,不仅侵犯了一个无辜公民的基本权利,给他的家庭及亲朋好友带来极大痛苦,甚至是几代人的痛苦与仇恨,而且还放纵了一个真正的罪犯,这个被放纵了的罪犯很可能再次危害社会。

因此,执法人员要增强法治理念,规范执法行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枉不纵地认真办理每一件案件,避免“冤假错”案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