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税,税收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避税，税收管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摘要：对于使用审计税务服务的公司，本文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CSR）的三个衡量标准，即：企业治理、社区以及多元化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就我们所知，本文是第一个通过实证研究将避税、税收管理和企业社会责任联系起来的论文。通过分离每一个企业社会责任衡量标准的优势和问题，我们能够准确分析企业积极和消极的行为对避税行为的影响。我们发现社区问题与税收管理费用的交互项会对一般公认会计准则（GAAP）和现金（Cash）的有效税收比率(ETR)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公司治理优势和多样性问题与税收管理费用的交互项会对Cash ETR产生消极影响。当我们使用超额有效税收比率（excess ETR）时，我们得到的结果是相似的，而且超额ETR无法由公司的具体情况所解释。当我们依据CSR水平对企业分组时，我们发现了CSR影响避税的其他的证据。我们的发现表明将来对避税和税收管理的研究应该包含CSR。

关键词：税收、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税收管理、税费

1.简介

对于使用审计税务服务的公司，本文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CSR）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CSR方面的文献（例如：Carroll, 1991; Kiernan, 2005; Llewellyn, 2005; Wood, 1991）将商业的经济目标与社会责任联系到一起，包括：遵守道德的企业行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提高股东的生活质量(HolmeandWatts, 2006)。CSR和公司治理有一部分内容是重叠的(Jamali et al., 2008)，因为公司不仅要对内部股东负责，也要对外部股东和社会大众负责，而且在这些股东之间可能存在矛盾。其中一个潜在的矛盾就是在税收领域。一个公司减税避税的策略可能会使股东受益，但是却让社会公众付出代价(Sikka, 2010)。因为一部分的税收会被用在政府公共建设和社会项目上。尽管已经有人分别对避税和社会责任领域进行了研究，但是它们两者之间的联系还是一个空缺(Carroll and Joulfaian, 2005;

Hanlon and Heitzman, 2010)。我们的论文正是来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

公司避税行为的研究对于税务机构、股东和社会大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税务机构关心税收，因此会对公司纳税积极性、避税和逃税的证据感兴趣。股东会对公司管理层是否能增加股东财富感兴趣。在一方面，股东会认为欺骗政府的管理层同样也可能欺骗公司股东；而另一方面，股东期待管理层能够控制花费。普通大众则对公司是否是一个好公司以及公司是否缴了它应该交的税感兴趣1。

一些研究提出，避税可能会降低成本并且会增加股东财富（例如：Graham and Tucker, 2006; Hanlon and Heitzman, 2010; Hanlon and Slemrod, 2009; Robinson et al., 2010）。其他研究则表明使用避税手段的公司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Erle, 2008; Sch?n, 2008)。在以上的几种情况下，税收方面的决定是公司特点和管理层行为的反映。研究已经发现了公司避税行为和管理人员报酬、所有权结构以及公司治理(Desai and Dharmapala, 2006, 2009;

Desai et al., 2007; Minnick and Noga, 2010)、个别高管(Armstrong et al., 2011)和税务筹划之间的关系，包括使用外部的税务服务去最优化公司的税务策略(Armstrong et al., 2011;

Killgore et al., 2010)。为了捕捉到避税行为，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基于收入的实际税率，GAAP ETR或者现金支付以及Cash ETR(Hanlon and Heitzman, 2010)。GAAP ETR影响财务会计的收入；Cash ETR能捕捉到缴付税款并且受到税收延迟的影响。Dyreng et al. (2008)建议：由于每年的税率都会发生波动，因此长期的Cash ETR是一种更好的衡量避税行为的标准。

通过使用理论研究预测(Crocker and Slemrod, 2005; Slemrod, 2004)以及联系公司治理和避税，我们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检验了公司高管薪酬和避税之间的关系。Desai 和

Dharmapala(2006)发现了薪酬激励和避税之间存在消极的关系。Minnick and Noga (2010)发现了经理对基于业绩的高工资的敏感性和更低的税率有联系，但是其他薪酬的衡量指标却没有发现这种联系。税务总监的薪酬导致了更低的GAAP ETR，但是却没有影响Cash ETR(Armstrong et al., 2011)。薪酬只是一种代理治理的方式。通过使用其他治理措施，例如：董事会成员的数量，独立董事的百分比和公司治理指数，Minnick and Noga (2010)发现了只有交错安排董事会成员才会和更高的有效税率联系起来，而这和其他人选择薪酬的影响是相反的。但是，公司如果采用上述的行为将会影响税收策略。

使用外部税务服务是另外一个影响税收决定的策略。研究表明花在税务服务上的钱导致了更低的有效税率(Armstrong et al., 2011;Mills et al., 1998; Omer et al., 2006)。如果这些税务服务是公司的审计师提供的，审计师委员会必须批准这个决定(Sarbanes–Oxley Act, 2002)。需要经过审计师委员会的同意是立法的结果，因为要考虑到审计师提供税务服务可能会降低审计师的独立性。但是由于税务服务通过降低成本为付税的人提供了利益，所以立法允许公司使用审计公司作为税务服务的提供者，除非税收建议没有商业目的（比如：避税）(Purcell and Lifson, 2003)。公司使用审计税务服务还有另外一个好处——知识溢出，即：能够增强审计的监督和质量(Lassila et al., 2010)。已经有证据显示审计师提供税务服务会对公司有好处，比如：不会损失独立性，而且税费也更加准确(Gleason and Mills, 2011)。我们主要关注那些使用了审计师提供税务服务的企业，并且分析了税收管理费用和CSR（包括公司治理）对有效税率的影响。

避税的文献使用多种的公司治理的中涉及到的代理问题，但是忽略了CSR(Hancock, 2005; Hanlon and Heitzman,2010)。考虑到公司治理和CSR之间的关系(Hancock, 2005;Ho, 2005; Jamali et al., 2008)以及CSR对公司决策(Windsor, 2009)和公司业绩(Adams and Ferreira, 2009)的影响，CSR可能在企业减少税收的活动上有影响。一些研究表明，企业的社会责任，例如：参与社区活动、公司的捐赠、多样性，可能和避税行为有联系。一方面，Watson (2011) and Lanis和Richardson (2012)发现承担越多的社会责任的公司的避税积极性越小；但是，另一方面，Carroll and Joulfaian (2005), Preuss (2010) 和Sikka (2010)发现了一些号称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也会参与到避税行为中。

考虑到在CSR对避税和公司治理方面影响的研究还很少以及其他的CSR变量可能会影响公司对审计税务服务的使用，我们检验了CSR的角色和税费管理对有效税率的影响。具体地说，我们的研究着重强调了下列问题：税费管理和不同等级的公司社会责任会影响使用审计税务服务的公司的避税行为吗？我们使用避税来代表与税前会计利润相关的公司税(Dyreng et al., 2008, 2010)的减少，并且从两个方面来衡量避税：GAAP ETR和Cash ETR。除此之外，我们还使用CSR的三个方面：公司治理、社区和多元化，并且通过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找到CSR和避税的相互影响。在回归分析中，我们控制了公司治理、社区和公司多样性以及它们和税收管理费用的相互关系，将样本按照不同的CSR等级分成不同的组，并且分析每一组内的避税行为。

我们的结果也暗示了不同等级的CSR会影响对审计税务服务的付费以及企业避税行为。我们发现无论从公司治理的优势或问题，又或者是多元化的角度，税费都和更低的GAAP ETR都是有联系的，但是只有当公司存在公司治理优势或者多元化的问题时，才会和更低的Cash ETR有联系。然而，当一个公司有很多的社区问题时，它的税费会和更高的GAAP ETR有联系；当公司存在社区问题时，它的税费会和更高的Cash ETR有联系。当我们检测税费和CSR对公司细节无法解释的超额ETR的影响时，我们得到的结果是相似的。

不论公司是在一个好的还是坏的种类里，我们都发现了其他税费对有效税率影响是部分依赖于CSR的等级的。有治理优势的公司（例如：限制性的薪酬、有效的社会报道

和公共政策领导）会使用税费来减少税费支付。然而，治理比较好的多元化优势的公司会使用税务服务来获得财务报告上的利益并且有可能放弃现金税收的节约。糟糕的治理（例如：高的薪金、会计或者公共政策问题）和社区关系（例如：税收争论）的小组表明：没有女性代表的公司会用税费来增加花费和现金支付。相反的，多元化优势的存在会导致更高的税费支出和对贫困社区的资助。我们还发现社区优势和问题在小组之间会发生变化。对于那些治理比较好的有多元化优势的公司来说，对社区的支持和较低的所得说费用是有联系的。对于治理较好的公司来说，社区问题与更低的现金税费支付有联系。而对于那些治理不好的公司来说，由于依赖于社区的支持力度以及社区问题，税费会导致支出的增加。

我们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做出了贡献。首先，我们通过研究CSR的角色、付给外部审计的费用和有效税率的关系，扩展了避税的文献。目前学术界已经在避税和CSR方面有了各自的拓展研究，但是还没有人将这两个方面结合到一起来研究(Carroll and Joulfaian, 2005;Hanlon and Heitzman, 2010)。据我们所知，这篇论文是第一个将避税和CSR联系到一起的文献。第二，我们分析了CSR等级与税费管理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三，我们分别检测了三种CSR优势和问题的影响。这使得我们能够分离公司积极和消极的社会行为的影响(Mattingly and Berman, 2006)。

本文其余部分的组织如下:第二节介绍了与我们的研究问题相关的文献。第三节描述了数据和方法，在第四节提供了结果。第五节则提供了一个总结和结论。

2.背景

CSR应当放在具体的管理情景当中来看待(Davis, 1960)，因为它是企业对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的承诺，它有助于经济发展和提高工人的生活质量、当地社区和整个社会的利益(Holme and Watts, 2006)。CSR模型包括卡罗尔的金字塔结构(1991)，整个CSR由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责任构成，卡罗尔解释为:“CSR公司应该努力赚钱，并且要遵守法律、道德，做一个优秀的企业公民”(p43)。Wood (1991)将CSR分为三个原则：制度、组织、和个人2，并且认为企业行为结果包括对社会事业和社会政策的影响，理想的情况是好的动机导致好的结果，但Wood(1991)认为也会有好的结果是来自不好的动机以及不好的结果会来自好的动机这两种情况。例如，降低税率来增加股东价值可能是一个好的动机，但是如果被视为对社会不负责任，将会是一个糟糕的结果。

其他模型从经济、环境和社会方面认为企业责任(Llewellyn, 2005)是未来价值创造的动因(Kiernan, 2005)。Kiernan's (2005)的两个动因是股东的资金和战略管理3。因此，公司治理被认要为符合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Cadbury, 2000)，与CSR密切相关。

对CSR和公司治理文献的回顾为CSR和公司治理三种模型提供了基础(Jamali et al., 2008)。第一个模型将公司治理定义为CSR的基础。因此，良好的公司治理对于维持CSR 是必要的。第二个模型将CSR视为公司治理的一个维度，即：公司是对所有股东（公司内部和外部的）负责的，而且这个责任已经嵌入到了公司的企业治理结构中。第三个模型将公司治理和CSR描述为：为了提高公司绩效，符合法律法规变化并且可能难以衡量的两个主要部分。每个模型中，公司治理和CSR的重叠部分是由于公司不仅对内部股东负责而且还要对外部股东和社会总体负责，而且公司是被认为明确遵守法律法规的。遵循法律规范的程度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特别是在税收领域不同股东有不同的担忧。

公众关心的是公司是否会支付税收；股东关心公司是否能减少税收从而增加股东价值。因此，他们之间有一个矛盾:减少税收可能会使股东受益，但避税可能会以牺牲整个社会为代价(Sikka,2010)。如果一个公司避税，就会增加它的盈利能力，但减少的税收可2出自：由机构代表公司的角色作为经济机构：组织代表了一个特定公司的社会责任；个人代表了管理的自由裁量权，如：经理的行为。

3

能会影响政府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建设，因此该公司可以被归为不负社会责任的企业。但是，当一个公司考虑到CSR的其他衡量标准时，可能会对社会负责。这种复杂性增加了对避税的定义和衡量。

Hanlon和Heitzman(2010)将避税定义为显性的税收减少，并且通过研究解决了大量的避税行为：税收管理、税收筹划、税收侵略性、逃税和税收庇护。一方面，税收是一种成本，因此公司可能会从事税收管理或税收筹划来降低成本、增加盈利能力，从而增加股东价值(例如：Hanlon Heitzman,2010;Hanlon Slemrod, Robinson et al., 2010)。在另一方面，公司从事避税或逃税，仅仅是基于减少税收的欲望，因此它会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Erle, 2008; Sch?n, 2008)。

Hanlon和Heitzman(2010)检验了12个不同的避税措施。在这12个措施中，GAAP ETR(总所得税费用除以税前收入)和现金ETR(现金税收费用除以税前收入)被用在许多研究中(Desai and Dharmapala, 2006; Dyreng et al., 2008, 2010; Minnick and Noga, 2010)。GAAP ETR能够捕捉到对财务会计收入的影响，而Cash ETR能够捕捉到对现金支出的影响。由于财务报告收入和应纳税所得额一般不同，GAAP ETR和Cash ETR也将有所不同。一些公司能够维持一个低于平均Cash ETR的税率，但是年度Cash ETR不是一个好的预测长期Cash ETR的指标(Dyreng et al .,2008)。因此，虽然长期CashETR能更好地反应避税(Dyreng et al .,2008)，但是有证据表明，仍有公司还专注于减少GAAP ETR(Armstrong et al., 2011)。一个公司的避税策略可能会在降低费用支付方面有所不同。

对有效税率的变化的解释是避税研究的一个目标。第一个对避税和公司治理研究的理论将避税与委托代理关系联系起来，并且建议股东建立激励机制以确保任何避税活动都可以增加公司价值(Crocker andSlemrod,2005;Slemrod,2004)。许多研究将委托代理理论应用于：将高管和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代理。其造成的结果是复杂的，并且在不同的薪酬措施之间变动。Desai 和Dharmapala (2006)表明：管理层消遣和税收庇护之间有一个互补的关系，即：增加奖金倾向于减少税收庇护，这主要存在于治理较弱的公司。Minnick 和Noga (2010)在衡量高管薪酬时，发现只有一个衡量标准（即：基于业绩的高薪支付）与有效税率有关，但与Cash ETR的关系强于与GAAP ETR之间的关系。

与董事会相关的不同措施也是公司治理中的代理问题，例如：股权。Bolton(2008)发现股东拥有的股权比起综合得分来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衡量公司治理的指标。但Minnick 和Noga (2010)使用几个与董事会相关的变量，只发现交错董事会成员和更高的GAAP ETR和Cash ETR显著相关。另一个解释变量是多样性，它是CSR的一个组成部分。管理层的性别多样性影响公司的组织文化和治理(Dwyer et al., 2003)，但是它确切效果还是复杂的。例如：在董事会，性别多元化与更高的ROA有联系，但却和Tobin的Q （Tobin's Q）(Carter et al., 2010)没有联系。女性董事能够通过提出不同的观点、新的想法和增强监督来增加公司价值(Adams and Ferreira, 2009)，但这种影响依赖于公司环境(Dwyer et al., 2003)。Adams 和Ferreira (2009)推测在治理较差的公司里，性别多样化的董事会将对公司绩效有积极的影响，但是在治理较强的公司里，由于过度监管，将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同时，对非美国的公司研究发现男人和女人的税收行为是不同的。男人往往倾向于更少的抱怨，并且更有可能被证明逃税，比女性更容易表现出战略性(Kastlunger et al., 2010; Torgler and Valev, 2010)。这些结论不能推广到美国，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合理的符合期望的性别差异。鉴于多样性似乎对业绩有影响，尽管影响是复杂的，但是却在决策和监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研究避税时，控制时多样性是很重要的。

有限的在避税和CSR方面的研究强调了税收侵略性和逃税。Lanis和Richardson (2012)检查408支澳大利亚的上市公司并且得出结论：有更多的社会投资的企业（即：支持慈善机

构和社区）不太可能在税收上表现出侵略性。他们对不同水平的信息披露的衡量是一个复杂的指数；税收侵略性是以目前的应付所得税除以账面利润或除以经营现金流计算的。关注税收漏洞的Preuss(2010)发现，总部设在避税天堂的公司往往比总部在美国的公司宣称担负着更大的社会责任，因此发现在宣称担负社会责任和从事在离岸金融中心减少税负的行为之间存在矛盾。相似的，Sikka(2010)提供了那些声称对社区负社会责认的公司如何沉浸于逃税的例子。然而，Sikka的结论是基于案例的，能够提供奇闻异事的证据，但却缺乏严谨的分析。上述的研究提供了关于公司行为的见解，但没有提供根据不同CSR水平变化而变化的有效税率的证据。

Carroll 和Joulfaian (2005)分析纳税申报日期从而来确定企业做慈善捐款的目的是否是为了税收的减免。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当税收成本上升时，企业捐赠会下降；当利润和广告增加时，企业捐赠会上升。这表明慈善捐赠不仅仅是公司为了减少税收和利润最大化的结果。Carroll 和Joulfaian (2005)提供了慈善捐款和税收成本之间相联系的证据，但这种联系可能是广义的。他们使用税收总成本，并且做了一个社会会对税收费用和税款有影响的假设。

公司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策略来降低税收，其中一个就是聘请顾问。Mills et al. (1998)发现对内部或外部顾问的投资与三年的GAAP税率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个结果发现了费用和利率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这都是基于调查信息并且投资税收服务的成本仅限于一年。

内部税务服务可能被视为公司内的一个“利润中心”，而且有证据支持这一概念。它通过检查税务主管的薪酬，他们的职责不仅包括合规，还包括对最低税收成本和激进的税收筹划的角色的决定(Armstrong et al., 2011)。研究发现，对税收董事的激励措施和较低的GAAP ETR正相关，而不是Cash ETR(Armstrong et al., 2011; Robinson et al., 2010)。这表明“税收利润中心”的目标是降低财务报表税收费用，但不一定是减少税收现金流出。

与税收董事不同的是，首席执行官通常不是税务专家，但他们设定公司的高层目标，而这可能会解释他们在公司避税水平的作用(Dyreng et al .,2010)。Dyreng et al. (2010)在1992到2006年期间追踪个别高管并且得出结论：为了GAAP和Cash ETR，个别高管会参与到避税行为中，但是却很少或者说根本没有发现个人特性和有效税率的变化有关系的证据，包括性别。但是，鉴于该公司的结果是与管理层的行为动机相联系的，在管理团队中将会出现多样性。同时在董事会中，将会提供关于公司CSR行为的见解以及对与公司业绩或税收策略相联系的动机和结果的解释。

公司为了发展或实施它的税收策略，可能会聘用外部的审计师作为顾问，因为审计事务所拥有涉及到复杂的税收和操作问题的“知识溢出”(Lassila et al., 2010; Mills et al., 1998; Omer et al., 2006)，而这反过来会减少税收(Omer et al., 2006)。2002年立法提案的萨班斯法案(SOX)禁止了审计税务服务。他们认为公司和审计师应该对金融系统的崩溃负责（例如：安然、世通）而且多种关系（审计、税务、其他费用）损害了公众对公司与其审计人员之间独立关系的认知。从可能影响税收权益的角度来说，审计税务服务可能会影响公共政策(Omer et al., 2006)。最后的规定并没有禁止审计税收服务，但规定了某些要求。法律要求审计委员会批准审计税收服务并且不允许提供非商业目的的税务建议。

在这些限制中，一个公司可以使用提供税务服务的审计师，因为他们有“知识溢出”，即：审计人员获得公司税收状况的信息导致在税务部门形成了他们的同事（the auditors obtaininformation about a firm's tax positions form their colleagues in the tax department），或者一个公司可能终止审计师提供的税务服务因为他们感觉这样会使独立性受损。Gleason 和Mills (2011)使用2000年至2002年的数据发现审计税务服务不会损害独立性；此外，他们发现比起没有使用审计税务服务的公司来说，使用了审计税务服务的公司会更准确记录公司税务情况的税收费用。Gleason 和Mills (2011)表明，那些感觉独立性受损而不愿使用审计税

务服务的审计委员会可能会重新考虑知识溢出的好处。

其他比较萨班斯法案效应的研究发现公司治理较好的企业比公司治理较弱的企业更有可能保留他们的审计师，因为公司的代理问题是一种单个的(Lei,2009)或复合的衡量标准(Lassila et al., 2010)。Omer et al. (2006)使用标准普尔审计费用的数据，发现税费和后续的税率之间消极的联系，且这种联系从2000年到2002年都在下降。Maydew和Shackelford (2007)估计公司在2004年支付审计税务服务的费用是2001年的四分之一。他们注意到：在这段时间里，大型会计公司的总税收业务费用保持不变，这表明是客户之间的转换而不是减少服务。由于萨班斯法案，使用审计税务服务的公司数量有所下降，同时那些保留了审计师的公司就会有一个更低的边际税率。Lassila et al. (2010)还发现审计师的保留与GAAP ETR呈正相关，但与Cash ETR没有这种关系。这些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萨班斯法案对审计税务服务和有效税率的变化有一种直接的影响。但是研究却还没有检验一段时间之后萨班斯法案的影响。

总之，问题是复杂的而且很难完全理解：审计税务服务的使用与公司治理和有效税率之间有联系；公司治理与CSR相融合，这使得企业不仅要对内部股东负责而且要对外部股东负责；通过减少税收来增加盈利能力或现金流，这可能有利于股东但会被视为对社会不负责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研究问题是：税收管理费用和不同级别的CSR影响使用审计税务服务的公司的避税行为吗?我们使用一组从2000年到2008年对审计师付税务服务费的公司作为样本，这扩展了萨班斯法案之前和之后的对于税收管理费用的研究。我们使用三个CSR 变量，每个变量就它的优势和问题来进行衡量：公司治理、社区以及多样性。通过衡量的优势和问题，我们获取了公司的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行为不同的（衡量标准(Mattingly and Berman, 2006)。两种衡量标准，即：Cash ETR和GAAP ETR，使我们能够比较CSR对公司减少税收现金支付或费用的战略的影响。

3.数据和方法

3.1数据

样本由标准普尔500公司组成（公司数量在每年25个到425个之间变动，这取决于每年不同的可用数据）。我们专注于标准普尔500的公司是因为大公司在税收管理方面更加有效(Dyreng et al .,2008)。变量的定义和数据来源被总结在Table 1中。我们使用来自Compustat and Audit Analytics4中的数据来衡量我们的税收变量并且我们使用来自KLDSTATS5的数据来捕捉CSR。

沿着Dyreng et al. (2008, 2010)的研究，根据税收要么是费用要么是支出，我们围绕着减少公司会计利润之前的税收，广泛地定义了避税（we define tax avoidance broadly to encompass that which reduces the firm's taxesrelative to its pretax accounting income whereby taxes are either the expense or the payments.）。我们使用下列的两种有效税率来衡量(Dyreng et al., 2008; Minnick and Noga, 2010)：

TaxExpense和PretaxIncomeCompustat数据项分别是16和170。PretaxIncome的数据项是170，CashTaxesPaid的数据项是317，SpecialItems的数据项是17。我们计算每一种衡量方式的三年平均值，因为长期措施能够将税收管理行为和企业单独的行为分别开来(Dyreng et al., 2008; Minnick and Noga, 2010)。

我们认识到税收费用和税收支付之间是有区别的。例如，根据会计准则，税收费用包括递延和应付的税费，但是可能会受限制于盈余管理(Hanlon and Heitzman, 2010)，而现金支付反应了现金流。财务报告中税收金额也会因为子公司、国外或国内的不同而不

同。我们没有调查这两个指标之间的差异，也没有检查在我们样本中的公司是否进行盈余管理或税收侵略行为。但是，税收是一个公司的战略和决策的结果。因此，我们通过

分析CSR对公司有效税率策略的影响，调查了使用外部审计税务服务的公司。

使用审计税务服务的公司必须在他们的年报里报告税务服务的费用。我们从Audit Analytics 数据库中检索了税收费用，并且定义了我们的税收管理变量，TaxFeeRate是对于给定公司i在第t年中，税费相对于税前收入的一种比率关系：

我们使用三年平均TaxFeeRate的值从而减少每年波动的影响。

Table 2显示了三年来按照年和2-digit GISC code的ETR 和TaxFeeRate的平均值。ETR之间有一些差异，GAAP ETR的平均值从2000年的近34%下降了4个百分点到了2008年的略高于30%的水平，而Cash ETR的平均值上升了2个百分点，从2000年的23%上升到2008年的近25%。GAAP ETR下降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公司从事税收筹划从而减少了财务税率(Armstrong et al., 2011)。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能源、消费品和公用事业公司有着更高的平均GAAP ETR，而在信息技术和金融行业的公司有着最低的平均GAAP ETR。材料和非必需消费品公司有更高的平均现金ETR，而能源和信息技术公司的平均现金ETR却较低。能源公司的GAAP ETR 和Cash ETR存在差异的一个原因是公司利润很高，从而增加了一般会计准则下的税收费用，但公司也收到税收优惠和补贴，这样就可以减少实际的纳税义务。材料公司有和发现、开发和加工原材料相关的业务流程，却没有相同级别的税收补贴。

随着时间的推移，TaxFeeRate也因行业而异。工业和信息技术公司的TaxFeeRate最高，而金融公司和公用事业公司的TaxFeeRate最低。另外，平均税收费率从0.33%下降到0.11%。这种下降可能是由于萨班斯法案，其中至少有两种可能的原因：（1）公司从使用审计税务服务变成了要么使用内部服务要么使用费审计税务服务来保持审计的独立性(Maydew and Shackelford, 2007)；（2）公司重新分配费用成本来符合萨班斯法案对内部控制报告的要求。

我们使用KLD STATS数据库中的三个变量——公司治理、社区和多样性(如表1 PanelB 所示)，来衡量CSR对ETR的影响。KLD STATS由于它的客观性和管理焦点而受到认可(Callan and Thomas, 2009;Chand, 2006)，并且包含了CSR的衡量指标，这些被广泛用于文献(Chatterji et al., 2009; Dhaliwal et al., 2011; Kimet al., 2012) 。首先，企业治理指标应结合薪酬、所有权和透明度方面并且应和Carroll (1991)的法律和责任、Wood (1991)的机构原理以及Kiernan (2005)的战略治理的理论相联系。第二，社区衡量指标应结合社区的支持、税收争议和投资纠纷等因素，并且要与Carroll (1991)的慈善责任，Wood(1991)的组织原则和Kiernan (2005)的股东资本理论相联系。第三，多元化衡量了组织的员工结构并且与Carroll的道德和法律责任，Wood的组织责任和Kiernan的人力资本理论相联系。

KLD在每种类别中用“+1”来表示优势，用“-1”来表示问题。对于每个类别，我们

添加优势和问题的数量，它们分别被记在KLD STATS数据库中。治理的种类衡量了薪酬、所有权、透明度和政治责任。例如：“受限制的薪酬”被认为是公司治理的优势而“高薪酬”则被认为是公司治理问题。社区评级反映了对社区的支持程度、慈善捐赠、税务纠纷和投资纠纷。“对慈善机构提供支持”是社区优势，而“税收争端”则是社区问题。最后，多样性得分评估了公司的组织结构。例如：“促进少数人”被认为是多样性优势而“反歧视法案争论”则是多样性问题。通过衡量优势和问题，我们为每一个变量捕捉积极的和消极的公司社会行为来作为不同的衡量标准(Mattingly and Berman, 2006)。

因此，对于一个给定的公司和年CGOV_STR、COM_STR和DIV_STR是公司治理（最大是3），社区（最大是4），多元化优势（最大是7）的总和。相似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公司和年CGOV_CON,COM_CON和DIV_CON，公司治理（最高是4），社区（最大2）和多样性问题（最大是2）。我们控制先前的研究已经发现的影响企业ETR的财务和企业特定的变量。Dyreng et al. (2008)发现规模小、高增长的公司ETR更高。我们通过一个用总资产对数衡量的规模变量、LogTA (Data item6)以及由ROA衡量的业绩变量[Data 18/Data 6]来控制这些影响大小。我们还用一个市场变量的账簿，这些变量由股票的市场价值除以股票的账面价值来衡量，PB(25)[(Data199*Data 25) /Data 60]。

我们控制其他企业的具体变量，如派息、杠杆、资本支出和海外销售。一些研究(例如Chetty and Saez, 2005; Desai and Dharmapala, 2008;Morck, 2005)发现所有权和所得税结构影响一个公司的股利政策。为了控制潜在的股利政策和避税之间的关系，我们使用一个虚拟的变量即：DivDummy，如果公司付股息，它就是1，否则是零。资本结构影响税收和利息支付的减税额度的原因之一是企业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Graham,2003)。我们通过添加一个杠杆变量来控制这种影响。而杠杆就等于总债务除以总资产的账面价值[(Data 9+Data 34)/Data 60]。（We also use a book tomarket variable, measured by the market value of equity divided by the book value of equity, PB [(Data199*Data 25) /Data 60].）先前的对涉及机构投资人持股水平的公司治理的研究发现机构投资人持股影响公司的税务管理(Desai and Dharmapala, 2006; Minnick and Noga, 2010)。为了控制这种影响，我们引入了一个机构投资人持股变量，即INSTOWN(Datamnemonic IOTSHR0)，来衡量机构所持有的流通股总量的百分比6。

由于新投资的税收优惠，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公司可能会有较低ETR(Armstrong et al.,2011; Dyreng et al., 2008; Mills et al., 1998)。我们使用资本支出除以总资产CapExp (Data item 126/Data item 6)来控制这种影响。一些参与国际贸易的公司可能会遭受各种各样的税收条约和税收抵免。我们通过使用国外销售除以总资产，即ForeignSales(Datamnemonic TFSALEP)来控制这种影响。我们也使用广告费用除以总资产，AdvExp (Data item 45/Data item 6)，来控制宣传，正如Dyreng et al. (2008)和Hanlon et al.(2007)建议的那样：高广告公司不太可能避免税收，反过来，它们希望避免公开批评。

Table 3给出了税务、金融、和CSR变量的总结数据。在我们的样本期间，一美元计价的税费从250万美元减少到100万美元左右。同时，审计费用总额从300万美元增至近700万美元。因此，税收费用和审计费用的比率从0.86%下降到0.15%。这种变化部分原因是由于根据萨班斯法案增加了审计费用(如：Ettredge et al., 2007; Griffin and Lont, 2007)。税收费率和ETR展示了当前以及三年的平均水平。类似于Table 2，GAAP ETR是高于Cash ETR的。GAAP ETR从2000年到2008年一直下降，而在这段期间Cash ETR只是发生波动。对于财务变量ROA、机构投资人持股以及外国销售在这段时间有所增加，而税前收入、杠杆以及资本支出只是有所波动。

平均而言，在我们的样本期间，公司治理的优势和问题有所增加。社区的优势下降而问题有所增加。在这段期间，多样性的优势先是降低，然后在2003年之后稳步上升，

而问题略有增加。

Table 4显示了本研究中使用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GAAP和Cash ETR 以及TaxFeeRate之间的负相关提供一些证据表明公司从事税收管理服务会降低ETR。由总资产衡量的公司规模与税收费用和GAAP ETR呈负相关关系。大企业可能花费更少的钱来支付外部的税收管理，但是却可能会用公司内部的税务专家来减少所得税费用。拥有更多机构投资人持股的公司参与更多的税收服务，这显示了TaxFeeRate和INSTOWN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每个CSR变量的优点和问题都与TaxFeeRate负相关。一些研究(Desai and Dharmapala, 2006; Gompers et al., 2003)认为机构投资者持股与更强的公司治理相联系，因为机构投资者有更强的动机和能力来监管管理层业绩。然而，我们的相关结果表明：在我们的样例中，机构投资人持股与所有的三个CSR的优势以及社区问题负相关。

大多数的CRS变量和GAAP ETR 有相关关系。公司治理的优势或问题，以及社区和多样性的优势都是与GAAP ETR有关，而社区问题与GAAP ETR成正相关关系。唯一的与Cash ETR显著相关的CSR变量是多样性优势。因此，相关矩阵表明了CSR、税收管理、和避税之间的一些联系；然而用进一步调查来确认这种关系是必要的。

我们发现每个CSR类别的优势之间呈现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每个CSR的问题类别也强烈地呈正相关关系。然而，相关矩阵也表明：虽然系数小，但是CSR的优势和问题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除了多样性问题和三个CSR的优势）。例如，使用Fisher的Z变换方法我们发现了CGOV_STR和COM_STR(DIV_STR)之间的相关性显著大于CGOV_STR和COM_CON(DIV_CON)之间的相关性。相关性提供了CSR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一种解释是，在某一领域存在CSR问题的公司可能试图在其他领域实现CSR的优势从而避免公开批评。

3.2．方法

我们在三个阶段进行了实证检验。在第一阶段中，我们通过GAAP ETR和Cash ETR 在TaxFeeRate上的回归检测了税费和两个ETR衡量标准，同时控制其他的企业特定变量。模型是:

与之前的研究一致(e.g. Mills et al., 1998; Omer et al., 2006)，我们预计外部税务服务、TaxFeeRate 和ETR呈负相关关系。

在第二阶段中，我们通过回归分析ETR在TaxFeeRate方面的两个衡量标准以及CRS变量，测试了CSR与ETR以及税收费用之间的关系。因为强有力的公司治理的企业倾向于使用外部审计税务服务(Lassila et al., 2010)，而且因为公司治理和CSR 之间的重叠(Jamali et al., 2008)，我们引入TaxFeeRate和每一个CSR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项。我们控制在方程（3）中重要的公司具体的变量。我们通用的模型是：

对于不同级别的CSR的公司，为了进一步调查CSR在税收管理和避税方面的角色，我们为每个CSR变量创建了两个组合：一个包括公司优势的“强有力”的组合以及一个包括公司问题的“弱的”组合。独立变量包括控制变量，CSR变量（除了一个用于形成组合）和CSR 与税收费用的交互项。例如，对于“强有力”的公司治理的组合，我们将ETR和(1)税收费用、公司具体变量、社区变量和税收费用与社区的交互项以及(2)税收费用、公司具体变量、多样性变量以及税费与多样性的交互项。

在第三个和最后一个阶段中，我们使用超额ETR作为因变量7。拥有类似财务和公司具体特点的企业可能有一个“自然”水平的ETR。通过使用超额ETR我们研究了CSR和税收费用对异常ETR的影响。异常的ETR是指无法被公司财务和企业具体特征所解释的ETR。我们定义超额GAAP和CashETR作为方程（5）的残差，在（5）中我们对ETR的衡量标准和具体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We define excess GAAP and Cash ETR as the residuals from Eq. (5)where we regress ETR measures on firm

8specific variables:）：

之后，我们使用超额ETR 作为方程（6）中的独立变量，如下：

尽管我们认为CSR 变量以及它们和TaxFeeRate 的交互项将对ETR 产生重大影响，但是我们并没有假定这种关系。一方面我们希望CSR 的优势以及它们与税收费用的交互项是与ETR 负相关的。因为CSR 的原则之一是公司盈利能力和更低的税收会导致更高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另一方面，积极的或中性的关系有一个基础：CSR 的优势为企业遵守法律、道德和良好的公民的行为提供了代理，而且考虑到税收遵守监管以及社会责任，公司的税收管理活动可能受限于税收遵从，并且对ETR 几乎没有影响。至于CSR 问题的角色，我们没有一种预期和ETR 的关系。尽管CSR 问题可能表现出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目前尚不清楚公司CSR 的问题是否将会涉及逃税和税收庇护。

4. 实证结果

4.1. 税收管理费用和有效税率

为了检测税收管理费用对ETR 的影响，我们在三种不同的情形下使用方程（3）：在第一种情形下，我们使用我们主要的控制变量，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形下我们分别增加了国外销售以及广告。Table 5展示了最后的结果。在所有的情形中，TaxFeeRate 和GAAP 以及Cash ETR 之间都存在着一种负相关关系，这为外部税收服务的利益是税收的减少提供了证据，并且对于GAAP ETR 来说这种减少更大。例如：在Column 1中，TaxFeeRate 的1个百分点的增加会减少GAAP ETR 6.6个百分点。这种效果略小于Cash ETR (Column 2)的2.5个百分点8。我们的结果与先前的文献相吻合(Cook et al., 2008; Mills et al., 1998)，但是却与Armstrong et al. (2011)的结果不同。他使用专有数据发现税费9与GAAP ETR 、Cash ETR 之间没有联系。

与先前的文献相比，我们对于公司特定变量的结果是喜忧参半的。公司规模随

着税率下降而增加，但是是一种回归模型。这是我们预期到的，并且与Dyreng et al. (2008)认为小公司付更多的税的观点相一致。类似于Minnick Noga(2010)的发现，杠杆在我们六个方程中有三个并不显著，这是不符合增加债务与降低税率相联系的传统假设的。与Minnick 和Noga(2010)相一致，DivDummy 对于所有的包括广告在内的Cash ETR 模型和GAAP ETR 模型是积极和重要的。因此，分红的公司Cash ETR 较低。与Minnick 和Noga (2010)不同，当我们控制广告费用时，我们只发现了PB 对Cash ETR 的显著影响。

当我们排除国外销售和广告时，我们找到更高的机构投资者持股，INSTOWN ，

和更低税率之间的一种强有力的联系。更高的机构投资者持股通常是与提高对管理层业绩的监督相联系，以确保管理层通过减少成本来实现股东财富的增加，其中可能包括减少税收。与Desai 和Dharmapala (2006)发现更高的高管薪酬会减少税收庇护的程度，特别是在较低的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公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发现从事税收管理的更高的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公司，往往ETR 较低，这将提高公司业绩。

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ROA 对GAAP ETR 在所有的性能中都有负面影响，但是

却对Cash ETR 有积极影响（当我们控制外国销售时，在Column 4中不显著）

。这表

明高盈利的公司有更低的所得说费用，但是却有更高的现金税收支出。我们的结果与Dyreng et al. (2008)、Minnick andNoga (2010) 和Armstrong et al. (2011)不同，他们发现了ROA对两种ETR的衡量标准都有积极的影响。

我们发现资本支出对ETR的两种不同的影响。有更高的资本支出的公司有更高的GAAP ETR，但却有更低的Cash ETR。不同的影响可能与长期的时间问题有关系，即：GAAP的折旧期间比税收的更长。这符合Armstrong et al. (2011)的新投资（包括资本支出）和Cash ETR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关系。

国外经营对ETR的影响，如Columns 3和4所示，显示了更高的国外销售与较低的税收利率相联系。这可能是由于政府对出口或拥有外国子公司的公司的有利的税收待遇。然而，请注意当在我们的方程中包括海外销售时，观察数据会显著下降。

在Section 4.5，我们将通过将样本划分为高、低国外销售组合并且控制CSR变量来进一步检查国外销售的角色。

当我们控制广告费用时，我们观察到广告对GAAP或Cash ETR没有影响(columns

5 and 6)。这个结果并不支持Hanlon et al. (2007)，他发现广告费用和更低税收遵从的

不足相联系。结果也不支持Dyreng et al. (2008)，他的描述性分析表明，低广告公司更有可能有一个较低的Cash ETR。我们意识到我们在广告上不显著的结果可能是由于有限的广告费用的观察数量造成的。尽管如此，在Section 4.5中，我们把数据分成高、低广告公司并且调查在每个组合中税收费用、CSR变量对有效税率的影响。

总之，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供的证据表明参与外部审计税收服务的一个好处是ETR较低。根据详细的数据，百分之一的税收费用的增加和GAAP ETR的6 - 9个百分点减少相关，和Cash ETR 的2 - 4.5个百分点减少相关。接下来，我们探讨CSR在税收管理费用和ETR之间关系的作用。

4.2.CSR与税收管理费用

我们通过使用Table 6中的三种类别：公司治理(Panel A)、社区(Panel B)和多样化(Panel C)对ETR进行逐个分析。由于我们样本中的所有公司都对审计师付费，每种类别的CSR对避税的独特影响是每种CSR的系数（优势或问题）和它与税费互相影响的结合。我们接下来将根据种类来讨论结果。

4.2.1.公司治理

当我们控制公司治理的优势和问题时，在Panel A中的结果显示了TaxFeeRate与GAAP ETR保持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且只有CGOV_STR是

显著和消极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TaxFeeRate和CGOV_STR对Cash ETR

没有主要的影响。然而，交互项CGOV_STR*TaxFee是显著和消极的。因此，

当公司拥有治理优势，包括：低薪酬、透明度以及责任时，税收管理费用对

Cash ETR的影响是消极的。我们的结果确认了先前的研究发现，即强的治理

和使用审计税务服务有联系(Lassila et al., 2010; Lei, 2009)。但是，它们对税收

的影响是不同的。Lassila et al. (2010)发现在现金税费支付（所得税费用）与

审计税务服务的保留之间没有联系（积极的联系）。我们发现税收管理费用

的使用和更低的ETR以及强有力治理公司的Cash ETR有联系（We find that

the use of tax management fees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 ETR and more so for

Cash ETR for firms with strong governance.）。

考虑到先前研究的矛盾结果，我们的发现提供了一种新的见解。例如，当Desai 和Dharmapala(2006)发现更高的薪酬会减少由账面税收差异衡量的避税，Armstrong et al. (2011)发现税务主管更高的薪酬和更多的财务税收计划（即:更低的GAAP ETR）相联系，而且Minnick 和Noga(2010)发现对于董事会和CEO的更高的业绩支付敏感型会减少GAAP ETR和Cash ETR。这种混合的结果可能是由于使用薪酬作为一种代理，而不是分别控制了公司治理的优势、问题以及公司治理和税收管理之间的互动项。（For example, while Desai and Dharmapala(2006) find that higher compensation reduces tax avoidance, measured by book-tax difference, Armstrong et al. (2011) find that higher compensation offered to tax directors is associated with more financial tax planning (i.e. lower GAAP ETR), and Minnick and Noga(2010) find that higher pay-performance sensitivity for board of directors and CEOs reduces both GAAP and Cash ETR. Themixedresultsmay be due to using compensation as a proxy and not separately controlling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engths, concern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ax management.）当我们将数据分组之后，我们进一步检验了Section4.3中的优势和问题。

4.2.2.社区

当我们控制社区的优势和问题(Panel B)时，TaxFeeRate和GAAP以及CashETR之间保持负相关，并且GAAP ETR的系数更大。社区问题的数量影响这种关系，当我们发现的交互项COM_CON * TaxFee对两种ETR的影响都是正相关的，而且Cash ETR的系数较大。这表明，在问题数量较多的社区，即有争议的投资和税务纠纷，税收费用对GAAP ETR(Cash ETR)的影响是积极的。我们还发现虽然COM_CON的主要影响是消极的，其与税收费用的交互项COM_CON * TaxFee是积极的，这表明在高（低）税收费用上的社区问题与更高（低）的Cash ETR相联系。

之前的文献表明有社区优势的企业更可能会采取不太激进的税收策略

(Lanis and Richardson, 2012;Watson, 2011)，但那些宣称负社会责任的公司也将试图减少纳税义务(Preuss, 2010; Sikka, 2010)。Dyreng et al. (2008)使用广告费用来表示社区参与并且发现低的广告，即较少社区支持的公司，更有可能避免税收。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供的证据表明，社区的优势和问题影响公司的避税活动。具体来说，税收管理费用对避税的影响取决于税务纠纷和投资争议的数量，这和我们通常的发现不同，而当有社区问题时，这种影响表现为ETR的增加。

4.2.3.多样性

当我们控制多样性优势和问题时(Panel C)，TaxFeeRate和GAAP ETR保持负相关。对于多样性来说没有主要影响，但对交互项DIV_STR * TaxFee和

DIV_CON * TaxFee的影响是消极的，且后者的系数级别更大。对Cash ETR来说，无论是TaxFeeRate还是多样性，它们的主要影响都不显著，但交互项

DIV_CON * TaxFee 是显著且消极的。因此，当企业有多样性问题，包括反歧视行动争议或没有女性董事，税收费用对GAAP和Cash ETR的负面影响都会进一步加强。因此，有多样性问题的公司会支付税费而且会实现财务和现金税收的好处，这与Adams 和Ferreira (2009)的研究是一致的，他们发现多样性和由Tobin的Q衡量的强有力治理的公司业绩之间存在消极的联系。他们认为由于性别多样化的董事会会比非性别多样化的董事会花更多的时间来

进行监管，因此，当公司治理比较强时（即过度监管），多样性会对公司业绩产生消极影响，但是如果公司治理较弱时，将对公司治理产生积极影响。

总之，强有力的治理，包括受限制的薪酬、领导力以及在公共政策问题上的透明度，和较低的税收费用有关。当考虑税收管理费时，会产生较低的税收支付。社区和多样性的担忧对税收管理费有相反的影响。当有许多社会问题（如：负面的经济影响或税务纠纷）的公司使用税收管理费时，效果将会是增加税收费用和现金支付。有多样性问题的公司（如：平权法案争议或没有女性高管代表）会使用税收管理费来减少税收支出和现金支付。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CSR以及它和税收管理费用的关系会影响公司管理层的避税行为。一个CSR变量的影响可能由于另一个CSR变量的优点和问题而有所不同。我们下一节中将使用CSR组合来进一步检验公司治理、社区、和多样性变量。

4.3.公司社会责任组合

先前的实证检验分析了每种CSR的影响，也就是在任何一年，公司可能在多种类别上有优势和问题。因此，为了进一步研究CSR的优势和问题与税收费用和税率之间的关系，我们按照CSR的类别划分数据集并且在每个类别中创建两个组合:“强有力的”包括只有CSR的优势的公司，“弱的”包括只有CSR问题的公司。

Table 7中给出的了描述性统计，Panel A显示：总的来说，对于每个类别中的TaxFee、TaxFeeRate、GAAP和Cash ETR，强的和弱的组合是有区别的。唯一的例外是对于TaxFeeRate和GAAP ETR在多样性组合中是缺乏显著性的。这种差异表明：治理较弱的公司会支付较大数额的税收费用给外部审计师，并且比治理较强的公司更可能避免税收，除此之外，强大的社区的公司可能参与外部税务服务来减少GAAP 税收费用。具有较强的多样性的公司的税金支付高于多样性较差的公司。

单变量结果表明税收费用和税率会随着CSR的水平的不同而变化。为了获得额

外的关于CSR的角色的信息，我们对在每个组合中的每个类别在方程(4)中使用多元回归分析。虽然我们控制了回归模型中企业具体的变量，但是我们只汇总并讨论税收费用、CSR变量和交互项。

4.3.1.公司治理

正如Panel B中所示，当我们在好的治理的公司控制社区变量时，TaxFeeRate对于GAAP ETR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COM_STR是消极和显著的。

相反的，TaxFeeRate对于Cash ETR、TaxFreeRate和COM_CON的影响是消极

和显著的。因此，好的治理的公司不会使用税费来减少税收花费。但是那些

参与这些活动，例如社区参与、对社区和慈善机构支持的公司有一个更低的

GAAP ETR。我们还发现好的治理的公司会使用税费来减少税收支付，那些参

与这些活动（例如税务纠纷）的公司有更低的Cash ETR。

当我们在治理较好的公司里控制多样性时，TaxFeeRate与GAAP ETR 有着积极的联系，而DIV_STR*TaxFee与GAAP ETR有着消极的联系。这些结果

表明：在多样性优势较多的治理较好的公司里，税收管理和更低的GAAP ETR

以及更高的Cash ETR有联系。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多样性较高的治理较好的

公司（即：女性或少数群体在管理层或董事会）会使用外部税务服务来获得

财务报告上的好处并且可能会放弃现金税收储蓄(Armstrong et al., 2011;

Erickson et al., 2004)。另一种解释与多元化对公司业绩的负面影响相关。因

为越来越多的性别多样化的董事会会与好的治理公司的过度监管联系在一

起(Adams and Ferreira (2009)，我们有理由期待对税收策略监测的影响。

DIV_STR * TaxFee和Cash ETR(GAAP ETR)之间的积极的（消极的）联系表明，

在高层职位的女性可能关心使用税收管理费用减少费用，但也希望公司支付

其应缴的税款。

在治理比较糟糕的这一类别的公司中，社区和多样性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当我们控制社区变量时，TaxFeeRate对GAAP ETR的影响是消极的，而

COM_STR*TaxFee与COM_CON*TaxFee对GAAP ETR 的影响是积极的。当

TaxFeeRate对Cash ETR的影响也是消极时，社区的优势和问题都变得不显著。

因此，由于社区变量和税收费用之间的关系，当治理不善的公司支付税务服

务将导致减少税收费用和税款时，对费用的影响是会减少的。这种影响可以

用两个情况来解释，因为管理不善可能暗示重大会计和公共政策问题。首先，

社区优势可能表明社会责任而且这一特点可能抵消税收费用的负面影响。第

二，为有社区问题（税务纠纷或争议的投资）的公司提供税务服务的审计师

倾向于准确记录相应费用的税收（或其他）事件，这将增加在悬而未决的争

端上的花费(Gleason and Mills, 2011)。

当我们控制多样性变量时，我们发现TaxFeeRate仅仅对GAAP ETR是消极的，而DIV_CON*TaxFee对两种ETR都是消极的。因此，在治理不善的公

司里，多样性问题（如：平权法案争议以及没有女性代表）可能表示监管较

弱(Adams and Ferreira, 2009)，此时税费会导致更低的ETR。

4.3.2.社区

如Panel C所示，当我们在拥有好的社区的公司控制公司治理时，TaxFeeRate对于GAAP ETR的影响并不显著，但CGOV_STR(CGOV_CON)是显著消极的（积极的）。因此，拥有强大的社区的企业不会出现使用税收费用减少所得税费用的情况，但如果公司治理的优势比缺陷更多，净效应将是税收费用的减少。对于Cash ETR，税收费用的主要影响并不显著，但CGOV_STR * TaxFee与减少税收支付有关。因此好的治理的公司使用税收费用减少ETR，但仍然会支持社区。因此，这些公司正在通过降低成本来增加股东价值，同时通过慈善捐赠来回馈社会。

当我们控制多样性时，TaxFeeRate对GAAP ETR的影响仍不显著，但DIV_STR * TaxFee是消极的，这说明拥有高多样性的强大的社区的公司使用外部税务服务来减少财务上的税率。我们也发现税收管理与更低的Cash ETR 相联系，但没有发现证据表明在强大社区的公司，多样性会影响Cash ETR。

在拥有糟糕社区公司的种类里，公司治理的多样性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当我们控制公司治理时，TaxFeeRate 对GAAP ETR和Cash ETR的影响是积极的。如上所述，对于有社区问题的治理不善的公司，对GAAP ETR的积极影响可以被解释为审计师对税费的准确的记录(Gleason and Mills, 2011)。这个结果与Dyreng et al. (2008)的结果相反，他使用广告费用来代表社区参与并且发现广告费较少的公司更有可能避免税收。但是这种积极的关系被CGOV_CON * TaxFee对GAAP ETR的负的系数所抵消，这表明当拥有糟糕社区的公司有任何治理问题时，税收费用会减少所得税费用。

当我们在拥有糟糕的社区的公司控制多样性时，TaxFeeRate 对GAAP ETR是不显著的，Cash ETR. DIV_STR只与较低的GAAP ETR相联系。然而，对于两种ETR和DIV_STR * TaxFee是积极的，而对于DIV_CON * TaxFee是消极

的，而且后者拥有一种更强的效应。因此，在拥有糟糕的社区的企业，多元化管理是可能使用税务服务而不影响税收费用的，相反的使用税务服务是为了税收遵从的目的。相比之下，没有女性高管的公司可能会使用税收服务来减少税收费用和税款。

4.3.3.多样性

如Panel D所示，在多样性较强的公司中，TaxFeeRate 和COM_STR 对于GAAP ETR的影响是消极的，这表明这些公司会使用税收管理来降低所得税费用。参与社区捐赠的公司可能会被认为是负社会责任的，但是它们也有更低的GAAP ETR。当TaxFeeRate对于Cash ETR不显著时，我们发现COM_CON*TaxFee是显著和积极的。因此，在高层经理中有女性和少数群体的公司中，会存在社区问题，例如：税收纠纷，并且税收管理费用和更高的Cash ETR相联系。

当我们在多样性较强的公司控制公司治理时，我们发现TaxFeeRate 对于GAAP ETR的影响是消极的。对于CGOV_STR * TaxFee的消极的迹象表明公司治理优势的存在，多样化较强的公司会使用税收费用来减少所得税费用。

公司治理优势的影响被CGOV_CON * TaxFee的积极迹象相抵消，而在公司治理问题较多的公司中，税收费用会增加GAAP ETR，而Cash ETR的结果是不同的。虽然TaxFeeRate对于Cash ETR是积极的，但是交互项表明，有治理优势或问题的公司的税收费用会减少现金税款。

对于多样性较弱的公司，我们的结果略有差异。我们发现：当我们在这些公司中控制社区变量时，TaxFeeRate对于GAAP ETR和Cash ETR 的影响是消极的，而且Cash ETR和社区变量对ETR都没有影响。然而，当我们控制企业治理时，TaxFeeRate 对GAAP ETR的影响是消极的，但CGOV_STR * TaxFee 是积极的和显著的。在那些没有女性高管的公司中，治理优势的存在会抵消税费的消极影响。

总之，我们组合的结果表明税收费用对有效税率的影响部分取决于CSR 的级别以及公司是否在一个强或弱的类别。这也表明结果可能是相似的，但是是由不同的动机驱使的。对于治理和多样性来说，这是最明显的。存在治理优势（如有限的薪金、有效的社会报告和公共政策领导力）的公司会使用税收费用减少纳税。然而，当这些公司也有很强的多样性时（在管理职位上女性或少数族裔），税收费用的影响会发生变化。有多样性优势的治理较好的公司会使用税务服务来获取财务报告上的利益并且可能放弃现金税收储蓄。治理不好（即：薪酬高、有会计或公共政策问题）和有社区问题（即：税务纠纷）的组合表明，没有女性代表的公司会使用税收费用减少费用和现金支出。相反，多样性优势的存在会导致对于拥有糟糕的社区的公司的更高的税费和支出。

社区优势和问题的角色会在组合之间发生变化。对于治理较好和多样化程度较大的公司来说，对社区的支持和更低的所得税费用相关。对于治理较好的公司来说，社区问题和更低的现金税费支出相关。对于治理不善的公司来说，由于依赖于社区优势和问题的级别，税费会导致费用的增加。

我们与ETR相关的对CSR和审计税务服务的分析为监管者和股东提供了见解。对于那些担心税收服务对避税有影响的监管者，我们的结果表明税费并不总是导致低的税收。对审计税务服务的津贴不仅在减少税收上对公司有利，而且在遵守税法的目的上对公司也是有利的。对于监管者和股东，我们

企业如何合理避税总结

一、企业筹资的税务策划 （一）利用债务筹资避税（方案选择法：权益资本收益率（税后）＝收益（税后）/权益资本） 1、银行借款 ①主要选择标准（应纳所得税总额最小） ②辅助判断标准：不同还本付息方式下现金流出的时间和数额。 2、发行债券 定期还本付息优于分期付息方式。 3、企业间资金 利用集团资源和信誉优势实现整体对外筹资，再利用集团内各企业在税种、税率及优惠政策等方面的差异，调节集团资金结构和债务比例，既能解决资金难题，又能实现集团整体税收利益。 4、借款费用 ①企业发生的借款费用多数可以直接税前扣除。 ②有些借款费用需要计入资产成本，分期扣除。 如企业为购置、建造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经过12个月以上的建造才能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的存货发生借款的，在有关资产购置、建造期间发生的合理的借款费用，应当作为资本性支出计入资产成本。 5、租赁 ②经营租赁的租金可以在税前扣除。 ②融资租赁资产可以计提折旧，计入成本费用，降低税负。 （二）利用权益筹资避税（每股收益率＝［(EBIT-I)*(1-T)］/股数） 留存收益筹资可以避免收益向外分配时存在的双重纳税问题（企业所得税和股息个人所得税） （三）负债的合理避税方法--债券转换的避税筹划技巧与案例 采用账面价值法时，将被转换债券的账面价值作为转换股票的价值，不确认转换损益。采用市价法时，换得股票的价值基础，是其市价或被转换债券的市价中较可靠者，并确认转换损益。 上例债券于1997年6月30日全部被转换为普通股2500股(50000/1000*50)，当时市价每股25元。福州天海电子公司用实际利率法摊销溢价，至1997年6月30日尚有未摊销额700元，其账面价值为500700，则在两种方法下，转换的分录为 方法一：账面价值法 借：应付债券50000 应付债券溢价700 贷：股本25000 资本公积25700 方法二：市价法： 借：应付债券50000 应付债券溢价700

企业合理避税的分析

摘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我国企业经营模式走上了另一个巅峰。越来越多的企业走上了合理避税的道路，我们不难发现企业合理避税已经成了绝大部分企业的战略部署。合理避税的方法各式各样关键取决于企业自身适合什么样的税务筹划方案。不同的企业有不一样的避税方式，但目的不外乎就是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然而在我国这样的法制大国一旦涉及税收便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于法律而言偷税、漏税都是触犯国家法律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提出了“合理避税”这样一个名词，就是要让企业在合情、合理、合法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减少财务成本，实现企业盈利最大化，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但是，即使是这样企业合理避税还是存在一定程度问题的。本文首先介绍了合理避税概念、意义、影响让大家对合理避税初步认识，然后又总结了一些常见合理避税的办法，从这些办法中不难发现企业合理避税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深入了解并找出解决方案，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关键词：合理避税; 税务筹划; 财务成本

ABSTRACT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o promote our country enterprise management pattern on the another peak.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in the path of a reasonable tax avoidance, we is not hard to find reasonable tax avoidance has become most enterprise strategy. Key depends on the reasonable tax avoidance method of all kinds enterprise itself is suitable for what kind of tax planning scheme. Different companies have different ways of tax avoidance, but nothing more than a maximize profits yet in our country the legal powers when it comes to tax is a serious problem, the law for tax evasion, tax evasion are breaking the laws of the state. So here we put forward the "fair tax" such a word, is to make our enterprise within the scope of reasonable, fair and legal maximum reduce financial cost, maximizing profits, occupy the favorable position in the market competition. But, even so, the enterprise reasonable tax avoidance or problems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reasonable tax avoidance, meaning, influence let everybody to the reasonable tax avoidance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then summarizes some common reasonable tax avoidance, from the way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enterprise reasonable tax avoidance, and then to understand and find out solution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finally, to summarize the full text. Key words: A reasonable tax avoidance; The tax planning;Financial cost

#企业合理避税各种方法 原理

企业合理避税各种方法运用 所谓避税是指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和税负最低化，研究各国税收法律之间的差异，策划个人或集团内部财务节税计划，以规避纳税。 外资企业都各有避税秘方，虽然说避税违反了税收立法意图，有悖于政府的税收政策导向，但避税并不违法，法律上存在合理避税之说。正因如此，很多外资企业采取各种招术，以达合理避税的目的。 转让定价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张小姐透露，他们在审计外资企业的时候，常会遇到一些利用现有中国税法不健全进行转让定价的避税方法。 张小姐举例说，她在审计中，就遇到一家总部设在国外分部设在国内的加工制造企业，总部有意提高原材料成本价格，增大负债，在售价不变的情况下，使收益减低，甚至出现亏损，在亏损后，还会增加投资，常年如此，税务部门拿这种做法也无可奈何。这种做法被审计人员叫做“转移定价”。这家企业“长亏不倒”的做法在很多外企中也很盛行。 转让定价是现代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进行国际避税所借用的重要手段。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许多避税活动，不论是国内避税还是国际避税，都和转让定价有关。它们往往通过从高税国向低税国或避税地以较低的内部转让定价销售商品和分配费用，或者从低税国或避税地向高税国以较高的内部转让定价销售商品和分配费用，使国际关联企业的整体税收负担减轻。 贷款高利率利用专有技术等无形资产作价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或隐藏在设备价款中的一种手法。外商利用人们不了解设备和技术的真实价格，从中抬高设备价格和技术转让价格，将企业利润向境外转移。它们在抬高设备价款的同时，把技术转让价款隐藏在设备价款中，以躲避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应纳的预提税。 劳务收费标准“高进低出”。关联企业之间相互提供服务或劳务，通常是境外公司收费高，境内公司收费低甚至不收费。有的还虚列境外公司费用。 资产评估提高折旧张小姐曾遇到过一家香港公司，每年都要对其房地产进行价值评估，其在华子公司因为要和香港母公司进行合并报表，所以也要同时评估其在华房产。这也是外资一种避税的有效方法。如房地产评估增值，每年计提的折旧也会相应的增加，纳税自然也会相应减少。 国际避税地建公司记者还从一位曾在台湾某企业工作过的陈小姐那里得知，在避税港注册也是一种办法。他们那里曾经也采用过相同的办法。在国际避税地建立公司，然后通过避税地的公司和其他地方的公司进行商业、财务运作，把利润转移到避税地，靠避税地的免税收或低税收减少税负。在长三角地区，一些外资企业的投资方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方，而实际在岛上，它们可能只有一间办公室。 运用避税港进行避税是跨国纳税人减轻税负增加收入的手段之一，而维持税收制度在筹措国家财政资金方面的有效性，又是各国税务当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在跨国纳税人不断运用避税港的情况下，国家的税收权益不断遭到损害，税收收入受到影响，税收的公平原则

宜家营销方式与企业税收筹划分析

宜家营销方式与企业税收筹划分析 关键字：经营活动组织结构税收筹划 概要：宜家（IKEA）是瑞典家具卖场，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家具生产商和经销商，截至2008年12月为止在全世界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拥有292家大型门市（其中258家为宜家集团独自拥有，34家为特许加盟）。尽管宜家规模很大，年利润丰厚，但是每年上缴的税款却远小于同等规模的企业，这与其采取了多种积极的节税方式关系密不可分。因此，研究宜家营销方式中的税收筹划思想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经典案例，可以为其余企业节税带来诸多启发。 1943年宜家（IKEA）在瑞典创建，目前品牌价值排名全球第44位，在全世界38个国家拥有310家卖场，共拥有127800名员工，顾客年访问量在5.65亿次。仅在2008年一年，宜家就获取了210亿欧元收入和超过30亿欧元的净利润。宜家每年获取的巨大利润不仅在与通过低成本和低廉的价格吸引了大量的顾客，也通过多种积极税收筹划方法节省了利润。 一、组织架构中的税收筹划 图１宜家的组织架构全面图 以上是整个宜家的组织架构，宜家的组织架构堪称是世界上最独特的架构，可以明显地看出两个特点：1、宜家的母公司、子公司都位于不同的国家；2、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存在服务关系，宜家集团需要支付宜家国际系统有限公司相关的授权费。

设置这个复杂的机构有两个目的：将公司建立在不同的国家，其实是为了使宜家不从属或者是受制于某个国度和政府，而是永远处于家族的节制之中，即便是政变和战争阶段也是如此，没有人可以说的清楚，宜家究竟是哪个过度的公司，它在欧洲很多国度都有资本或管理上互相牵制的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讲，宜家更像是一个“独立于任何国度的公司”，这样宜家就可以享受到利益的最大化，比如说低税收。 第二个目的，由于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授权费，将授权费调控得当，利润就永远为零，地方政府能够从利润为零的企业中，可以收到多少税收呢？具体来说，如果宜家的高级管理层想压缩某国分公司的利润，只要提高该国销售公司缴纳的许可费，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如果当地家具店在缴费之后没有利润剩余，那么就不用纳税了！并且，宜家的品牌授权公司一般设于子公司，这样看来，宜家可以上缴的税收几乎为零！这就实现了“合理避税”。 因而宜家通过以上合法的税收编排将它的税务负担从４０％降到了１５％左右。 二、经营活动中的税收筹划 图２微笑曲线 宜家抓住了产品设计和销售这两个利润回报最大的环节，同时将服务融入到销售环节中，其余的利润汇报较低的环节像生产制造、物流运输基本都是采用外包的方式完成产业链的协调。 因此，宜家集团在产业链上也不同于一般的生产制造企业，如图三。 研发采购生产运输销售服务

合理避税的16种方法

合理避税的16种方法 企业合理避税不是逃税，财会人利用好这16种方法，做足税收筹划！ 现在每个行业竞争都很激烈，每个老板都希望把自己企业的成本费用降下来，让企业利润更多一点。企业老板想要降低成本费用，还要搞好企业的税收筹划，别到最后让企业多交了冤枉税，减少企业的利润，这就需要财务上有个会计方面的能手。 所以很多企业的老板，要求自己企业的会计把税收筹划和企业税收风险的问题放在首位。 日前，后台也收到了很多关于税收筹划的会计朋友留言，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具体学习一下！ 一什么是税收筹划？ 1、税收筹划与避税、偷税有什么不同？ 税收筹划又称“合理节税”，是指纳税人在法律规定的许可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的减轻企业税负，取得企业节税的经济利益最大化。 逃税，本质上与偷税无任何区别，是指纳税人采取虚报、谎报、隐瞒、伪造等各种非法欺诈手段，不缴纳或少缴纳税款的逃避纳税的行为。 避税是纳税人利用税法的漏洞、特例或者其他不足之处，采取非违法的手段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这是纳税人使用一种在表面上遵守税收法律法规，但实质上与立法意图相悖的非违法形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2、国家对于避税逃税的行为有明确的处罚规定，具体如下： 1. 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2. 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 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上述规定处罚。 4.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曾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5.税务、海关、银行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本罪犯罪人相勾结，构成本

企业税收筹划学习心得体会

税收筹划学习心得体会 经过这次学习《企业税收筹划》之后，我觉得用“衣带渐宽；整个心得与体会分为三个部分;一：回顾与总结；（一)整体地表达对学习《企业税收筹划》得总结；１、通过课堂得学习，更加系统深刻、全面有序地认识；（二）具体学习《企业税收筹划》得哪些方面；1、基本理论知识方面；对税收筹划产生得多重效应中得各项体现有进一步得认;基于在学习税收筹划之前有学习过税法、经济企业税收筹划学习心得与体会 经过这次学习《企业税收筹划》之后,我觉得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两句话来形容我在课程《企业税收筹划》学习中深刻而又难忘得体会，也就是内心最为真实得最为有感触得表达。这段学习时间积累得知识将会就是在我以后工作生涯中面对税收筹划工作提供有力得基础得知识保证。 整个心得与体会分为三个部分。 一:回顾与总结。 (一）整体地表达对学习《企业税收筹划》得总结. １、通过课堂得学习,更加系统深刻、全面有序地认识到税收筹划得重要性，特别就是对偷税、欠税、抗税、骗税等违法行为与税收筹划本质性得区别有着深刻得思维审视视觉,为以后与税务打交道奠下了法律思维基础，为个人税务职业规划思维埋下坚定基石. (二）具体学习《税收筹划》得哪些方面。 1、基本理论知识方面.

对税收筹划产生得多重效应中得各项体现有进一步得认识与思考。包括产生积极与消极得可能性因素得分析。 基于在学习税收筹划之前有学习过税法、经济法、税收实务等相关税务课程,对税收相关内容会有初步性与表层次得认知.这样对学习税收筹划会有很大得帮助作用,了解计税等等知识，才可以对其筹划。所以,这门课程得学习，让我对税务会有加强性得巩固，以及纳税思维得培养。 通过基本理论得学习,对我国所涉及得基本税种都可以略知一二,对如何有效进行税收筹划会有一定得相关知识认知，及后续形成得一种筹划思维模式。 ２、案例得升华。 课堂中，老师以一种理论结合实际得教学模式。以大量现实中得案例与老师亲身所接触有关税收筹划得案例，以一种讲解与提问得形式，阐述了筹划得重要性与正当可行性。诠释得更多就是对我们以后工作中能够用上得相关专业知识，培养得就是一种筹划得思维。 对某些小税种,采用得就是学生备课演讲得模式,系统地加强学生得学习认知能力，提高学生动手与动脑得能力，也增进学生间得集体荣誉感，提高学生得团队协调能力。 为个人得演讲能力与舞台表现力得提高提供了强有力得保障，让学生对理论得知识印象更为深刻. 大量得案例，这些筹划思维,能给以后现实工作中，碰上类似得事务处理带来相应得便利与说服力。 二:存在得不足.

企业合理避税的12个方法

一、3种常见的根据政策来避税的方法 1、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如下： （1）企业的研发费用可以按175%进行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 （2）申请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少缴10%的企业所得税，按照利润的15%缴纳。（非高新技术企业需要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 2、小型微利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下： （1）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20万元（含2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20万元到30万元（含30万元）之间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3）小规模纳税人企业的月销售额不超过3万元（按季纳税9万元）的，可享受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优惠政策。 3、年终奖缴税的优惠政策如下： 年终奖的准确叫法是“全年一次性奖金”，年终奖个税计税方法是一种比较优惠的算法，是全年仅有的一次可以除以12计算合适税率的税收优惠。 年终奖是对企业员工们一年来工作业绩的肯定。“年末双薪制”是最普遍的年终奖发放形式之一，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外企普遍会使用这种方法。 企业要利用好“全年一次性奖金”的税收优惠政策，减轻税负，还需要注意以下事项：（1）纳税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对每一个纳税人，该计税办法只允许采用一次。 （2）纳税人取得除全年一次性奖金以外的其他各种名目奖金，如半年奖、季度奖、加班奖、先进奖、考勤奖等，一律与当月工资、薪金收入合并，按税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3）由于个人所得税的法定纳税主体是个人，企业为员工承担的个人所得税不能税前扣除，在年度汇算清缴时，企业应进行纳税调整，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对中小企业合理避税的认识和思考

对中小企业合理避税的认识和思考 【摘要】合理避税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税收筹划的了解，有利于企业增强纳税意识和节税意识，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科学纳税筹划是必然要求。本文首先论述了合理避税的重要性，并针对中小企业合理避税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其提出相关的有效措施和方法。 【关键词】合理避税；问题及对策；方法 一、合理避税的内涵 （一）合理避税的基本含义 合理避税，也称税收筹划。通过不违法的手段对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精心安排，尽量满足税法条文所规定的条件，充分利用税收法规所提供的一切优惠条件，在规定范围内从多种可供选择的纳税方案中选择对企业最有利的方案，以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当然，避税也可以利用税法的漏洞来安排企业自身的财务活动或者是经营活动，以减少企业所应承担的应纳税所得额。 （二）合理避税与偷税漏税的区别 合理避税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展开的，与偷税、漏税、抗税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主要区别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展开手段不同 偷税是指纳税人故意违反税收法规，采用欺骗、隐瞒等方式逃避纳税的违法行为。以违背法律法规的有关条款，对应纳税事实隐瞒或者做虚假陈述，如擅自销毁账本，在账簿上多列或者不列收入，有意少报、瞒报应税项目、销售收入和经营利润；有意虚增成本和乱摊费用，缩小应税所得额；转移财产收入和利润；伪造销毁账册或者票据等。而避税则是通过企业财务人员的对纳税的筹划，从各个方面寻找税收法律、法规中的缺陷和漏洞，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精心安排，使企业能够正大光明地不交税或者少交税。避税与偷税从法律上来讲是有很大区别的，偷税具有欺诈性，国家是不允许的；而避税是国家和法律允许的，其手段是公开地利用法律漏洞或钻法律的空子，不会触犯的法律。 2.法律后果不同 偷税行为与法律规定相抵触，企业一旦无视法律的存在而进行的某些行为，一旦被查明属实，是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的，偷税也不例外。《税收征管法》相关条文规定，对纳税人偷税，有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以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有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款。而避税虽然也达到了少交税的目的，但

税点点企业合理避税的几种方法

税点点企业合理避税的几种方法 企业合理避税一直是每个会计人员都要面对的问题，没有老板愿意多交税，但是又不得不交税，因此，如何合理避税是每个企业到面临的财税问题。那接下来，税点点将在下文中为大家介绍几种合理避税的方法。 小企业如何合理避税合法避税是指在尊重税法、依法纳税的前提下，纳税人采取适当的手段对纳税义务的规避,减少税（作者：税点点）务上的支出。合理避税并不是逃税漏税，它是一种正常合法的活动；合理避税也不仅仅是财务部门的事，还需要市场、商务等各个部门的合作，从合同签订、款项收付等各个方面入手。避税是企业在遵守税法、依法纳税的前提下，以对法律和税收的详尽研究为基础，对现有税法规定的不同税率、不同纳税方式的灵活利用，使企业创造的利润有更多的部分合法留归企业。它如同法庭上的辩护律师，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税是合法的，是企业应有的经济权利。必须强调一点：合法规避税收与偷税、漏税以及弄虚作假钻税法空子有质的区别。 避税的种类按其特征和内容分为国内避税、国际避税和税负转移三种形式。我们将主要为中小企业家们介绍中国国内常用的一些避税方法。 从实用角度来看，国内的避税就是指企业通过各种方法、途径和手段避开国内纳税义务。从更现实的条件出发，企业的老总和财务经理需要解决不同难题。这里简单谈一谈老总们该做什么？ 换成“洋”企业 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税收倾斜政策，因此由内资企业向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等经营模式过渡，不失为一种获取享受更多减税、免税或缓税的好办法。 注册到“避税绿洲” 凡是在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以及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产业区、保税（作者：税点点）区设立的生产、经营、服务型企业和从事高新技术开发的企业，都可享受较大程度的税收优惠。中小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可以有目的地选择以上特定区域从事投资和生产经营，从而享有更多的税收优惠(本节内容读者可参见《推开“离岸绿洲”的门》一文)。 进入特殊行业 比如对服务业的免税规定：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残疾人福利机构提供的养育服务，免缴营业税。 婚姻介绍、殡葬服务，免缴营业税。 医院、诊所和其他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缴营业税。

利润方面常见的12种合理避税方法

利润方面常见的12种合理避税方法 利润是企业在一定期间所获得的经营成果。企业的利润一般包括营业利润、投资净收益、补贴收入和营业外收支等部分。其计算公式为： 利润总额=营业利润+投资净收益+补贴收入+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 营业利润=主营业务利润+其他业务利润-存货跌价损失-营业利润-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销售折扣与转让-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其他业务利润=其他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支出。 投资净收益是投资收益扣除投资损失后的数额。投资收益包括股利和债券利息，对外投资分得的利润，按照权益法核算的股权投资在被投资单位增加的净资产中所拥有的数额以及投资到期收回或中途转让取得款项高于帐面价值的差额。投资损失包括按照权益法核算的股权投资在被投资单位减少的净资产中所分担的数额，以及收回或者中途转让取得款项低于帐面价值的差额。 补贴收入是指企业收到的各种补贴收入，包括国家拨入的亏损补贴、退还的增值税等。 营业外收支净额是指与企业生产经营没有直接关系的各种营业外收入减去营业外支出后的余额。营业外收入包括：罚款收入、固定资产的盘盈和出售净收益，因债权人原因确实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教育费附加返还款等。营业外支出包括：固定资产盘亏、报废、毁损和出售的净损失，非季节性和非修理期间的停工损失。职工子弟学校经费和技工学校经费，非常损失、赔偿金、违约金、公益救济性捐赠等。 利润常发生的舞弊主要涉及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投资收益、投资损失、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等业务。关于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营业税金等常发生的舞弊，譬如：虚列产品和其他销售收入调节利润，虚列销售成本和费用调节利润等，前面章节已用阐述。本章重点放在揭示投资收益、投资损失、营业外收支等业务事项的舞弊行为。 1、虚列收入，调整利润 企业财务人员受上级领导指示，对已实现的收入不按现行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帐务处理。企业领导人为了私利，授意会计人员虚增利润，造成企业虚盈实亏;有的企业谋求团体利益，虚增、虚减、转移或截留利润;有些效益较好的企业为了偷逃税款，对已实现的收入不作销售处理：一是虚挂往来;二是不入帐或跨期入帐，既逃交了税金，又达到隐匿利润的目的。 如：某企业领导对市场看好，产品畅销，效益较好。企业领导为了控制利润增长幅度，指使财务人员将本年300万销售收入不入帐，500万销售收入虚挂往来。使企业利润虚减了200万元(令相应的销售成本计600万元)，从而偷漏了所得税和增值税。 2、虚转成本，调整利润 有的企业管理混乱，财务部门受领导指意，人为地增加或减少销售成本，造成利润虚增或虚减。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库存帐没有设，每笔业务和成本结转都是通过计划利润来作相应的调整。 如：某外企，库存帐没有设，为了贷款，报表上必须得稍有盈余，为了将利润控制在200万元，领导便授意将销售成本随意减少500万元，结果导致企业有500万元的销售成本未转销，使利润虚增500万元。 3、转移股利收入，挂往来帐 投资企业收到被投资企业发放的股利，应作为投资收益下帐。有的企业为了截留分得的股利，将股利不作投资收益处理，而计入其他“应付帐款”。 如：1993年1月1日，A公司购入B公司面值为100元的普通股15000股，另支付手续费8000元。年终收到分得的股利65000元。A公司将取得的股利直接挂入“其他应付款”中以备以后挪用。 4、出售股票收益，用于职工福利 出售股票取得的高于股票帐面价值的数额，应作为投资收益处理。有的企业为了弥补职工福利费的不足，便转作职工福利费，以致于将出售股票收益予以截留。 如：某企业由于职工医疗费和其他福利费支出数额较大，企业有一种潜在的困难，故企业领导者授意财务人员，将出售股票收益20万元，直接记入了“其他应付款”帐户，然后“其他应付款”帐户转入“应付福利费”帐户，而不通过“投资收益”来处理。这样企业既虚减了利润，同时又逃交了应交纳的所得税。 5、截留联营利润，发放职工奖金 企业私心过重，与联营单位协商后，将从联营单位应分得的利润隐匿在联营单位。同时授意联营单位将联营利润由“应付帐户”直接转入“其他应付款”帐户。以后，该投资单位根据需要将应分得的联营利润直接从联营单位提现，放入“小金库”以备用于职工超税定额的工资及奖金。 6、隐藏联营投资利润，直接转入联营投资 现行制度规定，联营投资利润实行“先分后税”的原则，对外投资的企业分得联营利润后，应作为投资收益下帐，依法交纳所得税。但有的企业为了偷逃所得税，将应从联营单位分得的联营利润，直接作增加联营投资的处理，而不作投资收益入帐。 如：某企业为了偷逃所得税，将从联营企业分得的利润，直接追加了投资。双方协定，该企业从联营企业分得的联营利润直接从联营企业的“应付利润”转作联营投资，即：借记：应付利润，贷：实收资本。 7、转移罚没收入，不作利润处理

企业合理避税方法探讨(doc 10)

企业合理避税方法探讨(doc 10)

论企业合理避税 【作者】李晓光 【作者身份】学士 摘要: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逐渐加快，中国企业将面临来自全世界企业的挑战，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更上一层楼？合理避税，成为了中国企业所要考虑的重要措施之一。现代的合理避税，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特点，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的企业应不断加强对税法的学习，增强对企业合理避税的认识，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 一、引言 二、避税的产生 三、现代避税产生的原因 四、合理避税的特征 五、合理避税与偷税的区别 六、合理避税的重要意义 七、合理避税的主要方式 八、总结 一、引言 税款征收与合理避税，历来是一个人们关注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应尽的义务，但是较重的税收负担，有时又成为了制约企业向更大规模发展的桎梏，于是，合理避税成为了企业必须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 合理避税，也称为节税或税务筹划，指纳税人根据政府的税收政策导向，通过经营结构和交易活动的安排，对纳税方案进行优化选择，以减轻纳税负担，取得正当的税收利益。通俗的讲，合理避税可以认为是纳税人利用某种法律上的漏洞或含糊之处来安排自己的事务，以减少他本应承担的纳税数额。由于它的前提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展开的，因此在税务上不应反对，只能予以保护。

二、避税的产生 避税与是随着税收的产生而产生的。因为有了国家税收才有纳税人的避税，当然也产生了国家财税部门的反避税。避税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国家，国家为维持其自身的存在而需要公民缴纳费用，这就产生了最早的税收。随着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税收在其制度结构、征收形式、征收权范围、法制程度诸方面均相应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历史上看，在中世纪的欧洲和春秋时代的中国都出现了较为原始的避税，但是具有现代意义的避税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出现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才有的。首先，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社会化、科学技术发达的基础上。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各个商品生产者彼此既密切联系又展开竞争，因而各个商品生产者都不断加强生产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并使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社会经济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宽，乃至社会生产国际间协作的建立和加强，这样，促进了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与社会财富快速增长。而国家职能扩大又使国家通过税收占有社会财富的份额越来越多，税收制度与其征管的形式与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等级制度和教会的神权统治，实行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在此制度下，国家任何税收的征收都必须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完成立法手续，各种税法只能由议会制定，君主或国家元首都不能擅自决定征税。税法一经颁布，上至总统下至平民，都须按税法的规定，依率计征，依法纳税。这比起以分散孤立、闭关自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专制征税是巨大的进步。这也就是说现代意义的避税与反避税，必须建立在法制健全的市场经济之上。如果说市场经济是现代避税与反避税的经济学基石，那么，民主平等的原则和公民法律地位的确立就是现代避税与反避税的法律学基石。 由上述可见，避税是随着税收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税收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只要税收存在，纳税人就不可避免地会利用各国税法规定和税负水平上的差异或税制的不完善之处，采用变更住所、转移资金、成本、费用、利润等种种公开合法的手段，谋求最大限度地减轻国内或国际的纳税义务。在此再进一步分析避税产生的原因。利益的驱使是避税产生的根本原因。人们大都在为自己本人或集团的利益忙碌着，总希望自己本人或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当客观条件允许的时候，就会采取行动。避税正是这样，当国家税法“有意引导”、“有空可钻”时，纳税人就会想方设法来达到少纳或不纳税的目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相结合，造成了避税的产生和存在。避税最初产生是这样一种情况下的结果：纳税人为了抵制政府过重的税收征收，为了维护本身的既得利益，若采用各种违法的偷漏税手段来减轻或避开其纳税负担，就很容易受到国家法律的严厉制裁，东窗事发后，不但要补缴其应纳税款，还要遭受罚款或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罚，于是就积极寻求合法而有效地躲避征税的途径。在寻求的过程中，纳税人渐渐发现国家税法并不是无懈可击的，由于种种的原因使税法有其自身的“缺陷”，这些“缺陷”可以直接或间接被纳税人利用来减少或避开征税，并可坦然地面对政府的各项税收检查而安全顺利过关，既少纳税或不纳税又不触犯法律。有此何乐而不为呢？不违法，少纳税，多得利，这就是最初避税产生的原因。 三、现代避税产生的原因

合理避税(高新技术企业)

常用的避税方法有很多，主要有：利用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转移定价法、成本计算法、融资法和租赁法。 用足税收优惠政策 新税法的颁布实施将减免税的权力收归国务院，避免了减免税过多过乱的现象。同时，税法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从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2年；利用“三废”作为主要原料的企业可在5年内减征或免征所得税；企事业单位进行技术转让以及与其有关的咨询、服务、培训等，年净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暂免征所得税等等。企业应该加强这方面优惠政策的研究，力争经过收入调整使企业享受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最大限度避税，壮大企业实力。 同时，现在全国各地经济开发区如雨后春笋，他们开出的招商引资条件十分诱人，大多均以减免若干年的企业所得税、减免各种费用等等条件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如果您的企业是高新技术产业或受鼓励产业，如此优惠的条件当然成为企业规避税收的优先考虑因素之一。 定价转移 转移定价法是企业避税的基本方法之一，它是指在经济活动中有关联的企业双方为了分摊利润或转移利润而在产品交换和买卖过程中，不是按照市场公平价格，而是根据企业间的共同利益而进行产品定价的方法。采用这种定价方法产品的转让价格可以高于或低于市场公平价格，以达到少纳税或不纳税的目的。 转移定价的避税原则，一般适用于税率有差异的相关联企业。通过转移定价，使税率高的企业部分利润转移到税率低的企业，最终减少两家企业的纳税总额。 出于不能公开的原因，对我们接触到的部分企业和公司的规避税收行为均予匿名。某公司 A将总部设在了沿海经济特区，享受15%的所得税率优惠。他们的产品生产是由A公司设在中国地区的 B公司完成， B公司适用33%的比例税率。 A公司每年从 B公司购进产品100万件对国外销售，进价每件6.8元，售价每件8.3元。显然，这种产品的生产成本5.2元/件，那么这两家公司的利润与应缴税款就已经十分明显了： A公司年利润额＝(8.3—6.8)×100＝150(万元) A公司应纳所得税＝150×15%＝22.5(万元) B公司年利润额＝(6.8—5.2)×100＝160(万元) B公司应纳所得税＝160×33%＝52.8(万元) A、 B两公司总共缴纳所得税＝22.5+52.8＝75.3(万元)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税收筹划分析

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税收筹划分析 【10/17/2002信息】一、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投资区域过于集中，且区域特色不够明显 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港澳地区，最近几年，主要集中于港澳地区和美国、欧盟、日本等20余个发达国家和地区。这种过于集中的地区分布、不但不利于分散风险，而且往往造成我国境外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竞相压价，不但损害了自身利益，也影响了国际市场的开拓与发展，而且损害我国企业的国际形象。同时，我国企业没有较好地把自己的技术优势与所投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政策、资源优势、市场条件和消费水平结合起来，没能形成独具特色的投资优势。 (二)投资规模有限，投资方式单一，融资渠道较少 众所周知，我国跨国企业投资规模小，销售收入不高。而且投资方式也较单一，目前在境外投资企业中，对外投资方式仍有78％属于新建，兼并收购仅占22％，且经营方式以合资为主，所有权的安排以少数股权居多。此外，从融资渠道上看，我国企业海外经营活动的规模亦受到很大限制。一般来说，大型跨国公司不是有自己的财务公司之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就是在境内外有密切联系的金融伙伴，而我国从事海外投资经营活动的企业很少有自己的财务公司，又没有对外担保权与对外融资权，因此，很难在国内外通过直接或间接融资渠道筹集资金，难以与国际市场中堪称“航母”级

大企业进行市场份额的争夺。 (三)没有明确的跨国战略投资目标 跨国公司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组织，战略投资是其海外投资的一大特点。跨国公司境外投资是战略投资，从长期利益出发，先立足，后发展，再扎根，目的是占领市场。这与个别中小企业寻求短期利益甚至欺诈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跨国公司把母子公司看作一个整体，各子公司之间联成一体，在全球范围内协调行动，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配置和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而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大多数是中小企业，缺乏真正的跨国经营意识，一般只求“投资少、见效快”，缺乏打开国际市场的战略目标。总公司没有统一的全球战略，子公司之间是孤立的、分割式的经营，各地的子公司不能联成一体，各子公司仅与母公司进行双向联系，整个公司没有形成统一的全球网络，子公司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协调行动，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和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四)管理水平有限，服务较差 我国许多企业跨国经营管理不善，如母子公司关系没有理顺，行政性管理色彩很浓，基本上是粗放型管理，使海外子公司缺乏足够的积极性及独立灵活的市场应变能力，从而使得成本中的管理费用过高；一些企业的母公司尚不具备条件去有效地监督海外企业的资金动作状况，子公司的财务状况混乱。 二、跨国经营进行税收筹划的可行性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这也表明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确实面临不少的困难，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多方面着手进行。从财务的角度出发，进行税收筹划则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税法规定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事

企业合理避税的12种方法

企业合理避税的12种方法 1.换成“洋”企业 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税收倾斜政策，因此由内资企业向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等经营模式过渡，不失为一种获取享受更多减税、免税或缓税的好办法。 2. 2 注册到“避税绿洲” 凡是在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以及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产业区、保税区设立的生产、经营、服务型企业和从事高新技术开发的企业，都可享受较大程度的税收优惠。 3.进入“特殊行业” 比如：对服务业的免税规定：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残疾人福利机构提供的养育服务，免缴营业税。婚姻介绍、殡葬服务，免缴营业税。医院、诊所和其他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缴营业税。安置“四残人员”占企业生产人员35%以上的民政福利企业，其经营属于营业税“服务业”税目范围内(广告业除外)的业务，免缴营业税。残疾人员个人提供的劳务，免缴营业税。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计入收入总额。 4.做“管理费用“的文章 企业可提高坏账准备的提取比率，坏账准备金是要进管理费用的，这样就减少了当年的利润，就可以少交所得税。

企业可以尽量缩短折旧年限，这样折旧金额增加，利润减少，所得税少交。 另外，采用的折旧方法不同，计提的折旧额相差很大，最终也会影响到所得税额。 5.用而不“费” 中小企业私营业主应考虑到如何对经营中所耗水、电、燃料费等进行分摊，家人生活费用、交通费用及各类杂支是否列入产品成本。 当今的企业界，这一项被频繁运用。他们将自己买房子、车子的支出，甚至子女入托上学的费用都列支在公司经营项目。这样处理并不为国家政策所允许，虽然此方法在时下的企业界并不鲜见，但诚信互通在此并不提倡。 6.合理提高职工福利 中小企业私营业主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考虑在不超过计税工资的范畴内适当提高员工工资，为员工办理医疗保险，建立职工养老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和职工教育基金等统筹基金，进行企业财产保险和运输保险等等。这些费用可以在成本中列支，同时也能够帮助私营业主调动员工积极性，减少税负，降低经营风险和福利负担。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支出赢得良好的综合效益。 7.做足“销售结算“的文章 选择不同的销售结算方式，推迟收入确认的时间。企业应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延迟收入确认的时间。延迟纳税会给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节税的效果。 常用的避税方法有很多，但一般不外乎：利用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转移定价法、成本计算法、融资法和租赁法。 8.用足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合理避税的60种方法+42个技巧

【绝对干货】企业合理避税的60种方法+42个技巧，赶紧收藏！ 一、销售收入方面（销项税额） （一）发出商品，不按"权责发生制"的原则按时记销售收入，而是以收到货款为实现销售的依据。其表现为：发出商品时，仓库保管员记帐，会计不记帐。 （二）原材料转让、磨帐不记"其它业务收入"，而是记"营业外收入"，或者直接磨掉"应付帐款"，不计提"销项税额"。 （三）以"预收帐款"方式销售货物，产品（商品）发出时不按时转记销售收入，长期挂帐，造成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 （四）制造大型设备的工业企业则把质保金长期挂帐不转记销售收入。 （五）价外收入不记销售收入，不计提销项税额。如：托收承付违约金，大部分企业收到违约金后，增加银行存款冲减财务费用。 （六）三包收入"不记销售收入。产品"三包"收入是指厂家除向定点维修点支付费用外，还有按一定比例支付商家"三包费用"（含配件），保修点及商家挂帐不记收入，配件相当一部分都记入"代保管商品"。 （七）废品、边角料收入不记帐。主要是工业企业的金属边角料、铁肖、铜肖、铝肖、残次品、已利用过的包装物、液体等。这些收入多为现金收入，是个体经营者收购。纳税人将这些收入存入私人帐户，少数应用在职工福利上，如：食堂补助，极个别用于上缴管理费，多数用在吃喝玩乐和送礼上。 （八）返利销售。市场经济下的营销方式多变，返利销售是厂家为占领市场，对商家经营本厂产品低于市场价格的利益补偿,是新产品占领市场的有效手段,是市场营销策略的组成部分.其形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商家销售厂家一定数量的产品,并按时付完货款,厂家按一定比例返还现金 二是返还实物、产品、或者配件。商家接到这些现金、实物后，现金不入帐也不作价外收入，更不作"进项税额转出"，形成帐外经营。 （九）折让收入。折让即折让与折扣，相似于返利销售，所不同的是：折让是发生在销售实现的时候，在发票上注明或另开一张红票反映的销售方式。按照税法规定，在发票上注明折让数额的，按实际收款记收入。另外开具红票的，不允许冲减收入。在实际工作中，纳税人往往是用红票冲减收入，将冲减的收入以现金方式给购货员，购货方不记价外收入，造成少缴税款。 （十）包装物押金逾期（满一年）不转记销售收入。 （十一）从事生产经营和应税劳务的混合销售，纳税人记帐选择有利于己的方法记帐和申报纳税。 （十二）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包括应缴消费税的摩托车、汽车、游艇等，不符合免税规定的，也不按4%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而是直接记营业外收入。 （十三）为调节本企业的收入及利润计划，人为调整收入，将已实现的收入延期记帐。 （十四）视同销售不记收入。企业用原材料、产成品等长期投资，产品（商品）送礼或作样品进行展销，不视同销售记收入，不记提销项税额。 （十五）母公司，下挂*多家子公司，涉及增值税发票、普通发票部分的业务全部在母公司核算，其它任由子公司，子公司每年向母公司上缴一定的管理费。 （十六）小规模纳税人为了达到一般纳税人标准，在认定后，达不到标准将要年检时，采取多家一般纳税人互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货款也互相支付，但就是一点，几家开具发票，互相之间的业务都不增值，这些就是一些企业税负偏低的一种原因。 （十七）已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丢失，又开具普通发票，不记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