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傍海道和大凌河古道的交通地理与相关史迹考察

渤

海大学

学报

二○

一五年第二期东北边疆·民族与社会

主持人语：辽西走廊是“东北亚走廊”之一，与藏彝走廊、河西走廊、南岭走廊一样，是著名的民族走廊。历史上辽西走廊起着沟通中原与东北亚的重要作用，是边疆控制、族群迁徙、经贸往来、文明交流与传播的重要通道。在当今民族走廊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研究“辽西走廊”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

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围绕“辽西走廊”和辽西地区历史地理和行政建制展开研究。王绵厚《辽西傍海道和大凌河古道的交通地理与相关史迹考察》一文，对“辽西走廊”之“辽西傍海道”和“大凌河古道”的形成、走向和节点地理坐标进行了细致探讨，指出“辽西傍海道”和“大凌河古道”是最早

见著史籍的中国东北和东北亚跨地区、跨国家重要交通廊道，

它既是古代的“部族通道”，又是“文化通道”，在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当前具有国际意义的

“环渤海经济文化圈”的建设中，有特殊区位意义。该文对辽西古廊道梳理清晰，结论允当，值得学界重视。张振国《论清代朝阳地区行政建置之演变》对清代朝阳地区行政建置演变，即盟旗制度—理事厅—改厅设县—撤县改府过

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这种演变反映了朝阳地区社会发展和边疆内地化进程，

也深化了中央对热河蒙地的治理。王月《清代九关台同知考》充分利用档案资料，

结合地方史志，对清代管理柳条边外蒙古地区的九关台同知的设置、驻地变迁及裁撤进行详细辨析考证，纠正一些传统看法，有助于加深对清代辽西地区行政建置变迁的理解。

本期栏目主持人：崔向东

辽西傍海道和大凌河古道，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始终关注的辽西环渤海北岸的重要文化廊道和部族通道。从1982年撰《大凌河水系历史地理考辨》（《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

第5期），到1990年出版《东北古代交通》

（沈阳出版社，1990年），直至21世纪第2个十年重修

辽西傍海道和大凌河古道的交通地理与相关史迹考察

——兼论大凌河古道上商周青铜器窖藏的史因

王绵厚（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沈阳110000）

摘

要：笔者依据文献记载和历年史迹考察，论证了在东北亚交通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辽西傍海道”

和“大凌河古道”的形成历史、基本走向及其代表性节点地理坐标。认为辽西傍海道和大凌河古道，在东北亚交通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简论了在大凌河古道上出土的几批商周青铜器窖藏的性质与大凌河古道的关系；论略了交通史迹的研究，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文化遗产意义。关键词：辽西傍海道；大凌河古道；东北亚最早交通廊道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254（2015）02-0023-05

收稿日期：2014-12-21

作者简介：王绵厚（1945—），男，原辽宁省博物馆馆长、辽宁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研究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议专家，渤海大学“东北亚走廊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从事东北历史地理、交通史与高句丽等东北边疆民族历史考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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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我一直将其作

为东北亚区域交通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不断

深化对其的认识。今应渤海大学“东北亚走廊与

东北边疆、民族、社会”课题评审会之邀，结合

“东北亚古代交通走廊”问题，再对这一问题重

新进行梳理。

一、问题的提出

辽西走廊和大凌河古道，都是近现代学术

界提出的地理概念。但其作为东北亚古代交通

史迹的记载，却见于先秦史籍。如《尚书》“禹貢”

记有：“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尚书》·禹

貢。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即指当时的辽

东和朝鲜半岛的“岛夷”（一称“明夷”）部族，沿

黄、渤海北岸通道，入贡“黄河”（泛指中原）的部

族古道。其后《管子》·小匡篇和《国语》·齐语等，

亦都有相似记载：“（齐桓公）救晋擒狄王、破屠

何…制令支、斩孤竹”；（《管子》卷八小匡第二

十）“北伐山戎、制令支、斩孤竹而南归”。（《国

语》卷六齐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其中

“山戎（北狄）”“令支”“孤竹”“屠何”，都是这条

古交通道上经由的部族方国，同时也是重要的

交通地理坐标。

笔者关注这一问题的探讨，始于20世纪80

年代初。1982年我应当时辽宁省公路交通史编

纂委员会之邀，曾撰有《辽宁古代交通地理述

略》。该文后转载于《辽宁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

第一辑》（1985年，辽宁省博物馆）。文中首次提

出：“汉代沿今辽西大凌河南源，进入中原有二

条通道：一条是由南源傲木伦河，经白狼、石城、

广城，入河北青龙河口，古称青径口，顺青龙河

而上入卢龙塞道。……另一条由大凌河上游西

源凌源南大河而上，而进入河北平泉，是为卢龙

西道”。[1]其后在1990年《东北古代交通》中，于

论述辽西“大凌河古道”的同时，针对《禹貢》篇

的“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又指出：“周初

箕子入通周王室，应沿今渤海湾北岸和西岸的

傍海陆路。其经行之路，即有今辽西滨海的右碣

石”。此道即所谓“辽西傍海道。”

上述提出的关于古代辽西通向中原，经大

凌河谷和傍海陆路，主要有南北两条古交通道

的观点，经过近30余年的研究和考古发现证

明，其基本走向和史迹认定，已经得起历史的检

验。其内容归纳起来有以下要点：

其一，从先秦时开始的古辽西（同时为东北

亚）古交通道，主要有两条，一为“大凌河古（谷）

道”；一为辽西走廊“傍海道”。它们是东北亚地

区最早开辟的沿黄、渤海沿岸的文化通道和部

族通道。

其二，大凌河古道，又可分为“南源”和“西

源”两个主要方向。两条陆路经青龙河和支流瀑

河，汇集于“卢龙塞”。而“卢龙塞道”又有东、中、

西三条。

其三，《尚书》等记载的“岛夷皮服夹右碣石

入于河”的“右碣石”，应对应于晋《太康地记》中

的“乐浪（郡）遂成县有碣石山”的朝鲜半岛上的

乐浪郡“左碣石”。从而进一步证明，商末“箕子

东迁”之路，亦正是经由《尚书》中的“岛夷皮服

夹右碣石入于河”之辽西古道。

其四，辽西傍海道从先秦、经两汉魏晋，至

隋唐以后，曾经有水陆变迁。其考察需要多学科

进行。而大凌河古道，因多穿行于山谷，则无大

的变迁。

其五，辽西傍海道和大凌河古道，在辽西地

区，经历年考古发掘，均有重要交通史迹发现。

对这些史迹进行考察，是研究这条交通道的基

础。其中一些重要交通史迹，如20世纪50年代

以来，集中发现于“大凌河古道”上的商周青铜

器多处窖藏，很可能与战国末燕王喜为躲避强

秦，“东走辽东”的避难行迹或祭祀山川有关。而

分布在这两条古道上的其他诸多史迹，也都是

与辽西古交通道攸关的历史实证。

上述问题，拟在以下各节中一并略为考述。

二、辽西傍海道和大凌河古道，在古

“幽州”以北的分途点

考察辽西古交通道，既然有大凌河和傍海

道两条主要通道，第一个重要问题，是从古“幽

州”东北行的两条廊道的节点和分途点问题。因

为从古幽州出塞北行，历来有东北行和正北（西

北）行两条路线。前者出“卢龙塞”，经大凌河和

傍海道东北行；后者出“居庸关”北行草原之道。

鉴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限于篇幅，本文单就这

一交通节点上的东北行的“无终”和“卢龙塞”道

予以考略。

无终，在《汉书》地理志记载，“无终县，故无

终子国。庚水西至雍奴入海，过郡二”，（《汉书》

卷28地理志下“无终县”）其县境按《水经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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