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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之中国陈金钊

2016年1月第20卷第1期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Yangzhou University(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Jan.2016

Vol.20No.1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之中国①

陈 金 钊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上海201620)

  摘 要:从命题的角度看,“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词组,包括三部分需要“开题”: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词组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意蕴究竟是什么?对这一命题中的“中国”并不能随便定义,否则就会出现各说各话的现象。从以往的政治角度看,人们对“中国”谈论最多的是特色、国情。从命题的整体性来看,讲特色、国情具有正当性,但由于特色、国情过于复杂,如果没有系统性研究就随意使用的话,言谈之中就会有太多随机性,要么致使法律、法治的一般性丢失,要么特色、国情就是随机的言辞。与“法治”相对应的“中国”应该是有所指的,不能使其变成可以任意使用、随意毁坏法治的修辞。在全面推进法治建设过程中,“中国”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概念。我们既需要认识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也需要研究现实问题引导以及法治目标实现的中国。

关键词:法治思维;法治中国;法治之理;法治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法治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6)01-0005-13

  建构或者诠释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首先要认真解读界定“中国”。“中国”在这里不应该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而是由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问题导向的“中国”。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不仅是为了丰富世界法治理论,最主要的是为中国法治建设找到合理解释和正确的法治发展路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对世界法治理念、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然而,它的基本内容不是完全由先前的法治概念和原理所决定的,而是与法治中国建设的问题相关联的“中国”,或者换句话说,是包含法治之理与现实的问题“中国”相结合的具象。一般的法治概念和原理只是我们思考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前见。如果按照一般的法治理论建构中国法治,法治在实践中很容易变成空话。然而,对法治的思索一旦考虑到具体实践问题,人们就会很自然地减少或弱化法治的一般要求,“不得不更多更优先地考虑各自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利益方面的要求”[1]。一般的法治理论肯定会向政治、经济的要求让步,实施所谓“有别原则”,即特色要求,国情需要。这种思路本无可厚非,但是,就怕根据特色、国情的有别,在具体行为中成了阻遏法治一般性、法律一般性的至上原则,即把特色、国情当成最高的原则而放弃法治。法治在中国已经开启了多年,走一步退一步的原地踏步都是因为把特色、国情当成了最高的原则。法治的一般性被丢弃,反而成了辅助性原则或点缀。所以我们在强调中国问题导向的时候,始终不能忘记法治目标的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研究的对象和服

收稿日期:2015-11-28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5BFX001);“2011计划”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金钊(1963-),男,山东莘县人,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法律方法论研究。

①本文系作者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研究命题研究的三部曲之一,另外两篇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之社

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之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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