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思想
第五部分董仲舒的思想
一、董仲舒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思想史经由春秋战国至两汉时，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转折，即原先的百家争鸣的思想自由为独尊儒术的思想集权所取代，这一转折是专制主义政治在思想上寻求一统的具体体现。汉初统治者接受暴秦一味地任用法家苛严刑律而加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以“黄老之术”作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黄老之术”乃假托黄帝、老子之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的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综成。具体表现为清静无为、以柔制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刑德相辅）。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上述主张使得战乱和灾荒之后的汉初，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从而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虽然黄老之术也杂糅有儒家思想，然而汉朝统治者，作为对秦“焚书坑儒”的反动，也曾十分有意识地利用儒家的礼制和德治来加强统治。刘邦初登帝位，曾痛感群臣“造反”的野性未改，君主威严一时难以确立，于是请出儒生淳于越按礼制定君臣等级及其礼仪规范。文帝则重用贾谊，强调儒家的父子、君臣之关系伦理，明确尊卑名分，大力提倡忠孝，强化了儒家的纲常礼教。礼制和德治的贯彻，推进了儒家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的新阐发，《礼记》堪称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如《礼记》中的《大学篇》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三纲领表现为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指由认识论上的格物、致知，到伦理学上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在转化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形成了熔认识论、伦理学和政治学于一炉的思想体系，不仅为汉初统治者的治国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武帝时的“独尊儒术”作了舆论准备。
二、董仲舒生平
董仲舒，河北广川人，公元前179-前104年。其学术研究专攻经学，曾精研《春秋公羊传》，并广及群经。曾担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但他在政治上终不能得志，于公元前121年托病弃官归家，潜心著书讲学。朝廷每遇大事，武帝则派人征询董仲舒的意见。【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之中，董仲舒最擅长的是《春秋》公羊学。《春秋》本是孔子依据鲁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汉代流行有五家春秋学：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邹氏、夹氏春秋等。公羊传，文美义富，加上董仲舒的大力弘扬，最先流行开来。】
汉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诏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征求治国方略。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
董仲舒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后世的官方哲学。其“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汉书·董仲舒传》也载有其部分思想。
三、董仲舒思想的主要表现
（一）“三纲”、“五常”可求于天
董仲舒生活在西汉中期，当时国力强盛，但社会矛盾依然尖锐。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董仲舒批评富贵阶层“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天”，并提出“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等经济主张。
在政治思想上，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经也，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矣。”认为当时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端都是由于缺乏统一政纪和思想指导所造成的，因此有必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定为一尊。
据此，董仲舒正式确立了“三纲”、“五常”的政治纲领，以此作为维护封建专制“一统”秩序的根本。依据阴阳之道以及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韩非“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思想，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指出：
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相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阳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
在这里，董仲舒把君臣、父子、夫妇之次序看成是天地自然中阳主阴从、阳尊阴卑的体现，不可更易。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肯定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天道、天志，具有权威性和神圣性，从而以神权的威严强化了封建社会的政权、族权和夫权。
董仲舒又将“三纲”与“五常”相联接，指出“夫仁、谊（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旨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天人三策一）“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这种五常也取之于天的思想其实就是把《易传》“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观念具体化了，为儒家道德伦理学说披上了神学外衣。董仲舒对三纲五常的完善和神圣化，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因此，他的思想深受统治阶层和儒家后学的青睐，被尊奉为儒者宗和醇儒。《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朱熹盛赞董仲舒为“醇儒”，说“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朱子语类》,卷137)近代皮锡瑞《经学通论·四》也指出，“董子之学最醇”，是使“圣人微言大义，得以复明于世”。
（二）“天人感应”的宇宙图式
董仲舒根据阴阳五行家的观念来肯定王道之“三纲”、“五常”，“可求于天”，理论上的论证却是围绕传统的“天人之辨”展开的。他在《举贤良对策一》中称：“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从而以天人“相类”、“合一”的模式来阐发他的哲学思想。
董仲舒强调天人之际互相征验，是古今一贯的道理。孔子所作《春秋》已经考察了天与人、古与今的全部关系。《春秋》所记的国家过失、所讥讽、厌恶的人与事，都是通过自然界的灾害、怪异现象来表达的，因此，人们行为的好坏、道德的善恶，都是和“天地流通而
往来相应”的。
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推度】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举贤良对策三《董仲舒传》）
显然，董仲舒是把孔孟儒家的天命论与神秘主义的阴阳五行说相结合，构造其宇宙图试论体系。
董仲舒的宇宙图试论，内容上主要表现为以“天人感应”说来阐述、概括宇宙起源、结构和演变的问题。在宇宙起源上，董仲舒主张一元论，认为天地万物都源于“元”，即“谓一元者，大始也”。（《玉英》）“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重政》）这是说“元”在世界之先而又贯穿于世界之中，伴随着天地万物和人类发生、发展过程的始终。由于元与原义同，所以“道之大原出于天”，表明“元”即“天”。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天”乍看起来有“自然之天”的意思，他曾描写过天的自然变化过程，以为“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也。”（《天地阴阳》）并以阴阳之气的运动抑扬解释自然界风云雨雾雷电雹的产生。但是，当把“天”作为万物和人类的最终本原时，他就把“天”看成是有至上权威的人格神了。董仲舒断定“天”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顺命》）“天执其道为万物主”（《天地之行》）“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郊祭》）“天”是人类的宗祖：“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也人之曾祖父也。”（《为人者天》）“仁之美者在于天”。（《王道通三》）认为天覆育万物、化生养成人类的过程是一个合于仁爱目的的活动：“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食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服制象》）这样，他又把意志之天和道德之天柔和一体了。
董仲舒又考察了宇宙的结构，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天之端”构成的。“何谓天之端？曰：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官制天象》）构成宇宙万物的十个基本因素为天地人、阴阳、五行。“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五行相生》）五行间比相生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的关系，而“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或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五行对》）五行间按一定的次序相比而生，衍为四时而产生万物。他又用“间相胜”比附社会制度中君臣民之间相克相制的关系，论证社会等级秩序的合理性。“夫木者，农也。农者，民也，不顺如叛，则命司徒诛其率正矣，故曰金胜木。”“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过度失礼,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穷矣,故曰木胜土。”“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众，则司马诛之，故曰火胜金。”（《五行相胜》）董仲舒通过五行间“比相生”、“间相胜”，肯定了“天”通过五行次序来显示它的德性和功能，确认了自然规律和社会人事的序列同构和互相影响、彼此配合，由此组成一个宇宙——人事的整体结构图式。
天人之所以能感应，因为天人是同类而合一：“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同时，董仲舒还把人说成是天的副本，即“人副天数”。人和天是“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从形体构造上说，人的一切都是按照天的模样仿制出来的。
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占视占瞑，副昼夜也。占刚占柔，副冬夏也；占哀占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人副天数》）甚至人的道德行为也上副于天：“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为人者天》）。人是宇宙的浓缩，而宇宙是人的放大。
在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中，人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强调：
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故数者至
十而止，书者以十为终，皆取之此。圣人何其贵者？起于天至于人而毕。毕之外谓之物，物者投所贵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故其治乱之故，动静顺逆之气，乃损益阴阳之化，而摇荡四海之内。
（《天地阴阳》）
董仲舒所言之人的高贵性和能动性，根本上是针对圣人和君主而言的，其“天人感应”论也是为君权天授作论证的。一方面，他以天人感应作为君主受命于天的基本途径，即“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是受天之委托而获得驾驭群臣、役使百姓全权的。“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顺命》）以“天”的权威强化以君权为中心的“三纲”制的权威。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符瑞”说和“谴告”说，对君主权威进行一定的制衡。“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同类相动》）君主施行仁政，则上天就降下祥瑞，以示授命或奖励；反之，君主如“失道”而不知自省、不知变，则上天会“出灾害以谴告”、“又出怪异以警惧之。”（《汉书·董仲舒传》）由此强调：“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对策）。“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玉杯）实际上主张在仁政德治的基础上强化君主专制的权威，按照宗法等级制的“三纲”原则维护大一统的安定局面。这在当时具有其时代的进步性。
（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循环论
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上，董仲舒提出了两个基本看法：一是肯定治世之道奉天法古，不得变更；二是论证了朝代迭替、更法改制的合理。由此构成了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循环论的基本特色。
什么是道？董仲舒说：“春秋之道，奉天法古”。（《楚庄王》）他认为《春秋》经孔子删节，蕴有微言大义。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孟夫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道”又是“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汉书·董仲舒传》）道作为治国理民的“路子”和依据，当是恒久不变的，即“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对策三》）“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由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对策三》）“道者，万世无弊，弊者，道之失也。”（《汉书·董仲舒传》）借助历史经验教训，国家的兴衰治乱完全在于统治者循道还是背道。唯有奉天法古，遵循春秋之道，天下才能长治久安。
在强调“道”不变的同时，董仲舒又根据秦亡的教训，主张“更法”、“改制”，论证汉代秦的合理性。他认为：“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正月）朔（每月初一日的开始时刻），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三代改制质文》）主张以“改正朔”、“易服色”表示天命转移、更受新王，秉承天意而改朝换代。这样，守“一”、循“道”与更法、改制就成了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二者因此而获得了协调统一。
所谓“改正朔”，就是新王朝的君主为表示更受“天命”，需要改变旧王朝所定的正月的月份和每月初一的开始时刻。董仲舒以为，一年中农历的十一月、十二月、一月都可作正月。夏朝以一月为正月，商以十二月为正月，周以十一月为正月。而计算朔日，也有平旦（天刚亮），鸡鸣、夜半为起始的三种方法。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都必须改变前一王朝所定的正朔时间，而这种改变又只能在规定的三个月份和三种时刻间循环选择，此即“三正”说。
所谓“易服色”是和改“正朔”相联的，改变服装和旗号的颜色。董仲舒认为，夏以农历一月为岁首，其时“物见萌达，其色黑”，故在服装和旗号上尚黑色，是为黑统。商代尚白色，为白统；周代尚赤色，为赤统。周代商而立，以赤代白，故其服装、旗号亦为赤色。在董仲舒看来，“易服色”只是在三统中循环选择，表明朝代的更替、历史的发展是沿着黑——白——赤又回到黑统的“终而复始”。“改正朔”、“易服色”完全是根据“三正”、“三统”的循环论历史观提出的。实际上只是朝代更替时为了表示新君王“受命于天”而举行的一种
宗教仪式和礼节上的调整。所以，董仲舒断言“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楚庄王》）“道”是不能改变的，充其量只是对某些局部、枝节进行改良而已，即“举其偏者补其弊。”
（四）“顺命”、“成性”与“防欲”思想
董仲舒的天道观是和他复古主义的人道观相互关联的。他认为：“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异常，欲其法先王也。”（《楚庄王》）法先王的内容就是“顺命”、“成性”与“防欲”。在《举贤良对策三》中，他明确指出：“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把“顺命”、“成性”与“防欲”互相配合，看成是“举大本”的三条根本办法，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思想。
“顺命”原是孔子的思想主张。孔子讲“畏天命”（季氏），“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孟子也说过：“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尽心上）。董仲舒的天命具有意志主义和命定论色彩。他所说的“天”即“天意”，“命”即“天”之命令。“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深察名号），强调君主之受命，意味着上天赋予君主统治的权柄，君主以下的从属等级，如诸侯、群臣、妻子等，则递相“受命于君”，“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顺命）因此，顺命的结果就是要求在下的，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的专制统治，因为“天子受命于天”，“承天意以从事”。君权与神权相结合，具有极大地权威性和欺骗性。
“顺命”又以“成性”为前提，是通过为善去恶的德性培养来实现的。董仲舒从天有阴阳之气来论证人具有情性之两重。他说：“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为人者天），“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深察名号）。认为人性之贪仁，缘于气之有阴阳，由此确立其性善情恶说。依据人之情、性不同比例的混合，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等：圣人之性在于仁；斗筲之性在于贪；中民之性在于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这样，董仲舒的性三品思想既不同于孟子的性善说，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是上智、下愚思想在人性论上的具体运用。
董仲舒一方面承认人有善质（性），但又强调不能就此认为人性本来已善，因为还有“情”的存在。对此，他用米与禾、卵与雏、茧与丝作比喻。“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实性）“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为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深察名号）“性有似目，目卧幽而瞑，待觉而后见。当其未觉，可谓有见质，而不可谓见。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当其未觉，可谓有质，而不可谓善，与目之瞑而觉一概之比也。”（深察名号）这里董仲舒区分了见质与见物、善质与善，即可能性与现实性的不同。可能转化为现实需要一定的条件，即“性待教而为善”、“待觉教之然后善。”虽然他把圣人之性，斗筲之性视为不变之性，但他认为，“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深察名号）这种“中民之性”可以教化成善，是继承先秦儒家的传统，强调自觉原则，肯定道德是可以通过教化形成，有其合理之处。人之所以有情性，与天之有阴阳相当。既然天“任阳不任阴”，那么人也应该“任性而禁情”，“天之禁阴如此，安得不损其欲而辍其情，以应天。”（深察名号）“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也。”(《深察名号》)人应当损欲、防欲、禁欲，表现在道德上就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反复宣言任德不任刑的道德说教思想，目的就在于防欲。他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干
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对策一）可见，无论董仲舒讲“以教化为堤防”，还是讲“正法度以防欲”，其要害在于防，即防止为了追求利欲而犯上作乱。与先秦儒家强调的在伦理关系中培养理想人格，道德行为要出于自愿（出于内心的自然要求、意志的自由选择）观点相比，董仲舒的顺命、成性、防欲更明显地表现了统治阶级对民众统治的制约，漠视了自愿原则，表现浓厚的宿命论色彩。
（五）形神之辨上的“尊神”思想
董仲舒是一个有神论者，在谈论祭祀时，他指出：“祭，然后能见不见，见不见之见者，然后知天命鬼神。知天地鬼神，然后明祭之意”（祭意）。就是说，天命鬼神虽见不到其形，然而通过祭祀却使人察见那不可见到的东西，祭者与天命鬼神可以沟通。他把“天”看作最高神：“天者，百神之大君也。”（郊语），天是“藏其形所以为神也。”（天地之行）
从神学观点出发，在形神关系问题上，董仲舒强调神是形的本质，形是由神派生出来的。他说：“气从神而成，神从意而出。心之所以谓意，意劳者神扰，神扰者气少，气少者难久矣。故君子闲欲止恶以平意，平意以静神，静神以养气。”（循天之道）这里的“养气”目的在于平意、静神，使形气从属于神。而且“心不可以不坚，君不可以不贤，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天地之行）。形体服从精神必须像臣忠于君那样。因此董仲舒一再强调“尊神”、“贵神”（立元神）。
董仲舒尊神的目的在于尊君、尊圣。一是因为君主和圣人能够“内视反听”。圣人与凡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圣人能“盛其精而壹其阳……以致其神，”（立元神）“圣人者，见人之所不能见者也。”（郊语）圣人具有超乎常人的认识能力，是一些“知天地鬼神”、“人事成败”、“古往今来”的先知先觉者。因此，圣人只需返观本心，就能认识天道。“故聪明圣神，内视反听，言为明圣。内视反听故独明圣者，知其本心。”（同类相动）“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二端）就是说，圣人具有无比聪明的智慧，他们只要通过内省，就能从本心中认识天意，洞察一切，修生养性，满口圣言。这样一来，圣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和驾驭自然界及人类社会。
二是因为君主和圣人能够代天立言，以名正实。“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深察名号）即是说，天虽然不言、弗为，但圣人可以为它“发意”、“立言”、“力行”。圣人就是通过“名号”来发天意的。董仲舒认为：“名号，达天意者也”，“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在圣人那里，名（名言、名号）和天意是统一的，因此，必须对名细加考察。只有圣人才能引用这些名称来称谓事物，使事物的是非昭彰、曲直明辨。“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审于是非也，犹绳之审于曲直也。”（深察名号）“名物必因其真，真其意也。”（实性）这里，董仲舒强调以名正实、名发天意（真意），这种视名为第一性，显然是对先秦儒家“正名”说的进一步发挥。甚至他还把“正名”看作是治理国家的头等大事：“治国之端在正名”（玉英）“正名”具有较多的政治色彩，成为传统名教思想的理论基础。
三是因为君主和圣人有“建治之术”。“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以臣言为声，以臣事为形。”（保位权）“人君者执无源之虑，行无端之事”，“人君居阴而为阳，……阳道无端无贵神”，“人君贵居冥而明其位，处阴而面阳”，“能冥能昏，是谓神。”为政如此的圣人就是神人了。董仲舒的为政之道虽然表面上是以儒家面目出现的孔子之道，但其无为无事、玄冥昏然，以及心计阴谋，使其内在地涵摄有黄老和申韩的权术思想。
总而言之，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宣称：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
成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汉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然而，我们民族性格中的封闭自我，因循守旧等劣根性，也都与之直接相关。
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及其影响
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及其影响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曾出现了许多耀眼的思 想家，他们适应时代的需要，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或者具有预见性的主张，而这些主张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主要活动于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他是汉初杰出的大儒，他治学严谨，学识丰富，为适应汉初政治上加强封建大一统和发展封建经济的需要，他提出了许多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上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主张，而且其中一些思想主张对中国后来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初的社会形势董仲舒生活在西汉前中期，战国后期以风靡之势统一中国的秦王朝经过二世而亡，西汉在农民浪潮以后得以建立，汉代建立以后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作为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在汉代封建剥削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汉代的封建剥削主要有：其一是领户制即所谓的封建领主制；其二是豪强地主实行的租佃制。汉承秦制，继续实行奖励军功的食邑制度，这一方面是刘邦为自己夺取天下招揽人才，另一方面是解放奴隶，实行封建制，更好的适应历史的发展要求。此外汉初尤其注重对暴秦短命而亡的总结，对农民起义尤为重视，因此汉初轻徭薄赋，于民生产。除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外，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
矛盾，封建富商和封建政府之间的矛盾，豪强宗族地主和封建官僚地主之间的矛盾，而这三个矛盾整体上还是中央集权政府一方与富商、宗族地主以及地方割据势力一方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在汉初社会中超过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 阶级这两个敌对阶级的矛盾，成为了汉初的主要矛盾。汉初时，由于刚刚结束秦末战争，汉初几位统治者都实行休养生息，轻租薄赋的政策，人民生活得以安定，然而到汉武帝使土地兼并迅速膨胀，对封建政权和封建经济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同时关系国家生活的盐铁，铸钱很多都未集中在中央，商业经济发展严重影响了封建中央政权的根基。在汉武帝之前，统治阶级的政治主张中始终存在着儒道法的争论，中国从秦代到汉代在政治经济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术的发展也从百家争鸣到一尊法术，再到崇尚黄老无为，再到独尊儒术，这其中董仲舒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秦朝兴于法术而亡于法术，汉承秦制，然而汉初统治者并未完全照搬秦制，而是以道家的无为作为指导思想，这是当时的学术发展、形势的需要以及统治者选择的结果，实行黄老学说，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史称“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而到汉武帝时，为了进一步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发展生产，支持对匈作战，急需加强中央对思想的统一，董
董仲舒 儒家传统五行的思想
董仲舒儒家传统五行的思想 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董仲舒继承了《公羊传》中的灾异说。他应汉武帝之对策云：“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 董仲舒借时学（阴阳五行学）发挥或者说发展《春秋》天人感应思想，其说固然奇伟怪谲，难以思议，但决非无中生有，而是本于《春秋》穷天人之变的精神。 董仲舒继承了儒家传统中《洪范》讲五行的思想，并发扬光大之，建立了一套囊括天人的宇宙学说。董仲舒认为，宇宙由木、火、土、金、水五种不同的属性组成。此五种不同的属性相生相胜,构成一合理的宇宙关系。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反过来看则是火胜木,土胜火,金胜土,水胜金,金胜木。五行相生是一种生成关系,五行相胜是一种变救关系。宇宙按照这种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生成变化,因而成为一可理解的合理的宇宙。如木性主生故为春，火性主长故为夏，土性主养故为季夏，金性主收故为秋，水性主藏故为冬。用五行来解释天时，天时即合乎理性可被理解。在董子看来，不仅天时依五行构成，人事也依五行构成。如木为春生之性宜以农为本劝农事无夺农时,火为夏长之性宜选贤举能赏有功封有德,土为养成之性宜循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金为秋收拢宜刑有罪伐无道安集天下,水为冬藏之性宜敬四时之祭与谛袷昭穆之序。如此,依五行解人事,人事亦合理而可理解。按照董子的宇宙构成说,宇宙依五行被合理地安排,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皆依五行之性合理地运行生成,故人世间与自然界不应有灾异存在,因人世间之灾与自然界之异 均是不依五行之性合理地生成运行所致。但是,从现实上来看,合理地构成宇宙的五行关系往往会被打破,即五行相生相胜的合理宇宙会因为五行失序处于一种不合理的荒谬状态,这样,日月星辰、春夏秋冬的运行就会失序,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的生成就会变态,即就会出现灾异现象。也就是说,灾异是破坏了建立在五行之上的合理的宇宙关系所致。故董子在《春秋繁露·治乱五行》一章专门论述了灾异产生的原因是破坏了合理的五行关系。董子曰: “火干木,蛮虫早出,雷早行；土干木,胎夭卵毈,鸟虫多伤；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土干火,则多雷；金干火,革木夷；水干火,夏雹；木干火,则地动。金干土,则伤五谷,有殃；水干土,夏寒雨霜；木干土,倮虫不为；火干土,则大旱。水干金,则鱼不为；木干金,则草木再生；火干金,则草木秋荣；土干金,五谷不成。木干水,冬蛰不藏；土干水,则虫蛰冬出；火干水,则星坠；金干水,则冬大寒。” 董子虽然用五行学说说明了灾异产生的原因,但要说明天人感应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 说明为什么人的行为会破坏五行（天）的秩序而导致灾异。鉴于此,董仲舒再进一步从阴阳
董仲舒介绍
日志原文：https://www.wendangku.net/doc/ca18326063.html,/people/!bHkxOTE5QHNvaHUuY29t/143525738.html 我参与撰著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河北卷》秦汉时期。写出了初稿。关于秦汉时期河北的思想文化成就，董仲舒是一个经典。贴上，供博友批判。 西汉时期，河北地区诞生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尤其是董仲舒，在《春秋》学说基础上成就的“天人合一、独尊儒术”的思想，不仅对西汉政治、文化产生了空前的影响，而且对后世封建社会影响深远。
3－3－1董仲舒画象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约前198－前108），西汉广川（今河北省景县西南）人。早年与公孙弘一同拜胡母生门下，攻读《公羊春秋》之学。汉景帝时为博士，他深入研究西汉前期政治局势和社会，以儒学为基础，吸收阴阳、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的思想，形成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哲学体系，集中国儒学之大成。他利用与汉武帝对策，阐述大一统的思想，说服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 董仲舒一生著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等著作。《汉书·董仲舒传》说他的著作，“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他的思想是西汉时期河北人文思想的集中代表，也是中国封建儒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董仲舒发展了《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理论，把《公羊春秋》以及《尚书》、《洪范》之类学问，组合到他的思想体系中，成为促进儒学转折的新思想。
3－3－2位于河北枣强县的董仲舒石像 大一统思想与天人合一理论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就是说，“大一统”是天地间普遍的法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董仲舒利用天人感应的理论，诠释“大一统”。就是“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1]
论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论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儒学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在研究他的思想体系及故里等方面的文化，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卢梭在这场思想革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董仲舒是我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本文将结合他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他个人的思想历程论述他对中国的政治与思想史的发展作用。 一。董仲舒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 1，社会经济背景 董仲舒是汉朝武帝时代人士，当时的中国经历了汉初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得以摆脱秦末的凋敝状况，社会经济开始出现巨大好转。这时人口开始增殖到历史的最高限，货币开始大量流通，国内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定价的市场，以此汉武帝任用桑弘羊改革汉朝的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而当时，国内政局却是封国格局，统一的货币与定价市场很难形成，这使得汉朝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思考如何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准备。 2，社会政治背景 汉武帝时正是七王之乱平定之后，由于贵族制度的残留，汉朝实行的仍是封国制度与郡县制度的结合体，这对秦朝的郡县制度无疑是一种退步，而直接危及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统治地位。因此汉武帝开始以“推恩令”的方式来间接推行郡县制度以保证汉武帝对国内的政治专制和对匈奴作战时政治动员的有效实施。 3，思想文化背景 汉朝初年，汉朝最高统治者实行黄老之学，而九流十家在当时并未断绝，春秋战国时代所形成的“百家争鸣”的思想状况得以保持。这些多不利于国内思想的统一，更不利于汉武帝实行最高的君主专制，因此，富有雄心的汉武帝开始寻找一个能够统一全国的思想体系来保证自己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只有有这样的思想体系才能保证汉武帝自己既不被皇姓成员篡夺又不被人民造反。 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对儒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董仲舒继承、吸纳、融合了先秦儒家、墨家、法家和阴阳家等诸多学派思想,把各家各派中有利于统一集权、尊君爱民、安定社会的主张,以及关于社会发展变化的思想,根据时代的需要、君臣士民的希望,作了全面的批判和总结,从而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顺应了春秋战国以后百家思想的“合流”趋向,是学术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兼收并蓄和“与时俱进”的产物 二、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关于董仲舒大一统思想 应其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内涵。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它对进一步巩固汉武政权乃至维护整个封建社会的统一和稳定，防止封建割据，发挥了至关生要的作用。 2、以教化为大务、刑罚为辅
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1
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 摘要：董仲舒儒是汉代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产生 深远的影响，他用“天人三策”的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以“天人感应”作为理论依据，这样使儒学融合了阴阳、五行及道家思想，从而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使得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他的思想也对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肯定了他在西汉思想史上的意义。 关键词：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罢黜百家，董仲舒 董仲舒是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家，他的儒学思想和独尊儒术的建议，对儒学的历史性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古至今，人们对董仲舒的评价不一，到底他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我们不能从单方面来评价，要用辩证的方法。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功与过。 一、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 针对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在众多对策中，董仲舒的的对策很受汉武帝的欣赏，这就是汉学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董仲舒在对策中说“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禁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而国破亡矣”。又说“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董仲舒建议武帝要实行“更化”，就是肯定“有为”．否定“无为”，同时也就是改变主导思想路线，改变治国主张。在最后一次“对策”中明确建议实行“大一统”的政策。董仲舒的这些建议都被汉武帝采纳了，班固评述此问题时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这可以说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是接受董伸舒的“对策”而实行的。董仲舒的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我国历史上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经文经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学家和儒学大师，有“汉代孔子”之称。 汉武帝汉光元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这本书中，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分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兴教化，正万民”，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这一建议也最终被汉武帝所采纳，成就了儒学的历史又一鼎盛时期。三大文教政策的具体内容如下：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认为，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必须首先统一思想。他是依据《春秋》“大一统”的思想来阐发了这一见解的，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而当时的弊政恰恰是思想不统一，即所谓“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于是，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思想的统一，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绝其道并不一定要取缔各种学术，而是不给它们以发展的条件。通过大力尊崇儒学，给予培养和作官的前途，自然成为大多数士人的追求方向，其他学派也就难以与之“并进”了。 2.兴学校以养士，行教化美习俗。
与独尊儒术相联系，董仲舒提出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认为“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兴学校的重点是办好中央的大学，大学是“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他还对如何办好大学提出意见，要求“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并加强考核选拔，“数考问以尽其材。”在办好太学的同时，地方教化也很重要。老百姓总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就像水往下流一样，如果没有堤防，就难免造成灾患，教化就能起到堤防的作用。因此他建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从而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标。就是说，通过地方办学，来推广社会教化，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对于稳定统治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 3.重选举以选用贤才。 董仲舒认为任官之法十分重要。吏治败坏是同“任子”制、“纳资”捐官和累日取贵、积久致官的做法分不开的。他建议选举贤良，“量材而授官”。董仲舒的建议直接推动了汉代察举制的创立。 从教育家的角度来看，董仲舒调和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认为“天”创造人类时赋予了人一种先验的素质，这种素质具有善的可能性，也具有恶的可能性。教育就是使其善。
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意义
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意义 [摘要]董仲舒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大一统”思想是在汉初社会危机加重、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为迎合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而形成的。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同时，对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 [关键词]董仲舒；大一统；社会背景；历史意义 董仲舒是我国汉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学说，在思想方面，他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思想，他的“大一统”思想，后来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大一统”思想的内涵 “大一统”的概念是《公羊传》首次提出的。《春秋经》开篇首句记载：“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阐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谒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即以何为重，以何为大义，引申为重视、尊重。“一”指统一、合一，指万物的根本。“统”即纲纪意。“一统”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与周天子。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以统一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已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后经进一步发挥，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这样“大一统”思想不仅有了与生俱来的合理性，而且还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开始作为统治手段和主流思想登上了历史舞台。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建立和巩固以封建君主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在董仲舒看来，君主是上天之子，代表天的意志统治人民，臣民服从君主就是服从上天，而君也要服从天的意志，否则天就会以阴阳灾异来进行惩罚，要求君主“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一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2]。为了强化政治，董仲舒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提倡选举任贤，反对世卿认亲，对官吏必须进行考核，实行定时定员举荐制度；主张兴太学、以德仁教化百姓；限民名田、抑制土地兼并，反对政府垄断盐铁，使盐铁归于民营，薄赋敛、省徭役，禁止官僚经营工商业，保护百姓利益，保障农民基本需要，主张德主刑辅。 在思想方面，董仲舒在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他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3]这种思想是以教育的方法为主，使各家各派在孔子和《春秋》的名义下统一起来，成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理论基础，共同为地主阶级专政服务。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用“大一统”思想解决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国家面临的危机。 董仲舒的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相辅相成，政治大一统是董仲舒大一统论的目的所在，而思想大一统则是实现政治大一统的重要手段，它们共同构成了维护君权至高无上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的规范。 二、“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汉初，以“清静无为”思想为统治思想，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景象，但新的社会矛盾开始威胁中央集权和社会安定。在政治方面，刘邦时期的分封制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的生平和教育活动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广川（今河北冀县）人，是西汉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的拥护者，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以“三年不窥园”（王充评为夸大之辞，认为学习应该有张有弛）的精神，攻习儒家的经典，当时被推为群儒之首，有“汉代孔子”之称。他精于《公羊春秋学》，景帝时为博士。他的学生很多，有的见不到他的面，采取以老学生教新学生这种“久次相授业”的教学形式。 武帝时诏贤良，对策第一。他的三篇对策，成为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政策的基础。《汉书·董仲舒传》说：“推明孔氏，仰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因与当时当权的公孙弘发生矛盾，出相胶西王。不久辞官回家，以讲学著书为事。 董仲舒的主要著作为《春秋繁露》，全书今存八十二篇，根据“公羊派”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并应用于社会政治；发挥《易经》的阴阳学说，结合五行思想，创立“天人感应”学说，提出了“性三品”观点，形成了一套神学化儒学新体系，为当时的政治服务。另有《董胶西集》一册，“三对策”收集在内，提出了较具体的政治和教育主张。他的书流散不全，今本《繁露》未必皆董氏的原著，但可视为汉武帝时代儒家思想的汇编。 董仲舒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董仲舒生在西汉封建政权已经建立、但仍有待巩固的时期。自汉初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出现了一时期安定的局面之后，又出现了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七国之乱平息之后，统治者的锋芒便要指向农民阶级了。董仲舒就是站在当时地主阶级的立场，适应当时这种政治要求而提出来的。 董仲舒的政治主张，主要是要神化汉代政权，主张“君权神授”之说，以提高君权，树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进一步巩固封建统一政权。他的政治主张，是以儒术为主，以刑法为辅。他口口声声说，要“任德而不任刑”，好象很同情人民的疾苦，主张教化，反对刑罚；实际上却是企图发挥统治者软硬两手中麻痹欺骗从而软化人民这一手的作用。 他鉴于秦朝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农民过于严重的压迫和剥削，以致激起农民的反抗，酿成农民大起义，在很短的时期内便亡了国。在秦末农民起义的震动下，他认识到人民这种伟大的力量，害怕汉朝再遭秦朝的命运，所以主张实行“仁政”，籍以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他为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提出了“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主张。这种主张，大部分是带有欺骗性的，统治者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的。 董仲舒还主张加强统一和提高君权。他宣传《春秋》的“大一统”思想，认为这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为了提高君权，他提倡“君权神授”的学说，认为君主受命于天，能贯通天地人的大道，因而强调“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也是《春秋》的大义。他的这些主张都是为了加强当时封建政权对人民的统治的。 董仲舒为了加强他的政治主张的力量，创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迷信学说，使先秦的儒家原始思想变成了神学化的思想。这样，他就把儒家主张的封建伦理都归诸天道，把“仁”和“三纲”等等都认为是出自天意而不能改变的永恒道德。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把封建社会秩序神圣化和绝对化了。 他还引申《易经》的阴阳学说，认为凡物都是阴阳合成的，阳性尊，阴性卑；阴不得独立行事，必须服从阳；阳在先，阴在后；阳是主，阴是附。他把这种理论应用到人类社会关系上，认为君、父、夫都属于阳而臣、子、妻则属于阴，所以君应为臣纲，父应为子纲，夫应为妻纲，这就是他所说“可求于天”的“王道之三纲”。这就为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礼教”即政权（君权）、父权、夫权的三条封建绳索，奠定了神学化的理论基础。 为了体现天意，董仲舒主张“奉天法古”，即是从效法古代“先王之遗道”来奉行天意。他虽然发挥《春秋》“三世”之说，并认为“天命靡常”，“有道可以伐无道”，可以承天意改朝换代，又主张王者改制，好像是有历史发展的观点，其实他所说的改制，只是指“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而言，至于先王的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等是不能改的，所以他说：“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这与他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是一致的。他的“三世”说是一种历史循环的观点，而“奉天法古”的思想则纯粹是一种复古主义的反历史主义观点。
董仲舒的贡献之儒家思想的发展
论董仲舒的贡献之儒家思想的发展 内容摘要：董仲舒是儒家思想发展历程中非常关键的人物,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人物。他在秦朝“焚书坑儒”使儒学一度遭受重创成为打击对象之后，直至汉朝面对西汉大一统的政治要求，建立了以儒家人道义理架构为基础，吸收各家思想，前所未有、兼容并包的新儒学体系，对儒学的理论建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促进和巩固了汉朝的政治和思想的统一，使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长达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影响中国政治文明两千年。 关键字：董仲舒新儒学贡献影响评价 一、为什么说董仲舒是儒家思想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人物呢？ 因为董仲舒对于新儒学的理论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儒墨并称为两大显学，但是儒家的理论思想一直受到诸子百家的挑战。春秋战国的统治者虽然对儒生礼遇有加，但是一直不曾真正采纳过儒家的理论，诸侯多数是为了招纳人才而做出礼贤下士的姿态而已。即在政治实践上，春秋战国诸侯大都是法家学说的信徒，而秦最终统一六国，依靠的也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儒家思想在秦统一之后更一度遭受重创，坑儒使儒家的理论学说现实的成为打击的对象。好在秦朝的统治不久，汉朝迅速取而代之。至汉武帝时，在董仲舒的努力之下，儒家才真正的击败了道家和法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长达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董仲舒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开创了一个儒学的新时代。董仲舒面对西汉社会大一统的政治要求，以儒家人道义理架构为基础，义春秋公羊学为依据，发挥其微言大义，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将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建立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兼容百家的新儒学体系。同时也形成了适应汉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极具包容性，独具时代魅力的董子政治儒学，对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有效性应对和对治行回答，成为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讲政治儒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 也正是这些突出的贡献使董仲舒成为儒学发展史中的一位里程碑的人物，他的新儒学的理论建构与贡献可概括为：一个基础、一个实质、四项精要、四大特点。具体分析如下：
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教育技术学院0610220028 李璐董仲舒，我国历史上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学家和儒学大师，有“汉代孔子”之称。 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这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也是宽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再现于人间；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学之士，也渐渐走出了山林。董仲舒的老家——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北靠燕代，西界三晋。自古齐鲁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这对他以后的思想体系的形成也有着很大的关系。而在当时儒学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寂寥而又刚开始兴起的时刻，不少人的想法和观点还是相当浅薄的，与他们相比，董仲舒真是鹤立鸡群，形若天渊，“通才”“鸿儒”这些比喻一点也不过分。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声誉之高，气派之盛！ 汉武帝汉光元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这本书中，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分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兴教化，正万民”，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这一建议也最终被汉武帝所采纳，成就了儒学的历史又一鼎盛时期。三大文教政策的具体内容如下：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认为，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必须首先统一思想。他是依据《春秋》“大一统” 的思想来阐发了这一见解的，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而当时的弊政恰恰是思想不统一，即所谓“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于是，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思想的统一，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绝其道并不一定要取缔各种学术，而是不给它们以发展的条件。通过大力尊崇儒学，给予培养和作官的前途，自然成为大多数士人的追求方向，其他学派也就难以与之“并进”了。 2，兴学校以养士，行教化美习俗。 与独尊儒术相联系，董仲舒提出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认为“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兴学校的重点是办好中央的大学，大学是“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他还对如何办好大学提出意见，要求“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并加强考核选拔，“数考问以尽其材。”在办好太学的同时，地方教化也很重要。老百姓总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就像水往下流一样，如果没有堤防，就难免造成灾患，教化就能起到堤防的作用。因此他建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从而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标。就是说，通过地方办学，来推广社会教化，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对于稳定统治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 3、重选举以选用贤才。 董仲舒认为任官之法十分重要。吏治败坏是同“任子”制、“纳资”捐官和累日取贵、积久致官的做法分不开的。他建议选举贤良，“量材而授官”。董仲舒的建议直接推动了汉代察举制的创立。 董仲舒的上述建议，适应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被汉武帝采纳，不仅促进了汉代思想的统一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而且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和文化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单的介绍了他的生平和主要的学术思想以后，我想主要从教育家的角度来探讨董仲舒
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评价
评述董仲舒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似的人物。董仲舒经过周密的思考与组织，以儒学为本，综合各家，最终形成一种以公羊学为骨干，以天人感应为基础，整合阴阳、黄老、法、诸家的思想体系，从而完成了汉代新儒学。 从董仲舒所处时代入手，以当时社会矛盾和任务、自然科学状况、秦汉...相关答案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的思想与大一统
董仲舒的思想与大一统 董仲舒是西汉思想家、政治家，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吸收诸家学派的思想精华，创立了新儒学，并使新儒学成为西汉的正统思想，而这种思想在之后中国的两千年历史中得以不断地丰富，直至现在，儒家思想对社会发展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董仲舒有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体系政治、思想、哲学……，可谓包罗万象，庞大非常。董仲舒是一位关照现实的思想家，是一位注重社会发展的思想家，他庞大的思想体系有着明确的服务对象，即：西汉的大一统。 哲学是一切思想的指导，董仲舒自然也不例外。董仲舒的哲学，集中表现为“天”的哲学，“唯天为大”，是其“天论”的核心，同时，也是他大一统思想的灵魂所在。“唯天为大”，是什么含义？天，是一切的主宰。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天”不是简简单单指头顶的蓝天，他的“天”有着三重含义，而正是这三重含义，使得天变得至高无上。首先，“天”是自然之天，“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矣。”（《春秋繁露·天地阴阳》），这里的天，是宇宙万物的总称。“天之道，终而复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终始也，阴阳之所合别也。东至之后，阴俛而西入，阳仰而东出，出入之处常相反也。多少调和之适，常相顺也。有多而无溢，有少而无绝。春夏多阳而少阴，秋冬少阳而多阴，多少无常，未尝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损益，以多少相溉济也。”(《春秋繁露·阴阳终始》)，这里的天，是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其次，“天”是神灵之天，“天者，百神之君也。”（《汉书·董仲舒传》），天是百神之君主，也就是神王，是天地万物的
主宰。另外，“天”还是道德之天，“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春秋繁露·俞序》），在此，天成为了绝对的仁者，天心，便是仁者之心。经过这三重含义的叠加，“天”，就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天”，就成为了民众的信仰。 那么，确立天至高无上的地位，对西汉大一统有什么作用呢？作用就在于利用天的地位，来确立王的地位，让最高统治者成为臣民信仰的一部分，从而实现树立君主权威，强化王权的目的。董仲舒是怎样做的呢？他提出了一个思想——“君权天授”。“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之谓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他认为，“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君主，承接天意，身为天子，替“天”管理天下臣民。这样，借助天的无上地位，把君主设为天之子，让他成为上参天，下通地，中连人的能人，从而成功提高了君主的地位，树立了君主的权威，为大一统提供了一个领导者，减小了臣民被领导的心理抵触，使大一统的可操作性得以提高。因为，“君权天授”让君主可以拥有至高权力的说法变得合理、合法、合情。 当然，仅仅“君权天授”还不足以解决树立君主权威的问题。董仲舒的“君主中心”思想，则将整个社会划分为层次分明，等级森严的完整系统，而这个系统的掌控者就是最高统治者——君主。在君民关系上，董仲舒认为，“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是所好，体毕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董仲舒
漫谈董仲舒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似的人物。董仲舒经过周密的思考与组织，以儒学为本，综合各家，最终形成一种以公羊学为骨干，以天人感应为基础，整合阴阳、黄老、法、诸家的思想体系，从而完成了汉代新儒学。 从董仲舒所处时代入手，以当时社会矛盾和任务、自然科学状况、秦汉...相关答案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的思想主张
董仲舒的思想主张 ①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 战国阴阳五行家邹衍认为，历史中的朝代更替是由于五德运行产生的影响。按照邹衍的学说，每个朝代必须与五德之一相连，因此，这个朝代就应当遵循这五德之一的要求来运转。董仲舒修改了这个理论，认为朝代的更替不是依循五德运行的顺序，而是依循“三统”，即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他在《三代改制质文》中说：每个朝代都依循一统，每统又各有其为政的系统。 按董仲舒的说法，夏朝代表黑统，商朝代表白统；周朝则是赤统。夏、商、周三朝完成了这一历史循环。之后，历史又开始一次新的循环，新的朝代又应当代表黑统。继承周朝统治的既不是秦朝，也不是汉朝，而是孔子，他承受天命，创立了黑统。孔子所受天命，不是一种“法统”，而是一种“道统”。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按董仲舒一派的说法，《春秋》乃是孔子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其中，孔子树立了他的道统的统治。孔子代表了黑统，并创建了黑统的各项制度。董仲舒对《春秋》的解释十分著名，他的各项学说都可以从《春秋》中找到根据，换句话说，他的理论权威来自《春秋》，这是他把自己的著作称为《春秋繁露》的缘故。 ②针对加强君权需要，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家道德观点。 在过去，所有的君王都是从祖先承受君位，甚至秦始皇也不例外。只是到了汉朝，情况不同了。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而君临天下。这需要某种理论的支撑，董仲舒正是提供了这种理论的支撑。王者受命于天，并不是一个新理论。在《书经》里，已经有这个思想。孟子把它说得更清楚。董仲舒则更具体地把它纳入了自己的天人
董仲舒和王充的思想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政治哲学思想董仲舒 (公元前179一公元前104年)。广川(在今河北省景县境内)人，是汉代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被称为“汉代孔子”。他对《公羊春秋》与《易经》有特别的研究，学识渊博。汉景帝时，被选任为博士，但因景帝崇尚黄老之术，故其主要活动是收徒讲学．“下帷讲诵”。武帝时命各地推荐贤良方正之L以备咨询．连对三策，内容是关于天人关系的．故称《天人三策》(或称《举贤良对策》)。汉武帝对他的建议十分赞许。对策后．先后担任汀都易王刘非、胶西王刘端的国相，晚年致仕在家，专心从事写作与讲学。但朝廷有大事，仍常派人向他请教。死后葬于京师长安西郊。有一次武帝经过他的墓地，特下马致意，所以他的墓地又名为“下马陵”。 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只有《春秋繁露》一书以及《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用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来改造先秦儒学，并容纳刑名法术、道、墨、阴阳家思想，以天人关系问题为中心，建立了一套新的儒学。其要点如下。 (一)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 董仲舒所要做的就是为当时政治、社会新秩序提供理论的根据。照他的说法，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所以人的行为的根据，
一定要在天的行为中寻找。他采用了阴阳家的思想，认为天与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从这个前提出发，他把主要来源于阴阳家的形上学的根据与主要是儒家的政治、社会哲学结合起来。 董仲舒认为人类社会组织是天安排的，无论在肉体或精神方面，人都是天的副本。他说天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人的形体以及精神上的各种表征，完全跟天相同，以此为依据，他提出了“天人感应”论，即天人之间相互感应。他宣称“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至高无上的神，能创造和安排万物和人类，并进行严格的赏罚。皇帝是神的首脑的显现，是天的儿子，是天派下来统治万民、“替天行道”的，是唯一合法执行“天意”的人，其他三公、九卿、元士是神的耳目口鼻手足各部分的体现，是派来协助皇帝的，要服从“天意”，就要服从皇帝。在他看来，代天而治民的君主，其行为的好坏，能直接地影响到天。如果君主施行仁政，上天就会降下“符瑞”或“祥瑞”现象，以示天的奖励或授命；如果君主施行暴政，上天就会降下灾异现象，以示“谴告”，而这种谴告也是天对君主的爱护与挽救。但董仲舒也认为，民只有通过假借“天”才能制约君。也就是说，民只有假借“天”威，规谏皇帝不要过分残暴，以免受到天谴。 董仲舒建立了君权神授的学说，从神学上证明了君权高于一切，统治和教化的权力都要集中到皇帝手里，使王权和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神圣化、绝对化。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的思想来源
董仲舒的"大一统"理念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因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奠定了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班固在《汉书》中称其为“群儒首”。简单说,董仲舒就是一个儒学大师,在孔子之后,朱熹之前。 《史记·儒林列传》称:“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於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汉书·董仲舒传》云:“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汉代,广川既是“国”,又是“县”。《史记》中的“广川”,没有写明是广川国还是广川县。田雯《长河志籍考》:“董子,广川人。德州者,唐元和十年所徙之长河县,汉信都国之广川县也。夫汉县之所谓广川者,大矣,有城郭焉,有郊坰焉,百里之内,正值其地,或即董生下惟处,按图考碣,适相符契矣。”历史上,行政区划变更频繁,现在山东与河北的德州段省界是卫运河,但汉代没有运河,广川包括现在的德州。 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对儒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董仲舒继承、吸纳、融合了先秦儒家、墨家、法家和阴阳家等诸多学派思想,把各家各派中有利于统一集权、尊君爱民、安定社会的主张,以及关于社会发展变化的思想,根据时代的需要、君臣士民的希望,作了全面的批判和总结,从而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顺应了春秋战国以后百家思想的“合流”趋向,是学术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兼收并蓄和“与时俱进”的产物。 归纳起来,董子的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天道至尊与天人合一,大一统与儒学独尊,君权神授与三纲五常,阳尊阴卑与任德教化,其中包含了以德治国、以人为本、天人和谐、仁义诚信等具有现实意义、需要大力倡导的思想观念。另外,他吸取秦王朝“任刑而不尚德”的历史教训,提出的刑德并用、以德治为主的治国原则,以及“限民名(占)田”,“塞兼并之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等政治思想,在当时也具有积极意义。 董子的思想不仅满足了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对汉代政治取向和政治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汉代以后的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影响中国历史达两千年。随着董仲舒对“大一统”的理论阐述,“统一”的政治理念逐渐渗透到了中国人的血液之中,进而转化为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 (戴玉亮搜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