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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例组织菲佣入境劳务涉嫌组织偷越国边境案开审,罪轻辩护词

北京首例组织菲佣入境劳务涉嫌组织偷越国边境案开审，律师如何做

罪轻辩护？

附李某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

罪轻辩护词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尊敬的法官，贵院办理的李某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一案，根据该案被告人李某的委托，本所指派张翰宁律师担任李某的辩护律师，依法为其辩护和提供法律帮助。通过阅读案件卷宗，结合案件情况，辩护律师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贵院予以考虑：

一、李某在本案中实施的主要是为他人介绍工作的中介业务，在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属从犯。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领导、策划、指挥他人偷越国(边)境或者在首要分子指挥下,实施拉拢、引诱、介绍他人偷越国(边)境等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规定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

1、本案涉案外国人入境所持护照和签证，是由境外中介办理的，李某并没有参与办理护照和签证的具体事宜。李某没有实施领导、策划、指挥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组织”行为。

根据公安机关2015年7月17日对吕某所做的笔录，问“你是怎么把他们（菲律宾人及印尼人）介绍到中国来的”，答“印尼人主要通过一个叫NIKEN的印尼人，她负责在当地招募印尼人，办印尼来华的签证，以及购买来华机票，办好签证后，也有NIKEN安排送至雅加达机场，至于怎么为印尼人办的签证怎么进去的机场，我不清楚”。问“印尼人来华的签证是哪种签证？是谁办的？”吕某答“印尼人来华办的是旅游签，由NIKEN帮她们办，她们交什么材料我不清楚，NIKEN 怎么办理的，我不清楚”。

根据涉案印尼人的口供，他们的签证是由一名叫NIKEN（又叫MELAN）的印尼中介机构代为办理的，而涉案菲律宾人的口供中称他们的签证是由RICHIE和DAVID两名在菲律宾的中介代为办理的。而本案李某没有参与办理菲律宾及印尼人护照和签证的具体事宜。

由此可见，吕某及李某在国内并不知晓印尼中介为印尼人办理来华签证的具体事宜，编造出境事由、身份信息或者相关的境外关系证明的“弄虚作假”的行为于吕某和李某也并不知情。

2、李某介绍工作的行为主要发生在外国人已经成功进入中国境内之后，李某处于本案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最后端。不应由李某为涉案外国人入境是否违法以及在中国停留过程中签证过期，雇主是否为之续签而承担相应的罪责。

据李某口供称，他主要负责把来过的菲律宾人及印尼人从机场接回到住处，在网上发布佣人广告，接待雇主咨询，安排面试等工作。其工作内容不涉及召集务工人员以及帮来华务工人员办理护照和签证等事宜。

3、李某、吕某只是告知境外中介他们的用工条件,并且针对有到中国务工意愿的人员，并不是对无务工意愿的人员进行引诱、拉拢的秘密行为，这种日常的联络行为不能直接认定为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的“组织”行为。

本案中,吕某、李某召集务工人员的方式有两种：一、将用工的条件通过微信发给菲律宾的RICHIE以及印尼的NIKEN，RICHIE和NIKEN 根据他们的要求在菲律宾以及印尼的机构招募来华务工人员；二、有来华务工意愿的人员通过中介机构主动联系吕某、李某。如案卷中，菲律宾籍在华人员格蕾丝、瑞秋、尼拉以及古兹曼口供中均称他们是经朋友、母亲等介绍认识印尼中介RICHIE、SHELLA、而弗莱斯则是主动找到印尼中介机构要求来华务工。

4、李某是为他人介绍工作，其收入来源并非基于帮助他人偷越国(边)境获取利益而是基于介绍工作获取中介费。一般来说,偷越国

(边)境的组织者具有通过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而牟利的目的,但是本案中被告人李某只是希望通过介绍印尼以及菲律宾务工人员到中国务工得到合理的中介费,并不是基于帮助印尼以及菲律宾务工人员偷越国(边)境而获得非法利益,两者的性质有本质的区别。在这样的目的支配下的行为,其性质不能被认定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的“组织”行为。

5、偷越国(边)境者不需要李某提供任何帮助便能够在境外中介机构的帮助下完全独立地完成持护照和签证入境行为,在此情形下，李某所起的作用较小，请求从轻处罚。

二、李某并非北京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的工作内容是作为公司销售，为他人介绍工作，属于受命联络及跑腿的角色。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起次要作用，依法应属从犯。

李某在本案中只不过是按照指示负责把来国的菲律宾人及印尼人从机场接回到住处，在网上发布佣人广告，接待雇主咨询，安排面试等工作。因此在整个案件过程中所起到的既不是主要作用，也不是法律所规定的“组织、领导”共同犯罪的作用。

三、李某的行为尚未造成比较严重的社会危害。

1、李某并未限制来华务工人员的人身自由。

据涉案印尼人以及菲律宾人口供，他们在房间内可以自由走动。

根据吕某的2015年7月17日所做的笔录，问“你是否有限制他们人身自由的情况”，答“在她们找到雇主的工作之前我不能让她们离开房间…但在屋子里面我不限制她们自由”，问“你是怎么限制她们的”，答“我只是把她们的护照扣在我这里，并口头告诉她们不要离开”。

2、李某并未从中获取较大的非法利益。

本案中，李某的行为只是介绍务工,从中获取中介费,而非通过帮助他人偷渡从中牟利。该公司的经营收入，扣减掉境外人员所得及菲

佣工资、机票、食宿以及签证费用等巨额开销，李某、吕某并没有获取到违法所得。

3、本案涉案印尼人以及菲律宾人现已安全遣返回国。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出具的发还清单以及呈请发还报告书，涉案菲律宾籍和印尼籍在华人员的护照已于2015年8月21日发还。

4、查获的五名菲律宾人、七名印度尼西亚人中，仅有六名属于在华非法居留。其余六名皆属于在华合法居留。且涉案外籍务工人员在华居留期间，仅在所处房间内活动，没有参加或从事非法活动，没有扰乱社会秩序，没有造成社会危害。

四、被告人李某具有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应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1、被告人李某系初犯、偶犯，以前没有任何前科劣迹，本质较好。李某为人和善，生活和工作中一向遵纪守法，无不良嗜好。

2、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有很好的认罪悔罪表现。

五、被告人李某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李某具备适用缓刑的条件

1、对被告人李某可在三年以下量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规定的刑期为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被告人李某真诚悔过、初犯、偶犯且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等法定从轻减轻量刑情节，可以在三年以下量刑。

2、被告人李某所实施的不是暴力性犯罪，没有人身危害性，本人具有较好的认罪悔罪表现，如适用缓刑不致再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

李某以前没有任何刑事犯罪纪录，本质较好。经过这一次事件，已给他上了一次生动的法制教育课，在灵魂上给了他很大的触动。在

我们律师与李某的沟通过程中，一再表示了深刻的悔意，表示一定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相信如果让被告人李某回归社会，一定不致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

3、如对被告人李某适用缓刑，有较好的监管措施。

经贵院致函李某户口所在地的司法局，司法局回函同意协助监管，因此，请求对李某适用缓刑。

律师认为，本罪的主要目的是打击“蛇头”即组织者。李某虽然犯有骗取组织偷越国（边）境罪，但因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人数相对较少，未造成被组织人重伤或死亡等后果，其犯罪情节较为轻微，没有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李某也未从中获取较大非法利益，且李某在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属于跑腿角色的情形，属从犯。同时，综合考虑被告人李某其他酌定从轻量刑情节，恳请合议庭对被告人李某依法予以减轻处罚，并对其适用缓刑，给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以上意见，请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谢谢!

此致

京翰辰律师事务所

张翰宁律师

日期：2017年2月23日

涉嫌挪用公款罪一案辩护词

陈卫安涉嫌挪用公款罪一案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广东佳思特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陈卫安的委托，指派我们作为被告人陈卫安涉嫌挪用公款罪一案的辩护人，今天依法出庭，参加诉讼。在受理案件后，我们研究了广东省**县人民检察院对本案的起诉书，认真查阅了全部的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陈述的犯罪经过，对本案的案情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卫安涉嫌挪用公款罪的罪名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本案中，被告人陈卫安与其他两被告人作为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曾受当地政府委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工作。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工作时，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里的公务仅指国家事务而不包括集体事务。国家事务是指为了实现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职能而进行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活动。村委会等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从事的公务既可能是国家事务也可能是集体事务：（1）但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从事诸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中所列举的事务时，属于从事国家事务。因为这些事务属于乡镇基层人民政府的职责，只是由于乡镇政府没有精力和条件单独完成这些工作，往往需要村基层组织予以协助。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在协助从事这些工作时就承担了乡镇基层政府的部分职责，属于从事公务，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2）当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从事集体事务时，不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意义上的从事公务，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是因为，国家工作人员是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公共管理职权的人员，而根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一级政府，不具有公共管理职权。村委会等村组织工作人员有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依法任命，村委会等村组织工作人员不享受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因此从其产生、任命、管理和实际承担的职责来看，若对村委会等村组织工作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既与其实际享有的职权不符，也与其实际享有的待遇不相符，权利义务不对等。本案中被告人陈卫安应属于第二种从事集体事务的情形，因为被告人陈卫安与其他两名被告人在相应的征地工作完成时，代表村集体领取相应的征地补偿款项起，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管理工作的职责已经履行完毕，相应的补偿款项也在此刻转化为村民小组的集体财产。因此，被告人陈卫安的身份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要求，其所管理的只是村民的征地补偿款项的集体事务，而非国家事务，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故其行为应该定性为挪用资金罪。二、本案被告人陈卫安系从犯，应从轻减轻处罚。

辩护词

徐亮亮非法拘禁案一审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依据我国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安徽神州行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徐亮亮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他的辩护人，依法参与本案第一审刑事诉讼。对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徐亮亮已构成非法拘禁罪，被告人徐亮亮不持异议，辩护人也不持异议。辩护人现根据本案庭审的证据，结合法律，就被告人徐亮亮在本案中的犯罪地位、作用，以及被告人徐亮亮具有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提出量刑建议，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给予充分的重视。一、被告人徐亮亮犯罪情节轻微，并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好，酌情可以从轻处罚。通过卷宗材料里被告人的供述可以印证，被告人徐亮亮仅仅按照被告人方刘伟的安排，和其他被告人一起将受害人何法文从电玩城带出来，随后送其到文一茶楼。到了茶楼以后，徐亮亮就从包厢里出来在车里待着，不久就离开了现场。在整个犯罪过程，既没有实施殴打、侮辱受害人的行为，也没有参与逼迫何法文写借条的过程。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归案之后，如实向公安部门坦白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认罪态度较好，具有一定的悔罪表现，根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坦白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同种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二、徐亮亮在非法拘禁共同犯罪中仅仅起辅助、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辩护人主张在共同犯罪中徐亮亮属于“从犯”，主要基于以下的事实和理由。

（一）从本案犯意的提起以及策划实施。同案的被告人提供的供述以及方刘伟本人供述均证明，关于本案的犯意提起以及预谋、策划实施的整个过程，均可以反映出方刘伟是犯意提出者，也是主谋。被告人徐亮亮在整个犯罪过程中都是受方刘伟指使的。徐亮亮接到方刘伟的电话以为是让他过去帮忙，于是打电话喊孙荣贵一起，喊孙荣贵一起去目的也只是去帮帮忙，具体干什么并不清楚。到了现场，徐亮亮也只是知道方刘伟要找被害人的麻烦并不明知是要对被害人非法拘禁，更没有要向受害人索要钱财主观动机。因此辩护人认为，他是在没有明确的犯罪目的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加入到到犯罪中来的，并且他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处于被支配、被指使的辅助地位。（二）徐亮亮在共同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行为上看，所起的作用也是辅助性的。由于方刘伟的电话喊他过去帮忙，徐亮亮出于朋友义气前往现场，被告人徐亮亮参与本案,主要目的是帮朋友忙,主观上并不具有索要被害人财产的目的,且实际上亦未获得任何经济利益。到了现场以后根据方刘伟的授意，伙同其他人将受害人何法文带出来，至于将受害人何法文带到哪里，被告人徐亮亮也不知道，而是按照方刘伟的安排，带到了茶楼，然后就离开了现场，从看见被害人到来到茶楼，被告人徐亮亮与受害人何法文接触的时间应该不超过1小时。徐亮亮在上述被告人实施犯罪过程中充其量起一个参与者的角色，徐亮亮既未积极参与策划、组织、指挥，又没有殴打，侮辱受害人的情节，事情发生以后，徐亮亮就离开了现场，对于受害人2200元既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分配，对于后面打欠条的事情更加不清楚。徐亮亮的全部犯

王宝飞聚众斗殴一案二审辩护词

王宝飞聚众斗殴一案二审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海南肖明德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王宝飞亲属的委托，并经其本人授权，指派本律师担任王宝飞聚众斗殴一案二审的辩护人，通过庭前调查取证及再次会见被告人，结合刚才的法庭调查，现针对本案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一、本案的基本事实有待查明。 1、王宝钢被谁杀死的不清楚，凶手的身份不清楚； 2、凶手是谁邀约去的现场不清楚； 3、卷宗里为什么没有可能邀约凶手的皇后酒吧一个叫“嘉欣”的客户经理的材料和其本人的基本情况？ 4、一审时为什么不通知王宝钢的家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二、本案的部分被告被控罪名与法律规定不符。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说明在聚众斗殴活动中，一旦造成他人重伤、死亡的，一律按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这是对犯罪的一种转化型规定。但我们看到，在王宝钢被杀害的情况下，一审公诉机关没有将罪名聚众斗殴转换为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一审判决也仅仅根据一审公诉机关所诉罪名进行判决，亦未依法转换罪名。被告人钟祥珊在公安机关的交待足以证明王宝钢的死亡与其邀约、唆使他人行凶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卷宗177页）三、王宝飞等人是否构成聚众斗殴罪值得商榷。从本案的案件发生经过情节上分析，王宝飞、王宝钢等人撤离斗殴现场一百多米后，被人报复追杀，导致王宝钢被杀身亡，

王宝飞等人随即报警，王宝飞等一边将王宝钢送医院抢救，一边等待并随同公安人员到公安机关处理。那么，在王宝飞、王宝钢等人离开发生纠纷现场遭到钟祥珊等人报复前，王宝飞、王梦江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聚众斗殴罪？如果不构成，为什么会因为后来王宝钢被报复杀害结果的发生而构成？从情理上讲，王宝飞同样是受害人，因为王宝钢是王宝飞的同胞兄弟，如果王宝飞因王宝钢被杀而被定罪追究刑事责任，确实有些匪夷所思。四、被告人王宝飞系初犯、偶犯，依法可以酌情从轻或减轻处罚。本起聚众犯罪是因简单的民事纠纷引起，并且该犯罪具有偶发性，不同于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双方殴斗。一审在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量刑幅度内对王宝飞判处二年零一个月的刑罚，量刑显然过重。五、为了体现刑罚的公平公正，建议撤销对王宝飞等人的聚众斗殴罪的指控，仅对钟祥珊等人的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辩护律师： 2011年8月8日

偷越国(边)境罪

来源：智豪刑事律师网编辑：张智勇律师（重庆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副主任）刑事知名律师张智勇释义偷越国（边）境罪偷越国（边）境罪偷越国（边）境罪定义：偷越国（边）境罪，是指违反出入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的行为。偷越国（边）境罪偷越国（边）境罪犯罪构成：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出入国（边）境的管理制度。所谓国境，是指我国与邻国的交界。所谓边境，是指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的分界。国（边）境是出入国家的门户，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管理秩序，我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加强对出入国（边）境的管理。1986年2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按照这两个法律有关规定，一切中国公民或外国人出入境时，都应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出境或入境的申请，并办理一切有关手续，违反上述法律规定，非法出入国（边）境者，都是对我国出入国（边）境管理秩序的侵犯，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的行为。所谓“偷越国（边）境”，是指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非法出入国（边）境的行为。其偷越国（边）境的手段和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一般表现为在不准通过的地点秘密出入境，有用船偷渡的，也有靠车马或步行偷越的；有的虽然是在指定的地点通过，但伪造、涂改、冒用出入境证件或用其他蒙骗手段蒙混过关的，例如有人藏在进出国（边）境的飞机、船只、汽车里，也有人藏在叫入境装货的集装箱或行李箱中。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只要是实施了非法出入境等行为的，都是偷越国（边）境行为。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人仅只是涂改、伪造了出入境文件，还没有进一步实施偷越国（边）境行为的，就不能构成本罪，而可能触犯其他罪名，如伪造公文、

从起诉盗窃至起诉职务侵占一起成功的辩护附二审辩护词

从起诉盗窃至起诉职务侵占一起成功的辩护附二审辩护词）顾某为辽宁某饲料公司保卫科长，他与另一保安员，及一些公司内部生产员工相互配合，将生产原料蛋氨酸和赖氨酸成袋地运出贩卖，从而牟利。此案当地检察院以盗窃罪诉至当地法院。我接受顾某委托为其辩护。庭审中，我提出的辩护观点为起诉书认定窃取数量有误，起诉罪有误，此案各被告应以职务侵占罪论处。一审判决，采纳了律师意见，改变了起诉书认定的盗窃数量，但罪名上仍以盗窃罪认定。我继续代理二审，中院法院认为原审事实不清，发回重审。今天传来好消息，基层检察院变更并重新送达了起诉书，指控罪名为职务侵占罪。作为一名律师，感到非常鼓舞，享受到辩护成功的喜悦，也感受到当前司法环境的不断规范.司法机关确实能够严谨认真地对待案件，正确接受不同意见，从而保证司法质量。下面附上二审的辩护词，可以反映律师关于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区别的一些意见，庭审中律师直述各被告人及公司实名，现将实名隐去。附：二审辩护词辩护意见法庭：作为被告人顾某某的辩护人，对一审判决书中所认定的各项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各项事实所得出的结论恰恰反映了顾某以及其他各被告人应构成职务侵占罪，而非盗窃罪。根据刑法第271条第1款：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为职务侵占罪。首先，从犯罪主体上看：除于某外，顾某某及其他被告人皆属某饲料（辽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该公司为外国独资企业（见判决书第6页）。其次，从犯罪侵犯的对象上看，各被告所窃取的蛋氨酸和赖氨酸是本单位财物。第三，从犯罪的客观方面上看，各被告人分别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辩护人注意到，一审法院之所以认定各被告构成盗窃罪，而非职务侵占罪，是将各被告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错误地认定为“利用工作上的便利”。辩护人认为，行为人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还是“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一条重要的区分标准是行为人非法占有的财物与其职务是否有关联性，即在其行使职责的情况下能否对相关财物产生约束力。如该财物的转移占有，与行为人的职责无关，仅因熟悉环境、容易混入现场、易接近目标等因素占有财物，则属“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如该财物的转移占有，与行为人的职责有关，其有权对相关财物控制、支配、管理，而不适当行使该权利，则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本案中，各被告人窃取本单位财物，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截留财物，第二步是移出公司。第一步的行为人为赵某、黄某、常某。对于他们的身份及职责，一审判决书如是认定：“被告人赵某受聘该公司工人，负责小份计量，按配方秤取原料，被告人黄某受聘该公司工人，负责推料，被告人常某是该公司看仓员，负责接取输送玉米（见判决书第6页）”。对于他们截留本单位财物的方式，一审判决如是认定：“白天被告人黄某等人利用工作之便利从该公司库房里推出饲料添加剂蛋氨酸和赖氨酸，被告人赵某等人采取少投入添加剂的方法，将留存的蛋氨酸和赖氨酸藏起来。” 黄某的工作职责就是推料，赵某的工作就是计量、取原料，二人对所窃取的本单位财物，具有职责上的控制、管理关系，显系在“利用职务之便”，而非“利用工作之便”。第二步是移出公司。这一步的重要行为人为顾某、付某。对于他们的身份及职责，一审判决书如是认定：“被告人顾某受聘某饲料有限公司保卫科长，负责全面安全管理工作；被告人付某系该公司的保安（见判决书第7页）”。对于财物移出公司的方式，一审判决书如是认定：“晚上利用被告人顾某担任公司科长、付某提供公司保安夜间值班看护本公司财物工作上的便利，再将藏起来的蛋氨酸和赖氨酸从围墙扔出公司外，然后用车接走运离公司。” 顾某是保卫科长，其职责是全面安管工作，按公司要求手机常开，晚上有查岗任务，有案情听到报告随时

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辩护词

xx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境案的辩护 ——单位不能成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主体 xx律师一、案情背景鲍某、陈某某（女，鲍某之妻）及耿某某、李某某等人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境一案，由潍坊市某公安局侦查终结，于 2007年12月27日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经公安机关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鲍某、陈某某（女，鲍某之妻）及耿某某、李某某等人有以下犯罪事实：自2006年初到 2007年8月间，几名韩国人先后以多家韩国企业名义发来假工作邀请函，鲍某、陈某某指使耿某某、李某某等六和公司职员，采用刻假印章、制作虚假的公司营业执照、编造虚假管理人员身份、在职证明并组织培训等手段，以商务考察的名义把招集来的有出国打工意向的78名农民或无业人员，分别伪造为多家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身份，骗取赴韩国商务考察签证，供上述人员赴韩国打工使用。被招集人员中，有68人成功偷渡到韩国打工，有5人被边防检查查获被阻止出境，有7人被韩国遣返回国，有2人的商务签证正在骗取中。其中犯罪嫌疑人鲍某、陈某某参与了全部作案，骗取商务签证78本，非法获利859250元，被告人耿某某、李某某等人参与了部分作案。根据查明的事实，侦查机关在递交审查起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中提出了本案犯罪嫌疑人鲍某、陈某某（女，鲍某之妻）及耿某某、李某某等人的行为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犯罪的起诉意见。在案件即将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之前，我们接受鲍某身在淄博的亲属的委托，担任其辩护人，在审查起诉和法院审理阶段为鲍某辩护。二、辩护工作

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鲍某，以及到审查起诉机关查阅侦查机关《起诉意见书》、程序案卷等案件材料，辩护人基本掌握了本案事实。在对案件事实有了初步了解之后，辩护人也开始考虑本案的定性问题，即，侦查机关认定鲍某等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是否成立？根据刑法第318条的规定，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并有多次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或者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人数众多、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等加重处罚情节之一的，依法就应当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如果犯罪嫌疑人鲍某将来被法院判决构成该罪，鉴于其组织出境打工的人数达76人之多、获利数额达85万元之巨，他，以及他的妻子——同案犯罪嫌疑人陈某某，都极有可能会在10年有期徒刑以上量刑，此种结果，是我们的委托人不愿接受的，自然也是辩护人着力避免的。根据辩护人的分析，鲍某等人的行为确实属于犯罪行为，即使不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犯罪，也可以构成其他犯罪，所以，首先可以肯定，无罪辩护是不可能的。要使鲍某及其妻子不被判处重刑，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或者法院审判阶段，设法改变案件的定性，争取检察机关以较轻的罪名起诉，或者法院以较轻的罪名判决。遵循这一总体设想，辩护人结合案件事实，重点对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侦查机关对本案的定性是值得商榷的，本案在定性上存在一定的辩护空间，有望通过律师辩护改变定性，为委托人大幅度减轻处罚的可能性。在律所的案例集体研讨例会上，辩护人的这一观点同时也获得了部分同事的支持。根据本案定性问题系主要争议焦点的实际情况，辩护人决定在本案的辩护上改变将法院审理阶段的辩护作为工作重点的惯例，将辩护工作的重心提前到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力争通过法律赋予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权的充分行使，以充足的理由说服审查起诉机关，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改变司法机关对本案的定性。为此，辩护人根据对本案法律适用问题的研究成果，立即着手书写了一份详细的《辩护意见书》，在检察机关办案部门组织研究本案之前，及时递交给承办本案的主诉检察官。在《辩护意见书》里，辩护人提出：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辩护词

遇到刑事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www.wendangku.net/doc/cd11391179.html,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辩护词如大家所知，只要行为人涉及毒品，就可能构成毒品犯罪，比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容留他人吸毒罪，以及非法持有毒品罪等。那么，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我们辩护人应当从哪些方面为被告人辩护呢，下面，赢了网小编马上为大家说明。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颐海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赵XX的委托，指派本所王XX、郝兴利两位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律师接受委托后进行了阅卷，会见了被告人，并参加了庭审，在此基础上，辩护人已基本了解案件事实，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一、辩护人对公诉方指控被告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性质不持异议。二、被告人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1、根据最高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而本案的事实是：2017年3月31日，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下，被告人于X给被告人赵XX打电话说要购买冰毒，被告人赵XX于4月1日凌晨在前来送冰毒的过程中被抓获。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赵XX的行为应当属于“犯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2、根据最高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因“数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本案中，被告人因自己吸食而非法持有毒品21.7克(黄色晶体)，因犯意引诱而持有20克毒品(白

色晶体)，属于《座谈会纪要》中的“数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三、被告人具有酌定从轻情节。 1、本案因特情介入，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一般都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毒品一般也不易流入社会，其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在量刑时，应当加以考虑。 2、通过辩护人在庭审中当庭对被告人的发问，证实被告人是因身体健康原因而非法持有毒品，被告人持有毒品是为了减轻身体病痛，因此，从被告人持有毒品的原因、动机、目的等情节，都可以反映出被告人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小，请求法庭酌情从轻、减轻处罚。 3、从被告人的讯问笔录可以看出，被告人对于自己的组织卖淫的犯罪事实坦白认罪;庭审中，被告人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也是当庭自愿认罪;根据《刑法》以及最高院印发的《人民法院最高量刑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被告人具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三、被告人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

聚众斗殴转化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辩护词(从无期以上到15年有期徒刑)

辩护词（网络版）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燕某某父亲的委托，并经得被告人的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出庭为其辩护。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燕某某故意伤害罪的罪名及管辖权有异议。现就被告人在聚众斗殴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情节及具有从轻、减轻情节发表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一、本案指控被告人燕某某故意伤害罪的定性和管辖权存在异议。本案从被告人投案自首到侦查、起诉阶段都是依照聚众斗殴罪进行的。根据被告人燕某某在聚众斗殴中的地位和作用，起到的是帮助、辅助作用，为从犯，只应当对其参与的犯罪并根据其地位和作用承担责任，不应当对聚众斗殴罪的全部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尤其是不应当对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不适用罪名转化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被告人燕某某所涉罪名为聚众斗殴罪，而非故意伤害罪，本案不宜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二、被告人在本案中起到的是帮助、辅助作用，是从犯，不是本案聚众斗殴犯罪的首要分子，不应被认定为主犯。本案是一起极其特殊的案例，如果不仔细分析案情，被告人很容易被认定为本案的首要分子。辩护人经认真细致地阅读了全部卷宗、两次到昆山市看守所会见被告人、查阅参考相关判例以及刑法学专家对共同犯罪的论述，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从本案整体

上考量被告人的行为性质和特征，不难看出：被告人燕某某先因劝架不成，后又被动地参与到犯罪中来，对主要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起到了帮助作用，其主观恶性小，人身伤害及社会危害程度小。（一）本案犯意的发起者、教唆者、纠集者、组织者和实行者是同案犯刘某，不是被告人。同案犯刘某受到被害人方寻衅滋事无故殴打后，为了报复对方，主动电话给被告人燕某某让其帮忙打架，同案犯刘某行为性质为组织、教唆行为，被告人燕某某是“被组织者、被教唆者”，被告人燕某某一开始并没有参与到犯罪中来，假托“在昆山，回不去”，事实上不想参与到犯罪中来。恳请合议庭高度关注一个事实，在本案聚众斗殴事件发生之前，被告人就有三次机会不参与到打架事件中，从而断开与聚众斗殴事件的联系。第一次，是在同案被告人刘某在给被告人打的第一个电话时，被告人没有想参与到打架中来，相反目的是劝架，为了息事宁人，消除事端，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民间调解行为，属于私力救济的范畴。如果对方接听电话，通过双方协商和沟通，事情可能到此为止了。被告人也不会事实上也没有主动再给任何人打电话挑起事端。第二次，如果同案被告人没有第二个电话，对被告人来说，事情也就到此位臵了，恰恰是刘某在被无辜殴打后，为了报复，找被告人到现场帮助其打架，有着明确的犯罪动机和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有条件（辩护人请求法庭进一步调查核实事发现场和被告人所在位臵之间的距离以及到达现场的可能性）到现场却没有到现场，其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职业习惯（因为被告人是做职业中介的，在正仪镇时间长，

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一、概念及其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是指违反出入国（边）境管理法规，非法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一）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国（边）境的正常管理秩序。国家对国（边）境管理的正常秩序，维系着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边）境的安全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此，我国制订了《边防检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等一系列法规。这些法规明确规定，任何人出入我国的国（边）境，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履行必要的申办手续，经有关部门签发出入国（边）境的证件，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出入我国国（边）境。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某些人向往、追求外国及港澳地区的生活，出境谋生的思想，组织他们偷越国（边）境而从中大发不义之财。这种行为无疑严重破坏了国家对国（边）境的管理秩序，影响了我国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国际上给我国造成了恶劣影响，而且还会给国内外的犯罪分子包括敌特间谍分子非法出入我国国（边）境，进行犯罪活动或逃避法律制裁以可乘之机。（二）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所谓组织，是指采取煽动、串连、拉拢、引诱、欺骗、强迫等手段，策划联络安排他人偷越国（边）境。组织，一般表现为煽动、串连、拉拢、策划、联络他人偷越国（边）境以及为偷越国（边）境进行准备、制造条件的行为。例如，安排他人偷越国（边）境的交通运输工作；为他人偷越国（边）境出谋划策，拟定偷越国（边）境的具体行动计划；确定偷越国（边）境的时间、路线，指示偷越国（边）境的具体地点等等。行为人通常兼而实施上述、，系列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行为方式的全部，但也有的只实施其中的一种或几种。近年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活动日益向着集团化的方向发展。境内外组织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分子，往往互相勾结，严密分工，有的实施煽动行为，有的实施串连行为、有的实施具体安排偷越国（边）境的时间、路线等的行为，有的则负责联络偷越国（边）境的交通工具……不管行为人具体实施哪一种行为，上述各行为的指向都是相同的，那就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因而，上述各行为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联系、密切配合，构成一个完整的共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至于组织偷越的地点，可以是边境口岸，也可以是非边境口岸，具体地点如何，不影响犯罪的成立。本条第2款规定：“犯前款罪，对被组织人有杀害、伤害、强奸、拐卖等犯罪行为，或者对检查人员有杀害、伤害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杀害、伤害、强奸、拐卖等犯罪与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是数罪关系，因此，对该条款规定的情况，应当按照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和另外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分别定罪判刑，然后实行并罚。（三）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实施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行为的自然人。单位不能成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主体。本罪主体没有国别及居住地的限制，不论是中国公民（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居民）还是外国人，也不论是边境地区的居民还是内地来过境地区的居民，均可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律师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辩护词

---------------------------------------------------------------范文最新推荐------------------------------------------------------ 律师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辩护词尊敬的审判员：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市**区法律援助中心的指定，指派本律师担任阿来涉嫌盗窃罪一案阿来的辩护人，参与今天的庭审。接到指派后，辩护人详细查阅了相关的证据材料和诉讼文书，结合今天的庭审情况，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首先，鉴于被告人阿来已经自行认罪，而且态度诚恳，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盗窃罪的定性没有异议。其次，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阿来有如下法定以及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一、被告人阿来犯罪时已满十六周岁不到十八周岁，系未成年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未成年人从法律上讲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其社会经验缺乏，辨别是 1 / 6

非能力薄弱，辨认与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差，思想不成熟，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符合司法理性。 2、被告人阿来归案后认罪态度好，能够如实地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具有强烈的悔罪表现，具有坦白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阿来到案后能详细交待所犯的罪行，在公安机关对被告人的多次讯问中，对整个作案过程从一开始就主动做了详细的供述，坦白交代自己的犯罪罪行。被告人在事发时由于年少无知，一时冲动，才触犯刑法。但因其事后向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如实交代事情经过，认罪态度较好，确有悔改之意，且社会危害程度不大，符合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条件。请合议庭在量刑时能够考虑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在量刑时能予以酌情减轻处罚。三、被告人阿来无前科，属于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深，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依法可以酌情减轻或从轻处罚。四、本案被盗窃财物已被当场追还，被害人的损失得到了挽回，依法可以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综上所述，被告人阿来系未成年人犯，没有前科，主观恶性相对较

涉黑犯罪的辩护词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 Jiang Su Co-Far Law Firm 中国〃南京〃石头城6号石榴财智中心05幢邮编：210013 building 05,6 shitoucheng Rd,gulou district,Nanjing, 210013 PRC 电话Tel：(86)-25-6851 5999 传真Fax：(86)-25-6815 6199 黄某某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犯罪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们受黄某某家属委托和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聚众斗殴、开设赌场犯罪被告人黄某某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参加了法庭召集的庭前会议，参加了法庭调查，从而对本案的案情有了比较客观、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辩护人认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武检诉刑诉【2013】157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某某犯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不能成立。一、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起诉书》指控黄某某早期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2003年至2007年，2007年脱离组织），该指控缺乏证据支持。第一、《起诉书》中指控黄某某的内容多处自相矛盾，基本事实没有查明。 1、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聚众斗殴《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第9页第11行至第15行:“2003年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为争夺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小河地下赌博市场，被告人陈志相组织、领导被告人陈伟……及黄某某等人，分别与以刘红夫……为首的赌博团伙3次持械斗殴。其中，被告人陈伟……黄某某、陈玉建各参与1起”；

同一页第21行“（2003年下半年间）……至2004年11月间，黄某某组织人员与刘红夫一方多次持械斗殴……”。那么，在起诉书指控的黄某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期间（2003年至2007年），黄某某到底参与了几次聚众斗殴？根据现有证据以及2005年5月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只能认定黄某某参与1次聚众斗殴！即2003年12月23日下午与刘红夫等人的聚众斗殴。但该次聚众斗殴黄某某已经承担过刑事责任。 2、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开设赌场《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第13页24行：“2003年至2008年间，被告人陈志相、陈伟伙同被告人黄某某等人纠集了被告人……等人开设赌场”；第15页第3-7行：“被告人黄某某虽在服刑，但因其与刘红夫一方斗殴及隐瞒了与被告陈志相、陈伟共同犯罪事实保障了该赌场的顺利进行而享有相应分成，2007年初刑满释放后获利人民币30万元”；第10页第3-4行：“2004年11月，黄某某因本起斗殴及其他赌博犯罪被常州市新北区公安机关抓获后被判刑惩处”。黄某某2004年11月被抓获，2005年5月被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其中一项罪名是：“赌博罪”（见《起诉书》第2页19行）。2006年6月《〈刑法〉修正案（六）》公布实施之前，赌博罪包括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三种行为，开设赌场罪是《〈刑法〉修正案（六）》从刑法第303条赌博罪中分离出来的新罪名，修改后的赌博罪只包括聚众赌博和以赌博为业两种行为。那么，2005年黄某某被判承担责任是因“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三种行为”中的哪种行为？《起诉书》所谓“其他赌博犯罪”是指什么？如果不能查明，疑点利益应当归属被告人，即因该开设赌场行为黄某某已经承担过刑事责任！黄某某无需再次为2007年以前的赌博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第二、黄某某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

未成年人犯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对被告人刘子豪参与聚众斗殴的定性没有异议，现就量刑方面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刘子豪具备应当从轻、减轻和可以从轻、减轻的情形 1.属未成年人犯罪被告人刘子豪实施犯罪行为时未满十八周岁，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预防和教育为主的原则，是我国的一贯方针。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早在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林准在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审判和矫治国际研讨会上所做的《中国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制度》报告向全世界昭示，我国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审判中，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尽可能把对未成年犯人身自由的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一系列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解释中，都充分体现了上述精神。可见，对未成年人犯的刑事处罚能轻则轻，能减则减，能免则免，最大限度的降低对未成年犯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度，是我国对未成年人犯审判的一项重要原则。 2.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一审认定被告人刘子豪案发后能自动投案，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参与聚众斗殴罪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但一审在量刑上还有待商榷，恳请二审法官予以考量。 3.参与的部分聚众斗殴为犯罪未遂一审认定被告人刘子豪参与的部分聚众斗殴为犯罪未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第三条第二款对于未遂犯，综合考虑犯罪行为的实行程度、造成损害的大小、犯罪未得逞的原因等情况，可以比照既遂犯减少基准刑的50%。二、被告人具有很大教育挽救的空间 1.未受“圈子”沾染，止于聚众斗殴一罪根据一审检察机关的指控，被告人刘子豪为李阳所收拢，且与胡中华、李培岸、吕嘉诚、张浩、姜维亿、魏子豪等人为同门。依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以上所列人员除被告人刘子豪止于聚众斗殴一罪外，其他或犯数罪（涉及强奸罪、强迫卖淫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等）或犯相较聚众斗殴更为恶劣的一罪（如强奸罪）。被告人刘子豪作案时仍处于未成年时期，好胜、冲动、叛逆是这一时期较为普遍的行为特征。加上被告人刘子豪父亲忙于运输盈利养家，母亲疏于管教，导致青春期好胜、冲动、叛逆的行为特征不断放大，最终滑向违法犯罪的道路。聚众斗殴的犯罪行为和被告人未成年时期的行为特征有着很大的关系，主观上对社会公序无较深的认识，

盗窃案辩护词

盗窃案辩护词盗窃案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的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委托以来，我会见了被告人，详细查阅了案卷，今天又依法出庭参加了庭审调查，可以说，我对本案的了解是全面的。本辩护人认为：起诉书对被告周某盗窃罪的指控不能成立，请求法庭依法宣告被告周某无罪。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向公诉人质疑，供合议庭参考。一、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所谓事实清楚，是指构成犯罪的各种事实情节都必须是清楚、真实的。这就必然要求：1、据以定案的单个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2、单个证据与事实之间必须存在客观联系，而且具有相当的证明力。所谓证据充分、确实，是指案件的证明对象都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其真实可靠，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这就必然要求：1、所有证明对象都依法收集到相应的证据;2、证明对象都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并且能够排除合理怀疑，从而达到确然的程度。详细查阅案卷，就不难发现本案疑点重重，实难定案。起诉书指控我的当事人伙同易某某、李某某三人共同盗窃手机，而本案中除了孤立的证据李某某供述称被告人周某实施了盗窃行为，并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而易某某的供词和周某的供词却都证实周某在本次盗窃案中，周某案前并没有参与达成盗窃的犯意，也不知情，实施盗窃过程中也没有参与盗窃行为。虽然在易某某和李某某实施盗窃时周某可能知情，但是作为公民的周某并没有强制性的义务去揭发、去阻止。二、其他疑点 1、虽然本案被告人李某某的供述称，实施盗窃行为的是易某某和周某，假设该供述成立，试问如果作为是正常人而且在精神上没有问题的一般人在实施盗窃行为后，会否把自己所

运送他人偷越国境罪

运送他人偷越国境罪马永顺律师推荐来源:未知作者:admin 一、概念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刑法第321条），是指违反出入国（边）境管理法规，非法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二、犯罪构成（一）客体要件本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国家有关出入国（边）境的管理制度。行为对象是除己之外的他人。他人既可能是中国人，亦可以是外国人；既可以是一人、两人，也可以是3人以上的多人，但不包括行为人自己。行为人在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时，也必然偷越了国（边）境，但其行为应被主行为吸收，不再构成独立的偷越国（边）境罪，而应以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论处，不实行数罪并罚，行为人如在组织后又运送被组织的人偷越国（边）境的，则属牵连犯罪，对之应择重罚而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治罪。（二）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非法，是指违反有关出入国（边）境的管理法规，如《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国务院批准公安部的《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关于对非法越境去台人员的处理意见》等等。如果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而运送了符合条件的出入境人员，就不构成本罪。另外，虽然违反了有关法规，而以不正当的方式运送了不是偷越国（边）境的人员，也不能构成本罪。所谓运送，是指以车、船、航空器等交通工具或其他方法如徒步带领、将越境的违法犯罪分子偷运送出或接入国（边）境的行为。（三）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为年满16周岁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既可以是中国人，亦可以是外国人。（四）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即明知他人企图偷越国（边）境而仍决意予以运送。过失不能构成本罪。如果不知是偷越国（边）境的人员而运送其出入国（边）境的，则不构成本罪。至于其动机可多种多样、如出于营利、迷恋女色、碍于情面、迫于威胁等等，但动机如何，并不影响本罪成立。三、认定（一）本罪与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界限二罪的区别是明显的，主要区别在于客观方面不同。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表现为为他人提供运输工具，并且将他人送出或送入国（边）境。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表现为采取煽动、串连、拉拢、引诱、欺骗、强迫等手段，策划联络安排他人偷越国（边）境。司法实践中，经常表现为既组织又运送的行为，对此如何定罪，我们认为如果组织和运送的是同一批偷越国（边）境者，按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定罪处罚。如果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又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这些偷越国（边）境又不是同一批的，应定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和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两罪，二罪并罚。（二）本罪一罪与数罪的问题本条第2款规定：“对被运送人有杀害、伤害、强奸、拐卖等犯罪行为，或者对检查人员有杀害、伤害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在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

北京首例组织菲佣入境劳务涉嫌组织偷越国边境案开审,罪轻辩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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