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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自传:一个穷小子的发迹史

##卡内基自传
###序一
从商界退出后,我的丈夫禁不住那些好朋友(既有英国的朋友,也有美国的朋友)的恳求,开始抽空把对早年的回忆一点一滴地记录下来。然而,不久他就发现根本没有想象的那样空闲,他的生活甚至比以前更加忙碌了。所以,他只能利用在苏格兰度假休闲的时间来撰写这些回忆。每年夏天,总有一段时间,我们会去沃特纳格郊外的小别墅度假,享受一下简朴宁静的生活。在那里,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写他的回忆录。对早年时光的回忆令他非常愉悦,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又重新回到了过去的生活当中。1914年7月,战争的阴云开始笼罩着大地,当时他正在那里潜心写作着,8月4日,当我们得知那个灾难性的消息后,立即离开那里,回到了斯基伯,我们想更及时了解局势。
这些回忆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完成的。从此以后,他对自己的事情就再也没有兴趣了。有很多次,他试图继续写作,但只是徒劳。在那以前,他还像个中年人一样——甚至像个年轻人一样——每天打高尔夫球、钓鱼、游泳,有时一天这三项运动都做。他一直是个乐观主义者,即使面对着希望的破灭,他也努力表现出乐观的一面。当世界性的灾难降临,他的心碎了。在患上重感冒后,接着又得了两次严重的肺炎,他一下子变得苍老了。
据与他同时期的一个人(那人比卡内基早过世几个月)说,“他无法承受年老带来的负担。”也许,对有幸了解卡内基先生的密友们来说,他一生中最令人鼓舞的地方就是他学会如何承受“年老带来的负担”。他总是耐心、体贴、乐观,对别人给予的任何一点快乐和帮助都心存感激。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考虑过。他一直期待着一点希望之光,他的精神在任何时候都会激励鼓舞着我们,直到“他走了,被上帝带走了”。
他在手稿的扉页上亲笔写了这样一段话:“在我的回忆录中,可能只有一小部分能引起大家的兴趣,而大部分内容只有我的亲朋好友们才会喜欢。我想,我断断续续写的许多内容,可能应该删去。替我整理这些书稿的人要注意,不要给读者太多的负担。一定要选一位既热情又聪明的人来做这项工作。”
因此,还有谁能比我们的朋友约翰·C.范·戴克教授更适合做这项工作呢?当他只看到这部手稿但还没有看到卡内基先生的批注时,他就说:“将这部书稿整理出版是一项充满爱心的工作。”这是我们共同的选择,从他做这项工作的态度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是一个出于珍贵美好的友谊而做出的选择。
露易丝·惠特菲尔德·卡内基
1920年4月16日于纽约
###序二
当一个人讲叙他一生经历的时候,

尤其是他本人讲叙时,编辑不要随意在中途去打断他。应该让他用自己的方式来叙述,而且叙述中表现出来的热情,甚至是随性的言辞都应该作为故事的一部分。一个人在精神兴奋时可能会表现出他的本性来,正如在夸张的表象下可能藏着真相。因此,在整理这些篇章准备出版时,编辑所做的仅仅是按时间顺序来编排素材,以便使叙述连贯流畅。有时为了解释会添加一些注脚,为方便读者也会加上插图,但叙述部分才是最核心的东西。
此时此刻,编者或者不适合在这里去评价讲叙“这段辉煌而曲折的经历”的创造者,但也许应该承认,这段经历真的非同寻常。就算是《天方夜谭》也不会比这个出身贫穷的苏格兰男孩的故事更富有传奇性。他来到美国,一步一步地,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终于获得了成功,成为著名的钢铁大王,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企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随后,为了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他经过慎重考虑,又有计划地主动把这一切都捐献了出来。不仅如此,他还创立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财富准则,在财产分配上为今后的百万富翁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在创业过程中,他成为国家的建设者、思想领袖、作家和演说家,他是工人、学生和政治家的朋友,是贵族和平民的伙伴。但是,与他伟大的灵魂(他对财富的分配、对世界和平的热切追求、对人类的爱)相比,这些只不过是他生命中的一小段插曲。
或许,我们距离这段历史太近了,不能以恰当的方式来看待它。但随着时间流逝,它一定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兴趣,但愿今后的人们能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它的价值。而且,对我们来说,卡内基先生用明快的风格和语言将这段记忆留了下来。这是一段非常值得纪念的记录——也许,类似的东西即使会出现,也不再能引起我们的关注。
约翰·C.范·戴克
1920年8月于纽约
###第一章
阳光一样的个性比财富更有价值
正如智者所言:任何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只要真实地展现出来,一定会很精彩。如果此话属实,那么,了解我的亲朋好友或许就不会太失望。我感到安慰的是:至少有一部分熟悉我的人会对我的回忆录感兴趣,而这正是我继续写下去的动力。
几年前我在匹兹堡的一位朋友梅隆法官,曾经写过一本书,该书让我坚信了上述智者所言。当然,梅隆法官的传记给他的朋友们带来的极大愉悦,也会继续惠及到他的子孙后代。不仅如此,一些不了解他的读者,也非常喜爱这本书。此书有一个实质性的价值——揭示了人物特性。该书没有任何哗众取宠的意图,只是本着为家人而写的真诚。同样,我也只想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不是在

公众面前故作姿态,所以我就像处在家人和真诚可靠的朋友中间一样,毫不拘束地和他们聊天,甚至一些毫不起眼的小事也不会让他们感到乏味。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此为卡内基的出生地。它位于丹佛姆林摩迪大街和普赖尔瑞大街交会处的一栋18世纪单层红色波形瓦盖层顶,灰色石头的小层阁楼上。
我于1835年11月25日出生在丹佛姆林的一个仅有一层房的小阁楼里。这幢房子坐落在摩迪街和皮奥雷巷的拐角处。正如俗语所说:我有贫穷而正直的父母、善良而友好的亲友。丹佛姆林很早就是苏格兰的绸缎贸易中心,曾经闻名遐迩。我的父亲威廉·卡内基曾是一名纺织工人,我的祖父是安德鲁·卡内基,我正是沿用了祖父的名字。
我的祖父卡内基在当地颇有名声,他机智幽默,和蔼可亲,同时有着坚忍不拔的意志。他是那个时代激进分子的领袖人物,又是一个快乐俱乐部“帕提梅尔学院”的主管,因此远近闻名。我记得,当我回到阔别14年的丹佛姆林时,一位老人走近了我。有人告诉他说我是“教授”(亲朋好友就是这样称呼我祖父的)的孙子。他当时颤颤巍巍的,一副苍老的样子,那鼻子和下巴更加明显地昭示着他的老迈。
他步履蹒跚地穿过房间向我走来,用颤抖的手抚摸着我的头说:“上帝啊!你就是安德鲁·卡内基的孙子?简直和你的祖父长得一个样!我好像又回到了从前的时光了。”
在丹佛姆林期间,还有几位老人跟我讲了一些关于我祖父的故事。下面这些便都是了。
在一年的平安夜里,村里一位颇为独特的老妇人突然发现窗户上闪现了一张鬼脸,她吓了一跳,仔细一看,惊呼道:“天啊,原来是你,愚蠢的家伙安德鲁·卡内基。”她说的没错,我的祖父在75岁时还经常扮作爱嬉闹的年轻人,跑出去吓唬那些老太太朋友们。
我想,我的乐观,我排扰解难、笑对生活的能力,以及如朋友所说的能把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本领,肯定是源自我这位像老顽童一样的祖父的遗传。我为自己继承了他的名字而自豪。我觉得像阳光一样的乐观个性比财富更有价值。年轻人应该知道,性格是可以培养的,思想像身体一样,同样需要获取阳光。那么让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培养如阳光般乐观的个性吧!用微笑去驱除烦恼,一个人只要有点哲人气质,这一点是能够做到的,他也不会因为做了错事而自责。自责总是存在的,这些“该死的污点”是无法洗刷掉的。最高法院里的法官从来都不会被欺骗。因此,伯恩斯曾提出一条重要的生活准则:“唯有自责才能产生恐惧。”对我而言,它比我所听到过的任何说教都更有意义,它是我早年生活中遵循

的座右铭。我得承认,我与成年时代的一位老友贝利·沃克有几分相似之处。他的医生询问他的睡眠状况,他回答说很不理想,严重失眠,又眨巴着眼睛作了个补充:“但是一到教堂里,我就能时不时地舒服地打个盹儿。”
在我母亲家族这边,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更有名。他是威廉·古伯特(《政治评论》的撰稿人)的朋友,他们一直保持着通信来往。甚至当我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在丹佛姆林,一些认识我外祖父的老人依然认为他是他们所知晓的最为出色的演说家,也是最有才能的人物之一。他曾出版过《先驱报》,与古伯特的《政治评论》相比,这只能算是一份小报,却被视为苏格兰第一份最激进的报纸。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文中强调了技术教育的重要性。我认为其中的一本小册子最值得关注,那是70多年前出版的,题目是《智力教育与手艺教育》。在某种意义上,他强调后者的重要性,这也反映出对今天技术教育坚定的支持。小册子的结尾这样写道:“感谢上帝,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学会了制作和修补鞋子。”古伯特把它发表在1833年的《政治评论》上,并且加了编者按:“本期所发表的最有价值的通信之一,是我们尊敬的苏格兰朋友兼记者托马斯·莫里森的书信,它刊印在《政治评论》上。”由此可见,我信笔涂鸦的倾向是源于父母双方家族的遗传,因为卡内基家族的成员既是读者,也是善于思考的人。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是个天生的演说家、热情的政客,也是当地激进派的领导人物。他的儿子——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接替了他这一职位。在美国,很多有名望的苏格兰人都来找过我,要求与“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握手。有一次,美国克里夫兰和匹兹堡铁路公司的总裁法莫先生对我说:“我所有的学识和素养都受益于你的外祖父。”丹佛姆林著名的历史学研究者埃比尼泽·亨德森公开表示过,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年轻时有幸得到了我外祖父的帮助。
正是这些赞美,才让我的一生有了更加高尚的追求目标。但是,最令我感到愉快的,是《格拉斯哥报》的一个记者所说的一番话。这位记者听了我在美国圣安德鲁大厅所作的一场关于美国地方自治的演说后,首先报道了一些当时苏格兰人所共知的关于我和我的家族的故事,尤其是我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的一些事情。接着他写道:“试想一下,当我发现站在讲坛上的是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他言谈举止和容貌,简直就是老莫里森的一个完美的翻版时,我该是多么的惊讶!”
我不记得我是否见过外祖父,但我与外祖父有着令人惊讶的相似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

清楚地记得27岁那年,第一次回到丹佛姆林的情景。当时我和舅舅贝利·莫里森坐在一起,他那一双乌黑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当时他情难自抑,异常激动,最后一言不发地跑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他回卡内基的母亲,一个影响卡内基一生的人。她奉行着简单的苏格兰经济哲学:“努力工作就能挣钱,挣钱就能买到面包。”
来解释说,从我身上,他仿佛看到了他父亲当年的样子。这幻影忽闪忽灭,如真如幻。可这只是一种瞬间的感觉,他无法准确地表达出来。我的母亲也经常发现我身上具有外祖父的一些特性。这种遗传学倾向每时每刻都在被证实,但是,那种超出生理遗传之外的神似,显得是何等的微妙啊!我被深深地触动了。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娶了爱丁堡的霍奇小姐,她是一位有教养、举止优稚、身份高贵的女子,可惜她在风华正茂之际,就过早地去世了。那个时候,外祖父的家境已经比较优越了,他是丹佛姆林皮革制造业的一位皮革制造商。但是,如同成千上万的人们一样,在滑铁卢战败后,他破产了。他的长子,我的舅舅贝利,童年生活在奢华的环境中,他甚至有一匹可以乘骑的小马驹,而家中其他几个小一点的孩子则遭遇了艰难的岁月。
我的母亲玛格丽特是家中的次女。关于她,我恐怕一言难尽。她继承了外祖母的高贵和涵养,是一位优雅的女子。也许有一天,我会将她的一些事公诸于众,但这样未必能描绘出她完整的形象。对我来说,她是神圣的。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她——除了我。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她便是我生命的全部。我的第一本书的献辞中这样写道:“献给我最亲爱的女英雄——我的母亲。”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感到无比幸运。一个人出生在哪里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的环境和传统会引
导和激发出一个孩子身上的不同潜在倾向。艺术评论家罗斯金真切地评述说:“在爱丁堡,每一个聪明的孩童都会受到城堡景致的影响。”丹佛姆林的孩子也是如此,他们会受到大教堂的影响。这座教堂受到苏格兰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影响,那个教堂早在11世纪(1070年)就已建成,是苏格兰的守护神
马尔科姆·坎莫尔国王和玛格丽特王后建立的。大教堂的遗址以及历代国王们出生的宫殿的遗址如今尚在,那儿还有皮特克利夫峡谷,玛格丽特王后的圣坛和马尔科姆国王塔的遗址。如同一首古老的民谣《帕特里克·司本斯先生》开头所唱的那样:
国王坐在丹佛姆林的塔上,饮着鲜红的葡萄酒。
布鲁斯王的陵墓就位于阿比大教堂的中央,附近是圣玛格丽特的陵墓,还有许多皇亲贵族也长眠在这周围。对初次来到这个充满

浪漫传奇色彩的城市观光的孩子们来说,这真是一种幸运。这座小城市坐落在峡湾北面3英里的高地上,可以俯瞰大海,南面可以看到爱丁堡,北面奥克山顶清晰地映入眼帘。这一切不禁令人回想起昔日的辉煌,那时丹佛姆林是苏格兰的宗教中心和首都。
孩子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呼吸着诗意和浪漫的气息,极目四望又能受到历史和传统的陶冶。(正是这一切,成为他们孩童时代的真实的世界——但愿这种真实的世界永远存在。即使在他往后的成年生活中,当他面对残酷的现实心灰意冷之际,童年的真实世界和影响一定会显现出来,难以磨灭,直到生命的尽
圣玛格丽特教堂
圣玛格丽特教堂位于丹佛姆林,是苏格兰最著名的教会基地之一。教堂旁边经斯图亚特王室修葺的宫殿及城堡,成为苏格兰君主、王室的居住地。卡内基对这里的每一条路、每一堵墙都了如指掌。每当夜幕降临,他在这危险的阴影中散步。后来,卡内基买下了这个城堡,将它赠给了丹佛姆林。
哪怕偶尔也会有短暂的缺失,那只是受到了驱逐或压制。但是,这些印象会马上回到他的身边,对他施加影响,帮他振奋精神,丰富他的生活。没有哪一个丹佛姆林的聪明孩子能够逃避大教堂、宫殿和峡谷带给他们的影响:这些景致触动他,点燃他内心潜在的火花,使他出类拔萃,即使出身贫贱也无妨。我的父母也出生在这种令人鼓舞的环境中,因此,毋庸置疑,他们身上也有着浪漫和诗意的力量的影响。
当父亲的纺布生意成功后,我们从摩迪街搬到了里德公园一处更宽敞的房子。父亲的四五台织布机把楼下占满了,我们住在楼上,可以从外面的楼梯上去,老式苏格兰房子通常都可以由外面路边的楼梯直通上面的房间。我就是从那时开始记事的。然而很奇怪,我最早的记忆是有一天我看到的一幅小型美国地图。它是轴卷的,大约两平方英尺。我的父母、威廉叔叔和艾肯特姨妈在地图上寻找匹兹堡,并且指出了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不久以后,威廉叔叔和艾肯特姨妈就乘船前往那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当时,我记得表兄乔治·兰德(“多德”)和我由于一面隐藏在顶楼的非法旗帜而陷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对此我俩印象深刻。我想,那是我的父亲或叔叔或家中其他某个激进分子在反《玉米法》的游行中用的。镇上曾经发生了几起暴乱,骑兵部队进驻到市政厅。祖父、外公以及叔叔和舅舅们分为两派,而父亲则忙于参加各种会议,发表演说,整个家庭都处在动荡不安之中。
我记忆犹新,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天夜里,我被敲击窗户的声音惊醒,来人通知我父母,说我

舅舅贝利·莫里森因组织非法集会,被关进了监狱。镇长在士兵们的协助下,在离镇几英里远的集会上逮捕了他。当晚他们将舅舅带回镇上,围观者人山人海。
我们后来得知,群众们威胁政府说要去营救他。后来,镇长得知此情形后,让镇上的监狱看守把舅舅叫到朝着大街的窗口,请求人们解散。他照做了,对大家说:“如果今晚站在这里的是支持正义事业的朋友,请紧抱双臂。”人们照他说的做了,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又说:“现在请安静地离开吧!”我的舅舅,像我们家族中所有成员一样,是一位有精神感染力的守法公民,但骨子里是激进而又爱国的。
当一切即将公之于众的时候,人们可以想象,这些私下里口口相传的话语给人多深的触动。对国王和贵族政府的强烈谴责,对所有形式的特权的公然抨击,共和体制的伟大,美国的优越性,一块适合本民族
人们居住的地方,一个人人都享有公民权利的自由家园——我被这些激动人心的主题深深感染。作为一个孩子,我曾想到去杀死国王、公爵、贵族,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英雄行为,因为这些人的死亡对国家是有利的。
正是孩提时代那些联想所带来的影响,在很早的时候,我就要求自己敬重那些并非通过捷径而成名,并由此获得公众尊敬的任何特权阶层或个人。(一个人如果仅仅依靠血统或门第,免不了有人会在背后讥讽——“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也干不了,不过是碰巧出生在一个好家庭,一个徒有虚名的冒牌货;他们家真正有成就的人还像土豆一样,埋在地下呢。”)我真不知道,如果这个世界有些人生来就享有特权,一个真正有才智的人该怎么生存!特权不应该是与生俱来的。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引用那几个能够确切表达我义愤的词句:
曾经有个勃鲁托斯,他难以忍受魔鬼,要像国王一样永远控制罗马。
但是,国王就是国王,并非只是个影子,当然,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继承得到的,我只是在回应在家里所听到的一切。
丹佛姆林长期以来享有盛名,或许是因为它的激进思想,虽然我知道苏格兰的佩斯利涡旋纹花呢也颇有名气。在我所提及的那个时代,丹佛姆林的人大多是小手工业者,大都拥有一台或者更多的织布机,他们不用被固定时间所束缚,工作是计件制的,他们从大的制造商那里分包下来,然后在家里完成。
这是一个充满强烈政治激情的时代。在整座城镇里经常可以看到,午饭后的小憩时间,系着围裙的男人们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谈论时政。休姆、科布登、布莱特等人的名字常被大家提起。尽管当时我还小,却经常被吸引到这个圈子里,成了一名非常认真的听众,

人们谈话中有一个一致的倾向:要求变化。市民们组织了集会,征订了一些伦敦的报纸。奇怪的是,每天晚上,向人们诵读报上主要社论的,是镇上的一位牧师。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也是常客,他们读过文章之后,都要发表评论。这样的聚会是激动人心的。
这类政治性的集会时常举行,这也是人们所期待的。我家和其他所有家族成员一样,对此有着浓厚的兴趣,也经常参加这样的集会。我的一位叔叔和父亲经常在会上发表演说,他们拥有不少听众。记得一天晚上,父亲在一个大型的户外集会上发表演说,我从听众的夹缝中挤了进去,一阵喝彩声传来,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我抬头看着这位将我夹在他双腿之间的人,告诉他,演讲者是我的父亲,他就把我举了起来,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
父亲还带我参加了另一场由约翰·布莱特主讲的集会,他发表演说支持J.B.史密斯成为斯特灵区自由党的候选人。回到家里,我对布莱特先生不恰当的措辞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比如他提到“许多人”(“men”),其实他当时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一个人”(“man”),他不像我们苏格兰人——习惯加上一个重要的“a”。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毫无疑问地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小共和主义战士,我的口号就是“消灭特权”。当时,我并不知道“特权”的含义,但我的父亲知道。
我的姨父兰德最精彩的一个故事也同样与J.B.史密斯有关,史密斯是丹佛姆林议会会员约翰·布莱特的朋友。兰德姨父是他的委员会成员,一切进展得很顺利,直到史密斯被宣布是一个“神教徒”。选区主持人这样问道:“你会投票给一个神教徒吗?”场上一片沉默,坎内·希尔村的史密斯委员会的主席是一名铁匠,他宣称绝不会投票,兰德姨父向他表示抗议。他们约好在乡村的酒馆里商谈。
“先生,我不会投票给神教徒的。”这位主席说。
“但是,”我的姨父说,“竞争对手是一个基督教徒呢。”
“该死。”主席如是回应。
而后,铁匠投了赞成票。史密斯以微弱的过半数优势在选举中胜出。
从手工织布机变革到蒸汽织布机,对我们家庭来说是一个灾难。父亲没有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工业革命,仍然用传统的方法艰苦奋斗。他的织布机大大地贬值。在任何紧急时候,都需要有永不言败的力量,这时我的母亲站了出来,她努力挽救家庭的命运。她在摩迪街开了一家小店以增加收入,尽管收入微薄,但在当时足以维持我们舒适而体面的生活。
从那以后,我开始认识到贫困的含义。糟糕的日子来临了,当父亲带着最后一批纺织品见一位大制造商时,我看到母亲焦急地等待他

回来,她想知道父亲是否接到了新的活儿,还是将面临着无事可做的日子。虽然正如伯恩斯所说,我的父亲“不卑劣、不可耻”,他只是“乞求上帝给他一份工作,可以生活”,但父亲回来时的样子,我永远记在心中,并隐隐作痛。
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长大以后我一定要改变这一切。然而,和许多邻居相比,我们并没有因为贫穷而降低生活水准。我不知道贫穷的日子会持续多久,母亲也没有把握,但她尽可能让她的两个孩子穿得干净整洁。
我的父母不经意间说过,他们不会主动送我去上学,除非我自己要求。后来,这个承诺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不安,因为我长大后丝毫没有想要上学的意愿。他们请校长罗伯特·马丁先生对我多加关照。有一天,马丁先生带我去远足,同去的还有已经在马丁学校入学的一些伙伴。此后不久,我要求去马丁学校,父母非常高兴。不用说,他们同意了我的请求。那一年我已经8岁了。后来的经验告诉我,对任何孩子来说,在这个年龄上学还是不算晚的。
校园生活让我感到非常快乐,如果有什么事情妨碍我去上学,我会很不高兴。只是,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要发生,因为我早上的任务是到摩迪街最前面的一口井里打水。水量不足,断断续续的。我们还不能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抢着打水,所以有时快熬到中午才能打到水。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们在井边围坐成一圈,她们在前一天晚上就放了不值钱的铁罐排成一队,以保证她们先来后到的顺序。可以想象,我会因此而与这些老妇人据理力争,因此她们称我为“坏小子”。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养成了争强好胜的性格,这种性格在此后也一直伴随着我,无法改变。
正是因为要做这些事情,我上学经常会迟到,幸亏校长了解其中的原委,并给予我以谅解。通过同样的关系,我有了一份放学后去商店打工的活儿。回顾那段岁月,我对自己非常满意。因为我在10岁的时候就对父母有用了,成了他们的好帮手。不久后,我接受很多人的委托,替他们保管与商店有业务往来的账目,慢慢地我对业务熟悉起来。就这样,在孩童时期,我对生意上的事就有了一定的了解。
然而,校园生活中也有一件让我苦恼的事,男同学们给我取了个绰号叫“马丁的宠儿”,走在大街上,也会有人大声对我喊这个讨厌的绰号。我不清楚这个绰号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很大的羞辱。正是因为这样,我也没能回报这位好老师——我唯一的校长。对他,我满怀歉意,我很遗憾,在他生前我再也没有机会做更多的事情来报答他了。
我还要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对我影响至深

的兰德姨父——乔治·兰德的父亲。父亲总是在纺织店里一刻不停地工作,每天的空闲时间很少,也无暇照顾我。姨父是希尔街的一家商店的店主,因此并不是太忙。那里是贵族店长的聚集地之一,在丹佛姆林,由各种不同等级的贵族担任店主。我刚上学不久,斯通姨妈过世了,这对兰德姨父打击很大,在他的独生子乔治和我的友谊中,他才找到了一些慰藉。他对付小孩子自有一套办法,也教给了我们很多东西。记得其中有一件事是,他给我们讲英国历史时,让我们想象每一个国王在房间墙上的某一个地方,然后他表演那些他熟悉的画面,以加深我们的印象。所以直到今天,在我的印象中,约翰国王就坐在壁炉架上面签署着文件,维多利亚女王的膝盖上抱着她的孩子,正坐在门后。
多年之后,我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找到了历代国王的名册,这才将姨父没讲的那部分补全。在威斯敏斯特小礼拜堂里有一张停尸桌,据说,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尸体曾经在此停放过。在这份国王的名册里,有一位是姨父最景仰的重要的共和主义君主,他写了封信给罗马教皇,通知教皇,假如他不停止对新教徒的迫害,“在罗马教廷将听到大英帝国的炮声”。无疑,我们认为用“领袖”来形容克伦威尔是恰当的,他在我心中是一位英雄。
从兰德姨父那里,我了解了苏格兰的早期历史——关于华莱士、布鲁斯、彭斯、布兰德·哈里、司各特、拉姆齐、坦纳希尔、霍格、费格森。坦诚地说,彭斯的作品点燃了我对苏格兰的爱国热情,并贯穿在我的整个生命中。华莱士理所当然是我们的英雄,他身上集中了所有的英雄特征。令人伤心的是,有一天,学校里一个淘气的大男生告诉我英格兰比苏格兰要大得多。于是我就去找姨父寻求帮助。
“这算不了什么,奈格,如果把苏格兰铺展成英格兰那样的平地,苏格兰就会大得多,但是你能把苏格兰展开吗?”
噢,这是不可能的!他的回答是剂良药,安慰了我那颗受了伤的爱国之心。后来,我又被英格兰人口众多的问题困扰,再次去找姨父请教。
“是的,奈格,7∶1,但是在班诺克本战役中比例更悬殊。”(班诺克战役中,苏格兰人以少胜多,打败了英格兰军队)于是,我心里又高兴起来。高兴的是英国人越多,我们越光荣。
有一句至理名言:“战争会繁殖战争。”每一场战争都为将来的战争播下了种子,因此,许多国家世代为敌。苏格兰男孩的经历,美国男孩同样有。他们也读过华盛顿和福格谷的故事,读过黑森人受雇佣去残杀美国人的历史,因而他们会憎恨英格兰人。我和我在美国的侄子都受过这样的教育。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