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共早期组织研究述评_周进
2000年以来，随着研究理论、方法、视角的不断创新和研究环境的日益宽松、开放，中共早期组织研究不断深入，成果更加丰厚、系统，诸多疑难问题的探讨也更加细致、评述也更加客观。同时，有关研究成果的及时回顾与评述也日渐系统。①
近十年来，全国各地举办的直接相关或部分相关的纪念活动、学术研讨会多达数十起，如2000年共产主义小组建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1年全国各地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学术研讨活动、2006年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全国学术研讨会、2009年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0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90周年学术研讨会等。这些活动的开展，大大促进了包括中共早期组织研究在内的整个中共创建史研究的发展。
近十年来，推出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通史方面，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陈述撰稿的《中国共产党八十年》，郭德宏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等。专史方面，有黄修荣著的《横空出世——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曹仲彬著的《开天辟地大事变》，刘宋斌、姚金果著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等。国外也有两部较有分量的专著问世：一是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著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二是韩国学者徐相文著的《普罗米修斯的天火——
—革命俄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917-1923）》。此外，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利用资源优势推出了不少成果，如《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大事记》、《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论著目录（1949—2004）》以及《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2—9辑)等。
一、宏观研究：探索争鸣，视角新颖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
关于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彭明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怎样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诞生，还必须研究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还必须从近代历史的变化特别是从辛亥革命说起”，主张运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②刘晶芳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途径的拓宽、传播阵地的扩大、传播内容的丰富深化，与五四运动有着重要关系。③金立人从新文化运动促进社会思想变革、与现实政治相结合、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等角度阐释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作用。④王先俊认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前后经历了由“文化革命”到“社会改造”的转变。这种转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⑤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往研究基本认为：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胜利。近十年出现了一些新看法，尤以胡绳为代表。他认为：双方都属于新文化运动的范围，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问题无非是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⑥侯且岸认为，胡适反对的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偏向纸上的学说。李大钊以一种调和的理性态度同胡适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一次理性讨论，其客观结果是成为思想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⑦罗志田从更广阔的视角系统、深入地研究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认为五四前后关注“社会”的革命或改良成为时代的共同点。在中国社会改造是局部解决还是整体解决的这一焦点问题上，当时相当普遍的人都倾向整体或根本解决中国问题，而根本解决不一定意味着就是革命。争论的后续效应就是导致“实行”之风的凸显，使得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等原具包容性的团体逐渐走向尊奉单一“主义”的组织，走向“行动的时代”。⑧刘志光通过对“五四”前后李大钊与胡适的关系研究，认为李大钊的“根本解决”与胡适的“点滴改良”之间存在着可以沟通的环节，中国革命可以在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⑨学者们在研究中的宽广眼光和求实精神值得提倡。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近年来人们开始重新审
近十年来中共早期组织研究述评
□周进
视这场论战，力求从实际出发，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胡绳认为，梁启超、张东荪的意见“接近马克思主义”，他们说中国现在不能搞社会主义，陈独秀等人实际上并没有从中国的实际状况出发驳倒梁、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他们把资本主义完全看做坏东西，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消灭；他们认为在中国不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可以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实际是空想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也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端，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认识到必须用革命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正确的。⑩黄修荣充分肯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的积极作用，认为他们对争论的主要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明确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即由于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缺乏科学认识，他们不懂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仍然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从而不能正确地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步骤。輥輯訛（二）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过程和道路
关于党创建的历史必然性，张静如、石国亮集中阐述了党的建立与先进生产力要求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构成了产生自己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要求，构成了中国工人阶级政党必须首先解决民主主义任务的革命基础。两方面在客观上的结合，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具备了条件。中国共产党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生。輥輰訛
关于创建过程和道路，曹仲彬认为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道路应该站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局上去观察，通过对俄国共产党以及德国、法国等国共产党创建道路进行综合对比，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具有中国特色创建道路的特征及其原因。輥輱訛沈建中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先进分子自觉的要求和行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独立自主创建的。輥輲訛而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在国内党史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该书采用考古式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全过程进行了长期、细致、深入地考察，提出不少新见解，大大拓展了研究者的视野。但该书也存在明显不足之处，如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和矛盾的剧烈运动缺乏应有的关注，没有揭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深刻内因等等。因此，一度成为党史界争相评论的焦点，如田子渝认为，该书最大的败笔就是外因决定论；輥輳訛萧超然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上，不能轻视俄国渠道的作用，更不能忽视十月革命的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輥輴訛许全兴认为，从时间和影响两方面看，李大钊的世界眼光、注重众庶的历史观、主张东西文明融合的文化观，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輥輵訛等等。
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长期以来尽管缺乏第一手文献资料的证实，但基本上成为党史学界的“定论”。石川祯浩对此进行了质疑。止戈也质疑高一涵回忆的真实性，并考证了陈独秀离京抵沪的时间、李大钊在天津出席会议之事。輥輶訛萧超然则从高一涵同李大钊的关系、回忆的历史环境等方面分析了高一涵前后回忆不一致的原因，对高一涵的回忆持肯定态度。輥輷訛
关于《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党史学界一直普遍的看法是上海的早期党组织或者直接认定为陈独秀所写。冯铁金通过史料分析和思想观点比较分析，认为《宣言》是北京早期党组织的文件，而且出自李大钊之手。輦輮訛作者立论新鲜，但准确性有待检验。
关于中共一大前到底有多少党员，党史学界有多种说法，普遍的看法是53人说，但也有57人说、59人说等等。张小红对这几种说法的原始出处进行了梳理，并根据资料考证认为董亦湘、朱务善等也是中共一大前入党的党员。輦輯訛
（三）共产国际与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早期组织创建的关系，李玉贞在国际背景下解读了毛泽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断、中共第一代革命者接受苏式革命理论的原因以及苏俄境内的俄国共产华员局的由来、性质、组织机构和作用等问题。輦輰訛
关于共产国际档案记载的“革命局”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近十年来，主要有三种代表性意见：一是以谢荫明、任武雄为代表，认为各地的革命局并不等于各地早期党组织，而是“俄共（布）在华直接建立的组织”，主要由俄共（布）党员组成和领导，上海革命局实际上是由魏金斯基直接领导的、和陈独秀等少数几个上海党组织领导人及主要骨干的联络、协调机构。北京革命局实际上是鲍立维代表俄共联络李大钊的机构。輦輱訛二是以田子渝为代表，认为是“包括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随着同盟的解散这一机构也就消失了。”輦輲訛三是以李丹阳、刘建一为代表，认为上海革命局是共产国际临时机构——
—东亚书记处下属的、具体负责中国革命运动的机构，即中国革命局，各地的“革命局”只是上海“中央局”的分支机构，其性质是共产国际在华一级机关，其主要任务是“促进中国各种进步力量联合展开革命活动，并推动和指导在华建立共产党。”輦輳訛
关于苏俄布尔什维克分子早期在华活动，以往
对于魏金斯基、马林等人的研究较多，而对其他人物研究较少。近年来，中国学者李玉贞、旅英学者李丹阳、刘建一和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等人的研究成果较为显著，挖掘出魏金斯基、布尔特曼、M·波波夫、尼科尔斯基等苏俄密使輦輴訛以及李泽洛维奇、斯托帕尼等一批红色俄侨或布尔什维克輦輵訛在中国的活动情况，考察了《上海俄文生活报》的创办过程、基本内容、报社功能、人员组成和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所起作用等輦輶訛。
以往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关系的研究上，极少谈及旅俄华工的作用。任贵祥对旅俄华工联合会中的先进分子参加建党活动作了考察，充分肯定了旅俄华侨在向祖国传播马列主义，沟通共产国际与中国先进分子的联系，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方面起到的重要的桥梁作用。輦輷訛
二、地方研究：深度与广度双向推展
近年来，关于中共一大前地方早期组织的研究呈现深度和广度双向推展的良好局面，上海、北京等地早期组织的研究更加深入，天津等地早期组织的研究有所突破。
上海发起组是中共第一个地方早期组织。肖甡认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是共产国际在华建党工作的首要步骤，是中国第一个早期党组织，具有“中心组”的特殊地位，对筹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輧輮訛关于成立时间和名称问题，任武雄、洪小夏认为上海发起组应该是1920年6月成立，最初称为“社会共产党”，“领导与推动了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輧輯訛
关于北京早期组织，吴家林认为其主要特点是：“率先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率先深入工人群众”，“纯洁党组织，清除无政府主义分子出党”，“严密组织，执行民主集中制”，“党内生活比较正常”，“党组织周围吸引了一大批青年，赢得包括学界、文化界、政界要人及媒体的支持”。輧輰訛
关于湖南早期组织，其成立时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1920年9月，二是1920年11月至12月，三是1920年冬。唐振南认为，长沙虽然没有早期党组织的确定名称，但早期组织却是确实存在的，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积极的活动，并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輧輱訛他还对湖南早期党员群体进行了研究，认为全国湖南籍党员在筹建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中，发挥了先驱、领导、组织、骨干作用。輧輲訛另外，江海平对1921年夏初在湖北黄冈建立的共存社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乡村进行建党活动的一次成功尝试，标志着中国农村最早的党组织诞生。輧輳訛
关于济南早期组织，席伟、张艳芳从其产生的经济社会条件角度予以阐述，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山东的三次历史性撞击，推动了新思想的产生、新生产关系的出现以及新生产力的发展，使共产党在山东的诞生成为历史的必然。輧輴訛苗体君、窦春芳认为王乐平可能是山东组织真正的创建人。輧輵訛李肇年、殷汉文对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建党之事进行了分析；关于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者认为康米尼斯特学会就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九十月间，是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过渡性组织，为其建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輧輶訛
关于湖北早期组织，田子渝分析了武汉五四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传播以及各种救国方案的试验，阐述了湖北中共早期组织建立过程及初期革命活动情况。作者从传统的阶级斗争研究历史的范式中走出来，以大历史与世界的目光，重新审视中共武汉早期组织诞生的历史。輧輷訛关于广东早期组织，官丽珍认为广东党组织经历了广东“共产党”、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共广东支部几个发展阶段，是在陈独秀指导和亲自参与、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而创建起来的，是国内最早建立地方组织的六个地区之一。輨輮訛天津地区早期组织的研究有了新进展。高金山对天津党组织唐山站分部建立的背景、组织建设情况、活动情况等进行了考察，认为天津党组织唐山站分部也由共产党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劳动组合书记部分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小组、工会组成，受共产华员局、北京共产党小组以及俄共天津小组领导，属于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基层组织。作者的见解新颖，但文中未能标明材料的来源。輨輯訛
三、人物研究：视野日益开阔，评价更加客观
人物研究，包括个体研究和群体研究，是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近十年来，人物研究在方法上逐步突破成规，视野日益开阔，评价更加全面、恰当、客观，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人物个体研究
李大钊依然是主要的研究对象。吴家林从其建党思路及其背景进行了历史考察，认为“‘南陈北李’筹建共产党和李大钊领导北方早期革命运动是不可争辩的史实。而‘推进社会改革事业，为人民谋利益’是李大钊组织现代政党的根本目的。”輨輰訛侯且岸、魏波等从不同的角度深入阐释了李大钊生平、思想以及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建党过程的重要作用。輨輱訛关于李大钊早期思想来源中有很重的日本因素的观点，朱文通认为，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启蒙于国内，经历了由空想社会主义逐步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理论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輨輲訛吴二华则认为，李大钊是在回国以后逐渐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輨輳訛关于李大钊在马克
思主义传播中的作用问题，朱成甲充分肯定了李大钊的作用，认为进行译介和宣传的相关人物所起的作用，都无法与李大钊相提并论。輨輴訛全燕黎认为，李大钊率先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的历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阶段的奠基者，但是，李大钊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的开创者。輨輵訛
关于陈独秀，近年来逐步得到了比较公正的评价。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都比较客观地评价了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和杰出贡献。郭德宏分析了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的六大贡献。輨輶訛面对学界个别矫枉过正的观点，徐光寿则认为，“陈核心说”或“陈毛双核心说”都不能成立。陈独秀是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过程中的过渡性人物，他是中共早期领袖，但并不具备成为“领导核心”的历史条件和个人条件。輨輷訛
关于毛泽东，学术界关于其思想转变的主流看法是，认为其1920年冬已经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杨河认为，毛泽东在1920年底1921年初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尔后通过参与组织工人的政治活动才逐步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輩輮訛
关于李达，王小莉认为其在建党时期的思想理论贡献在于：“围绕时代课题，从理论上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进行了理论探索”，“以列宁建党思想为指导，探讨了‘怎样建立这么一个党’的问题。”輩輯訛
关于李汉俊，田子渝认为，他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也是对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展开批判的第一人。輩輰訛陈绍康认为，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最早提出我国应建立俄国式的革命党；他推动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率先在全国对张东荪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展开批判；协助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为党的成立打好工作基础，为革命者和中国人民了解世界、培养和帮助大批青年走向革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輩輱訛
关于王尽美，吕荣斌、王长流、刘爱国等通过对其生平思想进行研究，认为其功绩主要在于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等，并分析了其思想形成原因。輩輲訛
关于施存统，李俊认为，他作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核心成员之一以及日本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輩輳訛徐云根对其在建党之前的社会改造思想形成、发展、变化及其主要内涵进行了一些研究。輩輴訛宋亚文则对施存统从一个旧礼教的拥护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历程进行了评述。輩輵訛
董必武在中共一大前，在武汉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对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中共一大的召开起了重大作用。其中，创办私立武汉中学是其重要活动之一。武汉中学在其努力下成为武汉地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地、武汉早期党组织的活动中心。輩輶訛除了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李汉俊等建党时期主要人物的研究外，近年来一些身份背景较为复杂、与中共早期组织创建又有较紧密关系的人物开始回归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如对张国焘、张申府等早期党员以及胡适、戴季陶、邵力子等对中共早期组织创建有过贡献的国民党人物的研究。
关于张申府，李惠芬、方宁认为张申府在新文化运动和中共创建时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共创建史上不应忽视的重要人物。輩輷訛关于张国焘，肖甡主张应当客观评价其在建党初期的作用，认为他是“南陈北李”酝酿建党的联络人、北京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出席并主持了中共一大，还领导了早期工人运动。輪輮訛
关于蔡元培，陆米强认为，其作为北大校长，“培养出一大批勇于变革创新、敢想敢做敢于革命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为开辟中国革命的新天地创造有利条件”。輪輯訛关于胡适，张玉菡认为，作为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建党先驱的友人，胡适唤醒了一代进步青年，在思想理论上和人才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条件，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培养了后备力量。同时，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促进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輪輰訛关于邵力子，祥钧认为他在20世纪初高举《觉悟》大旗为社会主义呼号，参与建立上海共产党小组。虽未正式列入一大代表名单，但起草了一大文件，参与一大召开的联络和总务工作。輪輱訛关于戴季陶，信洪林认为，其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作了启蒙工作，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輪輲訛（二）人物群体研究
关于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王刚认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选择性的传播。这种选择性传播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包括马克思主义各部分内容中国化的不同步，具体实践上的偏差，时间上交错，多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空间上并存等。輪輳訛赵朝峰认为，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高校知识分子积极响应新文化运动，接受和研究马克思
主义，高校成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和辐射源。不仅高校的师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先锋，而且高校还孕育了一批早期共产党员和领导骨干。輪輴訛此外，研究触角还扩展到部分国民党人群体，李田贵、赵学琳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部分国民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原因，认为当时这些国民党人的选择对于日后国共两党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輪輵訛
四、社团研究：范围广泛，重点突出
近十年来关于早期社团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涉及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民学会、外国语学社、觉悟社等。曲广华对五四时期兴起的无政府主义社团、工读互助团、合作主义团体、马克思主义社团的走向进行了集中考察，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实践与争鸣的结果，而社团从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輪輶訛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社团中，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历史最长、影响深远的学会。吴小龙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輪輷訛可称为迄今较全面、系统、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著作之一。作者分析和阐述了该学会从筹备到成立的历程及其多方面的活动，会员们的理想追求和他们对社会改造问题的种种思考。李永春则对少年中国学会与“改造联合”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改造联合”促进了知识分子将社会改造推向民间，也促使他们在社会改造进程中完成自身的改造。不仅推动了学会会务的发展，扩大了学会的社会影响，还因为联合改造而导致了学会的分化。輫輮訛关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现在比较公认的看法是该社团由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等于1920年3月成立，“是我国最早一个比较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輫輯訛李丹阳则撰文认为，其曾于1918年底至1919年上半年存在过，虽然该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非正式学会，但却在中国开启了组织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先河，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源头。輫輰訛
关于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般观点认为其1920年5月由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輫輱訛任武雄则认为，1920年上海的共产主义者并未成立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而可能是指社会主义研究社，它是上海党组织早期研究、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輫輲訛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创办的社团，也是干部学校。陈绍康、刘荣珠分析了1920年9月上海设立外国语学社的时空条件及其特点，认为“这是一所新型的培养青年人才的革命学校，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为中国革命事业造就了一批出色人才。輫輳訛
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湖南影响最大、人数最多的进步团体，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刘华清认为，新民学会为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群体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领袖基础和实践基础，是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萌芽的重要标志。輫輴訛刘金如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角度研究新民学会的作用与贡献，认为新民学会的会员们通过各种渠道接受马克思主义后，通过创办刊物、成立进步团体、开办文化书社、创办新式学堂，以及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战等形式，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开去，使湖南成为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最有成效、最富有朝气的省份。輫輵訛
五、资料公布：深入挖掘，交流共享
史料是研究的基石，史料的发掘和公布，是深化党史研究的基础。《百年潮》2001年第12期刊登的《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立的文件》、2002年第2期刊登的《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都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学者K·B·舍维廖夫新发现的珍贵档案材料，弥补了1997年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档案资料丛书》的缺漏，对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建立的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
《党的文献》2002年第1期刊登的《关于上海〈新申报〉上的七篇周恩来文稿》、《关于发现周恩来早年轶文的情况报告》以及《新发现的周恩来早期文稿两篇》，提供了《周恩来早期文集》未能收入的周恩来早期文稿，为深入研究周恩来的早期活动和思想发展，提供了新资料。
《英国档案中与李汉俊有关的记载》是旅英学者李丹阳从英国国家档案馆中发掘、翻译的涉及李汉俊的档案资料，并对档案中涉及的人物、报刊等作了详细注释。輫輶訛该资料对于学者进一步探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源、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的酝酿、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等问题提供了珍贵史料。
在亲历者回忆录、访谈录方面，主要有吴少京主编的《亲历者忆——
—建党风云》、美国作家舒衡哲的《张申府访谈录》等。
另外，由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主编的《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2至9辑披露了部分较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回忆资料和访问记录等，对研究中共早期组织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综观近十年来的中共早期组织研究成果，勿庸置疑，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研究态度更加客观，视野更加开阔，视角不断创新，方法更加多样，宏观研究逐步荡开，微观研究更加深入细致。笔者相信，学者们合力在创新研究理论、方法、手段、视角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史料的挖掘、考辨和利用，妥善处理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
流，在更宏大的历史场景中、更细微的历史节点上继续加强重点、难点、疑点研究，一定能把中共早期组织研究和中共创建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①关于综述的论著主要有：田子渝主编的《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梁怡、李向前主编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刘晶芳等人自2002年开始连续撰写并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的年度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自2002年开始连续推出的年度中共创建史研究述评和年度中共创建史研究文章目录索引。
②彭明：《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社会科学》2001年第7期。
③刘晶芳：《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
④金立人：《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⑤王先俊：《“五四”先进知识分子由“文化革命”到“社会改造”的转变》，《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期。
⑥⑩胡绳：《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⑦侯且岸：《关于“问题与主义”之公案的历史还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6期。
⑧罗志田：《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三》，《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走向“行动的时代”：“问题与主义”争论后的一个倾向》，《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⑨刘志光：《两种选择：“五四”时期的李大钊与胡适——
—“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李大钊与胡适关系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
輥輯訛黄修荣：《横空出世——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輥輰訛张静如、石国亮：《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2年第3期。
輥輱訛曹仲彬：《试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道路》，《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輥輲訛沈建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独立自主创建的》，《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年第3期。
輥輳訛田子渝：《史料颇丰的中共创建史研究》，《百年潮》2006年第6期。
輥輴訛汪文庆：《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几点不同意见——
——
—访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百年潮》2006年第6期。
輥輵訛许全兴：《谁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
輥輶訛止戈：《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史料与有关问题的探索》，《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輥輷訛萧超然：《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百年潮》2001年第7期。
輦輮訛冯铁金：《〈中国共产党宣言〉应出自李大钊手笔》，《党的文献》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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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輰訛李玉贞：《在国际背景下的中共创建时期几个问题的思考》，《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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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100044）
【责任编辑张小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