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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安文学与建安风骨

论建安文学与建安风骨
论建安文学与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是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当时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建安代表诗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第一,表现渴望建功立业、关注社会现实。东汉末年的动乱,即使建安文人饱受离乱之苦,也能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影响;曹王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集、陈琳、徐干、阮璃、刘祯等人都有不凡气质。表现强烈的英雄意识是建安文人的理想。在《观沧海》这首诗中,曹操通过对沧海的描绘和歌咏,表现出壮阔的胸怀,诗人以丰富的想象把我们带到一个宏伟的境界。‘旧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在其里”,这几个句子写了大海之大,大海仿佛是日月星辰的母亲一样,这样博大的境界在古人的诗里是不多见的,他不仅写了沧海的性格,也写了诗人自己胸怀。

第二,表现看透生命的悲壮理想。人生苦短,成为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流行,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莱、徐干、应踢、刘祯、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十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这对文人的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刘祯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璃《七哀诗》)。第二种是感慨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曹植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第三类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文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志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三曹与“建安风骨”的关系

“建安风骨”是指建安时期和魏文帝、魏明帝时期诗歌的美学特征,又称“汉魏风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是天下大乱的时代,这时代造就了一批优秀的诗人。“三曹”指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建安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于建安前期先后投奔曹操,形成了一个以曹操为首的文学群体,共同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时期。 曹操(公元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人。东汉末年的权臣,位至魏王,死后被儿子魏文帝曹丕追尊为魏武帝。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也是建安文坛的领袖。现存诗歌二十多首,全为乐府。南朝梁的《诗品》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曹操的诗真实地反映了汉末长期战乱所造成的凄惨景象,如《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一百个人中只剩下一个),念之断人肠。”曹操一生为天下统一而战,他的诗歌也抒发了这种理想和抱负。如《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丕(公元187—226年),字子桓,曹操次子。公元220年称帝,史称魏文帝。曹丕所著《典论·论文》篇,是中国第一篇比较完整而有系统的文学批评论文,它论述了文章体裁、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以及文学批评等问题,把文学的重要性提到了“经国(即治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程度。曹丕现存诗歌四十余首,大半是乐府诗,但多有变革。在内容上,他由反映社会问题转向抒发个人感情,擅长写离别相思之情;在诗体上,他大胆探索,创作了中国第一首七言诗《燕歌行》和长达77句的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在语言上,他由质朴自然转向清丽文雅;在风格上,他由慷慨悲凉转向委婉含蓄。他的诗歌已明显呈现文人化、个人化的趋势。 曹植(公元192—232年),字子建,曹操子,曹丕弟。他才思敏捷,很受曹操宠爱,几乎立为太子。但他任性放诞,终于失宠。曹丕称帝后,他备受猜忌和迫害,名为王侯,实同囚徒。后来封为陈王,忧愤而死,年仅四十一岁。死后谥为思,世称陈思王。南朝宋代诗人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曹植确是继屈原之后最杰出的诗人,现存诗约九十多首,代表了建安诗歌的最高成就。慷慨悲壮的情怀,爽朗劲健的形象,凝炼秀美的语言,大量运用比兴手法,形成了“骨气奇高,辞采华茂”(钟嵘《诗品》)的独特风格。他的散文和赋也写得很好,其中《洛神赋》尤为著名。

建安文学

湘潭江声实验学校集体备课稿纸 2015 年下学期七年级语文研讨时间:月日第周星期研讨人员: 主备人:曾朝霞审核人:参与修改完善人员: 课题:建安文学 [教学目标] 1.了解关于建安文学的基本文学常识。 2.以“三曹”代表性诗歌为例了解建安文学的基本特点。 3.以其中一或两首诗为例进行诵读并鉴赏。 4.提高学生分析鉴赏诗歌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1.了解建安文学的基本特点。 2.抓住诗歌意象来解读诗歌主旨,培养诗歌鉴赏能力。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汉沛国谯(今毫州)人曹操组建青州兵,挟持汉献帝, 统一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提倡, 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在当时建都的邺城铜雀台(故址在今河北省邯郸临漳县 境内),聚集了一大批文人,他们在诗、赋、文创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并掀起了我国诗 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今天,我们就去看看那个时代颇具特点的文学。 二、文学常识介绍 1、建安文学的定义及代表作家 东汉末年一大批文学家,在铜雀台,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 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 (曹操、曹丕、曹 植)和“建安七子” (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蔡琰,而 以“三曹”为核心。 2、建安风骨 建安时期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也流露出人生短暂、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意境宏大,笔 调朗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其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文 学史上称之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 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色彩和浓郁的的悲剧色彩,就是“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 三、以“三曹”诗歌为例,感受建安文学的特点 (一)曹操及其《蒿里行》 个性化设计:

从《蒿里行》简论建安风骨的基本特征

从《蒿里行》简论建安风骨的基本特征 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滥觞的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精彩绝伦的一页。由于时代的动乱和文士自身的社会经历,建安文学体现出一种“慷慨悲凉”的感情基调,形成了后人所谓的“建安风骨”。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风清骨峻,篇体光华”八个字,我认为这大约能用来形容“建安风骨”。下面,我就以曹操的《蒿里行》来简单地论述“建安风骨”的基本特征。 第一,建安风骨表现出深刻的现实性。建安时期,政治腐败、战乱频发,饥荒瘟疫相继肆虐。此时的文士大多亲历战乱,目睹惨象,因此他们常常泼墨挥毫,哀民生之多艰,表现出深刻的现实性。曹操的这首诗就记述了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真实、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的苦难,可以称得上是汉朝的“诗史”。诗中“军合力不齐”以下六句描述联军内部矛盾重重,自相残杀的局面,其中“踌躇”、“雁行”生动形象地刻画了诸路将领各怀私心,逡巡不前的姿态,。“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两句对袁绍、袁术等人以讨伐为幌子,行南面称孤之实的卑劣行径做了尖锐的批判。最后六句直接描写军阀混战带来的危害:军士铠甲生出了虱子,战场之上尸横遍野,百姓更是深受其苦:“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描述了一派荒凉,凄惨的景象,表达了曹操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的悲愤和同情。 第二,建安风骨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建安文士挣脱了经学的束缚,能够无所顾忌地倾泄心中汹涌的情感,袒露胸中的真实想法。因此,建安诗歌往往蕴含着一种奋发蹈励的意气、慷慨高亢的激情和苍凉悲壮的情怀。《蒿里行》的开篇,就展现了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义士”、“讨”等词为全篇定下慷慨激昂的感情基调。接下来,曹操又用两个典故:周武王伐纣,在孟津会合八百诸候;刘邦、

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段时间的文学,即曹氏势力统治下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在建安年间。代表作家主要是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蔡琰等。建安作家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也称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 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刚健:(性格、风格、姿态等)坚强有力。是刚强、雄伟的风格形态。刚健的作品气势豪迈壮阔,感情奔放激烈,境界雄奇浑厚,具有阳刚之美。 遒劲:雄健,刚劲有力。 风骨:指文学作品刚健遒劲,有个性、有力量的格调。 慷慨:情绪激昂。 影响 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曹操,开用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河。他的作品除五言外,四言诗也不少优秀之作,他学习汉乐府,但又有自己的风格。 他御军三十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唯才是举;对文士礼遇有加,与文士一同从事创作,讨论文章,相处如宾如友。 他的诗歌创作代表作品有: 1、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苦难的 如《蒿里行》中的名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2、表现统一天下雄心壮志、充满积极进取精神和博大的胸怀的 如《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写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气派。 3、表现对贤才的渴慕 《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

建安七子之一孔融

孔融 孔融(153年~208年),字文举,鲁国(今山东省曲阜市一带)人,孔子二十世孙。孔宙之子,孔褒之弟。父亲孔宙,做过太山都尉。孔融好学博闻而秉性刚直,是汉末的名士,“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刘桢、应玚)之一。 孔融被何进荐举为侍御史。董卓专权,孔融为北海(治所在今山东省潍坊市西南)相。曹操迎汉献帝迁都许昌,孔融被征为少府。后因不满曹操行事,不时加以攻击、嘲讽,终遭杀害。 孔融长于散文,语言锋利,文气刚健,时杂嘲戏。 曹丕曾称其文辞:“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孔融散文原有集,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 孔融小时候聪明好学,才思敏捷,巧言妙答,大家都夸他是奇童。4岁时,他已能背诵许多诗赋,并且懂得礼节,父母亲非常喜爱他。一日,父亲买了一些梨子,特地拣了一个最大的梨子给孔融,孔融摇摇头,却另拣了一个最小的梨子说:“我年纪最小,应该吃小的梨,你那个梨就给哥哥吧。”父亲听后十分惊喜。孔融让梨的故事,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流传下来,成了许多父母教育子女的好例子。 孔融十岁那年随父亲到达京城洛阳。当时,著名的士大夫李膺也在京城,如果不是名士或他的亲戚,守门的人一般是不通报的。孔融只有十岁,想看看李膺是个什么样的人,就登门拜访。他对守门人说:“我是李膺的亲戚。” 守门人通报后,李膺接见了他。李膺问他说:“请问你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呢?” 孔融回答道:“从前我的祖先孔子和你家的祖先老子有师资之尊(孔子曾向老子请教过关于周礼的问题),因此,我和你也是世交呀!”当时很多宾客都在场,对孔融的回答十分惊奇。后来中大夫陈韪来到李膺府第,宾客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他却不以为然地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立即反驳道:“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陈韪无话可说。李膺大笑,说:“高明必为伟器。” 东汉末期,“党锢之祸”迭起,宦官把持朝政,大肆搜捕、诛杀正直之士。张俭因得罪宦官侯览遭到通缉。孔融的哥哥孔褒是张俭的好友,于是张俭便去投奔他。不巧孔褒不在家,孔融当时只有十六岁。张俭因孔融年纪太小,没有把实情告诉他。孔融见张俭形色慌张,于是便把张俭留下。后来事情败露,张俭逃走,孔融、孔褒却被逮捕下狱。孔融说人是他留下的,他该负责;孔褒说:“彼来求我,非弟之过。”坚持要由他负责;孔母说她是家长,她该负责,闹得“一门争死”。郡县官吏拿不定主意,只好如实上报朝廷。最后皇帝定了孔褒的罪,下令杀死了他。孔融因此名声大噪。州郡几次辟举他为

第六章 建安文学

第六章建安文学 一、名词解释 1、三曹:汉魏间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的并称。他们以显赫的政治地位与杰出的文学才能著称于世。他们在诗歌中抒写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乱离的社会场景,悲歌慷慨,是汉魏风骨的代表诗人,在五言诗歌发展史上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曹植被誉为“建安之杰”。 2、建安七子:指东汉建安年间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等七位文学家的并称。他们均以诗文显赫当世,是曹魏文学集团核心成员,与三曹同为建安时代的重要作家。其中以王粲、刘桢成就最高。 3、建安风骨:是对建安文学风格的形象概括。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当时有不少作品反映了乱离的社会现实,表达了统一天下的愿望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其诗歌情调慷慨悲凉,语言刚健爽朗。后人把建安诗歌的成就称为“建安风骨”。 4、《悲愤诗》:诗歌篇名。汉魏间著名女诗人蔡琰的代表作品,相传有骚体与五言体二首。其中五言体较可信。全诗五百四十字,自述在汉末动乱中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整个汉末动乱时期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具有典型意义。全诗叙事波澜曲折,抒情如泣如诉,有强烈的感染力。 二、论述题 1、建安时期有哪些著名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有何共同特征? 参考答案:建安时期著名的诗人有“三曹”(曹操、曹丕和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和女诗人蔡琰。其诗歌创作的共同特征是:都致力于五言诗的创作,表现了乱离的社会现实,表现了统一天下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理想精神,情调慷慨激昂,语言刚健爽朗,“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形成所谓“建安风骨”。 2、试析“三曹”诗歌风格的差异? 参考答案:曹操的诗歌富有抒情化、个性化特色,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语言古朴苍劲,风格悲凉慷慨、雄健沉郁。曹丕的诗多写游子思妇题材,兼有年命之悲和行乐之情,充满乱离时代的哀怨之音,诗风清丽哀婉。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作家,其诗歌加强了抒情化色彩;描写细致,善用比喻,增强了形象性和生动性;词藻丰富华美,讲究对偶、炼字,语言绮丽而自然,韵律、色调和谐;讲究谋篇布局。风格“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3、简述曹植诗歌创作前后期的变化及其原因? 参考答案:曹植早期诗歌充满了昂扬奋发的精神,后期诗歌慷慨悲凉。诗风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其政治地位的变化导致题材与艺术手法的变化。曹植早期才华横溢,颇受宠爱,故诗歌多歌唱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也有感时伤乱、述写宴饮游乐的作品,洋溢着浪漫乐观的情调。后期备受猜忌,故主要抒写自己遭谴被弃的悲愤与不平,或述写朋友和自己遭受迫害的愤懑,或借传统闺怨题材表明自己的心志,或自抒胸臆,或借游仙以排遣内心的苦闷。大量地运用了比喻和象征手法表现诗人反抗迫害的精神。

(完整版)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

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 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是指从汉献帝刘协建安年间(193——220)下延到魏明帝曹睿太和年间(227——233)这一历史阶级的文学,它实际上是以曹魏为中心的文学。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学自身的发展演变,以及曹氏父子的倡导和影响,这个时期的文学较之前代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特别在诗歌方面更是奇峰突起,作家群出,俊才云蒸,形成了古代诗歌史上第一个文人创作高潮和“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那么,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内容上:反映现实,抒写怀抱。汉末,三国是历史上著名的乱世,社会动荡,战祸连绵,疾疫水旱不断,死亡不幸袭击着千家万户,悲哭哀号弥漫了中原大地,实是历史上的一次大浩劫。建安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痛苦,描绘出一幅幅满目疮痍、凄凉残破的乱世灾难图。如曹操的《薤露行》记叙董卓之乱前后的历史事实,弹劾执政者的昏庸无能和军阀的殃民祸国;《蒿里行》更揭示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现实,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这两首诗向有“实录”之称,“诗史”之誉。王粲的《七哀诗》勾勒了一幅痛沭人心的画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令人惨目伤心的情景,正是当时苦难现实的典型缩影。蔡琰的《悲愤诗》通过叙述自己的悲惨遭遇,真切再现了董卓之乱中人民的惨罹杀戮,妇女横遭蹂躏的丧乱现实,和大乱后中原“城郭为山森,庭宇生荆艾。白

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的凄凉景象。此外曹植的《送应氏》、《泰山梁甫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都以不同方式、在不是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灾难和人民的疾苦。这是建安文学在内容上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建安作家还在其作品中抒写了他们希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壮志和理想。曹操的《短歌行》抒发民作者年岁老大、功业未竟的感慨、求贤若渴的情怀和统一天下的抱负,真诚感人。《步出夏门外》中的观沧海、《龟虽寿》更是“歌以咏志”的名篇。前者通过对大海的描写,抒发了作者吞吐日月、怀抱星汉的豪情和席卷天下、囊括四海的雄心,后者直率淋漓地倾吐了老当益壮的英雄情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脍炙人口的名句,千秋使人慷慨。曹植的《白马篇》塑造了一个游侠英雄的形象,通过赞颂他“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高超武艺、“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的豪迈气势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献身精神,寄托了作者豪情壮志。曹植后期一再遭受曹不丕父子的迫害,但他仍多次上书求“自试”,念念不忘“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其五)、“国雠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杂诗》其六),表现出早遭困顿而气不衰、其志弥坚的精神。另外,孔融的《杂诗》其一、刘桢的《赠三弟》三首等也都表现了当时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 二、形式上:抒情直接,笔调明朗,文质相称,勇于创新。建安文人都大热爱民间文艺,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抒情“唯求诚恳”,“不求雕琢”,具备民歌那种浑厚朴素、直率自然的特点,不只曹操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如此,就是陈琳、阮的诗歌也带有明显的民歌调。与此同时,建安的优秀作品多产生于战乱年代,形

建安风骨和曹植诗歌的艺术特征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 “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 建安文学的特征: 首先是现实性。如曹操在《薤露行》中写道: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贼臣持国炳,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痛斥了何进误国,董卓殃民。《蒿里行》则叙述了群雄私争,自相残戕,致使兵祸连绵,民不聊生。诗歌形象描绘兵祸惨状: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植在《送应氏》中具体描写了当时洛阳毁败的情景也令人惨不忍睹: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在这破败的景象中,传达出一种悲凉感,在时直抒作者的惨伤,悲愤情绪:

“建安风骨”之流变阅读附答案

“建安风骨”之流变阅读附答案 建安风骨,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不仅指代汉魏 之际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文学风格,也一直是南朝以讫宋明批评家品评文学的主要标准。千年以来,这枚鲜活而真实的文化种子,历经流变,由狭入广,自道德而审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族群认同与生活想象,成为了解我们文化特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折射出时代迁移与诗学理念的复杂关系。 自汉末延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阵痛时期。 社会的动荡和分裂,政权的瓦解和崩溃,以及儒学衰微和玄风炽盛,共同构成了士人人格裂变与心灵超越的主要原因。人才选拔的标准在悄然发生变化,“德”不再是唯一的尺度,而“才”或与才华相伴的性灵之美得到重视。这显然就是“风骨”脱颖而出的时代背景。“风”,指风姿、风韵和风神,用于品鉴人物的姿态和气质;“骨”,指骨相,用于赞赏人物的体格和形象。而这种评判风骨的视角与标准一旦形成,迅速影响到魏晋时代的审美自觉,并对绘画、书法以及文学的鉴赏与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对“建安风骨”进行理论总结并提炼其美学精神的,首推南朝 齐梁时代文学理论家刘勰。众所周知,《文心雕龙》的基本立场是从儒学古文派的视角审视文学的起源与创作。由此出发,刘勰首先将“风骨”概念从带有玄学色彩的人物品藻功能拓展至“明道”“宗经”的文学批评尺度。他继承曹丕所揭橥的“文以气为主”的理念,既强调作家的生命体悟对创作的关键作用,又鲜明地突出文学与时代的内在

关系。刘勰以“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美学特征,在时代的大脉动中突出生命的悲剧意识,进而推送出“建安风骨”这个中国诗歌美学的批评典范。 唐王李世民在平定隋末社会大动乱之后即位,逐渐建立起一个统一、稳定和强大的新王朝。毫无疑问,帝国的繁盛对诗歌创作与品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刚健、雄壮而又辞采华茂的诗风成为诗人自觉的追求。在“建安风骨”流变史上,唐代两个标志性人物是初唐的陈子昂与盛唐的殷璠。陈子昂最早标举“汉魏风骨”的旗帜,将“兴寄”与“风骨”联系起来,张扬“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美学,达到与“建安作者相视而笑”的境界。这使得他在继承建安诗歌慷慨苍凉的风格之外,又富于壮大高昂、寥廓雄浑的气概。盛唐诗人对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以“盛唐风骨”或“盛唐气象”替换了“建安风骨”,使刘勰“风骨”说焕发了生机。这种流变既呈现为从文、辞到兴象、境界的迁移,又体现为自道德而审美的流转,折射出时局变迁对诗学风格的深刻影响。 “建安风骨”的流变史,一方面恰切地说明了时局变迁与文学格局、气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应该更客观地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古老命题。对政治的参与和理解,深化了诗人的生命体悟;文学的温情与浪漫,又赋予政治一种别样的情致。当“建安文学”走出建安,当“建安风骨”不再只是某一个时代的符号,而成为整个民族对“壮美”与“崇高”的生活想象时,我们才更为深沉地洞察了“文变染乎世情”的深意。

建安七子 中国汉末建安年间

建安七子中国汉末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中,又号“邺中七子”。七子中以王粲成就最高,其作品历来为人们所传诵,如《七哀诗》《登楼赋》。其他作家,如孔融长于奏议,体气高妙,词采飞扬,代表作有《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阮瑀以书檄闻名,代表作分别有《移豫州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等。刘桢在当时诗名甚高,时人并称曹(植)刘(桢)。代表作《赠从弟》。七子的诗歌以五言为主,创作上各有特色,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的风格:内容上深刻地反映时代的乱离,艺术表现上悲凉慷慨,刚健有力,内容与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后人因其创作风格集中体现了建安文学的时代风貌,称之为建安风骨。 初唐四杰“初唐四杰”是指高宗武后时期出现在文坛上“以文章名天下”的四位“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的作家,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虽然他们在当时地位比较低下,但在唐诗的开创时期,却都能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努力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突破宫廷诗的狭小范围,扩大诗歌的表现范围,诸如羁旅行役,言怀赠别,边塞关山,山川景物都成为他们歌咏的对象;同时他们在诗歌中表现出一种昂扬进取与抑郁不平的情感,并在诗歌的体式与格律形式上有所探索,从而为唐诗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代表作品有: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滕王阁序》著有《王子安集》。杨炯《从军行》。卢照邻《长安古意》。骆宾王《在狱咏蝉》、《讨武檄》作品集为《临海集》。 文章四友在初唐诗坛上,有四个人被时人称为"文章四友",他们是:崔融、李峤、苏味道、杜审言。四人的作品风格较接近,内容不外歌功颂德、宫苑游宴,但在他们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却有时透露了诗歌变革的消息,有的还对诗歌体制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高宗后期起,即以诗文为友,"文章四友"因此得名。四人中,以杜审言成就最高,苏味道和李峤又以苏李并称。 古文运动古文运动——古文运动是中唐时期兴起的一场文体改革运动。所谓“古文”指的是上继先秦两汉时期的散体文字。代表人物韩愈、柳宗元,他们倡导文以明道,使用自由的句式来抒写。经过这一代作家的努力,古文终于战胜骈文,恢复了它的历史地位,为以后散文的发展开创了新的传统。 永明体中国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出现的诗风,亦称“新诗体”。这种诗体要求严格四声八病之说,强调声韵格律,对“近体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永明体”的代表作家,历来认为是沈约、谢眺、王融三人。沈约的诗数量最多,而且他在理论上的阐述代表着“永明体”的主张,但实际创作成就不如谢朓。谢朓的诗风上承曹植,善于以警句发端,在写景抒情方面,兼取谢灵运、鲍照两家之长,而避免了艰涩之弊。谢朓的五言诗,今存130多首,其中新体诗占三分之一左右。这些诗都已具有五言律诗的雏型,只是有用仄声作韵的。句和篇的声律还不确定。“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古体诗已暂告一段落,预示着“近体诗”的即将出现,从而为唐代格律诗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元白诗派所谓元白诗派,是指中唐元和时期活跃于诗坛,以元稹、白居易为首,包括张籍、王建、李绅等在内的一个诗歌创作群体。这一派诗人的创作,继承了盛唐杜甫以及中唐早期元结、顾况等人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在诗歌内容上,他们打起哀时济世的旗帜,着力揭露社会现实生活的各种弊端,表现人民生活的疾苦,力求用诗歌干预社会现实,因而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艺术上,他们力求平易、通俗、浅显,形成了尚实、尚俗的美学特征。这一诗派的创作在当时与后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居易的创作代表了元白诗派的最高成就。代表作有《长恨歌》、《琵琶行》。

建安文学的自觉

建安文學的自覺 這個問題,是魯迅先生最早提出來的。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系》:“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 從曹丕《典論·論文》來考察,有以下表現。 一“詩賦欲麗”,對文學本質的認識,文學地位的提高。文學审美特征成為自覺的追求。“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強調立言的重要性。 二“文氣說”。創作個性的覺醒。 強調作家主體意識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 三、文体观念的自觉。细分体裁。 四“哀人生之多艱”,抒寫內心世界,反映社會人生,慷慨悲涼,表現自我。 五“三曹”、“建安七子”,文學群體的出現。 《世说新语·文学第四(66)》: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qí)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曹植的影响;1文采富艳,泽被后世。 一代大家。《诗品》。才高八斗。王勃。李商隐。黄庭坚。汪道涵。 2五言诗的发展。 3不幸身世。 1.古都邑名。春秋齐桓公始筑,战国魏文侯建都于此。秦置县。汉后为魏郡治所。东汉末年又先后为冀州、相州治所。袁绍镇此。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为魏王,定都于此。曹丕代汉,定都洛阳,邺仍与洛阳、长安、谯、许昌合称五都。晋避司马邺 (愍帝)讳,改名临漳。十六国时後赵、前秦、北朝东魏、北齐皆定都于此。有二城:北城曹魏因旧城增筑,周二十馀里,北临漳水,城西北隅列峙金虎、铜爵、冰井三台。旧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南城筑于东魏初年,大于北城,今属河南省安阳县辖境。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复名邺县,宋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并入临漳。《韩非子·内储说上》:“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 《典论·论文》和《文赋》各有一段话提到文体的特点,为文学史家所熟知。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文赋》) 一般的文学史著作都会提及这两段话。鲁迅先生更是从这段话里读出了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始。但人们重视的是“诗赋欲丽”和“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两句话,从中看出对文学自身形式美的追求的自觉。但仅注意到这些远远不够。仔细研究这两段文字,有几个细节值得进一步注意。《典论·论文》提及的文体有八种,分为“奏议”“书论”“铭诔”

建安风骨,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阅读附答案

建安风骨,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阅读附答案建安风骨,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不仅指代汉魏之际雄健深沉、 慷慨悲凉的文学风格,也一直是南朝以讫宋明批评家品评文学的主要标准。千年以来,这枚鲜活而真实的文化种子,历经流变,由狭入广,自道德而审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族群认同与生活想象,成为了解我们文化特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折射出时代迁移与诗学理念的复杂关系。 自汉末延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阵痛时期。社会的动荡和分裂,政权的瓦解和崩溃,以及儒学衰微和玄风炽盛,共同构成了士人人格裂变与心灵超越的主要原因。人才选拔的标准在悄然发生变化,“德”不再是唯一的尺度,而“才”或与才华相伴的性灵之美得到重视。这显然就是“风骨”脱颖而出的时代背景。“风”,指风姿、风韵和风神,用于品鉴人物的姿态和气质;“骨”,指骨相,用于赞赏人物的体格和形象。而这种评判风骨的视角与标准一旦形成,迅速影响到魏晋时代的审美自觉,并对绘画、书法以及文学的鉴赏与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对“建安风骨”进行理论总结并提炼其美学精神的,首推南朝齐梁时代文学理论家刘勰。众所周知,《文心雕龙》的基本立场是从儒学古文派的视角审视文学的起源与创作。由此出发,刘勰首先将“风骨”概念从带有玄学色彩的人物品藻功能拓展至“明道”“宗经”的文学批评尺度。他继承曹丕所揭橥的“文以气为主”的理念,既强调作家的生命体悟对创作的关键作用,又鲜明地突出文学与时代的内在关系。刘勰以“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美学特征,在时代的大脉动中突出生命的悲剧意识,进而推送出“建安风骨”这个中国诗歌美学的批评典范。 唐王李世民在平定隋末社会大动乱之后即位,逐渐建立起一个统一、稳定和强大的新王朝。毫无疑问,帝国的繁盛对诗歌创作与品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刚健、雄壮而又辞采华茂的诗风成为诗人自觉的追求。在“建安风骨”流变史上,唐代两个标志性人物是初唐的陈子昂与盛唐的殷璠。陈子昂最早标举“汉魏风骨”的旗帜,将“兴寄”与“风骨”联系起来,张扬“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美学,达到与“建安作者相视而笑”的境界。这使得他在继承建安诗歌慷慨苍凉的风格之外,又富于壮大高昂、寥廓雄浑的气概。盛唐诗人对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以“盛 唐风骨”或“盛唐气象”替换了“建安风骨”,使刘勰“风骨”说焕发了生机。这种流变既呈现为从文、辞到兴象、境界的迁移,又体现为自道德而审美的流转,折射出时局变迁对诗学风格的深刻影响。 “建安风骨”的流变史,一方面恰切地说明了时局变迁与文学格局、气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应该更客观地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古老命题。对政治的参与和理解,深化了诗人的生命体悟;文学的温情与浪漫,又赋予政治一种别样的情致。当“建安文学”走出建安,当“建安风骨”不再只是某一个时代的符号,而成为整个民族对“壮美”与“崇高”的生活想象时,我们才更为深沉地洞察了“文变染乎世情”的深意。 (选自王洪琛《“建安风骨”之流变》,《光明日报》2016年08月26日)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陈姓的名人历史上有谁

陈姓的名人历史上有谁 纵览古今,陈姓人在其家族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春秋时有孔子弟子之一陈元。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先河。汉朝初年的陈平曾辅佐刘邦,汉末有“建安七子”之一的大文学家陈琳。西汉后期的陈汤曾多次出击匈奴。王莽统治时期的陈遵,权重一时,被封为嘉威侯。三国时有陈登,曾与父合谋离间吕布与袁术。晋朝陈寿的《三国志》是《二十四史》中最受欢迎的史书之一。南北朝时期则有名将陈庆之、陈伯之等,而这一时期最著名的陈姓人就是南朝陈的建立者陈霸先了。唐宋时期,陈姓人也是名家荟萃、人才辈出。在政治上,唐朝时期有宰相陈叔达、陈希烈、陈夷行;宋代有与宦官斗争的陈禾、刚正不阿的陈俊卿。在文学、诗歌上,唐代有陈子昂、陈鸿、陈陶;宋代有陈彭年、陈师道、陈与义。此外,还有思想家、文学家陈亮,画家陈居中。唐宋时期还涌现出一批农民起义领袖,如唐末农民起义军的女首领陈硕真,南宋时期的陈、陈峒、陈三枪等。除此以外,唐宋时期的陈姓名人还有本姓陈的唐代高僧玄奘、名将陈玄礼等。元有红巾军将领陈友谅;明有散曲家陈铎,爱国诗人陈子龙,文学家陈继儒,旅行家陈诚、陈忱;清代有旅行家陈恭尹、陈文述、陈维崧、陈沆、陈端生、陈澧,思想家陈建、陈献章、陈确,画家陈洪绶等。出

将入相的则有明末抗清名将陈子龙,清乾隆年间的东阁大学士陈宏谋,鸦片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陈化成。领导农民起义的则有清末天地会的首领陈开,太平天国运动中的青年将领陈玉成、陈得才。清代还有经学家陈奂、陈立、陈乔枞,文学家陈澧。近现代有民主革命家陈作新、陈天华,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潭秋、陈延年、陈毅、陈赓、陈云以及早期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国民党高级将领陈立夫、陈果夫、陈诚等。还有近代史学家陈寅恪、陈垣,著名学者陈望道,数学家陈景润,文学家陈衍,著名诗人陈三立、陈去病,画家陈衡恪,戏曲音乐家陈彦衡,剧作家陈墨香,电影艺术家陈波儿。此外还有许多著名的华侨人物,如造福桑梓的陈宜禧、爱国实业家陈嘉庚、孙中山的密友陈友仁等。三、陈姓名人 1.农民起义领袖陈胜陈胜,字涉,阳城人。陈胜年轻时靠给别人当长工为生,一次跟伙伴们在田间休息,他对伙伴们说:“如果我们之中有的人将来富贵了,可不要忘了老朋友啊!”大伙听了好笑,说:“你给人家卖力气种地,哪里来的富贵呢?”陈胜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唉,燕雀怎么能懂得鸿雁的志向!”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等人被征去屯戍渔阳。当他们走到大泽乡的时候,连降暴雨使他们耽误了行程,按照秦朝的法律应该处斩。陈胜、吴广决定起义。他们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在一块白绸上写上“陈胜王”三个字,把它塞在别人家捉的鱼的肚子里。兵

论建安文学与陈子昂诗中的名士风骨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c515397850.html, 论建安文学与陈子昂诗中的名士风骨 作者:陈逸鸣 来源:《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02期 摘要:林庚的《陈子昂与建安风骨》一文指出,当社会发展较好、充满希望时,更容易出现浪漫主义,并通过一系列的逻辑推理、论证,得出陈子昂诗歌和建安风骨属于浪漫主义的结论。本文对此提出了质疑,论证了建安时代的主流是战乱而非发展;建安文学不是平民文学,而是名士文学;陈子昂诗歌与建安文学一样,既关注现实、悲悯苦难,又雅好慷概、高扬理想。本文最后反思、批评了古代文学研究中常见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二分法的缺陷。 关键词:陈子昂;建安文学;名士风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8)02-0054-06 一、《陈子昂与建安风骨》内容概述 林庚的《陈子昂与建安风骨——古代诗歌中的浪漫主义传统》一文原载于《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于1987年收入林先生《唐诗综论》一书。《陈子昂与建安风骨》全文分为提出问题的前言和论证观点五个章节。在前言部分林先生发问:“作为盛唐时代前夕的大诗人陈子昂,他在诗歌创作上以及主张上,究竟是属于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呢”[1]5;在之后的五个章节里,林先生力证自己的核心观点:陈子昂诗歌属于浪漫主义。 在前言里,林先生除了提出上述的问题外,还摆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当社会发展较好、充满希望时,更容易出现浪漫主义。林先生的原话是:“在全民意志盛旺的情况下是有利于文艺高潮出现的,这自然就更有利于浪漫主义的出现”[1]5;“当所遇见的矛盾较为单纯,可以有希望克服的时候,就容易生产浪漫主义;当所遇到的矛盾纠缠复杂,难以求得解决的时候,就容易产生现实主义”[1]6。随后林先生就在这个前提上开始论证自己的核心观点。在第一章“武则天的时代”里,林先生用“武则天预为唐玄宗选拔了开元名相”等事例,论证了一个观点:陈子昂所处的时代,并非一些人说得那么黑暗,而是“一个全民意志盛旺的前夕,一个上升发展中深具浪漫主义气质的时代”[1]12。在第二章“建安风骨”里,文章先指出陈子昂钦慕的“建安风骨”是指一种“爽朗遒劲的风格”,它符合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高瞻远瞩”、“有理想而不同于流俗”、“具有英雄性格”。然后说建安时代也是一个上升的时代,农民起义带来的“主要的是发展而不是战乱”,这就是建安风骨“雅好慷概”、“梗慨多气”的主要原因。在第三章“陈子昂的诗歌主张”、第四章“陈子昂诗歌中的浪漫主义精神”、第五章“《登幽州台歌》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作者立足于陈子昂的具体作品——《修竹篇》《感遇诗》《登幽州台歌》等,说明陈子昂诗歌的确颇有浪漫主义的风骨。 如前所述,在《陈子昂与建安风骨》一文的前言与第一、第二章里,林庚是在摆设自己的逻辑链。此逻辑链可归纳如下。在前言道明一个论证的前提,即社会发展较好时更容易出现浪

建安文学代表作之七哀诗

七哀诗 基本内容 《七哀诗》,是一种中国传统诗歌体裁,起自汉末,以反映战乱、瘟疫、死亡、离别、失意等为主要内容。《七哀诗》是民众生活的写照,与宫廷诗相对应,有鲜明的民间色彩。从汉代的建安七子王粲,到晋朝的张载,再到唐朝的杜甫,诗歌形式、内容、水平在一步步扩大、充实、提高。 虽然《七哀诗》在中国传统诗歌队伍里,是弱小的群体,史来不被人重视,但是却不能忽视她的存在,抹杀她的功绩。《七哀诗》的成就,在于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细致入微的描写、真实客观的记录。 《七哀诗》保存到现在的作品,现在可以见到的,以汉代的建安七子王粲的《七哀诗》为最早,其中《西京乱无象》一诗,最能代表汉魏风骨,堪称典范之作。用举重若轻之法,典型概括了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读来令人为之落泪。而晋朝张载的《七哀诗》亦名佳构,作品凄怆感人。《北芒何垒垒》一诗末句“昔日万乘君,今为丘中土”更让人生无常之感。唐朝杜甫的《三吏》、《三别》,向为众人熟知,在此就不再赘言。 《七哀诗》的产生,往往是伴随着战争、兵燹,接着便是朝代的更替,或者朝廷的衰败。《七哀诗》的形成、发展,亦即是朝代更替的见证,其作用如同现在的摄像机、麦克风和新闻特写。《七哀诗》既有文学性,又有新闻性,还有文献性,在资讯不发达的古代中国,诗歌往往兼有多种功能,而以《七哀诗》最有代表性。 到了后来,由于格律诗歌的兴起,唐诗、宋词、元曲等,相继在中国古代诗歌历史上风起云涌,淹没了古诗乐府,吞没了柏梁体,席卷了骈文,也兼并了四言、六言诗歌。自然,作为诗歌王国里的弱小群体《七哀诗》,亦遭到了灭顶之灾。在后来的中国历代诗歌选辑里,就很少再看到有《七哀诗》的出现。因此,挖掘、钓沉、收集、整理、研究即将绝迹的稀有诗歌品种《七哀诗》,就更显得迫切和必要。 在汉代王粲、晋朝张载的《七哀诗》,还是以五言诗为主要表现形式。 王粲的《七哀诗》多用平韵,而张载的《七哀诗》则以仄韵为主。到了明末清初,王马为的《七哀诗》,则是以七言诗为主要表现形式,在结句处外加衬词。句数不等,或者对称,或不对称。在转句加衬词以外,还转韵。 前面多用平韵,到了转句、结句,就换成了仄韵。与王马为同样是活动在明末清初李世锡的《哀沅》一诗,则是三、四、五、六、七、九、十一言不等,而以三言诗居多,其次是七言诗,再次则是四言诗、五言诗。在用韵方面,也是平仄互换交错不一。这充分显示出《七哀诗》的表现形式活泼多样,灵活多变。用这种形式来表现沉痛的战争、瘟疫固然可以,那么用来表现其他方面的内容呢?不是也可以恣意汪洋么?

论建安文学与建安风骨

论建安文学与建安风骨 -----一个时代的倾诉与精神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指公元196—220年。这时期的政治大权完全操纵在曹操手里。当时的文学领袖都是曹家人物,文学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其中重要的文坛领袖包括当时的的建安七子:即王粲(字仲宣),陈琳(字孔璋),徐干(字伟长),刘桢(字公干),应玚(字德琏),孔融(字文举),阮瑀(字元瑜)。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政权建立后的竹林七贤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也应该算是建安的文人。虽然他们的时代在建安之后,但从写作风格和精神面貌却是极其符合建安风骨的内涵的。这一时期内,符合建安风骨的精神内涵的文学作品统称为建安文学。 而所谓的建安风骨是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当时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建安代表诗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建安时代以五言诗为主的文学以风骨遒劲而著称,被后来人尊为典范,这既是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唐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建安时期,以三曹为中心的文人们,他们一方面学习汉乐府,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抒发自己对社会的忧虑之情,从而形成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这种风格后来升华成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正是由于这种风貌使得建安的诗人们都有一种特殊精神风貌,这种精神表现出文人们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精神,以及洒脱的态度和应变能力,他们不再拘守儒学,表现自身鲜明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

第三节 建安七子乐府诗

第三节建安七子乐府诗 一、王粲的乐府诗: 《七哀》(《怨诗行》) 其一“西京乱无象” 此为身处离乱而思治之作。首两句交代其时背景。“乱无象”,是对局势混乱、民不聊生的高度概括,而其形成则是因“豺虎"遘患所致,这正是“复弃中国去”之由。王粲本从洛阳流离长安,今又要赴荆,故云“复弃”。“荆蛮”是远离长安僻远之地,特加拈出,以示此番“委身”,情非得意,故亲友追攀,悲伤至极。“出门”以下,具体写“乱无象”,“无所见”,正是为了突出下句“白骨蔽平原”。其时乱军“放兵略长安,老少杀之悉尽,死者狼藉”(《三国志·董卓传》),此为兵祸;关中饥荒,民众饿死无数,“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三国志·卫觊传》),此为天灾。累累白骨遍地,正是兵祸天灾造成的惨景,堪称实录。至此,诗人笔锋一转,插入一饥妇弃子悲剧。吴淇评:“兵乱之后,其可哀之事写不胜写,但用‘无所见’三字括之,则城郭人民之萧条,却已写尽。复于中单举妇人弃子而言之者,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它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末四句归结到思治。“霸陵者,汉文之所葬也;长安者,汉文之故都也。使在长安者犹汉文也,岂有白骨蔽野、母子不相顾之事,而己亦何至舍弃中国而去哉!故《下泉》伤天下之无主,盖有今日之乱罪累上之意。”(同上)方东树评此诗日:“沉痛悲凉,寄哀

终古。其莽苍同武帝而精融过之。其才气喷薄,似犹胜子建。感愤而作,气激于中而横发于外,后惟杜公有之。”(《昭昧詹言》) 其(三)边城使心悲 边城使心悲①,昔吾亲更之②。冰雪截肌肤③,风飘无止期。百里不见人,草木谁当迟④?登城望亭燧⑨,翩翩飞戍旗⑥。行者不顾反⑦,出门与家辞。子弟多俘虏⑧,哭泣无已时⑨。天下尽乐土⑩,何为久留兹?蓼(liǎo)虫不知辛,去来勿与谘。 【注释】 ①边城,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二十年(215年)王粲随曹操西征张鲁,五月至金城,十二月自南郑还。所言"边城",可能即指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南)。 ②更,经历。《玉篇》:“更,历也。” ③截,断。此处有“割”、“刺”之意。 ④迟,与“治”同,料理。一说,迟与“夷”通,犹“蕹”,除草。颜师古《匡谬正俗》:“迟,即夷也。古者迟、夷通用。” ⑤亭燧,古代筑于边塞的烽火亭。遇有敌情即报警。白天举烟日燧,夜间举火日烽。 ⑥戍旗,驻守边塞军队的旗帜。刘歆《遂初赋》:“望亭燧之瞰瞰兮,飞旗帜之翩翩。”两句即用其意。 ⑦行者,指出征之人。反,同“返”。 ⑧子弟,对后辈青年的统称。此似指当地军中之青壮者。 ⑨已,止。 ⑩乐土,安乐太平之地。《诗·魏风·硕鼠》:“逝将去汝,适彼乐土。” 兹,此,指边城。 蓼虫,生长于水蓼上的一种昆虫。水蓼味苦,但蓼虫不知迁移。《楚辞·七谏》:“蓼虫不知徙乎葵菜。”王逸注:“言蓼虫处辛烈,食苦恶,不能知徙于葵菜,食甘美,终以困苦而癯瘦。”这里喻指边城人民已为艰难的生活折磨得麻木了。谘,询问、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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