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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讲稿

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一、上古文化：

在古文化产生的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是工具。猿人最初使用的工具是天然和简单加工的石块，考古学上将这一时期称为旧石器时代。从元谋人直到距今约7000年前的四川资阳人均处于这一时代。其中火的使用是旧石器时代先民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创造。从距今7000年开始，中华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磨制的较为精致的石器取代了打制的粗糙的石器。农业、畜牧业取代采集狩猎，成为首要的生产部门。以“泥条盘筑”为主要制作方法的陶器也广泛出现。

与物质文化长足进展的同时，中国先民的观念文化亦日益丰富、深化。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便是其主要存在形态。中华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另外表现在关系方面，人在世界中所处的关系有两种，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社会内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古时代主要有男女通婚关系，以及由此关系制约的氏族关系。其组织

形式则包括原始群、家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等。

二、殷商西周文化：

商人发祥于山东半岛渤海湾。在初始阶段，商人主要从事游耕农业。与此相适应，商人的都城一再迁徒，史称“不常厥邑”。在长期定都的条件下，商人的文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兼具“象形”、“会意”、“形声”等制字规则的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了成熟阶段。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迁殷以后的商人率先“有册有典”。以殷为中心展开活动的商人，脱离原始社会未久，在以神秘性与笼统性为特征的原始思维的支配下，商人尊神重巫，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关于殷商时期的神本文化，古代典籍屡有记述。《礼记·表记》便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周人确立的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双重功能的宗法制，其影响深入中国社会机体。虽然汉以后的宗法制度不再直接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但其强调伦常秩序、注重血缘身份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精神却依然维系下来，并深切渗透于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习惯之中。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特征的话，那么，这种文化特征正是肇始于西周。

三、春秋战国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辉煌，最根本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所谓“百家”，当然只是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说。对于其间主要流派，古代史

家屡有论述。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具体说来，在天道观上，儒家承继西周史官文化以“天命”与“人德”相配合的思路，宣扬“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同时又对神灵崇拜作淡化处理。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它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港社会和方兴的封建大一统宗法社会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因而，道家在许多方面都是儒家的对立面：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

法家的先驱人物是齐国的管仲与郑国的子产，他们力主强化法令刊

律，使民“畏威如疾”，以达到富国理乱的效果。他们的理论是：火烈，民望而畏之，故死于火的人少；水弱，民狎而玩之，故死于水的人多。因此法令刑律宜严不宜宽。墨家的创立者是鲁国人墨翟，其信徒多系直接从事劳作的下层群众，尤以手工业者为多。故墨家学说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尚力”），反对生存基本需要外的消费（“节用”），企图以“普遍的爱停止战乱取得太平”（“兼爱”），同时又尊崇天神（“天志”），鼓吹专制统治（“尚同”），从而典型地映现出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性格。

创立诸子学派的孔墨老庄，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们以巨大的热情、雄伟的气魄和无畏的勇气，开创学派，编纂、修订《易》、《书》、三《礼》、《春秋》等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并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无比广阔的领域发表纵横八极的议论。正是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追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有鉴于此，文化史家借用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四、秦汉文化：

秦汉帝国的盛大根植于新兴地主阶级的生气勃勃、雄姿英发。由统治阶级精神状况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基调也处于一种不可抑制的开拓、创新的亢奋之中。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万里绵延、千秋巍然的秦长城，“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气势磅礴、规模浩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水域总面积超过北京颐和园五倍的长安昆

明池，“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汉赋，以百

科全书式的恢宏眼光观照历史的《史记》，无不是在秦汉宏阔文化精神的统摄下产生出来的辉煌制作物。

开拓进取、宏阔包容的时代精神作用于中华文化共同体内部，激发了工艺、学术的创作高潮；作用于共同体外部的广阔世界，则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的相互交融。秦汉时代，中国文化从东、南、西三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广泛交流，其中最著名的文化活动是汉武帝时期导致丝绸之路开辟的张骞通西域。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产品远抵西亚和欧洲，西域乃至印度的文明成果，也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中国文化因此增添了灿烂的色调和光彩。

五、魏晋南北朝文化：

战乱与割据打破了帝国的一元化政治与集权式地主经济体制，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生动活泼的多元发展局面。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宋书·谢灵运传》）玄学是魏晋时期崛起的一股新的文化思潮。随后，道教形成。与道教勃兴的同时，另一支宗教大军也气势日增地开进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系统，这就是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由此形成二学（儒学、玄学）、二教（道教、佛教）相互颉颃、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荡的格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玄、佛、道二学二教的相互冲突、相互整合，造成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这一时期因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的胡汉文化的大规模冲突，更使魏晋南北朝的

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在文化的多重碰撞与融合中，中国文化得到多向度的发展和深化，强健而清新的文化精神大放异彩。

六、隋唐文化：

隋唐文化的气象恢宏，与地主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休戚相关。魏晋南北朝，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是门阀世族地主阶级，他们凭借门第、族望而世代盘踞高位，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高门大姓”以外的庶族或寒门则进身不易。然而，门阀世族势力在隋唐时期趋于急剧没落。给予门阀地主致命打击的首先是摧枯拉朽的隋末农民大起义，继之而来的则是杨隋和李唐政权所推行的包括均田制、“崇重今朝冠冕”及科举制在内的一系列全面压抑门阀世族的改革措施。在门阀世族衰落的同时，大批中下层士子，由科举人仕途，参与和掌握各级政权，从而在现实秩序中突破了门阀世胄的垄断。

在隋唐之际巨大社会结构变动中登上中国文化舞台的庶族寒士是正在上升的世俗地主阶级的精英分子，有为的时代，使他们对自己的前途与未来充满自信和一泻千里的热情，唐代文化因而具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

中国文化发展至唐，显示出一种阶段性的集大成的灿烂风采，其辉煌令后世追慕不已。

七、两宋文化：

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乃是理学的建构。两宋理学，不仅将纲常伦理确立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亦即“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为指明自觉认识天理的途径，朱熹精心改造

了汉儒编纂的《大学》，突出了“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

宋词雅，宋画雅。苏轼在《跋宋汉杰画山》一文中提出“士人画”这一观念，强调融诗歌、书法于绘画之中，以绘画来表现文人意趣。以此文化心理为总背景，两宋绘画富于潇洒高迈之气与优雅细密、温柔恬静之美。宋词、宋画、宋文以及宋代理学构筑成一个精致辽阔的上层文化世界，而在这一世界之外，别有

一种文化形态崛起，这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以及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成长起来的野俗而生动的市民文化。在熙熙攘攘、风波丛生的快节奏都市生活中，市民们无意于追求典雅的意境，浓郁迷离的诗情，而是醉心于能直接地并情调热烈地满足感官享受的艺术样式，因此，市民文化从其诞生起，便显示出一种野俗的活力与广阔的普及性。

八、辽夏金元文化：

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产生了双重文化效应。一方面，北、宋人因被动挨打而生的忧患多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岳飞等优秀词人的忧患之作与悲愤之唱，范仲淹与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莫不是这种文化大背景孕育的产物。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羌、女真等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收到丰富营养。

元蒙统治时期，汉族士人文化被游牧民族踏得支离破碎，科举制度中止七八十年，以致元代文人仕进堵塞，一部分穷困潦倒者于是与盛行勾栏间的杂剧产生了亲缘联系。元杂剧不仅愤激地谴责黑暗，凝重地传递、倾吐内心的不平，而且以一种充满希望的热情，去讴歌非正统的美

好追求。元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大规模开放，使大批中亚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居内地。他们之中，有不少科技人才。异邦的先进科技，尤其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学、数学，以他们为媒介，流人中国科技界。与外域文化输入中国的同时，由于蒙古人的西征，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以蒙古军和阿拉伯人的战争为中介，传人阿拉伯，再传人欧洲。

九、明清文化：

就中国古典文化而言，其生命也有一个由生长到全盛到衰落的历程。明、清（公元1840年前）两代便处于这一历程的后段。同时它又为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准备着条件。明代与1840年前的清代，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晚期。在这几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缓慢而又重大的变化，随着自耕农的普遍发展，庶族地主力量的增长，以及屯田向私有和民田的转化，传统的地权占有形式发生变更；随着租佃关系上自由租佃的出现，永佃制、押租制的发展，雇佣关系上封建性雇工向自由雇工的过渡，封建依附关系发生松解；与此相关联，某些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开始在封建制度母体内出现，凡此种种，皆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阶段。

明清两代，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重大时期，当中华帝国驱逐传教士，封闭国门，陶醉于“十全武功”之时，欧亚大陆的远西端，新兴的资本主义呼唤来工业革命，瓦特发明的双向运动蒸汽机，使欧洲人获得一盏“阿拉丁神灯”。产业革命催化国际分工，资本以其魔力无穷的巨掌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的大潮之中，宗法农业社会的中国也在劫

难逃，工业先进的西方是决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中西方的冲突已成为不可避免之势。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血与火的形式把中国文化推人了一个蜕变与新生并存的新的历史阶段。

下面我们再看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有哪些特征，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具体来讲，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是它的延续性、凝聚力与包容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在近六千

近现代以来，随着中国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国势衰微和西学东渐，国人对传统文化多有质疑，有褒之者，有贬之者，反反复复，因情势不同而异。

什么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好好在那里，不好又不好在何处，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冷静思考，不能因情势不同而作墙上草任意褒贬，使国人无所适从。

所谓传统文化，广义上看应包括中国有史以来的所有文化，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狭义上主要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中国儒释道文化，特别是宋明以降的程朱理学。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从汉武帝始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诸子并存、百家争鸣，后期一儒统天下，虽然也有释道参杂其中，个别时候甚至盖过儒术，但总体上是儒家独步天下，无有能与争雄。前期，应该说是积极的，各种思想学术观点相互交流碰撞，在春秋战国时期缘于当时的社会形势达到极盛，开创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比肩于欧洲之古罗马和希腊文化。后期，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封建国家以政权强行推崇，虽然在当时和后来起到了巩固封建统治、强化中央集权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文化学术被束缚，人们思想被禁锢，儒家学说自身也在皇权的笼罩下不断式微、没落、保守、落后，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官方学术。就儒家文化本身来讲，也有个发展阶段问题，汉武帝之前大致为先秦儒学，武帝至宋为汉魏经学，宋以后为程朱理学。先秦儒学只是当时的一个著名学派，在当时诸子百家并立的情况下，为中国社会文化的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后来的两个发展阶段不断官方化、程式化，终于成为钳制人们思想、制约社会发展的教条，于明清之际登峰造极。国人现今所言之传统文化，一般即指汉武帝后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

文化，特别是程朱理学。

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发展脉络，我们不难看出，总体上中国传统文化相较于世界近现代文化，三纲五常、仁义道德的空洞说教相较于自由、民主、人权的现代价值观，已经是一种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尽管这种文化在其总体落后中仍有其合理的成分和精华部分，但作为一种文化主体，、它显然已不能再适应我们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更不能适应当今信息时代的需要，用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这个问题实际上早在戊戍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即已解决，甚至在明清之交黄宗羲、李挚、顾炎武等人即已洞明此事，却为何在近现代特别是在今天仍有人在此问题上步严复、张勋之后尘不断寻衅。一则由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转轨一波三折、反反复复，使国人对新文化的先进性产生了疑问；二则由于一些人的教条主义思维作怪，看问题简单片面，一但社会发展遭遇挫折，不是克服困难向前进，而是向后寻找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迷恋于过时的文明、昔日的辉煌，袁世凯、张勋如此，吴佩孚、蒋介石如此，建国后一些没有远见的领导人和现代的一些伪学者如此。

任何一种落后文化都有其积极的成分，任何一种先进的文化也有其消极的地方，我们说先进落后是指总体而言，而不是一概而论，毛主席不是也讲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吗？难道我们能因为传统文化有些合理的成分就视为金科玉律吗？难道我们能因

为现代文化有其消极的地方就弃之不用吗？难道我们能因为东南亚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学者鼓吹和提倡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就认为这种文化从总体上仍然有生命力吗？？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其精髓，有些地方将会闪耀其千古不变的光辉，但这并不能掩盖它作为一种文化主体的没落性，狭义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看是一种封建意识形态，必须革而除之。现而今我们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恰恰在现实中继承的是一些封建糟粕，而中华民族真正优秀的传统文化反而没有继承到，致使国人的思想越来越狭隘，国民道德素质愈来愈低下。反而是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华侨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发扬广大。近年来海外和东南亚热炒中国传统文化，实际炒的就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而不是所有的传统中国文化，更不是现今我们一些人所言之传统文化；即便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要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也有赖于东南亚诸国的民主化改革，同样是儒家的一些优秀文化成分在我国古代和近现代就很难发挥其作用，此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奉劝我们的一些政要和学者登高望远，勿作井底之蛙。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从孕育发生到雄壮强大，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日臻丰富的历程，也是人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

一、前文明期：猿人到大禹传子

（一）基本特征：蒙昧时代

这是中国文化的史前期，它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相当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二）主要情况

1.中国人种及文化独立起源。大量考古发现有力驳斥了中国人种西来、南来、东来诸说这类论断。我国境内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的考古遗址表明，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居民间，体质上存在明显的承续、发展的人种学序列，基本上是在一个大的人种（蒙古人种）主干下发生和发展的，还未发现西方人种的参入，中国人种西来说和中国文明西源论缺乏人类学依据。也就是说，中国石器时代文化是在相对单一的人种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对以后中国文化持续稳定的独立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2.农业起源的中心奠定了农业文化的基石。经历了一百多万年的采集和渔猎活动，我国境内的原始人积累了丰富的动植物知识，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农业栽培和家畜驯养。中国无疑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包括稻作和旱作在内的丰富多彩的农业生产方式，奠定了有别于游牧方式的农耕文化的基石，由此决定了后来中国文化的许多实质性特点。

3.中国文化的多元发生。中国前文明期时期的文化遗址数量极多、分布极广，恰似“满天星斗”，它预示着中国文明的多元发生，然而其主体集中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及其南北不远的范围内，这与文献传说大致相符，华夏（河洛）、东夷（海岱）和苗蛮（江汉）三大先民集团，在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就得到了部分的证明。

二、雏形期：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

（一）基本特征：文明奠基，元典创制

像世界其他地区独自生成的文明系统一样，此一阶段已经奠定了文化的基本构架，后来影响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达两千多奶奶许多特征在此阶段已初步显现。尽管这一时期华夏组的宏大空间（“中国”）还很有限，尚没有对南北四方产生足够的作用力，但中国文明的基石已初步奠定，象形会意的汉字、儒墨道法等诸子思想、宗法伦理等等都对后世影响甚巨。

（二）主要情况

1.文明初兴。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在我国范围内普遍出现了文字、青铜器、宫殿、祭坛等，中国文化开始进入文明阶段，这与文献所载古史系统中的夏代相当，目前在豫西、晋西南进行的考古发掘正在揭开童年时期（夏代）中国早期文明的面纱。

2.青铜文化独具特色。中国青铜时代的诸特点，如铜锡合金、块范铸法、有特征性的器物类型及其组合，这些都与西方文明有所不同，尤其重要的是，中国青铜器优先用作礼器，以象征王权和等级秩序，其次用作兵器，以投入战争维护政权，而不像其他文明中那样主要用做生产工具。

3.天、地、人三大祭祀发达。尤其是祖先崇拜特别发达，这与早成的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互为因果，并孕育了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特征，如慎终追远、重史立言等。

4.中国文化第一次转折。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社会

变革和文化转折时期。私有经济迅速发展，世卿世禄的世袭社会向俸禄制的官僚社会过渡，宗法封建制转变为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学在官府”发展到“学在私门”，“士”阶层兴起，一元文化离析，多元文化发展，诸子并存，百家争鸣，学术枝蘖，各门学科逐渐走上独立分化之路，，如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医学、数学、农艺、军事学、天文学等，各领域都吸收然后扬弃了宗周的文化体系，与社会变革的新时代相表里，达到空前繁荣的水平。这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元典时代”）。

5.元典创制。这一时期形成的《诗》、《书》、《礼》、《易》、《春秋》及《论语》、《墨子》、《庄子》、《老子》、《孟子》等中华元典，系统地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中坚理念。人文精神、天道自然的宇宙生成论、忧患意识等，以及阴阳、道器、有无、理气等范畴，在诸子辩难、百家争鸣中已张扬开来，为后世中国文化的观念层面垂范作则，建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三、定型期：秦汉

（一）基本特征：大一统的帝国模式和文化模式基本定型

从公元前220年到公元后220年的这四个多世纪，是一个连续的文化过程。如果向前追溯，一统帝国文化的端绪应该溯源至春秋战国之际，因为其时所发生的第一次社会大变革和文化大转型，已经寓合着政治的大一统和文化的大一统。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汉民族在政治、军事以及所有的内外事务上都表现出强劲态势，民族的文化原创力得到辉煌的迸发，并显示出帝国文化的外拓气象。这是“古代帝国的完成期”、“古代中国文化的总归结时代”，它完成了对先秦多元文化的一统整合。

（二）主要情况

1.中国文化的很多基本面貌固定下来。如度量衡的统一、文字的厘定，以及教育模式、户籍控制、官吏考试方式和经学、史学体系的格局大定，形成中国独具的特色，并在帝国内部有效实施。汉族的形成也在此一时期，汉语、汉字、汉方等沿用至今的文化成果，都在秦汉时代基本定格。

2.儒家文化开始在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在经过秦朝至汉朝前期百余年的探索、调适与磨合之后，大一统帝国的集权体制终于找到了一种与之相契合的意识形态，那就是发端于元典时代而又汲纳了道、法诸家的儒家文化。在汉代统治集团倡导的“独尊”氛围下，儒家文化被经学化和官学化，“经学”成为至尊之学，两千年来规范着全民的视听言动。而在统治集团的实际运作中，却儒法兼采、王霸并用，这也成为后代专制集权统治的一般方略；士大夫间流行儒道互补的生活哲学，下层社会则辅之以潜行着的种种民间宗教。

3.中央集权政体、皇权更替、朝代循环的基本模式形成并固定下来。这一模式对后来两千年的改朝换代和文化传承影响甚巨。这种模式是，在一个朝代内部，帝王按严格的宗法制度世袭转让；但当一个王朝腐朽不堪维系，则有雄强者借势取而代之，出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皇帝轮流做”的局面。农民战争或豪强夺权导致的改朝换代反复重演。正因为帝王世袭并不绝对可靠，于是统治者更加重视王权的神化和圣化，后代的专职理论愈演愈烈。值得注意的是，改朝换代并没有引起文化中绝，尽管后继朝代“改正朔，易服色“，但总是自觉认同前代并实现文

化接力，秦汉之际、两汉之际是如此，后来历代也是不是如此。

秦汉时期中国文化由多元走向一统，中原农耕文明在与周边游牧文明的冲突交融中，逐渐赢得强有力的控制地位。秦汉文化足以与南亚的孔雀王朝文化、欧洲的罗马文化相媲美，成为亚欧大陆并峙的三大帝国文化。秦汉时期，既可以视为中国史前文化及元典时代之后的一个大完结、大整合，又可以视为后来的帝国文化乃至中国本土文化奠定模式的独立阶段，这四百多年自成循环，有始有终。

四、融合期：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叶

（一）基本特征：胡汉文化、中印文化大融合

这一阶段，中国文化开始大范围地与东亚、西亚、南亚文化进行涵化整合，踏上了“亚洲之中国”的道路。这一时期，与庄园经济和门阀贵族政治相表里，精神领域里神学弥漫，儒、道、玄、佛各擅胜场，影响着思想意识各文化门类。

（二）主要情况

1.中国文化的第二次转折。魏晋以降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都为之一变，呈现出有别于秦汉的时代特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崩溃，门阀制度和贵族政治成为此后几百年间一大特征。庄园经济和贵族政治导致的割据性，使朝廷对上下文化干预弱化。文化由社会转向个人，由外部转向内部，对个人生命意义和心性情理的探求，给此后几百年见玄学和佛学的高涨留下了充分的空间。经学和名教衰颓，是魏晋以来文化转折的一大标志。“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贱唐虞而笑大禹”成为魏晋至唐代中叶的文化主潮。儒学陷入

困境，其后发家和名家虽曾一度受到重视，但最终代之而起的却是“玄风独振”，佛学兴盛。玄学的发达，可以视为两汉思想禁锢以来的一大解放，是个人主义的复归；儒家思想“独尊”局面被打破后，儒、玄、释、道多元文化，共存共融，形成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后又一度的思想学术大繁荣。

2.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整合是这六百年间文化的一大主题。有别于秦汉的是，这一时期，华夏农耕文化的同化力有所减弱，北方游牧民族的压迫曾经造成“五胡乱华”、南北分治的局面；但游牧文化无疑又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复壮和补强作用，继秦汉之后，隋唐成为又一帝国文化高峰，不能不说得益于充满阳刚精神的北方民族“胡气”的熏染，物质上如此，精神上也是如此。

3.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交互关系是这六百年间的又一主题。佛教传入之初，也曾经与儒、道等文化体系相冲突，但终于与中国的伦理规范、实用理性、崇拜模式、政治需求等等相妥协、相融合；经过排佛、灭佛、佞佛、援佛等过程，佛教逐渐实现了中国本土化，并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尤其是隋唐时期，佛学宗派林立，禅声缭绕，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奇峰异峦。如果按照通行的说法将中国学术史分作七段（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近代新学），那么其中三段（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是直接因为佛教影响而形成学术大势的，而其中的二段（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就在这一时期，后来的宋明理学也潜伏于此。

4.中国文化中心开始向东向南转移。这一过程大规模展开与东晋南渡，至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基本移至南方，所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什九”，但文化中心的南移还没有最后实现，这六百年间正好是南移过程中的过渡和调适期。

五、强化期：唐中叶至明中叶

（一）基本特征：近古文化定型

公元9世纪的中国，继春秋战国之际和汉魏之际以后，发生了又一次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它同时还引起东亚文化圈内朝鲜、日本等地文化也相继发生变革。有不少日本学者和欧美学者，将此次转折看作是中世纪（或称“中世”）向“近世”的转型。中国学者陈演恪则认为：“唐代之史可分作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唐代前后期的转折，规范了中国文化史后半段的大致框架。唐宋以降的一年间，中国文化在自身的发展中，总体上已显示出走出中古文化故辙的种种动向，韵语了部分近世文化因子，可以称之为近古文化期。

（二）主要情况

1. 地主——自耕农经济和文官政治相互结合。唐代中叶以降，领主庄园经济破产，地主——自耕农经济定型；赋税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为开端，以后宋明几带的赋税改革，越来越明确地把朝廷对平民的直接经济关系确定下来。政治上亦是如此，科举制度实行以后。门阀贵族淡出政治，管理直接从地主和自耕农中考选，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此种地主——自耕农经济和文官政治

的特色，与封建时代的西欧、日本大相区别。

文官政治形成

2.市井文化勃兴。唐宋以来，实物经济式微，货币（包括纸币）大量流通；城市由单纯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演变为经济和文化的集散地（这种功能的变化被有的学者谓之“城市革命”）。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兴起，市井文化趋于活跃，反映市民生活及其情趣的小说、戏曲，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另创一格。如果说，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构成中国文学主流脉络，那么中唐以后其俗的一脉（如戏曲、小说等）便由潜渐显。

3.儒学复兴。酝酿于唐中叶，在宋明得以张大的理学，一定意义上是儒家人文理性的复归，尤其是阳明心学已初具道德个人主义的内涵；宋学的怀疑精神和清代考据朴学的实证精神，也已触及到实证科学的底蕴；另外，文人、官僚、地主或商人合为一体，形成所谓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审美情趣、人格理想、道德观念主导了全社会的价值规范，对其后乃至今天的精神生活仍有影响。

4.民族文化的气质从汉唐的雄强外拓转向宋明的精致内敛。唐以后，在日益强化的君主集权格局之下，官僚政治实行文武分离、右文抑武之策，虽然防止了武人割据和篡权，却导致国防劣势，也使民族文化的气质和国民性格发生变化。而与此同时，中国周边民族却日渐崛起，走向与华夏本土文化相抗衡的道路。尽管最终都沿袭、传承了中原农耕文化，但是后进民族的一再军事征服所造成的破坏，无疑也阻碍了中国文化原发式近代转型的可能。