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宋朝
伟大的宋朝作者吕道锋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可以说是空前的绝后的。”——邓广铭
“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汤因比(英)
“上一个千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乔纳森(美) “宋朝是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而在宋以后的五百年里，主要特征是横向发展。”
——麦迪森(英)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笔者读到上面这些出自大家之口的文字时，心中的惊讶可以用骇异莫名来形容。多少年来，历史书上学到的知识和公开发表的论著都告诉我们，宋朝是个“积贫积弱”的朝代。甚至就在不久前，我还在一篇文章中痛心疾首地写道：“两宋十八君，以连绵的失败和彻底的覆亡证明了以文治国的荒谬与悖论。”然而在大学者陈寅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耶鲁大学教授乔纳森、史学泰斗邓广铭、文艺理论家余秋雨、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眼里，宋朝竟是这样充满魅力和令人向往!
宋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朝代?
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我开始了艰苦的重新发现宋朝的“旅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利用工作之余悉心搜集宋朝的点点滴滴，特别是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最新
成果。当我翻来覆去读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梅毅的《刀锋上的文明》、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周龙的《宋朝历史分析总览》、洪亮的《放逐与回归》以及《范仲淹传》、《王安石传》、《苏东坡传》、《陆游传》等所有我能接触的宋朝的蛛丝马迹后，一个崭新的宋朝形象已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了。我深深地为我从前对宋朝的误解而感到羞愧——原来那个看似孱弱的朝代竟是这样的伟大!
伟大的宋朝，繁荣的让人心醉；
伟大的宋朝，堕落的让人心碎；
伟大的宋朝，强盛的让整个世界为之目眩神迷；
伟大的宋朝，衰亡的让亿万中国人欲哭无泪；
伟大的宋朝，文化灿烂的如满天星河；
伟大的宋朝，商业繁荣的让人骇然惊叹；
伟大的宋朝，政治开明的让唐太宗为之汗颜；
伟大的宋朝，城市兴旺的让欧洲人为之神往……
为了逼近历史，让我们还原一个伟大的宋朝！
一
“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
——内藤湖南(日)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然而在这位日本文史学家眼里，大唐帝国只不过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而已。的确，在大唐帝国看似灿烂华美的外衣之下，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闪现着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尽管有过开明的“贞观之治”，有过浮华的“开元盛世”，但却无法掩盖唐王朝手足相残的卑鄙，杀戮大臣的凶残，“安史之乱”的浩劫，宦官擅权的肮脏，藩镇割据的祸乱，黄巢起义的灾难，以及唐末五代那无尽的杀伐与纷争。特别是五代十国的多事之秋，武夫当政，独夫用权，视人命如草芥，视篡夺如儿戏，视战争如家常便饭，甚至引狼入室，割地求荣，将好端端的中华大地糟蹋得生灵涂炭，惨不忍睹。梁唐晋汉周五代中原王朝，短短50年间易八姓十四君，享国最长者不过17年，短者仅4年，内忧外患，令人不堪回首！公元960年，当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取得后周天下时，同为武夫出身的他将把中国引向何方?
感谢历史，将一位中国最杰出的帝王推向了历史的前台。宋太祖赵匡胤以其雄才大略将中国再次拨入历史的正常轨道，并引领大宋王朝奔向了整个封建社会的高峰之巅!
约法三章，奠隆宋之基。赵匡胤代周自立后，定下偃武修文的国策，以千古帝王罕
见的仁者之心立下誓约：“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约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罪加刑；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三、不加农田之赋。” 誓约中严重警告说，子孙不得背弃上述誓言，否则是为不祥，将遭天谴。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唯一一份出自帝王之手，闪耀着人性光辉的誓约。两宋十八君，基本上遵守了这一誓约的精神(除了北宋亡国和南宋初定那一段时间外)，使宋代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最少杀戮大臣的朝代，也是罕见的没有爆发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的朝代。
酒释兵权，绝武夫之患。鉴于唐末五代武人跋扈、“兵骄而逐帅，帅强而叛上”的教训，“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将之权。” 亲身经历了五代十国凶猛搏杀的宋太祖以其超人的政治智慧，设计出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其重点就落在了如何防范分裂、割据、叛乱和巩固统一等方面。其第一步棋就是“收兵权”。961年春，宋大祖下令将统帅禁军的殿前都检点慕容延钊罢为山东南道节度使，罢侍卫亲军指挥使韩令坤为承德军节度使，禁军从此由皇帝直接指挥。接着，又把节度使所兼领的州郡收归中央管理，中央派文官到这些地方出任知州、知县，直接对中央负责，加强了对地方的直接控制。同年7月，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和平手段收回石守信、高怀德等手握重兵而又功勋卓著大将的兵权。其后，宋王朝又推行“更戍法”，使得“兵无常帅，将无常兵”，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彻底根除了武人拥兵自重之患。两宋320年间，军阀割据、藩镇坐大的现象再未重现。
三衙分立，防大臣专权。宋太祖推行文治，极有远见的实行了“三权分离”的制度设汁，将过去由宰相统领的行政、军政、财政大权一分为三：中书省管理政事，枢密院管理军事，三司管理财政。其中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为其首长，宰相之外设参知政事(副相)分其权；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其最高首长为枢密使，设枢密副使分其权。中书省与枢密院地位相当，互不统属，各自对皇帝负责，并称宰执。财政权由三司执掌，最高首长为三司使，下设盐铁、度支、户部，职权仅次于宰执，同样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大臣就难以“一手遮天”。此外．宋大祖还实行了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只有差遣才是实职，同时地方官三年迁转一次，从而杜绝了派系的产生。
广开言路，开清明之治。宋朝除秘密立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外，还提高台谏地位，设立御史台和谏院，这是两个职责类似、威权极重的监察、舆论机构，一般由那些学术、才能、品行优良的出任其职，并准许“风闻言事”。台谏控制监察与言路，锋芒所向，不但经常可以将宰执大臣拉下马，而且可以直接批评皇帝。宋代皇帝在被“批龙鳞”“犯天颜”时虽时有震怒，多数情况下仍鼓励直言。因而宋代官员进谏“虽雷霆之威不避也”。官员甚至百姓指着鼻子骂皇帝也往往无恙。宋人不无自豪地说：“前世之臣，
以谏诤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迁之以至于公卿。” 直言敢谏竟是宋代升官的一条途径。
约束皇权，君臣共天下。宋代皇帝优礼士大夫，就是为了与其共同冶理天下。宋太祖说：“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 宋代士大夫发扬此理论，渐渐使之成为制约皇权的金科王律。宋人在教科书中就向士子灌输：“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 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因而天下之事皇帝也就不能独裁。皇帝独裁，大臣沦为事务官，在宋代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宰相杜范说：“凡废置予夺，(皇帝)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 朝廷出台政策，皇帝必须充分征求臣子意见，“熟议”之后方能颁行。否则臣下可以“封驳”，拒不执行皇帝的命令。而皇帝除了撤换大臣以外，别无他法。宋代皇帝还“畏天、畏祖宗之法、畏史笔如刀”，因为有所惧，所以不敢“行乱政”。
减轻刑罚，行宽仁之政。历代刑律，以宋代最宽。《宋史·刑法志》说：“宋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 鉴于唐末、五代严刑峻法的局面，宋太祖统一中国后，于建隆4年颁行《宋刑统》，集历代刑律之大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法典，并创变相减轻刑罚的“折杖法”，作为“笞、杖、徙、流”的代用刑，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免决数。”并废除了一系列残酷的刑罚。为了防止司法官吏制造冤假错案，宋代在审判上首行“上下相维、内外相制”的监督制约制度，审理、判决两权分离，对案件实行上下复察制度。杖刑判决不依法，执行过多者，“允许赴尚书省越诉”，甚至告“御状”。皇帝亲审案件是宋代一大特色：“初，太祖常决系囚，多得宽宥”；“太宗在狱，常躬听断，在京狱有疑者，多临决之”。“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与今日“疑罪从无”的法制原则已大略相似。
此外，宋代还以“宗室成员不得任中枢要职” 防诸王作乱，以健全科举制广纳贤才，以严格制度防宦官专权、后宫干政……在一系列严密而宽仁的政治制度推行下，宋代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最为开明的时代。于是在宋代三百多年间，许多在前代以至后世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轮番上演：
宋太祖偶得闲暇，在后苑弹雀玩耍。一官员称有要事求见，太祖急召之。哪知该官员慢条斯理，奏的不过是寻常小事。太祖怒斥之。该官员却顶嘴说：臣以为此事总比陛下弹雀要急！宋太祖怒不可遏，举起玉斧砸落他两颗门牙。该官员不但不谢罪，还把牙齿缓缓揣入怀中。太祖骂道：难道你还想去告我吗? 官员答道：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也！太祖闻听此言急忙谢罪，并赐金帛以示慰问。
淳化五年(994)，在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作用下，宋朝出现了空前繁荣
的景象。宋太宗不无得意地对群臣说：“朕恭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应该说，太宗此言虽有自夸之嫌，倒也基本符合实情，可是偏偏群臣听了不顺耳，不但无一人附和，宰相吕蒙正还大泼冷水：“臣常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未必尽然。”太宗闻言，“变色不语”。
仁宗时，枢密使杜衍“务裁侥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至十数，辄纳帝前。” 数十道诏书原封退给皇帝，皇帝竟然还嘉许：卿等如此守法甚好！仁宗说：“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把自己反驳韩琦的言论编成文件下达，经门下省(掌管诏令与奏章出纳)时，门下省长官范镇一一扣留封还。令凡五下，五次封还。第二年，罢司马光枢密副使，镇接诏，拒不转司马光，再次封还。神宗知镇不可夺，不经门下省，直接将诏书送给司马光，范镇为之辞官。
宋理宗时，右司谏李伯玉因言事降官，舍人院逾年不草诏颁布。至牟子才兼直舍人院，换另一种方式进行斗争，所起草的贬官诏书，用的却是赞扬之词。理宗当然不能如此否定自己，劝告他“更改之”，牟不同意。宰相来劝说，牟凛然道；“腕可断，词不可改!” 皇帝、宰相无可奈何，只得作罢。
宋真宗时大旱，有位叫王行的狂生高踞宰相王旦路过的亭子之上，指着他大骂：“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耶？”随手投出一物，击中王旦头部。王旦以“言中吾过，彼何罪哉”，释而不论。
神宗时，程颢与皇帝讨论人才问题。深感变法人才不足的神宗说：“朕未之见也。” 程颢当场指责道：“陛下奈何轻天下士？” 神宗耸然，连声道：“朕不敢！朕不敢！” 年幼的宋哲宗听课时手折一柏枝玩耍，帝师程颢严厉批评道：“方春万物生发之时，不可非时毁折!”宋哲宗急忙将枝条扔在地上，直到下课脸色都未好转。……
南宋初年，庄绰路过赣州时，派吏卒购买日常用品。但当地人见他们所用的钱是徽宗时所铸，拒而不收：“是上皇无道钱，此中不使!”公然骂宋徽宗是无道昏君。
从以上列举的点点滴滴中，已可窥宋代政治开明之一斑。宋代的清平之治，在长度、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超越了国人引以为豪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宋代没有暴虐之君，即便是残害岳飞的宋高宗，一生也仅开杀戒三回而已。“主柔臣强”，是宋代政治的显著特点。开明的政治，使宋代实现了集权下的“分权”，民主的曙光已经初现。而当时，非洲还是原始社会，美洲仍是一片蛮荒，欧洲则在血腥和黑暗中徘徊。拥有当时最先进政治制度和最民主作风的宋朝，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
“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美)
上引这段话，是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所说。很显然，这位经济学家在肯定“宋富”的同时，也大大低估了宋朝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因为当时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贫穷落后的野蛮与黑暗中摸索——欧洲也不例外。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城里一个看城门的士兵。近年来更有人通过黄金价格折算，计算出北宋的人均GDP达2280美元!这一数据即便是放在今天来衡量也是了不起的成就。虽然这样的计算并不科学，但是史学界公认的看法是，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50％以上，最高达80％!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其他地方最好水平至少富裕一倍!
宋朝的富裕首先表现在朝廷的岁入(年财政收入)上。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宋朝经过100年的发展，岁入为1．1613亿贯，神宗变法后最高达1．6亿贯，大约为盛唐的7倍，按照银钱的一般兑换率1贯折合一两白银计算，约合白银1．6亿两(考虑到有宋代铜钱一直紧俏短缺的因素，这一数值可能被大大低估)!即便是失去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亿贯。这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呢?金庸先生在《袁崇焕评传》中列举了明朝万历年间的一组数据，兹录如下：张居正改革后的万历28年(1600)年，岁入400万两。明末天下大乱，明政府为抵御后金和剿灭农民起义军，先后加派辽、练、剿“三饷”，横征暴敛，每年也仅得1000万两左右。这时距南宋灭亡已300多年，明朝在国土面积远大于宋朝的情况下，年财政收入连北宋的1／10都不到!清朝比明朝略好些，顺治7年(1650年)岁入1485万两，200年后的咸丰年间，约为3000万-4000万两。而此时中国人口已近4亿，超过北宋2—3倍。直到清朝灭亡前那有限的几年里，在改变征收体制、计算方法和一系列外因的作用下，国家岁入才达到宋朝的水平。
支持宋朝庞大财政收入的不是横征暴敛、竭泽而渔，相反，史学界都认为，宋人的生活水平相当高。即便在被那个不成器的宋徽宗胡天胡地折腾了20多年后的北宋末期，真正因为生活不下去而造反的人也很少。试看《水浒》中的梁山好汉，有几个是因为饥寒交迫才落草的? 宋朝的财政收入高，是基于宋朝发达的经济，特别是繁荣的商业(另
章详述---笔者注)。以熙宁10年(1077)为例，北宋税赋总收入为7070万贯(不含左藏库、封桩库)，其中农业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 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宋朝堪称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国家!
宋代经济的发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农业飞跃。宋初因多年战乱，土地荒芜严重。经过宋朝“休养生息”政策的调整，宋代农田开垦大量增加。太祖开宝九年(976)垦田295万顷，到真宗天僖五年(1021)达到524万顷(据《文献通考》)，而且这还仅仅是按租赋得出的田亩数，其他“不出租赋的田亩有十之六七”(《会计录》)。意味深长的是，宋朝统治者对隐瞒的田亩基本上是睁只眼，闭只眼，象征性的查了几次都是不了了之。宋代农民以其独特智慧开垦圩田、山田、淤田、沙田、葑田等，并大量推广优良稻种、小麦、粟、黍、豆、茶叶、棉花、甘蔗等，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实现了，“一季两熟”，产量大为提高，每亩产量2石左右。两浙路最高，苏州一般年成每亩就可产米2-3石。而唐代亩产仅1．5石，汉代仅1石左右。生产分工趋细，出现了专门的桑农、茶农、棉农。南宋后期，棉花种植从两广、福建推广到长江流域，时有“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之说。宋代奖励农耕，兴修水利，积极推广新式农具，踏犁、秧马、水车、弯锄、铁耙等大量运用，极大的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采冶业发达。北宋初．全国共有矿冶201处，英宗时增加到271处。史书上零星和不完全的记载表明，宋朝采冶业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仁宗皇佑时，每年得金15000多两，银21．9万多两，铜510多万斤，铁724万斤。韶州岑水场，仁宗时开发铸钱，有工匠10多万人，规模之大，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巨无霸”企业。铸钱需用铅锡，于是产业链向下延伸，仁宗时年产铅9万多斤，锡33万斤。英宗时铅产量激增200万斤，铁锡增产100多万斤。神宗时，年产铜1400多万斤，铅919万斤，锡232万斤。今天的研究表明，宋朝钢铁产量年均为15万吨(孙隆基《中国千年回顾》认为是125万吨，当不确)，而英国在工业革命开始时的1788年年产钢铁不过才7.6万吨。
纺织业兴旺。纺织业在宋代得到长足发展，不仅有官营和私营的大批作坊从事纺织，广大农村妇女也家家纺织布帛。其中尤以两浙、川蜀地区最为发达。开封设绫锦院，为皇室贵族织造高级织品。河北路产绢，有“衣被天下”之称。麻织业集中于成都府和广南西路，麻布产量远超唐代，印染技术也大大提高。南宋时通过赋税收上来的丝麻织品高达1000万匹以上。南宋棉织业突飞猛进，宋人发明了捍、弹、纺、织一条
龙的棉纺工具，成为中国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棉纺织业在农村得到迅速发展。北宋时，一些地方已出现了以纺织为主的“机户”。仁宗时，一个梓州已经有几千家机户。
制瓷业鼎盛。宋朝制瓷业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无论是瓷器生产的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胜前代，甚至令后世望尘莫及。“官哥汝定钧”五大官窑，所产瓷器之精美绝伦的程度令人骇然惊叹。五大名窑的瓷器，今天已成为天价瓷器的代名词。随着制瓷业的发达，各地开始出现大批小型民窑，到南宋时进一步发展，瓷窑数量越来越多，产量也大增。近年来发现的许多窑址，堆积面积都很大。如四川广元瓷窑铺遗址，堆积长250米。有的堆积广达20亩，高达20米。制瓷分工越来越细，景德镇“陶工、匣工、土木之有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景德镇、吉州、龙泉及广东、福建沿海成为重要的瓷器产地，并大量外销。中国在西方得名china(瓷器)，宋朝外销瓷器功不可没。
此外，宋朝造纸业、造船业、印刷业、兵工业、火器制造业等都蓬勃发展(在科技章另述)，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早最大的制造工厂、加工工厂，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和银行信用，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和商船队，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多最繁荣的大城市
(另章详述)……
一些历史的细节也许可以帮我们更深刻的了解那个伟大的时代：
北宋时，一位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
宋朝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如林冲)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宝刀，“百金”是宋朝一户中人之产。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时不过32万贯。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法国学者、国际宋史研究开创者埃狄纳·巴拉兹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同为法国学者的迪艾那则称宋朝为“现代的拂晓时辰”，麦克尼尔认为宋朝时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中国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而美国人干脆赞誉北宋是”人类第二个千年的领头!”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
——L·S斯塔夫里阿洛斯(美)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与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所谓“重农”往往“伤农”)的政策不同，宋朝非常重视商业的发展，讲求“理财求富”之
道，以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政策推动宋朝走向商业繁荣的鼎盛时代。如果说近代大国的崛起“重商主义”是一个重要原因的话，那么重商主义同样是两宋所以兴旺的重要原因。
宋代的休养生息政策使得人口大量增长。宋代开国时，由于多年战乱，全国人口不过1000多万。随着“承平日久，户口岁增”，人口增长速度惊人，史料上的不完全统计显示，太宗时，达到686万户；真宗景德3年(1006)741万户；
仁宗景佑元年(1034)，猛增至1029万户。到北宋中后期，中国人口在历史上首次达到1亿，为唐朝极盛时期的2倍! 人口的增长和生产的发展增加了商品交换的需要，宋代“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则成为商品经济繁荣的“催化剂”。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将土地兼并视为“国之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希图让耕者有其田，不至于因活不下去而造反。而事实上恰恰相反，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一方面使中国陷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又无法阻止土地因天灾人祸而集中的趋势。于是历史进入了一个可怕的循环：失地农民挺而走险揭竿而起，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王朝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造就上百万自耕农一—土地非法集中，国家失去税源，农民活不下去一一再次揭竿而起……在这周期性的大动乱中，中华文明一次次被毁灭、再重建。而宋朝的做法却使其成功跳出这一历史的循环：—方面”不抑兼并”，使得土地经合法渠道
向”大户”手里集中，促进了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催生大量剩余劳动力；一方面鼓励工商业发展，实现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的繁荣。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数百年后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圈地运动”，与“圈地运动”“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相比，宋朝的土地兼并要温和的多，规模也要大的多。史载，宋理宗时，土地兼并“有至数千万亩，或绵亘数百里者”。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占有70％的土地，每年流入市场的土地约占耕地面积的20％。这样的规模，已不能简单的以聚敛和剥削来看待了。当然，宋朝对土地兼并并非放任自流，而是通过控制“官田”加以调控(南宋时官田约有2000万亩)，通过颁布皇佑法等对地主的剥削加以限制，给“佃客”以国民待遇(佃客成为国家“编户”，获得平民身份)。1022年户口统计表明，“客户”已占全国人口的1／3。数量庞大的自由民的流动，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和城市的兴旺。正如斯塔夫里阿洛斯所说：”宋朝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宋史》载，“东京居民有20万户。”按每户8人计算(前文“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一说可证，当时没有计划生育，人均寿命较高，中等户一般都有子女10人左右，大户“可达30—40人)，大约有人口150万左右。再加上数十万禁军(水浒中称“80万禁军”)，几万皇亲国戚、政府官员及其家眷、佣仆，流动商贩、游民和外国侨民，东京人口应当不下200万!这一数字不但超越了唐代的长安、洛阳，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特大城市。而11世纪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巴黎、威尼斯等人口均不超过万人，到13世纪(南宋后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仅有10万人口(今天听到人们称苏州为“东方的威尼斯”我就觉得别扭，宋朝的苏州不知比威尼斯富庶繁华多少倍)。不只是东京，宋代10万户以上的城市还由唐代的十多个增加到40多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南京之后，世界上第4、第5个人口超越百万的大城市。北宋时，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人口均在百万以上。
东京城内，商业活动活跃异常。唐朝时，长安城内居民有“坊市之别”，居民住在规划齐整的坊内，商业活动仅限下午在东西两市进行。而宋朝不再有“坊市之别”。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洪流冲击之下，宋初”夜市之禁”形同虚设。965年，宋太祖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后夜市不禁”，商业活动不再有时间的限制。仁宗时，商业发展到坊市无法满足需要的地步，朝廷下旨，允许居民临街开设邸店(相当
于今天的破墙开店)。从此东京城里再也不闻街鼓之声，再也无人遏制正常的夜间商业活动了。宋朝自京都到州县镇，同业的商户，都组成商行，入行的称行户。东京市上至少有106多行，6400多行户。诸行百户，衣着各有本色。此外还出现了“牙人”(经纪人)和中介机构，赊卖(信用担保)、便钱务(汇兑机构)、邸店(寄存)、质库(典当)行业都出现并迅速发展。史载，东京城内界身巷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壮观，门面广阔，“每一交易，动辄千万”。遍布内外城的商店铺席外，还有定期的集市贸易。东京之外，北方的秦州、太原、真定、京兆、大名、洛阳、密州、晋州，东南的苏州、杭州、江宁、扬州、真州、楚州、庐州、襄州，川蜀地区的成都、梓州、绵州、遂州、汉州，闽广的福州、广州等，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城市。州县城市之外，镇市、草市星罗棋布。宋朝各镇设有场务，收取商税。较大的镇，商税收入可以超过县城。比镇市更小的草市数量更多，苏轼说，各地城小人多，散在城外叫作草市者甚多。草市北方叫“集”，南方、叫“墟”，较大的墟、集有酒店、客栈等，商业发达、交通便利的可发展成集镇。镇市、草市的活跃促进了城乡贸易与交流，宋朝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州县为支撑，镇市、草市为补充的完整商业网络。宋朝政府通过收取商税和专卖收入从中获得丰厚回报。太宗时一年商税收入400万贯，仁宗时已超过2000万贯。专卖收入在太宗至道时就达1123万贯。二者构成了宋朝财政收入的主体。
南宋在江南建国，水上交通发达。以临安和建康为枢纽，西向沿长江经鄂州联结四川，南面直通泉州、广州，联结琼州，商业贸易比北宋更为繁盛。临安有户籍记载的人口在南宋末年为39万户，124万人(此数不确，应该在200万左右)，既是南宋的政治中心，也是繁荣的商业城市。《中国通史》记载，临安居民所用物品，多从外地运来。每天食用米l万多石，来自苏、湖、常、秀四州和淮南、江西、湖广等地。柴炭、竹木、水果来自严、婺、衢、徽等州，海鲜、水产则来自明、越、温、台等州。临安所需菜蔬、布匹、食盐和各种杂货，也均从外地运来。人们自豪的说：“以前没有过的东西，现在都有。”各地的产品也在临安交换转运，浙江两岸船只云集，客贩往来，不绝于道。临安城内自大街到坊巷，大小店铺“连门俱是”。大街上买卖昼夜不停，每天早晨五更，早市者开店营业；夕阳西下，夜市又开张。直到三四更后，店铺酒楼歌馆才慢慢静下来。临安城外数十里，也是店铺林立，交易繁盛。临安城内，住着大批“工役之人”，他们分属各种作坊，如碾玉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打纸作等。街巷还有许多“修旧人”，听候主顾召唤，如补锅、箍桶、修鞋、修伞、磨镜子等等。每天街上
有“扫街盘垃圾者”，有“倾脚头”的“出粪人”，还有众多的货郎、小贩、送菜工等等，社会的分工已经非常细。临安市上有440行(已超越360行的概念)，如布行、鱼行、蟹行、销金行等，商户数量也比北宋时大增。南宋时与金对峙，但商业往来却极其频繁，榷场之外，“走私”也极为活跃，仅光州的郑庄，每年走私卖入金国的货物就有茶几十万斤，牛7、8万头以及大量金、银、铜钱，同时也从金国贩回北珠、毛皮、食盐、人参等。
商业的繁荣带动了休闲娱乐业的发展。有人认为，宋代是最休闲的王朝，宋朝一个小市民生活休闲的程度可能并不比今天的成都人差到哪里去。史载，东京城里到处是酒楼、饭店、茶坊、妓馆，著名的樊楼、杨楼、八仙楼，饮客常至千余人(100多桌)。还有瓦舍(娱乐场)勾栏(剧场)，演出百戏伎艺，戏曲、杂技、武术、摔交盛行不衰。夜晚全城灯火通明、通宵达旦，到处流光溢彩、笑语欢歌，诗人云：“酒垆博塞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而当时除了宋朝，全世界城市的夜晚都是一片漆黑! 南宋时，更胜一筹，陆游诗云：“皇舆久驻武林宫，汴洛当时未易同。楼台飞舞祥烟外，鼓吹喧呼月明中。”临安城内，富丽堂皇，日夜酣歌。若干年后马可波罗到达杭州时，面对已经远非南宋盛况的景象仍然惊叹其是“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
宋朝海外贸易大兴。与明清两代“封疆禁海”不同，宋朝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太宗时还派宦官8人分四路到南海诸国招徕商人贸易(这大概是最早的政府组织“招商引资”了)。广州、杭州、明州、密州、泉州等地相继成为北宋朝海外贸易的口岸。北宋政府成立市舶司管辖海外贸易，通过抽解、博买、官卖等形式，获取巨大利润。由于海外商人众多，又专门设置蕃坊，专供外商居住，并设立蕃市、蕃学。北宋商人到南海诸国做生意的也很多，而且“装备精良”，令夷人侧目。《萍洲可谈》说：“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船深阔个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宋人以当时代表高科技的陶瓷、丝绸等高附加值产品，换回的是大量原材料、木材、珠宝、香料。中国货是当时国外市场尊贵和身份的象征。南宋时海外贸易更为繁盛，高宗时，年市舶收入(关税)就达200万贯，获取的利润更加可观。当时和南宋通商的国家有50
多个，几乎覆盖当时所有的国家。当时西方最富裕的意大利威尼斯人见到中国海船不由得顶礼膜拜：“中国的商船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大的船只，有的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 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这些船不仅拥有精确得近乎奇迹般的航线图，而且，他们还拥有几何学家以及那些懂星象的人，还有那些
熟练运用天然磁石的人。通过它，他们可以找到陆上世界尽头的路。对于他们的天赋，愿上帝受到赞美!”
如果语言还不足以描绘宋朝的繁荣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去看看那幅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吧!每当我看到这幅杰作的时候，我都仿佛进入了那个繁华的时代，图中的热闹与繁盛的景象应该是喧嚣的吧?可是它带给我的却是内心的宁静与和谐。我更愿意相信这样的判断：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不是明代苏州桥上那几个等待雇主的可怜的机工，而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那个富裕和谐的世界!
伟大的宋朝，正处在向资本主义迈进的“前夜”!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
身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学贯中西，被誉为“教授的教授”，以治学严谨而著称，在这位大学者的眼中，中华文化的高峰依然是宋朝! 也许有人要辩驳：唐代才是中华文化的高峰! 但事实胜于雄辩，让我们一同走进宋朝那个星光璀璨、繁花似锦、美不胜收的文化世界，去感受宋代文化的高度吧!
两宋文坛，群星璀璨，巨匠辈出。从来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像宋朝这样，在历史的文化长廊中留下这么多声名显赫的文人墨客：苏轼、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辙、曾巩、黄庭坚、秦观、王禹偁、晏殊、晏几道、王令、张耒、晁补之、陈师道、苏舜钦、梅尧臣、贺铸、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辛弃疾、李清照、朱淑真、米芾、米友仁、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邵雍、蔡襄、范宽、马远、张择端、柳永、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刘过、刘辰翁、刘克庄、陈与义、朱敦儒、叶梦得、张孝祥、张先、宋祁、汪元量、文天祥、陈亮、叶绍翁、郑思肖……也从来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像宋朝这样，涌现出这么多出身文人的贤相名臣；赵普、吕端、吕蒙正、吕夷简、王旦、寇准、范仲淹、包拯、富弼、文彦博、韩琦、司马光、吕大防、吕公著、吕嘉问、吕颐浩、范纯仁、韩绛、李纲、虞允文……甚至就连那个断送北宋江山的宋徽宗赵佶、一代奸相蔡京、秦桧，也都有“才干”之誉，仅以书法而论，这三人就足以名列历代名家之林。宋代文风之盛，为历代所不能及。
论之以诗，宋诗与唐诗双峰并峙，难分高下。诗在唐代发展到高峰，一般来说，一种文体发展到巅峰之后就难以为继了。但是宋代开明的文化政策使得有宋诗坛群星璀粲、巨匠辈出，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宋人以其卓越的成就将“诗”
的诠释提升到了新的层面。宋朝的诗人遍布社会各阶层，创作也比唐诗更为宏富，宋诗无论是在形式、内容还是意境上都有了新的开拓。据初步统计，《全宋诗》所收作者达9000多人，为<全唐诗》的4倍! 《全唐诗》共收录唐诗4.8万多首，而《全宋诗》收录宋诗达24．7万首(一说为27万首)，仅陆游一人就存诗9300多首! 苏东坡、欧阳修、黄庭坚、王安石、陆游等诗人的成就，比之盛唐名家亦毫无愧色。清人蒋士铨说的好：”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变出不得已，运会实迫之。格调苟沿袭，焉用雷同词。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 宋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变唐人之已能，而发唐人所未发”。唐诗以气象胜，宋诗以理趣胜；唐诗以风神胜，宋诗以意境胜。“宋诗虽殊于唐，而善学唐者莫过于宋。”因而历代之诗，只有宋诗能与唐诗相颉颃。唐宋之诗各擅胜场，有如双峰并峙，一同光耀千秋。
论之以词，宋词与唐诗并称，同为“一代之文学”。词兴于唐，而盛于宋。唐五代是词的孕育成熟期，北宋与南宋则是词的鼎盛期。词至北宋，始极其工；词至南宋，始极其变。宋初市井新声竞作，令、近、引、慢众体皆备，曲调多达千数。尽管宋人一直视词为“小道”，但是宋词以其雅俗共赏、易于传唱而迅速风靡全国。通都大邑，乡村墟集，宫廷市井，西楼南瓦，到处传唱。西至西夏，北至辽金，东至高丽、日本，都回荡着宋词的飘渺歌声。柳永首创长词慢调．将词进一步推向民间，以至“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苏轼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诸如咏怀吊古，羁旅道途，怀人咏物，无不揽入。其作清雄奔放，恣肆豪迈，于剪红刻翠之外别立一宗，开后世豪放词之无数法门。周邦彦则集婉约派之大成，其词富艳精工，南宋名家，多师其法。李清照以其独特的人生际遇和非凡才情，创“易安体”名垂后世，其“别是一家”的词论更是发前人所未发。辛弃疾继苏轼豪放词风，以文为词，既能飞剑驰马，亦能飞针绣花，其词扫空万古，横绝六合，辛派词人接踵相济，蔚然大观。辛派词人之外，姜夔、吴文英等进一步发展婉约词派，成为格律派代表人物。有宋一代，遍布社会各阶层的知名与不知名的词人为我们留下了21000多首词章，尽管数量不及全唐诗的一半，但其成就却与唐诗相酹，成为宋代的代表性文体。
论之以书法，宋书在晋唐书后别开生面。相对于晋书尚韵，唐书尚法，宋人尚意的书风鲜明而独特。经过晋唐两代的高峰，书法艺术在宋代同诗一样遭遇“成长的烦恼”。为了创造新的艺术风格，宋人在深入研究前人的基础上大胆摆脱法
度的束缚，致力于寻找表达个性情感的方式，把书法作为一种人格语汇，借书法表达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由于宋代书家大多是学养深厚的大文人，因此宋人的书法“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端”(山谷评东坡语)，具有很高的文化品格。用苏轼评价米芾的话说，宋人追求的是“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经过宋初蔡襄、李建中、欧阳修等人的开拓，到了旷世奇才苏轼的手中，宋人尚意的书风得以确立并走向成熟。苏轼以豪壮心结内敛体，以磊落人作欹侧书，以旷达情书流丽字，以腴美态肆英雄气，其书真率自然，丰腴跌宕，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汲取前人精华而自出机杼，世称“苏体”。苏轼书法的最可贵之处在于其不拘成规的大胆突破与创新：前人书贵中锋，苏书则多用侧锋；前人书贵瘦硬，苏书则丰腴妍美；前人书工整，苏书则大小参差，极欹侧之态。苏轼以其天才式的创作与实践，引领了有宋一代的书风。与东坡齐名的黄庭坚则在尚意的共同取向下．以迥异于东坡的黄体书法，进一步丰富了宋代尚意的书风。苏轼评黄庭坚“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声”，其书如长枪大戟，战掣怒张，纵横飞逸，气魄雄伟。尤其是其集三十余年功力练就的字中有笔的“一根筋”，在看似流畅的行笔中，无不蕴含着阻涩的笔意，疾而不速，留而不滞、把静与动的美糅合的浑然一体。米芾书法先学唐楷，由颜到柳，由柳到欧、褚，而上溯魏晋，深得晋人笔法，终于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其用笔翻腾峭利，苏轼评其“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黄庭坚评其“如快剑砍阵，强弩千里”。米书运笔如飞，结体飘逸，自称“刷字”，对后世影响很大。与苏黄米同列于宋四家之列的蔡京，书法造诣同样极高。宋徽宗赵佶书学唐人薛稷而用笔至瘦，世称“瘦金体”。此外，王安石、蔡卞、宋高宗赵构、陆游等均擅书法，流风余韵遍于朝野，使得有宋书坛名家辈出。宋人对书法艺术发展的另一大贡献是对历代碑帖的搜集与整理，《淳化阁帖》和《宣和书谱》的编印，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论之以绘画，宋画“致广大而尽精微”，标志着中国画的高度成熟。唐末五代至宋初，是中国画的重大变革时期，既涌现出山水画的杰出大师，也形成了花鸟画的重要派别和风格，人物画亦得到很大发展。五代至宋初，出现了四位在山水画领域作出里程碑式贡献的大师，即史称“荆关董巨”的荆浩、关仝、董源、巨然。他们共同创造出山水树石等题材的众多手法，尤其是基本完善了山水画中最重要的笔法——皴法的探索与总结，在擦、染技法上也有心得创造与突破，使得中国山水画的面貌突变，既能充分驾驭山水这一巨大题材，又能充分运用中国画的笔
墨技巧来表现不同的对象和情境的要求，开创了笔墨氤氲的气象，使山水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由五代入宋的中国花鸟画开山鼻祖黄筌，集当时众家之长而发展成特有的描绘花鸟的技法，为花乌题材的独立与花鸟画语汇的形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传世的《写生珍禽图》所表现出的高妙的写实技巧，比之西洋古典绘画有过之而无不及。与黄筌齐名的徐熙，独创彩墨兼施、互不相掩而草写杂施的“落墨法”，为后世“没骨法”开了先河。北宋的山水画充分发挥了各种皴染的技巧，将中国山水画那种宏大的把握能力发展到了极至。最著名的山水画家李成和范宽的作品，集中体现了中国山水画成熟时期既精致又大气磅礴、既有骨气又善于沉思、既善于描述外物又充分揭示人的精神境界，将山水画的表现能力提到空前的高度，其卓越的成就令后人惊叹。天才画家王希孟则以一幅长达1191．5厘米的《千里江山图》，将祖国山河与人文景致汇于一轴，成为青绿山水中的希世奇珍。“南宋四大家”刘松年、李唐、马远、夏硅，以更加丰富的描绘技巧，更加多样的表现手法和更加特殊的构图方式卓然成家，马远、夏硅素有“马一角”和“夏半边”之称。宋代画院则对花鸟画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宋徽宗赵佶身体力行，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引领了精美豪华和雅致细腻的“院体画”风的形成。南宋继续发展了院体画，善于捕捉各种生动的姿态和稍纵即逝的瞬间，使之更加生动活泼，富有情趣。两宋人物画家分别以李公麟和梁楷为代表，李公麟的白描手法可谓出神入化，对后世影响很大。此外，宋代还有许多善画其他题材的画家，如善画佛道的贯休、武宗元，善画竹的文同等。而北宋最著名的绘画作品当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该图以手卷的形式展现出北宋晚期汴京城的繁华胜景，画法精炼，布局讲究，将宏大的场景展示的有声有色，成为人类绘画史上世不多出的杰作。与宋人尚意的诗风、书风相对应，在苏轼、文同、米芾等一批诗书画皆能的文人士大夫的提倡与推动下，写意画也在宋代翻开了新的篇章。米芾、米友仁父子首创“米点山水”，不但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笔墨，同时揭开了写意山水的序幕。南宋写意画大家梁楷首创“减笔画”，开启元明清写意人物画的先河。绘画理论和绘画观念也在宋代有了新的飞跃。
论之以散文，唐宋散文八大家，宋朝独占六家(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韩愈、柳宗元所开创的古文运动，最终大成于北宋。以欧阳修、苏轼为先后领袖的宋代古文运动，直承韩柳，却又有自身的时代特征。经过反对浮艳空洞的“五代体”和藻绘丰赡、典重华贵的“西昆体”骈文，又吸取了宋初古文泥古不化的失败教训，摒弃僻涩怪诞的“太学体”古文，终于奠定了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
宋代散文群体风格。相比于唐代散文仅仅是韩、柳及其弟子的个体实践，宋代散文在欧、苏等人的大力提倡与推广之下，得以形成强大的占统治地位的风格流派。
宋代散文，无论内容、形式、语言、风格，都较唐文有新的开拓。宋代三百年间，不仅散文作品数量惊人，而且名家辈出，成就极高，对明清散文产生了至为深刻的影响。宋代散文大家的作品，各具面目，丰富多彩。大苏文章汪洋恣肆，雄辩奔放；欧文平淡冲和，醇雅厚重；曾巩严谨平实，细密峻洁。南宋文风承袭欧苏，进一步向说理和思辩的方向发展。陆游、文天祥、谢翱等爱国志士的文字，豪气千云，挥洒自如，都大有可观之处。
论之以哲学，宋代“性理”之学蔚然大观。在沉寂了多年之后，中国哲学在宋代又出现了新的发展高峰。北宋有王安石的新学(或称王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关学，二程(程颐、程颢)的洛学，南宋有朱熹道学，陆九渊的心学，吕祖谦的浙东学派等等。宋文化的蓬勃发展，使宋朝完成了“儒学复兴”。宋人对两汉经学和盛唐佛学推陈出新，粲然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以儒学精义为根本的、兼收佛老及诸子学说的“新儒学”(理学)体系。在这股文化大潮下，宗教进一步世俗化，儒释道三教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程朱理学”的出现，除了哲学上的意义外，还体现出当时的有识之士对宋朝因经济高速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道德问题的反思与叩问，体现了宋人希图建立一种新的道德体系来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所作的努力。虽然后世将程朱理学不恰当的发展成国人的思想桎梏，但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其地位和作用是不容抹杀的。
论之以音乐，自宋代起，中国音乐开始大踏步走向民间。以曲子词、说唱、戏曲为代表的新兴音乐体裁在世俗化的大潮下，将中国音乐的艺术水准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除了伟大的宋词外，宋代对音乐的另一个伟大的贡献是促使戏曲艺术得到重大发展并推向成熟。北宋的“杂剧”，南宋的”南戏”，为元杂剧的繁盛奠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音乐理论研究领域，宋代也是一个特别有建树的历史单元。中国第一部具有音乐百科全书性质的巨制《乐书》(共200卷)、第一部有关古琴史的专著(琴史》等，都出现于宋朝。
论之以曲艺，宋代是中国古代曲艺发展的极盛时期。曲艺发展到两宋时期，不仅枝繁叶茂，而且更加绵展延伸，与其他表演艺术交错连理，生长成一片片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进入了空前兴旺发达的繁盛期。宋代曲艺演出形式之杂、场地之多、节目之盛，令人目不暇接。北宋崇宁、大观年间，仅在京城之内就有东
瓦、西瓦、中瓦等17处，城外还有各种瓦子、勾栏50多处，有些瓦子可同时容纳数千人—起观看演出。“说话”(后世的话本、评话、评书)、鼓子词等也均大兴于宋世。
论之以瓷艺，宋代是中国传统瓷艺达到最高美学境界的时代，是“玉的精神”与类玉的品质体现的最为深刻的时代。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中国在人类制瓷史上登峰造极。宋代瓷器冰肌玉骨般的素雅、沉静的品质，成为后世瓷业执着追摹的审美风格。“宋瓷”，几乎成为“玉”义的转换。同时宋代也是名窑名品辈出、官场民窑相竞的时代。耀州窑的青瓷，磁州窑的黑白釉瓷，建窑的天目釉瓷等，虽属民窑出品，但工艺之精，造型之美，令人叹为观止。其余风流韵，远播后世。南宋时，窑业良工随之南下，一部分窑工居景德镇仿制定瓷，胎骨釉色纯白如粉，称作“粉定”。湖田窑胎骨多以“半刀泥”刻纹，覆以透明青白釉，被称为“影青”。青白瓷的出现体现了白瓷领域卓越的类玉追求，它不仅使素器“白如玉”，同时也把这种釉色品质广泛地带入后来的彩绘瓷器中。
此外，宋代的建筑艺术也极尽工巧之能事，宋徽宗所营造的艮岳(万岁山)，比之阿房宫、圆明园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代史学粲然大观，除了煌煌巨著《资治通鉴》外，方志学、金石学等也蔚然兴起，史家辈出，史论新颖，著作宏富，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茶文化也在宋代登峰造极，宋徽宗甚至在《大观茶论》中以20篇文章不厌其烦地介绍茶文化，体现了中国古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完美结合。此外，雕塑(含玉雕、竹雕、木雕、石雕等)工艺、染织工艺、家具工艺、刺绣工艺、漆器工艺、笔墨纸砚制作工艺等均在宋代臻于化境，鉴赏(收藏)文化也在宋代文人的提倡下蔚然成风，宋代文化的繁荣程度令后世高山仰止、目眩神迷！
是什么让“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崇尚文治、优礼文人与”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之人”等一系列政策是主因。
宋代是文人的“乐园”。起源于隋唐的科举制，在宋代才真正向文人(特别是底层文人)开放。只要文章合格，不分门第、乡里。都予录取。宋太宗时，一科进士可取三、四百人，诸科可达七、八百人。考试得中即按等第派作大小不同的官。对屡试不中的，还可特恩，赐“本科”出身。真宗后，取士越来越宽，按考生比例十分之一加以录取，社会各式人等，连和尚、道士在内都可应试。1000年，真宗下诏说：“去岁天下举人数逾万人，谬滥居多”。但这年真宗亲试举人，仍取进
土、诸科1800多人。仁宗时“试进士诸科，十取其二”，共取进士4000多人，诸科50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仅北宋一代就开科69次，进士和诸科共取士约61000余人。由此形成了庞大的士大夫阶层和文人阶层。宋代官员待遇优厚，只要无大错，3年即可迁转一次，如此又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阶层。在宽松自由的文化空气下，在士大夫阶层身体力行的倡导下，宋代文化迈上了空前繁荣的高峰。大部分学者认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文化曾经出现过三次发展高峰，即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两宋时期的文化复兴和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以两宋文化的卓越成就而论，洵非虚誉! 日本学者捋薮内清在《中国·科学·文明》中说：
“北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在这个文化发达的潮流中，有许多惊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认为，北宋时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相比。”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说的更直接：“在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多领域，宋朝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她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李约瑟(英)
在科技史研究领域，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堪称绝对的权威。这位几乎以毕生精力投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者，从来不吝惜对宋朝的赞美：“谈到11世纪的中国，我们犹如来到了最伟大的时期。”“每当人们研究中国文献中科学史或技术史的任何特定问题时，总会发现宋代是主要关键所在。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的确，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潮时期。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万历十五年》的作者)在《中国大历史》中所说的那样：“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仓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四大发明有三大发明肇兴于宋。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四大杰出成就：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被称为中国的“四大发明”。而这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肇兴于宋世。
指南针在北宋已普遍使用于航海。北宋建都东京，依靠东南漕运，造船业发达。宋太祖时，各州岁造运船3000多艘。官营作坊制造战船、漕船、使船、龙船，民营作坊制造民用商船、游船等。内河航运的船舶，最大的叫“万石船”，远涉重洋的民用海船，称为“客舟”，船上设备包括抛泊、驾驶、起碇、转帆和测深等，相当先进。朝廷用的海船，称为“神舟”，其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都相当于“客舟”的3倍以上。造船业的发达和远洋航行的需要，促使远洋航行技术不断进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指南针的应用。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了罗盘仪构造的基本原理(人工造磁法以及磁针的装置法：水浮、指爪、碗唇、缕悬)，经不断改进，直至制成非常精确的指南针。在试验中，宋人还首次发现了“磁偏角”现象(“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一重大发现比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时发现磁偏角要早400年。北宋人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记载，舟师在航行中，晴好天气则夜观星，昼观日；阴晦天则看指南针。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对发展海上交通，推动世界各国之间的来往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到南宋时，大的海船可载重数万石，深阔各几十丈，比北宋的船要大好几倍(郑和宝船也不过如此吧)。周去非《岭外代答》说，渡南海航行的海船，舵长数丈，一船载几百人，积一年粮食，还能在船上养猪和酿酒。如此巨大的船舶在当时也只有中国能够制造。远洋船舶行经南海、波斯湾甚至更远的地区，继续使用指南针导航。吴自牧《梦梁录》记载，船只进入大洋，“风雨晦暝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领航员)掌之，毫厘不敢差误。”南宋时的海船已普遍装上精确的罗盘针来导航，赵汝适在《诸蕃志》中描述说：“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使宋朝的航海业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宋朝所拥有的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于阿拉伯、印度、东南亚、日本、朝鲜以至东非等广大地区，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也随之远播于世界各地。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唐、五代开始应用的雕版印刷术，到北宋才有了普遍的发展，被广泛的用来刻印书籍。国子监印的书，后世称为”监本”。各地官府也刻印书籍，书院、私塾也印书。民营的书坊、书肆、书籍铺遍布各地，刻书、卖书成为世业。民营书坊刻的书，后世称为坊本。北宋初，成都刻《大藏经》13万板，国子监刻经史十多万板，当时印刷业规模之大可见一斑。东京、杭州、蜀中、福建是北宋印刷业的中心。时人评木版书“杭州
第一，蜀本次之，福建最下。”这也是相对而言的。由于宋刻本制作精良、校对严谨，印工精美，今日已成“善本”中的珍品，许多宋刻本都堪称无价之宝。雕版印刷虽然发展迅速，但却费时费工。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在益州雕版印刷《大藏经》，至太宗时始成，耗时达12年之久。文化的空前繁荣和文化传播的需要迫切需、要印刷业进行改革创新，活字印刷术应运而生。《梦溪笔谈》记载，仁宗庆历中，布衣(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板，即以胶泥刻字，每字一印，用火烧硬。先设一块铁板，板上敷药(松脂、蜡、纸灰等合成)。印刷时，把铁框放在铁板上，在框内排列胶泥活字，制成一版，再以火烤，使药熔化，用另一平板压平，使字面平整，冷却后即可印书。这一从中国古代印章中汲取智慧的重大发明极大的提高了印刷业的效率，正如(梦溪笔谈)中所说：“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随之，木活字、铜活字等不断涌现，并直启现代的铅印之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宋代印刷出版业空前繁荣，极大地加速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推动了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飞速扩张，其影响之深远难以估量。
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在宋代取得突破。起源于道士炼丹的火药，虽然在中唐已见诸记载，但其广泛使用却在宋代。为了抵抗辽、西夏、金的军事威胁，北宋时已开始利用火药制造燃烧性的火器，随后又逐步研制出爆炸性的火器。宋初，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灭南唐时，宋军已开始使用火炮、火箭。与后世统治者将火器等视为“奇技淫巧”不同，宋代统治者对火药和火器颇感兴趣。宋真宗时，神卫水军队长唐福和冀州团练使石普先后在宫中演示火箭、火球、火蒺藜等新式火器，受到真宗嘉奖。从此火器成为宋军的必备装备。北宋政府在东京建立了火药作坊(属广备攻城作)，专门制造火药和火器，“日出弩火药箭七干支，弓火药箭一万支，蒺藜炮三千支，皮火炮二万支。”1044年，曾公亮著《武经总要》，记载了制造火药的三个详细配方和多种火药武器的制法，并配有插图，是世界上最早的热兵器制作工艺书。《武经总要》记载，火箭是“施火药于箭首”，火球(引火球、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火鹞(铁嘴火鹞、竹火鹞)、烟球(烟球、毒烟球)是点燃后炮放。火炮用于攻城，蒺藜火球用于攻杀骑兵，毒烟球堪称最早的“生化武器”。元丰七年(1084年)二月，从汴京一次调拨煦州、河州驻军的火器，就有神臂弓火箭10万支，火药弓箭2万支；火药火球箭2000支，火弹2000枚之多。南宋时，在与金人的作战中，火器制造工艺进一步发展。南宋中晚期出现的突火枪，成为近现代管形火器的先驱。突火枪以巨竹为枪筒，子窠用铁块等制成，利用火药的爆破力，将子窠推射出去。这是经过一个多世纪探索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