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
李培禹
《 人民日报 》（ 2012年09月12日 24 版）
一

人到中年，还记得他的小学，还记着辅育过他的老师，本不是件什么新鲜事；人到中年，对已过去30多载的小学生活已淡忘了，对老师也没有太多印象了，也是件很寻常的事——生活本身就是这样平淡如水。

我的小学母校——北京东城区遂安伯小学，因王府井扩展，几年前被夷为平地。我路过那片废墟时，不禁驻足呆望了几眼。后来我知道，在这里呆望过的，不止我一个。我的小学同学李来启，也是其一。

来启现在是一家公司的经理，他找到我说：你是咱们班的班长，你该牵头找找咱们当年同窗六年的同学啊。我赞同，于是拿来纸笔，俩人掰着手指头一个一个地写起当年同学的名字来。照实说，我们写了不到十个，卡壳了，真的想不起还有谁了。过几天再想，收获仍不大……

然而只有一个人，清楚地记着我们全班所有同学的名字。她，就是教了我们六年的小学班主任老师陈辉。如今已退休多年的陈老师，拿出一张纸，她开始写着：1962年入学、1968年离校的我的学生：李晓梅、武亚平、王宪明、周克明、宋国强、武莲娟、赵燕玲、洪菊英、萧惠敏、高泽萍、赵庆六、王天培、王治渠、于莎莎……40多人，她竟一个不落地写了出来，其中包括因留级蹲到我们班和中途转学到我们班的几位同学的名字。

我想起我们“毕业”离校时，正是“文革”时期的1968年，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可陈老师却千方百计把大家聚在一起，她借来一架120相机，请人为我们全班拍了一张合影照。我想，这张照片一定还在她的影集里，因为她的每一个学生，还在她的记忆里。

那是一个深秋的下午，报社传达室的师傅打来电话，说有一个老师找你。我怎么也没想到，我的小学老师陈辉来了。六年时光，在她的身边，我度过了幸福的红领巾生活。可毕竟30多年过去了，陈老师怎么找到我的呢？她告诉我，她已经退休了。她先找到我原来的家，幸好我弟弟还住在那儿，这不，一下就找到了。说着，她从包里掏出一件浅灰色羊绒衫：“你从小的身体就不好，天冷了，老师给你带了件羊绒衫，不知合适不合适。”我的眼泪差点涌出来，平生第一次紧紧拥抱了我的老师。

那天，我和陈老师仿佛又回到了30多年前，坐在校园里那棵很老的杜梨树下，“谈理想，谈志向，也谈那美好的明天（小学时朗诵的诗）。”

二

每年春节，我都去看望我的老师。那种期待、惬意融入浓浓的年味，已经成了多年的习惯。然而2007年却有了不同——我中学时代的恩师贾

作人先生已然不在了，春节我少了一个去处。

我进入北京二中的时候，也是“文革”时期的1968年。我被编进“五连四排”，幸遇骨子里属“修正主义”的班主任老师贾作人。那时的贾老师三十出头了仍是单身，样子很帅，穿戴十分讲究，可以说是纤尘不染，笔挺的呢子外套给人一种高贵的气质。现在想来，他那时候就用香水或很高级的香皂了，他身上总有一种淡淡的清新的气息。课堂上，他用广播电台播音员一样标准的声音，朗诵着毛泽东诗词或鲁迅的杂文；他在黑板上用“行楷”书写着课文要点，简直把我们“镇”住了。从他身上，我们不能不感到二中就是二中，尽管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他仍坚持说：学生不读书干什么？

记得有一堂课，他给我们讲“驳论的写作”，我听后很受启发，就模仿着写了一篇，“驳”的什么已经想不起来了。又是贾老师的语文课了，他同样用广播电台播音员一样标准的声音，朗诵了一篇文章——那竟是我写的“驳论”！对写作的浓厚兴趣，使我瞎写上了，什么都敢写，什么都敢往贾老师那送。他从不嘲笑我，怕挫伤了我的积极性。只是我写的几首“旧体诗词”，让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拿出半天时间，专门给我讲诗词格律，讲“平平仄仄平平仄”。

这以后，他把精力放在了指导我读书上。那个时候哪有书读啊？贾老师就每隔一段时间骑着他的“飞鸽”车到我家来，自行车后架上驮着一个用包袱皮儿裹着的大包——他把自己的藏书（当时都是禁书）一摞摞拿给我看。我知道了杨朔、秦牧、茅盾、吴伯箫、曹靖华、何其芳、臧克家、公刘、徐迟、艾青、王汶石、胡采、柳青、梁斌、刘白羽……知道了列夫·托尔斯泰、海明威、果戈理、莫泊桑、罗曼·罗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时那一片文化荒漠上，一个中学老师为了培养他的一个未必能成才的学生，他是怎样地尽心尽力、付出一腔心血啊！

贾老师这样偏爱一个学生，是不是我的家里有什么背景？可偏偏我的家庭背景算得上是班里最差的了。1971年，我们这一届学生已上到初三。有精神下来：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北京市决定恢复高中。在这个“喜讯”面前，我却要和贾老师告别，因为我的家里供不起我再念高中。我把家里的想法说了，贾老师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不可能！你必须上高中。”可十分痛苦的我却答应家里不再上学，因为我的母亲患肺癌刚去世不久，父亲当时瘫痪在床不得已办了病退，而我如果放弃上高中，很有可能分配一份工作。贾老师从未这么“没有商量”，他风风火火地来到我家，

与代表家里的大哥“谈判”，说服他支持我继续读书，他还向我病中的父亲打下“保票”：李培禹的学费、饭费由他来交，不用家里负担。贾老师为了给我争一个名额，费尽心思，原本清高的他，一次次地去找有关领导，最后一刻才把我的名字写进高中班的名录。就这样，我终于上了高中，在北京二中系统地学习高中课程，为以后恢复高考时我得以顺利地考取理想的大学打下了基础。

没想到，我们高中毕业后都要到农村插队去了。贾老师也来送我，看得出他内心的痛苦和无奈，他嘱咐我道：“学习要靠你自己了。”后来，我在当知青时发表过一些作品，贾老师看后其实都不满意，但他还是鼓励了我，他知道那时我的困境，坚持写作已属不易。

我说过，贾老师对我是偏爱的；其实他对我们班的每一个同学都是热爱的。他不允许我看不起任何一位成绩落后的同学，他在他们身上付出的心血一点也不少。毕业多年后，有一次我去看望他，恰巧我们班的一个女生也去看他。那直率的女同学说：“瞧，咱班的大才子来了，我赶紧走吧。”贾老师说：“什么话？都是我的学生！”

贾老师教了一届又一届学生，每每有他的得意门生考上了哪所高校、发表了什么文章、做出了什么成绩，他都会津津乐道。直到几年前，这位才华横溢，精力充沛，下了课也愿意和他的学生们在一起的二中公认的优秀语文老师，终于累倒在讲台上，住进了医院，才暂别了他热爱的学生……

贾老师走得很安详，像平时熟睡了一样。然而他却再也不能看一看他惦记着的学生了！他的夫人、女儿深知贾老师一贯低调的禀性，坚持不搞任何仪式，只想自己家里人为他默默地送行。二中的领导、同事、好友等闻讯后匆匆赶来，为他敬献了花圈。我是为他送行的唯一的学生，我贴在他的耳边说:“贾老师，您放心地去吧，我将为有您这样一位恩师骄傲终生；我会继续努力，让您也为有我这个学生而感到欣慰……”

向贾作人老师最后深鞠一躬时，我已泪流满面。

三

1972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北京市恢复了高中，我们成了高中生。第一节语文课，当我们空虚地坐在教室里时，上课铃响了。一位个子不高却很威严的中年教师站在教室门口。我忙喊了声:“起立！”同学们稀稀拉拉地站起来，后排几个男生光欠欠屁股就坐下了。

“太不堪了！”对这种散漫劲儿，老师显然不满意了，“重来一遍！”说着，他竟退出了教室。第二遍整齐点了，矛盾见缓。可是，当他知道班上不少同学没带课本时，不禁又怒了:“嚓嚓嚓”，他在黑板上写下

“不堪”两个刺眼的大字，还边写边说:“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这就叫不堪！”这，就是赵庆培老师给我们的“见面礼”。

赵老师上课总是很精神，语音洪亮，板书刚劲有力，他的每一节课都讲得那么精彩。有时，课堂上鸦雀无声，只有“沙沙”的笔记声；有时，赵老师大声地和同学们讨论问题，教室里格外活跃。有意思的是，他的课堂笔记，我们抄写后他还要再对一遍。一次，一个同学抄落了一个字，意思恰恰反了。赵老师说:“当老师的不能误人子弟，你们也不能‘误’我呀！否则，将来算谁的账？”说完，自己“哈哈”先笑了，我们也忍不住笑起来。

记得一次命题作文《春游颐和园》，不知怎地，我忽然“诗思如泉涌”，“哗哗哗”在作文本上写下了一组诗，等后悔不安时已来不及改写了。下课铃响了，只好硬着头皮交本。几天后讲评作文，赵老师先表扬了写得好的几位同学，然后他严厉地说：“做好命题作文很重要，对这项基本功的训练一定要认真对待，要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次我们班有个别同学没有按要求做，还写起诗来……”我的心“咚咚”直跳，不敢直视赵老师的目光，当作文本发到我手里时，我赶紧放进书包。直到下午放学后，我才翻开作文本，啊，在《春游颐和园》的题目旁，竟是一个大大的“优”字！我的那一行行“诗”，赵老师认真改过了，有的句子下边还画了表示赞许的红圈圈儿。文尾处的批语只有两个字：“很好！”

实际上，赵老师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人。80年代后期，我遇到过较大的坎坷，工作、生活都跌到了谷底，赵老师看出当时的我万念俱灰，怕我有轻生的念头，他严厉地对我说：“李培禹你记住，这辈子不枪毙不死！”

后来，在一次笔会上，我把这段经历讲给作家刘恒。不久，我和刘恒通电话，他告诉我，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问他：贫嘴张大民“贫”了那么多话，你认为哪一句最有水平、最精彩？他说，是你老师讲的那句：“这辈子不枪毙不死！”我们都乐了，原来，他把这话写进他的小说和电视剧里去了。刘恒问：“那位老师叫什么来着？”我再次告诉他：“赵庆培！”

现在，赵老师也退休多年了，而且家搬得挺远，我们极少见面，但我总能感到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

啊，又是教师节了。时光流逝，光阴荏苒，欢乐许多，忧愁许多，失去许多，得到许多。回望自己的脚步，总还留下了一点扎实的印迹。新的征程已经在向我们招手，当我迈向它的时候，我敢说我是充实的，因为我知道，在我的背后，暖暖地陪伴着我的，永远是老

师们那关爱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